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 > 【上部】 一九四八～一九六五 第二章 革命大学：“越学越空虚”
一、“理论测验在丙丁之间，且不会扭秧歌”
一九五〇年三月二日，沈从文被安排到北京拈花寺的华北大学进行政治学习，为四部五班学员；不久随建制转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为政治研究院第二期学员。其时他从“精神失常”中基本恢复过来还不多久，“大病之后，身心同瘁”。(12；361)除了周末回到北京大学中老胡同的宿舍，沈从文在革大呆了十个月，直到这一年的十二月毕业，从校长刘澜涛手里接过毕业证书。
上革命大学的目的是改造思想，消除旧时代的影响，培养对新政权的认同感，尽快融入到新社会中去。学习的形式主要是听报告，学文件，讨论，座谈，对照个人情况进行检查，反省，还要群众通过。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的同事史树青也在革大(但不在同一部)学习过，他回忆说：“记得那时几千人听艾思奇做报告，场面很大，有的人表态时痛哭流涕，有少数人不能毕业，后来都逮捕了。”[14]
沈从文在三月二十三日的日记里谈到写时事学习总结：“如何写法？以后每次学习都作一回总结，联系自己思想，写出来。可提高一步。自己不成，还要经过群众检讨通过。”(19；65)后来他在第一阶段《时事学习总结》里坦白地写道：“三月六号开始学习文件，二星期中一共学习了六个。照情形说来，我从文件学习，得到的真正知识并不多。”(27；63)
八月，在给老朋友萧离的信中，沈从文说到自己的情形：“在革大学习半年，由于政治水平过低，和老少同学比，事事都显得十分落后，理论测验在丙丁之间，且不会扭秧歌，又不会唱歌，也不能在下棋、玩牌、跳舞等等群的生活上走走群众路线，打成一片。”政治学习和娱乐活动都让他产生格格不入之感，“学习既大部分时间都用到空谈上，所以学实践，别的事既作不了，也无可作，我就只有打扫打扫茅房尿池”，这样“也比在此每天由早五时到下十时一部分抽象讨论有意义得多”。(19；71—72)
九月，给黄永玉夫人张梅溪的信中，沈从文说到同样的情况和感受：“我快毕业了，考试测验在丙丁之间，我自评是对于政治问题答案低能。其实学习倒挺认真的。……对知识分子的好空谈，读书做事不认真，浪费生命于玩牌、唱戏、下棋、跳舞的方式，我总感觉到格格不入。三十年都格格不入，在这个学校里半年，自然更不会把这些学好。如思想改造是和这些同时的，自然也办不好。但是在这里，如想走群众路线，倒似乎会玩两手好些。常说点普通笑话也好些。会讲演说话也好些。我政治理论答案分数不高，这些又不当行，所以不成功。有关联系群众，将来定等级分数时，大致也是丙丁。这倒蛮有意思。”(19；86)
说到“走群众路线”的文娱活动，有一件事可讲：刚进学校的时候，就有一个“思想前进”的组长，要用民主方式强迫扭秧歌。沈从文私下感慨道：“我并不消极堕落。只是当真有一点儿老了，想学廿来岁少壮扭秧歌的身段活泼(看到这种活泼是很尊重的)，大致是无可望了。”(19；69)
沈从文对这种思想改造和政治学习的意见，并不仅仅是在私底下流露。六月十二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沈从文的《我的感想—我的检讨》，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他第一次发表文章，其中说道：“如有人问我，到革大学了些什么？我应当说，由于本人政治水平不高，进步实看不出。”不过他还是说，“学明白人在群体生活中方能健康”，而自己“过去工作脱离人民，有错误，待从学习中改正，方宜重新用笔”。(14；402)
到毕业前写总结，谈到“入华大入革大前后种种”时，沈从文言辞一点也不加掩饰，几乎是逐项“批评”和“检讨”种种学习方式：
一、“初到华大，听一领导同志火气极大的训话，倒只为他着急。因为不像是在处理国家大事。只感觉国家一定还有困难，不然怎么会这么来领导新教育？除了共产党，从各方面工作，爱这个国家的人还多!即不是党员，牺牲了自己来爱党的也还有人!这种讲演要的是什么效果？华大如真那么办下去，那么领导下去，照我理解，对国家为无益。”“到革大听刘校长报告，要大家把学校当个自己家庭来弄好一点，我倒想还是当国家来弄好一点。我的学习也就从这些理解来进行。”
二、理论测验，“那么出问题回答的反复测验，慢慢的，把一点从沉默中体会时变，有自主性、生长性，来组织文字写点小说的长处，在这种过程中逐渐耗蚀了。有时还不免着急，到后就无所谓，工作既无益于人民，长处恰是短处，结束也蛮好”。
三、“学校布置下来的改造思想方式，一部分是坐下来进行谈话。对于这种集体学习生活，所需要的长处，我极端缺少。相互帮忙，我作得特别不够。学下去，也不会忽然转好的。而且学下去只是增加沉默，越加不想说话的。越学越空虚，越无话可说了。”
四、“对批评和自我批评”，“还不理解胡乱批评人，对于那个人有什么帮助，弄错了会有什么恶果。自我批评呢？还学不好”。
五、理论学习要联系个人，但每个人接受过程不同，业务实践不同，“单独的来作普遍反复谈论，我还学不好”。
六、“对上大课和理论认识，个人感觉到时间太多。”
七、“对工作干部，由上到下，只和炊事员接触较多。他们沉默服务态度，必然对我有长远影响。”—至于炊事员之外的“工作干部”，则只字未提。
八、“对同学关系”，“还不能作到用一个无产阶级立场来批判他人，来要求他人。所以不能作如何批判。更主要可能是我自己学忘我还并不完全成功，还会在不经意不自觉的情形中，把自己完全封锁隔绝于一般言笑以外。”(27；116—119)
“越学越空虚”、“把自己完全封锁隔绝于一般言笑以外”，是怎么一种情景呢？他给老友程应镠的信里有这样的描述：
“我现在坐在西苑旧军营一座灰楼房墙下，面前二丈是一个球场，中有玩球的约三十人，正大声呼喊，加油鼓掌。天已接近黄昏，天云如焚如烧，十分美观。我如同浮在这种笑语呼声中，一切如三十年前在军营中光景。生命封锁在躯壳里，一切隔离着，生命的火在沉默里燃烧，慢慢熄灭。搁下笔来快有二年了，在手中已完全失去意义。国家新生，个人如此萎悴，很离奇。”(19；92)
二、《老同志》
沈从文在革大，觉得有意义的事只有两件：一是打扫茅房，从具体实践中学习为人民服务；二是到厨房里去坐坐，帮帮忙，或拉几句家常。他说，在这里，“唯一感到爱和友谊，相契于无言，倒是大厨房中八位炊事员，终日忙个不息，极少说话，那种实事求是素朴工作态度，使人爱敬”。他从他们身上感受到的“临事庄肃”、“为而不有”，在整日抽象、教条的空谈环境中，成为唯一觉得亲切的东西。(19；71)
九月六日日记中写道：“还是和大厨房几个大师傅真像朋友，因从他们谈的家常，可以学许多，理解许多，比听闲话和冗长抽象讨论有意义得多，也有价值得多。老同志似乎寂寞得很，昨早天未明即见他蹲在煤边敲煤，晚上去倒水，又见他独自靠在饭厅外木撑架边。几个年青的都上学去了，还未回来。问他：‘怎么不休息？’说：‘还不想睡。’每天吃烟半包，每包值八百……所说的话和神气行动印象结合，极使人感动。”(19；80—81)
这位很寂寞的老同志，让沈从文产生了恢复用笔的冲动，他尝试写小说《老同志》，不成功。虽然不成功，老同志其人和小说《老同志》，却仍然在他心里盘留了很长时间。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已经身在四川内江参加土改的沈从文给妻子张兆和写信说，如果回来方便，要为老同志带张竹椅。“我许过愿心，要为他写个短篇的。一写保还生动，因我看了他十个月，且每天都和他在一块蹲蹲或站站的。他的速写相在大厨房和斯大林画同列在墙上，合式得很。素朴的伟大，性格很动人的。但是也正是中国农民最常见的。”(19；156)过了几天，居然写成了，五千多字。这是《老同志》的第三稿。“完成后看看，我哭了。我头脑和手中笔居然还得用。”其时沈从文的心脏和血压都有问题，写作觉得很吃重。“写到这些时，自己也成了那个胖的掌锅，也成了瘦的炊事员，特别是那只花猫，也尽在脑中跳来跳去。那么写不是个办法，写下去，神经当不住。觉得极累，身心脆弱之至。有一点儿喜悦，即为老同志当真画了一个相，相当真实，明确，只是太细，笔太细……还得重新来写一回。”(19；158)
到一九五二年一月十四日，《老同志》已经改写到第七稿。
我们现在可以从《沈从文全集·集外文存》读到《老同志》的第七稿，从这一稿看，这篇前后历时近两年的小说，写得并不好。不过，从中还是能够看到当时的政治和生活氛围。譬如，小说的一开篇，就叙述教育长开学典礼的致辞：“……各位是来学习马列主义改造思想的，这很好。学习马列也容易，也困难，即学习方法对或不对。第一应当明确，即联系实际的能力。这种知识的获得，并不以这个人的读书知识多少为准。大知识分子是并无什么用处的。……”(27；463) 这个“致辞”，与沈从文在毕业总结里特意提出的“一领导同志火气极大的训话”，是不是一回事呢？即使不是，也还透露出了一些基本信息。
三、“提一提莫作践疯人，就很好了”
从一九四九年的“精神失常”中恢复过来，没过几个月就进入革命大学改造思想，沈从文当然明白自己正处在生命的一个大转折过程中。他回顾此前的人生，总结出自己的存在方式：把苦痛挣扎转化为悲悯的爱。“一生受社会或个人任何种糟蹋挫折，都经过一种挣扎苦痛过程，反报之以爱。《边城》和《湘行散记》，及大部分写农村若干短篇，如《丈夫》、《三三》都如此完成。所谓生动背后，实在都有个个人孤寂和苦痛转化的记号。……工作全部清算，还是一种生活上的凡事逆来顺受，而经过一段时日，通过自己的痛苦，通过自己的笔，转而报之以爱。”“现在又轮到我一个转折点，要努力把身受的一切，转化为对时代的爱。”
在沈从文的生命中，怎么能够形成这样一种对待和转化痛苦的方式呢？早年看了不计其数的杀人，甚至看到一个十二岁小伙子挑着父母的头颅，“因这印象而发展，影响到我一生用笔，对人生的悲悯，强者欺弱者的悲悯，因之笔下充满了对人的爱，和对自然的爱”。“这种悲悯的爱和一点欢喜读《旧约》的关联，‘牺牲一己，成全一切’，因之成为我意识形态一部分。”他还说到《史记》，“这个书帮助我极多，和一部《旧约》结合，使我进了一步，把他那点不平完全转化而成为一种对于人生的爱”。(19；67—70)
在革大，沈从文“如彼如此重新来学习，学用更大的克制，更大的爱，来回答一个社会抽象的原则了。这也就是时代，是历史”。(19；91)一九五一年他和人谈起在革大的生活，说：“在革大时，有一阵子体力精神均极劣，听李维汉讲话说，国家有了面子，在世界上有了面子，就好了，个人算什么？说的很好。我就那么在学习为人民服务意义下，学习为国家有面子体会下，一天一天的沉默活下来了。个人渺小的很，算不了什么的!” (19；105)
八月八日这一天，沈从文在家里，天下了雨，他细致地看了院子里的向日葵、天冬草、茑萝、薄荷叶、无花果。天空如汝窑淡青，他一个一个房间走去，看着各样家具。“从这些大小家具还可重现一些消失于过去时间里的笑语，有色有香的生命。也还能重现一些天真稚气的梦，这种种，在一个普通生命中，都是不可少的，能够增加一个人生存的意义，肯定一个人的存在，也能够帮助一个人承受迎面而来的种种不幸的。可是这时节这一些东东西西，对于我竟如同毫不相干。”
书架上一个豆彩碗，让他想了许多。“十五年前从后门得来时，由于造形美秀和着色温雅，充分反映中国工艺传统的女性美，成熟，完整，稚弱中见健康。有制器绘彩者一种被压抑受转化的无比柔情，也有我由此种种认识和对于生命感触所发生的无比热爱。”这么一个小碗，战争中到昆明过了八年，又过苏州住了三年，又由苏州转到北京这个书架上，“依然是充满了制器彩绘者无比柔情，一种被转化的爱，依然是使我从这个意义到生命彼此的相关性，如此复杂又如此不可解的离奇。”—“重新看到墙上唯一的圣母和被钉的耶稣。痛苦和柔情如此调和又如此矛盾。极离奇。可怜悯的是被钉的一位还是钉人的一群？”—他想到自己的创作，也就是将生命中的力量、痛苦和柔情转化为文字，如同千百年前的制瓷绘画工人把柔情、热爱、受压抑的生命转移到一个小碗上一样；可是，有谁能够懂得一个小碗所蕴藏的丰富信息呢？“除少数又少数人能够从那个造形那种敷彩方式上，发现到这个问题，抽象提一提，大多数人却在完全无知中，把碗用来用去，终于却在小不经意中又忽然摔碎。”(19；73—76)
黄永玉和张梅溪从香港来探望表叔表婶，在沈从文家里住了一个多月。两个年轻人“充满了简单的童稚的高兴”，沈从文周末回来，“一边吃饭一边说笑话，大家有一场欢乐的聚会”。“在那一段日子里，从文表叔和表婶一点也没有让我看出在生活中所发生的重大的变化。他们亲切地为我介绍当时还健在写过《玉君》的杨振声先生，写过《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的废名先生，至今生气勃勃、老当益壮的朱光潜先生、冯至先生。记得这些先生当时都住一个大院子里。”[15]两年以后，黄永玉一家移居北京。
九月十一日，沈从文一家人开了个“家庭联欢小会”，十七年来第一次在小馆叫了两盘菜。原来是纪念十七年前沈从文和张兆和结婚。
这一年可记的还有—
三月廿七日在华大，早起散步，“天边一星子，极感动。”(19；66)
秋天，给时任上海高桥中学校长的程应镠写信，说：“到你将来负责较大，能在立法上建议时，提一提莫作践疯人，就很好了。这是很凄惨的。我看过，我懂得，相当不合需要。”(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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