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各特在出版了《歌谣》和古代民谣《特里斯特兰爵士》之后，就按达尔基思伯爵夫人的建议，着手创作叙事长诗。他把初稿读给两位朋友听了，可是没有得到他们热烈的反应。司各特丧气之余，便把手稿付之一炬。然而时过不久，他又见到了其中的一位，才明白自己误解了他们的沉默（实际上他们都被长诗深深地打动了），于是决定重起炉灶。
1802年秋天在波托贝尔沙地操练时，司各特被马踢了一脚，在兵营里躺了三天。这时他再度提笔，一个半月之后，这部长诗就脱稿了，取名为《最后一位行吟诗人之歌》。司各特说，这部作品的长处在于“它写得感情充沛，而且完全是为了把从幼年时起就萦回在脑海中的那些形象展示出来。”
1803—1804年间波拿巴正在英格兰海岸附近游弋，入侵的现实危险笼罩着英国。司各特要经常到塞尔寇克去集合受训，因为正在组织军队。
该郡总督认为爱丁堡轻骑兵团军需官的职务妨碍司各特履行首席法官的职责，建议他从军队退役。司各特拒绝了，不过同意按照法律的要求每年在归他管辖的郡里住四个月。从前他到塞尔寇克郡来办理公事或者休息时，都是住在客店里，现在他就只好告别拉绥德，在靠近塞尔寇克的地方找一处度夏的居处了。
这一带乡村的居民日后还有机会更好地认识他。1804年，司各特家的亲戚罗素一家从阿谢斯蒂尔搬走了，于是他租下了那幢别墅和附带的农场。在这桩交易期间，他的叔叔罗伯特·司各特船长在凯尔索去世了，把司各特在那里度过了许多幸福时刻的玫瑰岸遗赠给心爱的侄子。但是司各特渴望过乡村生活，从这点来说，他并不喜欢玫瑰岸，而且凯尔索地区有许多公爵和孀居的贵妇，“这对年轻人有害无益”。司各特把这所房子卖了5000英镑，出售叔叔的其余财产又得了600英镑。1804年7月，他举家搬到阿谢斯蒂尔。这时他们已经有了三个孩子，就是1799年出生的索菲娅，1801年出生的瓦尔特和1803年出生的安娜。1805年又生了查尔斯。
阿谢斯蒂尔坐落在特维德河南岸的一条狭窄的谷地里，距塞尔寇克约七英里。房屋背后以及河对岸都是山岭；房后的山脉把特维德河谷和雅罗河谷隔开。阿谢斯蒂尔所在的小山头和特维德河之间是田地，别墅的西边，沿着特维德河岸延伸着一片丰茂的浸水草地。在司各特居住的年头，几乎从四面都可以看得见这座庄园，可是司各特喜欢种树，所以现在特维德河谷已经是另一番景象了。从房后的小道上已经看不见别墅，而从河对岸的大路上也只能看到阿谢斯蒂尔正面的一部分。现在别墅边上又接出了一排房屋，而在司各特居住的时候，这幢建筑是L字形的。阿谢斯蒂尔成了司各特一家的住所，用他的话来说，他们在这里度过了“八年幸福的岁月”，而这正是士兵们在大陆上互相砍杀、英国的政治家互相攻讦，而人类的大多数却像以往一样地生活的年代。
司各特在各种事务之外，又增加了一项农业。他费了许多功夫才熟悉了诸如买卖绵羊和牛、治疗病马和猎犬、捕捞鲑鱼、抓获偷猎的人之类的事情。他对一位友人说：“对许多事情我都是门外汉，但我认为最好还是摆出一副行家的面孔，虽然维持这种声誉要耗去我许多精力。”
他从自己的牧工汤姆·帕迪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这是一个健壮、机警而开朗的汉子，他在首席法官面前第一次出现是被控违禁狩猎。汤姆哀告说他的妻子和孩子在挨饿。他的哭诉打动了司各特，而他巧妙地暗示沙鸡（这是随处都可以碰上的，可不像工作那样难找）可使司各特大为开心，于是首席法官不仅开释了他，而且雇用了他。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司各特一生中最难分难舍的人就要算汤姆·帕迪了。他在同达官贵人应酬之余，愿意同这个早先的偷猎人开诚相见，而在同汤姆推心置腹的交谈中，他吸取了许多生动鲜明的词语，使他日后得以用在小说中那些直率而有主见的仆人身上。
虽然第一部诗作获得了成功，司各特仍旧为前途担心，所以依然要求当局委他一个长期的职务。他的一位老朋友乔治·霍姆担任苏格兰高等民事法庭书记已经有30年了。司各特想，如果他能代替霍姆工作直到他去世，那就可以继承他的职位了。这项官职是由政府委派的，司各特利用自己的关系得到了这项任命。从1806年春天起，他就在开庭时代替了霍姆，而且不取报酬，同时声称他绝不希望“这位德高望重的长者会早于大自然赐予他的期限而与世长辞”。这位德高望重的长者自己每年有12000英镑收入，毫无告别人世之意，而且继续领取薪俸，虽然职责是由司各特代他履行的。司各特在1809年写道：“大自然仿佛是赐给了我的这位朋友第二次生命，如果我不求助于边区的某个亡命之徒，他说不定会活得比我更长。唉，这些废物全是令人厌恶的骗子。”直到三年之后，这位容光焕发的废物才宣告退休，领取养老金。这样，司各特总算能领到1300英镑年薪了，而这项工作他已经不取报酬地干了六年。由于养老金比薪俸少，德高望重的霍姆每年要向司各特索取160英镑来弥补差额。
不过在1806年时，司各特对这次委任还是满意的，因为它保证了他的前途。
从这时起，他每年的时间大体上被阿谢斯蒂尔和爱丁堡所平分，在上班时被经营农业和枯燥的法庭事务所平分，而在闲暇时则被写作和骑马出游所平分。在阿谢斯蒂尔，他每天的日程是按小时安排的。他清晨5点起床，冬天自己把壁炉生着，细心地刮脸，着装，喂马，6点提笔写作，9点到10点之间吃早饭，然后一直工作到中午，白天剩下的时间或者消磨在马背上，或者徒步出游——不是猎兔子就是捕鱼。天气好的时候，他在早饭前结束写作，而在气候恶劣的日子弥补欠下的时间。除了写作之外，他在另一件事上也是一丝不苟的，这就是他在收信的当天一定写回信。他在书房里工作时，不论天气好坏都要把门敞开，让他的狗可以自由出入。还有孩子也可以随时去打搅他。无论多忙，他都会把他们抱在膝头，给他们讲一个故事或是背一首民谣。他从来没有抱怨过被他们打断了思路。
司各特一生养了许多狗做伴。主人和狗除了不能交谈之外，可以说声息相通。当时他的一头爱犬叫坎普，是英国花斑犬和纯种英国花斑斗犬的混种。司各特攀登陡崖时（这要有结实的肌肉和握力很强的手指），坎普常常为他选择最合适的路线。它先跳上去，回头看看主人，然后再回来，舐舐主人的手或是面颊，随后又跳上去，请他的主人随他前进。
后来坎普老了，筋骨松弛，不能跟在司各特身边奔跑了。但是，每当司各特回家时，第一个从远处看见他的人就把这消息告诉坎普。坎普听出主人是从山岗上来时，就到房后去迎他；如果司各特从浅滩涉水而来，坎普就到河边去接他；而且从来没有弄错过。《凯尔索邮报》周刊的出版人兼编辑巴兰坦，又是个优秀的印刷人。司各特很欣赏他的印刷技术，所以在1800年建议他带上印刷机从凯尔索迁到爱丁堡来，答应由他承印自己的边区歌谣，而且替他兜揽其他订货。这个建议由于司各特的资助在1802年实现了。巴兰坦印刷了《歌谣》，司各特又极力奔走，为这家印刷所承包法律和文学书籍的印刷业务。1805年1月初，巴兰坦按出版商朗曼的订货印了司各特的第一部长诗《最后一个行吟诗人之歌》。这部作品的成功超过了最大胆的预计。这是用英文写的第一部长诗，用现代的话来说，不妨称之为畅销书。这部作品在被收入司各特诗集之前，销售了44000册。版权在这之前已经卖给了出版人，因此司各特的全部稿酬只有大约770英镑，然而这部长诗使他获得了声誉，特别是得知当时的名人，如威廉·庇特和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都十分推崇这部作品时，他也就很满意了。针砭的议论自然也是有的，但司各特不为所动。
就贬低这篇长诗的“那群评论家”，司各特说过：“我要把这些绅士中的许多人比做补锅匠，他们自己既不会做汤锅或是煎锅，于是只好来修修补补，可是，上帝有眼，他们补上一个洞，却同时捅出两个新窟窿。”
《歌谣》和《行吟诗人》的出版也使巴兰坦的印刷所出了名。新的订货源源而来，为了揽下这些生意，詹姆斯请司各特再借些钱给他。司各特孤注一掷，把叔叔去世以后得到的钱几乎全部投了进去，成了巴兰坦的合伙人，他是不出面的合伙人，然而像日后的情况表明的那样，也是相当不安稳的合伙人。他会心血来潮，产生种种新奇的想法，而且风风火火地干起来。如果能够像拿破仑席卷欧洲城市那样，用猛烈的冲击轻易地囊括有阅读能力的公众的话，那么不列颠所有识字的人就会忙于阅读理查逊、菲尔丁、斯摩莱特、斯泰恩、德莱顿、笛福、斯威夫特、鲍茫和弗莱彻等几十位名家的作品了。这些人的作品都应该按一些出版商的订货，由巴兰坦印刷出版，每部作品都附有司各特或是某个没有收入、生活窘迫的作家执笔的作者传略。这真是一段不容喘息的时期，司各特为《爱丁堡评论》撰稿。原来就已经忙得不可开交，现在又要在烦杂的事务中挤出时间来斟酌出版计划。好在他当时只限于考虑其中的一件——出版附有诗人传略的德莱顿作品集，后来出版的也就是这一部文集。
他本来会继续发挥另一些拿破仑式的宏伟设想，可是原来的书店主人，如今成了出版商的阿奇博尔德·康斯特布尔答应出1000英镑请他写一部新的长诗，而司各特本人又一度对另一种写作发生了兴趣。他刚刚用长诗征服了读者，却又想用散文作品取得同样的成功，于是在1805年着手写长篇小说。他写完七章后，拿给威廉·厄斯金看，厄斯金劝他放弃这种打算。历史又重复了一次，司各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像他的第一部长诗一样，起初没有得到赏识。司各特没有多犹豫，就把手稿放进写字桌的抽屉里，而且完全忘掉了这篇作品。厄斯金的告诫是中肯的：
如果整部小说都像开头七章那样沉闷而且矛盾百出，它就绝不会在文学史上开辟一个新时代，而作者也不会以《威弗利》作者的笔名蜚声于各个文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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