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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传记文学 > 细说孙中山 > 第04章 同盟革命掀高潮 04.8 革命党上层危险的龌龊

04.8 革命党上层危险的龌龊

  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党内部出现了分裂,章太炎、陶成章、张继、刘师培等掀起倒孙风潮,闹得不可开交。这无疑给艰难的革命雪上加霜。

  孙中山又面临一场新的考验……

  第一次倒孙逆流

  在武装起义连遭挫折的不利形势下,保皇党加紧了对革命派的拉拢、分化,清廷也加强了对革命派的镇压、收买,使同盟会内部“意见不相统属,议论歧为万途”,终于导致分裂。

  孙中山又面临着一种新的考验。

  促使同盟会分裂的导火线,是孙中山离日的事。

  1907年3月4日,孙中山离东京赴越南。临行前,孙中山接受了日本政府赠送的路费5000元、东京股票商人铃木久五郎的馈金1万元。他以2000元留为《民报》经费,余款用作军费。

  这件事来不及在同盟会本部讨论,孙中山就离开了日本。他一离日,接受赠款的事马上就传开了,参加同盟会的日本人平山周、北一辉、和田三郎首先和宫崎滔天就此事发生争吵。张继、章太炎、刘师培也纷纷责难孙中山。

  张继说:“说走就走,要人家的钱干什么!”

  刘师培嚷道:“孙文受贿!”

  章太炎则把挂在民报社的孙中山相片撕下来,批上“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撤去”几个字,寄到同盟会香港分会,表示羞辱孙中山。

  一时间,同盟会本部议论纷起,闹得不可开交。

  正在这个时候,黄冈起义、七女湖起义失败的消息陆续传到东京。同盟会内部的矛盾,犹如干柴遇烈火,火上再加油,终于掀起了第一次倒孙风潮。

  张继大闹民报社,扬言:“革命之前,必先革革命党之命。”

  章太炎催逼庶务刘揆一召集大会,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改选黄兴继任。

  刘师培更是惟恐天下不乱,叫嚷改组同盟会本部,推荐北一辉、和田三郎为同盟会干事。

  同盟会的内让,对保皇党来说,宛如从天而降的甘露,使得他们欣喜若狂。梁启超连忙写信告诉康有为:“民报社各人互相噬啮,团体全散。……故其势全熄,孙文亦被逐出境。今巢穴已破,吾党全收肃清克服之功,自今以往,决不复能为患矣。”

  保皇党未免高兴得太早了。

  同盟会大多数会员深明大义,坚持团结,反对内讧。刘揆一深知孙中山对赠款的处理,虽不能说完全没有缺点,但他是完全出于对革命全局的考虑,并非忽视《民报》。如果不从大处着眼,惹是生非,喊喊喳喳,对革命事业毫无好处。刘揆一维护同盟会的团结,力排众议,以至和平素好挥拳动武的张继在民报社扭打起来。后来,刘揆一在《黄兴传记》中回忆说:“孙总理受此款时,留给民报社维持费二千元,余悉以供潮惠党军急需,诚非得已,又深知公素以实行革命为务,绝不居此空虚总理之名。且方与孙总理共谋粤东首义,万一团总理二字而有误会,使党军前途顿生阻力,非独陷害孙、黄二公,实不啻全体党员之自杀,故力排众议。”

  1907年6月17日,孙中山派野长知回日本,和宫崎滔天。三上丰夷秘密购买村田式快枪2000枝,子弹120万发。村田式快枪在日本虽说已经落后,但在当时的中国,还不失为先进武器。这事,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但给平山周他们知道了,转告了章太炎,立即又掀起了一场风波。

  章太炎大吵大嚷:“孙某所购的村田式军火在日本老早不用了,用到中国去不是使同志白白丢了性命吗?可见得孙某实在不是道理,我们要破坏他!”他出于意气,用民报社名义明码电告香港《中国日报》:“械劣难用,请停止另购。”

  冯自由连忙将这件事转告孙中山。

  购买枪弹事属军事秘密,章太炎竟以明码泄露。孙中山非常气恼,便令胡汉民写信给东京同盟会本部,谴责章太炎。接着,又派林文返回东京,禁止章太炎、宋教仁再干预军事。

  9月13日,孙中山致函宫崎滔天,明确表示自己的态度:“弟去东京后,闻平山、北、和田诸人与足下冲突,当时弟以为诸人意见不合,非有大故,故于来书所述欲得全权办理之事,虑平山、北、和田等既挟意见,不能和衷,故第五十四号函中有‘于各人才力所及之范围内,各有全权’之语。不料平山、北、和田等不顾公义,为弟之所不及料,非惟无以维持团体之精神、增进团体之势力,且立意欲破坏团体,既将日本人的方面破坏无余,且进而侵入内部,几致全局为之瓦解。前托野君回国购械,与足下谋议,事已垂成,而机泄于此数人之手,凡此皆不法之举动、公义之蠹也。弟以后不复信任此数人,其关于日本之运动,当托足下全权办理。宜秘密行事,不特平山、北、和田数子不可使之闻知,即本部中人及民报社中人亦不必与之商议。专托足下一人力任其难,如有所商酌,可直接函电弟处。”

  风潮虽然暂时平息了,但却给同盟会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风潮之后,孙中山对东京同盟会本部持冷淡态度。章太炎则对中国革命感到迷茫、失望,醉心佛教,想到印度去当和尚。张继、刘师培则提倡无政府主义,否定三民主义。

  1907年年底,刘师培从日本回到上海,向两江总督端方自首,自称“大恨往日革命之非”,愿献“乱”之策,保证设法使(民报》停刊,三年之内毙杀孙中山、黄兴。次年2月,刘师培受端方派遣,回到东京。他一面做暗探,经常向端方密报革命党人情况,策划谋杀活动,“欲以十万金而孙文之首”;一面以更为“左”的姿态出现,创办《衡报》,提出颠覆人治,实行共产;提倡非军备主义及总同盟罢工,记录民生疾苦;联络世界劳动团体及直接行动派之民党四条纲领。

  第二次倒孙风潮

  1909年,章太炎、陶成章掀起了第二次倒孙风潮,终于使同盟会走上了分裂的道路。

  事情是这样开始的:1908年9月,陶成章改名唐继高,带着章太炎所印的(民报)股票数百张,来到南洋筹款。他到了新加坡,向孙中山提出了包括拨款2000元作(民报)印刷费的一系列要求。

  这时候,正是孙中山背着沉重的包袱,咬紧牙关,进行着韧性战斗的时刻。

  起义失败后退到越南,后又被越南、法国殖民当局解送到新加坡的600多名战士的衣、食、住、行,成了孙中山和正处在经济危机中的新加坡华侨难以胜任的负担。他们当中,有要求款项想返回香港、大陆的,有卧病不起需要医治的,有闹事行凶招致警吏干涉的,有群聚一起到中兴日报社和孙中山住宅讨伙食的,简直把孙中山弄得焦头烂额。后来,孙中山和陈楚楠、张永福、林义倾诸同志创办了中兴石场,才把这600多人安置下来。

  这时候,孙中山自己也常常陷入衣食难济的窘境。现在陶成章来了,向他提出一大堆要求,他只得将自己的手表、衣物交给陶成章去变卖。过了不久,陶成章又要求孙中山为他筹款5万元。孙中山大吃一惊,只得摇头、叹气,向他解释:“近日南洋经济恐慌,为这里数百名同志的生计,已经碰得焦头烂额。5万元巨款,实在难以办到。”

  陶成章向来主张“中央革命”,在长江流域发动起义,不满孙中山把起义的重点放在南方。这点,作为革命战略本来是可以商榷的。但是,他决计“独自经营”了。首先,他与同盟会摈港分会的领导人李文和“深结”,把他拉了过来。接着,他带着孙中山的介绍信到缅甸仰光、摈榔屿等地,以江、浙、皖、赣、闽五省革命军的名义筹晌。可是,那些地方的华侨认捐都很少,常常仅仅是二三百元。这样,陶成章怀疑是孙中山暗中掏鬼,就把怒火喷向孙中山,声称河口起义所用军费不过1000多元,孙中山将各地同志的捐款攫为己有,家中发了大财。接着,陶成章跑到摈港,纠合李文和等五六人,以川、粤、湘、鄂、苏、浙、闽七省同志的名义起草了《孙文罪状》。

  《孙文罪状》指责孙中山在汇丰银行储款20万;孙眉在九龙建造房屋,是由孙中山汇款助建。罗列孙中山“谎骗营私!’,有“残贼同志”、“蒙蔽同志”、“败坏全体名誉”等“罪状”三种十二项;提出善后办法九条,要求“开除孙文总理之名,发表罪状,遍告海内外”。

  陶成章带着这份《孙文罪状》,跑回东京,找到了黄兴,要求同盟会本部开会讨论。

  黄兴断然拒绝陶成章的无理要求。他还写信给李文和,为孙中山辩诬。

  这时,黄兴正在东京筹备继续出版《民报》。陶成章断言《民报》只能为孙中山“虚张声势”,认为“非先革除孙中山的总理职务不能办报”。黄兴根本不理会陶成章的无理要求。陶成章恼羞成怒,便动员章太炎刊印传单《伪(民报)检举状》,分送南洋,美洲各地,攻击孙中山“怀挟巨资,而用之公务者十不及一”。

  1910年2月,章太炎、陶成章便从同盟会分裂出来,公然在东京成立光复会总部,章太炎为会长,陶成章为副会长,李文和为南部执行员。李文和并将南洋一些同盟会分会改组为光复会分会,以江、浙、皖、赣、闽五省革命军的名义募款。一时间,光复会势力在南洋迅速蔓延,“有取同盟会而代之之势”。

  正在法国的张继,也吵吵嚷嚷的要求孙中山“退隐深山”,或“布告天下,辞退同盟会总理”。

  陶成章、章太炎一伙干着仇者快,亲者痛的事,孙中山既恼火又痛心。1909年10月22日,他写信告诉布鲁塞尔的同盟会会员王子匡:“近接美洲来信,谓有人托同盟会之名致书各埠。大加低毁于弟,不留余地,该处人心颇为所惑云。此事于联络华侨一方面,大有阻碍矣。……故从外人视之,吾党已成内乱之势。人心如此,真革命前途之大不幸也,可为浩叹!”

  他又致函主办(新世纪)的吴稚晖:“所攻者,以我‘得名’,以我‘攫利’为言。而不知我之经营革命在甲午以前,此时固无留学生为我吹嘘也。而乙未广州之事失败,则中国举国之人,无不以我为大逆不道,为乱臣贼子,为匪徒海盗。当时如有陶成章,想亦不欲得此等之名辞也!今日风气渐开,留学之士以革命为大光荣之事业,而陶辈始妒人之得名。然我之初意只在赴大义、行宗旨,而与共事之同志亦无不如此。……自我一人于此两年之内,除住食旅费之外,几无一钱之花费,此同事之人所共知共见也。而此期之内,我名下之钱拨于公用者1.4万元,家人私蓄及首饰之拨人公用者亦在千数百元。此我‘攫利’之实迹,固可昭示于天下也!”

  11月12日前后,孙中山复函张继,拒绝他的无理要求:“此时为革命最衰微之时,非成功兴盛之候,是为弟冒艰危、茹困苦以进取之时代,非退隐之时代也。……弟被举为总理,未有布告天下始受之,辞退亦断未有布告天下之理。弟之退总理已在要求同盟会及章太炎认不是之时,同盟会及太炎至今未有认过,则弟已不承为彼等之总理者久矣。”

  勇气和毅力,减轻了命运的打击。

  陶成章、章太炎对孙中山的谩骂攻击,影响极坏,富有正义感的革命党人极为气愤,群起而攻之。

  在东京,黄兴致书孙中山,表示“陶等虽悍,弟当以身力拒之”。接着,他亲自撰写《致美洲各埠中文日报同志书》,说明“本处风闻于孙君未抵美以前,有人自东京发函美洲各埠华字日报,对于孙君为种种排挤之词,用心险毒,殊为可愤,故特飞函奉白”,“望我各位同志,乘孙君此次来美,相与同心协力,以谋团体之进步,致大业于成功,是所盼祷”。

  在越南,革命党人发表《河内公函》,详述发动广西、云南起义的经过,以大量确凿事实驳斥陶成章的诽谤。

  在南洋,革命党人调查了孙中山的经济情况,发现“先生九龙的家里,只有母亲,自己的夫人和女儿,几间旧房子,此外别无所有。还有先生的哥哥,是自己修了草房子,在那里耕种。假使先生为革命发了财,把钱寄到家里去,为什么家里的房子,家里的人,还是这样蹩脚呢”?南洋同志切实调查以后,就把实情宣布,这是一个很有力的反证。“南洋华侨对于先生的信仰,更为坚确,毫无动摇之余地。”真相大白,革命党人焚毁了陶、章散发的印刷品。

  比较,确实是医治受骗的良方。因为墨写的谎言,终究掩盖不住铁的事实。

  “心底无私天地宽。”孙中山没有被骂倒,被吓怕,他经受了内江的考验,意志更加坚强,对前途充满信心:“际此胡氛黑暗,党有内讧,诚为至艰危困苦之时代,即为吾人当努力进取之时代也。倘有少数人毅力不屈,奋勇向前,支撑得过此厄运,则以后必有反动之佳境来也。”

  真正的猛士,更奋然而前行了。

  不屈不挠,继续革命

  起义失败,党有内讧,使得一部分同盟会会员产生了悲观绝望情绪。他们不愿意长期做艰苦、细致的工作,总想找一个“最快最捷”的“速成法子”,使大事成功。他们以为,无政府主义者鼓吹的个人暗杀,就是最好的手段。

  1907年4月,《民报》在增刊《天讨》中全文发表吴越的《暗杀时代》,说“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日革命。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10月,《民报》又发表黄侃的《专一之驱满主义》,说“若乃事之简易可行而恒能操胜者,今世惟爆裂之弹而已”。1908年8月,《民报》又发表汤增壁的(崇侠篇),鼓吹个人暗杀行动。刘师复甚至成立了支那暗杀团,策划暗杀的活动。

  作为革命家的孙中山,既反对无政府主义,也不赞成把个人暗杀作为革命斗争的主要手段。他幽默地讽刺无政府主义,说:“无政府论之理想至为高超纯洁,有类于乌托邦,但可望而不可及,颇似世上说部所谈之神仙世界。吾人对于神仙,既不赞成,亦不反对,故即以神仙视之可矣。”他深刻分析了个人暗杀活动的危害:“暗杀须顾当时革命之情形,与敌我两者损害孰甚。若以暗杀而阻我他种运动之进行,则虽歼敌之渠,亦为不值。敌之势力未破,其造恶者不过个人甲乙之更替,而我以党人之良搏之,其代价实不相当。惟与革命进行事机相应,及不至摇动我根本计划者,乃可行耳。”

  确实,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执著、韧性的战斗。

  在逆境中的孙中山,一面反对内讧,抵制个人的恐怖活动;一面准备新的武装起义。

  河口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吸取以前的教训,认为“今后之计,惟有各埠合力另创善法,先集备大款,然后举事,乃可乘胜趋利;若如以前举事后方筹款接济,莫讲筹不得,即使筹得,亦多迟延失机也”。

  孙中山把筹款同宣传革命、批判保皇、发展组织密切结合起来。

  1908年秋,孙中山在新加坡设立同盟会南洋支部,委任胡汉民为支部长。孙中山十分强调团体的组织纪律性。他在《中国同盟会分会总章》上,特别加上批语:“注意:组织会众为营、为队、为列、为排一条,为极紧要。有此则会员之感情乃能密切,团体乃能坚固,不致如散沙。”

  1908年11月14日,光绪皇帝突然死亡。次日,慈禧太后也一命呜呼。光绪皇帝无子,由他的侄儿溥仪继承帝位,年号宣统。溥仪年仅三岁,他的父亲醇亲王载洋以摄政王的身份执掌朝政。这位年仅25岁的摄政王,既无经验,又无魄力,头脑中却牢记着不能重用汉人的祖训。他独断专行,实行皇室集权政策,激起多数督抚的反对和大批满汉官员的不满,使朝廷陷入更加孤立的境地。

  孙中山估计到“虏家子母相继死亡,人心必大动,时局可为”,可“惜财力不足赴之于目前”,便于1908年11月20日从新加坡赴暹罗筹款。不料,暹罗当局勒令离境,孙中山又只得返回新加坡。

  不管清廷怎样挣扎,它的灭亡是必然的了。各地同志纷纷策划起义,各自派出专员到新加坡听候孙中山指示。孙中山吸取了以往的教训,叮嘱各地同志“养足实力以待之”。

  孙中山采取两项决策准备大举:一是继续扩大革命力量,制订今后的革命方略;二是将国内一切计划委托黄兴、胡汉民施行,自己亲赴欧美,解决财政、外交两大问题。

  1909年5月,孙中山由新加坡启程赴欧洲。可是,这趟欧洲之行,孙中山虽然“竭力经营筹划,以期辅同志之望”,但得到的回音却是:“现在事不能求,请退以有待。”

  接着,孙中山离开伦敦赴美国。他知道,美国之行,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1909年10月29日,他在给布鲁塞尔同盟会员的信中就谈到了这一点:“弟明日动程往美。此行于联络华侨恐难有效,因陶成章造谣攻击,人心颇有疑惑,一时未易人手也。”

  孙中山在纽约、波士顿华侨中活动了一段时间,看到华侨有趋向革命之势,便与当地热心革命的侨商研究,成立了同盟会纽约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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