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各特指出：“苏格兰人尚未浮出水面就将目光转向了土地”。这句话用于他本人也是完全公道的。他在阿博茨福德尚未安顿下来就把贪婪的目光移向新的土地了。1816年前，他已经花3400英镑购得一片长满石南科植物的沼泽荒地，从此他的领地增加一倍多，紧接着他就打听科尔德希尔兹湖畔一百英亩土地的地价了。这个湖是苏格兰许多湖泊之一，这些湖里有一种类似河马的怪物。这种动物在光天化日之下出没。
某一个湖里是否有这类动物，成了许多世代以来苏格兰民间故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到1816年年底，司各特的领地已从100英亩增加到几乎整整1000英亩。住在邻近的小地主们看到司各特眼里发出贪婪的目光，都以闻所未闻的高价出让了自己的土地。1817年秋，他再次扩大领地，用10000英镑买进托夫特菲尔德农场及其附近的土地。他将购买的房产改名为“猎人小溪”，于1818年把亚当·弗格森及其姊妹安排住在这里。在此以前，他就任命威廉·莱德洛做他的管家，让他带家眷住在阿博茨福德日益扩大的领地上的另一座叫做凯赛德的房子里。司各特与弗格森从小是同窗好友，他就是在弗格森父亲家里与彭斯相识的。弗格森参了军。两位朋友几年当中彼此杳无音信。后来，司各特收到弗格森写来的一封长信，信中描写他每天晚上向驻扎在托里吉——韦德拉什的士兵们朗读《湖上美人》中的片断以及士兵们如何兴趣盎然地听他朗读的情况，这是西班牙战争期间的事。打完仗之后，弗格森上尉幻想找到“特维德河畔一个舒适的小农场”，而“猎人小溪”这块地方正合他的心意。他们经常善意地彼此挖苦，在一起度过的每一分钟都感到高兴。既会讲故事，又会唱歌，还能以滑稽可笑的举动“使席间在座的人都笑痛肚皮”。
司各特成了“大地主”。然而，这次购买地产仍没有满足他对土地的贪欲。1820年8月，他对约翰·巴兰坦说：“我本来不会这样迷恋于此道，但只要我决定罢手，就一定会遇到一块肥地，因此我也就忘乎所以了。”三年之后，他承认：“我已向阿博茨福德投入一大堆钱，却不见收益。”惟一一笔可以指望的“收益”就是出卖林木。司各特栽树成癖。他说：“树也和孩子一样，对别人来说它们长大后才有意义，而对父母和园丁来说，它们从小就是有意思的。”同栽树相比，写作诗歌与小说在他眼里不过是小事一桩。
司各特拥有的土地不断扩大，他的房产也随之增加。1816年，他只打算给他的住房增建四个房屋，他说：“把房屋盖得整齐些就很好了。”
但到1818年，房子已经变成了司各特称做的“迷宫城堡”。建筑师爱德华·布劳尔与威廉·阿特京松不得不按照顾主业已改变的要求进行设计。
建房工作持续数年之久，一会儿建这，一会儿建那，司各特过问这件事就像他栽树一样认真。1822年，他写道：“我把整个夏天都用于盖完我那按照古苏格兰地主宅院式样建造的富于诗意的房屋，但愿我不无成功地表现这些壮丽建筑的做作风格”。他把房子称做他自己建造的“巴比伦通天塔”，而将各种建筑装饰叫做“瞎胡闹”。他不想攒钱，他喜欢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或者减轻他人生活的艰辛而把钱花掉。司各特是位堪称表率的地主。不需要他去爱丁堡时，他住在领地，深入一切事物，亲自了解他的所有雇工，关心他们的福利。他经常雇用30人，甚至冬天其他地主减少人手时他也是如此，并且常常从爱丁堡寄钱给管家莱德洛转给他们。他的领地谁都可以进去。他说：“我决不同意挂牌禁止闲人入内，用依法惩办来吓唬他们。”挂这种牌子，他认为是对于人类尊严的莫大伤害与污辱。为了家人行走方便，住宅周围铺设了几条小径。“我的其他土地，任何人想在哪里散步都听其自便”。司各特想到孩子们从他的榛子树上摘下榛子装满衣袋向他跑来时就兴高采烈，而一想到孩子们看到他会逃之夭夭就心惊肉跳。同他的邻居，不论同“心中有数的老头子”还是同“滑头滑脑的小青年”，关系都非常好。司各特不能容忍怨语喃喃和尖酸刻薄的人，他总是过分慷慨地付给车夫和侍者小费，为的是使他们脸上浮出满意的笑容。
1820年，他又购进了土地。1823年圣诞节举行舞会庆祝新的藏书室建成，通宵达旦，一直跳到“月亮、星星和煤气灯熄灭”才散。在那个时代，煤气是个新鲜东西，司各特将煤气贮存器引进阿博茨福德。安装设备和供气的价钱比他预想的高得多，但明亮的灯光使他心满意足，他没有觉察到气味。嗅觉比较灵敏的家人很快就哀求换回蜡烛和煤油灯，然而，司各特本人既喜欢早晨在明亮的日光下工作，也于晚上享受着自己写字台上方射下的耀眼光辉。臭气加上刺眼的光线终究对他的健康不利。另外，还采用了一种新玩艺——门铃，它“按照气枪原理工作，在压缩空气作用下发出声音，不用粗糙的拉绳”。当一大批人前来欢庆1825年新年时，阿博茨福德的改建尚未完工，晚宴在一个宽敞大厅举行。在这个大厅里，正如司各特向丹尼尔·特里所说，“挂在四周墙上的我收藏的动物犄角……足够世界上一切戴绿帽子的人用。”
他家总是宾客盈门，前客未走，后客已到，房间从未空过。不速之客太多，以至不得不给梅尔罗斯与塞尔寇克的小客店主人打招呼：只把房间租给被邀请的人。
忙于同络绎不绝的宾客应酬的夏洛特·司各特说，阿博茨福德是个真正的旅店，不同的只是没有挂牌子，也不收住宿费。有一次家里同时住了13个别人的女仆。夏洛特是位理想的女主人，非常好客，又有热心肠，只要哪位客人在宴席上称赞某道菜，临走时她都将烹调法告诉给他，她说话时口音很轻，谈吐举止显得有些古怪，往往引起某些人发笑，“女学究们”自然认为她与这位伟大的丈夫不般配，因而发出“他图她什么呢？”等等议论。她对司各特的嗜好、工作与古文物研究漠不关心，但这丝毫没有使他感到不安。当她说“亲爱的，你再写本新小说，不然我就没有新衣服穿了”时，司各特只莞尔一笑。
夏洛特从未辜负过家庭主妇的称号。主人在世时就已成为朝圣之地的阿博茨福德，除了其他原因之外，也以方便舒适和菜饭可口而闻名，在这一点上并不比头等旅馆差。或许在一切时代里，没有任何作家像瓦尔特·司各特这样享有广泛声誉与普遍爱戴，大概任何一位杰出人物也没有像他这样对荣誉无动于衷。朝拜这位“伟大隐居者”的人来自天涯海角，四面八方。他对朝拜者们对他的崇敬表现出令人惊异的憨厚，他说：“至于我这个时而扮演‘狮子’角色的人，我总是以这个被可怜骑士无端打扰的高尚动物为榜样。这头狮子站起来，在笼子里转个身，展示一下嘴脸和后背，用几寸长的舌头舔舔胡须，张开大口打个呵欠，再安然卧下。”前来拜见名人的人一般都要同这位名人谈谈自己的问题。司各特的友善态度也经受住了这一折磨，他对人们有关他本人的种种询问并无怨言。司各特写信给巴兰坦说：“我给您派去一位美国佬，他可能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总检察长。假如他也像折磨我那样向您提出盘根究底的询问，许多秘密您对他会保不住。”然而，他们在阿博茨福德对一位名叫华盛顿·欧文的美国客人的到来却非常高兴。司各特对这位客人的印象是：“不论他本人，还是他写的书，我都打心眼里喜欢。”欧文喜出望外，很快感到在他们这里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主人请他住上几天，向他介绍了一切——司各特所说的美丽迷人的风景以及普通百姓。说到普通百姓，司各特认为：“一个民族的性格是不能从社会上层人的身上来辨认的。”司各特尽管保守，但他同情美国，对英国人同美国人之间的争执表示遗憾，他对这种争执的解释是：
这两个民族“有着过多的共同点，所以他们才特别狂热地讨论他们之间那些较小的差异……美国人很像英国人，英国人也很像美国人，所以两者才因为无例外地在一切方面都不完全相似而相互指责……我相信，两个民族有着如此多的广义上的相似之处，经过冷静地对比他们之间的分歧点之后，都会为自己吸取教益，这种友好的讨论会造福于他们两者。
对来自英吉利海峡彼岸的客人，司各特不大高兴接待。有一位客人叫列维公爵，他写信给司各特说，他来苏格兰的惟一目的是想见见整个读书界都称赞的伟大天才。列维援引约翰逊博士的话说，如果某人见到了中国的万里长城，就连他的孙子也会引为骄傲，但他声称，司各特比上述远东的建筑更加值得尊崇。公爵被邀请到阿博茨福德做客，司各特归纳说：“……他是我曾经见到过的最典型的法国饶舌者。”我们的地主一般不赏识异国人，他说：“我憎恶那种对一个不熟悉的人百般恭维和在作家家里放肆议论其著作的可耻行为；这通常证明是种恶习。”
但也有另一种客人，司各特乐于同他们交往，如根本不像是“女作家”的乔安娜·贝莉以及威廉·华兹华斯。关于华兹华斯，司各特写道，他是位“绅士气十足的人”，但又补充说：“只是当他不跨上批判之马来论证神甫不是诗人的时候才是如此。他会同样成功地争论说，威灵顿不是士兵，因为他穿的是蓝军装，而不是披着青铜环甲。”1823年7月，玛丽亚·埃奇华斯带着她两个妹妹访问了阿博茨福德。她在到达前夕写道：“不久我就能同您谈谈，或者最好是聆听您谈。”但抵达后她为了自己说而牺牲了作为听者的乐趣，口若悬河地说了两个星期。夏洛特很奇怪，1803年玛丽亚在爱丁堡时怎么会不认识瓦尔特·司各特。司各特解释说：“亲爱的，你忘了当时埃奇华斯小姐尚未崭露头角，你可以想象，我那时也是初出茅庐。”他对玛丽亚极为赞赏，称她为当代奇才之一，并告诉她：他虽然对《威弗利》作者的小说评价很高，但那些小说根本不能同她的著作同日而语。在阿博茨福德，她的独白滔滔不绝，几乎无人阻拦，只有司各特一人偶尔打断她的高谈阔论。
客人们一般都是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离开阿博茨福德，但也有一次例外。1825年著名银行家的遗孀科茨夫人乘坐三辆四套马车（其余四辆留在爱丁堡）光临。她的随行人员包括两名医生（以备其中一名生病）、一名侍女、两名贴身女仆（以防其中一名患病）、几名派各种用场的仆人和圣奥尔班公爵及其姐姐。论年龄公爵可以给科茨夫人当儿子，但他想娶这位富孀为妻。司各特笑呵呵地观察着这位“珠光宝气的夫人”怎样摆出胜利者姿态把公爵带在自己身边，虽然公爵看上去“十足是个热恋中的蠢货”。在那个时代，仅有财富（司各特称之为“一切操劳中最枯燥乏味的一种”）还不足以使社交界承认这位前女演员，虽然她已成为百万富翁的遗孀，但有爵位称号的贵妇人们仍然说些闲言碎语讥讽科茨夫人。司各特喜欢她心地善良，对其他一些客人的行为十分忧虑，因为在她们看来，似乎只要血统和出身高贵，就不必有良好的举止。在宴席上，他无计可施，只能注视着在名门和财富之间进行的一场决斗，但饭后他将康普顿爵士夫人叫到一边，坦率地告诉她说，她同她的朋友们的行为令人厌恶：早在两天之前就提醒过他们科茨夫人要来，如果她们不愿意同她见面，她们是有足够时间离开这里的。康普顿爵士夫人忍气吞声地接受了这个警告，并把这一点暗示给了自己的朋友们，而她自己直到晚会结束都尽量客气地对待科茨夫人。科茨夫人本来打算住上三昼夜，但还是在翌日早晨就离开了阿博茨福德。
司各特为人虽然温顺宽容，但他却是说一不二的一家之主、自己城堡里的国王。他的命令必须服从，他无需重复第二遍。眉头一皱，就是强调他的决心已下，无论子女或仆人都不敢反驳。不过，他解决一切问题总是合情合理的。当汤姆·帕迪的妻子抱怨说，到阿博茨福德来求援的贫苦农民多得应接不暇时，司各特对她说：“即使你没有东西送给他们，你也要对他们客客气气。这是因为：你们虽然寄居于我的篱下，但你们也无法知道自己的命运如何。我们当中今天有谁敢有把握地说，明天他自己不会沿门乞讨？”司各特多次说，他酷爱藏书，书上有一点点灰尘就像一把尖刀刺进他的心。但他把阿博茨福德的藏书室恰恰委托给了汤姆·帕迪去管，这位过去的庄稼汉对书籍爱护备至，将书籍摆得整齐有序，不能不令人惊叹。1824年汤姆患重病，主人实在吓坏了：他像照看孩子一样照顾病人，在床边值班，直到危险过去，他才回去休息。
司各特告诉他的一位友人说：“我差一点失去我那可怜的桑乔·潘萨。
他说的梦话使我心碎：不是说他在山里带着狗打猎，就是和我说话，好像我们正沿着栽种的树林一同散步。”
司各特对待仆人像对待客人一样尊重。他认为，如果他对仆人们尽心竭力，仆人们对主人就会同样克尽职守。从梅尔罗斯修道院守门人到巴克柳公爵，他几乎对所有的人都友好相待。顺便提一下，在阿博茨福德未建起之前，他对修道院花费了不少心血和时间。来了客人一定要带去看看断壁残垣，他总是不忘记提醒他们：在这里“建筑师能够找到古代雕塑的珍品，诗人可以发现古代传说的宝库。”这片废墟如同斯蒂尔顿干酪一样有它独特的魅力，越是陈旧越是别有风味。1822年，他为拯救修道院而不辞辛劳地奔波。这个建筑成了他曾经着手写作的那部小说的主要“主人公”，为了写作《艾凡赫》他暂时中断了那本书的写作，而在写完《艾凡赫》之后又回过头来写。《修道院》一书于1820年3月问世，它使所有人包括作者本人都大失所望。这部小说是司各特写得不好的作品之一：情节枯燥，笔调沉闷，人物性格不突出，所描写的阴谋活动也不真实可信。真正的天才都有其成功与失败，而成功之辉煌与失败之惨重又往往成正比。庸碌之才却有一个体面的中等水平。《威弗利》作者的小说如同莎士比亚的戏剧一样，均系奋笔疾书所成。司各特自己承认说：“有时我觉得我的手不受大脑的支配，不由自主地在写下去。大约有20次，我开始按照一定计划来写，但实际上没有一次坚持到底，最多只坚持过半小时（当然是在写艺术性作品的时候）。”他把自己比作醉汉，能够奔跑，但不会平稳地走路。他在写这一章时，往往还不知道下一章该写什么。常常有人骂司各特艺术性和学术性不够，但他对这些攻击都漠然视之。他说：“评论家的意见总是彼此矛盾，很难从中得出什么结论，他们是赞扬你还是相反，都无关紧要。
要知道，评论的主要目的通常是为了显示评论者搜索枯肠写出批评意见的能力。”他说，热衷于舞文弄墨是一种令人无法理解的怪癖，简直无法医治。他对自己的工作评价不高，但这并未减少他对写作的爱好。他把自己的写作活动叫做“白白消磨时光，就像玩球和滚铁环的游戏一样”，可他连一分钟也放不下写作。他说：“天才对自己的最佳作品也没有把握，因为他所做的不可避免地要比他的想象力所描绘的低得多；按照他的意愿呈现在读者眼前的画面，比起他的想象所展示的画面要逊色得多。”
尽管如此，他还是认为他的某些作品比另一些作品写得好，在《修道院》出版半年后问世而引起名胜古迹爱好者对于利文湖城堡的兴趣的《修道院长》一书，他是喜欢的。这部小说属于司各特最好的作品之列，因为它具有他的其他大部分优秀作品所没有的特点，即书中男女主人公的性格刻画得十分出色。司各特笔下的一切主要人物多少都有点类似他们的塑造者，审慎严谨和理想主义在这些人物身上兼而有之，两者所占比例同在司各特本人身上一样。恰恰这一点往往使人物性格的发展受到限制。在小说《修道院长》中，罗兰·格雷姆按上述比例处理得比其他人物更有说服力，而凯瑟琳·西顿不仅是他的女主人公中写得最自然的人物，而且也是他全部浪漫主义散文中刻画得最鲜明最引人入胜的人物。小说情节生动，人物栩栩如生，虽然其中没有一个属于司各特的优秀人物之列，作者在这里描写的苏格兰女王玛丽娅也博得人们的同情。
司各特塑造她的形象决不只是因为他对她本人采取两面态度。《修道院长》出版后八年，司各特写道：“我怎么也想不出，除了玛丽娅女王的传记外，谁的传记最容易写，但我恰恰无论如何也不准备再写她，因为在这方面我的意见是与公认的情感，也与我自己的情感完全背道而驰的。”
此时，司各特创作上的多产已开始引起一些行家的严重不安。他们不承认任何天才，喜欢对伟大作品的大量出现作出非常奇特的解释，譬如说：莎士比亚的戏剧根本不是莎士比亚写的，而是弗朗西斯·培根或上院某位贵族写的。美国人炮制出一种所谓“威弗利”系列小说双重作者论，即所谓假托的作者同某个无名疯子合作的理论。这个理论使司各特为之赞叹不已，他说：“除了疯子，有谁会杜撰出这么多的胡言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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