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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史记》产生的历史条件
《史记》产生在西汉盛世汉武帝时代，这决不是偶然的。东汉史家班固对这一时代曾作了高度的理论概括，写下了一段精彩的议论：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缺。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群士慕响，异人并出。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出于降虏，斯亦囊时版筑饭牛之朋已。汉之得人，于兹为盛，??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②汉武帝是西汉第五代皇帝。西汉经过高、惠、文、景四代人的治理，中央集权日益巩固。全国一统，国力充实，"蓄积岁增，户口寝息"①。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必然带来文化学术的高涨。武帝即位，深感"四夷未宾，制度多缺"，为了适应大规模用兵和上层建筑的改革，不拘一格录用人才，所以"群士慕响，异人并出"，"汉之得人，于兹为盛"。范文澜先生指出："西汉一朝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如大经学家大政论家董仲舒，大史学家司马迁，大文学家司马相如，大军事家卫青、霍去病，大天文学家唐都、落下闳，大农学家赵过，大探险家张骞，以及民间诗人所创作经大音乐家李延年协律的乐府歌诗，集中出现在武帝时期。这是历史上非常灿烂的一个时期，汉武帝就是这个灿烂时期的总代表"②。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两代又恰与汉武帝君臣相知，长期恃从左右，参与机要，在统治集团最高层深深体验宏阔昂扬的时代精神，这就是《史记》产生的历史背景和主观条件。试分析如下。
1.《史记》产生是时代的呼唤。
这可从五个方面来看。
首先，如何巩固西汉王朝的统治，需要总结历史的经验，作出学术的综合。早在高帝即位之初，这位马上得天下的开国皇帝，就让陆贾总结"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①的历史经验，寻求长治之术。陆贾总结秦亡的教训是：秦代"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②针对秦政之失，汉王朝做到徭役不烦，刑法不滋，兵马少设，减轻对农民的压迫剥削，才能巩固政权。这一套治国理论，刘邦"称善"，左右呼"万岁"，从而确立了汉初的无为政治。孝惠皇帝和高后继续执行这一治国方针，"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天下晏然，"民务稼穑，衣食滋殖"③。到了武帝即位的时候，民则人给家足，而府库余货财。农业技术提高了，手工业发展了，城市兴起，商业发达，全国一片欣欣向荣。可是，若把时钟拨回一百年，在秦汉之际，"三十年之间，兵相骀藉"，"死人如乱麻"④。陈涉发难，项羽灭秦，刘邦兴起，"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② 《盐铁论》卷四《毁学》。
① 《汉书》卷五十八《公孙弘卜式儿宽传·赞》。
② 《汉书》卷三十二《刑法志》。
① 《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第39 页。
② 《史记》卷九十七《郦生陆贾列传》。
③ 《新语·无为》。
④ 《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赞》。
亟也"①。翻天覆地的历史变化是怎样发生和发展的？这需要学术界对历史作出综合的研究来回答。文帝时贾谊作《过秦》贾山作《至言》，总结秦亡的教训，是陆贾《新语》工作的继续，还是侧重于政治方面。到了汉武帝时代，理论的归纳，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董仲舒倡导"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治"春秋公羊学"，宣扬大一统，已经是学术综合的工作了。与司马谈同时而与司马迁相及的淮南王刘安，他纠集学者编纂了一部"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②的《淮南子》，更是学术综合的工作。司马谈《论六家要指》，强调百家殊途同归，"皆务于治"，明确地阐述了学术综合与治政的关系。司马迁对这一问题有着更深刻的认识，追溯到春秋战国之世。《十二诸侯年表序》云：是以孔子明王道，于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鲁君子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
这段议论把学术总结与现实的政治紧密相连，表明了司马迁的学术思想，继承其父《论六家要指》的宗旨，综合学术为治政服务。清代学者钱大昕说，《史记》的"微旨"有三，"一曰抑秦，二曰尊汉，三曰纪实"③，这正是司马迁所处时代的精神和时代的使命。
其二，西汉的文化发展提供了修史条件。司马迁修纂《史记》，"是长期的历史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①。如果没有《春秋》、《尚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等史书的先后问世，就不可能凭空冒出《史记》这样的历史巨著。司马迁能够运用这些典籍，是西汉的文化发展，提供的条件。在秦汉时代，书籍的传播，主要用简策书写，得书十分困难，昂贵的缣帛书更非一般人所能得。秦始皇焚灭诗书史记，以愚黔首，还不准民间读书、藏书，制造了人为的困难。司马迁"史记石室金匮之书"，这些图书是西汉王朝长期收聚起来的。班固说："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颜注引刘歆《七略》云："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②早在惠帝四年，汉朝就废除了挟书律，奖励献书，提倡讲学。汉文帝曾派晁错到济南记录整理九十余岁老人，故秦博士伏生口授《尚书》。汉武帝即位之初就"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下次之位"①。汉武帝还下令，"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②。所谓"序事如古春① 《史记》卷二十七《天官书》。
② 《史记》卷十六《秦楚之际月表序》。
③ 《淮南子》卷二十一《要略》。
① 《与梁耀北论史记书》，见《潜研堂文集》卷三十四。
② 白寿彝：《史记新论》，1981 年求实出版社出版。
① 《汉书》卷三十《艺文志》及注。
② 《汉书》卷六十五《东方朔传》。
秋"，就是进行年月日的编纂整理，使天下计书皆为有用史料。成帝时刘向校书，国家更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汉武帝"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实际上就是进行文化整理。这个工作由太史令主持。司马迁说："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③也就是司马谈、司马迁相继主持文化典籍的整理工作，得以阅读秘籍图书，成为最博学的人。太史府等于是国家给司马迁设立的书局。其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宏阔昂扬的时代，是《史记》成书的直接背景。汉武帝击胡攘越，开拓疆土；内兴功作，改革了上层建筑，加强了大一统的皇权统治，造成了西汉王朝的博大气象。"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纪》第十二。"司马迁充分肯定了汉武帝的事业。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原本是汉武帝身边的亲信，积极参与了汉武帝事业的兴作。司马谈对封禅制礼，起了重要作用。司马迁从巡武帝，目睹各种盛大的典礼场面、阅兵仪式，以及游猎活动，领受了宏阔昂扬的时代精神。《史记》载武帝一朝史事，篇目和字数占了全书的五分之一。许多篇章都留下了司马迁活动的足迹。《史记》的体大思精，是和司马迁直接参与汉武帝宏伟事业的活动是分不开的。
其四，汉武帝后期阶级矛盾尖锐化，为司马迁"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方法论提供了现实的依据。"原始察终"，指历史研究要考察其发展变化的因果关系；"见盛观衰"，指洞察历史的变化，要能在鼎盛之时看到它衰败的征兆④。司马迁用这样的方法，认识到汉朝的统一和制度，是继秦朝历史的发展，从而肯定了秦朝的统一之功。同时，从秦朝覆亡的原因，又看到了当代政治的危机。例如他在《平准书》中就指出汉武帝步秦始皇的后尘，"竭天下之资财"以恣其欲，并不以为怪。因为皇帝视"天下子民"为一人之私产，毫无节制地挥霍，把天下人民推入了火坑，其源盖出于皇帝高度集权之弊。"事势之流"，就是指汉武帝效秦始皇**纵欲，带来了社会危机。他从各个方面揭露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得出"物盛而衰，固其变也"①的结论。当汉武帝和臣僚们正在弹冠相庆的时候，司马迁却看出了汉王朝统治的危机，在《酷吏列传》中直言不讳地批评严刑峻法激起了农民起义，敲起了警钟，这实在是了不起的识见。可以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具有辩证法的思想光辉。司马迁既尊汉而又批判，既看到它的鼎盛而又看到它的弊病。两千年前的司马迁有如此不凡的识见，来源于他对现实社会演变的深刻观察。西汉社会在"文景之治"的升平时期，就己隐伏着对立的阶级矛盾。贾谊、晁错在政论中就发出了呼喊。到武帝之世，矛盾有了进一步的激化。"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②到了武帝后期，由于武帝过度使用民力，造成了"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的残破局面，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各地爆发了农民起义，动摇着汉王朝的根基。司马迁目睹这一事势的变化，不能不对天命论产生怀疑，不能不对"今上圣明"的述史主题进行修正。所以《史记》内容呈现出尊汉与暴露的双重内容，正是司马迁所处时代巨变的反映。
③ 《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如淳所述卫宏《汉仪注》。④ 《太史公自序》。
① 关于司马迁"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方法论，详述见本书第六章第二节。
② 《史记》卷三十《平准书》。
其五，文景之世开明政治的流风余韵，启迪了司马迁自成"一家之言"。
汉文帝即位，发动了对秦王朝暴政的批判，吸取"雍敝之伤国也"①的历史教训，鼓励臣民直言极谏。举贤良方正的基本条件就是"直言极谏"。汉武帝**有别于秦始皇的根本之点，就是还能容忍臣下直言，故有晚年悔征伐之事。汲黯在廷对时说："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②武帝怒而不罪。所以在汉武帝时代，虽罢黜百家，而文网未密，臣工士庶，尚能直言议政。故司马迁述史，汉武帝未予干涉。尽管卫宏记载了武帝削除景纪、今上纪的流言，但未禁司马迁著书。在这一环境下，司马迁才敢直言，实录史事，虽有忌讳之辞，而能终成一家之言。
以上各点，是《史记》成书的客观条件。
2.父子两代人的心血结晶。
清赵翼论司马迁作史年岁，谓"迁为太史令即编纂史事，五年为太初元年，则初为太史令时，乃元封二年也。"又谓《报任安书》作于征和二年，从元封二年到征和二年，前后共十八年，故谓之曰："统计迁作《史记》前后共十八年，况安死后迁尚未亡，必更有删订改削之功，盖书之成凡二十余年也。"③赵氏所论《史记》成书年限，已为学术界成说，考其实，却有很大误差。赵氏所论只言及司马迁后半生独立撰史阶段，既未言及司马谈发凡起例，亦未述及司马迁前半生助理司马谈的年限，显然不完备。司马迁作史，毕生投入，前后四十年，可分为三个阶段。元朔三年（前126），司马迁二十壮游"网罗天下放失旧 闻"，即为作史之始。到元封二年（前109），前后十八年，司马迁为父亲的修史助手。这一时期，司马迁在父谈指导下，二十壮游，学公羊于董仲舒，受古文于孔安国，习家学于司马谈，襄助修史，成长为一个渊博的学者，打下了继承父志的坚实基础。元封三年（前108）到太始四年（前93），为发愤著书阶段，其间十六年，基本完成《史记》。征和元年（前92）到武帝之未后元二年（前87）或昭帝之初，约六年时间，司马迁编定《史记》，仍在继续修订。司马谈作史，准备在建元，元光间，正式述史在元狩元年（前122）。司马谈卒于元封元年（前110）。从元狩元年到元封元年，司马谈作史草创经营了十二年。司马迁发愤著书阶段十六年。就这样，《史记》写作基本完成就经历了前后二十八年，凝聚着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两代人的心血结晶，方能成为一部体大思精的著作。
唐刘知几论良史必须具备才、学、识三长，清章学诚又加之以德。这才、学、识、德四大要素，司马迁可谓兼备一身。司马迁聪颖勤奋，十岁诵古文，养育了他的才。得天独厚的家学渊源和师承，培植了他的学。壮游与受祸锤炼了他的识。史官世家的血统和气质，司马谈尽忠尽孝的诱导教育，临终遗言的嘱托，涵育了他的德。这些就是《史记》的主观条件。
在主观条件中，才、学、识、德四要素，最重要的是识。因为只有超卓的识，才能"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知其远，察其微，探其源，究其终，通古今之变。司马谈以其眼光远大，领略了时代的要求，立下述史壮志；司马迁以其识见超卓，才能追寻历史之变，不断升华述史主题。在司马迁手中，① 《史记》卷三十《平准书》。
② 贾谊：《过秦论》。
③ 《史记》卷一百二十《汲郑列传》。
《史记》主题随着断限的修正，作了两次飞跃式的升华①，从而使《史记》熔铸了人民性的成分。
《史记》成书的条件留给我们的启示是：一部不朽的传世名著，必须具备主客观条件的统一才能产生。西汉盛世为司马迁著作一部通史提出了时代的要求，也提供了物质条件，这是《史记》成书的历史背景。司马迁所受教育、修养及其经历是《史记》成书的著述内因。历史背景是客观条件，著述内因是主观条件。从历史背景来看，《史记》是适应秦汉大一统社会的历史使命而产生的，所以它的本始主题是颂扬帝王将相的功勋来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尽管《史记》注入了人民性的成分，但并未改变这一基本主题。学术界以往的论述，未能深究《史记》的成书条件，往往以后世个人的经验去看待《史记》，颠倒了两者的关系，把人民性看成是《史记》的基本主题，因而不能合理地解释纪传史产生的原因。《史记》是司马谈、司马迁二人以汉太史身分修成，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它是一部自成"一家之言"的官修史书①。《史记》的伟大价值，并不只是它揭露现实，表现为异端，而根本性在于它全面地反映了大一统的时代精神及其盛衰。当然，司马迁受祸发愤，在《史记》中熔铸了人民性，使它更加灿烂夺目，这是不言而喻的。
① 《二十二史札记》卷一。
① 司马迁修正《史记》断限，升华《史记》主题，详本书前述第五章第三节。四、司马迁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司马迁的一生全部贡献给了《史记》。司马迁和《史记》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名字。评价司马迁在中国和世界文化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也就是评价《史记》的地位和影响。《史记》是一部空前的历史巨著，也是一部杰出的传记文学名著，自成一家之言。也就是说司马迁集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于一身，在中国古代史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位文化巨人，在世界古代史上也是罕见的天才。
1.伟大的历史学家。
作为历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在我国古代史学史上竖立了一座巍峨的丰碑。司马迁的创作，是对先秦史籍和文献做了集大成的总结，给后来的史学发展不仅提供了范例，而且开拓了广阔的领域，从而奠定了史学的独立地位。
中国史学源远流长。文献可考，商、周时代，王室有史官①。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所以我国古代史籍产生很早。《尚书·多士》篇说："殷先人有册有典。"《墨子》书中记载有"百国春秋"。《国语·楚语上》记载申叔时为楚太子所开列的学习书目有九种，其中春秋、世、语、故志、训典等五种就是历史典籍。
这些典籍都没有流传下来。今天能够看到的先秦史籍尚有《尚书》、《逸周书》、《春秋》、《左传》、《国语》、《周礼》、《仪礼》、《世本》、《竹书纪年》、《战国策》、《山海经》等。司马迁当时能看到的毫无疑问比现在的要多得多。可以说司马迁正是在我国古代这块史学沃土上耕耘培植才产生了《史记》这朵史学奇葩。
但是，先秦史籍多为资料汇编，如《尚书》、《国语》；或为解经文献，如《左传》。一般成于众手，作者多为史官或士大夫，记载范围狭窄，历史重心限于国君的活动。文字疏简，史实与神话、传说、寓言并列，又多有后人增饰，真伪杂陈。最受司马迁推崇的《春秋》为六经之一，因此史学成为经书的附庸。这一切说明先秦史学尚处在童年时期。司马迁体大思精的成功创作，把历史撰述从一个狭小的天地引向广阔的社会，从而创立了真正的历史学，结束了史学的童年。司马迁成为中国历史学之父，《史记》成为两千年来传统史学的优秀楷模。
司马迁创立的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结构，体系完整，规模宏大，气魄磅礴，识见超群，被传统史家奉为作史"极则"。宋代郑樵推崇说："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唯有此作。"①清代史学家赵翼更进一步评论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①郑樵和赵翼的评论正是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实录写照。唐代设馆修史，以《史记》开创的纪传体力"正史"，从此纪传史居于独尊地位一千余年。历代史家踵其遗轨修成蝉① 《史记》为官书，详后本书第十章第一节。
① 据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考证，卜辞中记载的商代史官有尹、多尹、又尹、某尹；卜某、多卜；工、多工、我工；史、北史、卿、御史、朕御史、北御史、某御史；吏、大吏、我吏、上吏、东吏、西吏等名称，其职掌为掌管祭祀、龟卜、记载和收藏等。至于周王室的史官，在《尚书》、《周礼》、《左传》、《国语》等多种典籍中均有洋悉记载，不具引。
① 《通志总序》。
联而下的列朝正史从《史记》至《清史稿》积数有二十六种之多，四千零四十二卷，洋洋近五千万言，按各史的朝代序列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故学术界有中华民族全史之称。记事起黄帝讫大清，中华民族五千年悠久文化发展的规模体制，载述毕于此编，司马迁的首创之功，可与日月并垂悬。
《史记》的影响，远远不限于正史系列。司马迁开创的"通史家风"，为司马光、郑樵所继承，写出了《通鉴》、《通志》。《史记》所创"八书"，《汉书》扩充为"十志"，为正史系列所继承。唐以后别支分出，发展成为各种典制体专史系列，贯通的有《通典》、《通考》等所谓十通系列，断代的有历代《会典》、《会要》系列。此外，经济史、学术史、地方史、少数民族史等专史领域，追本溯源，都由《史记》发其端。
2.杰出的文学家。
作为文学家司马迁开创了散文序事的传纪文学，《史记》遗泽后世，成为历代文学大家和千计万计的读者学习、借鉴的典范。《史记》对后世传记文学、散文、小说、戏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史记》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最直接的是散文。司马迁的散文成就，不仅代表了汉代文学的高峰，而且在散文发展史上，也起作承先启后的作用。汉代文学有影响的领域有四个方面：一是汉赋，二是散文，三是乐府民歌，四是文人五言诗。而最为突出的领域和文学大家是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汉赋，以及以司马迁为代表的史传散文。人们往往以司马相如与司马迁并称，说"文章西汉两司马"②。文章家就是文学家。汉赋在两汉文坛，尤其在西汉武帝时代占有统治地位，汉武帝以及诸侯梁孝工就是汉赋的爱好者、推广者。正因为如此，汉赋的主流大赋，在内容上一味歌功颂德，点缀升平，它所描写的对象主要是宫室苑囿、京都田猎等一类东西；在形式上一味"铺陈排比"，"写物图貌"，它偏离文学是写人这一中心，缺乏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司马相如赋就是典型的代表。经过历史的检验，真正代表汉代文学高峰的不是写《子虚》、《上林》的司马相如，而应是写史传散文成为唐宋八大家旗帜的司马迁。最有说服力的便是《子虚》、《上林》，依赖于《史记》收载才得以流传。在文学发展史上，文章家司马迁应和大诗人屈原并列在一起。屈原赋代表了先秦文学的最高峰，司马迁史传散文代表了汉代文学的最高峰，两人前后辉映，各自成为一个时代的代表人物。屈原和司马迁两人，不仅身世遭遇有共同之处，而且两人的作品强烈地反映现实生活，鞭笞腐朽和黑暗，同情被压迫人民，同时具有浪漫主义的情怀，歌颂理想，抒写人生。所以鲁迅称《史记》为"无韵之离骚"，是极为中肯的。
唐宋八大家是我国古典散文的杰出代表，他们反对六朝骄文，提倡古文，把《左传》、《史记》当作旗帜。《左传》散文叙事有具体的过程，而且富有文学性，在散文史上是一个发展。但《左传》散文以记事为主，还缺乏人物形象的塑造，它又受到解经编年的限制，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散文完整叙事的特点。《史记》散文广泛吸收先秦诸子散文与《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叙事散文的特长，创造出《史记》独具的史传文学，把散文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者独孤及说："荀、孟朴而少文，屈、宋华而无根。有以取正，其贾生、史迁、班孟坚云尔。"①这是说司马迁② 《二十二史札记》卷一。
① 西汉文章两司马并称，始于班固，《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赞》云："文章则司马迁、相如。"的文章比荀子、孟子更富有文彩，又没有屈原、宋玉"华而无根"的弊病，岂不是说司马迁文章比荀子、孟子、屈原、宋玉还要高一筹吗！从历史叙事的角度看，《史记》完整地叙述历史事件的发展过程，有个性鲜明的人物刻画，又广泛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生活，它远远地超越了《左传》。所以唐宋八大家提倡的古文运动，主要地是学习、效法《史记》，追步司马迁，把《史记》文章当作古文典范来借鉴。唐宋八大家之后的明清评点家，尤其是清代桐城派古文家，更是把《史记》奉力古文正宗。这说明自宋代以后，《史记》对散文的发展，仍有巨大的影响。李长之先生有极精到的评述。李氏说。司马迁的风格是丰富的，他的风格配合着内容而有变化，??韩愈得了这种风格的一部分，是矫健，欧阳修得了这种风格的一部分，是唱叹。归有光学了他那在琐屑处传神，在平淡处抒情的小巧。方苞学了他纪事文的有层次和干净历落处。一直到林纾，还用了司马迁的风格介绍了西洋资产阶级上升期的一些文学名著。这些人所得或大或小，或深或浅，但司马迁在散文风格方面的影响之大却可见了。①从写人文学角度看，司马迁创造了史学与文学高度统一的传记文学，因此，《史记》不仅影响了后世史传、杂传的写作，也深深地影响后世小说和戏剧的创作。司马迁是人物形象创作典型化的奠基人。只要提起司马迁，人们的脑际就会浮现出屈原、魏公子、廉颇、蔺相如、项羽、刘邦、张良、韩信、樊哙、李广，以及荆何、聂政、朱家、郭解等一系列英雄人物形象。司马迁"以文运事"的写人艺术，直接影响"因文生事"的后世小说，使中国小说具有不同于西方小说的独立特点。中国小说故事性强，开头结尾与情节结构都带有史传的特点，这是受《史记》影响的结果。反过来觉得《史记》若干人物仿佛就是生动的历史小说。
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主要有三个时期。一是六朝志怪小说，二是唐五代传奇，三是宋元明清的话本和通俗小说。各个历史时期的小说无不受到《史记》的深刻影响。
《史记》载事有不少志怪与传奇倾向，它直接影响六朝志怪与志人小说。《史记》记载神话传说、灾异祯祥、征梦验卜，此为志怪倾向。《史记》主要描写各种各样的奇人奇事，此为传奇倾向。"怪"和"奇"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两个基本内容，皆发端于《史记》。六朝小说就分志怪与志人传奇两种类型。"大体说来，司马迁的记鬼神之怪，影响及于六朝志怪小说，其传人事之奇，影响及于志人小说。唐传奇则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兼传奇与志怪而有之，但其主要倾向和基本精神则是'传奇'。"①《史记》中刻画人物最成功的那些传记，即最富于故事性和小说意味的篇章为宋元话本和明清小说提供了近乎小说技巧的笔法。明清小说评点家称作"史公笔法"。中国古典小说的许多技法都是从这里演变发展而来的。这里不作一一述评司马迁在人物传记中好写戏剧情节和戏剧化的场面，气势宏阔，悲壮激烈，如马陵道、火牛阵、渑池会、刺秦王、鸿门宴、破陈余、平诸吕等故事情节，曲折生动，矛盾集中而尖锐，为后世戏曲创作提供了大量历史题材。司马迁精心刻画的历史风流人物，如伍子胥、苏秦、魏公子、廉颇、蔺相如、田单、屈原、荆轲、聂政、项羽、张良、韩信、李广、司马相如等人，无不① 《全唐文》卷五百一十八梁肃《毗陵集后序》。
① 李长之：《中国文学史略稿》第2 卷第22 页。
被后世戏剧家搬上舞台。从元代开始，《史记》成了历代戏曲取材创作的昆山邓林。在现存的一百三十二种元杂剧中取材于《史记》的剧目就有十六种。现存的明清杂剧取材于《史记》的有十九种，清传奇二种。京剧及各种地方戏编演《史记》故事的剧目就更多了。据不完全统计，京剧有一百几十个，川剧、滇剧有上百个，秦腔有近八十个，其他晋剧、豫剧、汉剧、河北梆子等等，少则几个、十几个、多则几十个。像《文明关》、《马陵道》、《完壁归赵》、《萧何月下追韩信》、《鸿门宴》、《霸王别姬》等几十种《史记》戏，都已经作为京剧和各种地方戏中长期保留的传统剧目，一直盛演不衰。
现代及当代作家，取材《史记》创作的新编历史剧仍有轰动效应。著名历史剧作家郭沫若创作的历史剧，大部分取材于《史记》，前后有七种之多。其中《屈原》、《卓文君》、《棠棣之花》、《虎符》、《高渐离》等剧目不仅在国内深入人心，而且走向世界，在世界人民中广为流传。《屈原》曾先后在苏联、波兰、匈牙利、冰岛等国出版。《卓文君》有英文和罗马尼亚译本。《棠棣之花》有俄译本，题名《孪生姊弟》。《虎符》、《高渐离》有日译本。建国以来新编的《史记》剧目，有话剧《胆剑篇》、《秦皇父子》，有歌剧《大风歌》，有秦腔《秦俑魂》、《司马迁》，有豫剧《晁错》，有京剧《司马迁》，有电影《皇亲国戚》，有电视剧《窦太后认弟》，有广播剧《史圣司马迁》，有电教片《司马迁故里行》等。
由上所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司马迁是当之无愧承先启后的杰出的文学家。他创作的《史记》传记文学，具有多方面的文学价值，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无与伦比的精品。
3、卓越的思想家。
作为思想家，司马迁具有崇高的人格和创新的精神。他的崇高人格和创新精神，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忍辱负重，发愤著书，实现了"成一家之言"的理想，二是勇于探索和创新，创作了划时代的纪传体通史，用以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志古自镜，三是严格地忠实于信实可靠的历史，不与圣人同是非。这些精神和品格，都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
司马迁忍辱发愤，实现了"成一家之言"的理想，为人们树立了以立名为核心思想的进步的荣辱观和生死观，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北齐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名实》篇中说："劝其立名，则获其实。且劝一伯夷，而千万人立清风矣；劝一季札，而千万人立仁风矣；劝一柳下惠，而千万人立直风矣。"这是说，杰出人物的修身立名可以影响一代人的风气。在封建社会，个人的修身立名是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观。"青史留名"，不仅是古代一切志士仁人奋斗和追求的国标，而且深入人心，普通老百姓都懂得"青史留名"的深刻意义。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在《过零丁洋》诗中曾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壮烈诗句，至今仍是激励人们奋志的座右铭，可以说这就是司马迁名重泰山的立名精神。司马迁撰述《史记》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也正是立名信念推动的结果。明代柯维骐效法司马迁发愤修史，竟然自处宫刑，其行为固然可笑，但也说明了司马迁忍辱发愤的精神对后世产生的强烈影响。
作为思想家，司马迁的伟大，更体现在他创作实践中的不断创新精神。
司马迁非常尊敬他的父亲，也无限推崇孔子，但是他并不墨守父训和死抱经文。他的创新精神突破了父亲的规划和圣人的遗则。可以说，创新既是司马迁品格的集中反映，也是《史记》的最大成功。《史记》之所以是一部划时代的伟大著作，用最简炼的语言来概括，就是这部巨著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划时代的创新。前面七、八、九三章，已对《史记》的结构和丰富内容作了系统分析，这里再把司马迁创新的精神加以具体的罗列，至少可以条列以下十个主要的方面：
（1）首创纪传体，形象地照映了封建社会的等级序列；
（2）首创贯通古今的通史，建立了历史发展断限理论的年代学；
（3）首创"太史公曰"的史论形式，提出了系统的史学理论；
（4）首创经济史传，发展了古代朴素的唯物史观，意识到经济发展状况
对社会历史起决定的作用；
（5）首创军事史传，系统地总结了古代的战争理论和叙述了战史内容；
（6）首创学术史传，辨章学术源流；
（7）首创民族史传，提出了民族一统的思想；
（8）首创各色人物的类传，全面地反映社会生活；
（9）首创语译古文，使艰深古奥的语言通俗化；
（10）首创历史文学，把历史人物的实录塑造成为典型形象。
其他还可以罗列一些，例如首创礼、乐、历、卜等各种专题的文化史传，扩大了历史记叙的范围；首创《大宛列传》，载述外国史事；等等。
上述创新，总括成一句话，就是司马迁创造了百科全书式的"纪传体通史"。这不仅仅是史学发展史上的一次划时代的创新，而且在文学史和思想史上也都竖立了一座里程碑。从司马迁立言角度来看，五体结构的纪传体，乃是"一家之言"的表述形式；而贯通百家学说以建立统一的新思想体系，这就是"一家之言"的内容，其核心思想是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以志古自镜。因此，司马迁的思想体系不是思辨哲学，而是经世致用的总结历史经验，在述往事，思来者中形成"一家之言"。由于司马迁的"一家之言"融会贯通了百家学说，所以它是对"独尊儒术"思想体系发出的异端。这一异端思想，使司马迁突破了正统和愚忠的思想束缚，敢于实录历史，讥刺君王，非议圣人，反对暴政，同情人民的苦难，并在《史记》中突出了重视人民力量的思想，这些就是《史记》的人民性思想成分。司马迁的"一家之言"是我国古代异端史学的优秀传统，是应该肯定的。
司马迁所以能够创新，主要是他立意高远，能够坚持实录的写作精神，"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拿出自己独到的见解来回答历史是怎样变化发展的，所以他才能不与圣人同是非，突破了旧的思想传统和官方哲学的框架。这种创新思想，集中地表现在赞扬道家以及为商人、游侠立传这几个方面。班固批评说："是非颇缨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敝也。"①班固所批评的所谓太史公三失之"敝"，恰恰是司马迁思想中光彩夺国之"长"。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是肯定文景之治的升平而否定汉武帝的多欲所造成的衰败；述货殖为商人立传，是肯定商人促进生产发展，对社会经济的繁荣所作的贡献；颂游侠，是肯定这一类人能够牺牲自己、救人之急的道德。实际上，司马迁是通过颂黄老、商人、游侠来表达他对开明政治的向往，对人民求利和反强暴的肯定。这些思想正体现了《史记》褒① 李少雍：《司马迁传记文学论稿》第119 页。
贬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尺度不是受统治阶级正统思想的约束，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从被压迫人民的利益来立论，这无疑是那个时代最进步的思想。
司马迁的鲜血和生命化成了《史记》，给炎黄子孙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他将永远值得人们祭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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