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功骄傲发疯狂，内外矛盾日紧张；怀疑一切搞肃反，大批干部惨遭殃。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党内不同政见增多了。从此，斯大林更加专心致志地投身于他所设计的“伟大事业”。不管遇到什么阻力，不管需要作出多大的牺牲，他决心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中建设社会主义。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也不惜一切代价清除各种阻力。
大规模的“镇反”当时是在反托洛茨基的旗号下进行的。斯大林在1937年联共中央2 —3 月全会上《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它两面派的办法》的报告中，企图给大规模恐怖政策寻找理论根据，所用的借口是“随着社会主义的深入进展，阶级斗争愈来愈尖锐”。斯大林并且说，历史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列宁是这样教导我们的。事实上，这种恐怖手段不只用来反对剥削阶级的残余势力和暗藏的敌对分子，而且还把矛头指向持有不同政见的党员干部。他们被诬陷为“两面派”、“特务分子”和“破坏分子”，而加以错误处理或被残酷镇压。
赫鲁晓夫1956 年2 月25 日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中披露，在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选出的139 名正式和候补委员中，被逮捕和遭枪决的有98 人，即70％；在代表大会有表决权和发言权的1966 名代表中，被指控犯有“反革命”罪行而被捕的达1108人，占一半以上。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是作为胜利者的代表大会而载入史册的。代表大会的代表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积极参加者，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在革命以前的年代，在地下以及在国内战争的前线，为党的事业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英勇地同敌人搏斗，他们的生命不止一次地遭到危险，但他们对**事业的忠贞信念从未动摇过。怎么能够相信，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胜利进军中，这些人竟变成了革命的敌人！
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愈深入、敌人就愈多的论断，以及1937 年联共中央2—3 月全会根据叶若夫报告所通过的决议，就被钻进国家保安机关的破坏者，以及野心家、阴谋家加以利用。他们以保卫党的名义，对党和苏维埃的干部横加迫害，而且不断升级，1937 年被诬告犯有反革命罪行而被捕的人数就比1936 年增加了九倍多。现在查明，这些案件多系伪造，许多被捕者的供词以及所谓从事敌对活动的指控，都是用惨无人道的折磨方法取得的。其中前联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党和苏维埃国家著名活动家埃赫的案件就是典型的一例。
埃赫是在严刑逼供之下，在事先拟好的审讯记录上签字的，审讯记录诬告埃赫犯有反苏维埃的活动。但是埃赫不服，1939 年10 月1 日他交给斯大林一份声明，坚决否认自己有罪过，要求调查他的案件。他在声明中写道：
“最大的痛苦莫过于蹲在我一直为之奋斗的政府的监狱中。……如果这些材料中所说的罪行，哪怕有百分之一是我犯的罪，那么我就不敢向您提出这份临终的申诉，但被指控是我犯的罪行里，我一件也没有做过。我的心灵里卑鄙的影子从未有过。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对您说过半句假话，现在当我的两条腿已站在坟墓里时，我还是向您说实话。我的整个案子是阴谋、中伤和违犯革命法则的最起码原则的典型……我恳求您委托人把我的案件全部调查清楚，这不是为了使您宽恕我，而是为了揭露这一卑鄙的阴谋。”按理说，这样重要的声明应该在中央委员会上进行讨论，但并未这样做。声明书送给了贝利亚，而对埃赫的迫害仍在继续，并且在1940 年2 月4 日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他枪决了。现在查明，这纯系一件大冤案。
在法庭上全部推翻被迫作出口供的，还有政治局候补委员卢祖塔克。他是1905 年的党员，在沙皇时代蹲过十年劳工营。最高法院审判会议记录，记载了卢祖塔克下列声明：“他对法庭的唯一请求是，告诉联共（布）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有一个没有被割除的脓疮，它假造一些案件，逼着无辜的人们承认自己有罪。他认为对被指控的事实没有进行审查，没有给被告以任何机会来证明自己与别人供出的那些罪行并无任何关系。侦查的方法逼得被告胡编罪行和诬告完全无罪的人们，被告对自己的问题更不用说了。他请求法庭给他机会把这一切写给联共（布）中央。他向法庭保证，他本人从来没有反对我党政策的坏思想，因为他从来完全同意党在经济和文化建设方面的全部政策。”然而，卢祖塔克的这一声明并没有受到注意，尽管卢祖塔克是当时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也没有被召到中央政治局来听取他的申辩。他在20分钟之内就被判了罪，然后就被枪毙了。现已查明，这又是一件大冤案，被指控的材料完全是造谣中伤。真是悲哉！痛哉！
同样，这场大清洗也涉及军队中大批富有作战经验的高级将领。在苏德战争初期，号称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所以败得那么惨，蒙受重大损失，除了由于斯大林对战争形势严重估计不足和盲目拒绝来自各方面有关敌人要入侵的情报，因而缺乏及时的战备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那场大清洗整肃了大批的优秀军官，严重挫伤了红军的战斗力。红军总参谋部有近一半的军官被处死或被投进了监狱。据苏联《在国外》周刊1988 年第22 期披露，苏联5 名元帅中杀了3 个，15 名集团军司令中被整肃了13 名，85 名方面军司令中被整掉了57 名，195 名师长中仅剩下85 名，406 名旅长中剩下了186 名。这家杂志说：“根据可靠材料，斯大林在1937—1938 年的肃反运动中，处死了近35000 名红军指挥员。”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说，被指控因背叛祖国和反党活动罪而遭到镇压的数万名军官，是没有丝毫罪过的。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是人民和党的敌人，没有一个人企图推翻政府，更没有一个人像斯大林的保安机关所断言的那样“为德国间谍机关服务”。所谓轰动一时的“军官反党事件”完全是希特勒等人精心策划的。
为了借刀杀人，希特勒的特务头子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炮制了两份极为阴险毒辣的情报。第一份情报是，红军总参谋部正在策划一个反对斯大林的阴谋，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是这一阴谋的头子。第二份情报说，图哈切夫斯基及其亲信正在同德军最高司令部和德国间谍机关进行秘密接触。德特机关并通过巧妙的手法和途径，向苏联保安机关抛出了他们伪造的文件——以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其他著名军事领导人为首的阴谋集团同德军合作的“证据”。
就这样，图哈切夫斯基等人就成了苏联红色政权的刀下鬼。
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是苏联最有才能、最杰出的军事家之一。当时他是苏联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红军总参谋长。他出生于贵族家庭，1914 年毕业于亚历山大军事学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沙俄军队中服役。十月革命后，图哈切夫斯基就转到了苏维埃政权方面，并于1918 年参加了苏联**。
1920 年他指挥高加索方面军打败了邓尼金的部队。他使红军充满活力，他是红军力量日益强大的象征。作为国内战争时期的英雄和功勋卓著的将领，作为红色革命政权的忠诚保卫者，图哈切夫斯基享有广泛的声誉。除掉总参谋部这位强有力的领导，犹如推倒了一棵大树，加上大批高级和中级军官被整肃，在下级军官和士兵中存在着严重的纪律松弛倾向，致使卫国战争初期，苏军防务和指挥陷入极度混乱，遭受了不应有的严重损失。
然而，在监狱中幸存下来的军官，他们虽然受尽折磨，但总算挣扎着活下来了，在这场伟大的卫国战争中，他们英勇地为祖国而战。有的光荣战死，有的为祖国立了大功，像罗科索夫斯基、戈尔巴托大、波德拉斯等人就是这方面的光荣代表。
斯大林发动的这场肃反运动，不仅给全党全国带来了巨大灾难，而且给他的家庭和亲属也带来了莫大的不幸。1932 年11 月18 日，斯大林的妻子纳佳在和他发生了一场口角后，当天夜里就用一支小左轮手枪自杀了。这件事虽然是因为在招待会上饮酒问题引起的，但这件事的实质却反映了斯大林的妻子对他制定的某些政策及其粗暴行为的严重不满和抗议。当她听到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由于强迫命令许多人被拉出去枪毙，不少人被迫害致死；在联共中央，她所尊敬的斯大林过去的战友——布哈林、李可夫等人，由于对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路线和她的丈夫持有不同意见而在挨整时，她再也不能忍耐下去了，因此采取了这种愤懑的激烈行动。
妻子的自杀，极大地震动了斯大林。他不能理解为什么她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他担心人们会说他是个严酷的、毫不体贴妻子的丈夫，竭力表明自己总是热爱和尊敬妻子的。他问他周围的人，难道他少陪她去几次戏院算是真正严重的问题吗？她竟然发出这样的怨言，这说明她是多么地不理解和不支持他的工作。
妻子的死对斯大林来说是一可怕的打击，使他的心灵变得如此空虚，以致失去了对同志、对朋友的信任。尤其是她留给丈夫的一张条子也伤害了他的感情，使他感到气愤。这张条子被立即毁掉了，但斯大林的女儿从看到过这张条子的人那里得知，条子上充满了对他个人以及对一些政治问题的申斥和指责。当时正是农村为使农民加入集体农庄而出现的强迫现象最严重的时候。她从同学和朋友中听到一些残酷无情的传说。她感到惊骇，就怪罪于他。
对斯大林来说，被他视为“最亲密和忠诚的朋友”的女人留下的这张最后的条子，是一次毁灭性的“背叛”。他悲愤欲绝。在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时，他走近棺木站了一会儿。突然用双手推开棺木，转身走了，他甚至没有去参加葬礼。斯大林认为她是作为一个反对他的持不同政见者离开他的。因此，他拒绝到新圣母公墓去看妻子的坟。
之后，为了减少精神上的痛苦，斯大林搬到了克里姆林宫的另一套房间去住，因为他不能忍受再住在曾和妻子同住过的那套房间里。坐落在祖巴洛沃的那座别墅，经常勾起他对往事的回忆，他的孩子们仍然上那儿去。他却在附近的孔策沃新建了一幢房子，在以后的20 年中他一直单身住在那里。但是他从未忘怀过她，在后来的岁月里，斯大林把纳佳在1929 年春天和夏天心情愉快时拍的照片，放大后挂在他克里姆林宫的住宅和别墅的墙上。他往往难以忘怀地谈起她。妻子为什么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为什么不支持他进行这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他试图理解这一切。
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阿利卢那娃，在和友人的通信中，对她的妈妈曾作过如下的回忆：
“我和妈妈的最后一次见面大概就是她逝世的前夜，不然就是她死前的一两天。她把我叫到她的房间里，叫我坐在她心爱的软榻上，久久地教导我应该作一个什么样的人，并且如何作人。她说：‘不要喝酒！永远不要喝酒！’这是她和父亲争吵的回声。按着高加索的习惯，逢年过节总是让孩子喝点上等葡萄酒。在她的眼里，这就是学坏的开端，不会有好结果。大概她是对的，后来我哥哥瓦西里就死于酒精中毒。这一天我在她的软榻上坐了很久，由于我总是很难得见到妈妈，所以这最后一次十分清楚。”“妈妈是个非常内向的、自尊心很强的人。她情绪不好时，也从来不承认心里有什么事。她不喜欢谈她个人的事情。为此，外祖母和她的姐姐安娜姨妈常和她生气，因为她们都是非常外向的人，心直口快，想什么就说什么。”“问题在于母亲一直坚持她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她从不妥协。她自己属于革命的年轻一代，这一代是最初的五年计划的热情劳动者。他们是具有坚强信念的新生活的建设者，他们自己就是新的人，他们虔诚地相信革命把人们从市侩习气和旧社会的罪恶中解放出来的新的理想。她用革命理想主义的全部力量相信这一切，而她周围的人也用自己的行动证实了她的信念。在这些人中间，我父亲曾是她心目中新人的最高典范。一个年轻的中学生就是这样看他的；他是一个刚从西伯利亚归来的‘百折不挠的革命者’，是她父母的朋友。对她来说，在很长时间内，父亲在她心中就是这样的人；但并非永远如此……”“我的保姆告诉我，说在我母亲死前不久，她十分忧郁，脾气也不好。
这时有一位她中学时期的女友去看她，她们就坐在我的儿童室里谈话，我的保姆曾听到她说：‘一切都烦恼极了’，‘一切都讨厌死了’，‘没有一件高兴的事’。……不幸的是，1932 年的秋天，一个亲人都不在莫斯科，巴维尔舅舅和斯瓦尼泽全家远在柏林；安娜·谢尔盖那芙娜舅妈和她的丈夫在哈尔科夫，外祖父在索契。这时妈妈从工学院刚刚毕业，身体也过于疲倦。
“她的神经本来就有毛病，完全不能喝酒；酒对她的身体很有害，因此不爱喝酒，而且当大家喝酒时她就非常害怕。父亲曾对我讲过：有一次妈妈从工学院参加晚会回来，她喝了一点酒就完全病倒了，两臂都痉挛了。父亲扶她睡下，安慰了她，于是妈妈说：‘你还是有点爱我！……’这是他在战前亲自对我说的。在他死前的最后几年，他越来越常回忆起妈妈，并且一直在寻找致妈妈于死命的‘罪魁祸首’是谁、是什么？
“如果说当时父亲都不了解妈妈，那么在事隔20 年之后，他已经完全不能理解她，而且也忘记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幸好他现在谈起妈妈的时候，态度缓和了些，甚至有些怜悯她，提起自杀的事也不责怪她了。……
“那个时候，常有开枪自杀的事。托洛茨基主义已经埋葬，开始了集体化，反对派的派系斗争分裂了党。……我想这一切都不能不对妈妈的思想有所影响，因为她这个人十分敏感，容易冲动。阿利卢耶夫全家的人，为人行事都很有分寸，有些神经质，生性谨慎。这是一种演员的性格，而不是政治家的性格。普希金说过：
‘不能把一匹战马和一只战战兢兢的鹿套在一辆车上。’”纳佳死后，斯大林的心灵受到严重的创伤。他对旁人的不信任感加深了，思想上好像蒙上了一层阴影，同亲属和朋友的关系疏远了。他相信一切现行的或潜在的反对派必须根除和摧毁。他的猜忌、独裁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在“揭发和铲除人民敌人”的号召下，一场大规模的肃反和清党运动在全国、全党展开了。斯大林要挖出隐藏在党内外的一切敌人，一个不留地全部肃清。他明白，外科医生在病人身上割去毒瘤时，要割去其周围的健康肌肉，以防感染；同样，无辜的人们也将在这场清洗过程中受难，但这种伤亡是不可避免的，也阻挡不住他采取行动的决心。斯大林认为，苏联的成就越大，资本主义阶级敌人的破坏企图也就越大。因此，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以肃清这些敌人。基于这种错误的思想，任何人，甚至那些最有献身精神的工作人员，都在怀疑之列。他像是在传播病毒一样，向全国的肌体中注射怀疑的毒素。
这场震惊世界的肃反运动，长达四年之久，由于斯大林独裁专权，由于坏人钻进了掌权的肃反部门，使成千上万的人遭到无辜的株连。1933 年，苏共党员和预备党员的人数为350 多万。1935 年5 月，即在基洛夫被刺后的几个月，中央委员会指示，所有党证应该审查一遍。到1937 年1 月为止，正式党员和预备党员的人数降到了200 万以下。在三年时间内，有150 多万正式党员和预备党员失去了党籍。并有成千的革命者以“反革命”或“特务”的罪名，无辜地遭到逮捕或惨遭杀害。斯大林死后，苏联开始重新审查这些案件。1956 年2 月，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过去两年里，已有7679 人被“恢复名誉”。他们中间大多数都已死去。肃反运动严重挫伤了党的元气，使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受到了难以弥补的重大损失。
这里有必要一提的是布哈林之死。在肃反运动中，布哈林于1937 年遭到逮捕，1938 年3 月15 日与李可夫等人一道以叛国罪被处决，时年50 岁。
布哈林是俄共20 年代的重要领导人。他在俄国十月革命时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委员和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当时他只不过29 岁。十月革命后，布哈林长期任《真理报》的主编，在1924 年当选为俄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时他才35 岁。他还担任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等职。从1917 年至1938 年期间，布哈林作为党的一位领导人、理论家和经济学家在历史上起了重要作用。列宁在世时对布哈林的赞扬多于对他的批评。列宁说：“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可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应当被认为是全党所喜欢的人物，但是要把他的理论观点算作完全马克思主义的，那是很值得怀疑的。”正如苏联历史学家阿纳托利·拉特舍夫1987 年12 月25 日在苏联《消息报》的《星期副刊》上发表的文章中所说的，布哈林是个复杂的和自相矛盾的人物。
布哈林既是列宁的忠诚支持者，又与列宁有过多次分歧和争执。列宁逝世后，布哈林积极参加了斯大林领导的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但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布哈林与斯大林又存在严重分歧。
布哈林一生正直，敢于发表不同政见。他犯过不少理论的和政治的错误，但一旦发现自己错了，又主动承认错误。他所犯的一些错误，只是一个正直的革命者在寻求正确的革命道路中认识上的一些错误。世界上没有完人，布哈林也同样不是完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很多理论问题，正在探索之中，我们不应苛求于布哈林。而且布哈林在很多理论问题上的意见，是十分高明而富干预见性的，至今还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布哈林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的一生。18 岁就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的布哈林被斯大林等人迫害致死，这件事玷污了历史，成了历史上最可悲、最可耻的一页。这一悲剧，无论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对国际**运动都是无可估量的损失。
1988 年2 月4 日苏联最高法院全体会议通过一项决定，撤销军事法庭对布哈林、李可夫等人的判决，理由是对他们的指控“缺乏任何罪证”。布哈林的历史冤案终于得到平反。
1937 年是镇压**的一年。忽然，负责肃反的刽子手叶若夫自己也不见了；谣传他已被斯大林送进疯人院。原因是，他滥用职权，杀人过多，他的名字后来成为恐怖运动最猖獗时期的代号。1938 年初党通过了一项新的决议。疯狂开始减退了。赫鲁晓夫在谈到1937 年好人受到陷害一事时曾说：“我们指责叶若夫应对1937 年的暴虐行为负责，我们的指责是正确的。”可是他接着说，叶若夫准备了一些在没有审讯之前就决定予以判决的人的名单，并且把名单送给斯大林批准，如果没有斯大林的同意，叶若夫是不能判处某些著名人士的。赫鲁晓夫说：“斯大林是一个非常多疑的人，有着病态的疑心。”肃反委员会里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他们“利用了斯大林关于越接近社会主义，敌人就会越多的这一论断，利用二三月间中央全会根据叶若夫报告所作的决议，钻进国家保安机关里的破坏者，同一些没有良心的机会主义者一起，开始以党的名义掩护大规模的恐怖手段。”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临到苏联的时候，世界各国看到希特勒第五纵队在苏联是相对地少，而它却曾推翻欧洲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霍华德·克·史密斯评论道：“如果俄国不曾清洗掉几千个文武官员，无疑红军在两个月内就已崩溃了。”曾长期驻在苏联的美国著名记者斯特朗却完全不同意这样的看法。她说：“我知道苏联人民之所以忍受了那些疯狂的年代，是因为他们相信他们在准备着决死的防御战，相信他们已在同一个隐蔽的敌人进行搏斗。并且相信每消灭一个叛徒就可以在以后挽救成千人的生命，乃至于整个国家的命运。就是这种在黑暗中同高踞领导地位的敌人作着斗争的感觉，使这些年代具有梦魔的性质。”在历史上，一个领导人的错误，特别是有威望的国家领导人的错误，往往会变成全体人民的悲剧。对于斯大林的问题，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我们不能不说斯大林的行为是失去理智的暴君的行为。斯大林认为，为了党和劳动人民的利益，为了捍卫革命果实，应该这样做。这正是悲剧之所在！”长期从事研究有关斯大林的传记史料的苏联哲学博士沃尔科戈诺夫教授，在苏联《文学报》为他即将问世的《胜利和悲剧——斯大林的政治肖像》一书写的前言说：“斯大林不仅属于过去，而且属于当代和未来。这个人物的历史像是一个中心，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极其复杂的辩证法。那个时代的情况有多么复杂，领导人民和党的这个人物也就有多么复杂。”沃尔科戈诺夫进一步指出：“要忠实地对待真理和历史，就不能不承认，斯大林对争取和捍卫社会主义的斗争作出了无可争辩的贡献。同样，也不能不承认，他犯有不可饶恕的政治错误和罪行，那就是成千上万的无辜人们遭到毫无根据的镇压。斯大林和党的领导核心在政治思想斗争中坚持和捍卫了列宁主义，为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良好条件。正当人们认为党内斗争方面最困难的事情已成为过去，而且在创造新事物的许多领域已取得重大成绩的时候，被斯大林‘神圣化’了的关于随着社会向前发展，阶级斗争日趋尖锐的极其错误的政治论断产生了。”这就是这场悲剧的根源。
然而，就在斯大林进行大清洗的时候，世界形势骤变，德意日法西斯疯狂进行侵略和扩军备战，三个法西斯国家并先后在柏林签订了《**产国际协定》，全世界人民在面临着严重的威胁，一场席卷全球的战争就要爆发了。
正是：混饨未分天地乱，法西斯蒂要开战。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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