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实录精神
实录精神，又称直笔精神，它是我国古代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两汉大儒都十分推尊《史记》为实录。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引刘向、扬雄之言，赞扬《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具体内容和特点，试析之如下。
1.其文直，其事核。
文直事核是实录的最基本精神，也是历史著述最基本的方法。它要求史家作史有据，要全面地占有材料，承认客观事实的存在，全面而系统地直书史事，不做任何曲笔或漏略。司马迁写历史，全方位地展现社会生活，他写了备色人物的传记，反映了历史的本质，这是实录精神的一种反映。忠于实录，从更高的标准来看，它不是记流水帐，而是要捕捉事件和人物的典型性，它表现为一个史家高远的识见，反映在史例史体中。司马迁为项羽、吕太后作纪，为孔子、陈涉、后妃立世家，就是实录精神升华为卓越史识的一种表现。
实录精神要求对具体史实的载述，要符合事实的本来面貌，不能随从流俗和习惯，对讹传的史事要作细致的调查和考证。这些方面，司马迁做得很出色，他在许多篇章作出交代，说明所引据的史籍或其他根据。如《五帝本纪》："予观《春秋》《国语》。"《殷本纪》："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余读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等等。
又如司马迁在五帝、夏、殷、周各篇的"太史公曰"中，对古史的考证作出了说明。写五帝事迹，是综合各种材料"择其言尤雅者"；夏、殷两代的姓氏，夏禹之崩于会稽，殷人之习俗，周室何时迁居洛邑，都做了认真的考证，可见司马迁作史的谨严态度。
司马迁不从流俗为苏秦翻案，特在赞中作出交待。他认为"苏秦起闾阎，连六国从亲，此其智有过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时序，毋令独蒙恶声焉。"苏秦行事奇异诡谲，在民间流传中，"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有许多附会传说，神化了苏秦；而在史籍记载中，由于苏秦早死，张仪"振暴其短以扶其说，成其衡道"，千方百计低毁苏秦，使"天下共笑之"。对苏秦的过誉或过损，都不符事实，所以司马迁据事迹实录，让读者公断是非。又如《李斯列传》记载秦丞相李斯，他有大功于秦，却被五刑而死，天下之人咸称其冤。司马迁用事实记载，条列了李斯辅佐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制度的功绩，同时又记叙了他因贪重爵禄，与赵高合谋，助二世为虐的罪责，改变了历史的进程，成为天下的罪人，其死虽惨，固不足惜。从而驳斥了李斯极忠而死的俗议。
轻视妇女，可以说是自古而然的习惯势力。孔子就说过："唯女于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②司马迁不仅没有蔑视妇女的偏见，而且在他的笔下，妇女形象光彩夺目。在《史记》体例中，吕后进入了"本纪"，后妃进入了"世家"。司马迁据事实录，尽管他无情地揭露了吕后在政治斗争中的、种种恶行，但并不着眼于女性祸国乱政，而恰恰指出吕后性格"刚毅戾深"，属秦始皇一流人物，具有更深层的寓意。同时，司马迁对吕后执行无为政治，带来社会的安定，给予了实事求是的高度评价，也是十② 郑樵的批评，见《通志总序》。
分准确的。《外戚世家》起首**指出后妃的辅政作用。司马迁列举的历史事例也是一正一反，把妇女的作用提到了影响国家兴亡的高度，说明历史的发展进程是离不开妇女的。此外，司马迁在人物附传中赞扬了许多不同类型的妇女形象。战国时赵将赵括母，是一个大公无私，能明辨是非的女性典型；齐国太史嬓女，在国难当头，不拘小节与齐渭王太子法章私自结合，协助其复国的事迹，表现了她的爱国主义精神；魏国轵人聂荣，是一个舍生为其弟聂政传播义士之名的女性典型；汉朝的缇索和卓文君，是敢于和封建礼法作斗争的妇女典型；还有春秋时晋国介之推母，秦未东阳起义者陈婴母，楚汉相争时被项羽逼杀的王陵母，这些妇女是深明大义，能洞察历史大势的妇女典型；至于救助韩信而不望报的漂母，更是平凡而具有高尚情操的妇女典型。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重视了妇女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发挥作用而加以记载的史家。为什么司马迁能有如此非凡的识见和成就，"道理很简单，只是贯彻了史家应该具有的实录精神"①。
2.不虚美，不隐恶。
这是在"文直事核"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它要求史家具有求是存真的高尚史德，不仅要善恶必书，具有两点论；而且要"明是非"，"采善贬恶。"自觉地表明对史事人物的褒贬爱恨，而且要做到恰如其分。司马迁明确反对"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过其真"的主观臆断①。所以司马迁论载史事人物，一般不作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而是原原本本讲清楚人物行事和客观事物的变化和发展，依据事实给以恰如其分的评价，不虚美，不隐恶。例如，司马迁反对秦朝的暴政，却肯定秦朝的统一之功和制度体系；司马迁颂扬汉家一统，却又深微地揭露和刺讥汉家帝王的一些**和时政；司马迁肯定项羽灭秦之功，把他塑造成一个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但也揭露和批判了他的残暴不仁；司马迁同情李广，形象生动地描写了他的英勇善战和爱国主义情怀，并给予了高度评价，但并不饰过；司马迁极其憎恶酷吏，却也肯定了廉洁不枉法的酷吏，??如此等等，力求做到尊重客观的历史实际。因为只有实录的历史，才能提供真正有益的教训，使历史起到镜子的作用。
3.书法不隐，写当代汉史赋予了深刻的批判精神。
刘知几称赞古代的直笔史家说："董狐之书法不隐"，"齐史之书崔弑，马迁之述汉非，韦昭仗正于吴朝，崔浩犯讳于魏国"②。这些直笔史家，以司马迁成绩为最大。刘知几着重指出，史家直笔，贵在对现实生活不合理部分的批判，特别肯定了司马迁的"述汉非"如果一个史家没有批判现实的勇气，没有爱憎分明的立场，没有直言不讳的精神，那未史家就丧失了史德，也就没有史家的地位和历史的价值。司马迁"述汉非"被东汉上允斥为"谤书"①。章怀太子李贤注云："凡史官之事，善恶必书。谓迁所著《史记》，但是汉家不善之事，皆为谤也，非独武帝之身。"②这说明司马迁"述汉非"的内容，不只是刺讥汉武帝，它涉及了百年汉史的整个纵横面。司马迁对汉朝最高统治者刘邦到汉武帝，对汉代文质彬彬而竞荣逐利的儒生，对汉武帝时代的社① 《论语》第十六《阳货》。
① 季镇淮：《司马迁》第130 页。
② 《史记》卷六十六《仲尼弟子列传·赞》。
① 《史通》卷七《直书》。
② 王允语见《三国志·董卓传》裴注引谢承《后汉书》，又见范晔《后汉书·蔡邕传》。会矛盾，都作了深刻的"微文刺讥"。例如"受命而帝"的"大圣"刘邦，他的自私、刻薄、猜忌、冷酷，在司马迁笔下，得到淋漓尽致的反映。清人工鸣盛从《史记》描写中总结刘邦品格，说他唯利是图，顽钝无耻，"有急则使纪信代死，不顾子女，推堕下车；鸿沟既画，旋即背之；屡败屡蹩，不以为辱；失信废义，不以为愧也。"③汉儒的代表为叔孙通、公孙弘、董仲舒。叔孙通草具汉仪法，公孙弘倡导儒学，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宣扬大一统。司马迁对这三个赫赫知名的人物，均在平实的记述中，肯定了他们的业绩，同时也对他们各自的个性弱点往往予以意味深长的讽刺。叔孙通之"谀"，公孙弘之"诈"，董仲舒之"迂"，都描绘得十分形象而生动。
百年汉史的重点是集中地写武帝一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司马迁深刻地揭露了汉武帝时代的社会矛盾，批评时政。《平淮书》集中批判横征暴敛的经济政策；《酷吏列传》集中批判残酷黑暗的官僚政治；《儒林列传》、《公孙弘传》通过揭露汉儒阿贵取容的丑态，批判文化政策；《封禅书》讥刺汉武帝的痴妄迷信，劳民伤财。这些篇章，《平准书》起作照应各篇，点明其内在联系的纲领作用。司马迁首先写汉承秦之弊，经过七十年间休养生息，民殷国富，以此为铺垫与汉武帝大肆兴作由盛转衰作对照。然后以"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将笔锋转入正题，一桩桩一件件载述武帝对外用兵，对内兴作与聚敛所造成的民穷国困，结尾以秦喻汉给统治者敲起了警钟。《平准书》记事至元封元年止，意味深长地示意见盛观衰，不能不使人惊叹司马迁的胆气豪壮与识见非凡。
4.司马迁直笔的进步意义。
孔子的《春秋》笔法，"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受到司马迁的称赞。但是《春秋》笔法，却又为尊者、亲者、贤者讳。孔子说过："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④《孔子世家》载，孔子修《春秋》"据鲁亲周"。据鲁，指《春秋》依鲁史记删削成文。亲周，指维护周夭子的尊严，为周天子饰讳。"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①《左传》释《春秋》凡例云，"凡诸侯有命，告则书，不然则否。师出臧否亦如之。"①这样，列国可以向别国或封锁消息"不告"；或告以假情况，弑君可以告薨，篡夺可以告嗣位；其他如兵败、灭国、君辱，以及国君大臣种种非礼苟且之事，均可讳饰。孔子修史据鲁亲周，所以有许多饰讳和史实隐而不载。这就是说，孔子把直笔讨恶与曲笔讳饰统一于《春秋》一书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在春秋时代，"史"的观念是重义不重事，列国史官直笔是据礼直书，并非据事直书。就拿晋董狐来说，他是据"礼"直书"赵盾拭其君"。再看齐庄公被弑。庄公最初与崔抒合谋，趁齐灵公病危之时，杀灵公宠妾和太子牙，灵公死，庄公自立。其后庄公又私通崔行之妻，与崔杼结怨而被杀。齐太史兄弟以十分悲壮的行为，不惜牺牲生命，在史册上写上了"齐崔抒弑其君光"，而却隐去了齐庄公的丑行。这说明晋董狐、齐大史氏兄弟及南史氏，他们以③ 注文见《后汉书·蔡邑传》注。
④ 《十七史商榷》卷三。
① 《论语》第十三《子路篇》。
① 《史记》卷四十六《孔子世家》。
大无畏的精神，直书叛臣弑君的恶行，目的是为了捍卫封建等级伦理纲常。孔子修《春秋》，是为了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于的道德纲常，在这一大原则下，直笔与讳饰合谐地统一起来，所以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左传》解经，补充了许多史实，才成为一部较为完整的春秋编年史，把《春秋》讳饰的许多"君亲之恶"暴露了出来，这是史学的一大发展。司马迁在《十二诸侯年表序》中说，孔子成《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捐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显然，司马迁在这里肯定了《左传》为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的"具论其语"，而对孔子"不书见"的隐讳则是致以微辞。由于《左传》为解经而作，所采史实，仍不出《春秋》范围，不外征伐会盟与祭把朝聘等的节文仪注，褒贬基调仍不离《春秋》绝笔。《史记》突破了《春秋》空文以道义的体例，创立五体结构，"阿罗天下放失旧闻"，全面系统地叙述历史，天地万物、古今社会、世间一切事物与一切学问都在记叙之列。《史记》褒贬，突破了不及君亲的饰讳藩篱，"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②，敢于揭露现存统治秩序下的种种黑暗，"不虚美，不隐恶"，创造了崭新的直笔境界，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
② 《左传》鲁隐公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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