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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司马迁的文学观和美学观
界定《史记》的文学性，必然要触及司马迁的文学观。因为司马迁自己的文学主张，是他进行创作的基准点，抉发《史记》的文学成就，首先就要总结司马迁的文学思想。
在司马迁时代，文学实践还不具备产生文学理论家的条件，自然司马迁也不是文学理论家，他没有留下恢宏的文论著作。但是，司马迁在创作实践中，极为重视作品的艺术性，而且自觉地流露了许多文学主张，已初具系统的规模，所以在我国古代文论发展史上，无可置疑地是一个先驱者。概括他说，司马迁的文学主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突出文学家的历史地位，《史记》中广载文学作品。
"文学"一词首先见于《论语·先进篇》，其言曰："德行：颜渊、阂于骛、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文学"指文献、学术，它与"德行"、"言语"、"政事"并列使用，具体则指子游、子夏具有渊博的学问。在西汉，"文学"的含义等于经学儒术，《汉书·西域传》"诸大夫郎为文学者"，颜师古注曰："为文学，谓学经书之人。"汉武帝尊儒，史称"上方向文学"①张汤为廷尉，引用治《尚书》、《春秋》的博士弟子补廷尉史，史称汤"依于文学之士。"西汉举贤良，全称是"贤良文学士"①。西汉时文学作品笼统地称为"文章"作家称"文章家"。《汉书·公孙弘传》就说："文章则司马迁、相如"，将《史记》传记散文与司马相如赋并称文章。又说宣帝时，"萧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以儒术进，刘向、王褒以文章显。"显然，西汉之世，经学儒术与文章文学已经开始了分途发展。汉武帝独尊儒术，经学昌明；他同时爱好文学，汉赋兴起。但两汉时期文学之士地位是低下的，司马相如就只不过是汉武帝的文学侍从。但司马迁却在《史记》中突显文章家的地位，广载文学作品。司马迁为屈原立传，极力推崇《离骚》，评价它"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屈原历史地位的确立和《离骚》影响的扩大，司马迁奠定了不朽的功业。他又为司马相如立大传，备载了这位作家的名作，司马相如赋赖以流传。又如李斯《谏逐客书》、《论督责书》，乐毅《报燕惠王书》，贾谊的《吊屈原赋》、《服鸟赋》，鲁仲连的《遗燕将书》，邹阳的《狱中上梁王书》等，不遗余力载入传中。明茅坤就指出："邹阳本不足传，太史公特爱其书之文词颇足观览，故采人为传。"①司马迁自己也示例说，汉武帝三于封王，本无事迹可采，但封立三王的策书"文辞烂然，甚可观也，是以附之世家。"②又说："三子之王，文辞可观，作《三工世家》第三十。"③可见《三王世家》是因文而立传的。
司马迁何以重视文章家呢？他认为文辞烂然的作品寄托了作家的心志，可以立名，可以传于后世。他在《报任安书》中说："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这里所① 《班马异同评》卷一。
① 《汉书》卷五十九《张汤传》。
① 《汉书》卷四十九《晁错传》。
② 《史记钞》卷四十九。
③ 《史记》卷六十《三王世家·赞》。
说的文采，不单单是指文章辞采的练达；作为历史传记的文采，更重要的是指人物形象的塑造。司马迁治文史于一炉，并不是偶然的音韵天成，而是刻意的雕琢与匠心独运。司马迁用文学手法写历史，使《史记》文章烂然可观，正是他自觉创新，自觉追求的硕果。
2.主张文学反映现实生活，并刺讥时事。
《史记》贯通近三千年史事，而只有一百年左右的当代汉史，无论篇目或字数均过了全书之半。从史学角度，这是详今略古；从文学角度，则是重点反映现实生活，记载"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事迹。司马迁着意刻画的人物，也主要是秦汉之际及作者生活的当代人物。司马迁二十"壮游，搜集遗文古事是一个方面，而深入到广阔的现实生活中，体察民情生活则是更主要的方面。像司马迁对水利的考察，对货殖经济的了解，对汉兴风云人物的调查，对民间疾苦生活的反映，这都是十分明显的。对于文学的社会作用，司马迁有着充分的阐述。一方面是惩恶劝善的教化作用，另方面是讽谏刺讥的政治作用。《史记》冶文史于一炉，司马迁讲历史的借鉴作用，同时也是讲文学的借鉴作用。他在答壶遂问中对文史这两个方面的作用，已经作了充分的阐述。对纯文学作品，司马迁尤其强调它的讽谏与刺讥的社会意义，认为只有讽谕了政治得失的作品，才是有价值的。司马迁很称道《诗》三百篇所表现出来的刺讥思想。他在《十二诸侯年表序》中说："周道缺，诗人本之袄席，《关睢》作。仁义陵迟，《鹿鸣》刺焉。"《司马相如列传》称赞司马相如赋具有讽谏意义，并对《子虚赋》作了具体分析，说：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无是公"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之义。故空藉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圃。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在赞中又说：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讽谏何异？
《子虚赋》，梁萧统《文选》分作《子虚》、《上林》两篇，避其前后重复。司马迁引载合为一篇，有两层意义。其一，无是公推言上林广大，盛赞天子排场，表现了司马相如的大一统历史观。其二，突出卒章归于节俭的讽喻意义。合一的《子虚赋》未章，其言曰：若夫终日暴露驰骋，劳神苦形，疲车马之用，抚士卒之精，费府库之财，而无德厚之恩，务在独乐，不顾众庶，忘国家之政，而贪雉兔之获，则仁者不由也。以此观之，齐楚之事，岂不哀哉！地方不过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垦辟，而民无所食也。
《子虚赋》辞采艳丽，极写人间的奢侈荒淫，扬雄认为这种侈靡的赋，"劝百风一"，好比是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亏乎？"④可是司马迁却不这样看。他欣赏司马相如赋的华美文辞，而将其积极意义引出。《太史公自序》说："《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归于无为，作《司马相如列传》五十六。"在传中，再次加以强调说："无是公言天子上林广大，山谷水泉万物，及子虚言楚云梦所有甚众，侈靡过其实，且非义理所尚，故删取其要，归正道而论之。"所谓"删取其要，归正道而论之"，不就是今日所说的"取其精华，弃其槽粕"吗？司马迁从"侈靡过其实"的司马相如赋中引出积极的讽谏意义，这显然是表达他的了种文学主④ 《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张。司马迁对屈原其人及《离骚》的评价就更加鲜明地表现出来。《大史公自序》说："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作《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讽谏""争义"是作屈贾列传的根本原因。传中称赞《离骚》说："上称帝尝，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世之条贯，靡不毕见。"这里很强调一个"刺"字。文学作品反映现实生活，讽谕政治得失，才能对治乱提供借鉴，对社会产生积极意义。司马迁认为："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其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①这里，司马迁把文学作品的讽谏作用与国家兴亡连系起来。屈原志尚高洁，才能敢于直谏，写出格调高昂的作品。司马迁称扬说："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而屈原的后继者宋玉、唐勒、景差等，只善辞令，不敢直谏，司马迁鄙薄其为人，故不作传，不载其文，还提出了批评。汉代贾谊，怀抱大志，郁闷而死，其行其文皆类屈原，故将两人合传。
3.提出"发愤著书说"的创作动机论，影响后世深远。
司马迁受李陵之祸，在屈辱中得到激励，在逆境中省悟了人生，他从沉痛中奋起，提出了发愤著书说。《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都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所谓"发愤著书"，就是要宣泄胸中之郁结。他把屈原的《离骚》作为最有力的左证。《屈原列传》说：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但，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离骚》从愤怨中出，这已超出了"讽谏"的界限，而是激烈的讥刺和批判。司马迁接着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这一观点却是孔子"乐而不淫，哀而不伤"②的中和美观点的引申，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的情调显然是不协调的。这一字面矛盾，正是司马迁故作"隐约"之思，曲折地表达他的愤和怨。屈原忠而被谤，身遭流放，而始终"睠顾楚国，系心怀王"，《离骚》之怨，"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所以司马迁评论说《离骚》兼有《国风》和《小雅》的中和美，这是符合实际的。屈原"优愁幽思而作《离骚》"也是事实。至于呼天唤地，吐发愤怨，我们认为这是司马迁的发挥，表达他"发愤著书"的主张。如果说，受祸前，司马迁是继承孔子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文学观，他受祸后发愤著书，肆于心而为文，义无反顾地冲破了这道界线，而在《史记》中尽情地抒发自己的爱僧，并且十分赞赏行为极端的人物。例如写伍于胥复仇，不仅带敌国之兵灭父母之邦，而且还要掘墓鞭打故君楚王，这仇恨之火把君臣之礼，忠恕之道化做了一道灰烟。李长之对此有十分中肯的评价。他说：周、鲁式的古典文化所追求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者，到了司马迁手里，① 《汉书》卷五十六下《司马相如传》篇末班固赞引。
② 《史记》卷八十四《屈原贾生列传》。
便都让他乐就乐，哀就哀了！所以我们在他的书里，可以听到人类心灵真正的呼声①。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在文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宋八大家韩愈提出"不平则鸣"的文学主张，欧阳修提出"诗穷而后工"的观点，就是对"发愤著书"说的继承和发展。司马迁的这一文学主张，有两个方面的积极意义。其一，穷愁困辱是成就伟人的一个条件，是取得创作成功的一种动力。因为穷愁困辱带来的坎坷和磨难，才使得作家对社会和人生有深切的认识和体验，才能产生非凡的激情，吐发不平的思虑，从而创造出伟大的作品。司马迁正是想到这里，他才在"身毁不用"的绝境中奋然自起，完成了《史记》这一传世之作，并成为鼓舞后世遭遇坎坷、身处逆境的人们的一种精神力量。其二，穷愁困辱所结之"思"，之"怨"，如不能"通其道"，在功业上发展，那就应当"述往事，思来者"，在作品中喷涌而出，形成思想的火花，使生命永生不息。司马迁正是以发愤的精神创作了"奇伟调傥"的一系列人物形象，冲破了儒家传统的"中庸之道"，展示了以愤怨为美，以奇为美的文学观，从而形成了《史记》雄浑悲壮的艺术风格，独映当时。4.司马迁尚奇，继承了《离骚》浪漫主义的精神。
尚奇是司马迁审美观的中心内容。西汉扬雄首先抉发司马迁"爱奇"①，唐司马贞说司马迁"好奇"①，清章学诚说司马迁是"贤才好奇"②，李长之先生说"司马迁一生最大的特点是好奇"，并称司马迁的好奇是"一种浪漫精神之最露骨的表现。"③古今人的这些评价是十分中肯的。
首先，司马迁好奇的审美观是从"发愤"精神引申出来的，前已述及。
这种引申是继承了屈原《离骚》的浪漫主义精神，所以李长之说好奇是"一种浪漫精神之最露骨的表现"，是十分得体的。屈原好奇，在《离骚》中有着充分的表现。他以骛鸟自比，以精玉为粮，驱策龙凤，役使风云雷神上天下地，真可以令人叹奇观止了。所以刘勰称《离骚》为奇文。
其次，司马迁好奇的内容又是现实的，与屈原的好奇有所区别。屈原好奇，充满幻想，他以香草美女自喻，通过神游往古、访圣求美、餐菊饮露等的描写来抒发自己的奇情奇趣和高尚胸怀。司马迁好奇，是好奇人奇事，李长之径直解释为"爱才"。用司马迁自己的活来说，就是爱那些"忠臣死义之士"，"辅拂股肢之臣"，"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人。司马迁在忠于史实的前提下，描写"奇伟倜傥"之人的奇行、奇言、奇策、奇计、奇伟功业或奇伟德行。例如，写项羽，他是一个"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奇人，身长八尺，力能扛鼎，长有重瞳子；他有奇行，矩鹿之战惊天动地，鸿门宴上仁如妇人，垓下之围别姬悲歌，乌江自刎以头赠人。写荆轲，易水送别风云变色，秦庭行刺鬼位神惊。写妇女，卓文君夜奔，太史嫩女自择婿，聂荣赴死扬弟之名，堤索上疏救父，她们是奇女。写游侠，一诺千金，不爱其躯。写重义，程婴、公孙杵臼为救赵孤而献身。写知遇，豫让漆面为厉、吞炭变哑为知己报仇。写发愤，范唯入秦，孙膑走齐，吴起干将，越王勾践卧薪，无不充满传奇色彩。总之，司马迁好奇，是"传畸人于天下"，① 《论语》第三《八佾》。
① 《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第18 页，三联书店1984 年版。。
① 《法言·君子篇》。
② 《史记索隐后序》。
③ 《文史通义·史德》。
他要塑造一系列入灵之精的奇节异行，讴歌英雄主义。
其三，司马迁好奇，充满悲剧色彩。韩兆琉先生指出，《史记》是"一道悲剧英雄人物的画廓"，"全书写悲剧人物大大小小约有一百二十多个，可以说，整个《史记》是被司马迁的审美观所涵盖的，《史记》的悲剧气氛无往而不在，这种现象，是《史记》所独有的。"④这是一段很精采的议论，它用不可辩驳的数据统计指出了司马迁审美观中所独有的悲剧意识以及这悲剧意识对《史记》一书悲剧画廓形成的重要作用。
那么，什么是司马迁的悲剧意识？或者说悲剧精神，悲剧 价值观呢？
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揭示。一是归纳司马迁描写悲剧的类型，再是领会司马迁自己的揭示。
《史记》中悲剧人物的类型，主要有六种模式。其一，时运不济。逐鹿中原的失败者，如战国时的列国之君，秦汉之际的项羽及其所封刘邦除外的诸侯王，汉代周亚夫之饿死，邓通之贫死，李广难封，更为面相者事先预言，命中注定。其二，功臣遭忌。吴起、商鞅、晁错等为变革而死，他们触犯了保守或腐朽的黑暗势力而遭忌。开国功臣如韩信、彭越、黥布等，因功高震主而遭屠。其三，贤才遭妒。司马穰苴、韩非、信陵君、白起、伍于晋等等，都因才能拔革遭谗受害。其四，献身于义。屈原被谗两次遭流放，他既不改节从俗，也不适往他国，最后投江而死。齐布衣王蠋义不降燕，自奋绝用而死，秦军围邯郸，李同迎敌壮烈而死。陈涉举大义而死。刺客抗暴而死，游侠守信而死。这些人的信念、品德和高风亮节，足以感奋人心。其五，人性异化。统治集团的争权夺利，互相倾轧而死。如李斯贪权被五刑而死。窦婴、灌夫争权斗气而死。酷吏杀人如魔，一个个也不得好下场。这些人都被权力异化成了人面兽心的食人动物，最为冷酷无情。吕后残害戚夫人，制造人事件，在权力上她是胜利者，在人情上她是失败者，连亲生儿子汉惠帝都认为其行为非人所为。还有为保全禄位而整日提心吊胆生活的人，如石奋醇慬而成为机械的萎琐人物，可以说也属丧失人性一类。其六，理性被感情或个性所淹没而成悲剧。雄主的晚景大都寂寞凄凉，甚或昏喷糊涂。秦始皇欲建万世之业，结果二世而亡。汉武帝欲求长生不老，却被方士愚弄。主观超越客观，总是走向反面。齐桓公九合诸侯，晋献公初成霸业，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他们都是有力之君，晚年惑于内宠，都给国家带来了灾难。至于未世昏暴之主，如桀、纣、秦二世等，任情胡为，败坏偌大家业，成了亡国之君，就更不用说了。
司马迁是怎样描写悲剧的呢？试以项羽和伍子胥为例，看看司马迁的价值取向。垓下之战，项羽陷入重围，己意识到了他的末路。他面对爱妾虞姬，禁不住慷慨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雅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男儿有泪不轻弹，可现在一个力能拔山气能盖世的英雄竟然泪水横流。左右的人一个个泣不成声，抬不起头来。左右的人怎能想到象项羽这样的人也能流泪呢？项羽流泪表示他们未日的来临。而项羽本人则不是在为自己的末路哭泣，他在为虞姬哭泣。在"时不利兮"的环境下，他项羽竟然不能保护虞姬，使这一人间美女就要毁灭了。同时，项羽的哭泣也是在愤怒天道的不公，因为他认为自己的悲剧结局，是"天亡我。"但项羽并没有承认他自己的失败，他还不甘心天意的安排，所以当虞姬死后，他率④ 《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第92 页。
八百壮士从垓下突围而出。到了鸟江边，只剩下随身侍从二十八骑，前有大江阻拦，后在黑压压的汉兵铺天盖地追来。就在这面临灭顶之灾的场景中，项羽向安排他命运的"天"发出了挑战的怒吼，他要溃围、斩将、旗来表现自己的无罪。他对身边的二十八骑慷慨陈词，说：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①。
在项羽的头脑中，认为英勇善战就理应拥有一切，英勇善战而失败，那是不合逻辑的。项羽用他身边的二十八骑面对四围的汉兵作一次决战，他一声大吼，敌人辟易数里，他果然斩了一汉将，夺了汉兵旗，在这一霎那，项羽是胜利者。最后他用自己的双手割下头颅，馈赠给逼他到死路的敌将，表现他的宽仁大度和自我选择。他，项羽没有输给任何人，而是战胜了一切的斗士，一往无前的英雄，他的精神是永垂不朽的。司马迁塑造项羽悲剧的艺术概括，既完成了项羽人物形象的塑造，同时又表现了人生价值的完成，项羽在失败中超越悲剧，他获得了永生。它的意义在于告诉人们，不能听命于命运的安排，不能逆来顺受，无所作为，而是要斗争到底，去夺取胜利。项羽的悲剧形象，可以引导人们从人生痛苦中奋起，从绝望中走向昂扬和振奋。伍子胥的悲剧形象比项羽还要激昂。他不怕背不忠不孝的罪名，借吴兵报父兄之仇，鞭楚王平之尸。司马迁称赞他"弃小义，雪大耻"，公开提倡叛逆精神。当伍子青在吴受谗被赐死之时，他再一次发出了复仇的抗争。他仰夭叹呼，数落吴王夫差背德，"听谈臣言以杀长者"，这和写项羽抗争"天亡我"是一个笔法。伍子肯却不是把头颅砍下来送给敌将。他告诉家人，"必树吾墓上以粹，令可以为器；而抉吾眼悬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人灭吴也"。说完，伍子胥也自刎而死。同一死法，而艺术形象绝然相反。伍子肴奋发的是复仇的火焰，即使死了也要看到吴国的覆灭。他预言，墓上粹材成器之时，就是吴国灭亡之日。伍子胥的悲剧结局和语言切合伍于胥的性格特征，它揭示的是人的尊严高于一切的信念。在这里，叛逆精神得到了最崇高的艺术的再现。
司马迁受天人感应的影响，也写了一些命定的悲剧人物，如周亚夫命当饿死，邓通命当贫死，李广命定"数奇"等，但在具体描写中却揭示了周亚夫、邓通、李广的悲剧乃是汉朝皇帝与贵戚的迫害造成的，是人为，是黑暗的政治，而不是天意，从而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封建社会，指向了集权政治。司马迁受祸，饱尝了人世间的苦难，深深感到命运的捉弄，而运用悲剧的画面展示人间苦难，引发人们的同情和沉痛。象白起、蒙恬临死的认命，伯夷、叔齐、屈原殉道的呻吟，格调低沉，使人们内心产生巨大的痛苦和疑虑。但是司马迁井没有消沉，他拍案奋起，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苦斗，故其所写悲剧的主旋律不是强调命运的作用，而是揭露社会矛盾，用各种悲剧类型来展示多方面的人生信念和追求。有孔于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有吴起、商秧、晁错为变革社会而被推上历史祭坛的牺牲精神；有范臃、孙膑、越王勾践为报仇雪恨而忍辱发愤的精神；有项羽、伍子肯、李广做对死亡而不可战胜的精神；有刺客、游侠抗暴的反中庸精神等等。司马迁笔下的各色悲剧人物，他们的人生信念，生活目的各不相同，有高下之分，但他们不认命，不逆来顺受，敢于面直人生而抗争的精神却是一致的。他们为实现自己① 韩兆琦《史记：一道悲剧英雄人物的画廊》，载《史记评议赏析》，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 年出版。的人生价值，无论成与败，都显示出了某种不可征服的力量，也最为司马迁所赞赏。《刺客列传赞》说："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这就是司马迁颂扬的悲剧精神，它超越了人生的悲苦和命运的凄凉，而给人以力的震撼和希望。正如韩兆琦先生指出的那样，"我们从《史记》中读到的不是无所作为的哀叹，而是为壮丽事业而勇敢奋斗的豪歌；不是一蹶不振的颓丧；而是百折不挠、无所畏惧的进取；不是失败的感伤，而是一种胜利成功的快慰，是一种道德上获得满足的欢欣。它不仅仅激发人们对悲剧英雄人物的同情，更重要的是能召唤人们向这些英雄人物学习，象他们那样，为着远大的理想、崇高的目标而生活、奋斗，乃至献身。"①诚然，司马迁笔下的英雄人物，具有如此动人的感召力量，不仅仅是它的悲剧性，而且更重要的应当是它的典型性。这正是我们在下一节所要探讨的问题。即司马迁是怎样塑造历史人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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