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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答壶遂问述作史义例
史学是什么？在司马迁时代，整个思想界还是一片朦胧的认识，司马迁本人也没有直接提出"史学"的概念。但是，在司马谈和司马迁的头脑中，早已孕育成熟了一个完整的系统的史学思想体系，并且父子两代早已身体力行在实践中。司马谈已经为此耗尽了一生。当大初历颁布之时，汉兴已历百年，封建国家出现了空前的统一，封禅改历，举国欢庆。这年司马迁四十二岁。他在激动之中深感修史责任的重大，岁月磋跎，一种紧迫感也在催促自己要奋力写作。这时他想到了父亲的遗言：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①。
先人，即司马谈。司马谈认为周公卒后五百年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应该有人继承孔子，宣扬清明盛世的教化，验证、核实《易经》所阐述的幽明变化之理，效法《春秋》述史，依据《诗》《书》《礼》《乐》来衡量一切。司马谈发凡起例，功业未就而与世长辞。如今这副担子落在自己的肩上，一定要实现父亲的遗愿而不敢推辞。司马迁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一同制历的好友壶遂。于是壶遂向司马迁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①壶遂之间实质是委惋地问司马迁为何要作史，也可以说是把史学是什么这一问题鲜明地提了出来。
司马迁答壶遂问，展开了长篇的大论。他认为史学应具有"刺讥"与"颂扬"两个方面的作用。"刺讥"的作用是为后人立法，也是对现实的一种干预。"颂扬"的作用是描绘理想，展示对开明政治的向往。从司马迁回答的内容来看，着重引董仲舒之言，说明青年时期的司马迁是深受公羊学的影响。壶遂两次提问，司马迁两次回答，都作了恢宏议论，详载于《太史公自序》中。两次问对，各有不同的侧重点，均是围绕史学是什么这一基本问题展开讨论，下面分层论述。
1、《史记》效《春秋》为后王立法，为人伦立准则。
壶遂问，孔子为何作《春秋》，司马迁作了三个层次的回答。首先，他认为《春秋》明世教以当一王之法。司马迁借董仲舒之言立论，以"余闻之董生曰"起论，既表现了自己的谦逊，更表明自己所发的议论是言之有据。董仲舒认为，孔子之时，周道衰微，天下混乱，而孔子四处碰壁，他知道自己的主张行不通，于是退而著述《春秋》，通过对二百四十二年之中时事的褒贬来表明看法，作为天下后世的是非标准。司马迁在转述董仲舒的话中又引孔子的话说："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意思是说，孔子自己说过，与其空言论道，还不如因事见义更为显明，所以孔子借史事以论治国之道，通达周王之事。接着，司马迁直抒己见：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这段话中，"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两句是关节。上，指国家① 顾颉刚云："获麟，《春秋》之所终也，帝尧，《尚书》之所始也。谈既欲继孔子而述作，故曰'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见《司马谈作史》，收入《史林杂识初编》。
① 《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执政者，《春秋》阐明夏、商、周三王之道以作借鉴；下，指广大臣民，《春秋》分辨人们行事的伦理纲纪以供遵循。说得直率些，这两句话就是说《春秋》为后王立法，为人伦立准则②。具体内容，司马迁列举了三个方面。第一，"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就是要求史学提供历史的范例，判别嫌疑，辨明是非，决断疑惑，用以增强人们明辨是非的能力，从而明确前进的方向。第二，"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就是要求史学鲜明地赞美善良，贬抑丑恶，颂扬贤人，谴责坏人，用以教育人们扬善抑恶，敢于与黑暗抗争，争取光明。第三，"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就是要求史学保存历史文化传统，载述已灭之国、已绝世系的史实，从中总结兴亡之理。以上一切，司马迁认为都是治国的大道理。这是第一层。
其次，司马迁认为《六经》皆为治国之书。他说：《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这段话不用解说，转述成今语，意义十分显明。司马迁说，《易》这部书，是专门讲说天地四时与阴阳五行的，其作用是阐明自然物理的变化；《礼》这部书，是治理人们的纲常，其作用是节制人欲，指导人们的行动；《书》这部书，是记载先王的事业，其作用是指导政事；《诗》这部书，记载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其作用是表现风俗人情；《乐》这部书，是研究声音协调，快乐怎样兴起，其作用是发扬和气。《春秋》这部书，辨别是非，其作用是引导人们遵守道义。《六经》从不同的角度教化人民，陶冶性情，达到治国的目的。于是司马迁作了如下的结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义。
这段话，司马迁在《滑稽列传》中借孔子之口更鲜明地表达出来。其言曰："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六艺》，即《六经》。凡《六经》之学都是教化人们，都是为治国治世服务的。司马迁言此，表明"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的《史记》，即《太史公书》不是为历史而写历史，它是比肩《六经》的思想著作，是统括天人关系的文化总和，尤其是效《春秋》宣扬道义，使人明辨是非。这是第二层。
再次，《春秋》拨乱反正，是礼义之大宗。这一层是司马迁答壶遂问的重点，高度评价《春秋》的治政作用，文长不具引，撮述大旨于后。
司马迁说，治理乱世，使社会走上正轨，没有比《春秋》更切合需要的了。他认为《春秋》这部书，虽然只有几万字，事例却有好几千，万事万物的分散或聚合的道理，都包括在《春秋》里面了。《春秋》书里记载着三十六起弑君事件和五十二个亡国事例，诸侯奔走逃亡，不能保有他的国家，简直无法统计。考察它的原因，都是由于失掉了礼义这个根本，以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他认为，为人君、为人臣、为人父、为人子的人，只要熟读《春秋》，懂得了君、臣、父、子这四行的道德，就可防患于未然，使社会一切和谐；否则就要遭到各种不同的祸害。于是，司马迁得出结论：② 司马迁与壶遂的问答载于《史记》卷一百二十《太史公自序》，以下不再注。"《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很明显，司马迁把史学的教育宣传和改造人的作用，提高到治国平天下的高度。《春秋》不是一部简单记载历史事件的流水帐，而是一部对全社会各色人都离不开的政治道德教科书，是纲纪人伦的哲学书。每一个人都需要它，就如同需要布帛五谷一样，简直不可须臾离开了。这是第三层。
以上三层，层层递进，充分说明了《春秋》是孔子修成的一部历史哲学著作，是他的政治理想的寄托，是治世精神的集中体现。这些看法来自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①。在西汉，"春秋公羊学"成为官方的最高哲学著作，指导统治的理论基础，自然引起司马迁极大的重视。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评价孔子修《春秋》说："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孔子一生功罪系于《春秋》，这也是公羊家的观点，司马迁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不过是借孔子修《春秋》以明自己的述史之志，也就是司马迁一生功罪也系于此了。很明显，司马迁是借题发挥以阐述《史记》的大旨。《春秋》被宋人讥为"断烂朝报"，价值没有这么高，而《史记》通过对古今人物史事的全面褒贬，惩恶劝善，恰然是这样。
2.《史记》以人物为中心述史，颂扬大汉威德。
壶遂，西汉著名的天文学家，官至詹事，职掌宫内皇后、太子事务，秩二千石。汉武帝打算用壶遂为丞相，会病卒，司马迁深深惋惜，称他是"深中隐厚""内廉行修"的君子。太初元年时，壶遂尚为中大夫，为待从皇帝左右的谏官，秩千石，相当于古制上大夫，所以司马迁在记述中尊称为上大夫。壶遂听了司马迁关于史学"刺讥"的作用后，表示了至交长者的关切，发出了意味深长的提问。壶遂说：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壶遂的意思是说，孔子之时上无明天子，下面的人得不到任用，所以孔子才作《春秋》拨乱反正，留下议论来裁断礼义，当作统一的王法。如今，先生上遇圣明的天子，下面得以尽职，万事俱备，都各得其所，先生要论著的，想要阐明些什么呢？实际上壶遂是委婉地提出警告，效法《春秋》著书，岂不是把今天的太平盛世当作乱世了吗？说明白点，述史刺讥，不能不触犯时忌。司马迁觉得壶遂的警告很有道理，他想起了父亲司马谈临终遗言关于论载"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内容，认识到史学不只是"刺讥"，起礼义的法制作用；而且史学还有"颂扬"的意义，宣扬某种理想境界，净化人们的思想。《春秋》采善贬恶，推尊三代，以周室为榜样，不就是要树立一种理想的境界么！于是司马迁回答说：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这里"唯唯，否否，不然"的应对，是司马迁对当时激荡情怀的描写和① 司马迁在《十二诸侯年表序》中说，孔子修《春秋》，"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又在《儒林列传》中说，孔子追修经术，"为天下制义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又说"故因吏记作《春秋》，以当王法"。这些话头，明确指出孔子在道义上、纲常伦理上，为后王、后世立礼义之**，供人遵循。回味。直译语意为，"是是，不不，不是这样的"，表达的意思是："啊啊，你的话很对，史学并不完全是刺讥。"司马迁语噎而口吃的神态跃然纸上，这种激动情怀表示了对壶遂关切、警告的感谢，说明这场讨论很有意义，司马迁深化了对史学"颂扬"意义的认识，他在转述了父亲的话之后，作了更为具体的发挥。司马迁说：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译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司马迁在这段话里，把颂扬汉家威德的主题说得至为明白而中肯。客观上，汉兴以来至明天子，内政外交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主观上，肩负先人遗言的重托，且又身为史官，不能不载述当朝的圣明之德。"余尝掌其官"，尝，通常，为现任，或任职已久之意。"余所谓述故事"云云，司马迁表示了谨慎和谦虚，说明自己的写作只是缀述旧事，整理有关人物的家世传记，不敢比攀《春秋》创作，以当一王之法。实际是语意双关，表明自己效法孔子"述而不作"，一丝不苟实录史事。字面意义，"君比之于《春秋》，谬矣"，而内里追步孔子，效法《春秋》的感情，更强烈地表现了出来。
综上所述，司马迁答壶遂问，是他在太初元年确定新的《史记》断限之际进行的一次理论探讨。实质是具体地阐明了司马谈发凡起例的《史记》本始主题，即效《春秋》述史，采善贬恶，为后王立法，为人伦立准则的原则，并以人物为中心来表现，同时颂扬大汉威德。这里，司马迁还没有表现出他的异端思想。因为，司马迁的异端思想那是受祸以后的事。也就是说，司马迁答壶遂问，阐述的是以《春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思想，凝练成一句话就是"惩恶劝善"。惩恶即是刺讥，劝善即是颂扬。史学的这两个功能以后者为主，所以论载"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为主要内容。它的进步性在什么地方呢？唐代著名史学评论家刘知几有过如下评论：夫善人少而恶人多，其有书名竹帛者，盖唯记善而已。故太史公有云："自获麟以来四百余年，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废而不载，余甚惧焉。"即其义也。至如四凶列于《尚书》，三叛见于《春秋》，西汉之记江充、石显，东京之载梁冀、董卓，此皆于纪乱常，存灭兴亡所系，既有关时政，故不可阙书①。刘知几肯定了"惩恶劝善"是我国古代史家的一个优秀传统。司马迁推崇《春秋》，也是肯定这一个传统。所谓《春秋》的褒贬笔法，就是为了突现惩恶劝善。所谓为后王立法，为人伦立准则，亦是为了惩恶劝善。固然这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秩序，但贬斥乱臣贼子，褒奖圣君贤相，也是古代人民的愿望。一个正直的史家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坚持实录，爱憎分明，也是很不容易的，甚至要献出生命。
① 参见本书前第三章第二节《受学于董仲舒》有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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