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国家，做俄罗斯的邻居纯属上帝有意刁难中国——在一个大国的旁边，偏偏又安插了另一个更大、更凶悍且颇具攻击性的大国，这在当今人类居住的地理版图上绝无仅有。
虽然在索契雪山上普京不加掩饰地对着中国记者、中国观众以及全世界露出的灿烂笑容，并不意味着俄罗斯会毫无保留地站在中国一边，但普京在中国需要“盟友”的时候拥抱了中国，这就足够了。
1．“挑逗”普京
在《前沿故事》这本书里，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狠狠地把俄罗斯人“老毛子”挤兑了一通。我还说过类似的豪言壮语：“他们不一定是我们的敌人，但他们却是我们要小心相处的邻居。”
那时候我的不满，主要是针对叶利钦那头“骆驼”。我曾三次试图采访叶利钦，却没有一次能顺利完成。不是沟通到最后一刻被俄罗斯方面给推了，就是刚问了半个问题，就被叶利钦的保镖像老鹰捉小鸡一样拎出去。因此，我暗暗发誓说：再也不理会俄罗斯的事儿了。
可没想到，几年后我又撞上一头比叶利钦还大的“骆驼”，一个面容冷峻、不苟言笑，会玩柔道、敢开“苏27”，当过许多年克格勃的“铁腕”人物，一个莫名其妙就接替叶利钦当上俄罗斯总统的中年人。这个人的名字很“俄国”，叫弗拉基米尔·普京。
2000年至2014年，我五次面对面采访过普京。用一个记者的眼光，去观察这位当今俄罗斯的政治强人，我的感受非常复杂。
初访普京，是在2000年6月。在普京上任后首次访问中国前夕，我们经过各种渠道的努力，终于得到克里姆林宫的答复，普京总统同意在访华之前，接受中国记者的采访。
不过，普京不像克林顿、布莱尔那么好说话，他接受采访是有条件的──虽然他就要来中国了，但采访必须在克里姆林宫进行，美其名曰“外交对等”。
虽然我不太明白，所谓的对等是啥意思，但是人家又年轻，又强势，还敢跟“老美”叫板，我们还有什么价钱可讲？反正机会难得，能采访就不错了，去吧。
采访定在我们到达莫斯科的第二天下午五点半。三点半之前，中国大使馆的“考斯特”，就将我们和新华社驻莫斯科的两位记者带到了克里姆林宫。一通严格的安检之后，我们花300多块人民币在北京琉璃厂精心挑选的挂扇，被保安拦在了外面。理由很简单，送给总统先生的任何礼物，都要经过各种射线的检查。
过了安检，我才发现，采访队伍已经壮大到20人左右。俄罗斯新闻局在未经我们同意的情况下，又加了俄罗斯国家电视台参加专访（因为之前说好是CCTV独家专访的）。他们一来就是十几个人，双机、录音、灯光，样样齐全。相比之下，我们这凑起来的队伍显得有点寒酸。虽然新闻局的人向我们保证，他们只问一个问题。但我还是觉得很费解，就问一个问题，用得着这么大的阵容吗？
采访安排在克里姆林宫内的桃木厅，那是间不大的会议室，中间放着一张白色大圆桌，桌子的一边单放着一把椅子，另一边并排放着三把椅子。新华社莫斯科分社的记者、我和俄罗斯国家电视台的一位女记者依次就座后，摄像们开始疯狂地抢占有利“机”位，整场“战役”持续了足有一个小时。
从下午5点开始，等待变得越来越焦灼。其间，还来了一位俄罗斯女化妆师，说是总统的化妆师，要给我们三个记者化妆，大家都愉快地接受了。从新华社那位50多岁的首席记者紧张的面部表情可以判断，这可能是老人家这辈子头一回化妆。
按照双方事先的商定，我们和新华社联合采访，最初只允许提三个问题，经过再三努力，俄方终于在当天同意再加一个问题。加上俄罗斯电视台的一个问题，一共是五个问题。这对于一期电视专访而言，基本上属于“贫困线”以下。
进入克里姆林宫前，我们的编导不知多少次提醒过我：拿出你的看家本事，一定要多问。我心里直犯嘀咕：哪有这么容易，以我此前和叶利钦打交道的经验，“老毛子”的信用经常刷低下限，说问三个问题，也许到头来只让问一个就没了。
在普京出现之前的漫长等待中，我不时看看笔记本上十几个精心策划的问题，眼底心中一片茫然。晚上8点20分，在迟到了近三个小时之后，普京终于出现了。和电视上看到的一样，一脸严肃，一双“狼”眼，深不可测。他走进来的姿势，也跟电视上看到的一样，斜着肩膀，一摇一晃。
普京的身材并不高大，但语言铿锵。几十年来他一直默默无闻，是俄罗斯的政治变革将他推上了政治舞台。据说，普京在中学时代是个非常普通的学生，在他成为俄罗斯总理后，圣彼得堡（前列宁格勒）一所中学50周年校庆前，有人致电校长办公室，询问普京总理是否出席校庆。半信半疑的校方在翻阅了陈年档案后，才发现俄罗斯最当红的政治家，竟然是本校1970届毕业生。
上世纪九十年代，普京曾经先后在叶利钦办公室和俄罗斯国家安全局任职。1999年8月，普京出任俄罗斯总理。4个月后，时事、机遇和天赋，让这位普通工人的儿子，成为俄罗斯联邦的国家元首。
在就任总统之前，在对莫斯科大学学生的一次演讲中，普京说，他有一个梦想，希望有一天，俄罗斯人能够说，我为生在俄罗斯而感到自豪。这可以说是俄罗斯人的共同梦想，要将这个梦想变成现实，俄罗斯需要强有力的领袖。从精力充沛、敢作敢为的普京总统身上，人们看到了希望，不仅是拥有称职领袖的希望，而且是重振俄罗斯大国雄风的希望。
的确，普京上台后的几年里，全世界无不以敬畏的眼光注视着他。他不顾西方的压力，坚持武力打击车臣叛乱；他建议重新沿用苏联时代的国歌，作为俄罗斯正式国歌的旋律；他公开承担库尔斯克号潜艇事故的责任，得到民众的谅解。另外，在科索沃、阿富汗等问题上，普京也有不俗的表现。所有这些，都使普京在人们心目中有了极佳的形象，甚至成了许多俄罗斯女性的梦中情人，那首《嫁人就嫁普京这样的人》的歌曲，一度红遍了俄罗斯。
那次采访，我首先问的是规定题目：普京总统此次访华的意义。轮到第二个问题时，我主动伸手示意新华社的首席记者提问。这两个问题，普京看上去一点也没被调动，完全不兴奋。
我意识到，如果照此下去，普京最多再回答两三个问题就会走人了。按照事先约定，第三个问题我应该问他，有关中俄经贸的前景，但经验告诉我，必须马上改变谈话方式，于是临时决定，用拍马屁式的问题，“挑逗”他一下。
我问道：“您在竞选时，曾发誓要让俄罗斯人过上应有的生活，您也表示国内发展的目标要高于国外的目标，俄罗斯当前最要紧的问题是什么？您是否认为有必要改善包括华人在内的外国人在俄的投资环境？”
这个问题有两个背景：第一，普京特喜欢对人说要让俄罗斯人过上好日子，有人重复这句话他会更高兴；第二，近来，全世界都在抱怨俄罗斯投资环境恶劣，就在一个多月前，住在一家饭店的50多个中国商人，被俄罗斯警察洗劫一空，曾引发了两国之间关于投资环境的一场“恶战”。
普京显然被这枚“糖衣炮弹”击中了，语速明显加快，一直放在桌子底下的手，也拿了上来。形势如此之好，没得说，继续“挑逗”。等他话音刚落，我又问他，别人说你一脸严肃，是“黑匣子”，而且很铁腕，你同意吗？总统先生又是一通手舞足蹈，激情澎湃。
眼看时机成熟，我决定让他好好美一下。“总统先生，听说您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彼得大帝的画像。俄罗斯历史上有不少时代令人印象深刻，也影响广泛，比如，彼得大帝时代、叶卡捷琳娜、亚历山大时代，当然还有苏联时代，您个人更加喜欢哪个时代？”
翻译一边翻着，我一边注意普京的表情变化，那一脸的灿烂啊，得意啊。要知道，普京最崇拜的人就是彼得大帝，也最喜欢人们把他看作是当今拯救俄罗斯的彼得大帝。
这下局面彻底打开了。之后，除了我实在不忍心，也让俄罗斯电视台那个女记者问了一个问题外，一直是我和普京的天下。没办法，聊得投机，聊得愉快。什么中国饭菜啊、欧洲理念啊、中国地位啊，一个接一个，一口气问了十几个问题。
一晃半个多小时过去了。一旁的总统府新闻局长站起来又坐下，坐下又站起来，无数次想宣布结束，可又不敢打断普京的话茬。最后没辙，凑到翻译耳边，嘀咕一番。翻译在我的本子上写了两个字：结束。
想结束？我还意犹未尽呢。再说，只要普京高兴，他手下的人也没辙，我立刻使出了采访杀手锏：“总统先生，您的访华备受中国民众关注，我们中央电视台对这次采访也高度重视，我们千里迢迢从北京坐十几个小时飞机，今天又苦等了您三个小时，是否能够允许我们再问两个问题？”
普京的答复让全场人开怀大笑，当然除了那位一脸苦相的局长。他幽默大方地说：“你们想问多少就问多少吧，不过，要是全体中国人每人再问一个，那我可受不了。”
我也不含糊，又问了两个问题，一个是问他夫人听到他当总统为何哭了一天，另一个就是让他寄语中国民众，说两句好听的话。随后，我邀请普京总统在朱镕基总理为《焦点访谈》“破戒”题词的那个本子上，帮我们签名，然后全体及分别合影。特别让我们央视驻俄罗斯记者站的两位同事，和他单独来了一张合影。据说，有了和普京的合影，就可以在俄罗斯大地上畅行无阻，起码可以避免被警察无端敲诈。
四十分钟的采访大功告成，我们心里别提有多舒坦了。从叶利钦那里所受的种种恶气，顿时一扫而光。采访普京初战告捷，使我扭转了对俄罗斯“老毛子”的坏印象。初访普京，让我看到了这位铁腕人物幽默大方的一面。
对普京另外一次令我印象深刻的采访，是在2004年《高端访问》栏目创立之初。那次的采访远远没有这么顺利，简直可以说是“险象环生”。
当时，央视新闻频道刚创办一年，需要一些新形态的、稍微有深度的栏目。新闻中心主任李挺找到我，建议我把不定期做的采访外国领导人这种节目，以固定播出的形式，专门成立一个栏目。李挺主任说：“我把名字都给你想好了，就叫《高端访问》。”那时候，“高端”两个字挺时髦的，就像现在的“屌丝”“逆袭”一样。
我们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办这个栏目。每周固定播出，而且不能够重复，一年下来，52个星期，我得采访52个重量级人物，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不敢说个个都得是总统，但我们也铁了心，将采访对象锁定于国际的高端人物，既包括国家元首，也包括新闻事件中的关键人物，还可以是杰出的科学家、文化人、企业家等等。
虽然范围很宽泛，但是每年要找来52个人物，难度也是非常大的。所以我当时常常开玩笑说，只有在每个星期天播出的当晚，我才能稍微放松一下。等到星期一早上一睁眼，坏了，又欠中央电视台一期《高端访问》！
栏目刚创办的时候，我们是全方位出动，四处公关，网罗各种各样的采访对象。基于当时央视的条件，我们大多数时候是在守株待兔，等着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或是重要人物来华，锁定这个人物在华期间的行踪，无论在哪个城市，我们都跟着去；如果实在没办法，我们也可以出国去采访，当然这就很费事。
2004年9月，突然出现了罕见的采访“撞车”，我们在一个月内，密集地约到了三位重要人物的采访：法国总统希拉克要访问中国，答应在访华之前，在巴黎的爱丽舍宫接受我们的采访，时间是9月底；俄罗斯总统普京，答应在克里姆林宫接受我们的采访，时间是10月9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确定于10月10日下午2点钟，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接受我们的采访。
9月底去巴黎专访希拉克倒好办，但10月9日和10月10日，我要从莫斯科瞬间“穿越”回北京，这是非常冒险的举动。但我们当时对选题很饥渴，绝不放过任何一个采访对象，便想办法设计行程，准备一网捞起这三条大鱼。
北京和莫斯科之间单程飞行将近10个小时，当时俄方和我们约定，专访定在当地时间的当天上午12点左右。但以我多年采访政要的经验，晚一到两个小时都是常事。我们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哪怕晚3个小时，我们也来得及赶上国航晚上8点半从莫斯科回北京的航班。莫斯科和北京有大概5个小时时差，也就是说，我们起飞的时间，大概是北京时间次日凌晨1点，我们飞回北京时，大概就是北京时间中午11点。这样，正好能赶上下午2点对安南的采访。
这趟行程不容许有半点闪失。因为采访这些政府首脑，一旦确定时间，想要改动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些人都日理万机，日程排得满满当当，以每小时甚至每分钟来计算，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样的采访，稍有不慎便会酿成“外交事故”。
我们预先做了各种设想，比如说，万一回北京的飞机晚点怎么办？从首都机场出来还有一大堆手续要办，一大堆行李要取，而且风尘仆仆的我也需要化化妆，还要架好机器，布好灯光，如果时间来不及怎么办？
我们准备了几套方案。只要飞机不晚点，一到首都机场，我就拿着护照办手续，一个人先出机场。栏目组的车会在机场门口等我，直奔钓鱼台国宾馆，在车上化妆师给我简单洗洗脸，化化妆，整理得像样一点。台里会重新组织一个专访的报道组，早早去钓鱼台架设机器和灯光，然后我们直接会合。若飞机晚点了，晚得彻底没希望了，就请主持人董倩临时来替我做这个专访。
总之，宁可出尽百宝，不可放过一个采访对象。
2.险象环生的高端访问
2004年的那次采访有些特别，因为普京是个很有创意的人，经常会一拍脑门，想出一个新主意。除了我们和新华社联合采访外，他还提出一个要求，邀请一个中国的中学生作为小记者，一起采访。当时中国很多学校都有校报社，有小记者，可能普京上网看到了，觉得挺新鲜，想见识一下。被选中的小记者是个小女孩，北京的中学生，可爱又聪明。
采访当天，我们很早就出发了。使馆支援了我们一辆面包车，还让一位政务参赞陪我们三拨记者一块，大概9点多就到了红场。克里姆林宫就挨着红场，远处是圆顶的瓦西里教堂，前面是红场、无名烈士墓，旁边有个阅兵台，阅兵台后面是克里姆林宫。在红场边上，有一个克里姆林宫的侧门，所有记者要去里面采访，都要通过那个侧门进去。
由于车不能开进去，两个摄像一个编导再加上我，四个人将两台摄像机、两个三脚架、两大箱的灯光设备，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装电池和磁带的包，哼哧哼哧地抬进去。在红场的小方砖铺就的路面上，走了好几百米才走到侧门，然后又抬进侧门，一共过了三道门的安检，终于成功进入克里姆林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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