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各特注视着他的时代的科学和政治发展方向，而他对这种发展方向是不满意的。他看到，求知的**也可能促使人们去干坏事，爱发抽象的议论可能导致心灵的腐化，而前者和后者的基础都是对权力的渴求。把一百多年以前他就这个问题所说的话用到现在的时代也许更为恰当。我们先听听他对所有科学中最人道的医学中的求知欲的价值的见解。在司各特逝世前不久一个前所未闻的杀人案震动了英国。威廉·伯克和他的朋友威廉·海尔在街上发现一具死尸，于是把它送到著名的病理解剖学家、爱丁堡医学院的著名教师罗伯特·诺克斯博士那里，他买下了这具尸体。有一段时间伯克和海尔就以从坟墓中挖掘新鲜尸体为生，但是当盗窃尸体变成普遍的勾当，因而在墓地上设置了警戒之后，伯克和海尔就开始搞活人，按照他们的打算，可以使活人消失得不为人所察觉。他们把受害者引诱到伦敦的西港区海尔的小小的住所里，用酒把不幸的人灌醉，然后勒死他们，尽量不留痕迹，并把尚有余温的尸体卖给诺克斯或他的同事们。一年之内他们用这样的方法至少把15个人送上了西天。当事情有被揭露危险时，海尔为了保住自己的命，出卖了同谋，于是伯克就在绞刑架上被绞死了，他的名字在英语中便成为秘密扼杀的同义词。侦查委员会没有证据，证明诺克斯知道送到他的解剖台上的那些尸体是被谋杀的；然而普遍的舆论认为，他至少应该更仔细地询问一下尸体的来源、死因等问题。司各特同意指控罗伯特博士为消极从犯的观点，而且整个事件促使他进行了一番思考。
“我不太相信科学的发展似乎预示着我们将有无穷的财富；如果毫无节制地醉心于这个领域的工作，那么它会使科学家变得残酷无情，使哲学家为了自己的研究目的而不顾世上的一切。精神和感情之间的平衡被破坏了，理智在把自己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到一个对象上之后也什么都分辨不清了。譬如，各种教派在贯彻严格的道德规范的时候，总是把人的热心勤勉与上述规范对立起来，并且奇怪的是，甚至在法庭上，当是否能胜诉取决于我们有无同情心的时候，我们对是非也是那么置若罔闻。我自己常常也很奇怪，当谈到法律的字面上的定义的时候，我对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可怕的现象就会感到那么无动于衷。同样，从事医学研究的人也使世上的小动物遭受折磨，而最终他们就同西港区的这两个人同流合污了。”
关于上述这一切，司各特给朋友的信上写道：
“这就是我们时髦的聪明人使国家遭受到的损害：他们发明了最新的用语，为的是借助于它们把恶冒充为善，把善说成恶。而约翰·布尔伸长了自己驴耳朵，似乎这些词本身真能创造出美德或恶行。假如他们决意证明波拿巴的暴政是正确的，就请便吧，这更容易：他的统治仅仅比所需要的稍微文明一点。罗伯斯比尔的过错是实行了过于广泛的自由主义，这不就是一种高尚的错误么？您是否注意到，他们在用新瓶装旧酒的时候，是在如何粉饰最卑鄙的暴政和最血腥的无政府状态？”
这位创作者的个性充分地表现在七部伟大的小说中；他的才智也在书信和《日记》中得到反映。其他被埋没在他的长信中的大量见解，今天我们领会起来就像是格言似的：
1. 关于文学
“没有什么比伦敦的文艺沙龙的常客的见解更为无益的了，只是不必对他们这样说。”
“当我们评论一本书的时候，应该考虑到，它不是用一年，而可能是用一生的时间写成的。”
“只要一提到公认的尽善尽美的事物，就会引起多少恶毒和卑鄙的情感，想到此事我们就感到讨厌。”
“任何人如果不想给自己招引来某些人的恶意仇视，那就连小有名气都达不到，这些人或者由于竞争的感情，或者仅仅出于要破坏别人的创作成果的愿望，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就把博得荣誉的人贬得一文不值，说这才是‘他的真正水平’。”
“打人的树条把多少有才能的男孩子变成了蠢汉，编辑把多少出类拔萃的作品变成了平庸之作。”
对出版者的忠告：“您要警惕铺张夸大，因为这是一个可靠的征兆，说明作者呼吸困难。”
有人问他是否反对过于热情洋溢的献词，他说：“朋友们的欢欣鼓舞的言词同恋人们的温柔话语相似，总是两个人单独说好听，然而要把这些话当着众人极其热情地讲出来，那就相当愚蠢。”
2. 关于政治
“自由被如此经常地被变为镇压它的优秀保卫者的借口，所以我准备等待有名的蛊惑家对我进行最不可思议的攻击。”
“演说家像陀螺一样。如果不去打搅它，早晚他自己会停下来。如果催促他停下来，他就会没完没了地拖下去。”
“人们保卫正义事业的热情总是比保卫非正义事业差得多。”
“真正诚实的人只要交换一下意见，就能达到一致；然而蠢人和骗子却要给自己想出各种口号、暗语和战斗号召，来回避公正的协议。”
“牵着广大群众的鼻子走，让他们相信，似乎有某种彻底解决问题的方法，确切地说，就是用念咒来医治国家政治中的病痛——在我们的时代里没有一种欺骗比这更坏的了。”
“没有必要谴责克伦威尔：他未必有力量来维持他的政权，然而放弃这个政权就更能招致灭亡。人站在周围都是深深的陷坑的山顶上往往要比试图从那里下来更安全一些；规律就是这样，有虚荣心的人逃脱不了这样的规律。”
3关于人的交往
“如果有人假装同某人关系亲密，那只是因为这种假装会抬高吹牛者本人的身份。”
“尊敬的最可靠的征兆是有人勇于在信中给您写没有意义的言词。”
“许多事情取决于人们对生活琐事的注意，这样的事情要比您那样有见识的哲学家们所愿意承认的多得多。”
“最紧密的友谊的纽带也会由于过于频繁和密切的交往所产生的摩擦而断裂。”
“在环境的压力下在生活的某个方面放松自己，就意味着朝老年的麻木不仁和饱食终日无所作为的生活又进了一步。”
“只有在只要愿意随时都可能给自己找到伴的时候，孤独才能使人高兴。一个人独处是难受的。孤独能使我们的才能迟钝，使我们的富有朝气的美好品质停止发展。”
4. 关于各种问题
“当响起浴血战争的轰鸣声的时候，报纸就开始靠血腥的屠杀过日子。”
“我们自愿地、好像自然而然地获得的知识同我们津津有味地吃的食物相似，无论是前者或是后者都非常容易被消化，并比饭桶们的豪奢宴会要有益十倍。”
“获得虚荣的途径是这样的。多数人更愿意人们称赞和奖励他们根本没有的美德，而不是实际具有的优点。”
“人们总是追求在他们看来不易获得的东西，尽管这也并不值得去争取。”
“我可以确信，如果有权势的人猜疑您使他遭受或者打算使他遭受某种损失，那么不管您在他的面前怎样说明自己是清白的，他都仍认为您是恶棍。”
“我认识不少有权势的人，当他们认为某些猜疑是真实的时候，要推翻它们，就像这些猜疑本身一样，会使他们极为愤怒。”
“甚至当我们所得到的比我们能够享用、享受或者遗赠家属的要多的时候，我们也很少满足致富的渴望。”
“等待和期望比拥有所渴望的东西本身能赐与我们更多的欢乐。”
“幸福取决于财富多少的程度要比取决于善于享受你已拥有的财富的程度小得多。”
“据我看，伟大的生活艺术在于有顽强精神和精神力量……尽管失败者也把厄运当作借口来推托过失，然而他们的不幸最经常地是由于能力和顽强精神不够而发生的。”
“不是知识本身，而是将知识转变为效益的能力能带来真正的好处。”
“我喜欢山民朋友，不仅当我正确的时候我能够依靠他们，就是当我有些小小的过失时我也能够依靠他们。”
“随着时间的流逝证人们的证词越来越靠不住：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想象，而不是依靠清醒的记忆。”
“最有效的表示好意的方法是同意接受这样的好意。”
“在少年时代我们寻找享受，在成熟的年代里寻求荣誉、财富和社会地位，而到了老年连对一切平安无事和毫无病痛也会感到高兴。”
“我们的世界秩序的最坏的特点之一是使人遭受痛苦比使人喜悦要容易百倍。”
“什么是尘世的生活？它是梦中做梦，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所走过的每一步都会成为一种觉醒。少年觉得，他从童年中觉醒；年富力强的男子像蔑视幻梦一样地蔑视少年时代对他有诱惑力的东西；对老年人来说成熟的年代是热昏的胡话。坟墓是永久的梦乡么？不是，它是最后的，也是最终的觉醒。”
当司各特摆脱在个人生活中反复出现的魔力，经历了彻底觉醒之后，他将这个最后的想法记入《日记》。然而还在发生这些悲剧式的事件之前他就对乔安娜·贝莉说过：“我对我过于走运感到十分害怕。”
对日益迫近的破产的预感可能也迫使他写出了《护身符》中的话：“当我们处于成就的顶峰时，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预见性，不能阖眼，为的是防止不幸。”1825年6月他自己正处在成就的顶峰。《十字军英雄记》就像热包子一样销路很好；他的名声凌驾于所有活着的同时代人之上，并且响遍了大西洋两岸、欧洲和北美。对他来说，在文学中仍然没有什么力不能及的事。他喜欢重复一句西班牙的俗语：“我和时间能战胜任何两个人”，并且如此自信，甚至打算写波拿巴传。在他的计划中，是把它作为历史上的拿破仑的传记来考虑的。此书应由出版界的“拿破仑”
负责出版，由文学方面的“拿破仑”来写，尽管司各特并没有把自己视为这样的人。曾拟议过，这部传记要成为康斯特布尔的庞大计划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此计划是康斯特布尔于1825年5月在阿博茨福德，在司各特、洛克哈特和巴兰坦的面前又发挥扩充了的。
他打算在图书的出版和发行方面进行一场革命，并且作为开端，他宣称，图书商业仍然未从最原始的阶段中发展起来。巴兰坦惊讶得张大了嘴，而司各特指了指威士忌酒瓶，哼了一声，请洛克哈特“给我们的两个乳臭小儿每人倒一滴母亲的奶汁。”当时康斯特布尔以他的推论来证明，读者因书价太贵还未正经地舍得拿出钱来买书。康斯特布尔拿定主意要帮助解决这个问题，他想出一个办法：每月出版一本书价为半个克朗的篇幅不大的书，开始发行几十万册。所有认为自己有文化的人都会抢购这些小书，而书商也会很快成为第二个克列兹。康斯特布尔对这个问题谈了很长时间，很有说服力。司各特表示，如果书写得好，这件事大概就会办得成，他打算助一臂之力。
他认为文艺作品中能赚钱的矿脉几乎已经彻底开采完了，于是就认真考虑起写历史题材的作品。司各特还在过去就称康斯特布尔为“书商帝国的伟大的拿破仑”，而现在他给他提出了一个问题：“您对用另外一个拿破仑的传记来开始军事行动的建议有何看法？”康斯特布尔马上作了回答。在他死后三年司各特曾对洛克哈特提起过这次谈话。就《康斯特布尔文选》（新的丛书将这样称呼）用《威弗利》的前半部开头，用《拿破仑传》的前几章构成第二卷书的内容达成协议。之后，这位出版商就离开了阿博茨福德。为了这桩创举，司各特答应事先取得国王的支持，他果然做到了这一点。但是由于某种原因（这些原因在后面还要谈到），康斯特布尔的宏伟规划终究未能由他本人实现，尽管别人部分地实现了这个规划，康斯特布尔在图书商业中的革命的预言也完全得到证实。
司各特同满怀乐观心情的出版商谈妥了事情之后，就与女儿安娜和女婿洛克哈特到爱尔兰去了。
司各特等一行旅游者乘船从格拉斯哥到贝尔法斯特，并于1825年7月14日抵达都柏林。在这里他们住在司各特的儿子（已有上尉军衔）和他的儿媳珍妮在圣史蒂文—格林大街的家里。在爱尔兰首府，还没有人受到过像对司各特爵士这样的接待。爱尔兰总督、都柏林大主教、圣三一学院院长、圣帕特里克大教堂主持牧师、总检察官、爱尔兰军队总司令——全部上层人士都来对他表示敬意，而在街上当大家认出他的马车时，马车便无法通过了：成群的人跑去向他表示欢迎。都柏林大学授予他名誉法学博士证书；他拜谒了圣帕特里克大教堂的斯威夫特墓，在剧院看了《无事生非》。他在剧院谦虚地坐在包厢的第三排，但当观众打听到他在剧院看戏，就常常打断演出，要求他上台讲话，而在第二幕和第三幕之间观众大吵大闹，以至在幕间休息后无法把幕拉起。而引起此事的人却一直静悄悄地坐在包厢的深处，直到他意识到他要不讲话，戏就演不成了。于是他讲了几句感谢的话，解释说，在此之前他未说话是因为不想“接受如此崇高的敬重”，他“深信，无论如何也不配接受这样的敬重”。名流都尊重他匿名写小说的奇特想法；只有一位大学教授例外，他声称：“我太忙了，还没有来得及读完您的《雷德冈脱利特》。”
司各特对此反驳说：“博士，我不记得我曾写过这样题目的作品。”
司各特很欣赏爱尔兰的幽默。有一次他该给一个为他效劳的小伙子六个便士报酬，但他给了一个先令，又说了一句：“别忘了，你还欠我四个便士。”那个小伙子回答：“希望您能活到我还钱的那一天。”司各特进行过比较：苏格兰人是在阴间才考虑下地狱，英格兰人认为到阴间就是下地狱，同时爱尔兰人却拿这一切开心取乐，把一切都当成玩笑。
然而司各特第一次见到，骇人听闻的贫困能像在爱尔兰那样，与穷奢极侈的生活并存。
他们带上司各特上尉和珍妮，一起到住在朗福德伯爵领地内埃奇华斯的玛丽亚·埃奇华斯家里做客，奥利弗·哥尔德斯密斯的少年时代就是在这里度过的。有一次，同岳父在公园中散步时，洛克哈特说，诗人和小说家是把生活当作创作素材来进行观察的。司各特反驳说：“您是否过于喜欢用文学的尺度来衡量一切。并以为对这些事情既没有修养，也没有兴趣的人价值不大呢？如果您的理论是正确（但愿不是这样！），那我们的世界看起来是多么可怜！我读过许多书，看到过许多事物，并曾同才智出众的人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谈过话。然而，我请您相信，当困难和不幸迫使愚昧无知的男男女女的贫民表现出严厉的，尽管也是温和的英雄气概的时候，或者朋友们和邻居们的生活环境迫使他们交流自己的想法的时候，我从他们那里听到过非常高明的见解，这样的见解我除了在圣经里外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遇到过。如果事先我们不养成认为同对心灵的教育相比世上的一切都是空泛的幻想的习惯，我们就永远也学不会去感知和尊重我们的志向和使命。”
与加入他们这一行的玛丽亚·埃奇华斯一起，他们前往基拉尼，司各特到处受到几乎是欢迎国王的礼遇。在基拉尼湖上运送他们的船夫在过了24年以后还夸口说，司各特和玛丽亚一行使他那天错过了一场好戏——当众执行的绞刑。科克的居民想对司各特表示敬意，司各特不得不中途拐到那里去。他被选为荣誉市民，接待了无数代表团，并享受着慷慨殷勤的招待。一位叫做丹尼尔·麦克利兹的14岁的男孩给他画了像，司各特鼓励了小伙子，并预言他很有前途。司各特一行在布拉尼城堡举行了野餐，在那里司各特吻了著名的石头。他们对这次消遣娱乐性的旅行很满意，对豪奢的宴会和礼节应酬已感到厌倦，就回到了都柏林。
他们在斯托兹，在温德米尔湖畔休息了几天，拖延了归期。他们在一位名叫做博尔顿的富商家里做客，他邀集了政治家乔治·坎宁、教授约翰·威尔逊和诗人威廉·华兹华斯到自己家里与他们共同度过了这几天。美好的天气、极其文雅的同伴、引人入胜的交谈、到城外美丽如画的角落去郊游、出色的快艇比赛，时间就这样不知不觉地飞驰过去。洛克哈特在致妻子索菲亚的信中这样描述华兹华斯：“年老、高傲、自负，而且傲慢到可笑地步，看来他认为坎宁和司各特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他的一个小指头。”他们同华兹华斯从温德米尔到赖德尔，之后又到凯斯维克拜访骚塞。华兹华斯“一路上不断激情洋溢地给我们朗诵自己的诗”，然而司各特的诗却连一行也没有朗诵；每次，当华兹华斯为了喘口气停下来时，瓦尔特爵士也朗诵华兹华斯的诗。司各特并不赞同他所说的华兹华斯的“诗的体系”，也没有想过将自己的诗与华兹华斯的诗相提并论，用他的话说，华兹华斯是“优秀的，思维最健全的人”。本杰明·希顿认为，如果使华兹华斯获得司各特那样的成功，他就会成为一个令人讨厌的人，然而如果司各特要经受华兹华斯所经受的挫折，他一点也不会失去他所固有的魅力。“当司各特先生和您的朋友拜伦勋爵以如此快的速度获得成就时，请问真正的诗人还期待什么成就呢？”他问塞缪尔·罗杰斯。华兹华斯对与自己同时代的人的作品持轻视的态度，对自己的作品则持崇敬的态度。当华兹华斯想到，他只能打动少数人的心弦，同时司各特却能使许多人都慷慨起来，他当然会感到万分痛苦。然而，他生活在自己所想象的世界里，想象使他无忧无虑。
司各特回到了阿博茨福德，爱尔兰诗人托马斯·穆尔成了他的第一批客人中的一个。穆尔以自己的诗歌使司各特赞叹不已，由于他们俩人都心地善良，易于接近，对荣誉淡漠，因此相互之间立刻就产生了好感。
“我总是发现，”司各特对艾伯科恩爵士夫人说，“文学家认为自己的职责是在社交场合中谈话要有点不自然和竞尚辞藻，好像以为自己不是交际场合中的一般成员，而是某种少有的人物，其他的人会来看他们并感到惊喜。”穆尔也和司各特一样，善于掌握时机，自己开心，也让别人高兴，不把自己的著名诗人的地位放在心上。他到阿博茨福德还没有一昼夜，司各特就向他承认，“《威弗利》作者”的全部小说都是他写的，并就这些小说叙述了许多事情。“对我来说这些小说是金矿脉，”
他说，“但是最近不知为什么写不出来了，我已经创作不出像我开始写的这样好的作品。”
司各特于1825年11月20日开始记《日记》，这可能是他的最珍贵，并无疑是最激动人心的作品：而《日记》使我们看到，在他的个性中广阔的胸怀和伟大的才智处于同等地位，所以它也是过去写过的所有这类人类文献中最引人入胜的一部。我们将在以后引用《日记》中最有趣和最痛苦的片断。
同年秋天在阿博茨福德进行最后一次的骑马打猎，在令人疲劳的追捕的最后，瓦尔特爵士纵马跳过卡特雷尔——一个由壕沟和土墙组成的古老的不列颠防御工事。结果此举以马和骑手一起重重地跌倒而告终。
司各特跌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伤得很厉害，以至从此以后他既不相信自己，也不相信马，再也不想从跃马奔驰中得到快乐了。他认为这件事是一个不祥之兆。他不幸而言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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