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野心优雅：任志强回忆录->CHAPTER 10 我的“红二代”家庭 父母读马列，我读巴尔扎克
家里最值得骄傲的大概是那个装着四层玻璃门的书柜子。向外拉，向上抬，通过顶部的滑轨，玻璃门可以推进书柜之内。它们都打开时，就像一个没有玻璃门的书柜，取用非常方便。书架上，还可以放些小摆设，让书柜更加丰富多彩。
书柜最上层的显著位置摆放的是“马列全集”，这好像是干部们的必修课本，也是一个共产党员家庭忠诚与信仰马列主义的显著标志。父母的一生都曾拜倒在马列主义的神像前，不惜为此而献出宝贵的生命。至老，他们仍坚持着自己高尚的理想，尽管也曾有过迷茫，也曾多次为自己所信任和追求的理想所挫败，也曾多次被打倒、被免职、被关押进牛棚，但他们从未产生过动摇、从未有过抱怨，始终坚持服从于党的纪律，按中央的指示精神来规范自己的言谈举止，始终坚持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至老，父母家的书柜中仍然在最高层摆放着“马列全集”。
书柜的第二层是一套完整的《鲁迅全集》，是每本书都有书套的那种精装本；还有一套《资治通鉴》及部分史书，如《春秋》等。这些孔孟之道无疑既是文化的象征，也是文明的象征。在老一辈的革命者中，多少有些文化的人多是读过私塾的，《三字经》之类的大约都是入门识字的基础，对中国历史文化多少有些特殊的钟爱。
爸爸妈妈都是“九一八”事件发生之后，抱着一腔爱国热血，投身于革命的学生。
也许，他们那时并不知道马列主义，但从这些历史的“愚忠”传统中知道要保卫国家、保卫民族。他们在寻找真理的过程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从此走上了革命之路。
妈妈的家庭是一个村中的大家族，其中四五十个同龄人中，一半在奔往延安的路途中在西安加入了国民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另一半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这大约就是抗日年代的中国青年的典型案例。虽然他们不懂什么是主义，但他们知道要保卫民族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他们知道要将日寇赶出中国去。
而这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孔孟之道也曾是那一代人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比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三人行必有我师”等，不但影响着我们的父辈，也同样影响着我们这一代“红旗下生，红旗下长”的“红二代”。除了那些革命大道理之外，我们更多接受的仍是这些传统的道德观念。
书柜中的第三层大多是中国的古典名著，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牡丹亭》《七侠五义》《拍案惊奇》之类的作品。我的印象中好像没有《红楼梦》，也许他们认为《红楼梦》是谈情说爱，太小资产阶级情调吧！
当然，书柜里还有其他政治时事类图书，如《简明党史》等，但显然父母的书柜中没有最适宜我们这群孩子的读物！
小时候，家里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让孩子阅读的图书。印象中最深刻的是《十万个为什么》《趣味数学》和《奔向二十一世纪》。经常陪伴我们成长的主要是孙敬修老人的故事和《少年儿童报》。当然，那时也有各种各样的连环画，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也有关于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刘胡兰等的漫画。
这些连环画对孩子们来说简直就是奢侈品，谁要有几本连环画就能吸引一院子的孩子挤到他家里去抢读，更多的是，你有两三本，他有两三本，大家互相借阅。
缺少可读物也让在这个年龄段最需要获取知识的孩子们失去了阅读的机会，那时的孩子正因为没有书，反而对书的渴望，超越了自己的年龄。
小学四年级时，我的班主任老师叫田文明，一个高高个子的帅小伙，因为我的作文很差，开家长会时在妈妈面前告了我一状。回家后，妈妈严厉地要求我要认真读书，好好地补补语文课。直到今天，我仍然感激田老师的这一状，让我这个只对数学有着特殊爱好的偏科学生，养成了读书的好习惯。
不知道是继承了父母双亲谁的血统，从小我就对数字有着特殊的偏好。而之所以对《趣味数学》这本书有着特殊的记忆，正在于这本书让我对数学有了不同的理解与认识。小学时常常会在大操场中组织数学或者叫算数竞赛，每个同学都可以自愿坐在操场中事先摆好的椅子上，椅子的扶手多出一个不大的桌面，正好可以用来放试卷，写答案。每个同学都带着铅笔和橡皮参加竞赛，而几乎每一场竞赛中我都会是最先交卷并取得好名次的，当冠军的次数也很多。记得小升初的考试时，算术这门课我只用了三分之一的考试时间，却自豪地拿了满分，而语文只有80多分，并且是最后交卷，也没来得及写作文结尾。记得作文题目正是《我的爸爸妈妈》或《我的家庭》这类的内容，如果是今天，我定会写出篇好文章的。
正因为这个特殊的状况，家里的书柜开始吸引了我的注意，而此前那只是家长的圣地，似乎与孩子们无缘。四年级之后，我也开始成了书柜的常客，并将这个习惯保留到今天。
爸爸妈妈都有读书的好习惯，特别是妈妈岁数大了仍然坚持每天读报，了解国家与社会的事情，他们也会看些军史、战史（战争年代的各种回忆录等，我对父母战争年代的了解也大多来自这些回忆录），以及老年人与健康相关的养生图书。
父亲在世时一直坚持看文件与学习。20世纪70年代中期北京有了内部书店，为高级干部首先开放了读书禁区，爸爸就带我专门去书店购书。我优先买的是19世纪的名著和“二战”时的回忆录，有巴尔扎克、左拉、大小仲马、雨果、狄更斯、德莱赛、马克·吐温等欧美大作家的成套作品，也有朱可夫、华西里耶夫、巴顿、艾森豪威尔等写作的战争纪实作品。当然，还有《第三帝国兴亡》《六次危机》《光荣与梦想》《赫鲁晓夫回忆录》《斯巴达克斯》，以及苏联第四代作家的代表作《人与兽》《多雪的冬天》《你到底要什么》《围城》《带星星的火车票》等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提出疑问的小说。“文革”禁书让我们这一代人无书可读，如饥似渴最能形象地说明当时的情况。
而父亲则大量购买《清史稿》和“二十四史”之类的史书，老人更注重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和政权变更的角度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的发展。仅一部《清史稿》就有48册，独自占半个书柜。史书在中国的文化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尤其在老一辈人的心目中更是如此。他们经历过清末的遗风环境和激烈的变革过程，却没有机会全面了解历史，“文革”让他们有时间和机会重新思考这些问题，重新认识自己投身的这场革命。虽然他们坚信自己努力奋斗的主义，却对“文革”的起起伏伏有了许多疑问。他们可以对“住牛棚、被批斗”充分理解和毫无怨言，却不愿动摇自己追求了一生的目标。因此，他们希望能从更多的历史与知识中寻找借鉴，提高认识能力。
从最初父亲的带领，到后期去的次数多了，大多数的店员都认识我了，开始时要执证才能购书，后来不用父亲带领，我也可以进出自由了。当时的消费能力并不能让父亲和我都能一次性地将想购买的书搬回家，而是事前预订，分批、分次才能将这些想看、想买的书，慢慢地积累起来。于是，家里又多了许多个书柜，但这些书柜即使每层都放里外两层，仍然不够用。我大量的书就只能放在箱子里了。
父亲的书柜早已成了书墙，上层是可以展示与陈列的书，下面则只好将不常用的书叠起来放。我的女儿进入读书阶段之后，学校推荐了一批书，大多都不用去新购，可以从这些存书中找到。名著仍是几代人都会重点阅读的好作品，父亲看过，我们读过，下一代也会继续学习。
除了存在父母家中的书之外，我独立成家之后，自己的家里也建了书库。此外，我还在公司里建立了自己私藏书的公益图书馆。几千册书排满了一个房间，让员工可以共同分享读书的喜悦。
直到今天，我也难忘那个最初的书柜，难忘田老师的强逼，难忘父母对我的教育与影响。也许没有幼年时的那次冲击，就不会培养出这种求知欲，也不会有此后的积累。十多年前，我给自己确定了一个日均不少于读6万字书的最低目标，至今仍在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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