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人才观
司马迁第一个创造了以人为中心的纪传史，所以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系统理论的人才学论者。给人物立传，实际上就是对人才的发现。司马迁通过对众多历史人物功绩德行及其成长过程的记述，比较系统地表达了他的人才学思想，而且往往在论赞中加以表述。
1.立德立言立功者皆为人才。
什么样的人，才可称为人才，古代思想家没有下过定义。司马迁的用语已经有了明确的概念。《太史公自序》说："扶义■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可以说这就是司马迁对人才的定义。《自序》揭示立篇旨意，喜欢用"嘉"字和"能"字。如"嘉仲悔过，作《管蔡世家》"，"鞅去卫适秦，能明其术，强霸孝公，后世遵其法，作《商君列传》"。三十世家序目用了二十个"嘉"字，七十列传序目用了十八个"能"字，这一区别谨严的用字，表现了世家、列传的等级序列。诸侯为藩辅，将相乃爪牙。蔡仲悔过为藩辅，司马迁用"嘉"字以彰其善。商鞅以策谋辅秦立大功，司马迁用"能"字以扬其才。这些评论表现了司马迁对人才的珍惜，充分肯定了人才的社会作用。在《史记》人物传记的画廊里，除帝王将相之外，有儒墨诸子、刺客、游侠、医卜、诽优、商贾、食客等等社会各色人物。《货殖列传》记述盐铁巨商之外，有田农、货郎、脂、卖浆、洒削、胃脯、马医，甚至作奸犯科的掘冢、博戏之徒，都列入了人才的范围。显然司马迁是把百工技艺之人都视为人才，所以为布衣之士以及卑贱者立传，这是非凡的进步思想。
什么是理想的人才？司马迁认为，那些为民立德，为事业立言，为国立功的人可以垂名后世，是对社会最有贡献的人。他说："迁闻君于所贵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②《史记》的人物传记，主要内容就是记叙这三方面人物的言行。
从《史记》的具体记载中，立德的内容，大者指帝王的德政，小者指臣民的德义。如《五帝本纪》说轩辕"修德振兵"，称高辛"其德疑嶷"，称帝尧"能明训德"，称帝舜"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六国年表序》称，"虞、夏之兴"，"德洽百姓"。《殷本纪》说，"汤德至矣，及禽兽"。
《周本纪》说，周文王"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孝文本纪》说，"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至于一般人立德，指尚义、重信。如为义献身的人伯夷、叔齐，救孤的程婴、公孙杵臼，反暴的刺客，扶危救困的游侠等。立功，指为国家和人民作出贡献的人物。主体是指历代有建树的将相大臣，也包括社会各阶层的杰出人物，即医卜、星相、滑稽、货殖等。司马迁评论立功的人物，也以爱民为前提，如对秦朝酷烈将相的批评，与对汉初将相无为治国的赞颂就是生动的例证，不必引述。立言，指留下著作传世的人，以及儒林经师。司马迁把立言者排在第二位，但他对立言者的赞颂却是最高的。他在《报任安书》中说："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傥非常之人称焉。"接着他历数了演《周易》的西伯，作《春秋》的孔子，赋《离骚》的屈原，著《国语》的左丘明，修《兵法》的孙膑，传《吕览》的吕不韦，写《说难》、《孤愤》的韩非。对传道授业的孔子，更是推崇备至，称为"至② 《史记》卷一百一十二《平津侯主父列传》。
圣"。司马迁本人就是追步孔子"成一家之言"的立言者。
2.自奋成才。
人才从哪里来？是天生的，还是后天成长的，这是唯心与唯物认识的分野。儒家学说主张天才论。孔子说："天生德于予"①，又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①孟子更进一步说："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予，天民之先觉者也。"②汉代天人感应学说盛行，司马迁尚未完全摆脱天命论的影响，例如说刘邦就是得天命的大圣。但他主要强调人的作用，认为人才不是天生的，而是时势造成的。他借陈胜之口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③的名言。汉初将相多布衣之士，如萧何、曹参为小吏，陈平、韩信少时都是贫民，周勃织薄曲，樊哈是狗屠，灌婴是小贩，夏侯婴是车夫，他们都是秦汉之际的时势风云造成的。他在《樊郦膝灌列传赞》中说："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方其鼓刀屠狗卖缯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垂名汉廷，德流子孙哉？"所谓"附骥"，指的就是乘时起事，追随刘邦成就了功名。
个人成名，不排除机遇和幸运，然而发愤自强才是成功的根本条件。司马迁在《傅靳蒯成列传赞》中指出，阳陵侯傅宽、信武侯靳歙、蒯成侯周等平庸之将，他们追随高祖刘邦攻城野战，诛杀名将，却"未尝困辱，此亦天授也"。所谓"天授"，就是命运好。刘邦与项羽战，经常败北，傅宽等人是幸运者。但他们"操心坚正"，忠诚于刘邦的品德却是成功的根本。司马迁又在《范睢蔡泽列传赞》中评论范、蔡二人在东方游说"至白首无所遇者"，而入秦取卿相，可以说是"士亦有偶合"，他们得到了机遇。司马迁感慨地说："贤者多如此二子，不得尽意，岂可胜道哉？"为什么许多人得不到机遇呢？司马迁用"长袖善舞，多钱善贾"这两句当时流行的谚语来说明。没有飘然自如的长袖，就难以创作优美的舞姿，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就不可能得心应手地经商创业。这讲的是人才成长要有机遇。秦国图强招士，这一政治舞台给范、蔡二人提供施展才能的机遇。但是，"二子不困厄，恶能激乎"？范、蔡两人不在东方遭困顿，怎么肯西入秦国呢？这讲的是主观努力。机遇只能给勤奋自强的人。苏秦、张仪两人也是在失败中取得成功的。
司马迁遭受腐刑备受人生奇耻大辱，隐忍苟活完成《史记》，所以他对于历史上自奋立名的人备加赞赏。他在《报任安书》中说："立名者，行之极也"。司马迁把修身立名推崇到极至，认为是人生道德的最高表现，就是强调自奋图强是成才的根本条件。
3.主张任贤使能，颂扬治平天下的贤相良将。
司马迁人才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得贤才者得天下，主张用贤相良将以治平天下。《刘敬叔孙通列传赞》引谚语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台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际，非一士之智也。"治平天下需要众多的贤才。《楚元王世家赞》又说："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国之将亡，贤人隐，乱臣贵。??贤人乎，贤人乎，非质有其内，恶能用之哉！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诚哉是言也！"三代的兴亡如此，春① 《与挚伯陵书》，载皇甫谧《高士传》，收入《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① 《论语》第七《述而》。
② 《论语》第十七《阳货》。
③ 《孟子》卷十《万章下》。
秋列国的争战如此，楚亡汉兴尤其如此。司马迁批评汉武帝用人不当，主观决策，"是以建功不深"。他十分感慨地说："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①由此可见，司马迁对于贤相良将治平天下的作用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把用人得失强调到关系国家兴亡的高度：殷周之际，纣王昏乱，诸侯多叛纣而往归西伯。王子比干谏，不听。商容贤者，百姓爱之，纣废之，西伯乘机灭饥国。大臣祖伊奔告纣："维王淫虐用自绝，故天弃我，??今王其奈何？"纣王拒谏说："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祖伊深深叹息说："纣不可谏矣"①。其后，武王观兵孟津，不期而会者八百诸侯。诸侯说："纣可伐矣。"武王说："女未知天命，未可也。"又过了两年，纣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奔周。于是武王遍告诸侯说："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①。一战而灭纣。春秋时，齐桓公得管仲、鲍叔、隔朋，高惺，"修齐国政，连五家之兵，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齐人皆悦"②。桓公称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③。战国时，燕昭王用乐毅为将，率兵伐齐，势如破竹，下齐七十余城，唯莒城和即墨不下。燕惠王逐乐毅，齐田单施奇计，用火牛攻燕军，"遂存齐社稷"④。秦国的富强，更是得人才以兴的典型。战国之世，司马迁写了二十一个传，秦国人物就占了九个传。《商君列传》、《张仪列传》、《樗里子甘茂列传》、《穰侯列传》、《白起王翦列传》、《范睢蔡泽列传》、《吕不韦列传》、《李斯列传》、《蒙恬列传》等九传都是记载秦之所以兴的贤才。秦孝公用商鞅，民富国强；秦惠王用张仪，连横告成；秦昭王用白起，破赵长平；范睢建远交近攻之策，南拔楚鄢郢，北困三晋，东破齐，各个击破了东方六国。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在李斯、王翦、蒙恬等人的辅佐下，终于一统天下，北却匈奴；反之，东方六国，楚王流放屈原，地日以削，魏不用信陵君，赵杀良将李牧，导致国家速亡。当苏秦拜六国相之时，秦人不敢东出函谷关者十五年。齐王用奸佞之后胜，"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秦以故得灭五国。五国已亡，秦兵卒入临淄"，齐亦亡⑤。
楚亡汉兴，用人的得失更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萧何、曹参、留侯、陈平、周勃、张耳、彭越、黥布、韩信、卢绾、樊哙、郦商、夏侯婴、灌婴等一大批贤相良将佐刘邦打天下，真是人才济济。项羽手下的贤才都跑到刘邦那边去了，剩了一个范增还不用，成了孤家寡人。
值得注意，司马迁记叙贤相良将的治平作用，总与"天"字相连。这是接受"天人相与"说影响的流露。但司马迁更重视人为而不信天命。他对项羽战败，引"天亡我"以自解的言论，直斥为"谬"，这是人们熟知的。又如写纣王一味迷信得天之助，不施善政，不用贤才，结果天命就完蛋了。看来，司马迁是继承了孟子的以民心视天心的思想观点而作了积极的发挥。又① 《史记》卷四十八《陈涉世家》。
① 《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赞》。
① 《史记》卷三《殷本纪》。
② 《史记》卷四《周本纪》。
③ 《史记》卷三十二《齐太公世家》。
④ 《史记》卷六十二《管晏列传》。
⑤ 《史记》卷八十二《田单列传》。
如前引《楚元王世家赞》，是发挥《中庸》的一个观点。原语是"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带有浓厚天人感应的宿命论色彩。司马迁赋以"君子用，小人退"，"贤人隐，乱臣贵"的历史内容，接过古代人们天命论的语言，改造灌注以具有唯物主义的新思想，对历史的成败盛衰提出了合理的新解释，这是一个大胆的创新。司马迁赞贤才为君子，称他们的用世是国家的祯祥；斥乱臣为小人，说他们的尊贵是社会的妖孽。他一往情深地称赞屈原的崇高品德可"与日月争光"，读其赋，悲其志，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①。因为屈原忠君爱国，他同邪恶势力作了决不妥协的斗争，与人民的爱憎一致。反之，对暴虐人民的成功者，如辅秦富强而一并天下的商鞅、王翦、李斯等人，既颂其功业而贬其德行，亦是表现人民的爱憎感情。可以说这些思想是《史记》人民性之一。4.不同凡俗的德才兼备观。对人才的要求"德才兼备"，这是古今同论。贤人政治本来是儒家的传统主张，孔子论为政就说："举贤才。"②又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①儒家也讲德才兼备，但强调用人以德为先。儒家之德以忠孝为本，礼义为耻，所以在实际政治中，以愚忠愚孝之人为贤才，因此封建统治者总是用奴才而不用人才。司马迁颂扬德才兼备，但对人君更要求德，而对忠臣良将则要求才。司马迁认为人才不是完美无缺的，他不求全责备。他写的许多历史人物都有缺点，甚至有恶行，并对缺点和恶行进行猛烈的抨击，但却不埋没他们的功绩。例如吴起杀妻求将，品行可谓大恶，但魏文侯却看重他的军事才能，用为西河守，秦人不敢出。又如白起杀降，陈涉诛故人，陈平盗嫂受金，他们都不是完人。但并不影响他们成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这些例证，举不胜举。扬雄《法言·君子篇》说："多爱不忍，子长也！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李长之先生指出，"司马迁爱一切奇，而尤爱人中之奇。人中之奇，就是才。司马迁最爱才。司马迁举称他爱的才为奇士。"②这一评论是符合实际的。司马迁对于人才，不论门第尊卑，也不管职业高下，只要是奇才，就为之立传颂扬。至于他倾心颂扬的陈涉死国，伍子胥雪耻，荆轲抗暴，游侠犯禁，这些人的奇行异趣，都是向国君、帝王挑战，要改变不合理的社会，更是突破了传统愚忠愚孝的德行界限，远远地超越了时代，闪耀着民主性的光辉。
5.司马迁人才思想形成的历史条件。
中国古代的人才学研究，实践走在理论的前面。春秋战国之世，列国纷争，变法图强，打破了世卿世禄的门第垄断，时势需要，各种各样人才脱颖而出。列国争相招揽人才，"至有画半策而绾万金，开一说而锡琛瑞。或起徒步而仕执，解草衣以升卿相。"③战国四公子养士，鸡鸣狗盗之徒皆得以展其所长。孔子及诸子百家开门授徒，实际是进行人才培养。儒家贤人治国的理论就是一种人才学思想。墨子也提出了"尚贤"的主张。但这些"尚贤"的主张，只是一般的理论阐述，儒家"尚贤"，着重是道德修养，严格说还不具备人才学理论。发展到汉儒，提倡以礼义防人欲，更是抹煞人才成长的① 《史记》卷四十六《田敬仲完世家》。
② 《史记》卷八十四《屈原列传·赞》。
① 《论语》第十三《子路》。
② 《论语》第二《为政》。
③ 《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第93 页，三联书店1984 年版。
理论。但是汉武帝的功业，造就了大批人才的成长。司马迁的人才学思想，主要是在"通古今之变"的历史总结中形成的。他继承了儒家的思想资料而大大地向前发展。司马迁哲学历史观的二元论在人才学思想上也有突出的反映。他主张人才不是天生的，是时势造成的，但又没有完全脱离天命论的色彩；他认为民心向背对历史的发展起最后决定性的作用，却又认为得人才就能得天下，宣扬英雄史观。司马迁人才思想最杰出的成就，是论证了人才的成长需要磨炼，既强调机遇的客观条件，更重视自奋立名的主观努力。司马迁的人才思想，既通过评论，而又更是通过活生生的人物形象来表达的，深奥之理变得十分亲切而通俗。这些都是司马迁的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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