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战争观
清代历史学家顾炎武说："秦楚之际，兵所出入之途，曲折变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以山川郡国不易明，故曰东曰西曰南曰北，一言之下，而形势了然。盖自古史书兵事地形之详未有过此者。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势，非后代书生之所能几也。"⑤三百年前顾炎武提出了问题，但未作论证，本节阐述如次。
《史记》是一部古代最完备的战争史。中国古代春秋战国及秦楚之际，是一个发生历史巨变的长期战乱的时代，历时长达五、六百年之久。只有的十八万字的《左传》，就记载了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中的动乱及战争五百五十余次。春秋之后是战国时代，更是无岁不征，无年不战。接着又是秦楚之际的大动乱。数百年来，不仅战争越来越频繁，而且规模越来越大。春秋时的大战，如晋楚城濮之战，晋齐鞍之战，双方出战兵车已达一、二千乘，士卒一、二十万，是相当规模的大战了。但这些大战若与战国及秦楚之际的大战相比，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战国时秦赵长平之战，秦灭楚之战；秦楚之际巨鹿大战，楚汉成皋之战，双方动员的直接参战兵力以百万计，往往相斗数月乃至经年，在中外战争史上都可叹为奇观。长平之战爆发在秦昭王四十七年（前260 年），决战从四月至九月，历时半年。秦国"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①，进行了全国总动员，倾国远斗，秦胜赵败，"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②。秦卒多于赵卒，双方参战兵力一百余万。公元前223 年秦灭楚之战，秦将王翦率六十万大军入楚③，楚悉发国中之兵对抗秦军，双方参战兵力亦百余万，公元前207 年的巨鹿之战是起义军推翻暴秦的一场决战。诸侯之兵四十余万。秦军两支，王离率秦戍守长城的边防军三十万，章邯军二十余万。此役各方参战兵力近百万，决战从十二月至七月（秦历以十月为岁首），历时八个月。楚汉成皋之战，相持两年零七月，双方前后投入的兵力有几百万④这些大战役，影响历史的进程，司马迁作了绘声绘色的记载。交兵始末，兵略战术，局势变化，序之如指掌。这说明司马迁是一个精通兵略的历史家。
《史记》继承了《左传》的优良传统，系统地记载了古代的战争，使《史记》具有战争史的规模体制。《史记》五体，本纪、年表、八书、世家、列传均载有战争的内容，有史有论，自成体系。
单从篇目字数的数量来看，战争史内容就是《史记》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史记》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载有战争内容的篇目达82 篇④，字数十余万言，约占四分之一的篇幅。这些篇目记载擅长兵略战阵的帝王将相六十余人，记述古代战争五百余次，其中重大战争从黄帝啄鹿之战到汉武帝兵征大宛共七十余次，春秋战国及秦楚之际为五十八次。凡重大战争，年表载其目，纪、传、世家载其事。《十二诸侯》、《六国》、《秦楚之际》三表之序、《律书序》，以及各兵家传记篇末之"太史公曰"，则构成了司⑤ 《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
① 《日知录》卷二十六《史记通鉴知兵事》。
④ 刘邦"将数十万之众"，距楚于巩雒，"数夫军遁去"，萧何辄发关中卒补缺。刘邦又南走宛、叶，收淮南兵北入成皋，并数发河北之兵南下。汉王一方前后已不下一、二百万。见《史记》高纪、淮阴侯列传、萧相国世家。
马迁系统的战争论。若把上述内容摘载出来，就可鲜明地看出《史记》是一部有史有论的、最系统而完备的战争史，这就是我们研究司马迁战争观的资料依据。
《史记》原有《兵书》，残缺。后世补亡者分《律历书》为《律书》、《历书》以补缺。今本《律书》前半篇习惯称为《律书序》，是《兵书》残篇。这是司马迁系统阐述战争思想的一篇战争论。司马迁对战争的基本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1.认为战争是诛暴救危的自强工具，它既可以兴邦，也可以丧邦，应当慎重使用。
司马迁给战争下了一个定义。《律书序》说：兵者，圣人所以讨强暴，平乱世，夷险阻，救危这个定义指出战争是诛暴救危的工具，它是不可避免地要使用的。接着司马迁更进一步用昆虫鸟兽的毒针爪牙来比喻战争，视为自卫的工具。司马迁说："自含齿戴角之兽，见犯则校，而况于人怀好恶喜怒之气，喜则爱心生，怒则毒螫加，情性之理也。"这只是一个简单的类比，是不科学的。这是从直观中形成的自然主义战争观，把人类社会视同生存竞争的动物界，所以得出战争起源是"情性之理"的结论。司马迁不懂阶级斗争，这样的认识是难免的。但司马迁并未就此止步。他从"通古今之变"的历史中认识到战争与政治的关系，两者相辅为用。《太史公自序》说："非兵不强，非德不昌，黄帝、汤、武以兴，桀、纣、二世以崩，可不慎欤？""非兵不强，非德不昌"，这八个字是司马迁战争观的理论核心。兵，即战争；德，指政治。国家缺少战争手段就不能自强，但注重战争而缺少礼、义之德，国家也不会昌盛。儒家排斥战争，法家专注暴力，两家都不免有片面性。但司马迁的观点并非儒法两家的折衷，而是总结了几千年的战争史，尤其是总结了春秋战国以来近世的战争史升华的理论，当然也吸收了儒法两家理论中的合理内核。"黄帝、汤、武以兴，桀、纣、二世以崩"，就是生动的历史例证。"可不慎欤"，不是废弃战争，而是要注重战争和慎用战争。
2.认为战争"行之有逆顺"，颂扬顺天而行的正义战争，反对逆理而动的非正义战争。
"行之有逆顺"，就是把战争分为正义与非正义两类，既不笼统地反对一切战争，也不盲目地支持一切战争；而是支持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司马迁对战争的这种认识和态度，是值得称赞的，超越了前人。
首先，从司马迁给战争所下定义来看，他明确地提出了区分两类战争的理论。"兵者，圣人所以讨强暴，平乱世，夷险阻，救危殆"，即诛暴、平乱、夷险、救危这四个方面的战争是正义的，反之是非正义的。对照先秦兵家及东汉班固给战争所下的定义，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司马迁战争观的进步性。先秦的大军事家孙子竟宣称战争的目的就是"掠乡分众，廓地分利"，①① 记有战争的82 个篇目，较为重要的有58 篇。本纪有：五帝、周、秦、始皇、项羽、高祖等六篇。表有：十二诸侯、六国、秦楚之际等三篇。书一篇，即律书。世家有：吴太伯、齐太公、燕召公、晋、楚、越王勾践、赵、魏、韩、田齐、陈涉、曹相国、留侯、周勃等十四篇。列传有：司马穰苴、孙吴、伍子胥、苏秦、张仪、樗里子甘茂、穰侯、白起王翦、魏公子、乐毅、廉蔺、田单、蒙恬、张耳陈余、魏豹彭越、黥布、淮阴侯、田儋、樊郦滕灌、傅靳蒯成、吴王濞、韩长儒、李将军、匈奴、卫霍、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大宛等三十四篇。
这就混淆了两类战争的界线。班固说："凡兵，所以存亡继绝，救乱除害也。"①这是儒家的正统观点。"救乱除害"是正确的，儒家颂扬汤武革命就基于此，为司马迁所吸收。但"存亡继绝"却是倒退的历史观。孔子倡言"兴灭国，继绝世"②，目的是维护西周那样的封建局面。按照这一观点，远古的黄帝和近世的秦始皇所进行的统一战争就要被否定，这正是汉儒们的观点。司马迁批评他们是"不察其终始"的"耳食"之儒，是完全正确的。
其次，司马迁对历史上两类战争作了具体区分，鲜明地颂扬正义战争，谴责非正义战争。具体区分两类战争，比起从理论上下一个定义更加困难。所以《律书》列举了一系列两类战争的实例来揭示。哪些是正义的战争呢？"昔黄帝有涿鹿之战，以定火灾；颛顼有共工之陈，以平水害；成汤有南巢之伐，以珍夏乱。递兴递废，胜者用事，所受于天也。"黄帝、颛顼统一乱世，成汤讨伐暴君，均为民除害，诛暴止乱，符合天理，是正义的战争。哪些是非正义的战争呢？"夏桀，殷纣手搏豺狼，足追四马，勇非微也；百战克胜，诸侯慑服，权非轻也。秦二世宿军无用之地，连兵于边睡，力非弱也；结怨匈奴，祸于越，势非寡也。及其威尽势极，闾巷之人为敌国。咎生穷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桀、纣、二世穷兵黩武，贪得无厌，是非正义的战争，因此终究败亡。正义战争必胜，非正义战争必败。逆天而动，武力不可恃。
综观《史记》褒贬抑扬的两类战争，可以概括为三种类型。一是颂扬平乱世的统一战争，反对分裂割据的战争；二是颂扬有道伐无道的革命战争，反对暴虐人民的昏乱之君；三是颂扬诛暴战争，反对穷兵黩武的战争。颂扬统一战争，是《史记》载述战争的一大主题。"春秋无义战"③，这是孟轲的观点。若单从争城争地来看，兼井战争确实是无正义可言。但从历史进程来看，兼并战争推动历史走向统一，它又是进步的，最后的胜利者应该占有一定的历史地位。司马迁对秦朝的统一战争和对楚汉相争刘邦的统一战争就是这样来评价的。项羽分裂天下，是他"暴戾"行事的一种反映；西汉吴楚七国之乱，破坏统一，均受到司马迁的批评。"子羽暴虐，汉行功德；愤发蜀汉，还定三秦；诛籍业帝，天下惟宁，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纪》第八。"司马迁热情地颂扬刘邦的统一之功，称他为"大圣"。吴王濞首谋反叛，司马迁降为列传，以示贬抑。"吴之叛逆，瓯人斩濞，葆守封禺为臣。作《东越列传》第五十四。"①越人内附，西南夷"请为内臣受吏"②，各民族融合走向一统，司马迁肯定了这一历史的趋向。
《周本纪》和《陈涉世家》颂扬了有道伐无道的革命战争。
武王伐纣，在朝歌举行了盛大的告天仪式。武王再拜稽首说："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①司马迁为陈涉立世家，高度评价他发难的反暴战争。"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④① 《孙子》中卷《军争篇》。
② 《汉书》卷二十三《刑法志》。
③ 《论语》第二十《尧曰篇》。
① 《孟子》卷十四《尽心下》。
① ②③④⑤引文均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匈奴列传》以实录史事的手法谴责匈奴侵扰中国。冒顿单于犯边，高祖发三十二万兵征讨，被困平城，忍辱和亲。吕后当政，冒顿单于又遗书戏辱，蔑视汉朝。文、景时期，匈奴时常背约，入盗寇边，杀略吏民。反击匈奴的侵暴掠夺是正义之战，不可避免。"自三代以来，匈奴常为中国患害；欲知强弱之时，设备征讨，作《匈奴列传》第五十⑤。"司马迁肯定了汉武帝反击匈奴的诛暴战争。但是汉武帝后期的对匈奴战争，却是要臣服匈奴，结果导致了李广利连年动众的失败，受到了司马迁的讥评。这反映了司马迁战争观的人民性思想。正义的反侵暴战争，如果走上黩武主义，不符国家利益，司马迁也予以谴责。
3.认为战争"用之有巧拙"，要兴建功业，必须详参彼己，慎择将相，认真研究用兵作战的方略。
《匈奴列传赞》云"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徽一时之权，而务讇纳其说，以便偏指，不参彼己；将率席中国广大，气奋，人主因以决策，是以建功不深。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匈奴之众，不过当汉一郡。但汉匈战争在武帝之世从元光二年（前132 年）设谋马邑到征和三年（前90 年）李广利降匈奴止，进行了四十三年，耗尽了西汉盛大的国力，而并未臣服匈奴，所以说"建功不深"。司马迁从这一战争实践中总结出两条慎用战争、巧用战争的方略，即一为"详参彼己"，二为"择任将相"。
详参彼己。司马迁反说，"不参彼己"则败，正说即是"详参彼己"，乃取胜之道。"详参彼己"，就是"知彼知己"。**同志指出："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③《淮阴侯列传》述韩信破赵的井径之战，先侦知赵将陈余不用李左车之奇计，而要打堂堂之战；又深知己军是一支新军，"其势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为战"，故置背水阵，出奇制胜，一战而破赵军。但若是两大国交兵，一战之得失并不能决定全局的胜败。因为战争胜败"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①。司马迁所讲的"详参彼己"发展了孙子"知彼知己"的战术思想，而是详参交战双方社会总力量的对比。《张仪列传》载张仪说齐涽王曰："臣闻之，齐与鲁三战而鲁三胜，国以危亡随其后，虽有战胜之名，而有亡国之实。是何也？齐大而鲁小也。今秦之与齐也，犹齐之与鲁也。秦赵战于河漳之上，再战而赵再胜秦；战于番吾之下，再战又胜秦。
四战之后，赵之亡卒数十万，邯郸仅存，虽有战胜之名而国己破矣。是何也？秦强而赵弱。"这说明，两国交兵，双方强弱形势，财力大小，人力众寡，不可不详参彼己。《淮阴侯列传》载韩信论项羽必败的形势分析，又说明强弱之势并非一成不变，形势消长，人心向背，不可不详参彼己。此外，敌国政治之措置，人民之习性，兵卒之素质都必须详究。苏秦、张仪两传借纵横家之口说明和与战的策略关系国家存亡，不可不详参彼己。汉武帝反击匈奴，不趁元狩四年（前119 年）漠北大战的胜利形势，与匈奴和亲，而误听"调纳其说"，制定了臣服匈奴的错误战略。匈奴军虽寡，但匈奴是一个全民习骑射的大国，东西广袤万里，南面大漠为屏障。汉军虽众，但骑射不如匈奴，出塞千里，后方传输，"率三十钟而致一石"，势成强弩之末。匈③ 《史记》卷四《周本纪》。
① 《**选集·论持久战》第2 卷第458 页。
奴却休兵于漠北，"无城廓之居，委积之守，迁徙鸟举"②，先占地利，以逸待劳，汉军难以取胜。司马迁对汉武帝伐匈奴"不参彼己"之批评，切中要害。
择任将相。司马迁给古今众多的兵家战将作传，高度评价司马穰苴、太公、孙、吴等人的兵法学，"切近世，极人变"，既切合近世社会的实用，又是人类最高智慧的结晶，与儒家"善战者服上刑"的主张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井经之战，赵将成安君陈余不用广武君李左车的奇计，结果兵败身死为天下笑。司马迁以颂为讥评论说："成安君儒者也，常称义兵，不用诈谋奇计。"《田单列传》记述田单破燕以五千之众胜数十万燕军，全靠奇谋取胜。《赞》语曰："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胜。善战者出奇无穷。奇正还相生，如环之无端。"所谓"正"，即堂堂的攻守之战，攻则无坚不摧，守则坚如磐石，这拚的是兵锐将勇。所谓"奇"，就是不依正轨，不行常道，用奇谋智计取胜，斗的是兵略权谋。兵锐将勇，是战争取胜最基本的要素。兵略权谋，是常胜的决定因素。两者相辅为用。百战百胜的将军总是智勇兼备，用兵置陈，正奇相依，变化无穷，如"环之无端"，无懈可击。让我们看看司马迁所写的战争实例。
秦赵阏与之战，借赵奢之口说，两军相斗，"譬之如两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①。赵军如鹰击狡兔，迅猛而又出其不意地直趋秦军，获得了全胜。巨鹿之战，项羽破釜沉舟，勇往直前，以泰山压顶之势冲击秦军，赢得了大胜。项羽起兵八年，身经七十余战，未尝败北。彭城之战，他以三万精兵击溃刘邦五十六万大军。乌江岸边，他以二十八骑快战汉兵五千追骑，溃围、斩将、夺旗。这都是一鼓作气取得的胜利。打仗就要有这样的气势。乌合之众、怯懦之将是不能打胜仗的。但是两军置阵对抗，"多算胜，少算不胜"①，善战者是斗智而不是斗力。拔山盖世之雄的项羽终于败在刘邦手下，可见智胜勇。垓下之战，韩信指挥三十万大军与项羽战，以密集之大军伪作山崩瓦解之败，诱使项羽逐胜，分散楚军兵势，使孔将军、费将军从左右横击楚军，"楚兵不利，淮阴复乘之"②，于是把项羽团团围困在垓下，更是智胜勇。战国时孙膑围魏救赵的桂陵之战，"批亢捣虚"，避实击虚；马陵之战，外示以弱，诱敌中伏，擒杀庞涓。秦魏安邑之战，商鞅诈赚公子卬；王翦灭楚，计引楚军东归，在追击中取胜。这些都是用奇斗智的战例。常胜将军白起和淮阴侯韩信是勇略兼备。秦赵长平之战，秦军正面佯败使赵军攻坚，而另出两路奇兵，一路冲断赵军，分割包围，一路切断粮道，困迫赵军投降。井陉之战，韩信不但用智，而且也是斗勇。凡以少胜众，以弱克强的将军，都是智勇双全的良将。司马迁绘声绘色地记载了古今大大小小的各种斗奇用智的战例，就说的是这个道理，欲"巧"用战争，必须慎择良将。
兵锐将勇，出奇用智，还在于有严格的训练，赏罚必信，官兵一体，成为一支有素养的军队。廉颇用赵卒则胜，带楚兵则无功，就是生动的例证。《孙子吴起列传》、《司马穰苴列传》，载述孙武练兵，吴起爱士，穰苴立信，这都是良将的治兵方略。他们带领的军队，官兵一体，纪律严明，就没② 《**选集·论持久战》第2 卷第437 页。
① 主父偃：《谏伐匈奴疏》，载《史记》卷一百一十二《平津侯主父列传》。① 《史记》卷八十一《廉颇蔺相如列传》。
② 《孙子》上卷《计篇》。
有不打胜仗的。汉武帝伐匈奴，以外戚为大将，卫青、霍去病尚能"用材能自进"，常打胜仗。但霍去病不恤士卒，"重车余弃梁肉，而士有饥者"，比古之良将已逊一筹。至于贰师将军李广利更是庸劣无比，兵征大宛，上下贪冒，使汉军前后丧师十余万众，多数士兵都不是战死沙场，而是物故于贪将之手。最后李广利兵败降匈奴，成了可耻的叛徒。司马迁对汉武帝不慎择将相的批评，也是切中要害。
从上述三个方面来看，司马迁十分精通兵略，娴于权谋，故载述兵事战阵有声有色。他虽然没有带兵打仗，但对于兵学理论作了深入的研究，尤其注重当世战争的经验总结。所以司马迁的战争观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在当时具有切中时弊的现实意义，为西汉统治者敲警钟；在今天来看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走向大一统时代人们的战争观念，是研究古代战争史的重要资料。
纵观司马迁的战争观，立于治国平天下的政治高度，系统地总结了历史上的战争经验和兵学理论，形成了一套"志古自镜"的历史兵略学，供善为治国者览观。司马迁对兵政关系作了辩证的理论概括，认为兵与政是保国安民的两件不可缺一的工具。他借主父偃《谏伐匈奴疏》引《司马法》曰："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这说明司马迁倡导注重战争，研究兵略，不是好战，而是自强，抗暴御侮。这些思想，在今天看来，无疑地也是值得肯定的。
最后，谈谈形成司马迁战争观的历史条件，主要有三个方面。
其一，司马氏家学有着深厚的兵学渊源，给予司马迁以重大的影响。这已在本书第三章论及，兹从略。
其二，春秋战国以来兵法学的发展，已经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伴随着春秋战国及秦楚之际的战争，产生了无数杰出的军事家和常胜将军，兵法学因而大兴。《司马兵法》、《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吴起兵法》等等名著都是出自带兵打仗的常胜将军之手，是实战的总结，是经验的升华，所以具有朴素唯物论观点和辩证法思想。在秦汉之际，兵法学十分普及，广为流传。《汉书·艺文志》专设"兵书略"，分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类，总计兵书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图四十三卷。由此可见秦汉之际兵法学发展的盛况。司马迁就生活在这兵法学昌盛的时代，广读兵书，内藏韬略，也就毫不奇怪了。
其三，时势的推动，使司马迁注重兵学。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6 年），司马迁二十壮游，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其时汉匈战争已经进行了七年，天下飞刍粟，萧然烦费。骚动全国的战争动员给司马迁提出了研究兵学的课题。他二十壮游详细考察秦灭六国以及楚汉相争的战场。他徘徊于大梁之墟，考求侯生所居夷门，遥想当年魏公子窃符救赵的壮举，激发报国之志。司马迁奉使西征巴蜀以甫，亲历军阵，渡越关山。他扈从武帝，目睹了盛大的阅兵典礼和围猎军事演习，使书本上治兵置阵的兵学得到实际生活的验证。尤其是汉匈战争兵连不解数十年，深深地影响了当时人们的生活，不能不使忧国忧民的司马迁加倍地关注战争。所以司马迁的战争观，不只是来源于读兵书史乘和家学承传，而是更有对现实的战争体察和亲身实践。这就是司马迁的战争观如前所述具有进步性、唯物性和人民性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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