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我们在南院食堂吃饭，大伙都吃完了，这时候才看见他一个人走进来，弄点剩菜剩饭胡乱吃点对付一下。那时我就知道他胃不好，时常提醒他注意饮食，而他总是敷衍地一笑，说，嗨，没办法，片子晚上播，审完他们好编（辑）啊。
我们算是《东方时空》的老人，经过十来年的历练，彼此心照不宣。我知道陈虻过得不太如意，他是那种对电视特别痴迷的人，优雅、执着，有自己的理念。任何人都希望被认可，但和他一级平辈同等贡献的人来比，陈虻在升职上总是慢半拍，甚至跟他同时担任领导岗位的很多人早已经升迁了，但他还是在一个很基层的单位当个副职。直到前些年，在去世之前的几年，他才被提拔为新闻评论部的副主任，而且排名靠后。
我并不关心这些官场上的事，但一切也看在眼里。我感觉他没有被重用，内心有些失落。因为在我看来，他总是一副郁郁寡欢的样子。有一年台里搞部门主任年终述职，我们这些栏目制片人要参加。那一年是陈虻最郁闷的一年，具体原因我并不清楚，但肯定是因为工作，以及他个人的境遇，还有身体状况。
轮到陈虻发言时，他拿出了事先写好的发言稿，那是三张稿纸，上面密密麻麻全是他手写的发言内容。他在发言中详细列举了他那一年的工作——审了多少片子，纠正了多少错误，开了多少会，负责了多少特别节目的策划、制作、播出，等等。之后，他话锋一转，对当时节目的状态，对一些制度、人事等方面存在的弊端和问题，以一种特别巧妙的方式，进行了委婉的批评。那口气有点春秋笔法的意味，听得台下的我心中暗自叫好。那一刻，我才明白，他对现状并不糊涂，他有自己的看法。那一刻，他像一个怀才不遇的人在呐喊，而且是发自肺腑的。
述职会后，我在电视台门口碰到正在抽烟的他。我凑过去跟他说：“主任刚才的讲话很有个性啊！”他说：“我把我想说的说了，人家听不听那是人家的事，但是也就这么回事了。”
其实，我心里明白，陈虻才不是那种“我说了，你爱听不听”的人。他的那句在他离世后广为流传的名言，正是他人生追求的写照——“不要因为走得太远，以至于忘了自己为什么出发”。崔永元和陈虻是多年无话不谈的好哥们，他有几段话写得非常好：
陈虻是一个特傻的人，特别傻，看起来很精明，实际上憨厚得不行。他的长头发、他的箴言一样的话语风格，让人误以为他是活得非常逍遥、丰富的人。其实根本不是，他生活得特别单调。你要是看到他讲课时那个傻劲、他审片时那个表情，你就知道这个人不可救药。
陈虻试图把这种工作方式总结成切实可循的经验，其实那里面无技巧可言，完全是个吃苦受累的活儿。我相信，他有限的心血就是从那时开始过度消耗的。陈虻不光是栏目的负责人，他像一个主讲，像一所学校，培养了一批有这样的理念、意识、能力的人。一旦他们爱上了，就会坚持不懈，哪怕很痛苦、很寂寞，哪怕身体不行，哪怕累死。一个人学着干点寂寞但有意义的事，别天天想着干点什么来换什么，别天天想着取悦谁，讨谁高兴。别抖小机灵，老老实实在节目里卖傻力气、下死功夫——这些是陈虻教给我们的。
他是从基层干起的，懂得普通编导的艰辛。还有一点，他敢担责任。当官与创作，他知道哪个更重要……如果陈虻一心做官，以他的才华，他可以做更大的官，但他手里有一帮总给他惹麻烦的同事和兄弟，这些总在试探话语边界的朋友、哥们儿、同事断了他的官路。
不久之后，我对自己在央视，在新闻评论部的存在也产生了彷徨。有个下午我看见他办公室的门开着，陈虻一个人坐在那儿。我说：“我进来跟你聊聊？”他说：“行！”于是，我俩点上烟，那天下午聊了很长时间，关于人生，关于我们当时所处的一个环境，包括我们对新闻的一些看法，我发现我俩很多看法非常的接近，或者更准确地讲，我更接近他的一些想法。
那天我还跟他谈到一个意思，我说觉得很苦闷，看不到未来的路，怎么发展，“你有什么招没有？实在不行，要不我辞职跳槽，不干了？”我跟他说。因为当时我确实觉得好像干得没啥劲，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对前景产生了一些迷茫。
陈虻很语重心长：“哥们，这件事一定要慎重。”他说，央视这个平台其实是不可替代的，而且是个大平台，一旦失去这个平台，你会发现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如它。我们现在所感觉到的种种限制和无奈，正是立于这个平台要付出的代价，没有任何东西是完美的。”
“央视，你要看到它可取的一面。”他说，“只有在这里，你们才称其为水均益、白岩松、崔永元。设想一下，你要是在一个地方台，恐怕很多年你根本都混不出来。你没有这样一个平台，就没有这样一个影响力；你没有这个影响力，很多抱负其实是很难实现的。你想象一下一个地方电视台，还别说省级台，假如是市级台，甚至地区台，怎么可能把你派到伊拉克？你怎么可能一天到晚代表中国去采访这个总统、那个总统？你在这儿已经奠定了基础，未来的路和前景还是有的，只要坚持，肯定还会有机会。”
和陈虻之间的这一番“心灵对话”，帮助打消了我的彷徨。直到今天我一直很感激他的劝导。我也用怀念战友的方式来记住陈虻，因为他不光是我们的一个同事，更是一个战友，是我们的一分子。他身上凝聚了很多我们想表达的东西。我认同那种丰碑的说法，他用年轻的生命，铸造了我们不息的追随和怀念。
陈虻的离去，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他的离去，忽然把生活叫停，让我们停下来追忆，就感觉自己身体的某一部分也随他远去了。
但是一个人对喜欢的事业，新闻也好，电视也好，是不会停止追求的。每当怀念起陈虻，都会给我某种激励，想着把他的追求，他一直非常珍视的、等同生命的事业，做得更好一点。这是对自己的一种安慰，也是对陈虻的一种安慰。
5.我的月薪26万？
大概是从2006年起，网上开始隔三岔五莫名其妙地流传一份央视名嘴的收入榜单。在这份榜单上，我一直名列前茅，甚至一度还是榜首。2013年最新的一份榜单上说，水均益的月薪是26万！
刚开始，榜单上说的还算靠谱。上面说，我们央视的十几位着名主持人年收入（包括各种津贴、服装费、化妆费等等）能达到近30万。老实说，按当时的具体情况，这个算法倒是不假，因为从2004年开始，电视台开始实行了一项激励制度，每年评选优秀播音员主持人，根据评奖发放津贴。
当时每年评十个甲级优秀播音员主持人，每月发15000元补贴，十个乙级优秀播音员主持人，每月发10000元补贴，但这都是税前，还要交大概40%的税。评选的标准是根据一年来，主持人的工作量，所在栏目的质量，包括知名度，对央视的贡献等等。2004年、2005年、2006年，我连续三年被评选为优秀，两年甲等，一年乙等。我的技术职称是高级编辑，按当时电视台的工资标准，一个月的基本工资是五六千元，再加上一些国家规定的补贴，一年下来能有八万元左右的收入。如果被评为甲等的话，一个月税后还有一万多元的奖励津贴。另外，电视台每年还会有年终的广告提成、年终考勤等奖金，杂七杂八加起来，就能拿到二十五六万。所以，第一次看到这份榜单，我老老实实默认了。
但是很快，网上的这份榜单就涨价了。年收入变成了月收入，而且还涨了价，说我月薪有28万，排名也很靠前，可能因为我是正高职称吧。其实，我这个业务职称跟工资没有太大关系。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这份榜单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复活”一次，在网上，甚至一些有影响的媒体上，会流传一段时间。每次“复活”，编造者都会有心地把它更新一番，最早的榜首是邢质斌，后来邢质斌退了，就变成罗京，后来罗京去世了，我就成了榜首了，过一段再看，又成李瑞英了。
更为奇怪的是，没有任何人，无论是电视台有关部门，还是媒体，也包括我们这些主持人自己，站出来质疑这件事。我有时会私下跟朋友拿这份榜单调侃，朋友们听了实情恍然地说：我们也一直想问，就是不好意思呢。因为这个，不知情的人会真的觉得我特别富有。
有一次，我母亲家的一个亲戚，打电话找我们家老太太：“老嫂子，能不能借我五万块钱啊，家里现在盖房子困难……”
我母亲就觉得奇怪：“你怎么想起来跟我借钱，我现在还让子女养着呢，哪里有钱？”
人家就说：“哎，你小儿子一个月能拿三十万呢。”
老太太说：“你胡说八道，听谁说的。”
“网上都在说呢！”
就这样，一份子虚乌有的收入榜单以讹传讹，一传就传了六七年，直到今天。说它造成了多大伤害，倒不至于那么严重。但客观上它让社会上对央视的主持人有一种富人的错觉，认为我们这些人开着几百万的跑车，住着豪宅，穿得珠光宝气，出入高档场合，一副“高端大气上档次”，新“土豪”的形象。其实，我们真的是比窦娥还冤。
很多人拿我们和影视歌明星以及一些地方台或者是自由职业者的主持人相比，认为我们可以代言做广告，可以走穴参加各种商业活动挣出场费。事实上，央视从来就是明令禁止主持人播音员做任何广告代言，也不允许我们参加商业活动。对于一些社会活动，也有严格的审批程序。当然，迫于生活的压力和抹不开的情面，我们偶尔也会“铤而走险”一把，捞点外快，挣一点“灰色收入”，补贴家用和个人开支，也被领导点过名，批评过。
我无意在这里哭穷，我的生活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虽谈不上家财万贯，但也算不上央视最穷的主持人。我从不抱怨生活，相反一直心存感念。没有央视这个平台，我恐怕连目前的生活都无法承担。我也从不奢望拥有更多，更不会毫无意义地去跟这跟那攀比。对现在的生活，我很满足，因为，人的一生，并不是用物质来评判的。
我只想说，拜托，我的月薪真的没有26万！
6．央视离职潮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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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好声音》中有一首流行歌曲的歌词是：你不在，我不在，谁还会在？用这句歌词来形容近几年央视名嘴们的离职潮，也许有点夸张，但却有那么点意思。
这些年，从刚开始的黄健翔、王志、张政、王利芬，到这一两年的马斌、王凯、邱启明、白燕升、李咏，直至最近的崔永元，一个个央视主持人前赴后继地纷纷离职，确实无形中掀起了一股名嘴“离职潮”，引得议论纷纷，猜测种种。不时有人问我，你们央视怎么啦？是不是待不下去了？你会不会也辞职啊？
声明一下，虽然我和这些主持人都有交往，有的还很熟，但我不了解他们任何一个人离开的具体原因，包括小崔。也许是圈内行规，我们见面一般也不谈及这类话题，怕不方便。
实事求是地讲，这些主持人离职，有的是走上仕途，有的走得有争议，有的走是为了更好的发展空间，各有各的原因和理由。这事要搁在一般单位和一般人员身上，其实也属于正常现象，哪个员工过万的单位一年不跳槽个十个八个？但偏偏它就发生在央视，发生在央视的名嘴们身上，而且是短时间内集中爆发的，这就不能不让人浮想联翩。
这些年来，央视发展十分迅猛，在深入人心的同时，自然会给人“一家独大”的感觉。首先就说央视的广告额。作为一个小小的局级单位，央视每年的广告额从最早的几个亿，到后来的几十个亿，接着突破100亿，又奔向200亿、300亿。每年央视的广告招标会，都会成为各媒体追逐的热点，而且总会出现一些令人咂舌的豪放之举，动辄就有几个亿的标王诞生。
其次，央视这个平台上，涌现了一大群“名嘴”，这些人在社会各界的影响力，颇为深厚。另外，奥运会、世界杯之类体育赛事的转播，基本上也被央视独家买断。再加上这些年来，人们茶余饭后褒贬不一的春晚……凡此种种，也就造成了央视的地位和社会评价，它的贡献和它所要承担的责任，甚至一举一动，都会被关注，跟踪，甚至放大。正所谓“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吧。
对于身在其中的我来说，这20年来起起伏伏，总感觉现在的央视，似乎和20年前的央视不是同一家电视台。央视现在变得很庞大，人员、机构、条条框框，一切变得庞杂，也会死板。曾几何时，这里被心怀电视新闻梦想的人视为乐土。而今天，在这里，空间变得狭小。在这里，生存更加困难。
按照中央电视台的差旅规定，记者出差外出采访，只能住三星以下的酒店，伙食也只能按照国家财政部的规定，80块钱一天。去国外出差，是按照上世纪80年代国家规定的标准执行。有时候我到国外出差，按照财政部那个标准，吃住上就会非常尴尬。算下来，一天大概只能吃两顿汉堡包，只能住类似青年公寓、招待所之类的地方。当然，这些并不是央视自家的规定。因为，央视算起来依旧属于国家事业单位，一切的标准要按国家财政部门的相关规定执行。而这些规定在当初制定的时候，并没有充分考虑新闻单位工作性质的特殊性。
有一年，我去巴黎采访法国总统希拉克。找遍了全巴黎，只能找到一家很旧的酒店，一天的房钱是80欧元，其实这个都已经超标准了，因为按标准我们在法国这样的国家每天每人住宿不能超过50美元。我们只能咬着牙先住下，回来再补报告，说明情况，申请追加经费。
那家酒店虽说在巴黎市，但地段非常偏，离主马路有一大段距离，而且需要七拐八拐才能找到。酒店前台就是一个简陋的柜台，一个戴着眼镜的老头站在后面，身后一大堆木格子，一扭身从里面拿一把钥匙，说：“你的房间。”然后，我们需要侧过身，从他旁边一个很窄的走道里面走过去，没有电梯，踏着吱吱嘎嘎响的老楼板走上去。我住的那个单间估计只有6平方米，一扇很小的窗户旁边，放着一张窄得一翻身就会掉下去的床。床旁边是个拉帘门，进去之后就是一个马桶，一个淋浴喷头。
采访是在爱丽舍宫进行。事前我们跟法国总统府的联络官约好，怕我们不知道怎么走，人家说来接我们，让我们把地址告诉他们。结果，联络官绕了好几圈都没找到我们的所在地，最后打电话联系，我们跑下楼，绕了几条街在一个巷子口才迎上他。当时那个人觉得很诧异，问我：你们中国国家电视台来采访我们总统，怎么住在这么一个地方？
我无言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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