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均益上哪儿去了？”水均益还在央视。这些年，我随着节目的起伏在起伏，随着电视台的变化在变化，有时会感到彷徨、迷惘，甚至无奈。观众觉得我们风风光光在台前，其实我们为了每一期节目都伤透脑筋，甚至于像小崔那样，经常有抑郁、失眠的情况发生。作为央视的一员，要在这当中拼出一片天地，的确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要爬雪山，过草地，历尽艰难。所以现在想一想，我今天还有栏目在播出，有栏目去主持，还能在中央电视台的大舞台上扮演一个角色，已经算是运气上佳了。
8．夜总会风波
那件事，我将其归为“心中的痛”，在一段时间里，它对我而言的确是一种痛苦，是我人生遇到的一个大坎儿。倒不是说这件事本身有什么过不去的，而是它引发了我对自身和所谓名利的反思。在事情发生的时候，我由于不愿理会炒作和担心更大负面影响的顾虑，而选择了沉默。后来，媒体采访我也好，一些场合偶尔提及也好，我都不愿多说，不想回应。但我觉得现在是时候将它原原本本地还原一下，也算不上什么澄清，就是给自己内心一个交代吧。
那是2004年5月，我从伊拉克回来刚一年，经历了最大的赞美和最汹涌的诋毁，内心有许多遗憾、委屈和不甘。回来之后，当我把锁在办公室抽屉里的“遗书”撕掉后，有了一种捡回一条命，重获新生的感觉。我忽然觉得，应该活得更洒脱一些，超越一些。于是，我对自己的约束也多多少少有些放松，在某些场合有意无意地“放纵”自己。
比如说，跟朋友聚会的时候，我会选择多喝两杯，有时候甚至喝得酩酊大醉。我算是个想得开的人，但也会有纠结的时候。生活里各种烦心事，工作上压力山大，我也会突然有那么一刻，像是钻进了牛角尖，所以也想找朋友聊天，借酒消愁，排解内心的五味杂陈。这就是我当时的心态。
5月，春暖花开之际，我准备出差去杭州参加一个世界园林的高端会议，约访联合国人居署的官员和几位世界级的园林设计大师。临行前一晚，我参加了一个朋友聚会，吃饭时喝了点酒。因为第二天早上要赶飞机，所以我想就近住在办公室。
正在吃饭的时候，一个甘肃老乡联系我，说老家来了朋友要见见我。我说，我明天要出差，现在还在聚会，没有时间。这位老乡是画国画的，在北京的艺术圈里小有名气。他说，这两个老家的朋友大老远赶来，也没什么事，就是特别崇拜我，想见见我，稍微晚一点也行。我也不好再拒绝，就答应说，晚一点，等朋友聚会结束之后，我们找个离中央电视台近一点的地方，坐下来聊聊。
他们选的地方，在航天桥附近一个酒店的夜总会，可以唱歌也可以喝酒。我这边朋友聚会散得晚，10点多结束后，我就往他们那边赶，到的时候已经差不多11点了。我和一个新华社的朋友，加上三个甘肃老乡，一共五个人，要了点水果，还点了酒。我本来说刚喝过了，就别再喝了吧。他们说，要不再喝点啤酒吧。我也不好再扫兴了。
那天喝的啤酒，都是小瓶的喜力。他们先要了一打，喝完后又要了一打，大家慢慢喝着聊着，谈天说地，不知不觉就过去了两个多小时，到了快凌晨1点的时候，差不多尽兴了，就说结账走吧。
那天是一位做土特产生意的老乡请客，服务员拿着单子来结账时，他一看单子就说：“你们怎么收费的，怎么这么贵呀？”那服务员说：“我们这儿有最低消费。”他有些不理解：“再怎么最低消费，我们就点了两个果盘，24瓶小啤酒啊。”我凑过去一看，好像是五千八还是六千八，的确是贵得有点离谱了。
那位老乡很为难，也有点生气，虽然外地人来北京，对于挨宰这件事多少有点思想准备，但挨这么狠一刀，心里肯定有点难以接受。我那天其实并没喝多，人还算清醒，就是多少有点小兴奋。刚开始我并没有接这茬，但那位画画的老乡很生气：“你得说清楚，账单拿来看一下。”一笔一笔看过后他说：“不对啊，这啤酒怎么这么贵啊，一瓶快100块了，在哪儿也没有这么贵的价钱。就算你是夜总会，我们只是唱歌喝酒，也没干别的，你收这么贵没道理。”那个服务员小伙子也很为难，只说单子上就是这样。我那老乡就说：“不行，把你们管事的叫来，这事得说一下。”
小伙子出去了，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来了一个经理模样的年轻人，我老乡跟他理论说，这账不对，有点宰人。那小经理就说，我们这儿是五星级酒店。一开始还都在解释，但是说着说着，也就有点不太客气了，因为西北人说话比较直，激动起来也有点骂骂咧咧的。那位小经理觉得有点受到了侮辱，就说：“你不能骂人啊。”我们这老乡气也上来了，说：“什么时候骂你了？我就跟你说这个事。”一不留神，有些国骂色彩的词儿就出来了。
我本来没有参与争论，但那个小经理说了一句：“你们喝得起就喝，跑到五星级饭店那不就这个价嘛。”我一听这话就有点生气，一拍前面的茶几，骂了那小伙子一句：“你什么狗屁经理，客人跟你理论，有你这么跟客人说话的吗？什么叫消费得起，五星级就成了你宰客人的借口了，成了你宰客人的幌子了？你收费这么高，拿到物价局能批吗？说难听点，曝一下光你这受得了吗？这收费标准你得说清楚啊！”那位小经理可能情绪不好，一直是一副很不屑的表情，我看他那样，也愈发觉得生气。
当然，在那种昏暗的灯光下，我所见所感未必准确，但那时的确觉得很没面子，有些火冒三丈，我的老乡千里迢迢跑过来，等了我那么久，请我喝顿酒还得被宰这么一通，我心里很不服气。于是说着说着，就越来越激动，脑子一充血，我就拿起茶几上的一杯酒，一边骂一边直接泼到他脸上了：“你这小屁孩，说你这半天，你还一副愤愤不平的样子。”原话不记得了，大概意思就是这样。
这杯酒一泼出去，那小经理先是愣了，然后转身就出了房间。我当时也没当回事，倒是老乡在旁边劝我说，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反正买单就买单吧，无所谓。但是再找他们结账，半天都没来人，那老乡就自己跑到前台把账结了，我那时还有点不依不饶地说：“你凭什么买这个单，咱不能买这个单。”大伙就劝我算了。
这时候，包间的门突然大开，刚才那位经理和两位民警进来了，那民警应该是附近派出所的，一看说：“呦，水先生怎么在这儿？”我说：“怎么了，这是什么意思？”民警说：“他们打110了，说这儿有纠纷，我们过来看看。”我这才知道，那经理半天不见是报警去了，可能被泼了酒心里不服气。我说：“有什么纠纷啊，应该查查他们的账。”那两位民警坐下来说：“既然接警了，我们就要来处理。”我没好气地说，那就处理呗。于是大家坐下来，他们简单问了下情况，我就把事情经过一五一十说了一遍。
说完之后，民警认为这基本属于消费纠纷，而且我那老乡也怕给我惹麻烦，都已经把账结了，这事应该已经解决了，没事了。而且那个小经理也并没有说我打他，而是说我跟他摔杯子了，我解释说：没摔杯子，就是把一杯酒泼他身上了，因为他当时表情和态度不好，我挺不满的，喝了酒，也有点激动。我还专门对着小伙子说一声对不起。看到这情景，民警就说：“这事儿就这么着吧，不早了，你们都走吧。”然后两位民警和夜总会的负责人，还一块儿把我们送到电梯口。出了酒店大门，我以为这事应该已经化解了。
我回办公室睡觉，一大早起来跟同事一块坐飞机到了上海。因为到杭州没买到直飞的票，我们只能到上海转机。一位上海的朋友从机场接我们出来吃饭。期间，我接了一个电话，说是一家什么报纸的记者。
对方上来就问我：“你现在在北京吗？”我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想着没准又是小报要挖八卦新闻之类的，那时候台里有明确的规定，央视主持人接受小报采访要慎重，要跟台里打招呼。我就随口说：“我在外地呢。”那边就问说，你看了那个什么报道吗？我问：“什么报道啊。”对方就说，昨天你是不是在那个夜总会……我一听这事，就觉得有问题，电话里解释不妥，于是就说：“我现在在外地，马上要上飞机，这事我就不跟你说什么了，具体有什么事，我们回头再说。”匆忙就把电话给挂了。
后来，我看到了这家媒体的报道：“记者打通水均益的电话，水均益表示根本不知道此事，他人根本不在北京。”说得像是我在狡辩一样。我才明白，他那天一上来就是在套我的话。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的电话一个接一个，响个不停，所有媒体、娱乐小报的电话都纷至沓来。我统统告诉对方我在出差，没时间聊，也不方便接受采访，回头再说。但是我心里隐隐意识到，我可能是“摊上事儿了”。
我赶紧给北京的同事打电话，让他们帮我上网看看，我说昨天喝酒出了点状况，但怎么至于就这样满城风雨了。同事看完后告诉我，好多娱乐节目和报纸都在报道，标题是“水均益大闹夜总会”，还打了人，诸如此类。
我一听这情况，第一反应就是，这事肯定是炒作，也可能有人使坏。因为，当时我们离开那家夜总会时，大家都认为那件事已经过去了，该说的也说清楚了，我也没有被警察做笔录，也并没有触犯任何法律，那警察还亲口跟我说：“哎呀，这件事就是你们之间的纠纷，又不是你请客，你看你还这么激动。”我自然理解为，小事化了了。一夜之后，突然这么爆发出来，我的直觉就是，会不会有人存心使坏，故意黑我？会不会是被我泼酒的那个经理小伙子事后反应过来，觉得水均益是个名人，于是把这事捅给了媒体。当时首发这条消息的那家报纸也说是接到了爆料电话，才知道这件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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