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政治观
司马迁的政治思想，基本倾向是倡导儒家的"仁政"为本，辅以道家的"无为"为表的统一体，同时对于阴阳、名、法、墨各家也兼收其长，扬弃其短。这在《论六家要指》中有着明晰的阐述。司马迁的政治思想的形成，不仅仅是融合儒、道及诸子百家的思想资料，而且更主要地是总结历史经验"自古志镜"提出的。所以，司马迁的政治思想属于经世致用型，而不是思辨理论型，他既不是儒家，又不是道家，而是升华历史经验自成一家。主要内容有以下三个方面。
1.崇尚德治，反对暴政。
在司马迁笔下，"德治"与"暴政"两相对立，作者的褒贬倾向极为鲜明。《太史公自序》对古圣先贤禹、汤、文、武称颂为德治之君，说夏禹"德流苗裔"，周文王"德盛西伯"；对夏桀、殷纣、周幽王、周厉王，以及秦始皇、秦二世这些昏暴之君，贬抑为"暴"。司马迁用这一政治观念模式总结历史经验。在《夏本纪》中，他说"帝桀之时，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叛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在《殷本纪》中说：纣王"好酒淫乐，劈于妇人，??百姓怨望而诸侯有叛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而周文王"修德行善，诸侯多叛纣而往归西伯。古代"虞夏之兴"，"汤武之王"，因修仁行义，"德洽百姓"①；而桀、纣、幽、厉之亡，则是因暴虐不仁。中古春秋时期，"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而"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①这里所说的本，就是仁义之本。近世楚亡汉兴，也因"于羽暴虐，汉行功德"③。汉兴百年之间，"诸侯或骄奢，仗邪臣计谋为**，大者叛逆，小者不轨于法，以危其命，殒身亡国。"②所以司马迁更明确地宣称，他写作《汉兴以来诸侯王表》的目的，就是"臣迁谨记高祖以来至太初诸侯，谱其下益损之时，今后世得览。形势虽强，要之以仁义为本。"⑤司马迁崇尚德治，反对暴政，但并不排斥"法治"，而只是认为"刑法"不是治政的根本，不能带来太平，更不应酷烈。循吏、酷吏两传序论对照极为鲜明。《循吏列传序》云："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好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酷吏列传序》云："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十分明显，司马迁认为暴力和法，是治政之"具"，不可缺少。但"具"只是手段，不是治政的目的。"汉兴，孝文施大德，夭下怀安"，这才是目的。为政之道，是以"德治"导致天下太平。
"德治"是儒家政治的根本。"德治"即"仁政"，出发点虽然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具体内容却是轻谣薄赋，主张节制对人民的剥削，缓和阶级矛盾。这一政治的理论基础是"民惟邦本，本固邦宁"④。司马迁用古今的历史事实来说明"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一民本思想，可以说贯穿《史记》全书。但司马迁并没有到此止步。他不仅认识到了人民力量对① 《史记》卷一百二十《太史公自序》① 《史记》卷十六《秦楚之际月表序》。
② ③《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④ ⑤《史记》》卷十七《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
历史的演进起最后的决定作用，而且肯定人民的反暴斗争，大声赞美革命行动。
所谓"革命"，即变革天命，有道伐无道。"革命"词源有两个出处。
一是《逸周书·克殷解》，记载武工克商的告天之词，曰："膺受大命，革殷，受夭明命。"一是《周易》卷五孔子所述《革卦·彖辞》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哉。"战国时孟子更发展成为民贵君轻说，盛赞武王革命诛"一夫纣"①。汉代景帝时还发生了儒学博上辕固生与道家博士黄生展开的一场汤伐染，武王伐纣是不是革命的辩论。黄生认为汤、武之举是"臣拭君"，大逆不道。辕固生认为汤、武革命是"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②。可见"革命"是先秦至汉初儒家的一个进步观点。但是，到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加强了大一统的思想控制，这时的儒家学说是以董仲舒的三纲五常为基准，原始儒家的民贵君轻说，已被束之高阁。在这样的背景下，司马迁不仅继承了原始儒家民主性的精华，并发扬汤、武革命的观点，又向前推进了一步，提出了反暴政的思想。司马迁为陈涉作世家，把他与汤、武并论："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③。项羽灭秦，司马迁热情地歌颂了他，为之立本纪；而项羽暴虐，同样受到司马迁无情的批判。《刺客列传》和《游侠列传》，大旨都是颂扬反暴的精神。所不同的是，《刺客列传》反映的是政治斗争，宣扬扶弱锄强的正义精神。至于游侠，可以说是颂扬绿林义气，宣扬下层人民扶弱救困的"仁义"道德。游侠的出现，是封建社会法制瓦解，匹夫抗愤的一种形式。游侠为受压迫、受冤屈的下层人民伸张正义，而不惜牺牲性命，司马迁歌颂他们，表现了他同情广大人民的反暴愿望，这已经越出了传统的儒家思想，受到正统史家的非难。但这正是司乌迁思想闪光的精华之一。
2.主张顺民之俗，颂扬无为政治。
无为政治在理论上是"因循为用"与"多欲滋事"正相反对。纵观《史记》，司马迁所歌颂的圣君贤相，皆"因循为用"；所抨击的暴君污吏皆"多欲滋事"。五帝三王与汉初君臣都是"因循为用"的；三代末主与秦皇、汉武都是"多欲滋事"的。前者兴盛，无为而无不为；后者衰败，为所欲为而国破家亡。
司马迁所讲的"因循为用"，采自道家的思想资料，但却与老庄之道有本质的区别。老子的"无为"，主张绝圣弃智，灭去人欲，要把历史拉回到古朴的原始社会中去①。司马迁所讲的"因循"却是顺民之俗，给人之欲。他在《货殖列传》里明确地提出了**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观点，主张施政要随从民俗。他说："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因此，《货殖列传》一开篇就把老于的小国寡民主张作为批判的靶子引用。其实《老于》五千言中连一个"因"字也没有，司马迁从"无为"学说中引出"因循"是一种创新和发展。"因循"不是消极的率由；① 《尚书》伪古文《五于之歌》。
② 《孟子》卷二《梁惠王下》第八章及卷十四《尽心下》第十四章。
③ 《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
① 《史记》卷一百三十《大史公自序》。
日章，无所作为；恰恰相反，而是"因势利导"之"因"，积极地与时迁移。《论六家要指》说："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是用道家的语言，表达了法家的进化论思想。司马迁把老庄申韩合传，是发人深思的。韩非说："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又说："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②。司马迁还说："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①。"法后王"出自《荀子·非相篇》。司马迁所讲的"因循"，其治政内容与韩非的随俗施事和荀子的法后王是一脉相承的。
"因循为用"的政治实践是汉初的无为政治，受到司马迁的称赞；"多欲滋事"的政治是武帝的文治武功，因其过度使用民力而受到司马迁的批判。汉初无为在指导思想上是"国家无事"，"君臣无言"；具体措施，则是约法省禁，与民休息。无为治国的原则，高帝在世时已经贯彻，如除秦苛法，开关梁弛山泽之禁，十五税一等等。汉高祖起自匹夫而得"天统"，原因就是他顺民之俗，"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吕太后无为，"民务稼稽，衣食滋殖"。汉文帝"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司马迁许之为"德至圣"的"仁"君。萧何为相，"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曹参因循，"天下俱称其美"。文景之世的社会，在司马迁笔下，被描绘成理想的社会。《律书》云："太史公曰：文帝时，会天下去汤火，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未尝至市井，游敖嫡戏如小儿状。孔子所称有德君子者邪！"司马迁在《平准书》中明确地指出，汉兴七十年之"盛"的原因，是"国家无事"。所谓"国家无事"，并不是没有事和不做事；这乃是与汉武帝时国家多事相对而言。查《汉书》各帝纪。惠帝有城长安之事，高后元年有置孝弟力田官劝农之事，二年有改行八铣钱之事，文帝有平济北王刘兴居叛乱之事，景帝有平吴楚七国之乱之事。这些事是必须要办的，它不是君臣们人为制造出来的，而且在办事时又有所节制，所以说"无事"，例如惠帝几次城长安，都在农闲进行，三十日而罢。"国家无事"的前提是"君臣无言"。曹参为相，日饮醇酒。"卿大夫己下及宾客见参不事事，来者皆欲有言。至者，参辄饮以醇酒，间之，欲有所言，复饮之，醉而后去，终莫得开说，以为常。"曹参对惠帝说："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②。可见无事、无言就是垂拱无为，守职尽责，依法办事，不滋事扰民。武帝即位则不然。他大事兴为，"臣下争言利害，一事未就，一事又起，这就是西汉由盛转衰的原因。《平准书》也有具体描述，"武力进用，法严令具"，加之"兴利之臣自此始也"，超过了整个国家和人民所能负担的极限，给社会带来了灾难。到了武帝晚年，国家呈现"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的残破景象，大类亡秦之迹。汉武帝后期的衰败，司马迁早在元封年间兴隆景象之时就觉察了。所以《平② 《老子》第三章："不尚贤，使民不争，??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第十九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
第十八章："小国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的这些政治主张，均受到司马迁的批判。详见《货殖列传》。
① 《韩非子·五蠹》。
② 《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序》。
准书》赞语的结尾意味深长地以秦喻汉，用历史的教训来向汉武帝敲警钟。请看司马迁的批评：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二等，黄金以镒名，为上币；铜钱识日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于是外攘夷狄，内兴功业，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响，女子纺绩不足衣服。古者尝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上，犹自以为不足也。无异故云，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这里所说的秦统一币制，"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乃是隐喻汉武帝垄断盐铁财货，随意变革市制搜括民财的写照。集天下之财，用于"外攘夷狄，内兴功业"，以至于"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响，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的境地，而**者"犹自以为不足"。司马迁批评武帝的多欲，讥刺他的迷信荒诞，就在这"犹自以为不足"上，而并不是对他整个事业的否定。西汉政治从无为转向多欲，乃"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是历史大势和必然发展。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外征内作，把西汉推向极盛。封禅、改制、正历、四夷归服，一派博大气象。《太史公自序》云："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这是前所未有的大一统鼎盛局面，司马迁怎能不歌颂呢？由此可见，司马迁对汉武帝多欲滋事的批判，是指他好大喜功，过度使用民力而言，井用以表现他提倡德治，顺从民望的政治观点，以及对文景之世无为政治的依恋和想往。
总之，司马迁赞颂汉初无为，但并不认为无为是不应变化的；他批评武帝多欲，也并不认为武帝的功业一无是处。司马迁的赞颂与批评，均是从顺民之欲的立场出发，总结历史的经验，警告为政者要顺应历史事势办事，以德为治，建立巩固的统治。这反映了西汉新兴地主阶级奋发向上的精神，是应该肯定的。
3.反对分裂割据，颂扬秦汉大一统。
清钱大听说："《史记》微旨有三，一曰抑秦，二曰尊汉，三曰纪实。"①这个评价是十分中肯的。司马迁尊汉，从历史观来说是主张大一统，从政治观来看是拥护秦汉以来的中央集权制。这可从两个方面来论证。一是肯定秦的统一事业，再是颂扬景武之世的削藩政策。
司马迁抑秦是反对秦政暴虐。他为陈涉立世家，为项羽立本纪，为张耳、陈余、魏豹、田儋等人立传，主旨就是颂扬他们反暴政。但司马迁抑秦却有别于那些全盘否定秦朝的"耳食"腐儒，而不同凡响地肯定了秦朝的历史地位。司马迁认为统一天下是十分不容易的，慨叹"盖一统若斯之难也"①。因此，对于秦取天下多暴这一历史事实，司马迁评论说："世异变，成功大"②，肯定天下壹并于秦，秦王政立号为皇帝这一制度。汉承秦制，推行郡县制度，景帝、武帝削藩平乱，加强了中央集权。司马迁颂扬秦朝的统一，乃是为景武之世削藩平乱制造舆论，提供历史的依据。吴王刘濞、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因先后谋反，国除，司马迁不立世家，降为列传，以示贬抑。司马迁在《淮南衡山列传赞》中评论说："淮南、衡山亲为骨肉，疆土千里，列为诸侯，不务遵著臣职以承辅天子，而专挟邪僻之计，谋为叛逆，仍父于再亡① 《史记》卷五十四《曹相国世家》。
① 《潜研堂文集》卷三十四《与梁耀北论史记书》。
② 《史记》卷十六《奏楚之际月表序》。
国，各不终其身，为天下笑。"对诸侯王的叛逆行为作了深深的谴责。在《吴王濞列传赞》中指出："古者诸侯地不过百里，山海下以封。"高帝大封同姓王，诸侯跨郡连城，司马迁认为不台周封五等，地"上不过百里，下三十里"③的亲亲树藩之义，而赞扬景武时期的"削藩"政策。齐分为七，赵分为六，梁分为五，淮南分三，天子支庶子为王，王子支庶为侯，王侯之国一百有余，这样的政治局面，司马迁认为是。'强本子，弱枝叶之势，尊卑明而万事各得其所"②的好措施。他颂扬景帝平乱，使"天下翁然，大安殷富"①；称赞武帝推恩分削诸侯，说："盛哉，天子之德！一人有庆，天下赖之。"③颂扬秦汉一统，肯定景武之世的削藩，符合历史的发展进程。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说："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国家的统一，政治的稳定，这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前提。所以司马迁对汉政权的统一和强盛，是倍加赞颂的。《史记》以昂扬的情调反映西汉盛世，颂扬伟大的时代，历史观和政治观都是进步的。
③ 《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序》。
① ②《史记》卷十六《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
③ 《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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