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 > 【下部】 一九六六～一九八八 第十七章 生命的完成
一、犹及回乡听楚声
一九八二年五月八日，沈从文踏上了回乡的路。黄永玉早就有让表叔晚年回一次凤凰的想法，一经劝说，沈从文同意了。于是在张兆和的陪伴下，与黄永玉、张梅溪夫妇和黄苗子、郁风夫妇等亲友同行，回到了湘西那个小小的山城。
“在凤凰，表叔婶住我家老屋，大伙儿一起，很像往昔的日子。他是我们最老的人了。”黄永玉描述了在家乡的情景：
早上，茶点摆在院子里，雾没有散，周围树上不时掉下露水到青石板上，弄得一团一团深斑，从文表叔懒懒地指了一指，对我说：“……像‘漳绒’。”
他静静地喝着豆浆，他称赞家乡油条：“小，好!”
每天早上，他说的话都很少。看得出他喜欢这座大青石板铺的院子，三面是树，对着堂屋。看得见周围的南华山、观景山、喜鹊坡、八角楼……南华山脚下是文昌阁小学，他念过书的母校，几里远孩子们唱的晨歌能传到跟前。
“三月间杏花开了，下点毛毛雨，白天晚上，远近都是杜鹃叫，哪儿都不想去了……我总想邀一些好朋友远远的来看杏花，听杜鹃叫。有点小题大做……”我说。
“懂得的就值得!”他闭着眼睛、躺在竹椅上说。[59]
在古街小巷走走，三转两转到了中营街一座房子，房屋已经破旧，里面住着五户人家。沈从文扶着中堂的破门壁，说：这里是我家，我就出生在这里……房屋早已卖给了别人。
他重回文昌阁小学，在教室里孩子们中间坐了一会儿，又特意走到校园背后“兰泉”井边，喝了几口井水。他执意去赶了一次苗乡著名乡场阿拉营—“还如我五十年前文章中形容的差不多，我们在人丛中挤了好一阵”。(26；404)赶场时候碰到一位同乡办喜事，“照老办法，买了只鹅和几包嘉湖细点送礼。我告他，我是本地人，他总不相信，却充满信心说：‘你不是我们城里人。’简直像是非要取消我资格不可，十分有趣”。(26；420—421)还游览了黄丝桥古城—“垂拱三年所筑小小石头城，名‘凤凰营’，比凤凰早一千年还多!是苗乡重点地方，二百年前四围有大几百碉堡保护，还有个土长城，延长到二百里，今只剩一座孤城。在城上绕了一圈，照相不少……”(26；437)
沈从文回乡的消息传开来，每天总有人来看他。有的抱了只锦鸡，有的带了四五十年前他写的信；有小城近邻，也有外州赶来的远客。三个中年人，从百里外的铜仁赶到凤凰，见了沈从文一齐下跪，连称“恩人”，说是“文革”中到北京上访，盘缠耗尽无法回家，幸亏他解囊相助。沈从文看着他们，已经无法回忆起这件事，张兆和倒是记得有过几次类似的事情，但眼前的人她也认不得了。
沈从文想听傩堂戏，听听顽童时代就深印在心里的声音，这个愿望也实现了。他写信告诉北京的家里人，说“还特别为黄先生来了两伙戏班子，唱的傩堂戏《搬先锋》特别动人好听，也录了音录了像。将来还可作《边城》电影的引曲，真是快乐中显得凄楚动人，和古人说的楚声必有密切关系”。(26；404)
“楚声”让他动情之至。有文字这样记叙：
《搬先锋》是其中一节。艺人们在锣鼓伴奏声中，唱着：“正月元宵烟花光，二月芙蓉花草香……”当唱到“八月十五桂花香”时，沈先生也手舞足蹈地跟着唱了起来。他一边流泪，一边轻轻唱着。
一直唱了三个小时。艺人们要走了，先生站起来送行，他那黄框镜片后的眼睛红红的，依然盈满泪水。
他说，“这些曲子，我年轻时都会唱，小时读书，常听人唱通晚，这也是我当时常逃学的理由。”[60]
还有黄永玉的文字，叙述的大概是另一次听戏：
一天下午，城里十几位熟人带着锣鼓上院子来唱“高腔”和“傩堂”。
头一句记得是“李三娘”，唢呐一响，从文表叔交着腿，双手置膝的静穆起来。
“……不信……芳……春……厌、老、人、……”
听到这里，他和另外几位朋友都哭了。眼镜里流满泪水，又滴在手背上。他仍然一动不动。[61]
五月二十六日，一行人离开凤凰，到了吉首；第二天沈从文访问吉首大学，应邀与师生谈话，黄永玉、萧离陪着他。然后到张家界游览，“三姊和永玉一家爬上了一千三百尺的黄石砦，所得印象不坏，我却只能在山下一新成立的招待所，面对双峰出神”。(26；437)
短短的回乡之行，给沈从文晚年以极大安慰。他深幸自己还能重温没怎么变样的一切；同时他也清楚，变化一直在发生，且会永远变化下去，有些东西会消失，但他过去的文字保存下了一些美好：“最可惜是一条沅水主流，已无过去险滩恶浪，由桃源上达辰溪，行船多如苏州运河，用小汽轮拖一列列货船行驶，过去早晚动人风物景色，已全失去。再过一二年后，在桃源上边几十里‘武强溪’大水坝一完成，即将有四县被水淹没。四个县城是美的，最美的沅陵，就只会保留在我的文字记载中，一切好看清流、竹园和长滩，以及水边千百种彩色华美，鸣声好听的水鸟，也将成为陈迹，不可回溯，说来也难令人相信了。”(26；437—438)
六月四日，沈从文、张兆和回到北京。
二、日本之行
回京后沈从文参加了文联四届二次会议，被补选为全国文联委员。
九月二十七日到十月十二日，沈从文随王震为团长的访日代表团，参加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周年庆祝活动。《沈从文全集》第二十六卷有一张沈从文在东京与日本学界座谈的照片，照片上他背后是块黑板，板书字迹清晰：“我自己意见最好还是研究年青一代的。中国俗话三十年为一代，我作品多经过了两代，所以应当忘记了。”
他有一封致张充和的信，记录了日本之行的一些事：“看过了东京应拜访的人后，我还去东京博物馆找同行，看了一个下午又一个上午，因为是同行有的是话可问可答，两次都是馆中关门以后才离开。……在东京另一次约卅人学校教师座谈并便餐也极有意思，原来全是研究卅年代中国文学及我个人作品的。在座约有卅人，有几位且是远从北海道大学来的。只是在日本式便餐后，到爬起时不免有些狼狈，得要人扶才站得稳……后三天是外出到静冈、神奈川，看橘园和农场，并参观大都寺名胜……我却一物不买，只在东京买了几本高价书和几本廉价帖，如贺知章《孝经》，怀素小字《千字文》，欧书《千字文》，还买了七卷高价纸，似只宜写经，写一寸以上字就不大受墨。在东京写了十面册页，还顺手，正因此，回到了北京后，又补写廿余条。……卖中国书刊的店铺居然还有我几种书出售。”(26；451—452)
十一月二十四日至十二月十一日，沈从文出席政协第五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政协会议。第六届他缺席当选为政协常务委员，此后即因病一直缺席政协活动。
十二月初，收到《沈从文文集》前五卷稿酬，九千多元，全家人商量了一下，补足一万元，捐赠给凤凰文昌阁小学。他给校长写了一封短信，希望“将此款全部用于扩建一所教室及一宿舍，略尽我一点心意。我离开家乡多年，实在毫无什么贡献，生平又并不积钱，寄来的钱数有限，事情极小不足道，希望不要在任何报刊上宣传，反而增加我的不安，和其他麻烦，十分感谢。如能够因此使得各位老师和小同学，稍稍减少一点上课时过度拥挤，及居住方面困难，我就觉得极高兴了”。(26；468)后来学校用这笔钱和县里的拨款建造了图书馆，请沈从文题写“从文藏书楼”匾额，他坚决不同意用自己的名字命名，只题了“藏书楼”三个字。
沈从文八十岁生日，一家人平平静静地聚在一起，吃了一顿便饭。
汪曾祺为老师的生日写了一首诗送他，开头两句是：
犹及回乡听楚声，
此身虽在总堪惊。
中间还有一联：
玩物从来非丧志，
著书老去为抒情。[62]
三、病
一九八三年三月初，沈从文有两次轻微中风，出现脑血栓前兆；四月二十日，病情加剧，发生脑溢血症状，住进首都医院。因脑血栓形成，左侧偏瘫，住院治疗了两个月。出院后在家继续服用中医处方药物，接受针灸等康复治疗，但没有多大效果。十一月，一个年轻的中医吴宗宁，从南京专程来为他治疗，短期针灸后，行动能力有明显改善，继而用药物进一步治疗。此后数年，吴宗宁多次来北京为他诊治。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因基底动脉供血不足，住入中日友好医院，治疗了三个月。
那个全力以赴于工作的时期再也回不来了，与疾病的抗争成了他的任务。
可是他总有放不下的事。一九八三年初，香港商务印书馆李祖泽、陈万雄，会同北京三联书店范用，商定了在香港和内地分别出版《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增订本事宜。沈从文病倒后，王承担起领导古代服饰研究室完成增订的一系列工作，他执笔补写了史前部分，战国时期也补入了江陵马山楚墓新发现的材料。八月二十七日，无法写字的沈从文由张兆和代笔，写信向时任北京市委常委兼科教部长的刘祖春求助：增订本工作基本就绪，“只缺少四种重要材料。这四种文物图画现藏历史博物馆”，希望能得到许可，“我们自己派人来馆照几个相”。(26；510)刘祖春后来在长篇回忆文章里说，“他与我并非浅交。……他一生只向我提出过一个要求。……我一生为他服务的就是这一件事。”刘祖春到文化部部长朱穆之家里，请他批了几句话，才由王到博物馆拍了几张照片。[63]增订全部完成后，十月二十四日，沈从文向王口授了增订本《再版后记》。—然而，因为形势的变化，这本书并没有按原定计划出版，沈从文生前没有能看到增订本。
一九八四年春天，李辉在《北京晚报》的专栏“作家近况”里，写了一篇几百字的短文介绍沈从文，其中提到他半身不遂已近一年的病情。这篇不起眼的小文引起素不相识的医生黄世昌的关注，他主动提出为沈从文做诊疗。从他五月中旬给李辉的信里，可以看到沈从文身体的恢复状况：“见过沈老后，我才放下一颗心，并不是我想象中那么差。沈老仍是鹤发童颜，乐观健谈。……我带了一套医疗检查器具，在沈老家做了神经系统的常规检查，仅见到较轻的左侧半身的运动功能障碍，没有发现明显的偏身感觉障碍和偏盲，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左侧软腭力弱，稍微影响吞咽功能，左手无名指和小拇指功能差，左下肢力弱影响站立和行走。总的来看，是右侧大脑半球(皮层到放射冠中间)某一些动脉血管中的血栓形成，阻碍了血液的流动，从而引起神经功能降低，而(和)左侧肢体运动功能障碍。应该庆幸的是，此病变没有波及思维、语言、感觉系统，目前运动功能恢复也较理想。我当医生多年，个人认为沈老的恢复还算不错的，有很多人年纪比沈老轻得多而恢复得很差。”[64]
一九八四年法兰克福Suhrkamp出版社出版了《边城》德文译本，译者吴素乐(Ursula Richter)此前几次拜访沈从文，见证了沈从文身体的恢复。一九八三年九月，吴素乐第一次去沈家，沈从文半躺在床上，“把温热的微微颤抖的手递入我掌中。他试图开口说话，但声音极其微弱。我立即决定终止我的访问。”转年一月份她第三次去沈家，“沈从文坐在椅子上欢迎我，像见到老朋友一样。……他原以为他的作品从未有过德译本，但我告诉他西德一本杂志上曾载过他的几篇短篇小说，在《廿世纪中国文学选集》中有他写的自传译文。”夏天，“我去访问时，发现他正坐在椅子上喘气、出汗、脸红红的。我十分惊讶，问发生了什么事。沈眯着眼睛，狡黠地用手指着他的妻子。她解释说：‘他需要运动……我就让他在室内运动。在他口袋里放一把豆子，从门口到窗户，每来回一次就放一粒在小木柜上，放完为止。’然后她在我耳边轻声说：‘每天我都多放一点豆子在他口袋中。’这时沈从文孩子般地笑起来，似乎在说：‘我早就知道你的花招了。”[65]
四、想象中的电影
一九八四年十月，凌子风执导的电影《边城》摄制完成，内部试映前吴素乐得到邀请，她叫了辆出租车接张兆和同去。当张兆和出乎意料地出现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放映厅时，大家站起来向她热烈鼓掌。影片开始的镜头，是沈从文在书桌前，这是一九八三年八月在沈从文家里拍摄的。后来凌子风获第五届金鸡奖最佳导演奖，影片在第九届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获评委会荣誉奖。
很难说沈从文会完全满意这部影片，他直到去世也没有看过，张兆和说：“剧本结尾他不同意，说不是他的。”[66]但从小说改编成电影，这件事总算有人做成了，而且大致尊重原作，他会得到不少安慰。对自己的作品改成电影，他有自己的想象，在这几年里，他认认真真思考过，如果拍电影，应该是什么样的。
有一种说法，著名导演桑弧在一九四七年就将《边城》改编成了电影剧本。一九五〇年四月二十五日出版的《文艺报》第二卷第三期第二十七页“文艺动态”中，有一条这样的消息：“文学名著《边城》、《水浒传》、《腐蚀》将先后由上海文华影片公司制成电影。《边城》系沈从文原著，三年前由桑弧改编成电影剧本，最近又经师陀重新编写，近期即开拍。”何以会出现这么一条“动态”，难以解释；至于“开拍”，那自然更是不可能有下文的事。
一九五二年香港励力出版社出版了根据《边城》改编的电影剧本《翠翠》，编者姓名不详，这个剧本和桑弧、师陀的本子是否有关也不得而知。这一年香港长城电影公司拍摄了严峻执导的黑白片《翠翠》，次年公映，颇受欢迎。
沈从文一九八〇年八月谈到过这部香港早期电影，不以为然。他说：“若依旧照五三年香港方面摄制的办法，尽管女主角是当时第一等名角，处理方法不对头，所以由我从照片看来，只觉得十分好笑。从扮相看，年大了些。主要错误是看不懂作品，把人物景色全安排错了。”(26；136)
一九八〇年初，上海电影制片厂徐昌霖通过徐盈转致沈从文信，希望拍摄《边城》，因此而触发了沈从文对电影的考虑。在此后的多次沟通中，双方很难达成一致。沈从文想象中的电影，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不应该是什么样子，有很多零星表述，其中在九月致徐盈信中，说得集中而具体：
朋友汪曾祺曾说过，求《边城》电影上得到成功，纯粹用现实主义方法恐不易见功，或许应照伊文思拍《雾》的手法，镜头必须采用一种新格调，不必侧重在故事的现实性。应分当作抒情诗的安排，把一条沅水几十个大大小小码头的情景作背景，在不同气候下热闹和寂寞交替加以反映。一切作为女主角半现实半空想的印象式的重现。因为本人年龄是在半成熟的心境情绪中，对当前和未来的憧憬中进展的。而且作品的时间性极重要，是在辛亥后袁世凯称帝前，大小军阀还未形成，地方比较安定的总环境下进行的。所以不会有什么(绝不宜加入什么)军民矛盾打闹噱头发生。即涉及所谓土娼和商人关系，也是比较古典的。商人也即平民，长年在驿路上奔走，只是手边多有几个活用钱，此外和船夫通相差不多。决不会是什么吃得胖胖的都市大老板形象。掌码头的船总，在当地得人信仰敬重，身份职务一切居于调解地位，绝不是什么把头或特权阶级，这一点也值得注意。
至于主题歌，我怕写不出，也不好写，甚至于不必写。依我主观设想，全部故事进展中，人实生活在极其静止寂寞情境中，但表现情感的动，似乎得用四种乐律加以反映：一为各种山鸟歌呼声；二为沅水流域放下水船时，弄船人摇橹，时而悠扬时而迫紧的号子声；三为酉水流域上行船，一组组纤夫拉船屈身前奔，气喘吁吁的短促号子声；四为上急流时，照例有二船夫，屈身在船板上用肩头顶着六尺长短篙，在船板上一步一步打“滴篙”爬行，使船慢慢上行的辛苦酸凄的喊号子声。内中不断有时隐时显，时轻时重的沅水流域麻阳佬放下水船摇橹号子快乐急促声音，和酉水流域上行船特别辛苦，船夫之一在舱板上打“滴篙”，充满辛苦的缓慢沉重号子声相间运用，形成的效果，比任何具体歌词还好听得多。此外则在平潭静寂的环境下，两山夹岸，三种不同劳动号子，相互交叠形成的音乐效果，如运用得法，将比任何高级音乐还更动人。(26；149—150)
一九八一年第三期《芙蓉》杂志发表了上影厂改编的剧本《翠翠》，沈从文十分不满，十月中旬致徐盈信中说：“若电影剧本必须加些原作根本没有的矛盾才能通过，我私意认为不如放弃好。……一加上原书并没有的什么‘阶级矛盾’和‘斗争’，肯定是不会得到成功的。……我的作品照例是目前人习惯说的极端缺少思想性的，……在生前看不到的重现于电影上，也认为十分平常自然，并不是什么值得惋惜的事。”(26；288)
一九八二年夏秋，上影厂两次寄来改编费，被沈从文两次退回，断然拒绝拍摄。十一月初，致徐盈：“上影厂文学部陈某，来一信，态度十分恶劣，且带讹诈性质。或许即《边城》改编人之一，并以‘业在文化部备案’为辞，似乎如此一来，我即可以不过问。正因此，我必须过问。”他不能够容忍自己的作品被胡乱庸俗化，“这样作为电影，若送到我家乡电影院放映，说不定当场就会为同乡青年起哄，把片子焚毁”。(26；456—457)
一九八三年，北影厂改编《边城》。二月，沈从文读了姚云和李隽培的剧本，写了很多具体修改意见。其后，又和导演凌子风及姚云一起讨论剧本。八月，电影开拍。
一九八四年七月十七日，荷兰纪录片大师尤里斯·伊文思(Joris Ivens)第二次来沈从文家访问，谈纪录片《风》事。此时伊文思已经看过《边城》的样片，印象不错，他告诉沈从文，翠翠和老船夫都好，外景也好，但感觉电影总是不如原作。
一九八二年，有人提出把《萧萧》、《贵生》、《丈夫》改编成一部电影，沈从文认为，还是改编成不相关连的电影短片为好，“意大利人曾如此拍过短片，得到较好效果，具世界性。”他特别强调，“不宜受现在理论影响”，“且配音必须充满地方性，力避文工团腔调，可能要第一流导演且随时和我商量，才可望得到成功。你们见我作品太少，不妨看到十本作品以后再研究，如何”。(26；368)
一九八五年初，同在中日友好医院住院的钟惦斐转告沈从文，作家张弦打算把《萧萧》改编成电影剧本。三月份，张弦即送来剧本初稿，后又来寓所听取沈从文的意见。一九八六年五月，以《萧萧》故事为主体、用了《巧秀与冬生》部分情节的《湘女萧萧》由北京青年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一九八八年，这部影片在法国蒙彼利埃中国电影节获金熊猫奖，在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获唐·吉诃德奖。
—沈从文想象中的电影，或许只能在沈从文的想象中存在。
五、小房间里的来客
沈从文无法再出门了，身体也不允许他像以前那样接待大量的访客。家里人在门上贴了张不便见客的纸条，多少起到一些作用。尽管如此，家里仍然是个人来人往的地方，与上门的人交流，成了沈从文生命最后几年“社会活动”的主要方式。
一九八三年小中风后，三月十八日，曹禺来看他，送给他一九三四年上海第一出版社初版的《从文自传》，是曹禺托中国书店买到的。四月偏瘫住院治疗两个月回家不久，夏志清前来拜访。一九八四年，他在家里接待过古华、德国学者马汉茂夫妇、湘西土家族和苗族民间工艺美术老艺人、聂华苓、数学家丘成桐，等等。
凌宇为写《沈从文传》，一九八四年六月接连有十余日和沈从文长谈。每天谈话中有一两次短暂休息，休息时其实也还谈话，不过逸出了正题，随意放松，即兴问答：
“您和鲁迅先生有没有见过面？……”
“不好再见面。丁玲写信给他，却以为是我的化名。何况不是我写的，即便真是我的化名，也不过是请他代为找份工作，哪值得到处写信骂人。”
“您和老舍熟不熟？”
“老舍见人就熟。这样，反倒不熟了。”
“在三十年代新出左翼作家中，我觉得张天翼的小说很不错。”
“张天翼是个自由主义者。”
“四十年代孙犁的小说也很有特色。”
“孙犁也有点自由主义。”
……
又见李泽厚的《美的历程》：
“李泽厚这本书在青年学生中影响极大。您看过没有？”
“看过。涉及文物方面，他看到的东西太少。”沈先生轻轻舒一口气，“如果他有兴趣，我倒可以带他去看许多实物。”
……
我们不独谈别人，也谈有关他自己的创作。
……
……“我很会结尾!”
他笑起来，颇有几分自得，自得里透着孩子似的天真。
……
“我写《湘西·凤凰》，用心理变态解释‘巫婆’、‘放蛊’和‘落洞少女’，周作人看了非常赞赏。这不奇怪，我的朋友中就有专门研究心理学的。对变态心理学，我很有研究……”
突然又轻轻叹口气：“也有弄错的时候。访问美国的时候，我的老朋友钟开莱先生对我说：‘你在《从文自传》中写杀人，让犯人筊掷决定生死，说犯人活下来的机会占三分之二，那不对，应该是四分之三。新出的选集中，我改过来了。”
……
“……沙汀喜欢《顾问官》，聂绀弩喜欢《丈夫》，曹禺说‘《丈夫》是了不起的作品’，李准喜欢《萧萧》，还有人喜欢那些据佛经故事改成的小说，更多一点的喜欢《边城》。……”
……
“您在《水云》中多次提及‘偶然’引起你情感发炎，而且明确说这‘偶然’的名字叫‘女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个‘偶然’又是谁？”
张兆和先生笑了：“老先生自己说。”
……沈先生不作声，脸上微现红晕，似乎有点不好意思。
……
“也许我是个湘西人，您作品中那份乡土悲悯感给我的震撼实在太大。在这人生悲悯里，深藏着您对南方少数民族命运的忧虑。不知我的感觉对不对？”
“苗人所受的苦实在太深了。……”[67]
七月三十一日，黄永玉夫妇陪日本政府部门派的专家村山英树来访，咨询一万元日钞上所印古代皇太子画像真伪问题—这可真是有趣，不过在日本专家看来却是严肃之至—因为从服饰制度上产生怀疑，如果不是皇太子画像，那种钞票就得停止使用；第二天村山等三位日本专家又来，听取沈从文的分析；过了半个月，村山英树和东京电视台工作人员五六个人同来，仍请他分析一万元日钞上人物服饰制度问题，并拍摄电视纪录片。
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八日，巴金在出席政协会议前，由女儿李小林陪着来看望他，“房间还是很小，四壁图书，两三幅大幅近照，我们坐在当中，两把椅子靠得很近，使我想起一九六五年那个晚上，可是压在我们背上的包袱已经给摔掉了，代替它的是老和病。他行动不便，我比他好不了多少。我们不容易交谈，只好请兆和作翻译，谈了些彼此的近况。”“我大约坐了不到一个小时吧，告别时我高高兴兴，没有想到这是我们最后的一面，我以后就不曾再去北京。当时我感到内疚，暗暗责备自己为什么不早来看望他。”[68]
六月六日，美国耶鲁大学的华裔诗人郑愁予和特尔尼蒂大学李文玺夫妇，约请卞之琳同来寓所拜会。
六月三十日，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记者来采访，听沈从文介绍江陵马山楚墓等重要考古发现，并展示古代服饰研究室按照实验考古学方法，新研究复制的精美织绣品。
八月七日，德国汉学家赫尔穆特·福斯特·拉兹和夫人玛丽·路易斯·拉兹来访，送给沈从文一本他们夫妇合译的《边城》，科隆Cathay出版社出版。这一年吴素乐翻译的又一本书《沈从文小说集》，在法兰克福Insel出版社出版。
六、老泪
一九八五年五月十八日，老报人萧离致信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反映沈从文生活及工作条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有关部门向社科院党组电话传达胡耀邦指示：迅即详情汇报沈从文情况。田纪云将萧离来信的原件批转社科院党组，要求提出改善的意见。六月二十九日，中央组织部行文，决定按部长级待遇解决沈从文工资、住房及其他方面的问题。
一九八六年春，在崇文门东大街22号楼给沈从文分配了一套新居，初夏搬入。
沈从文终于有了宽敞、安静的大房间，在他八十四岁的时候；可是他已经没有能力如以前无数次想象过的那样，“把资料摊开”来研究和写作了。他的思维还异常敏捷，可是生活已经离不开张兆和的照料；要写短文、短信，也只能口述，由张兆和笔录。
香港商务印书馆为纪念沈从文从事文学写作和文物研究六十年，出版了新编物质文化史论文集《龙凤艺术》。荒芜编选了一本《我所认识的沈从文》，收有朱光潜、张充和、傅汉思、黄永玉、汪曾祺等人的文章。此前，凌宇著《从边城走向世界—对作为文学家的沈从文的研究》一九八五年底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此后，一九八七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金介甫的《沈从文传》(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
似乎方方面面，明显在朝着好的方向进展，给这个老病的生命带来安慰；只是，这个生命本身，却有自己的走向。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日，沈从文因肺炎住院治疗；转年四月二十二日，再次因肺炎住院，一个月后出院。显然，他的身体是越来越衰弱了。
在心理上，似乎也逐渐显出变化，一个表现是，他越来越容易流泪了。沈从文本来就是感情纤细敏锐的人，流泪是感情表达的一种自然方式；同时他也是个隐忍的人，他会用其他的方式来压抑、分散或者表达感情。但是随着年岁增大，流泪渐渐变得多了起来—从另一方面看，流泪所表达的东西也多了起来。
“文革”中期，孙女沈红在学校因成绩好守纪律而受厌学顽童欺负，沈从文闻之落泪；一九七七年，穆旦五十九岁不幸去世，“得消息时，不禁老泪纵横!”(26；85)穆旦在西南联大读书和短期任教，与沈从文多有交往，沈从文曾在文章中称许这位杰出的青年诗人，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他主编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发表了穆旦十七首诗。一九七三年穆旦托人捎给沈从文一本《从文小说习作选》，让沈从文大为感念—这两个例子都好理解，在常理之中。
而自从一九八三年病倒之后，沈从文行动不能自如，说话也越来越少，越来越简单，流泪就成了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为自己伤感，对他人同情，被艺术感动，还有更为复杂交织在一起的感情，都有可能令他不能自已。外人看来突然的反应，在他自己却是自然；家里人也在逐渐变化的过程中理解。
一九八二年回乡听傩堂戏而流泪，生病后在家里，偶然听到“傩堂”两个字，本来很平静的他，顺着眼角无声地落泪。“一次母亲见他独坐在藤椅上垂泪，忙问怎么回事，他指指收音机—正播放一首二胡曲，哀婉缠绵—奏完，他才说：‘怎么会……拉得那么好……’泪水又涌出，他讲不下去了。”[69]
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九日，夏鼐突发脑溢血去世，沈从文大哭一场。老友的死更让他痛感生命紧迫，他急电正在广州南越王墓工作的王速返北京，每天对他谈《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增补具体事项。
也是在一九八五年，一个杂志社几个人来采访，问起“文革”的事，沈从文说，“在‘文革’里我最大的功劳是扫厕所，特别是女厕所，我打扫得可干净了。”来访者中有一个女孩子，走过去拥着老人的肩膀说了句：“沈老，您真是受苦受委屈了!”没想到的是，沈从文抱着这位女记者的胳膊，嚎啕大哭。什么话都不说，就是不停地哭，鼻涕眼泪满脸地大哭。张兆和就像哄小孩子一样，又是摩挲又是安慰，才让他安静下来。[70]
一九八七年，黄永玉得到一大张碑文拓片，碑是熊希龄一个部属所立，落款处刻着：“谭阳邓其鉴撰文，渭阳沈从文书丹，渭阳沈岳焕篆额。”渭阳即凤凰，沈岳焕是沈从文的原名。立碑时间是一九二一年。这块碑现藏芷江县文物馆。黄苗子看了沈从文的字体，说：“这真不可思议；要说天才，这就是天才；这才叫做书法!”
我带给表叔看，他注视了好一会儿，静静地哭了。
我妻子说：“表叔，不要哭。你十九岁就写得那么好，多了不得!是不是，你好神气!永玉六十多岁也写不出!……[71]
一九八七年七月八日到十一日，两位瑞典客人，作家汉森(Stig Hansén)和汉学家倪尔思(Nils Olof Ericsson)对沈从文进行了连续四天的访谈。汉森带给他一份复印件，是一九四九年瑞典杂志上的《萧萧》，这是最早译成瑞典文的沈从文作品；还给他看最新的瑞典杂志，上面有马悦然翻译、斯德哥尔摩Norstedt出版社出版的《边城》广告。他们的谈话围绕沈从文的生平和文学展开，其间，汉森说：“我昨天看了英文的《贵生》，这是写的……”沈从文接话道：“对被压迫的人的同情。”—就在这时，他的眼泪落了下来。(27；346—347)
七、最后的文字，最后的话
一九八七年八月二十四日，沈虎雏把誊抄好的《抽象的抒情》拿给沈从文看。他看完后说：“这才写得好呐。”—可是，他已经不记得这是他自己写的文章。
一九八八年四月六日，倪尔思再次来访，转告马悦然的问候，告诉他马悦然又翻译出版了一厚本他的选集，书名叫《静与动》， Norstedt出版社出版；倪尔思自己翻译的他的小说散文也已经结集，取名《孤独与水》，即将在秋天由Askelin & Hagglund出版社出版。
四月八日，已经好几年无法写字的他，勉强握笔，费力地给凌宇写了一封短信。他从熟人那里听说，凌宇正参与筹备一个国际性的沈从文研究学术研讨会，不禁十分焦急，写信极力阻止。信文如下：
《秋水篇》[72]：“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孔子云：“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这两句话，非常有道理，我能活到如今，很得力这几个字。但愿你也能记住这几个字，一生不至于受小小挫折，即失望。你目下的打算，万万走不通，希望即此放下痴心妄想。你只知道自己，全不明白外面事情之复杂。你全不明白我一生，都不想出名，我才能在风雨飘摇中，活到如今，不至于倒下。这十年中多少人都忽然成为古人，你亲见到的。应知有所警戒。你不要因为写了几个小册子，成为名人，就忘了社会。社会既不让我露面，是应当的，总有道理的。不然我那能活到如今？你万不要以为我受委屈。其实所得已多。我不欢喜露面，请放弃你的打算，自己做你研究，不要糟蹋宝贵生命。我目下什么都好，请勿念。并问家中人安好。(26；547)
四月十二日，又追加一信，措辞严厉决绝：
我昨天给你一信，想收到。因为见你给萧离信，说什么“正是时候”。因为你写传记，许多报纸已转载，就打量来一回国际性宣传，我觉得这很不好，成功也无多意义，我素来即不欢喜拜生祝寿这一套俗不可耐的行为。很希望放下你的打算，莫好事成为一生笑谈。再说我们虽比较熟，其实还只是表面上的事，你那传记其实只是星星点点的临时凑和。由外人看来，很能传神，实在说来，还不能够从深处抓住我的弱点，还是从表面上贯穿点滴材料，和我本人还有一点距离。你希望做我的专家，还要几年相熟，说的话一定不同。目前的希望，你有这个才气，居然能贯穿材料已很难得。你和我再熟一点，就明白我最不需要出名，也最怕出名。写几本书算什么了不起，何况总的说来，因各种理由，我还不算毕业，那值得夸张。我目前已做到少为人知而达到忘我境界。以我情形，所得已多。并不想和人争得失。能不至于出事故，就很不错了。你必须放下那些不切事实的打算，免增加我的担负，是所至嘱。(26；550—551)
四月十六日，复信向成国，谈的还是研讨会的事，态度一贯：
……弟今年已八十六，所得已多。宜秉古人见道之言，凡事以简单知足，免为他人笑料。不求有功，先求无过。过日子以简单为主，不希望非分所当，勉强它人为之代筹。举凡近于招摇之事，证“知足不辱”之戒，少参加或不参加为是。(26；553)
这三封信是沈从文写下的最后的文字，《沈从文全集》第二十六卷附有手迹，一笔一画，俱见艰难。
五月十日下午，沈从文会见黄庐隐女儿时心脏病发作。事先没有征兆。五点多钟，他感觉气闷和心绞痛，张兆和扶着他躺下。他脸色发白，不让老伴走开。王、王亚蓉急急忙忙赶来，他对他们说：“心脏痛，我好冷!”六点左右，他对张兆和说：“我不行了。”
在神智模糊之前，沈从文握着张兆和的手，说：“三姐，我对不起你。”—这是他最后的话。[73]
晚八时三十分，他静静地走了。
八、告别
沈从文去世了，国内的新闻却奇异地没有声音。五月十三日，中新社电讯简单到不能再简单地发了条消息，十四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用了这个消息；十四日《文艺报》出现了五十个字的报道。十六日，上海《新民晚报》编发了一篇报道—根据的是香港消息；十七日，《新民晚报》刊出林放—著名报人赵超构—的文章《迟发的讣文》，表达对新闻“秘不发丧”的强烈质疑。巴金在家里一连几天翻看上海和北京的报纸，找不到老友的名字。直到十八日，新华社才发了简单的报道。“人们究竟在等待什么？我始终想不明白。难道是首长没有表态，记者不知道报道该用什么规格？”[74]
瑞典的马悦然接到台湾记者的电话，问他能否确证沈从文逝世的消息。他立即向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核实，令他震惊的是，大使馆的文化参赞竟然从未听说过沈从文这个人。台湾《中国时报》在沈从文去世后三天即刊出马悦然的文章，他说：“作为一个外国的观察者，发现中国人自己不知道自己伟大的作品，我觉得哀伤。”[75]马悦然的哀伤里，带着郁愤的不平。
—可是，沈从文真的不需要别人为他不平，更不需要“规格”，不需要权力来给他排定“地位”，不需要新闻的热闹。十八日上午，在八宝山举行了一个告别仪式，只通知了少数至亲好友，也有景仰他的人是自己来的。没有花圈、挽幛、黑纱，没有悼词，不放哀乐，放沈从文生前喜欢的古典音乐，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沈从文面色如生，安详地躺着，周围是几十个花篮。每个告别的人拿一枝半开的月季，行礼后放在遗体边。
我走近他身边，看着他，久久不能离开。这样一个人，就这样地去了。我看他一眼，又看一眼，我哭了。[76]
三十多年来，我时时刻刻想到从文表叔会死。清苦的饮食，沉重的工作，精神的磨难，脑子、心脏和血管的毛病……
看到他蹒跚的背影，我不免祈祷上苍—“让他活得长些罢!”
他毕竟“撑”过来了。足足八十六岁。[77]
我还记得兆和说过：“火化前他像熟睡一般，非常平静，看样子他明白自己一生在大风大浪中已尽了自己应尽的责任，清清白白，无愧于心。”他的确是这样。
我多么羡慕他!可是我却不能走得像他那样平静、那样从容，因为我并未尽了自己的责任，还欠下一身债，我不可能不惊动任何人静悄悄离开人世。[78]
九、逐渐完整起来的沈从文世界
倪尔思在悼念沈从文的文章里写道：“一九八八年秋瑞典出版的两本选集都引起了人们对沈从文作品的很大兴趣，很多瑞典人认为，如果他在世，肯定是一九八八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最有力的候选人。”[79]不少人喜欢这样的说法，以此来加重对沈从文的崇仰和表达遗憾。十二年后，马悦然发表《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个人证实了这个说法：“作为瑞典学院的院士，我必定对时间尚未超过五十年之久的有关事项守口如瓶。但是我对沈从文的钦佩和对他的回忆的深切尊敬促使我打破了严守秘密的规矩。沈从文曾被多个地区的专家学者提名为这个奖的候选人。他的名字被选入了一九八七年的候选人终审名单，一九八八年他再度进入当年的终审名单。学院中有强大力量支持他的候选人资格。我个人确信，一九八八年如果他不离世，他将在十月获得这项奖。”[80]
这固然是个很大的遗憾，不过实在说来，获奖与否并没有多么重要。重要的是，对沈从文的认识，能走到多远多深。一九八八年，远未到盖棺定论的时候。“重新发现”沈从文的工作仍将继续，但是研究者将面临的不仅仅是这方面的考验—沈从文的“遗产”，还远远不止于人们已经见到的：倘若有一份“清单”，这份“清单”还将不断添加，丰富程度大大超出通常的想象。所以，不仅有对已经列在“清单”上内容的“再次发现”的问题，还有对不断添加到“清单”上的新内容的“第一次发现”。
一九九二年，岳麓书社出版《沈从文别集》，共二十册，小开本，朴素雅致，沈从文生前就希望出版这么一套“小书”。这套书—《别集》这个名字是汪曾祺想的，每册的书名是张充和题写的—受到欢迎，不仅是因为装帧形式，还因为它有新的内容，张兆和在《别集》总序里交代得很清楚：“我们在每本小册子前面，增加一些过去旧作以外的文字。有杂感，有日记，有检查，有未完成的作品，主要是书信—都是近年搜集整理出来的，大部分未发表过。”[81]这些增加的东西，让敏锐的人“管窥”到一个更大的沈从文世界—确实只能是“管窥”，因为这还只是零星的披露。
一九九六年，《从文家书—从文兆和书信选》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读者“管窥”到的东西更多了一些。在后记里，张兆和写下了这样的话：“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82]
二〇〇二年，《沈从文全集》出版，沈从文的世界这才得以完整地呈现出来。《全集》共一千多万字，其中生前未发表的作品及书信等约四百四十万字。很难设想，没有这四百四十万字，可以很好地理解沈从文，尤其他的后半生。
说起来，真得庆幸沈从文家人的有心、耐烦和细致，“乱纸堆”没有化为乌有，而整理成了重要文献。沈虎雏简略叙述过缘起和经过：“我一九八〇年回到北京时，破旧行李中有个小纸箱，保存着父母文革前后给我的信，其中偏偏父亲规劝我怎么面对冲击挫折，最重要的几封，由于担心遭查抄肆意曲解上纲，被我毁掉了。打开小纸箱时，心中的懊恼使我倍加珍惜这种不可再生的材料，那是在一间空屋子，几个月前父亲从这里搬入新居，地上犹积存着厚厚的垃圾，清理它们的时候，我顺手把一切有父亲文字的纸张收拢，不意竟有一整箱，从此开始了保护、收集、拼接、识别、整理的漫长岁月。”[83]
《沈从文全集》第二十八卷至三十二卷为物质文化史卷，内容异常驳杂，按照目录归类，有以下方面的内容：中国玉工艺研究、中国陶瓷史(残章)、中国陶瓷研究、漆器及螺钿工艺研究、狮子艺术、陈列设计与展出、唐宋铜镜、镜子史话、扇子应用进展、文物研究资料草目、中国丝绸图案、织绣染缬与服饰、《红楼梦》衣物及当时种种、说“熊经”、文物识小录、龙凤艺术新编、马的艺术和装备、文史研究必需结合文物、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沈从文的“杂货铺”，让人叹为观止，也足以让任何整理者都望而生畏。恰当编集，更非专门研究者难以胜任。王负责起了这份繁重的工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增订本一九九二年由香港商务馆出版，王完成了沈从文生前的重托，本可以腾出手来做自己的研究，却以抱病之身，又埋头于沈从文大堆散乱的文稿之中。沈从文后半生研究事业的文集编成，王却在一九九七年去世，只有六十七岁，未及看到《沈从文全集》的出版。
《沈从文全集》的编辑工作从一九九二年启动，十年后全集面世。这个编委会的劳动和奉献值得铭记。他们是，顾问：汪曾祺、王；主编：张兆和；编辑委员：凌宇、刘一友、沈虎雏、王继志、王亚蓉、向成国、谢中一、张兆和。
十、张兆和
沈从文生命的最后五年，张兆和时时刻刻不离身边。不仅是病中离不开她的照料和护理，心理上，沈从文也格外需要她的陪伴。一时看不见她，他就要呼唤；看见了，就心安了。
沈从文走了，她有了空闲。空下来，整理沈从文的遗稿；还有，就是重新建起一个小花园。小羊宜宾胡同的花园在狭窄的阳台上“复兴”了。她精心侍弄花花草草，给它们起名字，用的是沈从文书里那些可爱的女孩子的名字。她最心疼一盆虎耳草，来自湘西，种在一个椭圆形的小小钧窑盆里；这是沈从文喜欢的草，也是《边城》里翠翠梦里采摘的草。
一九九二年五月，张兆和率领全家，送沈从文回归凤凰。墓地在听涛山下，面对沱江流水。十日，沈从文的骨灰一半洒入绕城而过的沱江清流，另一半，直接埋入墓地泥土。孙女沈红写道：“伴爷爷骨灰一同贴山近水的，是奶奶积攒了四年的花瓣。奶奶站在虹桥上，目送爸爸和我乘舟顺沱江而下，小船身后漂起一道美丽花带，从水门口漂到南华山脚下。”[84]
墓地简朴、宁静，墓碑是一块大石头，天然五彩石，正面是沈从文的手迹，分行镌刻《抽象的抒情》题记的话：
照我思索
能理解“我”
照我思索
可认识“人”
背面是张充和撰书：
不折不从 亦慈亦让
星斗其文 赤子其人
这一年张兆和八十二岁，她担负起主持《沈从文全集》的编辑工作。这是她晚年的头等大事。二〇〇二年十二月，沈从文百年诞辰之际，三十二卷全集出版。她完成了大的心愿，也安安静静地离开了人世，时间是二〇〇三年二月十六日。享年九十三岁。
二〇〇七年五月二十日，张兆和的骨灰入葬，埋在了埋沈从文地方的泥土里。
二〇一三年七月十日初稿
八月三日二稿
复旦大学光华楼
注释
[1]范曾：《我的自述》，《范曾自述》，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24页。
[2]范曾：《忧思难忘说沈老》，《范曾自述》， 260页。
[3]李之檀：《沈从文先生在历史博物馆》，《永远的从文—沈从文百年诞辰国际学术论坛文集》，665页。
[4]沈龙朱口述，见刘红庆：《沈从文家事》， 166页。
[5]李之檀：《沈从文先生在历史博物馆》，《永远的从文—沈从文百年诞辰国际学术论坛文集》，668页。
[6]沈从文：《自己来支配自己的命运—在〈湘江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沈从文晚年口述》，王亚蓉编，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49—50页。
[7]毛泽东：《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人民戏剧》1950年创刊号。
[8]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1226页。
[9]王年一：《“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述评》，《党史研究资料》1984年第10期。
[10]Roxane Witke， Comrade Chiang Ching ( Boston: Little, Brown & Company,1977 ), p.62,188.
[11]《狮子在中国艺术上的应用及其发展》编者注，《沈从文全集》第28卷，231页。
[12]沈虎雏：《沈从文年表简编》，《沈从文全集》附卷， 63页。
[13]梁实秋：《忆沈从文》，《梁实秋文集》，杨讯文主编，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年，第3卷，418—419页。
[14]李之檀：《沈从文先生在历史博物馆》，《永远的从文—沈从文百年诞辰国际学术论坛文集》，668页。
[15]陈徒手：《午门城下的沈从文》，《人有病 天知否》，36页。
[16]董之林：《我心目中的父亲与沈叔叔》，《钟山》2003年第5期。
[17]张允和：《从第一封信到第一封信》，《水—张家十姐弟的故事》，张允和、张兆和等著，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9年，170页。
[18]沈龙朱：《复沈从文》(1970026)，《沈从文全集》第22卷，345—346页。
[19]沈从文《来的是谁？》，首次披露于刘一友所写以黄永玉为“主角”的著作《文星街大哥》，桂林：漓江出版社，2007年，3—17页；引文见该书17页。
[20]黄永玉给刘一友的信，《文星街大哥》，1页。关于《来的是谁？》，黄永玉在1980年发表的《太阳下的风景》里提到有这么一篇“楔子”，但直到2007年，这篇作品才从尘封中公开面世。原因是，黄永玉从农场回京后，把这篇作品交给黄苗子看，“以后向他要还，总说：‘好像没有这回事……’”；“没料到过了三十多年，九十三岁高龄的黄苗子志在千里之余从书堆里找出了这封文章”。见同信，《文星街大哥》，2—3页。
[21]对这篇作品的尝试阐释，参见刘一友《孤寂中的思亲奏鸣》，《文星街大哥》， 18—37页。
[22]巴金：《怀念从文》，《沈从文印象》，孙冰编，18页。
[23]萧珊：《致沈从文》，《萧珊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201页。
[24]雷平：《钟开莱教授谈沈从文先生》，《我所认识的沈从文》，荒芜编，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259页。
[25]许芥昱：《与沈从文会见记》，《沈从文评说八十年》，王珞编，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4年，127页，128页。
[26]吴世昌：《复沈从文》(19731206)，《沈从文全集》第23卷，449页。
[27]巴金：《怀念从文》，《沈从文印象》，孙冰编，18页。
[28]王亚蓉：《先生带我走进充实难忘的人生》，《沈从文晚年口述》，王亚蓉编，195—196页。
[29]王亚蓉：《先生带我走进充实难忘的人生》，《沈从文晚年口述》，王亚蓉编，197页。
[30]陈徒手：《午城门下的沈从文》，《人有病 天知否》，34页。
[31]雷平：《钟开莱教授谈沈从文先生》，《我所认识的沈从文》，荒芜编，249—250页。
[32]程绍国：《林斤澜说沈从文》，《文苑》2008年第5期。
[33]陈娟娟口述，见陈徒手《午门城下的沈从文》，《人有病 天知否》，20页。
[34]陈乔口述，见陈徒手《午门城下的沈从文》，《人有病 天知否》，20页。
[35]王亚蓉：《先生带我走进充实难忘的人生》，《沈从文晚年口述》，王亚蓉编，213页。
[36]雷平：《钟开莱教授谈沈从文先生》，《我所认识的沈从文》，荒芜编，250页。
[37]王西彦：《宽厚的人，并非寂寞的作家》，《长河不尽流》，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室编，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107页。
[38]我曾经写过一篇短文《芝加哥大学图书馆所见沈从文签名本》，涉及香港翻印沈从文作品的情况。此文收入随笔集《有情》，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
[39]谷羽：《五十余年共风雨》，《我所知道的胡乔木》，《胡乔木传》编辑组编，436—437页。
[40]丁玲：《也频与革命》，《诗刊》1980年第3期。
[41]沈从文1933年6月4日致胡适信，见《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7册，耿云志主编，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123—126页。此信收入《沈从文全集》第18卷，180—182页。
[42]丁玲：《致赵家璧》，《丁玲全集》第12卷，丁玲著，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138页。
[43]关于沈从文与丁玲之间关系的完整详细的叙述，参见李辉：《沈从文与丁玲》，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晚年的“《记丁玲》事件”，还可参看相关的文章：周健强《记沈老给我信的前后》(《散文世界》1989年第8期)，周良沛《也谈所谓的丁、沈“文坛公案”》(《文艺报》1990年4月21日)，陈漱渝《干涸的清泉》(《人物》1990年第5期)，陈明《丁玲在推迟手术的一年里》(《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1期)等。
[44]聂华苓：《与自然融合的人回归自然了》，《长河不尽流》， 296页。
[45]金介甫：《访问沈从文之后的感想》，《我所认识的沈从文》，荒芜编，88页。
[46]张充和：《沈二哥在美国东部的琐琐》，《沈从文印象》，孙冰编，161页。
[47]傅汉思：《沈从文在美国的讲演和文化活动》，《长河不尽流》， 441—449页。
[48]王浩：《重逢沈从文先生》，《我所认识的沈从文》，荒芜编，208页，211页。
[49]张充和：《沈二哥在美国东部的琐琐》，《沈从文印象》，孙冰编，163页。
[50]张充和：《沈二哥在美国东部的琐琐》，《沈从文印象》，孙冰编，166页。
[51]金介甫：《沈从文在美国》，《长河不尽流》， 312—313页。
[52]雷平：《沈从文先生在美西》，《我所认识的沈从文》，荒芜编，253—258页。
[53]沈从文：《我是一个很迷信文物的人》，见《沈从文晚年口述》，王亚蓉编，3—43页。
[54]这两次讲话分别题为《自己来支配自己的命运》、《我有机会看到许多朋友没有机会看到的东西》，见《沈从文晚年口述》，王亚蓉编，44—81页，82—110页。
[55]安东尼·舒尔特致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26卷，275页。
[56]黄永玉：《这一些忧郁的碎屑》，《沈从文印象》，孙冰编，228页。
[57]王亚蓉：《论公平还是读者公平》，《沈从文晚年口述》，王亚蓉编，174页。
[58]王亚蓉：《先生带我走进充实难忘的人生》，《沈从文晚年口述》，王亚蓉编，217页。
[59]黄永玉：《这一些忧郁的琐屑》，《沈从文印象》，孙冰编，240页。
[60]颜家文：《死是一门艺术》，《长河不尽流》， 409页。
[61]黄永玉：《这一些忧郁的琐屑》，《沈从文印象》，孙冰编，240—241页。
[62]汪曾祺：《星斗其文，赤子其人》，《晚翠文谈新编》， 150页，155页。
[63]刘祖春：《忧伤的遐思》，《星斗其文，赤子其人》，田伏隆主编，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110—111页。
[64]李辉：《平和，或者不安分》，《人生扫描》，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1—2页。
[65]吴素乐：《我所认识的沈从文》，《星斗其文，赤子其人》，田伏隆主编，375—376页。
[66]李辉：《一些串起来的碎片》，《和老人聊天》，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42页。
[67]凌宇：《风雨十载忘年游》，《沈从文印象》，孙冰编，124—128页。
[68]巴金：《怀念从文》，《沈从文印象》，孙冰编，19页。
[69]沈虎雏：《杂忆沈从文对作品的谈论》，《读书》1998年第12期。
[70]依旭：《沈从文大哭》，《南方周末》， 2002年9月28日。
[71]黄永玉：《这一些忧郁的琐屑》，《沈从文印象》，孙冰编，228页。
[72]应是《庄子·大宗师》之误。
[73]向成国：《他静静地走了》，《星斗其文，赤子其人》，田伏隆主编，288页。
[74]巴金：《怀念从文》，《沈从文印象》，孙冰编，4页。
[75]马悦然：《中国人，你可认得沈从文？》，《中国时报·人间》， 1988年5月13日。
[76]汪曾祺：《星斗其文，赤子其人》，《晚翠文谈新编》， 157页。
[77]黄永玉：《这一些忧郁的琐屑》，《沈从文印象》，孙冰编，201页。
[78]巴金：《怀念从文》，《沈从文印象》，孙冰编，20页。
[79]倪尔思·奥洛夫·埃里克松：《一位真诚、正直、勇敢、热情的长者》，《长河不尽流》， 295页。
[80]马悦然：《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明报月刊》2000年第10期。
[81]张兆和：《〈沈从文别集〉总序》，《沈从文别集》，长沙：岳麓书社，1992年。
[82]张兆和：《从文家书后记》，《从文家书》，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319页。
[83]沈虎雏2005年11月22日给本书作者的信。
[84]沈红：《奶奶的花园》，《水—张家十姐弟的故事》， 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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