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司马迁的卒年
司马迁的卒年比生年更加难以考定，因为更加缺乏直接的吏料。学术界推定司马迁的卒年共有七种说法，没有一种说法具有能够足以成立的史证，为省篇幅不一一俱引。如果没有新的史料发现，司马迁卒年之谜就永远不可能揭开。在史料未见的情况下，迫不得已而运用推理论证，提出一个具有实际意义的说法以供评说。推理论证必须符合两个原则：第一，要从确定的已知条件中引申，而不能凭主观猜想；第二，要符合逻辑程序，而不能陷入因果互证，循环转圈。按这两点精神，推论亦能求得共识。
学术界推论司马迁的卒年，主要是以下两个方法。
1.用《史记》记事的下限来估算，这是王国维的方法。他确信贰师将军李广利降匈奴为司马迁最晚之记事，时在征和三年。三年后汉武帝辞世。王国维假定司马迁享年六十岁，故估定司马迁死于昭帝之初的始元元年，但并无可靠依据，只是认为司马迁最晚记事已至征和三年临近武帝卒年，所以提出了一个情理上的假说。为了谨慎，王国维的结论是：案，史公卒年，绝不可考。然视为与武帝相终始，当无大误也。
这再次体现了王国维存疑的考信精神。"史公卒年，绝不可考"，说的是没有证据，就不能考定司马迁的绝对卒年。由于《史记》是司马迁生前定稿之作，并不是一部未完之书，所以在逻辑上是不能用《史记》的记事下限来考证史公卒年的。但是，又由于《史记》是一部有严格体例的著作。其下限在太初四年。太初以后，司马迁有附记增补，这在逻辑上就存在最后记事为绝笔的可能。所以王国维考定征和三年贰师将军降匈奴为司马迁手笔，并认为这是最晚记事之后，于是提出"然视为与武帝相终始，当无大误"的结论。由于王国维的这一案语符合逻辑程序，是能够成立的。但是王国维推论的证据不足，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2.根据《太史公自序》的《集解》引卫宏《汉旧仪》说司马迁有怨言，下狱致死的话，以《报任安书》的写作之年来定司马迁的卒年，这是郭沫若等人的方法。清人成首发此论。他在《箬园日札》卷五《史记》"为两汉人所乱非由褚先生"条认为，征和二年任安坐戾太子事下狱死，"而太史竟坐是以死，死固在武帝前"。郭沫若力主此说，今之时贤多有信从者，大有定论之势。由于对《报书》写作年代的不同看法，用此法推定司马迁的卒年就有四说，为太始元年说，太始四年说，征和二年说，征和三年说等等。但是按照推理论证要有确定的已知条件与符合逻辑两个标准来衡量，这一方法是不能成立的。从逻辑上说，司马迁果真因怨言而下狱死，那就是死于汉武帝的文字狱，《史记》岂能不被禁毁？汉武帝诛其人而留其书，这是不合逻辑的。如果司马迁写完《史记》，已无牵无挂，他要公开向汉武帝挑战，诉冤泄愤，写完《报书》而勇敢地自裁才合情理。如果司马迁不作自裁，他既要泄愤，而又等着汉武帝来把他投进监狱，再一次受刑辱，这既不合逻辑，也不符合《报任安书》的精神。再看事实，卫宏说"有怨言，下狱死"，这个已知前提就有争议，它不能成为推论的起点。试辨析如下。
其一，卫宏书多疏失，《太史公自序》的《集解》引臣瓒说，《汉书·司马迁传》注引晋灼说，都指出了卫宏所说多不实，"未可以为正。"其二，卫宏所言的"怨言"，系指《史记》，今人移作《报任安书》，比卫宏走得更远。先看卫宏的原说：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李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
《三国志·王肃传》及葛洪《西京杂记》，有类似记载，实为卫宏说的转录或派生，不可据以为旁证。卫宏说司马迁坐"举"李陵，就与《报书》所言"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相乖谬。再看卫宏所指怨言，从行文语气均指《史记》，并具体点出篇目系景、武之本纪。武帝削书，正如梁玉绳指出："《封禅》、《平准》诸篇，颇讥切，又何以不削？"①班固载宣帝时杨恽宣布《太史公书》只字未提削书事。西汉大儒刘向、扬雄都极为推重《史记》为"实录"，褚少孙、冯商等人皆受诏续补《太史公书》。西汉时《史记》未有谤书之议，故续作者前后相继。东汉禁网渐密，章帝时白虎观集议五经同异，随后又诏杨终"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①，谤书之说渐起，至魏晋之际才正式有此谤议。西汉时没有人提出《史记》有亡缺，东汉卫宏是第一个提出《史记》被削除景、武二纪的人，大约武帝纪的亡失是在两汉兴亡之际，或为东汉当路者删，卫宏言是适应东汉政治形势而制作的，如此推论，或许才合逻辑。
其三，班固《司马迁传赞》所云"既陷极刑，幽而发愤"，显系指遭李陵祸受腐刑的事件，故不能以班书为卫宏言之佐证。班固也曾因作史被人诬告下狱，所以他同情司马迁，"《书》亦信矣"，"亦其所以自伤悼"云云，正讽刺汉武帝滥用"极刑"，牢骚情绪溢于笔端，《报书》就是赖《汉书》传下来的。这里班固并无"隐晦含混"之辞。今之时贤举班书证卫宏言，说班固有弦外之音，实在牵强。
与卫宏言相反，在两汉名人的言论著作中，除卫宏外，并无汉武帝杀司马迁的记载，倒有对汉武帝不杀司马迁表示不满的话。《三国志·董卓传》裴松之注引谢承《后汉书》记载王允的话说：昔孝武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
又《三国志·韦曜传》载，孙皓元凤二年（公元273），左国史曜（昭）下狱，右国史华覈上疏救曜。华覈云：昔李陵为汉将，军败不还而降匈奴，司马迁不加疾恶，为陵游说，汉武帝以迁有良史之才，欲使毕成所撰，忍不加诛，书卒成立，垂之无穷。今曜在吴，亦汉之史迁也。
王允切齿汉武帝不杀司马迁，华覈史官上疏暴君孙皓救曜，皆言之凿凿，这足以证明卫宏所言无根。按华覈上疏，司马迁之所以能够用腐刑代死，是汉武帝惜其才，让其毕成《史记》一书。《史记》是太史令职任所修官书，要上之朝廷。《史记》中的讥切，《报任安书》中的怨言，尚在武帝的包容之中，所以《史记》及《报书》才得以流传。也就是说以《报任安书》写作之年来定司马迁卒年是不能成立的。
3.以现成史料推论，司马迁当卒于昭帝之初。可列举六证如下。
其一，本章前节已论证，《史记》完成有字数统计，《报任安书》没有字数统计，只是透露基本完成。也就是说，司马迁写《报任安书》后依然活① 《大云山房文稿》二集卷一。
① 《史记志疑》卷七。
着，还在修订《史记》，这是一个确定无疑的已知事实。王国维考定司马迁最后记事就是从这一事实出发的。
其二，与司马迁相去未远的褚少孙明确说，"太史公记事尽于孝武之事"②，这是司马迁在太初以后修订《史记》以及死于武帝之后的有力证据。褚少孙，颖川人，寓居于沛，大儒王式弟子。褚少孙生于汉宣帝本始三年（前71），五凤四年（前54）十八岁应博士弟子选，甘露元年（前53）以高第为郎，出入宫禁十余年，元成间为博士①。褚少孙入宫，距司马迁之死只有三十余年，他在宫中读《太史公书》，访故旧逸闻，续补《太史公书》，是一个治学严谨的大儒。他为博士后，曾与张夫子，即博士张老先生讨论《史记》义理，褚少孙是一个权威。王国维未注意褚少孙，是他考据的疏失。
其三，前节评述了司马迁对太初以后史事的续补附记，是怎样考证的呢？或者说是如何验证褚少孙的话呢？方法是把《史记》太初以后记事进行全面数据统计与内容分析。我们发现太初以后从天汉元年至后元二年十四年中的记事内容，有16 个篇目，涉及22 人，字数仅1544 字，集中在巫蛊案、李陵案两件大事上，可以说这是有计划的终始太初以前记事大事，合于司马迁"咸表终始"的述史方针，所以是司马迁附记。武帝之后的记事有11 篇，史事涉及昭宣元成诸朝，字数达4997 字，与附记对照明显地有两点区别：第一，史事分散，漫无边际；第二，涉及武帝身后数朝，绝非司马迁手笔，故为后人增窜。通过全面的统计分析②，不仅为褚少孙说提供了有力的佐证，而且充实了王国维的考证，司马迁与汉武帝相终始，无可置疑。
其四，前节已经论及，在今本《史记》中有十二篇记载太初以前史事而有"武帝"字样，不似后人窜乱文字，而是司马迁在武帝死后仍在修定《史记》的痕迹。因其事均属太初以前事，符合《史记》断限太初的原则，当是司马迁手笔，而不应是后人的点窜。
其五，《屈原贾生列传》未："贾嘉最好学，与余通书。至孝昭时，列为九卿。"未二句，崔适认为是褚少孙所补，以往失察信其说。今细审行文，与以上各条参验，应为司马迁之文。
其六，昭帝始元六年（前81）召开盐铁会议，桑弘羊在论战中多次断章引用《货殖列传》为自己辩护，称"司马子言"①。桑弘羊以御史大夫之尊称六百石秩的司马迁为"司马子"，应是对已故学问家的敬称来增加自己观点的权威，合于先贤遗教。司马迁死后受到当世人的如此尊重，绝不会是下狱死。由此可知，司马迁在昭帝始元六年之前善终，这也是一个确知的史实。综上六点，司马迁的绝对卒年尚不可知，但他死于武帝身后而在昭帝始元六年之前却是确定无疑的，姑定为昭帝始元元年（前86）以待查考。则司马迁一生大约享年六十岁，与武帝相终始是完全可以成立的。
② 《后汉书》卷四十八《杨终传》。
① 《史记》卷二十一《建元以来侯者年表》褚补。
② 关于褚少孙事迹的考证，详拙著《史记研究·关于史记续补与亡篇散论二题》一文，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
① 对司马迁续补附记与后人增窜的统计分析考据，亦详拙著《史记研究》一书中《史记断限考略》与《史记残缺与补审考辨》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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