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忙重建，恢复创伤负重担；斗换星移换人间，千秋功罪后人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斯大林感到极度疲劳，紧张的战争几乎耗尽了他的精力。但是，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使他得不到很好的休息。在国际上，他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的严重挑战，杜鲁门咄咄逼人，肆意扩张，妄图称霸世界。最使他感到不安的莫过于美国把西德和日本重新建成经济和军事强国的政策。国内满目疮痍，到处是战争创伤，面临着安顿人民生活和重建家园、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巨大任务。
破坏是严重的。2500 万人民流离失所，1700 座城市和2.7 万个乡村被大部或全部毁坏。大约3.85 万英里的铁路被毁，比绕赤道一周还长得多。顿巴斯矿井90％遭到破坏和水淹。巨大的第聂伯水坝及其周围的工业消失了；急流重新在河道上出现，航行已经停止。700 万匹马、1700 万头牛、2000 万只猪被屠宰或者被抢走。
3000 多个工厂必须重建。最严重的是人力的损失，牺牲的人数达2000万以上。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有人牺牲，给恢复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14 年以前，斯大林曾经宣布：“旧俄国历史的特征之一就是它因为落后而不断挨打。”目前的危险是：经过这场战争之后，苏联变得虚弱，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它和美国的距离拉得更大了。因此它还会再次挨打。斯大林决心不使这件事重演。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了胜利，而且变成了世界第二大国。在历史上，俄国曾两次取得同样的大国地位，一次是在1709年彼得大帝取得波尔塔瓦的胜利之后，另一次是在1812 年打败拿破仑之后。
但每一次俄国都衰弱下去了。这一次，斯大林不能再让它重蹈覆辙。苏联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在经济的废墟上重建起来，并保持大国的地位。
1945 年8 月19 日，意味深长的是，这是在美国向广岛投掷原子弹之后的几天，斯大林委托国家计划委员会制定一个重新建设的计划。结果产生了第四个五年计划，于1946 年3 月18 日被最高苏维埃通过了。这个计划要求到1950 年把工业生产提高到战前水平的148 ％。这意味着许多地方要从头做起，正像十月革命后一样。不过在1921 年的时候，他们是在封建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废墟上建设，现在却是在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上建设，这个经济基础虽然几经摧残，还是经受住了战争。他们有着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巨大工农业基地。这些基地有力地支援了战争。从1940 年到1943 年，乌拉尔的电力增长了一倍，生铁产量增长了一倍多。而且这第二次建设从一开头就有前次经济建设所训练出来的熟练人员。
计划规定了斯大林的20 年海军建设计划的第一阶段。他决心继续执行他的战前政策，确保苏联有一支与大国地位相适应的海军。按计划每年交付20万吨位的军舰，这支海军将拥有1200 艘潜艇，175 艘驱逐舰，35 艘巡洋舰，以及战列巡洋舰和航空母舰。在1945 年至1950 年间，主要危险似乎来自美国和英国海军的庞大的两栖作战能力。美国对于核武器的垄断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然而这种威胁并没有被看得如此紧迫，因为在这个阶段还缺少足够的运载系统。所以，优先权放在沿海防御部队，建立一支强大的远洋海军。
实施这个计划，需要有英勇奋斗的精神和不屈不挠的决心。斯大林一心想使苏联的工业产量超过西方，特别是超过美国。他在1946 年2 月9 日对选民的历史性演说中指出，一个预计在15 年至20 年间完成的工作的宏大纲领，工业生产要比战前提高两倍，这就是说，每年要生产生铁5000 万吨，钢6000万吨，煤炭5 亿吨，石油6000 万吨。斯大林说：“只有做到这一步时，才可以说我们祖国已有了免除一切意外的保障。这大概需要三个新五年计划的时间，也许还要多一些，才可能做到，而且是我们所应当做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对苏联人民来说是一场灾难，但它同时也是“一个考验和检验的大学校”，它证明了苏联的社会和国家制度及其武装部队的力量。
这个国家将为迎接未来新的挑战而作好准备。“单靠勇敢不能赢得胜利。”斯大林反复强调说，还要有强大的军事工业和各种充足的补给品。他引证战时产量的具体事例来说明他的主张。然后，他罗列了主要指标数字，阐述了党要把工农业生产提高到新的水平的计划。
当时，斯大林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毋庸置疑的。他在人民群众中有着强大的号召力。战后五年计划是在四年零三个月中完成的。这次五年计划规定，苏联全部工业产品，在1950 年要比战前1940 年增加48％，实际增加了73％。恢复和新建的大企业有6000 个。在被敌人几乎夷为平地的乌克兰，矿产量达到了1940 年的水平；第聂伯河大坝得到了重建，到1947 年3 月就能够发电了。消费品工业也有了很大的增长。到1950 年，苏联的工业系统已比战前强大了。而且，还有了自己的原子弹，从此美国的核垄断地位被打破了。
这在当时的苏联，甚至在全世界，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特别是在恢复战争创伤的过程中，斯大林十分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从战前起，他就一贯注意提拔这些新的优秀人物，把他们当成苏联未来的希望。这一政策，在战后党员的成分上有显著的反映。
到1952 年，有1/3 至1/2 的党员的年龄在35 岁以下，大约有3/4 的党员的年龄在45 岁以下。斯大林虽然公务繁忙，但他仍像在战争年代那样，直接联系着数以百计的著名科学家、发明家和各行各业卓有成效的优秀人物以及著名的劳动模范。斯大林经常和他们通信，询问他们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在决定一些重要的建设项目前，多次召集专家座谈会，反复征求他们的意见。
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苏联问题专家伊恩·格雷在《斯大林——历史人物》一书中写道：“谦虚和庄严，加上专业知识，这就是斯大林一向赞扬的品德。他设法用这些品德去谆谆教诲苏联的年轻一代。……在他自己的人表现不谦虚的时候，他对他们是严厉的。”他承认，朱可夫是苏联将领中最杰出的一员，而且得到公众的最充分承认。但是，个性倔强、行为豁达的朱可夫喜欢自夸。斯大林本人虽然武断专横，沉醉于个人崇拜之中，然而他严厉批评了朱可夫“骄傲自满、妄自尊大”的作风。斯大林保留了多数有才能的高级将领。华西列夫斯基在1948 年11 月被任命为总参谋长，并在四个月之后被任命为国防部长。科涅夫从1946 年6 月至1950 年3 月，一直担任陆军总司令，后来担任监察长。巴格拉米扬、马利诺夫斯基、麦烈茨科夫等，被任命为重要军区的司令员，他们都是既有理论又有实践、文武全才的高级将领。
战争、建设耗费了斯大林的精力。他面色发黄，体质每况愈下，他的体力越来越不支，性格也越来越孤独了。晚年，他唯一的社交生活是孔策沃的晚餐会，参加者多是政治局的一些领导人。这些都是工作晚餐，他们边吃边讨论和决定政策问题。在孔策沃进晚餐的时候，斯大林谈论国家大事，作为一个老人回忆往昔。只有在这种场合他才感到舒畅。他经常回忆战争，怀念艰苦年代的威武雄壮的战役。在一次晚餐会上，斯大林反驳了一种关于德国人需要经过50 年后才能从战争中恢复过来的说法。他说：“他们会恢复过来，而且会非常迅速。它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它拥有极为熟练和人数众多的工人阶级和有技术的知识分子。给他们12 年至15 年的时间，他们就会重新站立起来。”然后，他站起身来，又补充说：“我们将在15 年或20 年里恢复过来，到那时，说不定，我们还得有一次较量。”说到这里斯大林又重复了他过去说过的话：“建设吧，不然就要在10 年内被外国侵略者搞垮！”在孔策沃，也像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一样，斯大林感到孤独，但是他不承认这一点。他十分怀念已去世近20 年的妻子纳佳。他把她的自杀归罪于她的家庭、波利娜·莫洛托娃和迈克尔·阿伦的小说《绿帽》的坏影响，她死前在阅读这部小说。
1948 年，斯大林第一次公开跟斯维特兰娜谈起她的母亲，很明显，对妻子的怀念深深地折磨着他。
在战争期间，斯大林和他的孩子们很少见面，他一心扑在战争上。1944年5 月，斯维特兰娜到孔策沃去告诉她父亲，她想同莫罗佐夫结婚，他是国际关系学院的一名学生，是犹太人。斯大林对犹太人有些传统的偏见，他不同意这桩婚事，不过，他的主要批评是，这位青年人没有为自己的国家效劳。
“前线正打得战火纷飞，他却坐在家里享清福！”但是，他没有像女儿所担心的那样禁止这门婚事。“是的，春天来了，你愿意怎样就怎样吧！”斯大林拒绝见她的丈夫，也不允许他住在他的家里，斯大林在外面给他们找了一套房间。斯维特兰娜怀孕后，他放宽了禁令。
1947 年春天，他女儿的婚姻破裂，1949 年春天又与尤里·日丹诺夫结了婚。他的父亲安得烈·日丹诺夫是斯大林的战友。显然，他想女儿和女婿可能会搬到孔策沃别墅的第二层楼里来住。但是，女儿和女婿拒绝搬进那座别墅，这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
1951 年秋，斯大林在南方度过了他的最后一次假期。他再也没有离开莫斯科，大部分时间住在孔策沃。斯维特兰娜带着两个孩子在1952 年11 月7 日革命纪念日去看过他，在12 月21 日他的73 岁寿辰那天去探望了他。他看上去身体很不好，显然患有高血压，在医生的劝告下，他已经戒烟了。在这种情况下，斯维特兰娜感到应当更经常地去探望他。朋友们劝她给父亲打电话。她犹豫不决。自为他常常草率地回答：“我很忙！”但是，她知道，父亲欢迎她去探望，他喜欢看到她的孩子们。在他冷淡的态度背后，“他是真心关心他们的。他经常教导女儿要努力学习，努力工作，自己挣钱独立生活，决不能当一个他所称呼的“寄生虫”。
斯维特兰娜没有想到，在父亲73 岁寿辰的那次探望是同父亲最后的一次会面。
1953 年2 月29 日晨，她忽然接到“父亲病危”的通知，她急忙赶到家里，吻了她父亲的脸和手，坐在他的身旁，握着他的手。他不时地睁开眼睛，但是什么也没有看见。他没有恢复知觉。死亡的痛苦开始了。他挣扎着呼吸，脸色开始发黑。溢血正在扩散。这是对死亡的可怕斗争。他举起左手，对他的女儿来说，这是一种可怕的告别的手势。3 月5 日，他就与世长辞了。
3 月6 日凌晨，莫斯科电台宣布了斯大林逝世的消息。大批群众开始拥到红场，自动前来致哀的人，一直排了有10 英里长。人们在默默地哭泣。在莫斯科，妇女们围着扩音器站在雪地里，红着眼睛。美联社报道了一个年轻的家庭妇女的感想：
“怎能想象草原没有辽阔的空间？
伏尔加没有流水？
俄罗斯没有斯大林？”
这位美联社记者是在汽车里听到这一消息的。泪水从汽车司机的脸上滚下来。司机说：“请原谅。他是一个好汉子。是他领导苏联劳动人民摆脱了穷困，是他领导我们打败了希特勒。”斯大林逝世至今已整整30 多年了。世界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对斯大林的评论也其说不一，有的人歌颂他，有的在肯定他的功绩时，也指出他的失误或严重错误。曾长期生活在苏联并在那里遭受过迫害的著名美国作家斯特朗，在《斯大林时代》一书里，对斯大林的功过做过如下的评论：
“今天没有人能对斯大林时代作出最后的评断。斯大林是那些需要由长期历史来加以评价的人物之一，他的工作离现在越远，其性质也就会越清楚。
我们至少知道，他从1928 年起，在一个国家， 在一个为敌人的世界所包围的落后的农民国家里，开始建设社会主义。当他开始的时候，俄国是一个农业的和文盲的国家；当他结束的时候，俄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工业强国。
他两度这样建设了俄国：一次是在希特勒入侵之前，再一次是在战争的废墟上。这要永远归功于他；他是这项工程的工程师。
“他进行工作时是残酷无情的，因为他出生在一个残酷无情的国家里，并且从小就经历了残酷无情的生活。他是抱着猜疑的心情进行工作的，因为他曾经5 次被放逐，并且一定多次被人出卖过。他默许了，甚至批准了政治警察对无辜的人的暴行，但迄今为止，还提不出证据来说明他是有意制造这些暴行的。这些暴行看来还是由于复杂的原因，其中包括斯大林的猜疑的倾向和中央委员会不加审视地批准斯大林所说一切的倾向。尽管有着这些侵害个人的罪行，仍然不乏证据说明：斯大林所说的‘人’是任何国家中最宝贵的因素的话并不是虚伪的。他终身从事于审慎地清除妨碍工人、农民和工程师们实现他们的理想的障碍，如果没有他的远见，他们会继续陷于失望中和默默无闻；但是，由于他的了解，他们成为了农业、工业和航空方面的领导人。”在苏联国内，对斯大林的看法，争论几度起伏。
1956 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首次提出斯大林的个人迷信问题，谴责他滥用职权、破坏民主法制。作为犯有严重“罪行”的人，斯大林的遗体被移出列宁墓，焚尸扬灰。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看法，在莫斯科红场上还为他树立了半身雕像。
近两三年，全面改革的浪潮在苏联兴起，人们对历史的、现实的重大问题正在进行广泛的讨论，关于斯大林的争论再度兴起。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十月革命节的报告中提出，要“对十月革命以后70 年来所做的一切进行严肃认真和有根据的分析”，“要站在历史真实的立场上，既看到斯大林在争取社会主义、捍卫其成果方面无可怀疑的贡献，也要看到他及他周围的人犯的粗暴政治错误和专横行为使人民付出的巨大代价，对社会主义产生的严重后果”。这是当今苏联最高领导人对斯大林的最新评价。
苏联学者在目前的讨论中认为，正确评价斯大林是很不容易的，不能简单地否定或肯定。斯大林领导苏联近30 年，走过了苏联历史上一段最艰难曲折的道路，一切成就和失败都和他联系在一起。他不单是一个人，而是代表着一个时代。因此，如何实事求是地、科学地评价斯大林的功过，及其犯错误的原因，避免类似情况的再发生，不仅对苏联而且对全世界的**运动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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