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艰难百战多，成功失败难定夺；真理标准靠实践，是非曲直任人说。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入主克里姆林宫，决心克服一切困难，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度里建设社会主义。在人民通常的概念里，社会主义意味着一种更富足的生活，它建立在充裕的财富的基础上，有着日益扩大的自由和日益提高的文化。但是，沙皇俄国并没有现代的生产机器，也没有充裕的财富，而是一个文盲充斥的愚昧落后的国家。
当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垮台时，既没有多少工业品，也很缺少粮食。
同时也没有什么熟练工人；农民还过着中世纪的生活。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党取得了政权，这并非由于人民广泛要求社会主义，而是由于布尔什维克党代表了人民对“和平、土地和面包”的强烈要求。那时整个国家处在动荡混乱中，农民纷纷起来夺取地主和贵族的土地；工人由于工厂停工待料而挨饿；前线士兵开小差。这些工人和士兵选举了苏维埃来表达他们的要求。
列宁说这些苏维埃是人民民主政权的基础。“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就是当时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口号。
接管政权是简单的；这在一天内就完成了，士兵和工人占领了电话局、电报局和政府机关，并攻下了冬宫。但保持政权就比较困难了，这经过了多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被剥夺的贵族和前政府高级官员组织武装叛乱，帝国主义国家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干涉。德国帝国主义夺取了波兰和波罗的海沿岸各国，派军队到芬兰帮助曼纳海姆男爵建立了一个反动政权，并派兵到乌克兰和北高加索去抢夺粮食、煤、铁和石油。英、法、日、美派兵到北冰洋各港，从海参威进入西伯利亚，并进入高加索和中亚细亚。武装干涉一直延续到1920 年甚至1921 年。当武装干涉最后结束时，芬兰、波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都已作为单独的国家分离了出去。俄国其余的地方则属于苏维埃国家的版图。
这个俄国已经破产了，没有粮食，没有原料，也没有机器。农民的牲畜被宰杀了，农具在7 年战争期间遭到很大的破坏。
1920 和1921 年两个饥荒的年头，百万人死亡，加上7 年战争，俄国有上千万的人被夺去了生命。美国著名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说，1921 年她曾到伏尔加河流域的乡村进行采访，即使当时有学校，也没有一个农民的儿童能够上学，因为农家儿童既没有鞋子也没有衣服；他们穿得单薄褴楼，整个冬天蟋伏在炉灶旁，出不了门。为了刺激经济的恢复，列宁提出了“新经济政策”。这一政策允许各种各样的经济成分共存，有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的，甚至是资本主义的。国家保留了矿山、铁路和重工业，这些大企业在战争中破坏得很惨。小工厂和商店绝大部分在私人资本家手中。到1924 年1 月列宁逝世时，人民的生活水平仍然低于战前沙皇统治下的那种贫困状况。
工农业生产还没有从7 年战争的灾难性的减产中恢复过来。而且在党内外、国内外还面临着强大的反对势力。帝国主义国家不仅对新生的共和国实行经济封锁，而且随时有武装侵犯的威胁。要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建设社会主义，困难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大多数布尔什维克理论家都认为那是不可能的。
是斯大林在1924 年8 月提出了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在俄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新思想。其实，斯大林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是经过反复思考的。几个月之前，他还曾说：“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单靠一个国家的努力，特别是像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的努力是不够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中的无产阶级的共同努力。”然而，在8 月份，在同托洛茨基争论时，斯大林则说，即使没有任何外国工人阶级的援助，苏维埃政府也能够开发俄国，并建成社会主义，因为它将得到包括工人农民在内的绝大多数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的支持。
当时斯大林提出的，虽然还不是一套完整的理论，却表达了俄国人民对于建设自己国家的日益强烈的要求，以及他们对于即使没有外援也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日益增长的信心。十月革命7 年来，斯大林从切身的经历中已经树立了工人阶级管理国家的自信心。那种认为俄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希望应该寄托在革命迟迟不发的欧洲工人身上的想法，已经开始使他们感到不现实了。
因而当斯大林宣布俄国人能够自立，能够建成他们所选择的社会经济制度时，这就使革命取得了一个继续前进的目标，而且能够鼓舞人们进行爱国的努力。
斯大林决心在困难的条件下去探索、去实践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斯大林不同于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他出身于一个被压迫民族中的被压迫阶级。他的父亲是鞋匠，生来就是农奴。苦难的童年和革命生活的磨炼培养了他的坚毅性格。
在白色恐怖下，他使用过许多不同的名字，过着危险的生活。“斯大林”——钢铁的人——是同伴们给他起的并保留下来的一个名字。在革命生涯中，他时常被捕，先后4 次被流放到北极圈内的一些地方，但每次他都逃掉了。第五次流放是在1913 年，这次他被送到西伯利亚最北部，叶尼塞河流入北冰洋的地方；从那里，他无法逃出，直到二月革命才把他解放了出来。长期的革命斗争，把他锻炼成一位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1922 年，斯大林就任苏联**总书记，这一重要岗位所能起的作用，只是由他发挥之后才被人们充分认识到。选择他来担任这一职务是很自然的，因为大多数其他领导人在沙皇统治时期都生活在俄国以外的欧洲各国，并且在那些“有言论自由的国家里”发展成为作家和演说家。斯大林却在沙皇俄国从事地下革命工作，他所使用的武器，不只是语言文字，而且还要进行深入的思想发动和艰巨的组织工作。作为总书记和党的政治局委员，斯大林成为制定政策的5 个人之一。这5 个人是：列宁、斯大林、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和布哈林。1922 年，斯大林又被指派草拟宪法，通过这部宪法俄国成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列宁看到并同意了的原草案中，中央政府的权力仅限于国防、外交、对外贸易、铁路和交通。包括政治警察在内的治安工作是放在地方政府权限之下的。在那一年的年尾，斯大林被派到格鲁吉亚去同强大的反对派进行斗争，并且运用政治警察把反对派监禁起来。列宁对此进行了严厉批评，并口授了一些记录，指出斯大林应对格鲁吉亚的过火行为“负政治责任”。并建议代表大会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职位上调开，让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务。
列宁在写给党代表大会的信中说过：“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他又说：“斯大林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人的来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便是不可容忍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样，只是有一点强过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顺、更和蔼，更关心同志，少任性等等。”②当1923 年4 月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召开时，列宁因病未能出席大会向斯大林提出非难。在那次大会上有两件事显示了斯大林的力量和做法。他在代表党中央做报告时，说明党正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获得控制地位。**员的比例在地方工会干部中已从27％增加到57％，在军官中从16％增加到24％。一切组织都逐渐处在党的控制和绝对领导之下。第二件事是斯大林对于一个要求在党内有更多讨论自由的批评者的回答。斯大林说：“党不是辩论会。俄国正处在帝国主义豺狼的包围之中，而在两万个党的基层组织中讨论一切重要问题，就会把我们手中的牌都摊在敌人面前。”这次大会，斯大林在每一个问题上都取得了胜利。大会以后，持不同政见者聚众闹事时，就遭到政治警察的逮捕。每当“民主自由”与国家安全的概念之间发生冲突时，他总是选择安全，将安全列于自由之先。
1924 年1 月21 日列宁逝世时，斯大林主持丧礼，他在执佛者中处于突出的地位。尽管有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即后来所谓列宁“遗嘱”，斯大林却有许多理由把自己看成是列宁的最忠实的学生和当然的继承者。他已经是一个有着20 多年党龄的布尔什维克，列宁时期的历届中央委员，并曾在6 个暴风雨般的革命年头中直接在列宁手下工作。特别是在十月革命和外国武装干涉最严重的岁月里，立下了无人比拟的卓越功勋。论党龄，论功绩，斯大林都是佼佼者。关于列宁那次对他“过人行为”的批评，很容易看成是由于列宁患病而产生的误会，如果列宁康复了的话，这是可以弄清楚的。而所有其他的领导人都曾和列宁发生过更严重的冲突。托洛茨基曾多年反对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彼得格勒武装起义的时刻公开反对起义，并在非布尔什维克的《新生活报》上泄露了党中央关于起义的机密。列宁都原谅了他们。同这些人对列宁所负的罪过比较起来，斯大林的过失在他自己看来，很可能算是微不足道的。
在以后的几年中，斯大林在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造的关键性决策中，他逐个击败了党内的反对派，例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每一个反对者都斥责过斯大林“**”，可是每一次斯大林都设法掌握了政治局中的多数，同时通过种种手法，得到广泛的群众支持。然而，随着每一个反对者的失败，提出不同政见的权利愈来愈受到排斥。到了1927 年12 月，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宣称，“附和反对派是与党籍不相容的”。在每一次胜利之后，斯大林都向被击败的反对者伸出手去，如果他们承认了错误就把他们接纳回来，重新分配工作。当托洛茨基表明决不退让时，斯大林就建议驱逐他，把他从俄国赶了出去。
据当时生活在苏联的美国作家斯特朗说，在列宁逝世以后的最初那些年月里，斯大林待人是谦虚的，直爽的，朴实的。他对问题的分析异常明确。
当年，斯特朗在苏联创办了英文的《莫斯科新闻》报纸，后来同她的苏联同事发生了恼人的纠纷，以致她要辞职，甚至在失望之余想要离开苏联了。经一个朋友的劝告，她向斯大林提出了申诉。斯大林的办公室打来电话，要她“到这里来同几位负责同志谈谈问题”。当她发现自己是在同斯大林、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以及她所控诉的那些人坐在一张桌前时，她简直发呆了。
小型的政治局、全体苏联的指导委员会在处理她的申诉呢！
斯大林先问她是否能听懂用俄语进行的讨论，从而消除了她的紧张。接着他提出一个问题，让大家发言。他随便坐在一旁，听别人讲话。起初，斯特朗感到失望，因为他那样没有威仪。后来，她才意识到斯大林正是用偶然插一句话，提一个问题，或者着重地重复别人的话来引导讨论的进行，并使它不离开主题。当他把所有的看法都引出来了以后，斯特朗开始对她所控诉的那些人产生了谅解之意。她曾想辞职，一走了事。可是当斯大林重复问道：
“这就是全部吗？你在其他方面很满意吗？”“我内心潜在的愿望苏醒了，”斯特朗说：“我发现我所真正要求的乃是一张更大、更好的报纸，而有了已经达到的新的谅解，这件事现在看来已是可能的了。”从那时起，斯特朗就把斯大林看作她所遇到过的最善于主持会议的人。他能够“以达到天才程度的速度把各种不同的意见引向和谐，并且在许多不同的意见中间指出正确的道路，从而唤醒和鼓舞要求行动的愿望。”斯特朗后来在《斯大林时代》一书中写道：“我住在苏联的所有那些年月里，从来没有听苏联人谈到过‘斯大林的决定’或者‘斯大林的命令’，而总是谈到集体作出的‘行政的命令’或者‘党的路线’。当谈到斯大林时，他们称颂他的‘明确’，他的‘分析’。原因是，他不是一个人在想，而是同科学院的智囊团、企业和工会的负责人一起商量而思想的。即使到了后来，当人们过度地把他神化了的时候，他们也不是把他称为‘伟大的统治者’，而是把他称为‘伟大的导师’，革命道路的领导人。”1929 年12 月21 日，全国庆祝斯大林50 寿辰，盛况空前。报纸竞相发表颂扬的文章。克里姆林宫的墙上挂满了巨幅画像。每个城镇的广场上和公共建筑物内到处是斯大林的全身塑像和半身塑像。全国各地的党组织、工厂、集体农庄以及一批一批的人向他发出了效忠信。“斯大林是当代的列宁”的口号出现在各种旗帜上，响彻各种集会。斯大林的名字被用来命名城市和乡镇，帕米尔的最高峰被命名为斯大林峰。他的名字和肖像成了人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各种各样的崇拜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表达了群众对党和领袖的崇敬和热爱。但是，一旦这种崇拜取得势头，他能否煞住车就很难讲了。在某种程度上，他已成为他自己权力和地位的俘虏。
斯大林尽力同党和政府的各个部门保持着直接的联系。从他生涯的早期开始，他就养成了一种通宵工作、白天打几次短盹的习惯。他长时间地呆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夏天一有空闲，他就到离莫斯科不远的祖巴洛沃的别墅去。这是他和妻子、孩子们以及亲戚朋友们生活的家，就是在此时此刻，他才像一个轻松的家庭成员。
根据斯大林的女儿所说的一鳞半爪的情况，这幢房子具有温暖而又活跃的气氛。那里有保姆、家庭教师，亲戚朋友一大帮，热热闹闹、和和睦睦。
斯大林的妻子纳佳的父母和姐姐也住在那里。
经常来往的有奥尔忠尼启则、伏罗希洛夫和莫洛托夫及其夫人们，基洛夫、布哈林等人也是这座房子的常客。这里经常举行家庭晚餐、小树林中的野餐，常常听到孩子们的玩闹声。但这里也有不和，主要围绕着纳佳，因为虽然她主管家务，增添了不少家庭气氛，但她并不愉快，不能适应婚姻给她带来的地位。
纳佳出生在巴库，在高加索长大。她从她的家庭中汲取了革命精神。她长成了一位漂亮的年轻姑娘，带有东方气质，但她没有时间打扮，她是同时代人当中为实现社会主义而奋发工作的典型。她当姑娘的时候，无疑把斯大林理想化了，她记得他是四处奔波的革命者，得到过她父母的保护，后来又作为一个革命家从西伯利亚回来了。同这样一个人物结婚，在她看来是为革命服务的最高形式，他们之间也存在着真挚的和深厚的情谊。纳佳的母亲对这桩婚事曾表示反对。她和她的丈夫认识斯大林已有20 多年了，他们总是把他当作一位亲密的朋友，甚至几乎把他当作儿子。但是她本人尝到了嫁给一个革命者的“苦头”。纳佳年轻而浪漫。她被她的姐姐和两个哥哥宠坏了。
她母亲大概看出，和斯大林这样一个一心为革命而又脾气暴燥的人结婚，不会给她带来多少家庭的幸福，况且他们俩的年龄又相差22 岁。
1918 年，纳佳和斯大林结婚。起初，他们住在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里，很快她开始厌恶这座石墙堡垒。她在斯大林的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任秘书。
结婚后她进入由弗齐也娃领导的列宁的秘书班子。后来，她陪同丈夫到了察里津，参加了那里的保卫战，经历了残酷的战争生活的考验。
内战期间，斯大林一直在前线指挥作战；战争结束后，又完全致力于经济恢复和党组织的整顿工作，几乎全然不顾这个家。有一次，纳佳出席一个招待会后感觉不舒服，他扶她睡下，安慰了她。“原来你对我还算有一点爱情，”她对他说。这只是那些“苦多乐少”的婚后生活的小插曲。纳佳生了一几一女。他们的儿子瓦西里生于1920 年。女儿斯维特兰娜生于1926 年。
但是他们的关系经常处于紧张状态。有一次儿子到列宁格勒，住在他外祖父家里，但不久又回到了莫斯科。
斯大林整天埋头于工作，很少照管孩子。纳佳也很少和孩子们在一起，给他们以温暖。然而她却是一个至诚的母亲，她很关心让他们在保姆和教师的帮助下学习全部功课。她常常偏袒她的儿子瓦西里，可能是因为他父亲对他太严格的缘故。她对斯维特兰娜却很严厉，而这女儿是父亲的宝贝。斯大林很爱他的女儿，经常与她逗乐，给她写短信，称她是“女主人”，在信中要她向他发号施令。从她保存的这些信中，反映出斯大林对女儿的健康和幸福的关注。
也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斯大林不大喜欢他第一个妻子生的儿子雅可夫，这个孩子的母亲早就去世了，他是在高加索由他慈爱的祖母和外祖父母抚养成人的。从他到了莫斯科的第一天起，斯大林就对他十分严格。他不赞成雅可夫对学习的态度和他的软弱性格。当雅可夫在1928 年或1929 年自杀未遂时，他父亲冷冰冰地说：“哼，他的枪法都不准！”斯大林并对他的自杀进行了严厉的批评。雅可夫转向只比他大7 岁的继母，以求得爱抚和谅解。她赞助他的事业，并设法弥补父亲对他的冷漠态度。纳佳对斯大林只知道工作而不关心家庭的做法很有意见。她好象根本不理解丈夫肩负的担子有多重，或他工作中的压力有多大。她不喜欢自己作国家第一夫人的角色，而且显然也没有试图支持她丈夫的地位。凡有可能，她总是不让人知道自己的身份。
她严格要求自己，避免乘小汽车外出，因为这会使她显得很突出，会脱离群众。她把她的业余时间花在学习法文、音乐和其他课程上，拼命地提高自己的文化知识水平，以免在官方场合不得不见面的人们面前相形见继。她是个多情善感的年轻妇女，而所嫁的丈夫则是个铁骨铮铮“冷若冰霜”的人中豪杰。
20 年代中期，斯大林决心推行对国民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这使他同自己的妻子进一步疏远了。他没有低估走向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化所带来的巨大阻力和困难，但是他具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钢铁意志。他激励人们相信，他们还得忍受苦难和牺牲，因为这会给他们带来胜利、安全和其他的报偿。任何能导致实现社会主义的正义和繁荣的事情都是合理的，这正是他自己的信仰。
斯大林十分憎恨软弱、消极和失败主义。他用这些词来解释右倾机会主义的政策，并且毫不留情地奚落他们。1929 年4 月，他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说：“你们看见过在叶尼塞那样的大河上遇到风暴的渔夫吗？我看见过不止一次。有一种渔夫在风暴来临时动员自己的一切力量，鼓舞自己的同伴，勇敢地划着船迎着风暴前进：‘弟兄们，把舵掌得更稳些，破浪前进，我们一定会胜利！’“但是也有另一种渔夫，他们一感到风暴要来临就灰心丧气，叫苦连天，瓦解自己队伍的士气：‘真倒霉，风暴就要来了，弟兄们，躺在船底里，闭上眼睛，也许能侥幸冲到岸边。’”斯大林在他关于“一国首先建成社会主义”的观点中，提出了党和人民是自己命运的主人。他号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依靠英雄们的业绩去创造一个没有剥削的崭新的社会。他的呼吁特别在年轻的党员中激起了一股热情、苦干和奋发向上的精神。一切都是为了在俄国尽快地实现社会主义，并为全世界开创出一条道路。
斯大林在一次极能说明他的心情的讲话中，以咄咄逼人的语调解释了赶上和超过西方的迫切需要。
1931 年2 月，他在全苏社会主义产业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说：“人们有时在问：不能稍微放慢速度，延缓进展吗？不，不能，同志们！决不能减低速度！恰恰相反，必须竭力和尽可能加快速度。我们对苏联工人和农民所负的义务要求我们这样做。我们对全世界工人阶级所负的义务要求我们这样做。
“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者是要挨打的。但是，我们不愿意挨打。
不，我们绝对不愿意！旧俄历史的特征之一就是它因为落后而不断挨打。蒙古的可汗打过它。土耳其的贵族打过它。瑞典的封建主打过它。波兰和立陶宛的地主打过它。英国和法国的资本家打过它。日本的贵族打过它。它所以挨打，就是因为它落后。因为它的军事落后，文化落后，国家制度落后，工业落后，农业落后。……
“过去我们没有而且不可能有祖国。但是现在，当我们已经推翻了资本主义，而政权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人民手里的时候，我们就有了祖国，而且我们要保卫它的独立。你们愿意让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被人打垮而丧失独立吗？如果你们不愿意，那么你们就应当在最短期间消灭它的落后状况，并且在它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展开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速度……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50 年至100 年。我们应当在10 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打倒。”就这样，在斯大林的发动下，在苏共中央的领导下，苏联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正是：举红旗，拓新途，试看天地翻覆！欲知斯大林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且看下文分解。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