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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史记》散文叙事的艺术特色
《史记》人物传记的本质是一种散文叙事，其中非人物传记的篇章大都带有政论色彩，更是典型的散文叙事。司马迁散文的艺术成就，代表了汉代文学的高峰。语言锤炼和章法结构是撰写优秀散文的重要因素。前人对这方面的抉发最为深入，取得的成绩也最大，本有许多话可说，因限于篇幅，不作详论。下面从历史叙事与人物刻画的角度来探讨《史记》散文的艺术特色，我们认为最突出的成就是以下几个方面：善序事理、寓论于序事、浓郁的抒情性、讽刺艺术、通俗化和个性化的语言。分别概述如下。
1.善序事理。
《史记》不是一般的写景、抒情、设喻、说理，它以人为本位记叙历史、所以是别具一格的历史散文。在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历史散文是《尚书》和《春秋》。《尚书》记言，《春秋》记事，两者都比较古朴。其后有《国语》和《左传》。《国语》记言，《左传》记事。这两部书，无论记言、记事都具有广阔的历史内容，语言简洁流畅富有文采。《左传》记事，善于突出事物的本质，能用简括的语言写出复杂纷繁的事物，尤其善长写战争。同时《左传》已开始描述人物梗概，能用极少的笔墨刻画出人物的细微动作和内心活动，使人物有生动的形象。《战国策》长于辞令，诸子散文长于说理。司马迁继承《左传》历史散文的传统，又从《国语》、《战国策》、诸子散文中吸取营养，发展创造出独具太史公风格的《史记》散文，其最大特色是在记事实录中善序事理。西汉文学大家刘向、扬雄都极为叹服。"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就是刘向、扬雄对司马迁文笔特点的高度概括提出的命题。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的赞语中转述刘向、扬雄之言，也表明了他的叹服。这说明《史记》"善序事理"的散文特色为两汉文学史学大家所公认，也成为两千年来的不刊之论。
司马迁"通古今之变"，他"序帝王"，"记侯国"，"系时事"，"详制度"，"志人物"，全都是叙事；司马迁"成一家之言"，他要在记叙历史中阐明历史演变的因果关系，表明自己的分析和看法，这就是理。叙事说理，交融关合，天衣无缝。例如《五帝本纪》，这是熔铸剪裁古史文献而写成的篇章，司马迁却在详略穿插的叙事中鲜明地表达了黄帝开创统一和尧、舜明德的历史观点。清人吴见思评论说："尧、舜二纪，纯用《尚书》、《孟子》，略改字面，便是太史公之文，不是《尚书》、《孟子》之文。且既经删改，而运用插和，绝无痕迹，岂非神手！"①这是说古史文献，一经司马迁点窜，便成大手笔之文，蕴含无限思想。近人李景星作了具体分析，他说："篇中考世系处，极分明，亦极错落。至于叙事，更详略得宜。变化尽致。排句，学周语。秀句，参诸子。古句、奥句，仿经书。所举五帝大事，如天地山川、礼乐制度、设官分职、修德布政，有演为数百言者，有缩为数言者。节节照应，处处关通。而实则高古典质，一丝不苟。"①这里指出，《五帝本纪》史事考证精细，详略得当，谋篇布局，行文造句，既有继承，又有创造，一丝不苟。司马迁"善序事理"，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劳动。
文章惟叙事最难，若平铺直叙，淡而无味。司马迁却擅长叙事，使"《史① 可永雪：《史记文学成就论稿》第222 页。
① 《史记论文·五帝本纪》。
记》一书，以参差错落，穿插变化为奇，而笔法句法，绝无一律。"①受到历代学者的一致肯定。刘知几说："观子长之叙事也，自周以往，言所不该，其文阔略，无复体统。自秦汉以下，条贯有伦，则炳炳可观，有足称者。"②这是说，司马迁记叙秦汉纷繁史事的创作之篇，其叙事手笔，更为精绝。清人冯班说："《史记》叙事，如水之傅器，方圆深浅，皆自然相应。"③刘熙载说："《史记》叙事，文外无穷，虽一溪一壑，皆与长江大河相若。"④这类赞语，举不胜举。中心是说《史记》文章，叙事贴切，浑然一体，言外有意，波澜状阔，起伏变化，有无穷妙境。司马迁精意创作的篇目，如《项羽本纪》、《高祖本纪》、《李将军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等都是叙事如画的名篇。试以《魏其武安侯列传》作一分析。李景星说：此传，虽曰《魏淇武安侯列传》，实则窦、田、灌三 人合传也。两个贵戚，一个酒徒，惹出无限风波。头绪纷繁，如何措手？而太史公用独力搏众兽手段，构成一篇热闹文字，真是神力！传以魏其、武安为经，以灌夫为纬，以窦、王两太后为眼目，以宾客为线索，以梁王、淮南王、条侯、高遂、桃侯、田胜、丞相绾、籍福、赵绾、王臧、许昌、庄青翟、韩安国、盖侯、颍阴侯、窦甫、临汝侯、程不识、汲黯、郑当时、石建许多人为点染，以鬼报为收束。分合联络，错综周密，使恩怨相结，权势相倾，杯酒相争，情形宛然在目。⑤本传只有三千余字，涉及西汉统治集团上层人物二十七人。传中三个主人公窦婴、田蚡、灌夫都是平庸的官僚，正如李景星所说，两个外戚，一个酒徒，他们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殊勋，但司马迁却捕捉住他们各自具有的典型个性特征，在实录中塑造了生动的形象，蕴蓄了使后人深思的哲理。司马迁以三人为主线，联络穿插了形形色色的政治人物，编织了一幅寓意深微的政治风云画卷，用以揭示西汉盛世下的宫廷内外的矛盾斗争，通过贵族们互相倾轧、横暴自恣的丑恶形象，有力地抨击了当时**政治的黑暗和腐朽。全传叙事，看似平淡，读来却扣人心弦。本传的艺术手法，有着多方面的精彩表现，如人物刻画，形象主动，语言简洁，叙事精炼，篇末评论，画龙点睛，是非允当，含蓄而犀利。单就叙事手法而言，本传有两大特点。第一，章法结构，别开生面，似散而紧凑，千头万绪而条理朋晰。三传分开来读，各具首尾，只反映各个人物的个人荣辱，平淡无奇。司马迁把三传联缀起来，利用两个外戚的瓜葛，穿插各色人物，从而把各种复杂的矛盾交织起来，反映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清天郭嵩焘说："魏其、武安、灌将军，各以其势盛衰相次言之，合三传为一传，而情事益显。"①第二，偏选一系列典型的生活场景来组织故事，刻画人物，反映不同政治集团势力的消长，富有生活情趣，引人入胜。窦田矛盾发展有两个重要场面。一是窦婴夫妇宴请田蚡，一是灌夫使酒骂座。前者是窦婴夫妇宴请田蚡，马屁没有拍上，倒助长了田① 《史记评议·五帝本纪》。
② 吴见思语，引自《史记论文·五帝本纪》。
③ 《史通》卷六《叙事》。
④ 《钝吟杂录》卷六。
⑤ 《艺概·文概》。
① 《史记评议·魏其武安侯列传》。
蚡的骄矜，一席酒肉，换来了田蚡求索城南田，真是陪了夫人又折兵。后者是窦婴、灌夫去庆贺田蚡结婚，窦婴遭众人冷眼，好打抱不平的灌夫，气恼不过使酒骂座，遭来横祸。两次宴会，起因都是失势的窦婴和灌夫主动去讨好田蚡，结果弄巧成拙，演出了两场滑稽戏。这根本原因是窦婴、灌夫两人内心极为嫉恨田蚡，于是结成同党来对抗，可是他们又心存幻想，表面上巴结田蚡，想借田蚡的势来拾高自己的身架。也就是窦婴、灌夫两人违心事权贵，内心积蓄的憎恶与痛苦如洪水一样冲决了强颜欢笑的堤防，所以导致逢迎的表演弄巧成拙。司马迁捕捉住这些典型的生活场景来铺叙故事，情节虽无波澜起伏，却曲折生动，引人入胜。
巧妙的篇章布局和善于选取典型素材，这是司马迁善叙事理的大关节。
此外，司马迁在一篇之中的段落层次，以至一句之中的字法变化，也十分讲究叙事笔法。如清人李晚芳评《伯夷列传》说："一篇之中，忽序忽断，如论如赞，若吊古，若伤今，令读者迷离，莫名其妙。"①吴见思评《汲黯列传》说："忽序事，忽行文，忽而简质，忽而铺排，逐段变换，又有山回谷转、云破月来之妙。"①这说的是叙事段落笔法的变化。牛运震评《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完壁归赵"一节说："一壁耳，变出易壁、奉壁、完壁、授壁、得壁、求壁、取壁、持壁、破壁、送壁、归壁、留壁，字虽非经意，却有多少生情处！"②这是说字法变化。一个"壁"字，随着情节发展，用一系列不同的动词变化，描写场景的转换，表现人物心态的变化，酣畅淋漓地刻画了商相如大智大勇的形象。由此可见，司马迁叙事段落起伏，以及文字变化，完全是为了写好人物或者增强说理服务的，非大手笔，不能为此。
至于"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一是说叙事内容，翔实而不空疏；二是说叙事有文采，质朴而不粗俗。这两个特点，也是治文史于一炉的艺术手法。明何乔新评论说："如叙游侠之谈，而论六国之势，则土地甲兵，以至车骑积粟之差，可谓辩矣，而莫不各当其实，是辩而不华也；叙货殖之资，而比封侯之家，则枣栗漆竹，以至籍藁鲐蚡之数，可谓质矣，而莫不各饰以文，是质而不俚也。"③何氏的评述和所举例证极其精当。如《货殖列传》记叙各地的都市、地理、气候、物产、风俗、人情，样样皆为实录而文采斐然，内容辩而不华，行文质而不俚，全篇布局，又是善序事理的精采篇章。
2.寓论断于序事。
这一手法就是把作者的论点熔铸在历史叙述的过程中，不言而评论自见。清顾炎武首发此论。《日知录》卷二十六云：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唯太史公能之。《平准书》末载卜式语，《王翦传》末载客语，《荆轲传》末载鲁勾践语，《晁错传》末载邓公与景帝语，《武安侯田蚡传》末载武帝语，皆史家于序事中寓论断法也。顾炎武举的例子都是在篇末借他人之语来表达作者的评论。《平准书》末卜式语曰："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这是借卜式的语来批评桑弘羊"兴利"害民。《王翦传》末记客语："夫为将三世者必败。必败者何也？以其所杀伐多矣，其后受其① 《史记札记》卷五下。
① 《读史管见》。
② 《史记论文》。
③ 《史记评注》。
不祥。"这是借客语来批评王氏祖孙三代唯知阿意兴功，残虐人民，终于败亡，鲜明地表达了作者对暴虐之吏的憎恶感情。《荆轲传》末载鲁句践语"嗟乎惜哉，其不讲于刺剑之术也"云云，表达了作者对荆轲剑术不精，行刺不成的惋惜，以及对荆轲勇于涉险的赞叹。《晁错传》末载邓公语云："夫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故请削地以尊京师，万世之利也。计划始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臣窃为陛下不取也。"这是借邓公的话批评景帝处事不当，用以表彰晁错为国家树长画的忠君精神，并为其蒙冤表示不平。《魏其武安侯列传》末载武帝语："使武安侯在者，族矣！"这是借武帝的话来声讨卑劣小人田蚡的罪不容诛。
以上五例都在篇末，是其显例。其实这样的例子在篇中更多，可以说是举不胜举。而且形式多样。例如《叔孙通列传》对叔孙通的批评，有秦博士诸生之言，有汉初鲁生之言，有高帝之言，有弟子之言，这些批评贯穿于全篇之中。秦博士诸生之言与两鲁生之言是正面批评，高帝之言是褒奖；弟子之言是恭维，形式多样，其旨则一，都是讥刺叔孙通的面谀。
司马迁结合具体史事，借用他人之语作论断，使评论与史实的叙述有机地成为一个整体，尽管落墨不多，却极其深刻而又生动，收到画龙点睛的效果。《吴起列传》载李克对魏文侯语，《商君列传》载赵良语，《李将军列传》载文帝语，《汲郑列传》载汲黯谏武帝语，都是极为鲜明的例证。语言射借用，也不限于人物的直说，其他如《越王勾践世家》载范蠡遗文种书，《乐毅列传》载乐毅遗燕惠王书，以及许多篇章的歌谣诗赋，俚语俗谚，如《晋世家》载《士之歌》、《孔子世家》载《去鲁之歌》、《曹相国世家》载百姓《萧曹之歌》、《齐悼惠王世家》载朱虚侯刘彰《耕田歌》、《伯夷列传》载伯夷叔齐《采薇之歌》、《魏其武安侯列传》载颖川儿歌等等，都具有表达史论的作用。司马迁还把许多谚语直接化入"太史公曰"的评论中，就更不用说了。再进一步探讨，我们发现，司马迁在历史叙述的过程中就鲜明地表达了爱恨和褒贬，这才是寓论断于序事的最基本形式。例如《淮阴候列传》，就是司马迁为韩信写的一篇翻案史传，但通篇并无翻案的字眼。韩信有大功于汉，他通谋陈豨是蒙冤后被逼上梁山的。全传以汉四年为界限分为两部份。前一部份写韩信之功，他亡楚归汉，定策汉中，擒魏取代，破赵胁燕，东击齐，替汉家打下了半壁江山，突出韩信的智。后一部分述说韩信被高祖猜忌，从夺王贬爵到夷灭三族，突出他的冤。以"智"照应"冤"，为我们勾勒了一幅感人的悲剧画面，揭示了绝对君权的残忍，具有反封建**的思想光辉。韩信拒武涉、蒯通之说，司马迁用重笔叙写，最为精彩，可以说这一段文字就是司马迁用事实为韩信辨诬，寓论断于序事的妙笔。《汉书》卷四十三转写的韩信传，删去蒯通的故事而另立蒯通传，这样就割裂了司马迁寓论于序事的笔法，使全文大为减色，被顾炎武批评为"寥落不堪读"，④真是一语中的。在《史记》一书中，寓论断于序事最精彩的笔触，也总是体现在最典型的人物传纪中。例奴秦始皇、高祖、项羽等人的本纪，陈涉、萧何、曹参、张良、陈平、周勃等人的世家，吴起、商君、战国四公子、屈原、贾生、李斯、蒙恬、张耳、陈余、彭越、黥布、准阴侯韩信、叔孙通、万石君、魏其武安侯、李将军、公孙弘、主父偃、刺客、游侠、酷吏、佞幸等等列传，都是通过实写历史人物的事迹来说明、诊断历史问题的。司马迁布篇④ 《何文肃公文集》卷二《史记》。
中的夹叙夹议与"太史公曰"是直接的评论。司马迁直接的评论往往是对寓沦断于序要的点评与揭示，二者结合起未才徒体会司马迁的史笔之妙。这些就不一一评说了。
3.浓郁的抒情性。
司马迁写历史人物熔铸了鲜明的爱恨感情，使《史记》行文深得《离骚》情韵，强烈地感染读者，引起共鸣，从而增强了人物形象。本来史传散文与抒情长诗，两者文体不同，形式各别，内容迥异，没有共通关系。但学术界一致承认《史记》与《离骚》二者的相提并论。清人章学诚说："夫《骚》与《史》，千古之至文也。"①鲁迅说："《史记》是"无韵之《离骚》。"①李长之更进一步称《史记》为"中国的史诗"②。这都是说《史记》具有浓郁的抒情性，也就是《史记》比拟《离骚》的主要相同点。今人吴汝烃具体地分析了《史记》中的骚影。他说："《项羽本纪》是一首充满着悲壮叹惋之情的英雄史诗，《伯夷列传》是一首喷发出愤激不平之情的怨刺诗，《魏公子列传》是一首满怀崇敬之情的赞美诗，《滑稽列传》是一首洋溢轻松愉快之情的幽默诗，《司马相如列传》略去所附录的大赋，便是一首包藏着炽热感情和富于浪漫色彩的恋爱诗。"③这些分析，旨在说明司马迁受《离骚》的感染，他以诗人的气质写史，于是使史文多含有诗的情韵④。清人刘熙载就曾说："学《离骚》得其情者为太史公。"⑤晚清刘鹗说得更为深刻。他说："《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⑥刘鹗回溯自《左》、《骚》、《史记》以来两千多年中国文艺发展的历史，将杰出的诗同、散文、传记、绘画、戏曲、小说一概说成是作家的"哭泣"。这见解极为深刻，比喻极其生动妥贴。这就是说，文学作品最深层的内涵，就是要熔铸作家的激情。因为《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所以刘鹗把它与《离骚》、杜工部诗、李后主词、以及绘画、小说同日而语。由此可见，《史记》人物形象生动，浓郁的抒情性，作家强烈的主观色彩的渗入，具有重要意义。
司马迁推崇屈原的人格，在《屈原列传》中讴歌他疾恶如仇、正直不阿、忠贞敢谏、舍身为国的品德情操，并把这些品德作为一种审美观渗透到《史记》人物传记之中。"敢犯颜色，以达主义"的袁盎，"不顾其身，为国家树长画"的晁错，"守法不阿意"的张释之，"不能容人之过"、"任气节，内行修洁，好直谏"的汲黯：在这些人物形象的身上，都可以看到屈原人格美的一端。司马迁称赞屈原"其志洁，故其称物芳"，他在《史记》中也如此效法。如司马迁用"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比喻李广的高尚品德为人民① 《日知录》卷二十六。
① 《文史通义·史德》。
② 《汉文学史纲要》。
③ 《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第300 页。
④ 引自吴汝煜《史记论稿》第37 页。
⑤ 郭沫若在《论诗札记》中说："诗之精神在其内在的韵律。内在的韵律并不是什么平上去人、高下抑扬、强弱短长，也下是什么双声叠韵，什么押在句中的韵文，这些都是外在的韵律。内在的韵律便是情绪的自然消涨。"按照这个原则，《史记》是当之无愧的史侍。
⑥ 《艺概·文概》。
所慕仰；用"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比喻孔子学说的博大精深；用"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比喻季布为人的信实可靠；用"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比喻陈胜内心的恢宏气度。这一切与《离骚》有着深刻的渊源⑦。司马迁褒贬人物的爱憎感情，除了学习和继承屈《骚》传统外，更得益于他的生活经历和坎坷遭遇。司马迁二十壮游，广泛地接触了下层社会，故而在《史记》中不仅写了帝王将相，也写了众多的小人物。司马迁受李陵之祸而发愤著书，所以他同情被压迫人民，反对暴力统治，颂扬正义，诅咒邪恶，与古代的人民感情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刺客、游侠、倡优、商贾、医卜等等中下层人物，在统治阶级眼里是没有社会地位的市井小民，但在司马迁笔下，他们是各类人物的典型，他们有着优秀品德和一技之长的才能，受到了热情的歌颂和肯定。许多附传人物，如《平原君虞卿列传》中的食客毛遂、邯郸舍人子李同；《魏公子列传》中的夷门监者侯赢、市井鼓刀屠者朱亥以及邯郸博徒毛公、卖浆者薛公，这些人物具有傲视权贵的高尚情操，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尤其有助人于危难的牺牲精神，司马迁以饱满的热情刻画了他们的光彩形象。司马迁对重义的公孙许臼，对先国家后私仇的蔺相如，对勇于改过的廉颇，对义不帝秦的鲁仲连，对铮铮硬骨的田横，对发难灭秦的陈涉、项羽，对抗暴的刺客，对已诺必诚、助人危难的游侠等等都写得有声有色，强烈地贯穿着歌颂正义，歌颂抗暴的精神。反之，对暴君污吏则尽情的鞭挞和揭露。《酷吏列传》刻画酷吏们枉法害众的残虐形象，面目可憎。总之，司马迁对美好的政治、崇高的形象无比热爱，无比赞赏；对腐朽事物、邪恶形象无比愤怒、无比痛恨。"正因为他爱得深，所以他也恨得切。在他的笔端纸上、字里行间不期而然地就翻滚激荡着感情的波涛，给读者的心灵以强烈盼震撼，这就是《史记》抒情性的根本来源。"①其次，司马迁对所写人物赋予深沉的人情味，也是感染读者的一个原因。垓下之围，项羽悲歌别姬，江边赠马亭长、赠人头与故人，情调悲凉，表现了一个倔强英雄在穷途未路时对于人生的眷恋，寄托了作者无限的惋惜之情。司马迁写刘邦好酒及色、无赖、大言、斤斤计较、豁达大度与小肚鸡肠，都极富生活情趣。刘邦晚年还乡纵酒，与父老击筑歌怀，即席赋诗，作《大风歌》，令一百二十小儿和习歌唱，描绘的是一幅胜利者的夕阳返照，一生戎马征尘，难得有这样人生欢乐。可马迁这样描写，具有多方面的艺术效果。君王与百姓同乐，正是为了表达天下安定后人民对于高祖的深切思念，极富有人情味。另一方面，《大风歌》也透露了刘邦屠灭功臣的悲凉之意，大好山河，谁来辅佐，曲折表达了集权**君王的复杂心态与人情味。至于《魏公子列传》，司马迁不仅以公子名篇。而且一篇之中，凡称公子一百四十七次，许多段落句句有公子，这不像在叙事，而是在娓娓讲故事，可以说每一个字都倾注了作者满腔热情的歌颂，魏公子的形象自然地光彩照人。
总之，司马迁写历史人物，往往借他人酒杯浇自家块垒，在饱含的激情中，带有他自己的生活经验，生活背景和个人色彩。在这方面司马迁酷似屈原。但是，写历史原则上不需要夹带感情，更不用说过多的主观色彩；而文学创作，则需要浓烈的感情。司马迁在纪实之中注入了浓烈的感情，所以《史记》既是历史，又是文学。但这必然要碰到感情与史实之间的矛盾，如何处⑦ 《老残游记自序》。
① 参阅吴汝煜《史记论稿》第35-36 页。
理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将二者统一起来，这正是司马迁的不平凡处。清人刘熙载在《艺概》中指出："叙事不合参入断语，太史公寓主意于情、肆于心而为文"，在慷慨激昂处，愤怒之情如泉涌，如海啸，感情与史实之间的矛盾，他就无暇顾及了。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吐发的发愤著书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整段议论的史实多与《史记》所载矛盾。当然，所有的人都明白司马迁的激情所指，而不会去责怪他。但这样的事例，多了就有损于史事的信实可靠，所以班固批评可马迁"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也是不可讳言的。这对于司马迁来说是大醇小疵，而对于后世历史家来说，更多的人效法班固，而不能效法司马迁，也是有客观原因的。
4.讽刺艺术。
本章第二节论及司马迁的文学观，他主张文学反映现实生活，并刺讥时事。司马迁十分赞赏屈原《离骚》和司马相如赋的讽谏价值和意义，作了高度评价。司马迁身体力行，他敢于刺讥，而且旗帜鲜明，所以《史记》问世而遭"谤书"之诬。讽刺的表现形式是用尖锐而诙谐的语言对假丑恶的东西加以揭露、嘲笑和谴责。目的是通过讽刺对假丑恶的否定，达到对真善美的肯定，并使人们在欣赏讽刺艺术中得到审美的愉快。司马迁善长"微言讥刺，贬损当世"。《六国年表序》云："孔子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授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匈奴列传赞》云："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这两则序赞借《春秋》以揭示《史记》对当代史的记载多有微词讽谕。宋人吕祖谦在《大事记》中说：太史公之书法，岂拘儒曲士所能通其说乎？其旨意之深远，寄兴之悠长，微而显，绝而续，正而变，文见于此，而起意在彼，若有鱼龙之变化，不可得而迹者矣。读是书者，可不参考互观，以究其大旨之所旧乎！
吕氏认为太史公行文如"鱼龙之变化"，莫测高深。这见解十分精到。
所以我们条列司马迁的讽刺艺术手法，只能举其大端。
其一，状摹本人自矜声色的心态以寓讽。《高祖本纪》载，汉高祖刘邦尊太公为太上皇，而"心善家令言，赐金五百斤"。因太公家令劝太公执人臣礼，刘邦心善之。"心善"二字揭示刘邦做作孝敬的内心世界十分绝妙。"赐金五百斤"这一行动，就是"心善"意识情不自禁的表现。又高祖置酒未央宫，为太上皇祝寿，曰："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刘邦的揶榆举动，使太上皇尴尬难言，引动殿上群臣高呼万岁，大笑为乐。又《叔孙通列传》载，叔孙通作礼仪，"于是高帝曰：'吾乃知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乃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这两例更是自矜声色的典型例证。
其二，引用他人之语以寓讽。如《汲郑列传》借汲黯之口指责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可以说这是用他人之口抒写自己意趣的妙笔。司马迁用这一手法对叔孙通心态的描摩更为精绝。先引鲁生语直斥叔孙通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其贵"，作为铺垫。而后借叔孙通弟子之言，"诸生皆喜：叔孙通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这一贬一褒，相映成趣，使叔孙通好面谀以取宠的情态跃然纸上，喜笑怒骂皆成讽喻。
其三，借秦讽汉。《六国年表序》云："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大所助焉。"又说："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鲜明地把秦汉联系起来，言外汉之兴也是得天之助，不是刘邦个人有什么德行，讽刺之意，隐于笔端。吴汝纶《点勘史记》评云："语虽论秦，意乃指汉。"以秦事讽汉，《平准书赞》最鲜明。"于是外攘夷狄，内兴功业，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古者尝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上，犹自以为不足也。"明斥始皇，暗喻武帝。《史记评林》眉批引茅坤曰："不及本朝，而以秦事为言若此，其旨深矣。"方苞《评点史记》亦云："举秦事以譬况汉也。"其四，用以褒为贬的反写法以寓讽。《萧相国世家赞》云："淮阴、黥布等皆已诛灭，而何之勋烂焉。"显系以褒为贬。《傅靳蒯成列传》、《万石张叔列传》等篇最为集中，最为典型。如蒯成侯周緤，当刘邦自将击陈緤时，周緤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尝自行。今上尝良行，是为无人可使者乎？"刘邦很受感动，"上以为'爱我'，赐入殿门不趋，杀人不死。"司马迁在赞中评论说："蒯成侯周緤，操心坚正，身不见疑，上欲有所之，未尝不垂涕，此伤心者然，可谓笃厚君子矣。"周緤等以阿谀奉承而得高爵，司马迁郑重地载其谀行，严肃地给予褒扬，愈是庄重，刺讥愈是深刻。"此伤心者然"，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做出一付伤心的样子还真象那么一回事"，语意既诙谐而又尖酸，行文却又装扮成十分严肃的样子，读后让人忍俊不禁。《万石张叔列传》的讽刺极为冷诮。本篇通过讽刺一类人来讽刺绝对君权下的**政治，是对一种社会风尚的针砭。万石君石奋一家是西汉一朝的显贵。石奋是高祖刘邦的一个贴身侍从，本人"无文学"，但"恭谨无与比"，历仕高、惠、文、景成为四朝元老。石奋和他的四个儿子在文帝时都官至二千石，合计万石，尊荣无比，得了个外号"万石君"的美名。汉武帝时，两个做高官的儿子郎中令石建、官至丞相的召庆，也无他能，唯效法老父一生醇谨。这时石奋家族累计二千石高官达十三人。万石君一家人做官的诀窍就是醇谨无比。万石君过宫门必下车趋，见路马必式，子孙为小吏来归谒，必朝服见之，子孙胜冠者在侧，虽燕居必冠。石建官至郎中令，还亲自为老父洗涤内裤溺器。一次石建在奏章上将"马"字少写了一点，发现后惶恐得发抖，说："误书，'马'者与尾当五，今乃四，不足一，上遣死矣。"司马迁插语说："其为谨慎，虽他皆如是。"写石庆，他为太仆，一次驾车出宫，皇上问有几马，石庆郑重其事地"以策数马"，然后举手比出数字回答："六马"。司马迁又插语说："庆于诸子中最为简易矣，然犹如此。"很明显，司马迁的插语，"皆辞为褒义存讥刺"。①万石君这类人是愚忠愚孝的典型，他们身上确实有优点，为人诚笃宽厚，忠于职守，与万石君合传的人物卫绾、有不疑、周文、张叔等人也都是言行持重、廉谨的长者君子。但这一类人没有什么政绩可言。石庆为丞相九年，"无能有所匡言"，"醇谨而已"。这是一群封建官僚政治体制下的奴才，他们平庸无能，只知保官而已。司马迁还用互见法揭露了这一类人的"讷于言"具有虚伪的一面。郎中令石建在群臣廷见时，"如不能言"，一个"如"字，说明他是装出一付不能说话的样子；但"屏大恣言"，也就是打起小报告来却口若悬河，滔滔不绝，《魏其侯武安列传》，东朝廷辩，石建不发一言，退朝以后他为汉武帝"分别言两人事"，结果是魏其侯被处斩。显然石建是看风使舵。站在王太后一边袒护卑劣小人田蚡。这类人打小报告时还能表演一番"极切"厚重的忠诚样子，所以能博得人生的"尊① 韩兆琦：《史记赏析集·前言》，巴蜀书社1988 年出版。
礼"。司马迁在叙述石建擅长"屏人恣言，极切；至廷见，如不能言者"后说："是以上乃亲尊礼之"。明显地把讽刺矛头转向了汉武帝。原来司马迁集中写平庸官僚的"醇谨"细节，就是要揭露官僚政治用奴才不用人才的腐朽本质。至于对这一类被绝对君权异化的"笃厚君子"，司马迁是有褒有贬的。
其五，记事两出，故为破绽以寓讽。周亚夫平吴楚七国之乱，采取以梁委吴的策略。《吴王濞列传》记载为周亚夫至淮阳，采纳了邓都尉的献策而制定的战略；但在《绛侯周勃世家》周亚夫本传中却记载为在京师制定，得到景帝的批准。以事实按之，梁王向周亚夫求救，周亚夫"守便宜，不肯往"；梁王又告急于景帝，景帝使使诏周亚夫救梁，他仍"不奉诏"。事后梁王怨周亚夫，在窦太后面前极言其短，但景帝不但不责备周亚夫，反而升任他为丞相。再从《梁孝王世家》中可知，梁孝王受窦太后恩宠，出入服舆"拟于天子"，景帝心中不满，而表面上却慈爱有加，并声言"千秋万岁后传梁王"。窦婴谏说景帝失言，"上何以得擅传梁王"①，景帝欣欣然以窦婴为贤。由此可知景帝心迹。他批准周亚夫的委梁之计，乃是借刀杀人，除却心头之患。所以司马迁故作矛盾记载，露出破绽，引人深思，暗示皇亲国戚之间的互相倾轧，以诛景帝之心患。
其六，记事雷同，周而复始，相映成趣，构成讽刺。如《封禅书》记载汉武帝欲修道成仙，求不死之药，始受齐人少翁文成将军的欺骗，继而受来大的更大欺骗。尽管他相继诛杀了文成、栾大，但是并不醒悟，仍旧与方士"处之不疑"。故《封禅书》以如下意味深长的话语作结："自是之后，方士言祀神者弥重，然其效可睹矣。"骗人的方士更加疯狂地活动，等着瞧吧！今皇帝还要上当的。这冷嘲的笔调，近于戏踐，把汉武帝"尤敬鬼神之祀"的愚蠢面目活现在读者面前。
其七，用无声的沉默以寓讽。《匈奴列传赞》云："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惟在择任将相哉！"此为影射之讽。声东击西，讽喻汉武帝好大喜功而不能择贤，故伐匈奴建功不深。何焯《义门读书记》云："下即继以卫、霍、公孙弘，而全录主父僵谏伐匈奴书，太史公之意深矣。"吴汝纶《点勘史记》亦云："此篇后，继以卫霍、公孙二篇，著汉所择任之将相也。"《佞幸传》末忽赘二语："卫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贵幸，然颇用材能自进。"可为左证。王鸣盛《十七吏商榷》云："一若以此二人本可入《佞幸》者。"不过综观《史记》载述，司马迁曲折婉约地批评汉武帝不能择贤，主要是指兵败降敌的贰师将军李广利，卫、霍二将军毕竟以才能自进，并未深责，而是有抑有扬。又，《酷吏列传》所写酷吏无汉代以前人，十之**集中在汉武帝一朝；《循吏列传》全为汉代以前人，而无一汉代人，两相对照，构成强烈讽刺。《大宛列传赞》下评论征宛事，亦寓无声之讽。所谓无声之讽，就是不作直接的评论而寓有强烈的讽喻意义。无声之讽要运用各种创造性的手法构成讽喻的环境和气氛，引人深思，唯司马迁能之。
司马迁的讽刺艺术随文变化，不可尽举。《酷吏列传》讥讽汉武帝外宽内深，用法严酷，采用暗示法。司马迁对残民以逞的酷吏，采用"刻露而尽相"的手法予以揭露和鞭挞，作为讥刺汉武帝的铺垫。如写宁成，是"为人① 方苞：《评点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评语。
上，操下如束湿薪"，为济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当时人们传言说："宁见乳虎，毋值宁成之怒"。写义纵，"以鹰击毛骛为活"。写王温舒，大举杀人"至流血十余里"，"爪牙吏虎而冠"，尽十二月，王温舒顿足叹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写杜周，更是一个"重迟外宽内深次骨"的人，他任廷尉，"诏狱逮至六七万人，吏所增加十余万人"。
对这些如狼似虎的酷吏，他们仗恃的是汉武帝给予的权力和鼓励。司马迁直斥王温舒说："其好杀伐行威不爱人如此。"紧接着说："天子闻之，以为能，迁为中尉。"全传点示"天子以为能""上以为能"共有八处之多，其讥刺所指是十分鲜明的。讽刺的特点是："微文刺讥"，迂曲行文，意在言外。《酷吏列传》对酷吏们"刻露而尽相"的描写是鲜明的刺讥，而不是讽刺。"上以为能"的点示才是讽刺。司马迁对汉代帝王的刺讥，讽刺之外，还用互见法，"本传晦之"，而于"他篇发之"。例如汉文帝宠幸邓通，赐以铜山，使得一个皇帝家奴富比王侯，就不载于文帝本纪，而在《佞幸列传》中揭出。汉景帝猜疑周亚夫，使之冤死狱中；忌恨张释之，左迁出京；迁怒粟夫人，废杀栗太子，亦不载于本纪，而在他篇揭出。至于今上汉武帝，司马迁更是将其强烈的批判锋芒运于笔端，但却又巧妙地纡曲其词，分散各篇，既有明写，更多的是暗喻，用以突破禁忌。暗喻的手法就是讽刺。《封禅书》、《酷吏列传》、《万石君列传》三篇集中讽刺汉武帝其人，及其**政治，是《史记》中讽刺艺术的名篇。由此可见，讽刺的重点是"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针对现实政治，完成史学警世的功能，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司马迁的讽刺艺术也是有继承的。在我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讽刺是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一个优良传统。《诗经》中就有许多尖锐的讽刺诗。如《魏风·伐檀》讥刺在位的贪鄙者为素餐君子，即白吃闲饭的饭桶。《硕鼠》讥刺重敛的国君为大老鼠。《关睢序》称，这样的讽刺形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为戒"。《汉书·艺文志》说："古有来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国语·周语》邵公谏厉王弭谤，有"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的记载。也就是说，讽刺艺术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而且也是统治者能够接受的一种讥刺方式。司马迁正是继承又向前发展的。司马迁的讽刺无论多么尖锐，它并没有违背尊汉的大旨而走向与封建制度彻底决裂的地步。例如他对所深恶痛绝的酷吏，也没有全盘否定，而称赞其廉者可以为吏政的表率。这就是《史记》的讽刺艺术得以流传下来的原因。
5.通俗化和个性化的语言。
司马迁博极群书，"年十岁则诵古文"，是先秦散文语言的集大成者。
他又周览全国名山大川，采集了四方之民的口头语言，也就是说文人锤练的书面语言和人民大众的生活语言，这两个方面司马迁都认真学习和吸收，并加以创造性地运用，形成了独具艺术魅力的《史记》语言。司马迁写人物声口逼肖，叙故事波澜起伏，发议论酣畅淋漓，抒感慨抑扬尽情，成为罕与其比的语言大师。通俗化和个性化是司马迁语言艺术最突出的两个特色。
司马迁创造通俗化的书面语言，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引用先秦文献资料，对古奥难懂的古文进行汉代通行语的翻译。例如，我们将《尚书·尧典》与《五帝本纪》对照就可发现司马迁作了全面的翻译，有的句子直译，有的为意译，有的变换了语序句式和转译了词汇，有的为熔铸改写，表现了司马迁在古语今译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例如《尧典》中的"允厘百工，庶绩咸熙"，十分"佶屈聱牙"；《五帝本纪》写作"信饬百官，众工皆兴"，这就明白畅达多了。宋人王观国在《学林》卷一中对司马迁转译先秦古籍词汇作了集中的统计，王氏说：司马迁好异而恶与人同。观《吏记》用《尚书》、《战国策》、《国语》、《世本》、《左氏传》之文多改其正文。改"绩用"为"功用"；改"厥田"为"其田"；改"肆觐"为"遂见"；改"霄中"，为"夜中"；改"咨四岳"为"嗟四岳"；改"协和"为"合和"；改"方命"为"负命"；改"九载"，为"九岁"；改"格奸"为"至奸"；改"慎徽"为"慎和"；改"烈风"为"暴风"；改"克从"为"能从"；改"浚川"为"决川"；改"恤哉"为"静哉"；改"四海"为"四方"；改"熙帝"为"美尧"；改"不逊"为"不训"；改"胄子"为"稚子"；改"维绩"为"维静"；改"天工"为"天事"；改"底绩"为"致功"；改"降丘"为"下丘"；改"纳锡"为"入赐"；改"孔修"为"甚修"；改"夙夜"为"早夜"；改"申命"为"重命"；改"汝翼"为"汝辅"；改"敕天"为"陟天"；改"率作"为"率为"；改"宅土"为"居土"，如此类甚多。又用《论语》文分缀为《孔子弟子传》，亦多改其文，改"吾执"为"我执"；改"毋固"为"无固"；改"指诸掌"为"视其掌"；改"性与天道"为"天道性命"；改"未若"为"不如"；改"便便"为"辩 辩"；改"滔滔"为"悠悠"；如此类又多。子长但知好异，而不知反有害于义也。
王观国泥古，批评司马迁改字害意，这是完全错误的。但王氏的这番胪列比较是很有意义的，它生动地说明了司马迁语译古文是自觉的创新，系统的转译。司马迁师事孔安国，孔氏就以今文读古文《尚书》，在解说中必然用现代词汇转译古语。所以司马迁的古文今译工作也是有师承的。但是，把今译大量运用于书面语中，司马迁无疑是第一个取得了重大成就的人。
其二，大量采用和提炼民歌谣谚，以及方言俚语叙事，丰富了语言的内容，提高了语言的表现力。例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是古代流行的一个谚语。意思是说桃树李树没有向人们打招呼，由于它有甜美的果实而吸引着无数的人争相趋往，在树下踩出了一条路。李广厚重木讷，他的忠实心肠感动了天下的人，司马迁就用桃李的果实来作比喻，于是引用这个谚语来赞颂他，不仅形象鲜明，含义深刻，而且用得非常贴切，富有生活气息。《春申君列传》写春申君优柔寡断，不采纳朱英的劝告杀掉奸人李园而遭害，司马迁评论说："语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春申君失朱英之谓邪？"姑息奸人就是对自己的残忍。"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这条谚语把这一历史教训总结得极为深刻，用它一点，胜过千言万语。又如《白起列传》载，"鄙语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淮阴侯列传》载，"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等等谚语，蕴含的哲理极为深刻，司马迁也用得恰到好处，足以使作品增色。
司马迁还善于使用方言和口语。如《陈涉世家》写陈涉称王后，故人求见，入宫惊讶殿屋帷帐曰："颗颐，涉之为王沈沈者。""颗赜"，"沈沈"就是楚地人民的方言，司马迁用以刻画贫苦农民的天真、纯朴和具有土气的真挚感情，十分传神。又如陈涉在举事时的演说，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于是召令徒属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当斩。籍弟令毋斩，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将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些语言模拟人物声色口吻，既口语化而又个性化，至今读来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象"等死"，"籍弟令毋斩"、"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等等语句，给人以亲切感。总之，《史记》语言的蓬勃生机，是和司马迁热爱民间语言分不开的。其三，行文造句散文化，句式长短相间，参差错落。人们说话，随意吐词，连成句子，总是长长短短，参差错落。但是，战国时纵横家游说国君的说词，列国行人的外交语言，讲究辞章华丽，与口语产生距离。《左传》、《战国策》等书记载的行人外交辞令和策士的说辞，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铺陈夸饰和排比对偶句式。到了汉代，辞赋盛行，铺陈夸张和骈偶化成为时尚。在这种风气下，司马迁也善长作赋，《汉书·艺文志》记载他有赋八篇。但《史记》语言却极为简洁精练，有意识地不造排句偶句，行文总是长短不齐，参差错落，句式活泼生动，接近口语，富有生命力。如《项羽本纪》所写钜鹿之战，就长短句相间，错落有致。其文曰：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于是至则围王离， 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涉间不降楚，自烧杀。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这一段大战描写的文字，句式多短章促句，它造成一种紧张气氛与激烈的战斗场面相照应，读者随着这短促的节奏，不觉加快了心率的跳动，大战场景历历如画，真是神来之笔。在特定环境下，司马迁造出的一字短句，有如干钩之重。如《李将军列传》写李广与匈奴的遭遇战，因寡不敌众，全军震恐。这时李广镇定自若，号令全军向匈奴军逼进，以示胆壮。行文曰：广令诸骑曰："前！"前，未到匈奴陈二里所，止。
第一个"前"字写口令，概括了李广如雷霆之声的命令，表示只有勇往直前，才能在气势上压倒敌军，争取死里求生。第二个"前"字写行进，表示全军整肃前进的豪壮气势。最后一个"止"字，显示全军岿然不动的意志。总计十六个字，长短五个句子，就淋漓尽致地描绘出了汉军视死如归，一往无前的精神，图画了一个大场面，真是精绝。
有时连叙数事，司马迁也有意造出意义排比而句式不排比的散句，构成一种跌宕气氛，加深文意。如《秦楚之际月表序》写秦汉之际的时势变化说："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意义排比，加深了三嬗天下的对照；字句变化而不作排比，显示层层递进。吴见思《史记论文》对此评论说："《史记》凡用数句排比，无一句不变，而后人不复宗法，独用呆板。盖《汉书》一出，以匀齐整练四字害之也。"这的确是极为精炼地概括出了《史记》散文语言的特点。
司马迁用于刻画人物的语言，生动形象，最大的特色，是具有个性色彩。例如《张丞相列传》写周昌口吃，模拟周昌神态说："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寥寥数语，描写周昌又急又怒的神情，十分逼真。又如《魏其武安侯列传》，在东朝廷辩一节，司马迁通过人物对话，切合各人身分、品格的语言。把窦婴之怒，田蚡之奸，韩安国之圆滑，王太后之愚泼，汉武帝之难言，维妙维肖地再现出来，使各个人物的情态历历如在眼前。有时同一件事，同一句话，在司马迁笔下，不同身分的人说出，具有不同的声色口吻。例如项羽观秦始皇出巡曰："彼可取而代也。"这种斩钉截铁的果敢语气切合胸怀壮志，决心复仇的项羽性格。刘邦见秦始皇则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这是叹羡口吻，切合刘邦当时处于一个平民的身份。象这样，出口便带个性的语言，是司马迁刻画人物一大特色。例如郦食其，见刘邦自称"高阳酒徒"，他在齐受烹时回答齐王田广说："举大事不细谨，盛德不辞让，而公不为若更言！"三言两语就把一个狂放不羁而胸怀壮志的说客形象活现了出来。
史笔记事不允许有场景描写和心理描写，但司马迁却能通过人物的语言表现各种特定的环境以及人物心态。如前引《李将军列传》霸陵尉呵止李广不得夜行，说："今将军尚不得过，何乃故也！"这是模拟装腔作势的醉汉语言，用以模写醉汉神态，十分精妙。《魏其武安侯列传》写灌大使酒骂座，语言又别具一格。灌夫是一个骄横的失势将军，他是借酒生事，并非真醉，所以他不须装腔作势，而是冲着临汝侯灌贤指桑骂槐，挑起事端，接着怒冲冲对武安侯说："今日斩头陷胸，何知程、李乎！"一付狂态。吴见思《史记论文》于此批注说："语无伦次，是醉中语，如闻其声。"这个评论指出灌夫的醉语切合灌夫的个性。
《范睢蔡泽列传》写须贾发觉秦丞相张禄就是范睢，顿时吓得面无人色，大吃一惊，赶忙肉袒膝行请罪，入门对范睢连连磕头说："贾不意君能自致于青云之上，贾不敢复读天下之书，请自屏于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语气急促而无伦次，左一个贾如何如何，右一个贾如何如何，一付失魂落魄而惊惶乞命的情状跃然纸上。
总上所说，司马迁运用语言的成功，是他精意学习和锤炼语言，使之口语化、通俗化、个性化的结果。司马迁还运用各种修辞手段和虚字来加强语言的文学性，打破平铺叙述的史笔，所以《史记》文章极富文采，这和班固的严谨形成了截然不同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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