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在乡间的孤寂居所，工作也支配着司各特的生活。在此之前文学工作对他来说是一种乐趣，他能够随时把它们放下，在快乐的谈话或户外的游玩中把它们忘掉。但爱好进行历史探索的性格，迫使他在办公桌旁度过一定的时间。他早晨7点起身，工作到9点30分，然后和安娜一起吃早餐；妻子要到接近中午才从卧室里出来。早饭后他大约从10点工作到1点。然后骑三小时马，或者和汤姆·帕迪一同在林间散步。然后和妻子及女儿聊天，简单地吃一点午饭，喝一杯冲淡的威士忌，再吸一支雪茄。有时候看看小说，喝点茶，再和亲人们说说闲话，从7点工作到10点，喝一杯黑啤酒，吃一片面包，然后便去睡觉。他需要至少睡七个小时，如果他没有睡够，那就得抽空在白天补上，打两三个小时的盹。从醒来到起床的半个小时里他常常在考虑，下一部小说怎么写更好，特别是情节和细节出不来时更是如此。但在写《拿破仑传》的时候，他就不能光靠这样的灵感时刻了，这里每一章都需要不断研究，细心而耐心地下功夫。“我认为，人们会把它一口气读下去，它将成为受欢迎的历史著作”，他在谈到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引言时这样说。
他一面埋头苦干，一面痛苦地注视着妻子健康的恶化，家庭经济状况的恶化对此有很大影响。夏洛特患有胸部水肿，开给她的药——毛地黄，司各特觉得比病痛更可怕。使他发愁的是，她根本不作任何恢复健康的努力，他相信对她来说散步是很有益的。夏洛特不喜欢对人诉说她的病，老是坚持说，她好些了。5月11日，司各特要到爱丁堡去办理诉讼事务，他去卧室看她。她从枕头上欠起身来，力图做出笑容，并说：
“你们大家干吗都这么愁眉苦脸的。”临走前，司各特去向她告别，但她睡得很香，他不想吵醒她。四天以后她去世了。司各特立刻回到阿博茨福德。他得劝说安娜，因为她不时歇斯底里地浑身发抖，昏厥过去。
“而我自己感觉怎样，那就难说了。时而坚强得像岸边的悬崖，时而软弱得像撞击到悬崖上的波浪。”司各特处于某种麻木发呆、对一切不闻不问的状态，人们在遭到大的不幸时，往往如此。他写信给莫里特说：
“您所提到的尘世的烦恼，在这个巨大的无可弥补的不幸面前，都算不了什么。”他知道，他再也没有能听他倾诉衷肠，为他分忧解愁的伴侣了。
“我看到了她的遗体。我看到的面容既像，又不像我的夏洛特，我30年的朋友。身材仍然那样匀称，虽然从前那么柔和高雅的线条现在已变得僵死。但我觉得这张蜡黄的脸，削尖的面庞，已经不是生命的象征，而是对生命的嘲笑——难道这就是原先充满生动表情的那张脸吗？不，我不敢再看这张脸……
“但将要安息在德赖堡遗址的不是我的夏洛特，不是我青年时代的新娘和我的孩子们的母亲。在那里，我和她曾度过那么多快乐而无忧无虑的时刻。不，决不！她会在某个地方，以某种方式感觉和理解我的感情。
瓦尔特和查尔斯赶来参加葬礼。葬礼于5月22日举行。夏洛特被安葬在德赖堡修道院遗址的一块土地上，她丈夫日后也将安葬在那里。司各特在葬礼前夕的日记中写道：“我仿佛在某种迷雾中麻木了，周围人们做些什么，说些什么，我都觉得好像不是真的。”这种对周围发生的一切的恍惚感整个葬礼期间一直存在。儿子们的到来使他稍感安慰，安娜在经受打击后恢复过来，成了他真正的支柱。司各特写道：“我有时因为她表面上沾染了一些实行的冷漠而责怪她，”但“在这种举止下面”，她父亲发现了高度的责任感和相当坚强的性格。然而在书桌旁一种被遗弃的孤独感向他袭来：“这时我才明白，我只剩下孑然一身了。可怜的夏洛特会10次到书房来，检查壁炉烧得好不好，百次询问我是否需要什么。唉，这一切都结束了——如果忘不了，那就得记住和忍受。”大儿子回爱尔兰去了，5月29日查尔斯和父亲一起来到爱丁堡，查尔斯要从那里乘船去伦敦。“这是忧伤的日子，非常忧伤的日子，”司各特在5月30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自白：“我担心让我可怜的查尔斯看见我的眼泪。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我的歇斯底里状态（这种状态使人想大哭一场）表现得极为强烈，嗓子眼堵得慌，憋得喘不过气来。后来我沉入半昏睡状态，我问自己，我可怜的夏洛特是不是可能真的死了。”
六七月间，《伍德斯托克》出版了，它是3月底写完的。这部小说像往常一样，写的时候没有事先拟订情节。书写了三分之二时，司各特承认：“我还一点没有数，这场阴谋该如何结局。我从来没有能订出计划，即使订出来，我也从来不遵守。”这本书的写作结束前两个星期，他还“不比任何别人知道得更多，接下去将发生什么事。”他对情节终究不十分满意，但仍然感到高兴，因为朗曼斯为7900册印数付给他6500英镑，而写这部小说总共只花了不到三个月时间。时来运转使司各特有了新的活力，意志坚强起来；况且遭受灾难后写的几章要比以前写得更好。但《伍德斯托克》并不是他的小说中的上乘之作。
当夏洛特死后还不到四个月，苏格兰消费税务局司库约翰·辛克勒爵士建议司各特和罗克斯堡公爵夫人结婚。他给辛克勒客气地回信说，他“绝对不打算再次结婚”，“如果有朝一日我改变主意（这是极不可能的），我将努力找一位和我地位相当的太太，以便她能允许我享受独处和文学写作之乐，我的主要乐趣即在于此。假如我接受您的建议，那么这种乐趣将被破坏殆尽。”
从此以后直至生命终了，工作便成了司各特的生活伴侣。一个月后，他去了伦敦，他要在那里查阅官方文件。然后他又从那里去巴黎，他要在那里频繁会见了解他的探索目标的人们。他并没有心思去进行这次旅行，动身前夕，他还梦见死去的妻子站在面前，劝他取消这次旅行。但10月12日，他还是和安娜一起动身了。女儿的求知欲使他在旅途中感到非常高兴，就像他本人的好奇心得到满足时所曾感到过的那样。这是他近年来第一次乘驿车旅行（他已习惯于乘轮船去伦敦），但他在沿途没有发现多大变化。他们在罗克比司各特的一位老朋友——莫里特那里住了一夜；路上看了看巴利宫，7日到达伦敦，在佩尔—梅尔街索菲娅和洛克哈特家住下。
司各特去拜访了殖民地事务部和其他许多政府部门，得到许多珍贵的秘密的材料。他还多次到各种人家去吃午饭和早饭，会见了所有希望见到他的人，其中包括塞缪尔·罗杰斯、托马斯·劳伦斯爵士、J.W.克罗克、托马斯·穆尔、考茨夫人和国王。国王邀请他去温莎城堡，他在温莎公园的猎屋里做客，过了整整一昼夜。“陛下接待我既殷勤又仁慈，他对我的态度总是具有把这两种品质相结合的特点。如果不算上国王的侍从、坎宁夫人、她的女儿和两三位太太，在场的就只有我们俩了。午饭后，我们听了陛下私人乐队的出色演奏，他们就藏在与餐厅相连的温室里。国王让我坐在他身边，要我和他谈话。我担心我太喜欢说话了，但他善于提高你的兴致，使人忘记要有retenue，而这在任何场合都是明智的，在宫廷里尤其如此。他本人谈吐轻松自如又高雅，使你不再想到交谈者的头衔，而对这位有教养的完美的绅士赞叹不已。”第二天早晨，吃过早饭以后，索菲娅、洛克哈特和安娜如约和司各特在温莎城堡旁会齐，一同游览了这个地方；然后他们返回伦敦，匆匆吃过午饭便赶往丹尼尔·特里的“阿德尔菲”剧院去看晚场演出—
—据美国作家费尼默·库柏的小说《领港员》改编的戏。散场后他们在特里的房间里以黑啤酒和牡蛎权充晚餐。
10月26日，瓦尔特爵士和安娜越过海峡在卡勒登岸。他们顺路游览了博威的大教堂，29日到达巴黎。有人告诉过司各特，法国剧院的舞台上据“《威弗利》作者”的几部小说改编的戏演出得很成功，因此他在巴黎定将受到盛大欢迎。“对此我完全无所谓。作为文学家，我不能做出鄙视观众欢呼的样子，但作为一个私人身份的人和绅士，我总是不喜欢人群的喧闹声——即使是为了向我致敬而发出，也使我感到难堪。
我非常知道这种大声赞扬的真正价值，毫不怀疑今天这样捧我的人明天同样也会骂我。”他们在“俄德昂”剧院听了据《艾凡赫》改编的歌剧，几次在英国大使馆吃饭，在图伊尔里宫受到国王及其全家接见，国王还和司各特进行了谈话，他们受到了所有那些达官显贵们的热情接待，而得到他们的亲切对待通常被认为是一种荣幸，他们当中包括“一群穿着苏格兰女人服装的俄国伟大的公爵小姐”。
在巴黎他同麦克唐纳元帅和马蒙元帅以及其他为拿破仑效劳过的人见面并谈了话。他还结识了当时任美国驻里昂领事的詹姆斯·费尼默·库柏。过去曾多次有人建议司各特与美国出版商建立业务关系，因为在美国他的书大量印行，销售了数十万册。有一次他回答这样的建议说：“我至今没有这样做，因为我宁可为我在祖国所得到的收入之少感到羞愧，也不愿到别国去寻找额外收入。”现在库柏也对他提出同样的建议。司各特解释说，以前他拒绝这类建议，是因为在祖国出售他的作品，用他的话来说，“给我所带来的正好合乎需要，而大大超过我所配得到的”；但不久前的损失使他不能忽视清偿债务机会，为此，他准备把《拿破仑传》及自己将来所有作品的版权转让给任何一个向他提出要求的美国出版商。于是，他的《拿破仑传》的美国版本在费城“凯利”公司出版。
像是对命运的讽刺，于同一年出版了库柏的作品《最后一个莫希干人》，此书风行一时的程度可和“《威弗利》作者”的著名小说媲美：库柏也竭力颂扬一个美国印第安人，就像司各特颂扬苏格兰山地居民一样。
11月7日司各特和安娜告别巴黎，路上在一个简陋的亚眠旅馆过夜，炉灶里潮湿的劈柴怎么也烧不着，糟糕透顶的晚饭使他们难以下咽，床铺潮湿得司各特浑身直打颤，早晨醒来时裹在湿床单里，就像裹着尸布一样。不久以后他就为这次过夜付出了代价。不过，巴黎之行还是使他感到满意：确信他的书如此受欢迎，他感到高兴；他对受到的接待也很满意，精神为之一振，愁云消散了。在伦敦他仍住在洛克哈特夫妇家里，又在政府机关作了一番搜寻，最后一次对托马斯·劳伦斯爵士摆姿势，让他为自己画完了像，并被介绍给达布勒夫人（法尼·伯尼）。她对司各特说，一辈子只渴望和两个人相识——他，还有乔治·坎宁。
回家时他们途经牛津大学。查尔斯在那里的布雷斯诺斯学院请他们吃早饭。“父亲坐在儿子家的餐桌旁该有多快活！仿佛老年时躺在自己亲手栽种的橡树阴下休息一样。”11月25日他们到了阿博茨福德，不久又回到他们在爱丁堡的住宅步行街3号：法院开庭期开始了，司各特必须每天到庭。这年冬天他患了重感冒，此外肠道疼痛接连三个星期折磨着他，由于风湿病发作，他不得不卧床，这种病毫无疑问是由于在亚眠睡湿床单引起的。正是在这个时候——而且比以往强烈得多——他感到了“缺少夏洛特轻轻的说话声，准备随时踮起脚尖走近来把枕头放好，帮助你，安慰你，这样忠心的关怀——她离去了，离去了，永远地，永远地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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