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道德观
《太史公自序》高度评价《春秋》为"礼义之大宗"，这表明了司马迁对道德伦理的重视，隐喻《史记》也是一部"礼义之大宗"的道德全书。司马迁在《史记》中涉及了极为广泛的道德范畴，可以说是全方位地反映了我国古代的民族道德和道德观念。司马迁进步的道德观，以及他颂扬的许多人伦准则和优良品德，不仅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而且已根植于民族性之中。因此，对于司马迁的道德观，要说的话很多，限于篇幅，只能略谈几个主要方面。
1.礼生于有而废于无。
此语出自《史记·货殖列传》，是讲礼的起源。译成今语就是：礼生于富有而消失于贫穷。反过来解读，就是经济基础决定礼仪制度和道德观念。司马迁有这样的认识是了不起的唯物史观。可是在《礼书》开篇则说："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这是说礼产生于人性。人性从哪里来？按儒家的观点，"天生蒸民"①，必然要归之于天命，这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礼，是道德的最高表现。《论语·为政》孔子曰："齐之以礼。"朱熹注云："礼，谓制度品节也。"在汉代，三纲五常是其主要内容。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是：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贵贱尊卑都有着明确的等级规定和从属关系。这种等级的区分，在日常的衣食住行中有着明确的标记，服饰颜色车骑冠戴均有严格规定，上下不可逾越。潜越礼制则意味着社会动乱。把这种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礼，说成是依人性需要而制定，不借助于天命是不能成立的。司马迁论礼，列为八书之首，说明他基本立场是拥护儒家的礼仪制度和道德准则的。所以《史记》要论载那些忠臣死义之士，表彰忠、孝、仁、义、礼、让、节、烈等等美德。在讨论司马迁的道德观之前，说明这一前提是必要的。
先秦诸子百家对人性的争论十分激烈，已经涉及了道德的起源问题。儒家主张道德起源于天。孔子说："天生德于予"①，并认为"唯上智与下愚不移"①。孟子全面论证仁义礼智等道德皆出之于天②。这当然是唯心主义的道德观，但它适应了封建制度君权神授的政治需要，在秦汉时发展成了董仲舒的三纲五常一整套道德体系。法家主张道德的产生是以一定的物质条件为前提的。如《管子·牧民》说："仓凛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韩非子·五蠹》说："饥岁之春，幼弟不■；穰岁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爱过客也，多少之实异也。"显然这是朴素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但管仲、韩非只看到了道德与物质基础的联系，却尚不能认识道德还要受一定的阶级和政治的制约，所以还有待发展。
司马迁的道德观，对历史资料的继承是兼收并蓄的。他在《货殖列传》中提出了"礼生于有而废于无"，"人富而仁义附焉"的命题，继承了法家① 分别见《史记》卷三十一《吴太伯世家》，卷四十《楚世家》，卷四十一《越王勾践世家》，卷一百十《匈奴列传》。
① 《孟子》卷十一《告子上》。
① 《论语》第七《述而》。
② 《论语》第十七《阳货》。
的道德观，司马迁还引用《管子》的话为佐证。但是，司马迁在《乐书》中却又说："故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恶者，天与之以殃：其自然者也。"这又认为"福善祸淫"为天道之自然。《乐书》摘自《乐记》，是否为司马迁手笔还有待考证。但《史记》书中记载"阴德""阴祸"的故事却不少。
《晋世家》载，赵盾食桑下饿人示眯明，后得其报答而免于祸。《韩世家》载，韩厥荐赵氏之孤赵武，结下了阴德而为诸侯。《田敬仲完世家》载，田鳌子行阴德于民，齐政归田氏。《陈丞相世家》载，陈平多为阴谋，后嗣失侯。《白起王翦列传》载，白起为将，多杀降卒，伤天害理，故不得善终。王翦三世为将，其孙王离为项羽所虏。这些记载表明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可是《伯夷列传》，司马迁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提出了质疑。这种观念体系上的矛盾，既是兼收并蓄儒法两家道德资料而形成的矛盾，同时更主要地是司马迁哲学二元论的反映。司马迁接受儒家的理论，主要是用于解说国家制度，或劝人行善；司马迁接受法家的理论，主要是用于理性论证，或颂扬布衣之德。司马迁尤其注重实证。他在实际生**验中，在激烈的历史事件的思考中，不仅对"惩恶佑善"的天道观提出了质疑，而且表彰奇行卓异之士，往往突破了儒家的道德规范，发展了法家的理论，形成了具有新思维的一家之言。例如他颂货殖，赞游侠，推许刺客，就是生动的例证。
在道德起源的理性探讨上，司马迁的主要倾向是继承和发展了法家的理论。他不仅认为经济地位决定道德观念，而且还进一步朦胧地触及了道德的阶级性，提出了"侯门"道德与"鄙人"道德的区别与对立。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说：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已享其利者为有德。"故伯夷丑周，饿死首阳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贬王；跖、暴戾，其徒诵义无穷。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同一件事，同一个行动，不同地位的人看法截然不同。武王伐纣，从反暴政的立场看是革命义举；从忠君立场看则是犯上作乱。跖、是古代人民起义的首领，所以其徒诵义无穷；而统治者看来，则是扰乱社会的暴戾之人，而称为"盗"。
在《史记》一书中，司马迁对于侯门道德的虚伪性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猛烈的抨击，而对鄙人道德则十分赞赏。这更是司马迁道德观中闪光的精华。所谓"侯门"道德，即统治阶级的仁义道德。在上位的统治者满口仁义道德，却言行下一，并不遵行。司马迁在《汲郑列传》中，借汲黯之口批评汉武帝"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揭露了汉武帝鼓吹仁义的虚伪性。在《平津侯主父列传》中，对道貌岸然的儒学宗师，身为丞相的公孙弘的伪君子面目，作了淋漓尽致的刻画和辛辣讽刺，说他"外宽内深"、"怀诈饰智"。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李斯列传》以生动的对话描写和揭露了赵高、李斯和胡亥，他们恰恰是在标榜忠孝节烈声中完成了篡弑逆谋，发动宫廷政变的。所谓忠孝，所谓仁义礼信，只不过是当政者掩盖他们贪欲和卑鄙行径的遮羞布而已。
所谓"鄙人"道德，即乡野下民奉行的道德准则。鄙人，主要指游侠、刺客，也包括在下位的人，如鲁仲连、程婴、公孙杵臼、侯赢、朱亥、毛公、薛公等等。对鲁仲连，司马迁说："鲁连其指意虽不合大义，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荡然肆志，不诎于诸侯，谈说于当世，折卿相之权。"③对曹沫、荆③ 《孟子》卷十三《尽心上》。
何等刺客，司马迁说："自曹沫至荆柯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重后世，岂妄也哉！"①对朱家、郭解等游侠，司马迁说："以余所闻，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虽时扞当世之文网，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①司马迁不仅赞扬这些人的高尚之义，而且明确指出他们居于下位，或布衣之士，所作所为不合统治阶级的"大义"是"扞当世之文网"的。这鲜明地表现了司马迁已经朦胧地触及了道德的阶级性，这的确是了不起的发现。
在阶级社会里，道德具有强烈的阶级性。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道德观念往往是对立的，这正是经济地位所决定的。但是统治阶级的道德又总是以普遍性的形式来表现的。普遍性掩盖阶级性，在古代只有先进思想家才能够朦胧体会，或直觉发现统治阶级道德的虚伪性，但还认识不到用阶级观点来解释。司马迁认识到"礼生于有而废于无"，发现了"侯门"道德与"鄙人"道德的区别，已经是朦胧触及了道德的阶级性，这就是司马迁道德观的进步意义，不仅超越了前人，而且还受到后世正统儒家卫道士的批评。班固说司马迁"退处士而进奸雄"，"是非颇谬于圣人"②，从反面说明了司马迁进步思想的实质，那就是有一部分离经叛道的异端思想。
2.司马迁的义利观。
孔子罕言利，孟子极端抨击利，儒家认为义与利二者是绝对排斥的。董仲舒主张用礼义来遏制人欲。司马迁颂货殖，发现了人欲是创造物质财富的动力，他不但言利，而且鼓励人人发财致富，为人们总结治生之术，还进一步提出了"素封论"的理论，揭露侈谈仁义之上的虚伪性。但司马迁并不排斥儒家的礼义，他在许多篇章中对于逐利又提出了抨击。在司马迁道德观中，义与利是一对矛盾，同时又缺一不可。他认为偏执一端，言利与言义都是敝，而应该协调统一，二者并存。试析之如下。
司马迁"素封论"的内容。何谓素封？司马迁说："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③那些有钱有势而与王者同乐的人，司马迁称之为"素封"，即无冕之王。司马迁是在考察古今商人的活动中作出的结论。秦汉时法律贱商人，《平准书》有生动记载。汉高祖不准商人"衣丝乘车"，不准他们的子孙"仕宦为吏"，还用重租税来"困辱"他们。但是商人"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敖游，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①这是晁错所描述的文景时期商人的情形。他对此发出了"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尊贵矣"③的惊呼，认为是不合理的。司马迁对此却提出了崭新的看法。他认为："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这里，司马迁从直觉的经济的观点揭示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现实，把"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本质揭穿了。国君、王侯、官吏之所以那么神气，不就是他们通过权力压迫剥削了大量财富吗？王侯封君食租税，"岁率二百"，千户之君年收入二十万。富商大贾只要有一百万资本，每年就可获得二十万的年利收入，与千① 《史记》卷八十三《鲁仲连邹阳列传·赞》。
① 《史记》卷八十六《刺客列传·赞》。
② 《史记》卷一百二十四《游侠列传·序》。
③ 《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赞》。
① 《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下引《货殖列传》不再注。
户之君相等。秦汉时的巨富大贾不仅与王者同乐，甚至受到了万岁皇帝的尊礼。例如乌氏倮畜牧致富，"秦始皇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而巴寡妇清开丹矿发财，"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对此，司马迁发出了有力的质问："夫倮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又如蜀卓氏、程郑，本来祖上是秦始皇统一六国时的东方迁虏，他们冶铁致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南阳孔宛氏，大冶铁家，因其家致富数千金，"连车骑，游诸侯"，享有游闲公子的雅号。相反，汉初的许多封君王侯，有的衰败了，只能乘牛车。吴楚七国反时，许多居于长安中的列侯封君要置办行从军资，穷得向高利贷者无盐氏借债。全国各地的富翁商贾，"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司马迁正是根据这生动的历史及其现实，提出了"素封论"的观念。他认为这是无可辩驳的，大声发出了诘问。司马迁说："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巨万者与王者同乐"，这就是"素封论"的最简洁的概括。
"素封论"有两个基本内容。除上述"巨万者与王者同乐"外，还有一个内容是"人富而仁义附"。司马迁提出这一命题有两层意义：一层是证明"礼生于有而废于无"，说明仁义道德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再一层是深刻他说明统治阶级的道德只不过是所占财富势利的附属物而已。前引《游侠列传》的议论，"何知仁义，已享其利者为有德"，说的是只要有钱有势，也就有仁义。"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这是司马迁引用的庄子的话来为自己的观点作佐证，同时也是愤激语。可以说司马迁一针见血地揭穿了统治阶级的虚伪道德，因为司马迁就是曾因"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而惨遭"腐刑"的人，对统治者的残暴和虚伪面目有切身的体会。司马迁甚至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孔子。他说，孔子的学生原宪连糟糠都吃不饱，只好默默无闻地在穷巷过日子；子贡经商发了大财，与列国诸侯分庭抗礼，孔子的名声是依靠子贡才显扬起来的。因此，那些"长贫贱"而"好语仁义"的"岩处奇士"们是欺人的伪君子，应该竖起指头来刮他们的脸皮。司马迁的批判所指有着明确的对象，他不仅没有针对广大贫民，而且可以说是在为广大贫民鸣不平。司马迁所指是揭掉了罩在达官贵人和好语仁义的伪君子们脸上的仁义道德面纱，是对"已享其利者为有德"者的辛辣讽刺。班固却歪曲司马迁似乎在歌颂富人，鄙视穷人，批判司马迁"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②。班固《汉书》的《货殖传》赞扬颜渊"箪食瓢饮"的陋巷生活，引用孔子的话批评子贡货殖"不受命"。两相比较，班固与司马迁两人的识见高下，不可同日而语。过了一千多年，金代王若虚还愤愤不平他说："迁之罪不容诛矣"！①由此可见司马迁"羞贱贫"的确是击中了封建仁义道德的要害。引起了正统文人学士们的切齿痛恨。
总上两点，"巨万者与王者同乐"，"人富而仁义附"，这就是"素封论"的基本内容。司马迁提出"素封论"，并不是号召人民投向统治者的怀抱，崇尚势利而鄙弃穷人。恰恰相反，司马迁用"素封论"揭示了富贵礼义的本质，讽刺那些荒淫无耻而又"口不言利"的统治者，他们欺骗人民，只要人民讲"义"而不要人民讲"利"。司马迁用"素封论"鼓励人人发财致② ③《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① 《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
富，改变"侯之门，仁义存"这一不合理的现实，具有特殊的战斗作用，所以遭到封建正统史家和卫道士们的歪曲和攻击。我们还须指出，在秦汉法律贱商人的政治背景下，司马迁提出"素封论"具有现实意义。这一观点不仅是崭新的，而且是大胆的挑战性的，它的战斗性作用在于不承认天生的贵贱等级之分，各行各业的人都可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发财致富，与王者同乐。司马迁的"素封论"与陈胜吴广起义时发出的口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具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战斗的朴素唯物主义认识论。班固歪曲为"崇势利"，反映了正统史家的无识。《汉书》的《货殖传》全部删去"素封论"的议论，批判富商大贾"皆陷不轨奢悟之恶"，说他们的发财致富是"伤化败俗，大乱之道"。班固的这些激烈评论，恰好从反面衬托出了司马迁"素封论"的战斗意义。
司马迁对逐利的批评。逐利，指对财富无限的贪欲，统治者不顾人民的生存而聚敛；富商大贾不佐国家之急而积贮；个人沦丧道义而势利交等等；上下交争利，都是逐利的行为。司马迁对逐利提出了激烈的批评。首先，对统治者的聚敛提出谴责。《孟子荀卿列传》："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魏世家》："孟轲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则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则庶人欲利，上下争利，国则危矣。为人君，仁义而已矣，何以利为！"这是引用孟子的话来批评统治者逐利。同时司马迁也赞成儒家的以礼义防于利。《平准书》云："故《书》道唐虞之际，《诗》述殷周之世，安定则长庠序，先本绌末，以礼义防于利。"《平准书》就是对汉武帝时代各项逐利政策的批评。司马迁对兴利之臣尤为痛切，他在《平准书》结尾时引用卜式语说："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可以说这是对官商表示的愤慨。
其次，是对商人逐利的批评。司马迁颂扬货殖，是颂扬商人周流天下财货的作用，但不赞成他们囤积居奇，使"黎民重困"，而又"不佐国家之急"②。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特别颂扬范蠡。因为范蠡"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在《平准书》中更塑造了一个爱国者大财主卜式的典型形象。他"躬耕牧"以田畜致富，居家时救助亲戚兄弟，国家有战争，他多次输财助县官。卜式拜为御史大夫后，不怕丢官杀头，敢于直陈官营盐铁之弊，指斥桑弘羊，被武帝贬官。
再次，司马迁痛恶"以势利交"。司马迁受刑，左右交游莫救，对以势利相交深恶痛绝。他在《郑世家》、《孟尝君列传》、《平原君虞卿列传》、《张耳陈余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平津侯主父列传》、《汲郑列传》等等列传中，对利尽交疏的友道和世情进行了尖锐的抨击。张耳、陈余"以势利交"，受到了司马迁的无情鞭挞。张耳长于陈余，危难时两人为忘年交，陈余父事张耳。当两人拜将入相后，争权夺利势若水火。后来张耳投靠刘邦，佐韩信领兵击斩陈余，化友为仇，以致于死。司马迁感慨系之，评论说："张耳、陈余，世传所称贤者，其宾客厮役，莫非天下俊杰，所居国无不取卿相者。然张耳、陈余始居约时，相然信以死，岂顾问哉。及据国争权，卒相灭亡，何向者相慕用之② 《滹南遗老集》卷十九《史记辩惑》。
诚，后相倍之戾也！岂非以势利交哉？"①司马迁对世态炎凉的揭露，更为生动。主父僵一生的坎坷与发迹便是典型。他贫贱时，游学四十余年，身不得遂，"亲不以为子，昆弟不收，宾客弃我，我厄日久矣"；当他一步登天为天于大臣时，"宾客以千数"；后来主父偃得罪被灭族时，却"无一人收者，唯独孔车收葬之。"对此，司马迁感触极深，他说："主父偃当路，诸公皆善之，乃名败身诛，士争言其恶，悲夫！"①在《汲郑列传》中，司马迁借翟公之口抨击了那些趋炎附势之徒。翟公始为廷尉，宾客阗门，等到罢官之后，门外可设雀罗。翟公复为廷尉，宾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从司马迁对以上史实的记述和评论来看，他又认为逐利是一件恶事。国家逐利，经济失调，政治不稳。商人逐利，巧取豪夺，黎民重困。社会之人逐利，品德坠落，世风败坏，人际关系冷酷。上下争利，邪恶漫延，是必须加以防止的。这又使司马迁回到了以礼义防于利的儒家立场。孔子、孟子倡导仁政，言义不言利；董仲舒倡导三纲五常加强君权，以礼义防于利。这些儒家圣贤着眼点是纯正人心，同时也限制君权贪利，尽管其学说有虚伪性，而理论上是一无论，政治上也切合当时的时势需要。不用说儒家学说在先秦两汉不失为一种先进的思想体系。孔子、孟子、董仲舒，他们是哲学家，以教主身份凌驾在社会之上，故思辨精密。司马迁继承儒家礼义的合理内核以正人心，同时又以实学观点研究经济理论，所以又倡导利欲论，突破了儒学的规范，在体系上形成矛盾，是二无论。司马迁是历史家，他着眼的是社会发展。司马迁的理想是崇尚儒家仁政的实现，希望人们求富之后致力于奉献，举世礼让无争，天下和乐太平。而现实却又是上下交争利，世态炎凉，人心逐利。司马迁还看到农、工、商、虞是社会的必然分工，任缺其一，民生维艰。所以司马迁述货殖提出了一个社会发展的模式，他说："本富为上，未富次之，好富最下。"即务农致富为上，经商致富次之，犯法投机致富最坏。他又在《太史公自序》里说明作货殖传的目的是："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防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第六十九。"也就是司马迁劝导商人正正经经营业，只取百分之二十的利润，不乱政，不害民。国家应顺其自然，鼓励商业及百工之人的发展。司马迁称之为"因之"的政策。对奸巧不法者，国家也要进行整齐之，教导之。至于普通民众，则"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这幅图画就是司马迁构想的义利和融的理想图，它是从对商品经济考察中直觉引申出来的带民主性色彩的乌托邦。
3.道德是司马迁评价历史人物的重要标准。
司马迁为历史人物立传，不只是载录事功，而且十分重视道德。《史记》一书载述的道德内容非常广泛。社会伦理，君臣、父子、夫妇、朋友等各种人际关系，荣辱、生死、爱国、礼让、忠义、孝梯、诚信等各种人生观念，司马迁能以飞扬的神笔写出各种伦理道德的典型人物，成为激励人们学习、效法的榜样。例如爱国主义，有以国家大局为重的商相如，有以身殉国的屈原，有捐躯守义的王蝈，有推锋陷敌的李同，有发奋图强的越王勾践，有输财助边的卜式等各种典型。司马迁不以成败名位论英雄，褒扬对历史作出贡① 《史记》卷三十《平准书》。
① 《史记》卷八十九《张耳陈余列传·赞》。
献的人，对于失败的英雄，道德更是主体的内容。如田横的高节，程婴、公孙杵臼的义，伯夷、叔齐及吴太伯的让，延陵季子之信，晏婴之知人，这些人物主要是以道德精神立于史林的。对历史有着轰轰烈烈贡献的项羽，他不肯过江东而自刎的豪举，体现的是一种抗争的精神和品德。司马迁以是非鲜明的笔触，歌颂我们民族的美德，批判民族成员中某些恶德，即所谓采善贬恶，一正一反，淋漓尽致地表现我们的民族精神，对于促进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司马迁歌颂勤劳、俭朴、勇敢、智慧、公正、廉洁、尚义、知耻等美德；他批判暴虐、荒淫、奸佞、刻毒、谗忌、怯懦等恶德，一般是以儒家的忠孝节义作为道德标准的。但司马迁在许多方面却又突破了儒家道德的藩篱而赋予了民主性和人民性的内容。例如颂扬刺客的反暴，颂扬游侠的信义和扶危救困，就不与圣人同是非。司马迁对传统忠孝道德的颂扬，也扩大了它的内涵。例如写屈原的忠君，司马迁说："虽流放，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欲之一改也。"屈原系心怀王，希望怀王觉悟改俗，把忠君与革新政治、爱护人民联系起来，则屈原的高远志节，就不是传统的"忠"字所能范围的了。司马迁颂扬伍子胥的孝，是"弃小义，雪大耻"，完全不是原有的"孝"的内容了。司马迁赞扬李广的忠实诚信，是以关心士兵疾苦来充实的，所以他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反之，对于赫赫声名的暴虐人物，司马迁则投之以讥酸的感情。他批评秦始皇"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王，而羞与之侔"；批评商鞅"天资刻薄"；王翦"偷合取容"，其孙"王离为项羽所虏"；李斯"阿顺苟合，严威酷刑"；蒙恬"固轻百姓力"而"阿意兴功"。始皇及其辅秦人物，个人功业虽就，但不恤人民，最终不免身败名裂，都受到了司马迁的笔诛。
司马迁评论历史人物兼有历史家的严肃和文学家的激情。他评论人物爱惜分明，色彩鲜艳，感情激荡，是非皎然，以道德善恶为取向，表现一种诗人的激偷，与古代人民的思想情怀相一致，往往带有生活直观的感情。但是生活直观的感情与深思熟虑的哲学理智及实在史事往往有差别。一个公正实录历史的历史家，他的卓越史识，不仅要反映人民的直观感情，而且要忠实地记载史事，还要做出历史家的客观分析，也就是要做到爱不虚美，恶不毁功，把感情与史事二者统一起来。在这方面司马迁作出了很好的实践。一是载述和评论人物运用了冷静的理智分析；再是编纂方法运用互见法对材料作了艺术的布局。具体说，史记论赞往往直抒胸臆表达强烈的感情倾向，而传记载述则善恶必书；《自序》撮其要旨，侧重史事分析，又十分冷静。例如司马迁对李广、卫青、霍去病等征伐匈奴的将领所作的载述和评论就构成了鲜明的对照。
司马迁写李广一唱三叹，对老将军的不平遭遇，寄予了深厚的同情，论赞达到**，对李广忠实诚信的品德的赞颂一往情深。记载卫、霍，则多曲笔讽喻，论赞借苏建语批评卫、霍两将军虽声威赫赫，而"天下之贤大夫毋称焉"，又云"其为将如此"，蔑视口吻，运于笔端。司马迁还说，"李广才气，天下无双"；卫、霍不败，是"军亦有天幸"。这些评论着重从道德立论，因卫青不荐士，霍去病不爱护士卒，表达了人民直观的感情。这种直观感情的倾述，旨在打动读者对李将军的同情，谴责**政治亲亲疏贤的不公平待遇，吐发内心的不平。但感情并不是史实本身，因此司马迁在传中对史实作了详载。他实录了李广"自负其能"，几次覆军的事实，还记载了李广心胸狭窄，在杀霸陵尉的事实，以及还有杀降的残忍行为等等，并不因爱而虚饰，德而掩过。反之，对于卫、霍敢于深入敌后，屡立战功的事迹，并不因恶而抹煞。同样，对陈涉、项羽、彭越、韩信等人的过失并不隐晦，而对秦始皇及辅秦人物的功绩也不抹煞。总之，司马迁是一个善于表露感情，而又善于克制感情，理智冷静的历史家，他能够做到评论历史人物既重视道德，而又不以道德为唯一标准；既重视功过是非的分析，又不以成败名位论英雄，发扬了中国古代实录历史的优良传统。司马迁的杰出贡献更表现在他既能实录史实，而又表达了强烈思想感情倾向，反映了古代庶民的喜怒情绪和道德取向，这是司马迁"一家之言"的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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