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暴为虐招祸患，波兰疆土变颜色；英法宣战实观战，不堪一击遭大难。
1939 年9 月1 日，法西斯德国侵入波兰领土。英法两国政府由于担心德国法西斯军队进而入侵法英两国及其殖民地，便对德国宣战。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了。
曾经宣布保障波兰的安全和唆使波兰拒绝苏联援助的英法两国政府，没有做任何事情来给波兰以实际军事支援，更没有对希特勒侵略军采取重大军事行动。它们仍然没有放弃把战场推向苏联的企图。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反动势力一个劲地怂恿苏联的邻国——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参加反对苏联的战争。但是，这一阴谋遭到了失败。根据苏联同这些国家达成的协议，苏联军队已进入它们境内。苏联军队掩护着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西部边界，这些国家的安全因而有了保障。
在保障南波罗的海地区不受突然袭击之后，斯大林就指示外交部开始同把着北方门户的芬兰进行接触。虽然芬兰的独立是俄国革命的“赠品”，然而芬兰却是波罗的海各国中最敌视苏联的。早年的民主芬兰已被推翻了，前沙皇将军曼纳海姆侯爵在德皇军队的支持下推翻了芬兰民主政权。芬兰已成为反苏国际行动的一个前进基地。芬兰统治集团已同德国、英国和法国的反动势力达成幕后交易。在它们的参预下，芬兰政府不断加强进攻苏联的军事设施——曼纳林防线和亚兰群岛等地。与此同时，希特勒还帮助修建了一个可容纳2000 架飞机的军用机场，而当时芬兰只有150 架飞机，显然这是根据某大国的军事意图而修建的。
斯大林知道，上述情况表明芬兰是不会欢迎同莫斯科缔结同盟的。但芬兰当时的对外贸易由于英德战争封闭了波罗的海而遭到破坏。为经济萧条所袭扰的芬兰要求同苏联贸易，并且想要利用列宁格勒——摩尔曼斯克铁路来外通世界。然而，当莫斯科1939 年10 月5 日邀请芬兰派遣全权代表讨论“未决问题”时，其后果是出乎意料的。芬兰政府在答复之前先宣布了局部动员，派遣了大批武装部队到边境去，关闭了股票交易所，要求妇女儿童撤离首都赫尔辛基，并向美国呼吁给予“道义支持”。苏联报纸对于这种“有意制造的惊慌”表示了讥讽和不快。
芬兰代表团于10 月11 抵达莫斯科。苏联人缔结同盟的提议由于芬兰人不愿意而放弃了。随后他们又提议交换领土以保障列宁格勒的安全。他们要求把边界后移，使列宁格勒处于大炮射程之外，并要求把一些屏障海道的小岛让给苏联。他们提出以同样富庶、只是战略意义较小而面积大两倍的领土交换。苏联还要求，把汉哥或者处于通向列宁格勒的狭长水道芬兰湾人口处的其他一个地点，租给苏联30 年作为海军基地。芬兰的卡詹德尔总统广播了一项声明，认为这些条件并不影响芬兰的主权完整；讨价还价进行了一个月，莫斯科愿意付出更多的代价，芬兰在领土交换中将得到差不多三与一之比的便宜；汉哥基地的租让期将不是30 年，而是到英德战争结束就可连同全部设施交还芬兰。许多芬兰人当时都在吹嘘他们的外交代表所要做成的“漂亮生意”。然而，芬兰的谈判代表突然中断了会谈。莫斯科认为，芬兰内阁是在西方想要“转变战争方向”的势力的秘密压力下这样做的。
所以，在11 月末芬兰越境开炮并杀死红军士兵时，莫斯科就提出强烈抗议；芬兰对抗议置之不理，苏军就在1939 年11 月30 日开人芬兰。芬兰随即宣战并呼吁外援。国际联盟指责苏联“侵略”，将它开除。苏芬战争使苏联失去了更多的朋友。苏联人认为，“这是为了保卫列宁格勒而打的一次先发制人的战争”。
由于苏联军队采取了坚决行动，芬兰请求请和。
1940 年3 月12 日两国缔结了和约。但是，伦敦和巴黎曾竭力阻挠那次签字。法国总理达拉第告诉芬兰说，一支英、法远征军已经整装待命，准备前往救援。张伯伦和达拉第压迫瑞典同意让这支远征军过境赴芬，虽然这将使瑞典也卷入战争。3 月10 日，张伯伦告诉下院说，他正在考虑打破瑞典的中立和迫使芬兰战争继续下去的办法。3 月11 日《纽约时报》驻伦敦记者报道说：“伦敦盛传将发生具有更广阔的战线的战争，也许是对俄国的战争。”但是，这种谣传来得太晚了。由于瑞典坚持了中立以及曼纳海姆将军低估了苏联的兵力，“转变战争方向”使之成为全世界联合反苏大战的企图失败了。曼纳海姆曾经告诉英法盟国，他在5 月之前不需要援助；而张伯伦原期望到那时就可以迫使瑞典同意军队过境。芬兰人和英国人做梦都想不到，曼纳海姆防线在冬季进攻中就被突破了。在曼纳海姆预定援军到来之前两个月，芬兰人就求和了，苏芬战争就此结束。
在和约条款中，苏联人取得了曼纳海姆防线和汉哥海军基地，从而在陆地和海洋上保卫了通向列宁格勒的通道。这样，当希特勒从蹂躏西欧转向东方的时候，从波罗的海岸的汉哥，直到黑海岸的多瑙河口，这一跨越欧洲的绵长的缓冲地带已经完成了。这对巩固列宁格勒和摩尔曼斯克的安全，改善苏联波罗的海舰队和北方舰队的战略地位，有着重要的意义。
苏芬武装冲突之后，斯大林决心就实战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对红军的人事制度以及战略战术进行彻底的改革。朱可夫后来称1940 年为“大转变的一年”。军官的地位和权威提高了。将军和其他军官以及军士的军衔都得到了恢复。由于“大清洗”的缘故，在这次战争中，感到训练有素的军官极其缺乏，所以开设了军官集训班。在大清洗中被判刑的4000 多名军官被召了回来，其中包括罗科索夫斯基、罗特米斯特罗夫和托尔布欣，后来他们都成了苏联的元帅。对军事条令做了修改，强调的重点放在指挥和纪律上。
在这些激动不安的日子里，斯大林除了放手提拔具有现代军事科学知识的中下级军官外，还着手精心选择他的最高级军事指挥员。从保卫察里津战役那时起，伏罗希洛夫就一直是斯大林的亲密战友，属于革命传统派，但在芬兰战争中已显示出他还没有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1940 年5 月8 日，铁木辛哥取代了他的国防人民委员的职务。斯大林把伏罗希洛夫安排在别的职位上，因为他是一个受人爱戴、赤胆忠心的人。猛打猛冲的骑兵司令布琼尼未能掌握现代战争，但他和伏罗希洛夫一样仍然受到重用。
沙波什尼科夫则属于另一类。
1903 年他在沙皇军队里当军官，1910 年在总参谋部学院毕业。他思路广阔，有一个敏锐的分析头脑。在二十年代里他写了《军队的头脑》一书，以及其他有关军事编制和战略的基本读物。他谦虚宽厚，纪律严明。斯大林提拔他负责总参谋部的工作。后来他健康不佳，但仍保留了他的副国防人民委员的职务，井主管军事工程和防御工事。
1941 年2 月1 日，朱可夫就任总参谋长，他在沙皇军队中是一名军士，是在实战中成长起来的指挥官。1939 年他在中蒙边界的哈勒欣河一带，指挥几个装甲师，战绩显赫，歼灭日军5 万多人。他机智、英勇、果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愧为苏联杰出的野战统帅。他和斯大林的关系有时激烈紧张，但他们的关系是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的。
提出由朱可夫任总参谋长的，显然是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然而，当斯大林把朱可夫召到他的办公室，并扼要地宣布说政治局决定任命他为总参谋长时，朱可夫却大吃一惊。他争辩说，他是个野战军军官，毫无参谋工作经验。斯大林听取了他的申辩后简练地重复道：“政治局已经决定任命你了。”他把重音放在“决定”两个字上。当朱可夫明白任何反对都无济于事时，他说：“好吧，如果发现我不是一个称职的总参谋长时，我将请求再回部队。”几个星期以后，铁木辛哥告诉朱可夫，斯大林曾询句他在新的岗位上工作得如何，并且要他亲自去向斯大林汇报。朱可夫忐忑不安。“他可能会向我问些什么呢？”“什么都问，”铁木辛哥答道，并补充说，“可是你要记住，他不愿听冗长的报告。你给我讲上几个小时的事，你得在十分钟内给他讲完。”“十分钟内我能对他讲些什么呢？这些全是严肃的问题，是要认真考虑的……”“你要告诉他的大部分情况他都知道，”铁木辛哥说，“因此你就集中讲讲关键问题吧。”斯大林是个事必躬亲的领导者，对大事尤为注意，凡有关加强武装部队的各项工作，从挑选高级军官到实现机械化的计划，特别是采用T 一34 式坦克和新式火箭炮（喀秋莎）等，斯大林都没有依靠政治局、总军事委员会或其他机构的正式会议。他重视直接的个人接触和有关方面负责人提供的第一手材料。他在孔策沃的别墅里，经常同铁木辛哥、朱可夫、伏罗希洛夫、麦赫利斯等人讨论到深夜。
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朱可夫随身带了一份准备汇报的问题清单，应邀来到斯大林的别墅。铁木辛哥元帅和库利克元帅早已在那里。在场的还有几位政治局委员。斯大林同他打过招呼之后，随即问道：“你见过火箭炮喀秋莎没有？”“只听说过，但没有见到。”“哦，那你应当同铁木辛哥、库利克和阿博连科夫去靶场看一看火箭炮射击。现在就请你向我们谈谈总参谋部的工作吧。”朱可夫把向人民委员报告过的东西简要地重述了一遍，然后说，鉴于复杂的军事和政治形势，必须采取紧急措施，及时克服西部边境防御和军队中存在的缺点。
“怎么，你认为我们很快就要同德国人打仗吗？”莫洛托夫突然打断他的话说。
“等一等，等一等……”斯大林阻止莫洛托夫。
斯大林听完报告以后，请所有的人进餐。中断了的谈话又继续进行。斯大林问朱可夫对德国空军有什么看法。这位新任总参谋长说：“德国人有一支不错的空军。他们的飞行人员在同陆军协同作战方面受过很好的实际锻炼。至于飞机，我们的新式歼击机和轰炸机丝毫不比德国的差，甚至还要好一些。可惜的是这种飞机太少了。”随后他们又就红军的装备、训练等问题进一步交换了意见。
据朱可夫回忆，这次晚餐很简单。第一道是乌克兰浓汤，第二道是烧得很考究的养麦米饭和很多熟肉，第三道是煮水果和新鲜水果。斯大林兴致很高，有说有笑，喝着一种格鲁吉亚淡酒，并用这种酒招待客人，但多数人却宁愿喝白兰地。
未了，斯大林说，应当认真研究一下那些最急迫的问题，尤其是武装部队的训练和装备问题，要迅速提交政府作出决定。但是，应当依据我们现实的可能性，而不要去空想那些我们的物质条件暂时还不允许的东西。在联共召开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进一步作出了关于加强国防工业的决定。决议指出，航空工业、化学工业、弹药工业、电子工业和国民经济中其他许多有国防意义的部门的领导人，应当从会议的批评中吸取教训，大力改进工作，否则就要被撤消领导职务。大会通过的最后一个和平时期的国民经济计划，要求国防工业在1941 年有很大发展。
作为国防基础的国民经济，近些年来有了很大的发展。在联共中央和斯大林强有力的领导下，前两个五年计划都超额完成了。
工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四年中增长了一倍，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增长了1.2 倍。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强调指出，在执行前两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鉴于国际形势大大复杂化而不得不对重工业的发展计划作出重大修改，大大加速了国防工业的进度。按照第三个五年计划（1938---1942 ）的要求，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仍然得到了特别迅速的发展。整个工业年产量虽然平均增加13％，但是国防工业的年产量则增加了39％。许多机器制造厂和其他大工厂转为生产国防技术装备，一批大型专业军事工厂开始兴起。联共中央为使国防大厂得到所需的一切和保证完成生产任务，派出了经验丰富的党的工作人员担任党组织的负责人，并派去了著名的专家。
从建厂到生产，斯大林亲自为国防工业作了大量的工作。他结识了几十个工厂经理、党组织的负责人和总工程师，常会见他们，以他固有的坚定不移精神要求他们完成预定计划。就这样，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脉博跳动得更快了，在临战前的年月里，达到了最紧张最充分的程度。整个国家的生活也变得更严格更集中了。
1939 年9 月举行的苏联最高苏维埃第四次特别会议，通过了《普遍义务兵役法》。根据新兵役法，应征年龄为19 岁，中学毕业生服役年龄为18 岁。
为了更好地学习军事，延长了服役期：陆空军的初级指挥人员由两年改为3 年，空军士兵、边防部队士兵和初级指挥人员延长到4 年，海军部队和舰艇人员延长到5 年。到1941 年1 月1 日，陆军、空军、海军和防空军较1939年增加了1.8 倍，总数发展到420 万人以上。与此同时，还对国民进行普遍的军事训练。公民，首先是青年，在入伍前接受保卫祖国的训练，这个传统在人民中间受到普遍的欢迎。从事群众性国防活动的是苏联支援国防和航空化学建设协会。到1941 年1 月1 月，这个协会的成员达1300 万人以上。每年有好几万飞行爱好者、跳伞员、射手和航空机械员，在300 所以上的航空和汽车摩托俱乐部、航空学校和滑翔俱乐部学习专业知识。青年人伍前学到的这些技能，后来在民兵和游击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在各级指挥人员的专业训练方面，有200 所以上的军事学校，19 所学院，10 个附设在普通大学的军事系，7 所高等海军学校，几十万人在这些院校中受过良好的教育。通过这些训练，大大提高了红军指战员的军事素质，为反法西斯战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国防工业的发展，陆海空军的装备也大大加强。仅就空军来说，1940年底航空工业比1939 年增长了70％以上。在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转归航空工业的企业里，同时兴建新的航空发动机厂和航空仪器厂。根据准确的档案材料，从1939 年1 月1 日到1941 年6 月22 日，工业部门为红军提供了17745 架作战飞机，其中有3719 架新式飞机。
1940 年春夏两季，德国部队对西方的闪电式进攻更加剧了苏联战备的紧迫性。希特勒继占领挪威和丹麦之后，又于5 月侵入荷兰和比利时。英**队从敦刻尔克撤退。但是，使苏联人感到最震惊的还是法国的一败涂地。德军于6 月14 日占领了巴黎。斯大林原以为法**队有马奇诺防线做掩护是安全的，拥有绰绰有余的力量顶住德国人。现在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丘吉尔领导下的英国身上了。苏联人的心情是复杂的，除了赞赏英国单枪匹马地反对德、意的立场外，普遍担心英国会同德国媾和，使希特勒得以腾出手来攻打东方。
就在这紧张的时刻，斯大林决定组建新机械化军、坦克师和摩托化师以及反坦克部队。按照计划，要装备齐这些新建的机械化部队，仅新式坦克就需要16600 辆，总共需要坦克3.2 万辆左右。一年之内要生产这么多坦克实际是办不到的。为此，斯大林号召加紧生产，延长工作时间。他说：“只有平时多流汗，战时才能少流血！”大约就在这时，斯大林要副国防人民委员沙波什尼科夫，就德国入侵可能采用什么计划，起草一份全面的参谋报告。在1940 年9 月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否定了这份报告。沙波什尼科夫认为，德国的主攻方向将在波罗的海和普里皮亚特沼泽地之间，针对着斯摩棱斯克和莫斯科。斯大林仔细听取了这一汇报，并几次走到地图前，然后不以为然他说：“我不明白总参谋部为什么拟订了把兵力集中到西部方向的方针。有一种说法认为，希特勒将沿最短的路线对莫斯科实施主要打击。但是，我认为，对德国人来说特别重要的是乌克兰的粮食和顿巴斯的煤。没有这些最重要的资源，德国法西斯就不可能进行长期的大规模战争。希特勒已在巴尔干站稳了脚根，看来他将准备对西南方向实施主要突击。”当时斯大林在苏联全党全军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没有人想到去怀疑斯大林的意见和他对形势的分析。但是，斯大林在判断敌人的主要突击方向上犯了错误。由于这一错误，不得不在战争的前些日子里，把早先集中在乌克兰和后来调往那里的第十九集团军全部和第十六集团军的许多部队和兵团，大约一百个师转移到西南方向，对战争初期的发展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1941 年春天修订作战计划时，对于现代战争初期的作战特点也缺乏充分考虑。当时苏联国防人民委员和总参谋部认为，像德国和苏联这样的大国之间的战争，应该还像以前那样开始：先在边境交战几天以后，双方主力才进入交战。对希特勒的“闪电突击”和雄厚的人力、物力估计不足。并认为敌人兵力在集中和展开的时间方面，也会像苏方一样。事实上，无论是兵力还是条件都相差悬殊。
战争前夕，德国同被它占领的国家一起，生产钢3180 万吨，煤6.964 亿吨。苏联钢产量为1830 万吨，煤产量1.659 亿吨。德国的弱点在石油开采方面，但由于从罗马尼亚输入石油，依靠已建立的储备和合成油料的生产，而得到某种程度的弥补。
德国建立了强大的军事经济潜力，在较短的时间内建成300 个以上的大军事工厂，军事生产1940 年比1939 年增加了2/3 ，比1932 年增加21 倍。
1941 年德国工业生产了1.1 万多架飞机，5200 辆坦克和装甲车，7000 多门75 毫米以上口径的大炮，170 多万支步枪和自动枪。此外还有掠夺来的大量武器，以及仆从国和被占领国的生产能力。
截止1941 年6 月，德**队比1940 年增加了355 万人，总数达到850 万人，即214 个师。而苏联到6 月份，连同征召的补充兵员在内，共有500 多万人。希特勒认为，进攻苏联的有利时刻来到了。
1941 年3 月底，苏联政府已经获悉，日本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在柏林与法西斯德国的里宾特洛甫和军界首脑进行了极为秘密的谈判。他们谈判的内容，莫斯科是不难猜到的。希特勒试图建立德日联盟，形成对苏联的军事包围。这实际上意味着苏联必须进行两线作战。
因此，保卫苏联的远东安全就成了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为了延缓战争爆发的时间，争取避免两面作战，在松冈途经莫斯科时，经过多次谈判，苏日双方签订了“中立条约”。在庆祝签字的宴会上，松冈向斯大林敬酒时，故弄玄虚，说了一些其他外交官不可能说的话。“条约已经签订了，”他脱口而出，“我不说谎，如果我说谎，我把脑袋给你。如果你说谎，那我一定会来取你的脑袋。”斯大林冷冷地反驳说：“对我国来说，我的头是重要的。
你的脑袋对你们的国家也是重要的。所以，我们都小心地让脑袋长在肩膀上吧！”这番话弄得松冈很尴尬。
为了教训一下这个狂妄的日本人，斯大林特地给朱可夫这位哈勒欣河战役的司令官打电话说：“日本外务大臣松冈洋右访问德国回国途经这里，你要亲切地接待他。”“亲切”这两个字说得特别重。
“有什么指示？”“松冈只想同你认识认识。”显然，松冈洋右对哈勒欣河事件记忆犹新。过了几天，国防人民委员部外事处主任陪着松冈前来拜访。一进门他就向主人深深地一鞠躬。朱可夫按着斯大林的指示，“亲切”地欢迎他，问候他的健康，旅途是否劳累。他含糊地回答说：“我喜欢长途旅行。我是第一次到欧洲。你去过欧洲各国吗？”朱可夫回答说：“很遗憾，没有去过。在方便的时候，一定设法去。我读了很多有关德国、意大利和英国的书，但是，即使一本最好的书也不能使人了解一个国家的全貌。只有亲身访问和接触一个国家，才能更好地了解它，了解它的人民、风俗和习惯。”谈话一直在这种“友好”气氛中进行。从始至终未涉及尖锐的政治问题。
松冈给朱可夫的印象是狡猾诡诈，不愿开诚布公地交谈。可以看出，他宁愿多听，而不愿多说。会见后，朱可夫立即打电话向斯大林报告了会见的情况和对松冈洋右的印象。斯大林对这次会见很满意，最后他说：“日本政府同意签订中立条约了。”苏旧中立条约于1941 年4 月13 日签订。条约为期5 年。条约规定：“双方应维持两国问的和平友好关系，并且相互尊重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条约指出，缔约一方成为第三国或第三国家集团的军事行动对象时，缔约另一方应守中立。苏联政府知道，苏日中立条约能减少日本进攻苏联并迫使它两线作战的危险，但不能完全保证法西斯德国的盟国——日本军国主义遵守所签订的条约。因此，在卫国战争期间，斯大林不得不在远东保持大量的兵力。
由于国际形势复杂多变，这个条约使苏联赢得了一些喘息时间。
虽然在1941 年的头几个月里，苏德在形式上还保持着正常关系，但却日益紧张起来。3 月，保加利亚加入了轴心国，南斯拉夫也同意加入。然而，3 月27 日，在南斯拉夫爆发了反对亲德政策的暴动，结果成立了以西莫维奇将军为首的新政府。斯大林不失时机地同南斯拉夫的新政权签订了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可是当德**队侵入南斯拉夫、无情轰炸贝尔格莱德的时候，斯大林却无能为力。
面对日益紧张的局势，5 月5 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向几百名刚从军事学院毕业的年轻军官发表了重要的讲话。他强调了红军建设中实现现代化和更新装备的重要性。他提醒他们说，局势很严重，不能排除德国在不久的将来发动进攻的可能性。他坦率地告诉他们，红军还不够强大，还不能轻而易举地粉碎德军，红军仍然缺少现代化的坦克、飞机和其他装备，红军的官兵们仍在训练的过程中。苏联政府正努力通过外交和其他办法把德国人拖到秋季，冬天的到来会把德国人的进攻推迟到1942 年。如果苏联的策略获得成功，那么同纳粹德国的战争几乎必然会在1942 年发生，但这就会赢得几个月的宝贵时间。“从现在起到8 月份”是最危险的一段时间。
这次会议之后，苏联有意做出“亲善”的外交姿态，继续煞费昔心地设法防止任何像是挑衅的行动。1941 年6 月14 日，苏联塔斯社授权发表了一项只能是麻痹自己的声明，进一步强调了同德国的“友好关系”，说德国“和苏联一样坚定不移地格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条款”，并且否认从伦敦散布出来“两国在近期会爆发战争的谣言”。柏林方面对这些姿态置若罔闻。希特勒已经下定决心实施他的“巴巴罗萨”作战计划。在入侵苏联的前一天晚上，希特勒给墨索里尼写了一封《关于消灭俄罗斯的计划》的密信。他在信中写道：“当我作出了这一决定后，内心感到我又获得了自由。”在这些日子里，克里姆林宫的空气异常紧张，斯大林承受着很大的压力。
他清楚地知道，同法西斯德国这样一个有经验的强大敌人作战，将给苏联人民带来多么深重的灾难，所以他竭尽全力争取时间，加强战备，尽量防止战争在1941 年爆发。但是能否获得成功，他没有把握。这时，各种各样的相互矛盾的情报和谣传送到他面前。德国的参谋长于1941 年2 月15 日发布了一项“用假情报迷惑敌人的特别训令”，以掩盖“巴巴罗萨”作战计划。传出的假情报说，“德**队在东线的调动，原属于历史上最大的迷惑演习，旨在分散人们对入侵英国的最后准备工作的注意。”毫无疑问，斯大林也受到了这种假情报的影响。他不相信希特勒会孤注一掷，背离惮斯麦的东方政策的传统，即“要求德国在西方进行战事时，应该避免对俄国的战争”。
1941 年4 月初，丘吉尔给斯大林发来一份亲启电报，提醒他注意德**队的调动和德国即将向苏联发动进攻。此后，英国方面于6 月18 日向苏联驻伦敦大使发出紧急警报。苏联驻柏林大使馆的报告以及苏联在日本的杰出的情报人员理查德·佐尔格的报告，都提到了德国入侵苏联的确切日期。斯大林对这些报告均持怀疑态度。他仍然极不信任英国。他既不信任张伯伦，也不相信丘吉尔。在外国武装干涉期间，丘吉尔对苏联的所作所为，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斯大林认为，英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政府正竭尽全力怂恿德国对苏联作战，认为他们正处在严重军事形势之下，为了避免本身覆灭，非常希望德国进攻苏联。尤其是希特勒的副手鲁道夫·赫斯于1941 年5 月11 日飞往苏格兰，这更加剧了斯大林对英国秘密外交活动的怀疑。
1941 年春天，西方国家盛传苏联对德国进行大规模军事准备的挑拨性消息。德国报刊大肆渲染这类消息，并且抱怨说，这些消息使苏德关系受到损害。“你看，”斯大林说，“用德国人吓唬我们，用苏联吓唬德国人，有人就唆使我们敌对，以收渔翁之利。”斯大林对希特勒过分小心谨慎，总希望推迟战争爆发，最后导致了适得其反。对德国无数次破坏已签署的协议未作应有的反应，纵容了一天天变得蛮横无礼的希特勒，使他相信苏联软弱。甚至到了最后时刻，即德**事机器的弹簧缩到准备对苏联实施致命打击的时候，斯大林还希望能防止发生可怕的冲突。但是，柏林已作出了决定：使用外交语言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6 月21 日夜间，朱可夫从基辅打来的电话里获悉，一名德军司务长越过了防线对苏联指挥员说，德**队将在次日凌晨发动进攻。朱可夫立即向斯大林和铁木辛哥作了报告。“也许这是德国将领们把这个逃兵送来，是为了挑起冲突吧！”这是斯大林的第一个反应。“不，我们认为逃兵说的是实话。”总参谋长坚持说。随后政治局委员们都来了，经过审慎的讨论和研究，斯大林才最后同意发出这样一项命令：命令列宁格勒、波罗的海、西部、基辅和敖德萨各军区的前线部队，立即作好战备，准备抗击德国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但时间已经晚了。
斯大林做了这样的处理后，拖着疲惫的身子刚好要在卧室的沙发上休息一下，突然有人敲门。门声刺痛了他的心：任何时候都不曾有人这样唤醒他，也许发生了最坏的事情，难道战争爆发了？斯大林勒紧睡衣走了出来，卫士长向他报告说，朱可夫有急事打来电话了。随后，总参谋长在电话上向他报告了德军空袭基辅、明斯克等城市的情况。这一切表明，他最不愿发生的事情——战争终于爆发了。时间是1941 年6 月22 日凌晨4 时。只见他拿着听筒沉沉地叹了口气，然后粗声粗气地骂道：“希特勒这个大流氓！”他终于明白了，事实证明他对战争的判断错了，而这一错误的代价却是巨大的。正是：一厢情愿，力图缓战；闪电袭来，仓猝应变。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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