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六朝时期的地主阶级内部有士族与庶族之分。阮籍的出身大概属于前者而不是后者，但这在当前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因此，似乎有必要澄清什么是士族，与庶族相比它有什么样的特点。
当今不少学者早已指出，士族不仅是地主阶级内部在经济方面享有特权的阶层，而且也是在政治和文化方面享有特权的阶层。秦灭六国，同时也消灭了西周以来的世卿世禄的贵族特权制度，选拔一部分自由平民和低级贵族参加政权机构以统治整个国家。汉承秦制，在选拔人才方面的主要渠道是征辟。中央政府的高级官员和地方政府的各级长官都有权选择自己认为有德才的做本部门的官吏，中央政府也可以让地方推荐人才以备选用。皇帝有时也特别下诏征辟人才。当时征辟的标准主要是依据于"乡评"或"清议"，即根据乡党对某人的评论或社会舆论，也就是某个人在社会上的声名。一个人的声名越大越响亮，他被选拔的概率就越大，他所担当的职务就可能越高。
这种征辟的办法似乎很平等和公开，但实际上对于每个人来说，机会并不是完全均等的。在封建社会的"士农工商"四民之中，士居首位，他们在政治和文化方面都占有明显的优势，因此，他们被征辟的机会也最大。征辟制度刚开始的时候，对人才的选拔可能是比较客观的，所谓"每寻前世举人贡士，或起畎亩，不系阀阅。"（《后汉书·章帝纪》建初元年诏）到后来就逐渐渗人主观的成分。被征辟之人被征辟选用之后反过来成为有征辟权之人，他们援引自己的同类和同族，世代相传下去，就可能形成一批把持仕途、世代做官的士族贵族。与士族相对，在政治上没有这种特权的，历史上称之为庶族。这种情况到东汉未年日趋严重，以至于选拔人才只看门庭阀阅，不管是否真有才德。这正如工符的《潜夫论》所批评的，"贡荐则必阀阅为前"（《交际》），"以族举德，以位为贤"。（《论荣》）仲长统作《昌言》，亦尖锐地指出："天下有三俗：选士而论族姓阀阅，一俗。"（《意林》卷五）
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推行九品中正制度，主观上在于纠正上述选才的弊病。
可是实际上，州郡大小中正皆由当地著姓望族担任，他们对人才高低的评定，大都仍以"世资"或与自己关系的亲疏为标准。因此，推行九品中正制的结果，更造成了"公门有公"、"卿门有卿"的局面，不仅没有消除士庶的对立，而且使士庶的对立合法化。南朝时沈约一针见血地挑明了这种情况："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科，较然有辨。"（《宋书·恩悻传序》）
士族大概在文化方面也享有特权。汉代崇尚儒术，士人多以经术起家做官而位致通显，因此很重视经学。他们不但授徒讲学，而且其子孙也往往绍继家学，形成世代习儒的文化传统。一般来说，士族家庭出身的大都有较高的文化素养。
士庶的形成及其对立的情况是否如此，当作别论。但是， 由上面的情况完全可以确定，士族地主与庶族地主相较，它至少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享有政治方面的特权；第二，享有文化方面的特权。根据以上所说，再检之以现存的史料，可以大体断定阮籍出身于士族。
关于阮籍的先世情况，除其父阮璃之外，史籍均无记载（阮籍的旁系见下文），但由此只可以说，阮籍的先世大概没有什么特别显赫的人物，而不能推定阮籍出身于庶族。事实上，像"四世三公"、"四世大尉"的名门望族在汉代毕竟少见，相反大量存在的倒是一般的士族家庭。阮籍很可能就是出身于这样的士族。《晋书·阮籍传》载："文帝（司马昭）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魏晋之际，门阀士族业已形成，士庶界限是径渭分明的，迫至东晋，士庶之间似绝少有通婚的情况。司马昭执政之时，士庶姻亲关系的对立固然不及东晋时那样绝对，但想来也是很严格的。
司马氏是当世有名的高级士族，很重视门第高低清浊之区别。范文澜指出： 士族以积世文儒为贵，如果祖先曾做武将或其他杂业就不算纯粹。大批自东汉未士族制度形成以来，士族在政治地位上有高低，而且在门第上世系上矜清浊。晋武帝自称诸生家①，就是在政治地位以外，还要争取门第上的清望。司马师娶东汉名儒蔡岂的外孙女羊氏为妻，司马昭娶魏名儒王肃的长女王氏为妻，这都是司马氏通过婚姻来提高门第的一种表现。司马昭给晋武帝聘弘农郡华阴县杨氏女（杨艳）为妻，也是含有同样的意义。华阴杨氏（??），按门第来说，是无与伦比的纯粹士族。
--《中国通史简编》第二册第四章，第367 页当然也可以说，司马昭主动提出与阮籍联姻，也可能赏识阮籍的才干或考虑到阮籍的声名隆盛②，但是，司马氏的门第观念如此强烈，如果说他根本不考虑对方的门第族望，似乎干事理上很难说得通。司马昭与阮籍联姻未成而代之以高级士族华阴杨氏，这件事情可以说是阮籍出身士族的一个重要证据。至于说阮籍的先世不怎么显赫，此大概只能说明他属于普通的士族，而不可以说他属于寒门庶族。
《世说新语·任诞》载："阮仲容、阮步兵居道南，诸阮居道北。北阮富，南阮贫。"刘孝标注引《竹林七贤论》说："诸阮前世皆懦学，善居室，唯咸一家，尚道弃事，好酒而贫。"阮仲容即阮咸，"竹林七贤"之一，阮籍的家兄于。聚族而居是汉魏以来社会结构的一个特点。从上面两条资料的口吻看，阮氏似乎也是个豪门大族，只是阮籍与阮咸二系，由于不事经营，经济状况比较贫困。值得注意的是，阮氏家族世代儒学，这不仅是士族所以为士族的一个必备条件，而且也是阮氏门第"清望"的一个重要标志。司马昭试图与阮籍结秦晋之好，大概是很羡慕阮氏"世皆儒学"的"清望"门第的。这同时也说明，阮籍的家族是富有儒学文化传统的。
阮籍的父亲阮璃，字元瑜，"建安七子"之一，是当时著名的诗人和散文家，曾经做过曹操的司空军谋祭酒，掌管记室，后为仓曹椽属。阮瑀作为曹氏的僚属，按照东汉以来知识分子入仕的道德标准，他对曹氏应该具有门生故吏的政治关系，在政治上是隶属于曹氏集团的。阮瑀善解音律，能鼓琴，看来有一定的音乐天才；又长于书记章表，曹操的军国章表多出自他与同僚陈琳之手。阮瑀才思敏捷，落笔成章，"太祖（曹操）尝使瑀作书与韩遂。
时太祖适近出，瑀随从，因于马上具草，书成呈之，太祖揽笔，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损。"（《三国志·魏志·王粲传》注引《典略》）曹丕十分欣赏阮瑀的文章，称："（陈）琳、（阮）瑀之表章书记，今之俊也。"（《典论·论文》又在《与吴质书》中说："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这些情况都说明，阮瑀有很高的文化素养。
① 《晋书；札志》载：司马昭死，晋武帝司马炎不听群臣劝阻，坚持行三年丧礼，其诏说："朕本诸生家，传礼来久，何心一旦便易此情于所天！"② 《世说新语·任诞》注引《文士传》说："籍放诞有傲世情，不乐仕宦。晋文帝亲爱籍，恒与谈戏，任其所欲，不迫以职事。"又注引《魏氏春秋》说，阮籍为"文俗之土何曾等深所仇疾，大将军司马昭爱其通伟而下加害也。"《资治通鉴》卷七八《魏纪》十："昭爱籍才，常拥护之。"阮瑀的出仕，曾经有过一段戏剧性的情节。据《三国志·魏志·王粲传》载："建安中，都护曹洪欲使（阮瑀）掌书记，瑀终不为屈。"《典略》的记载比较详尽："瑀以才自护。曹洪闻其有才，欲使答报书，瑀不肯，榜答瑀，瑀终不屈。洪以语曹公。公知其无病，使人呼瑀，璃终怖诣门。公见之，曰：'卿不肯为洪，且为我作之。'瑀曰：'诺。'遂为记室。"（《太平御览》卷二四九引）《文士传》的记载更具有传奇色彩："太祖（曹操）雅闻瑀名，辟之不应，连见逼迫，乃逃人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三国志·魏志·王粲传》注引）这几条史料的内容互有出入，究竟孰真孰伪，可暂且勿论，但阮瑀的出仕有点被迫性质，这大概是没有疑问的。阮瑀身处动乱之世，他很可能对政局抱着一种消极的观望态度，也可能持有一种安贫乐道、守真退隐的生活情趣。其《吊伯夷》文说："余以王事，适彼京师，瞻望首阳，敬吊伯夷。东海让国，西海食蔽，重德轻身，隐景潜辉。求仁得仁。报之仲尼。没而不朽，身沈名飞。"（《艺文类聚》卷三七引）又赋诗说："四皓潜南岳，老菜窜河滨，颜回乐陋巷，许由安贫贱，伯夷饿首阳，天下归其仁，何患处贫苦，但当守明真。"（《艺文类聚》卷三六引）阮瑀所说的"四皓"、"老莱"、"伯夷"、"许由"等人都是古代著名的隐者，颜回是孔子的高足，他之乐天固穷的生活态度曾受到老师的称赞。阮瑀为什么对这些隐士或贫士这么津津乐道？这说明了他对这些古人的敬仰，大概是要以这些人做为自己的生活榜样的。由此可以推断，阮瑀之出山做官，很可能受利曹氏的胁迫；但也不能排斥他是待机而起或借此以提高声名的可能，因为这是汉代以来士人所惯用的手段。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阮璃出山之时，肯定是有过一番曲折的。在出处问题上这种犹豫不决的态度，与其子阮籍有着惊人地相似之处，这或许也是一种家风吧。
阮氏与汉末名士蔡邕是同乡，他们的故居相距大概很近。①阮瑀与蔡邕又有师生之谊。史载："瑀少受学于蔡邕。"（《三国志·魏志·王粲传》）"瑀少有俊才，应机捷丽，就蔡邕学，叹曰：'童子奇眉，朗朗无双。'"（《太平御览》卷三八五引《文士传》）
蔡巨是东汉末年学识渊博的著名儒家学者，同时又对有黄老道家思想倾向的王充著作《论衡》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后汉书·王充传》注引《袁山松书》云，蔡邕得《论衡》一书，"以为谈助"。葛洪《抱朴子》说，蔡邕到江东看见《论衡》，"叹为高文，度越诸子，恒爱玩而独秘之。"（《全晋文》卷一一七引）阮瑀受学于蔡邕，蔡邕的思想倾向与治学态度很可能对他会有所影响。进一步推测，阮籍早年服膺儒学，后又转奉老庄道家之学②，这种或儒或道的学风，就学术渊源来说，我们不是有理由追溯到乃父阮璃直至蔡岂那里吗？据《晋书》本传记载，阮籍有一子，名浑，字长成，少慕通达，不饰小节，颇具父风，阮籍对此曾表示反对。晋大康中，阮浑官做到太子庶子。
另外，由司马昭向阮籍求婚一事还可推测，阮籍至少还有一女，只是生卒事迹已不可详考。有史料可稽的，可以提到阮咸一系，阮咸为阮籍的侄子，生① 蔡邕为陈留圉人。圉即今河南记县西南国镇，阮籍原籍尉氏县在杞县西边，其旧居位"邑（尉氏）东南隅五十里。"（靳于中《阮嗣宗文集序》）又明人及朴说："尉氏故称三贤里，??三贤者，尉缭、蔡伯喈邕、阮嗣宗籍也。雍丘每与尉氏争：'吾邑伯喈，汝安得攘而有之！'"（《阮嗣宗文集序》）雍丘即今杞县。由于雍丘与尉氏为邻，所以二县为蔡巨的归属问题发生争执。可见，阮、蔡故居不会相距太② 详说见本书第二章。
活态度旷达纵放，以豪饮著称，官做到始平大守。其父阮熙，官做到武都太守。阮咸之子阮瞻，字千里，哲学思想倾向于儒道之综合①。晋永嘉中，官作到太子舍人。阮瞻之弟阮孚，字遥集，官做到侍中，后转吏部尚书。由从平王敦功、赐爵南安县侯。
在阮氏家族中，很值得一提的还有阮武一系。阮武，字文业，为阮籍的族兄。《三国志·魏志·杜恕传》裴松之注引《晋诸公赞》、《阮氏谱》、《杜氏新书》、《兖州记》诸书说，阮武"拓落大才"、"阔达博通"，为"渊雅之上"，官至清河太守。阮武的父亲阮湛，字士信，"征辟无所就"，大概终生未做宫②，造《三礼图》传于世。阮武弟名炳，字叔文。官至河南尹，精意医术，撰有《药方》一书。阮炳之子名但，字弘野，晋时官至太子太博，平东将军。阮但弟名柯，字士度，一生守礼，爱好经学，博学洽闻，官至领军长史。阮武一系似乎世代以奉儒学为主。阮籍早孤，曾得到阮湛、阮武父子的照顾，他不免会受到阮武一系世儒学风的影响。两家关系似很密切，血缘关系当也不会太远。
阮氏家世表如下：由上所述，我们可大体确定：第一，阮籍的出身为士族。阮氏家族中有那么多的人做官，而且有的官位相当显要，这种政治上的优越地位，绝非是庶族地主所容易得到的。而且，阮籍本人也很受当权者的重视，多次受到征辟，可以说其仕途是相当顺利的。在门阀贵族垄断仕途的时代，这不能单纯归结为阮籍的才学，当与他的出身有关。其次，阮氏家族世儒，这不能不使阮籍受到传统儒学的熏陶。第三，在阮籍之先，由于阮氏家族中的一些人，特别是阮籍之父阮瑀在曹魏的政权机构中任职，这无形中等于确定了阮氏与曹氏在政治上的隶属关系。所有这些，无疑将对阮籍一生的思想、生活态度及在曹氏与司马氏斗争中的政治态度发生直接的或间接的作用。
① 《晋书·阮籍传》载，阮瞻见王戎，王戎问他："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 其旨同异？"阮瞻回答说："将无同。"② 《世说新悟·赏誉》注引《杜笃新书》说，阮湛官至侍中，此与裴松之注引 《阮氏谱》之说有异，当另有所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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