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密恩》使司各特由《行吟诗人》时的边区诗人一跃而为享有全国声誉的诗人。《玛密恩》的最后四首歌司各特是写出一段付排一段的，其中没有一节重抄过。虽然他急需用钱来搭救汤姆，但这并没有减低创作为他带来的乐趣。从这时起，司各特爱上了写作活动，不论是写诗歌、散文，还是研究历史。1803年他对乔治·埃利斯说：“不管人们怎样解释创作动机，我认为惟一的动力就是紧张的创作活动和搜寻材料给人的享受。除此而外，我是不会写作的，正像不会为了能吃到一只兔子就去打猎一样。但是，既然随之而来的还有赞扬和金钱，那么，反对这些东西，正如把打到的兔子扔掉一样，也是很荒唐的。”他使读者也分享了创作的欢乐，所以《玛密恩》获得了同《行吟诗人》一样的成功。
《玛密恩》作于阿谢斯蒂尔，在别墅西边特维德河畔的大橡树下，以及紧靠庄园的皮尔农场中长满高大的白蜡树的一座小丘上。但是这部长诗的构思是他在乘马郊游时酝酿成熟的。长诗出版于1808年2月，受到《爱丁堡评论》的编辑弗朗西斯·杰弗里的严厉批评。杰弗里天性虽然易受感动，但对浪漫主义的色彩却十分迟钝。他对自己同时代的任何一个伟大的浪漫派诗人都不能做出如实的评价。他作为编辑，使得康斯特布尔出版的《爱丁堡评论》成了当时颇负盛名的杂志，而他本人又是一个第一流的记者，所以他的文章也是杂志中的上乘之作。朋友们都很爱他，但那些受到他抨击的人却讨厌他。司各特和杰弗里关系相当融洽，所以杰弗里把自己对《玛密恩》的评论在付印之前给司各特看过。司各特写道：“在我看来，世上没有比我们对自己的行当更不在意的批评家和作者了，所以我们一起吃了饭，而且就即将发表的对我的鞭挞开了许多玩笑。”并且补充说，他相信“杰弗里与其说是要鞭挞罪犯，不如说是想用鞭子的噼啪声来取悦于公众。”
评论发表的那天恰好司各特夫妇请杰弗里吃饭，杰弗里有点忐忑不安，不知道会受到怎样的接待。司各特一见面就使他的种种担心烟消云散，而夏洛特却并不那么宽容大度。女主人的身份使她在席间遵守礼仪，可是在客人告辞时，她终于发泄出来了：“好吧，祝您晚安，杰弗里先生。我听说您在《评论》上把司各特痛骂了一顿，所以我希望康斯特布尔先生至少会多付给您一些报酬。”她的反应，还有好心人的同情，可能对司各特发生了影响。司各特起初对批评是并不介意的。他给一个同情者写信说：“您别以为我会愚蠢到为杰弗里的评论而生气。如果我有这种癖好的话，我就绝不会提笔写作了，因为保持心境的平静比任何一部长诗和任何一篇评论都重要。不过，我像是一个大孩子（实际上我也是一个大孩子），喜欢吹肥皂泡而自得其乐，却并不在乎它们是飞向天上，还是当即破灭。既然对我的长诗的批评或是褒奖都不能为我带来丝毫乐趣，那么责备，更不用说是友好的责备，绝不会触痛我，何况我绝不会为了世上的任何一部长诗的评论而抛弃一个学识渊博而且能直率陈词的友人的情谊。”
然而杰弗里对《玛密恩》的评论是司各特拒绝为《爱丁堡评论》撰稿的一个因素。他就像在受到震伤时那样，当时毫无感觉，事后才感到疼痛。气愤的阴影无疑也落到了康斯特布尔头上，因为他是《爱丁堡评论》的出版人而且和杰弗里有牵连。康斯特布尔是一个杰出的人，如果他能够不经过中间人而长期同司各特直接交往，他们之间的关系本来可以融洽得多。正像杰弗里是第一流的编辑一样，康斯特布尔是第一流的出版人，或者按当时的称呼叫书商。他起初开一爿小书店，靠了自己的精明强干很快就脱颖而出，开始自己出版书籍。他有见识，把指望放在司各特身上，愿意出1000基尼买《玛密恩》，尽管他当时并没有这么多钱，于是他请伦敦的出版商约翰·默里合伙，均摊支出和利润。默里也很有远见，同意了他的请求。《玛密恩》的成功使司各特在康斯特布尔心目中的身价倍增，因此他答应出500英镑请司各特编一部斯威夫特选集，包括写一篇作者传记，这笔钱正好是司各特编德莱顿诗集收入的两倍。
司各特同意编斯威夫特选集时，康斯特布尔的合伙人是福法尔郡的一个嗜酒如命的地主，叫亚历山大·吉布森·汉特。他举止粗鄙，言语放肆，而在政治上推崇辉格党人。他咒骂司各特的思想保守，动辄告诫说司各特在完成斯威夫特文集的编选工作之前，没有权利做其他任何事情。这可不是同司各特相处的好办法。司各特的保守观点如同他干自己想干的事的决心一样坚定不移。司各特决定断绝同康斯特布尔出版所的关系。
另一个使司各特生气的原因是康斯特布尔出版的那份杂志所奉行的政策，这本杂志使康斯特布尔一直被人看成是一个著名的进步出版商。
为《爱丁堡评论》撰稿的辉格党人反对派遣英**队到西班牙去参加1808—1814年的战争。更有甚者，他们走上了现在被称为“失败主义”
的道路，他们称赞拿破仑的英明，宣传法军是不可战胜的，要求“用任何代价换取和平”，而且预言如果不结束战争，英国就会爆发革命。这些在司各特看来都是地地道道的背叛。他相信，只要拿破仑在欧洲称王称霸，就谈不上自由与和平；如果坚持进行西班牙战争，就能给拿破仑以致命的打击。司各特也明白，能做到这一点的惟一可靠的人就是亚瑟·韦尔斯利，即未来的威灵顿公爵。
韦尔斯利取得了胜利，但陆军部的官僚们并不喜欢他的所作所为，于是把他召回来。后来发生了科鲁尼亚战役。约翰·穆尔，按司各特的说法，是一个出色的军官，但作为一名将军，他既缺乏韬略，勇气又不足：“如果韦尔斯利在场，我们原可以在索马塞拉附近就赢得这次战役，而马德里的居民就会扩大战胜者的队伍。”司各特希望韦尔斯利统率10000万大军到西班牙去；他甚至渴望自己也能去，可是他的妻子不愿意。
不过，到1809年军队得到了它应该得到的东西：韦尔斯利回到比利牛斯半岛任总司令，司各特在1811年欢呼道：“三年来，我一直在说我们没有别人可以指望了。他是个有天才的汉子，一定能克服困难，摆脱偏见和军事陈规的束缚；他在我们的大多数将领表现得像一个军士，或者充其量像一个下级军官的地方，表明自己是一个当之无愧的英雄和将军。”
然而，在1808年，司各特由于对韦尔斯利和西班牙战争的态度，既遭到辉格党人的嘲笑，又受到托利党人的讥讽。为了表示自己的愤懑，司各特只好停止订阅《爱丁堡评论》。他拒绝为这家杂志撰稿已有两年，现在则干脆不再读它了。这次的火气自然又是对着康斯特布尔：虽然为读者挑选文章的并不是他，可是发行这份杂志的毕竟是他。这一切都被另一个善于钻营的出版商约翰·默里看在眼里，他认为，对《玛密恩》的评论加上一篇篇政治性文章一定会削弱司各特和康斯特布尔之间的关系，从而使他约翰·默里有可乘之机。他知道要接近司各特最好是通过巴兰坦，于是决定让巴兰坦为他承印一些作品，然后亲自来到北方会见司各特。默里的主要目的是商谈出版一份新期刊来破坏《爱丁堡评论》的声望的问题。这个想法正合司各特的心意，虽然他拒绝了由他出任主编的建议，但却为实现这个想法而悉心尽力。他给朋友们写信，以求得他们的合作与支持，而给同意担任编辑的威廉·吉福德写了一封长信，特别提醒他说，应该悄悄地进行活动，而不要广为宣传自己的目的：“所以我主张采取军事行动，而不要正式宣战。”杰弗里感到事情不妙，告诉司各特说，今后《爱丁堡评论》将不再遵循任何一个党的政治路线。
司各特回答说，现在谈论这些为时已晚，他早已提醒过杰弗里注意把杂志变成党派斗争的工具可能招致的后果。杰弗里声称，他对后果并不介意，但世界上有四个人是他不愿与之为敌的。司各特请他说出这几个人的名字。“譬如说，您就是一个。”“您看，这真是抬举我，我尽量使自己配得上这份恭维吧。”“这是说，您打算反对我吗？”“是的，如果值得这样做的话，我有这个打算；不过，不是反对您个人，而是反对您的政策。”“您有权发火。”“我从来不要求有不该发火而发火的权利。”
默里的杂志《每季评论》创刊于1809年初，逐渐获得了声望。司各特经常为它撰稿，十分关心它的命运，为它出谋划策，给它批评指点，吸收新的撰稿人。司各特不囿于狭隘的党派利益，很早就认识到“国务活动家的原则决定于他们是在台上执政，还是下野而成为反对派。”但是他尊重传统，因而同情托利党人；他又是一个头脑清醒的人，因而不相信那个所谓的进步政党所允诺的救国措施。他认为，“使人们生活得幸福的艺术在于基本上让他们自行抉择。”从这个观点来看，托利党人也比辉格党人更受欢迎。但是他从来没有为了他支持的那个党的利益而放弃自己的独立见解，所以他也赞赏乔治·坎宁，因为抛开别的不谈，坎宁从来不追随一个党的路线，因而在政治上是一支无法预测的力量。
坎宁对任命韦尔斯利为总司令起过作用，在哥本哈根俘虏丹麦舰队又是他一手所为。他果断而敏捷，不优柔寡断，而他的笔也像他颁给别人的佩剑一样锋利。坎宁是治理国家的人才，又是一个阴谋家；是一个爱国者，又是一个政治家，总之，他对自己帮助创办的《每季评论》来说，是最合适的人物。
司各特所操心的不仅是《每季评论》的种种关系。1809年发生了一件于他更为重要的事情。他有一次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有人听说过书商（即出版商——作者注）懂得自己的商品，或者自认为是行家这种事吗？”遗憾的是当他创办自己的出版公司时，他自己也忘记了这一点。
他对康斯特布尔很不满意，于是决定搞一个同他竞争的商号，可是却让一个最不长于此道的人——印刷工人詹姆斯的兄弟约翰·巴兰坦来领导这个商号（在这件事上起作用的是他忠于朋友的天性）。约翰主管过他父亲在凯尔索开的一家百货店的成衣部，事先在伦敦一家银行里学过记账。他的领导可以归结为业务活动听其自然，而自己却热衷于打猎，同一群快乐的伙伴豪饮、作乐。这些事情自然不会有利于经营事业，所以他的父母很快就一贫如洗，只好去依靠长子詹姆斯为生，到了1806年初，约翰本人也在爱丁堡巴兰坦印刷所里谋了个办事员的差事，用他自己在记事本里记下的话来说，“为此对上帝感恩不尽，永世不忘”。
“约翰·巴兰坦公司”这家新商号（在爱丁堡汉诺威大街）是由司各特（出一半股份）和巴兰坦两兄弟（各出四分之一股份，从各种情况看，这笔钱也是司各特拿出来的，因为他们两人自己并没有资本）合伙经营的。但是，司各特的名字从来没有出现过。所以谁也没有料到“约翰·巴兰坦公司”应该叫做“瓦尔特·司各特股份公司”。
司各特起初建议康斯特布尔解除出版斯威夫特文集的合同。康斯特布尔拒绝了这个建议，表示希望他们很快就能恢复昔日的交情，于是巴兰坦公司就只好放弃司各特编的斯威夫特文集。然而1810年春天，这家公司出了第一本书，震动了所有的英语国家，打破了长诗的创纪录印数，而且使苏格兰成了旅游者的麦加，这本书就是《湖上美人》。
一年以前，司各特带着妻子和长女再次访问了他后来歌颂的地区。
按他的说法，“诗魔在我鲁钝的头脑中挣脱了锁链。”未来长诗中的诗句油然而生，而且快得他难以把它们记录下来。他对罗伯特·骚塞说，读者的口味是变幻莫测的，他并没有专门研究过投其所好的问题，但是读者的口味显然同他自己的喜爱是吻合的。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
读者喜欢用诗体，尤其是用他喜爱的那种强烈刚劲的风格写的故事。“我的诗作从写字台上以最快的速度转到印刷所，所以毫不奇怪的是，我自己有时也难以说清楚，这些诗究竟是什么含义。”他从不事先酝酿好主题再动笔，往往写到一半自己还不知道这部长诗将怎样结束，而诗作一出版，他就完全丧失了对它的兴趣。他给孩子们读约翰·克莱布的诗，却不读自己的作品。詹姆斯·巴兰坦有一次问索菲娅：“嗯，索菲娅小姐，您怎样看《湖上美人》？”“我还没有读过呢！爸爸说，读蹩脚的诗对年轻人来说是最糟糕不过的了。”当时才九岁的瓦尔特也做过类似的回答。有人问他，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欣赏他父亲的作品。孩子想了想，回答说：“他在打猎时，常常是第一个发现兔子的人。”
司各特不喜欢故作谦虚，可是不知为什么他并不看重自己写的那些迅速流传开去的诗句，譬如：
他一动不动地站着，准备搏杀，
眼前是数不清的长矛和盾牌。
“谁先来？水流石不转，
我就是山岩。”
司各特自己五音不全，连最简单的曲子也唱不好，而耐人寻味的是作曲家都争先恐后地为他的诗谱曲，而歌手则竞相演唱。最受欢迎的几行诗是：
士兵啊，安睡吧，战争已经结束！
忘掉那疆场上的厮杀、呼号，
在甜蜜的梦境中，
别再为伤痛而苦恼……
这部长诗对画家也产生了同样强烈的影响，尤其是开头的几行诗：
小鹿在山涧饮水，
一弯新月在水波中荡漾，
后来它藏进了阴影，
消逝在格伦纳特尼沉睡的林中。
画家的目光被吸引到小鹿身上。长诗出版后的100年中，画布上记录的这种高贵动物数量之多，足以饮干不止一条山涧，并把沉睡的格伦纳特尼变成鹿角之林。
诗人获得了堪称为莎士比亚式的荣誉，可是他对评论家异口同声赞扬却漠然置之。不过，他自然对从未见过的发行数感到满意，这部长诗在八个月里售出25000册，还有3000册即将发售。他的名声跨过了大西洋。费城有一位叫休·亨利·布拉肯里奇的先生给他写了一封信，信里说人人都希望自己能永垂不朽，因此请求司各特：“如果在您美妙无比的诗篇中能提一下我的名字，我将感到万分幸福。”看来，司各特没有找到适用于布拉肯里奇一词的韵脚。
虽然受到了普遍的赞扬，司各特对自己的长诗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巴兰坦有一次问他，和彭斯比较起来，他以为自己的天资如何？司各特回答说：“我怎么能同他相比呢？他和我有天渊之别。”不过他承认，在所有的诗歌作品中，他最喜欢读的是约翰逊博士的《伦敦》和《人间希望虚幻渺茫》。《湖上美人》的成功使他能够用实物来展示人间希望虚幻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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