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 > 【下部】 一九六六～一九八八 第十六章 “一个健康的选择”之后
一、美国的讲演
一九八〇年初，傅汉思、张充和写信邀请沈从文和张兆和来美，沈从文回信说，他自己不敢设想，倒是想过，《服饰研究》出版后得的稿酬，如足够张兆和来回路费，则尽她来住一阵。(26；46)二月下旬，傅汉思约同耶鲁中国小说史教授高辛勇、中国历史教授余英时、美术馆东方艺术部主任倪密，联名正式邀请沈从文讲学，信函同时寄给中国社科院。沈从文三月底回信表示愿意前往，但社科院没有回音。暑中正在北京的金介甫和社科院联系，居间转达沟通，社科院表示支持，并承担来回机票费用。此后办理一系列手续，时间就到了十月份。行前沈从文致信钟开莱说：“我事先总有那么一种感觉，即此来或如‘熊猫’，能给人看看已完成了一半任务，其次则谈谈天，交流交流意见。而主要收成，当是去博物馆看看国内看不到的中国重要杂文物。”(26；173)
十月二十七日，两个老人从北京启程，先到上海转飞东京，再在东京换机飞往纽约。幸遇季羡林大公子同行，得到不少照顾。当地时间二十七日下午七时到达纽约肯尼迪机场，接机的张充和、傅汉思兴奋得无可言喻。开车回到纽黑文的家，已近午夜。傅汉思这天的日记只写了这么一句：“等了三十年的一个梦，今天终于实现了。”[46]
沈从文在美国三个半月，到十五所大学做了二十三场演讲，参观博物馆、图书馆及其他文化活动六十六项，傅汉思分列了这两个方面的记录，载明具体的时间、地点和相关人员；其中后一项，还不包括在美国西部和檀香山的活动。[47]如此密集的安排，表明当地相关部门和众多个人的热情，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而这个近八十岁的老人，为亲情、友情、好奇、敬仰所环绕，精神上既兴奋，又特别放松；在一生第一次出国的异国他乡，有分寸却无拘束，自然地显现一个生命的平和与坚韧，智慧与志趣，饱经沧桑而童心犹在。
沈从文的首场讲演是十一月七日，在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主持，傅汉思翻译。哥大的海报尊称他是“中国当代最伟大的在世作家”，他讲《二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谈的是他个人到北京开始写作最初几年的情形，末尾说：“我今年七十八岁，依照新规定，文物过八十年代即不可运出国外，我也快到禁止出口文物年龄了。……所以我在今天和各位专家见见面，真是一生极大愉快事。”(12；381—382)
听众中不少人已经老了：如在三十多年前即和金隄翻译出版了沈从文小说第一个英译本的白英(Robert Payne)，这个译本叫《中国土地：沈从文小说集》(The Chinese Earth：Stories by Shen Tsungwen)，伦敦George Allen & Unwin有限公司一九四七年出版；还有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先生，老远赶来，沈从文讲完后他站起来向当年的老师报名报到，报他是哪一年的学生。沈从文几乎每到一处，总会有他的老学生，其中主要是西南联大时期的年轻朋友。王浩—著名的数理逻辑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当年金岳霖最喜欢的学生，旁听过沈从文的大一国文，一九四四年他翻译了毛姆的一段谈哲学的话向沈从文编的副刊投稿，“登是登出来了，但后来间接听说，沈先生对我选的一段颇为失望，大概因为别的理由，对我的兴味有更高的期望。”—他听了哥大的讲演，写了一篇《重逢沈从文先生》，朴实地记叙了自己的感受：“我曾听过多次国内访问美国的名家的讲话，特别喜欢沈先生的这一次。一个明显的原因是他用自己亲切的语言讲自己最有兴趣的话，因而若干粗心的或对中国所知较少的听众可能觉得文不对题。后来我想，另外一个原因是，他通过自己的经历，具体地反映了一个时期(二十年代)的文化情况，比讲当前的情况较容易表达出要点，而且不需要正面来探讨国内几十年政策数次大改所引起的思想混乱。这当然也是一个出色的作家善用了自己的长处而得到的效果。”[48]
沈从文当然知道，有些听众可能更感兴趣于他的曲折经历，期待听到他的受难“证词”；可是他没有去投合这种心理，只讲自己真正想讲的东西。十一月二十四日在圣若望大学讲《从新文学转到历史文物》，最后平静而诚恳地说：
许多在日本、美国的朋友，为我不写小说而觉得惋惜，事实上并不值得惋惜。因为社会变动太大，我今天之所以有机会在这里与各位谈这些故事，就证明了我并不因为社会变动而丧气。社会变动是必然的现象。我们中国有句俗话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在中国近三十年的剧烈变动情况中，我许多很好很有成就的旧同行，老同事，都因为来不及适应这个环境中的新变化成了古人。我现在居然能在这里很快乐的和各位谈谈这些事情，证明我在适应环境上，至少作了一个健康的选择，并不是消极的退隐。特别是国家变动大，社会变动过程太激烈了，许多人在运动当中都牺牲后，就更需要有人更顽强坚持工作，才能保留下一些东西。在近三十年社会变动过程中，外面总有传说我有段时间很委屈、很沮丧；我现在站在这里谈笑，那些曾经为我担心的好朋友，可以不用再担心!我活得很健康，这可不能够作假的!我总相信：人类最后总是爱好和平的。要从和平中求发展、得进步的。中国也无例外这么向前的。(12；389—390)
他的讲演，按场次来说，一半是讲文学，只限于二十年代；一半是讲文物，主要是中国古代服饰。他更愿意讲文物，为此精心准备了大量的幻灯片。让他特别高兴的是，他还专门讲了一次“中国扇子的演变”—凑巧，耶鲁大学美术馆正举行清代扇子书画展，倪密陪他参观后，他即做专题演讲，并放映了幻灯片。
沈从文演讲前总是写讲稿，还总是带着讲稿上讲台，可是从来不看。在东部几所大学，傅汉思是当然的司机，又是大部分时候的翻译。一开始傅汉思事先还看讲稿，后来发现沈从文并不照念讲稿，就索性不再看。沈从文讲开了头，往往随兴所至。有一次张充和坐在靠近讲台的地方，听见傅汉思低声提醒他：“你现在讲的是文学。”—“原来这天讲的是古代服饰。每次无论讲文学或考古，总离不了琉璃厂，古文物。在文学上间接受到古文物的熏陶与修养，在考古上是直接接收同研究。这个同源异派，共树分条的宝藏，永远占他生活中一部分，他永远忘不了，所以有时忘了所讲题目。一经汉思提醒，他若无其事，不慌不忙归还原题，其时听众已入胜境，亦不觉有什么痕迹，比起当年在中国公学第一次上课时，大有天壤之别了。”[49]
沈从文去讲演，从不问到什么学校，见什么人，什么人介绍主持。十二月三日到勃朗大学演讲完后，主持人勒大卫教授在家中掌厨设宴，过后大家谈起主人，沈从文说：“我没见到主人。”他也确实并未同主人交谈—张充和感叹，“我这才相信王子猷看竹不问主人的故事不是谎造的。”[50]十二月八日第一次去哈佛，归途中他问：“今天是在什么大学讲演？” (26；188)张兆和把这事写信告诉了儿子。再次去哈佛，谈服饰，考古学家张光直主持，这次他记住了学校，还在日记中写：“有一老太太带一裙子问时代，告她约在同治、道光时。随后又问值多少钱，率直回答我不是商人，无从奉告。”(26；199)
金介甫对沈从文的演讲有细致的观察和深刻的印象：“他没有受过直接与西方接触的影响，而且既不关心也不会对他的听众‘说恰当的话’。然而他恰恰在这一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功。”“对于沈从文的听众来说，这也是一次空前的经验。……他的语调既表现出中国伟大的传统学者所特有的那种无我的谦逊，又流露出一种欢欢喜喜的精神，因而他的听众中有些人说他活像一尊‘小佛爷’，一尊‘弥勒佛’。”[51]
二、他乡旧友新知
沈从文在东部期间，除了一两次偶尔在外住宿，都住在张充和家里。而他讲演的学校，除了耶鲁，都在另外的州，当天往返，实在是很辛苦。常常夜间行车，后座的两姊妹已经困倦入睡，前座的他还同开车的傅汉思兴致勃勃地有说不完的话。他如此好的精力，让人不敢相信。对“新事物”的兴趣，也令人称奇，如在华盛顿看航天博物馆；如在张充和家每饭后必吃冰淇淋，严冬腊月，谁也不需要，可要是忘了给他，他会用孩子般的方式提醒；他一个人看电视，不懂英文，却能说出故事的来龙去脉。
很多人与他相见，最称奇的，是他二十年代在北京租住汉园公寓时的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如今耶鲁的中文教师黄伯飞，他父亲当年开汉园公寓，他还记得当时胡也频住哪间，丁玲住哪间，沈从文住哪间。林蒲，西南联大时期的老学生，专程从南部飞来，赶到张充和家，和沈从文做了将近五个小时的谈话录音。
沈从文去哈佛，费正清和夫人费慰梅请他午餐，他们不仅是三十年代的旧识，而且有共同密切的朋友梁思成、林徽因，那时候他们都多么年轻!如今垂老，共同的朋友作古—这一对已逝夫妇的经历命运，自然也就成为他们席间感慨万千的话题。费慰梅后来写了一本书《梁思成与林徽因》(Liang and Lin，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
来美国，沈从文特别想见的一个人是王际真。一九二八年，王际真由美回国探亲，路经上海，徐志摩介绍他和沈从文认识。短暂的交往，却结下了特殊的友谊。此后几年间，两人书信往还不断，因为不识英语，沈从文寄往美国的信封，都是王际真写好后从美国寄来的。他还时常从美国寄钱来，接济困难中的沈从文。王际真后来在哥大任教多年，翻译了不少书，其中《红楼梦》节译本第一次把这部中国小说名著介绍给美国读者。沈从文在哥大首场讲演后，向人打听这位老友，得知他已经退休二十年，独自一人住在纽约公寓中，不接受任何人拜访，是个“古怪老人”。沈从文先写了一封信，后又两次电话相约，两度到他家拜访—
第一次一到他家，兆和、充和即刻就在厨房忙起来了。……他已经八十五六岁了，身体精神看来还不错。我们随便谈下去，谈得很愉快。他仍然保有山东人那种爽直淳厚气质。使我惊讶的是，他竟忽然从抽屉里取出我的两本旧作，《鸭子》和《神巫之爱》!那是我二十年代中早期习作……不仅北京上海旧书店已多年绝迹，连香港翻印本也不曾见到。书已经破旧不堪，封面脱落了，由于年代过久，书页变黄了，脆了，翻动时，碎片碎屑直往下掉。可是，能在万里之外的美国，见到自己早年不成熟不像样子的作品，还被一个古怪老人保存到现在，这是难以理解的，这感情是深刻动人的!
谈了一会，他忽然又从什么地方取出一束信来，那是我在一九二八到一九三一年写给他的。翻阅这些五十年前的旧信，它们把我带回到二十年代末期那段岁月里，令人十分怅惘。(12；261)
结束了在美国东部的活动，即将离开之前，沈从文、张兆和在傅汉思、张充和家宴请朋友，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四日记：“请客卅人，济济一堂，十分有趣。有余英时、赵浩生、黄伯飞等均耶鲁教授。又《江青传》作者夫妇，也谈了许久。十一点左右看电视中审江青一刹那，判刑一场，人多是呆相。”(26；200)
一月二十六日，沈从文、张兆和在张充和陪同下飞往芝加哥。二十七日和二十九日，在芝加哥大学做了两场讲演，由钱存训主持。钱夫人许文锦是张充和的初中同学。钱存训陪同参观远东图书馆，这个图书馆的建设得力于他四五十年的辛勤付出；图书馆学家马泰来特意把馆藏沈从文著作集中起来，请沈从文签名。
一月三十日，沈从文、张兆和飞往旧金山，张充和返回纽黑文。在旧金山期间，生活得到数学家钟开莱一家的特别照顾。沈从文到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旧金山州立大学分别演讲。在旧金山州立大学，不但担任演讲翻译的是西南联大时期的学生许芥昱，演讲后的座谈，参加者中还有一位西南联大的学生，来美讲学的袁可嘉。
二月七日下午，旧金山东风书店特意安排了一个沈从文与读者的见面会，时值书店举办“白先勇作品周”，白先勇得知沈从文来到了旧金山，特意从美国南部赶来，于是一老一少两个作家，联袂出现。白先勇致辞说：沈先生是他最崇敬的一位中国作家，他从小就熟悉沈先生作品中的许多栩栩如生人物。……人生短暂，艺术常存，沈先生的小说从卅年代直到现在，仍然放射着耀眼的光辉。这期间，中国经历了多大的变动，但是，艺术可以战胜一切。今天大家来瞻仰沈先生的风采，就是一个证明。
当天晚上，陈若曦在家中邀集文化界朋友欢迎沈从文。晚餐后沈从文放映幻灯片，讲解服饰史。数学大师陈省身，“此时却以小学生姿态发问”。告别之时，沈从文还未出门，陈省身突然谈起沈从文当年追求自己学生张兆和的情史。[52]
二月八日，沈从文、张兆和由旧金山飞赴檀香山。在夏威夷大学，沈从文做了访美的最后两次演讲，由马幼垣担任翻译。
十五日，离开檀香山，飞往东京；十七日，由东京转机回到北京。
三、《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回到北京后，略作休息，沈从文、张兆和与王、王亚蓉同行，于三月五日南下广州，看香港商务印书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校样。沈从文把全部图稿从头到尾接连看了两遍，斟酌说明文字；对照图像审核，主要由王、王亚蓉担任。香港商务印书馆还有两名编辑参与工作。直到月底，全书方才校改完毕。
同时还有文学作品的校样—广州花城出版社和香港三联书店将联合出版《沈从文文集》，分卷陆续印行，一大堆稿子主要由张兆和看，沈从文只看其中一小部分。与对《服饰研究》的倾力投入，以至于校改完成后身体吃重到“有点‘解体’模样”相对照，旧作重印，沈从文却显得不那么热心，他写信给儿子说：“草草争印对我意义实不多，甚至于一本不印也无所谓。”(26；210—211)
工作结束后有几天空闲，沈从文去中山大学三次：一次是和老朋友杨克毅、吴宏聪会面；一次是拜访商承祚和容庚两位老友，商承祚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题写书名；还有一次是看学校博物馆。
四月五日，沈从文一行同去长沙，到省博物馆看文物，为服饰研究补充新材料。博物馆特别把著名的马王堆丝织品和各种珍稀杂文物，给沈从文看，并且提出具体问题请教。家乡人的热情感染着他，他四月八日做了一个讲演—事先没有准备，只当成和同行的交流，谈文物如同拉家常。他是站着讲的，开始就说：“我习惯了，我做说明员做久了，我站起来讲。”讲起来就滔滔不绝。中间大家请他休息，他说：“我这好像是卖膏药了。……你们看我做说明员做惯了，有职业病，拉拉杂杂的，一说话就没完。”同行的王亚蓉后来根据录音整理出这个演讲，题为《我是一个很迷信文物的人》。[53]
长沙之行有意保密，但后来还是消息漏出，沈从文先后应《湘江文艺》和省文联之邀，出席座谈会并做了讲话。这两次谈话王亚蓉也做了录音，后来整理出来，与在省博物馆的演讲一起，构成了《沈从文晚年口述》的主要内容。[54]
四月十六日回到北京，随后沈从文即着手写《服饰研究》的后记。说来话长，百感交集—他写了很多；可是到五月一日定稿，他却做了极大压缩，只简略叙述成书经过，语气平静。他留下的多种手稿片段，后来整理成长文《曲折十七年》，收入《全集》第二十七卷。
接下来的日子，是在等待这部著作的出版中度过的。九月，书一印出，香港商务印书馆的陈万雄立即赴京，往沈家送来样书。从一九六四年算起，这部书经过了十七年才得以出版；如果从一九六〇年草拟服装史资料目录、提交讨论、文化部同意进行工作算起，则是二十一年。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初版精装，八开本，文字二十五万字，图像七百幅，其中彩图一百幅。署名为：编著沈从文，助理王，绘图陈大章、李之檀、范曾，插图王亚蓉。很多人不解，书的编排上为什么有“图”和“插图”之分，统一编号不是看起来更清楚、更方便吗？这是沈从文的坚持，为了一份纪念：一九六四年已经打样即将付印的书稿，保留它的体例不变：原有的图像，以“图”的形式存在；后来新补充的图像，以“插图”的形式加入。
沈从文在引言开篇即表明问题：“中国服饰研究，文字材料多，和具体问题差距大，纯粹由文字出发而作出的说明和图解，所得知识实难全面，如宋人作《三礼图》，就是一个好例。但由于官刻影响大，此后千年却容易讹谬相承。如和近年大量出土文物铜、玉、砖、石、木、漆、刻画一加比证，就可知这部门工作研究方法，或值得重新着手。”仅仅依靠文字之不足以支撑研究之外，他还指出，文字记载有明显的取舍选择，这样的取舍与沈从文的物质文化史观念有所偏离：“汉代以来各史虽多附有舆服志、仪卫志、郊祀志、五行志，无不有涉及舆服的记载，内容重点多限于上层统治者朝会、郊祀、燕享和一个庞大官僚集团的朝服官服。记载虽若十分详尽，其实多辗转沿袭，未必见于实用。”方法上、内容上都存在可以探讨之处；“私人著述不下百十种，……又多近小说家言，或故神其说，或以意附会，即汉人叙汉事，唐人叙唐事，亦难于落实征信。”
他说：“本人因在博物馆工作较久，有机会接触实物、图像、壁画、墓俑较多，杂文物经手过眼也较广泛，因此试从常识出发，排比排比材料，采用一个以图像为主结合文献进行比较探索、综合分析的方法，得到些新的认识理解，根据它提出些新的问题。”
引言简要介绍重点，从商、周到明、清，按照历史脉络，顺时叙述。最后，他有意无意间把这项研究与他个人的文学事业相联接：“总的说来，这份工作和个人前半生搞的文学创作方法态度或仍有相通处”，是“比较有系统进行探讨综合的第一部分工作”，“总的看来虽具有一个长篇小说的规模，内容却近似风格不一分章叙事的散文”。(32；5—10)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面世之前，就已引起关注。六月美国兰登出版社曾在北京和沈从文谈到，是否可能为美国一般读者出版一个简化的缩写译本；十月，兰登在收到香港商务印书馆的书后，又致信沈从文，重提出版这样一个译本的可行性，并计划同时组织一个在美、英几个城市的中国古代服装流动展览。[55]沈从文认真考虑过如何缩写出一个适合普通读者阅读的本子，并为翻译问题而请教过杨宪益及海外亲友，但终因两方面的困难，不得不在试探后放弃。
香港商务印书馆初版本中有三百本特别签名本，定价八百港币，采取预售制，未及问世就被订购一空。书出版后两个月，台北龙田出版社就以十六开本分两册翻印，删去郭沫若序言，隐去编著署名。沈从文对出版宣传中称此书为“中国服装史”感到不满和惶恐，他自己喜欢说，这是一本“试点性资料”—这个实事求是的说法并非完全出于谦虚，因为“试点”即意味着它“算是中国这一类性质的第一本书”(26；347)，是开路和奠基的工作。
十二月，中国社科院以《要报》形式向中央和国务院报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出版情况。十一月底到十二月中旬，沈从文出席了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四、张兆和的工作
一九八一年年底，沈从文的旧作开始印行：江西人民出版社的《边城》单行本，湖南人民出版社的《沈从文小说选》、《沈从文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从文自传》几乎同时上市。转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凌宇编选的《沈从文小说选》两集和《沈从文散文选》；花城出版社和香港三联书店联合出版的《沈从文文集》发行了前五卷，此套文集由邵华强、凌宇编选，到一九八四年出齐，共十二卷。一九八三年，邵华强编选的早期作品选《神巫之爱》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凌宇编选的五卷本《沈从文选集》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北京《中国文学》杂志社的“熊猫丛书”，一九八一年出版了英文版小说集《边城及其它》，一九八二年出版英文版散文集《湘西散记》、法文版《沈从文小说选》。戴乃迭是两个英文本的译者，其中《湘西散记》所收的《传奇不奇》、《雪晴》、《巧秀和冬生》，还集中发表于《中国文学》一九八二年第二期。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刘绍铭、夏志清、李欧梵编《现代中国短篇和中篇小说选，1919—1949》，收入许芥昱翻译的《柏子》、《灯》、《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和欧阳桢翻译的《萧萧》，该社一九八二年再版了金隄和白英旧译《中国土地：沈从文小说集》。纽约麦克米兰和自由出版社(Macmillan & Free Press)一九八一年出版《中国文明与社会》(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Society)，收入南希·季博思(Nancy Gibbs)从《长河》中选译的《橘子园主人和一个老水手》。德国慕尼黑期刊《中国讯刊：图书—文章—信息》从一九八二年到一九八七年连续发表沈从文小说的译文：梅儒佩(Rupprecht Mayer)翻译的《柏子》(第二卷)、《生》(第五卷)，包慧夫(Wolf Baus)翻译的《福生》(第十卷)、《往事》(第十一卷)、《雨》(第十二卷)、《静》(第十六卷)。
英国《龙的心》摄制组一九八二年春天来到沈从文狭小的寓所采访，他说了许多话：“我一生从事文学创作，从不知道什么叫‘创新’和‘突破’，我只知道‘完成’，……克服困难去‘完成’。”“……我一生的经验和信心就是，不相信权力，只相信智慧。”[56]
—看起来，确乎形成了一个“沈从文热”。
置身于“热”的中心，沈从文却一点也“热”不起来。他非但没有因“热”而膨胀，反倒想把自己“缩小”：在给老友程应镠的信中说，“至于年来国内外的‘沈从文热’，可绝不宜信以为真，‘虚名过实’，不祥之至。从个人言，只希望极力把自己缩小一些，到无力再小地步，免得损害别的作家的尊严，近于‘绊脚石’而发生意外灾殃”。(26；381)
大陆短时间内大量出版沈从文的旧作，可忙坏了张兆和。她不但要对照纷乱的版本校改印刷上的错讹，还得为这些作品的重新面世仔细“把关”。沈从文在一九八二年二月致徐盈信中，谈到张兆和工作的重点：“最近整理四五十年前旧作时，总是删来删去，凡是‘粗野’的字句必删去，‘犯时忌’的也必删去，‘易致误解处’更必删去，结果不少作品磨得光溜溜的，毫无棱角‘是特征’，也不免就把‘原有特征’失去了。又原来文法不通顺处，或地方性习惯上说得通，但照文法专家算得不合文法处，也加以一一整理，末了自然通顺多了，可是某些好处，也必然消失无余。又如前后叙述上矛盾处，不尽衔接处，一般读者照例没有那么认真去比较的，她总是日夜为核对这些忙得头昏眼花，我又不好意思告她，‘这些过时作品的重印，至多只能起些点缀作用，即点缀也不会多久，至多三几年就将成为陈迹，为它如此费心，实在不必要。’”(26；377)他不好意思告诉妻子的话，却反反复复对不同人说过。妻子的“认真”，在他看来又是“十分天真”，“以为当真还会传世长远”；其实，“那宜寄托什么不切现实幻想？”(26；380—381)
这一时期文学上出现了一些有影响的作品，沈从文读了古华的长篇《芙蓉镇》，印象极好，多次向人提及；儿子塞给他一本张洁的《沉重的翅膀》，他也读完了，觉得也好，但对表现方法有保留。汪曾祺以《异秉》、《受戒》、《大淖记事》等一系列与当时作品那么“不一样”的小说，在“新时期文学”中别开生面，别人惊奇不已，沈从文当然不会是这种感觉，胡乔木一九八二年春节期间到沈从文家拜年，两个人在屋子一角谈天，胡乔木说汪曾祺的作品“无一句空话”，沈从文说是“素朴亲切”四字。(26；459)
五、八十岁的惊喜
一九八二年年初，沈从文计划对《服饰研究》进行修订，其中主要是另加一百幅左右彩图，或为替换原有的一些黑白摹绘图，或为新增文物图像。他希望能出个重订版，更希望能在大陆印行。当时北京方面也确实在商讨出版事宜，不过沈从文心里并不十分乐观。
春节到来前两三天，王、王亚蓉启程去了湖北江陵，参加马山一号楚墓发掘。这座荆州战国楚墓出土了一棺丝织物，但如何开棺、清理、保护，就需要古代服饰研究室的这两位骨干了。这一“丝绸宝库”的发现和成功发掘，改写了过去对战国织锦和纹样及纺织技术的认识。荆州博物馆委托王亚蓉回京接沈从文来考察，沈从文三月二十日离京，到了荆州之后，在那批战国楚地瑰宝前，他下跪了。[57]
沈从文写信给张兆和，二十四日说，“……真是一生仅见精美丝绣，又壮观又美不可言”。(26；385)三十日又说，“新出楚墓绣被三床，两面绣龙凤云虎，完全是现代派的第一流绘画。幸亏王来得是时候，日夜和馆中工作人员一道忙了三个月，把它很好的保护下来了。亚蓉日夜用架子撑住，伏在上面摹绘并照相，两人工作态度倍受这里同仁赞赏”。(26；387)同日他还给张充和写了一封信，说：“我正在刘玄德取荆州的荆州，……主要是来看看新出的绣花被面衣服，看过后，才明白宋玉招魂和屈原诸文的正确形容描写当时的繁华奢侈到何等程度。两个助手为整理材料忙了两个月，真是艰苦备至，终于奇迹般尽可能把最有代表性的部分保存下来，材料加以复原了。若没有见到这份东西，可以说永远读不懂《楚辞》，更难望注解得恰到好处!”(26；390)
年代久远的华美纺织物和服装出土后，极易残毁和变色，服饰研究室进一步的工作应该包括工艺技术研究，进行复原复制。从一九八三年起，王亚蓉以马山楚墓出土丝织物为标本开始实验复原复制工作，到一九九〇年完成第一批，沈从文已经不在世了。后来有一个意味深长的场景：北京大学赛柯勒博物馆开幕，从哈佛来的张光直看了王亚蓉的几件东西，说：“不错，你知道你开展的工作叫什么吗？”“不知道!”“这叫在服饰文化领域开展的实验考古学研究。实验考古学源于美国。……”王亚蓉叙述了张光直的话之后，接着写道：“是沈先生指引我走向传统学习的工作方法，用实验考古学的方法深入开展服饰文化的研究。”[58]
四月初回到北京后，沈从文还沉浸在新发现的兴奋中而不能自拔，他致信老友徐盈，说荆州半月，“终日在新博物馆整理文物库房中看材料”，丝绣织品“图纹秀雅活泼，以及色高明处，远在过去所见十倍高明，恰恰可证明当年宋玉文章提到楚国美妇人衣着之美，均为写实毫不夸张。还有双用漆涂抹而成的鞋子，鞋尖、鞋帮、底全用乌光漆精涂过，上用锦缎装饰，摩登到简直难于令人相信是公元前四世纪生产!若一加复原，会令人以为是一九……”(26；400)
—古代服饰，他为之付出了超常的耐心和精力，忍受过长久的寂寞、艰难和屈辱，也深刻体会到别人无从感受的平静、喜悦和充实。在他八十岁的时候，竟还有如此意外的回报，回报给他巨大的惊喜和激动；而且，它还出自楚地，他自觉认同的血脉溯源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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