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华为教父任正非 > 第九章 真实任正非：散发着个人魅力的神秘企业家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谈道：个人魅力型的统治是建立在对具有出色感召力的领袖人物的拥戴和信仰的基础上的。个人魅力型领导在人格或个人才能上具有非凡的、超人的特征，有着特殊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伟大领袖毛泽东，戎马生涯，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宏伟瑰丽的奇思异想，反抗传统的狂放气魄，使他的个人魅力逐渐达到了巅峰。
任正非，早年的“学毛著标兵”，对毛泽东满怀崇敬之情。而他也有着独特的个人魅力，许多甘愿为他效劳的人无不被他的魅力所感动。
任正非涉猎面广，熟读毛选，言谈逻辑严密、出口成章，演讲极富煽动性。他在内刊发表的许多文章已成为很多员工的必读物，他是华为无可替代的“精神教父”。在商场征战南北中，他忠诚、果敢、目光敏锐、目标坚定；在为人处事上，他又显得大度、仁慈、温情。华为就是在这样一位统帅的率领下，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正如一名老员工所言：“任正非越来越等同于华为，华为也越来越等同于任正非。”
“德意志式”的偏执
有一个笑话说：在半夜12点开车，看见红灯还停的，全世界只有德国人。德意志民族给外界的印象是理性、死板、偏执、缺乏激情。但是偏执的性格使他们形成了一种正直的品格，不那么圆滑，说到就要做到的品性，形成喜欢较真的劲头，不那么马虎，要做就要做到极致。从而培养出了特别讲究严谨的精神，特别能够成就事业的职业伦理精神。20世纪科学界的许多重大发现，大部分是讲德语的人做出的。
“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英特尔公司前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的名言，任正非对此始终信奉不已。任正非也有着德意志民族的那股倔强，偏执的“一根筋”，那股“不到黄河心不死”的劲头造就了华为的成功。
这种偏执成为任正非的特色，在他身上体现了真正的企业家精神，以做事业的态度做企业，不走一时的捷径，坚决在最困难的时刻找到突破口，最终获得成功的喜悦。
贫贱不能移，暴富不动心
孟子有一段名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要想成就一番事业，没有非凡的定力是不行的。也许，正是由于这样的“顽固不化”，任正非才成就了后来的大业。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饱受沧桑的中华民族站立起来了。由于长期的内忧外患，加上不断的战争破坏，经济濒临崩溃。新中国成立后，经济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任正非就是在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出身于社会底层，兄妹七人，靠着父母微薄的工资艰难度日。按常理而论，作为家中的长子，早就选择找份工作支援家用了。但是“贫贱不能移”，他的父母并没有那样短视，他们省吃俭用供儿子上了大学。
任正非的人生经历满是沧桑。他经历了苦难的“文革”，在那时“打倒一切权威”，只有工农最受欢迎。作为知识分子的父亲也受到冲击，但是他还是教育儿子：“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
正是由于这些，他在人心浮躁、“激情燃烧”的年代孜孜不倦地读书，为他后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20世纪80年代男女老少纷纷“下海”捞大鱼。经济的“肥皂泡”越吹越大，很多人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富翁，许多人沉浸在大发横财的美梦中。企业转行的转行，投资的投资……浮躁、投机取巧之风蔚然盛行。然而，在这样充满诱惑的年代，任正非不为暴富动心，没有做代理赚取稳定收入，而是走上了未来还是未知数的自主研发的道路。
当it泡沫膨胀的时候，全球主要通信设备制造厂家放弃对现有的交换机的研究开发，而全面转入下一代ngn交换机的研究，任正非仍然加大对传统交换机的研究投入。“泡沫经济”破灭后，西方公司又开始动摇了它们推崇的下一代ngn交换机，对世界下一步的潮流走向产生了迷茫。“雪上又加霜”，财务状况不好，开始大量裁员。而华为却坚信ngn一定会取代传统的交换机，只不过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ngn上也一直加大投入往前冲，于是华为又赶上了它们，进入了世界前列。目前，华为的传统交换机占世界总量的16%，而下一代ngn则有可能占世界总量的28%。
“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科学的入口处就是地狱”，任正非坚持着知识的力量，淡泊名利，不为贫穷所吓倒，不为暴富动心，坚持着自己的理想信念。
只做通信产品
现在，许多企业做大后都在走向多元化。它们都想效仿通用，采用韦尔奇的多元化战略迅速提升品牌，但是“韦尔奇道路”在中国有点“水土不服”。万科集团最初不断做大，走向多元化，但问题不断，只好收缩，走向专业化，目前获得了健康发展；三九集团从专业化走向多元化，已严重失败；五粮液集团在慢慢走向多元化，但已出现危机。
企业要有自己的品牌，也就是外在的“公众形象”。品牌是支撑企业的“门面”，具有无形的价值。但是打造品牌绝非一天两天的事，需要长时间地艰苦努力。企业只有专注，在一段时间内只做一件事，才能做到精益求精。“东张西望”，见着利润大就上，是很难做出自己的特色的。
任正非偏执到只做通信产品，并在《华为基本法》中确定下来。《华为基本法》第一章第一条规定：“华为的追求是在电子信息领域实现顾客的梦想，并依靠点点滴滴、锲而不舍的艰苦追求，使我们成为世界级领先企业。”第三十七条再次强调了：“我们中短期的投资战略仍坚持产品投资为主，以期最大限度地集中资源，迅速增强公司的技术实力、市场地位和管理能力。我们在制定重大投资决策时，不一定追逐今天的高利润项目，同时要关注具有巨大潜力的新兴市场和新产品的成长机会。我们不从事任何分散公司资源和高层管理精力的非相关多元化经营。”
任正非铁了心要做有高度的事业，就要经受风头浪尖上的考验。通信产品前期投入大，周期长，而且产品研发出来也不一定能满足市场需求。但是任正非，这个“偏执狂”，全然不管这些，他的目标一经确立，就要坚持到底。
为此，他顶着倾家荡产的压力，投巨资开发第三代移动通信产品。他为了融资，出卖安圣电器，卖掉华为3com的股份，放弃盈利的小灵通。
华为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骄人业绩，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任正非“不惜把所有的鸡蛋都放进一个篮子里”，孤注一掷地搞通信设备的研发，并为此坚持不懈。
任正非清楚，虽然华为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华为还在成长，与国际老牌企业还有很大差距。任正非为了企业的迅速发展，不断整合企业资源，将所有的精力和资金都投入到新产品的研发、生产及服务体系上，争取取长补短，迅速提升华为品牌。
正是凭着这股偏执劲头，他带领华为人打进竞争激烈的海外市场。在2005年，他的名字出现在了美国《时代周刊》评选的“2005年度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人”的名单上。
从c＆c08机到排除万难建立北京研究所，到3g“豪赌”，他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就做通信产品，而且要做就做到最好。
将3g进行到底
3g是目前通信行业争论得沸沸扬扬的一个话题。所谓3g技术，即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它比前两代技术更先进，能够提供更丰富多彩的信息服务。在一定意义上说，谁掌握了3g先机，谁就有可能掌握未来通信市场竞争的制高点，取得优越的竞争优势。
任正非瞄准了这一势头，坚信下一代网络技术必将是3g的时代。因此，他孤注一掷，不惜“将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开始为自己偏执的“信仰”努力了。
华为南方研究所的一位员工说，华为对3g的热忱已经到了“从芯片做起”的程度，每次投片（将设计好的芯片交ic厂投产）所需费用都在几百万元以上，加之高额的设备投入，累计已达40亿元人民币。
为了3g，任正非付出了很大代价。由于一心研发3g，忽视了小灵通，让同城弟兄中兴着实赚了一把。为了3g，忽视cdma，致使在联通cdma的两轮招标中，华为接连失利。
2002年是世界通信业十多年来挑战最为严峻的一年。国际电信业停滞不前，众多设备商收入锐减，业务开始大面积缩减，???冬天寒气直沁入人的骨髓”。
但即使是这样，任正非也不认输。对于cdma和小灵通上的失误，任正非很不服气地说：“phs技术不是什么先进的技术，但没有想到连续5年来会持续建设，这是政策造成的，但是不是后悔，得过几年再来总结。”他“撞破南墙不回头”，仍然继续将大量资金和研发力量投入到3g技术上。
然而，巨额的投入并没有马上收回来。任正非雄心勃勃地投资，但中国的3g产业标准一再延迟，3g市场迟迟无法启动。对于这点，他自我解嘲式地说：“笑到最后的才是真正的胜出者。”
2003年10月30日召开的3g全球峰会传出的消息称，由于3g标准完善工作的推迟、终端技术的不成熟、移动数据业务市场不理想等的开发现状以及难以预测的前景等等，大部分运营商开始要求推迟3g牌照的发放日期。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政府有可能放缓3g许可的进程。
果然不出所言，中国政府关于3g的计划一再推迟，直到2005年1月，还没有明确的消息。任正非苦苦等待，希望3g能够云开见日。
但是任正非仍旧没有灰心，他相信选择3g是正确的。2005年，3g泡沫过去之后，国内3g产业环境已经形成，系统解决方案日趋成熟。华为呼吁信息产业部借此机会启动3g。信息产业部高级顾问徐木土分析认为，随着3g移动通信系统技术上的成熟和商用化，信息产业部将根据中国电信业务市场发展的需要，发放3g经营许可证。
有业内人士分析说：华为押宝3g上并非万无一失。根据国家信息产业部透露的信息，中国在3g基础设备的采购上投入了1500亿元人民币，这个被称为中国电信基础设施最后一次大规模建设的时代，将在3～5年内完成，平均每年为300亿～500亿元人民币的采购量。如果按照每年300亿元的市场容量计算，华为能从中分得多少？除了华为，中兴、朗讯、北电、阿尔卡特等众多国际巨头也都在争抢这一杯羹。凭着那些国际巨头在中国市场多年的拼打和雄厚的实力，不让它们分一半是很难的，那么留给华为的最多只有100多亿的采购量。因此，即使3g时代马上来临，华为在3g业务上的国内空间也很有限。
但是，任正非并没有动摇，只要3g一启动，华为就可以大有作为了。
“我从来只见客户”
任正非带着华为轰轰烈烈闯出了一番成就，但是他始终戴着一层神秘的面纱，躲在幕后半遮面，使人“不识庐山真面目”。无论是2000年荣登《福布斯》杂志富豪榜，还是2003年与思科激烈交锋；无论是地方领导参观，还是大腕媒体采访；无论是“全球最有影响力的it名人”，还是“最受尊重的企业家”……这一切他都不屑一顾，他拒绝领奖，拒绝采访……这么大的“架子”，想拜访他，真有点难度。
但是，也有些人要见他是很容易的，那就是客户。任正非是一个极其现实的人，他说：“我不是不见人，我从来都见客户的，最小的客户我都见。”
2004年4月22日，华为与文莱电信公司合办了一个国际研讨会，当时在文莱最豪华的酒店举行，华为邀请了全球40多个运营商，一起讨论文莱下一代网络的商用部署和市场发展。
那天一大早，任正非就西装革履地站在会议大厅门口，手握一大沓名片，见到进场的客户，无论大小、中外，都挨个儿亲自送上自己的名片，面带微笑、毕恭毕敬，用带些乡音的普通话说：“我是华为的，我姓任。”
任正非只见客户，而且是偏执地只见客户。2002年，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带领一个机构投资团队来到华为总部，任正非只派副总裁费敏接待。事后罗奇感到很遗憾地说：“他拒绝的可是一个3万亿美元的团队。”但任正非却不以为然：“他又不是客户，我为什么要见他？如果是客户的话，最小的我都会见。他带来机构投资者跟我有什么关系呀？我是卖机器的，就要找买机器的人呀。”
一次，某前任部级官员专程从北京赶到深圳华为总部，希望能见任正非一面。负责引见的人员说得口干舌燥，虽然千里迢迢也没给人家面子，没办法人家只好原路返回了。
李嘉诚说：“保持低调，才能避免树大招风，才能避免成为别人进攻的靶子。如果你不过分显示自己，就不会招惹别人的敌意，别人也就无法捕捉你的虚实。”
对于媒体，他也十分冷淡。他经常说：“媒体有它们自己的运作规律，我们不要去参与，媒体说你好，你也别高兴，你未必真好。”他在解释为什么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们有什么值得见媒体？我们天天与客户直接沟通，客户可以多批评我们，他们说了，我们改进就好了。对媒体来说，我们不能永远都好呀！不能在有点好的时候就吹牛。”
任正非执著地认为，客户是华为的生存之本，为客户服务是他和华为的职责。对于媒体和其他知名人士，他主张“守拙”，不要过分招摇。
坚持走上层路线
任正非不喜欢与地方官员打成一片，交朋友拉关系。他不与一般的官员吃吃喝喝，给人的印象是清心寡欲，远离官场。据说，深圳市政府几位副市长曾多次去华为视察，华为总是派出一位副总裁接待，任正非从来不出面。但“架子很大”的任正非，在处理与高层政治人物之间的关系时显得格外热情与尊重。
任正非走的是上层路线。在华为总部长长的走廊上，到处都是任正非与国家领导人的被放大的合影照片。甚至在《我的父亲母亲》一文中，任正非也没有忘记提到，自己和胡锦涛主席的接触。
早在1994年，任正非就受到江泽民同志的亲切接见。1996年，朱镕基视察华为，为华为带来了救命的贷款，还在政治上给予华为足够的重视。2000年11月，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亲自点名任正非随团访问非洲。2001年1月，时任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出国访问，点明任正非随团出访。2003年4月11日～12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到深圳考察工作，再次视察华为，要求华为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加快“走出去”的步伐。
1999年江泽民到深圳视察，准备参观华为。任正非非常重视，亲自安排接待事宜。安排任务过后，他去生产部门看看准备的情况，突然发现设备明显地重新摆放过，而不是常规生产的样子——这就相当于欺骗领导嘛。任正非赶快把一位负责的总监叫过来，气得说不出话来，你怎么能欺骗别人呢？一气之下，他竟然踹了那总监一脚，对方躲过去，本能地想跑，任正非说：“你还跑，回来呀，把设备摆回去。”
经历“文革”洗礼的一代人，到今天内心仍然忐忑不安、顾虑重重，始终充满恐惧感。早已功成名就的任正非又何尝不是如此！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走上层路线也就不难理解了。
任正非就是这么偏执，坚持走上层路线，既可以避免官商勾结的嫌疑，又可以为华为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思想是“最美的花朵”
著名思想家帕斯卡尔说：“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人虽然很弱小，但是人的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思想使人成为万物之灵，使渺小的人类在征服着庞大的宇宙。
现在，整个社会都弥漫着一股浮躁的风气，我们不只是一些脆弱的苇草，更成了庸俗的苇草，深深地沉湎于世俗，叶片上坠满了低俗的欲望，思想受到了冷落。
英国作家詹姆斯·艾伦说：“一个人的成败是他自己思想的直接结果。”美国作家苏珊·泰勒说：“思想就是力量，它既可以建立一个世界，也可以打破一个世界。”美丽的外表并不能产生永恒的魅力，深邃的思想则可以永恒。做人如此，做企业也如此，任正非之所以成为各大媒体的聚焦，有着浓厚的个人魅力，不仅在于他的神秘和低调，更在于他深邃的思想，这为做企业留下的是弥足珍贵的无形财富。
先知般的远见
面对风云变幻的商场，做企业必须要有远见卓识，准确预测难得的机会，才能在市场上赢得主动。
任正非眼光深远，华为的每一个重要决策和转折都与他高瞻远瞩的智慧分不开。华为之所以能成为华为，和任正非非凡的远见密切相关。
20世纪90年代，中国通信设备市场200多家交换机厂商正是“军阀混战”。但是任正非却认为华为真正的竞争对手不在国内，而是国际一流的通信设备厂商，于是开始谋划走向海外。
20世纪80年代，全球交换机厂商从34家减少到17家；90年代以来，北电、nec等著名厂商步履维艰。“竞争还在加剧，未来3年将是中国通信厂商最黑暗的历史时期。”1995年的预言，后来得到了充分的证实。
随着华为迅猛发展，粗放式管理的弊端日益暴露，经济效益下降，任正非出访美国各大公司，潜心向世界级企业“取经”。随着华为开始出走海外，他高瞻远瞩，为华为融入国际化做准备。他提出管理的国际化、文化的融合，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淡化华为文化，融入世界潮流。
他拥有先知般的远见，敏锐地预测到未来的移动通信技术必将是3g的时代，从1995年开始，年年投入巨资开发3g，巨额的投入很快就换来了丰厚的回报。3g在海外发展迅???，华为迅速抓住了商机，后来者居上，开始了与国际巨头的对话与合作。
为了创建世界级企业，实现基业长青，他未雨绸缪，坚决摆脱企业随企业家的逝去而衰败的悲剧，积极淡化英雄色彩，酝酿实现制度化管理，争取做到“任总不在，公司照样正常运转”。
他眼光远见，思维敏锐，力挽狂澜，成就了华为的今天。
“灰色”理论
所谓“灰色”，就是介于黑与白之间，就是不走极端，在继承的基础上变革，在稳定的基础上创新，在坚持原则和适度灵活中处理各种矛盾和悖论。任正非的人生基调是灰色的，但也不乏激情，不会被美好的东西冲昏头脑，也不会故步自封。
柳传志、任正非等都是中国企业家的典型代表，他们深谙国情，熟悉中国传统智慧，弥漫着浓浓的人格魅力。任正非更是这一方面的典型，他不仅熟悉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学毛著标兵”，对于毛泽东深刻的辩证法智慧更是运用得游刃有余。
他深刻理解绝对性和相对性的辩证关系，从而灵活运用灰色理念，并把这一理论运用到企业之中。他运用变与不变的智慧，强调管理要实行渐进式改良，不温不火，保证企业稳定发展；对付媒体，他更能运用自如，看到的永远是背影，既能保持形象又有磁石般的魅力吸引。
任正非的灰色理论等高度的辩证法智慧让许多媒体晕头转向。2004年，有记者偶然见到任正非，问他华为未来的发展重点。任正非回答：“我们也说不清重点是什么。未来怎么发展，我们都是糊里糊涂的。”记者又追问华为未来发展的重点是国内还是海外，他说：“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们将来向哪个方向发展。”这种模糊的回答让记者感到疑惑，许多人由此推断华为在战略上可能真的出了问题，前程堪忧。任正非接着又说出了让记者更诧异的话：“我们现在生意很难做，如果我们开餐馆就好了，毛利会更高。”
任正非的灰色理论，华为的许多高层都不一定能理解；他高度的辩证智慧更是让人找不着北。在华为，没有一个人能够熟练掌握他的这种智慧，这也是造成他选接班人难的原因。
任正非不仅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更是一个有思想高度的思想家。他用高度的思想做企业，深邃的辩证智慧让他在商海竞争中游刃有余。他以思想做企业，摆脱了中国商人是“草根”的文盲局面，也摆脱了中国商界“言必称韦尔奇”的尴尬局面，为华为进入世界级企业奠定了思想基石，向真正能够做出有高度的事业迈出了一大步。
西方式思维
东方人重人情世故，凡事都要讲究合情合理；西方人重制度和程序，凡事都要合法。东方人不大讲究规则，灵活有余，原则性不强。社会文明在进步，一套完整的制度和规则越来越显现出永恒的价值。李嘉诚把他的成功归结为“东方式做人，西方式做事”，但任正非的思想却更接近于西方理念。
在2000年之前，华为的管理改进思路，类似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模式，企业的核心价值体系保持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而在具体的管理方法上，则借鉴西方成功的管理经验。但是这种结合很快就出现了两张皮，中西合璧遭遇到了困难。这一困境是中国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学习西方成熟模式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在实践中任正非认识到，东方智慧固然重要，但要实现国际化，必须“道术合一”。
依靠中国传统智慧，华为在国内市场上取得了绝对性的胜利。但是东西方文化差异很大，在国际市场上的国际巨头大多数是西方背景的，华为要实现世界级企业的梦想就必须跟他们对话，向它们学习。为此，学习西方成为必要。
2002年年初，华为从北大哲学系和中国社科院邀请8位知名教授，对总监级以上的高层进行了短期的封闭式培训。这些教授既讲授传统的东方文化与哲学思想，如“周易与思维方式”、“老庄的智慧”等，也讲授诸如“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回到轴心时代”等西方哲学思想。
通过大胆地向西方学习，西方理念注入到华为的骨髓里面，开始向西方缓慢“滑进”，为走向世界、成为一家真正的跨国企业奠基。
“神秘”背后的人之常情
伟大领袖毛泽东不仅威严，更有浓厚的人情味，他是和蔼可亲的长者，平易近人；他亲切的微笑，温暖人心。
他“培养”的“好战士”，任正非也是一个很低调的人，基本上没有跟媒体正面接触过。想见任正非的人很多，但是能见到他的人寥寥可数。这不免让他产生了很多神秘感，但是任正非毕竟是人，不是神。在他神秘的背后，发生着很多充满了人情味的故事。
任正非，不修边幅，像个老工人，挽着袖子，讲起话来大大咧咧。见他第一面，感觉他像一个大老粗，雷厉风行的军人本色，批评起人来总是火辣辣的，丝毫不留情面。再见他第二面，又犹如一个宽厚仁慈的长者，充满着睿智，有时又天真得像个孩子。
“教父也幽默”
幽默是一种艺术，能带给人轻松舒适的感觉。马克·吐温是风靡全球的幽默大师，他的作品诙谐幽默、谈笑风生、嬉笑怒骂、讽刺鞭挞。马克·吐温曾在圣弗兰西斯克《呼声报》编辑部任职，六个月之后，突然被总编炒了鱿鱼。总编解释说：“因为你太懒，而且一点也不中用。”马克·吐温笑着回答：“啊，你真蠢得可以了，你要用六个月时间，才晓得我太懒而不中用，而我是进来工作那天便知道你了。”
不了解任正非的人都认为，他脾气粗暴，整天就会板着脸教训人。其实跟他谈起话来也是幽默风趣、平易近人的。
早期任正非经常对几十个员工说，今天改善伙食，熬点猪尾巴汤啊！大家拽着猪尾巴吃得挺开心。每个新人进来后，大家请客吃的也都是这些，久而久之，也就爱上这口了。
1997年，华为在7楼食堂召开驻深员工的全体大会，说着说着，任正非突然冒出一句：华为的高层都长得丑，你看李一男，还有胡厚昆，长得多丑啊！你们站起来给大家看看。那两位还真像模像样地站起来让大家瞧了瞧。2000人的会场顿时气氛轻松了下来，大家都开心地一笑，他自己也像个孩子似的笑了。
任正非经常说：“华为要松土、翻新，种子是我们自己种的，外部请来的专家、引进的流程就像投射进的阳光，如果我们离开这片田地，能从外面捡回来玉米，但也许最开始播下的种子就死了。”
对于华为融入国际化潮流，任正非风趣地说过一句名言：“你到别人家做客，就不能抠脚丫子。”他强调华为人要重视实践能力，不要一味读死书，“茶壶里煮饺子，倒不出来就不算饺子。”
在华为员工大会上，任正非提问：“2000年后华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大家回答：不知道。任正非告诉大家：“是钱多得不知道如何花，你们家买房子的时候，客厅可以小一点、卧室可以小一点，但是阳台一定要大一点，还要买一个大耙子，天气好的时候，别忘了经常在阳台上晒钱，否则你的钱就全发霉了。”
后来有人问任正非，当初为什么要选择通信领域，他只是笑着说：“那时我们很幼稚。”1997年一个会议上，任正非别出心裁地解释了“狼狈为奸”的含义，“企业就是要发展一批狼，每个部门都要有一个狼狈组织计划，既要有进攻性的狼，又要有精于算计的狈”。
近几年来，任正非频频出访海外，他的英语水平在对话中不断地“突飞猛进”，回国后偶尔会讲一些西方式的幽默，逗大家乐一阵子。
任正非演讲很受人欢迎，流利的口才、幽默的艺术，每次上台前人们都热烈鼓掌。他总是说：“你们别鼓掌，再鼓掌我就走了。”
宽容大度
任正非脾气暴躁在华为是出了名的，亲朋好友和华为高层都曾被他骂得很凶。以前李一男，地位仅次于任正非，一旦做错什么事，就会被骂个狗血喷头，甚至还会挨脚踹。在一次工作会议上，任正非对他的财务总监说：“你最近长进很大，从特别差变成比较差了。”
但是对于普通员工，任正非是和蔼可亲的长者，对他们反映的问题很关心。一次在电梯间，华为几个年轻的科级干部开始抱怨公司为什么不在基地设一个财务系统，害得他们老为出差报销的事奔波，累得喘不过气来。电梯到7层——总裁办公室所在地，一个挽着袖子的“老工人”从电梯角落里不发一言地闪了出来。大家顿时傻眼了，面面相觑，“完了”。但是就在十几天以后，员工们发现，盼望的基地财务系统建立了。员工感受到了春天般的温暖，“任总最关心人”，“任总处理事情最公正”，“任总最讲义气”……
1998年，任正非在公司内部的一次会议上半开玩笑地说，以前一直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在部队里很难得到晋升，朱建萍（当时华为的宣传部部长）就直言不讳地说：“怪不得你在部队里得不到提拔，像你这样坏的脾气肯定很难与领导处好关系。华为人之所以可以容忍你火暴的脾气，只是因为你是老板而已。”谁知任正非不但没生气，反而一脸苦笑。
一位华为员工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当时他还只是一名普通员工，有一次，出差回来在机场看见任正非，当时任正非也刚出差回来。他本想当做没看见就算了，可是任正非却走过来和他热情地打招呼，还问他家住在哪儿，还先把他送回家然后自己才回家。事后，他非常感动。
曾任华为副总裁的胡红卫深有体会地说，任正非待人好是发自内心的，真心期望别人好。每年都有好多有志青年离开华为，自立门户。任正非对离开的人从不设卡，而是以积极的态度支持他们，默默地祝福他们。
1999年张晓从华为辞职，创立深圳立言卓翻译有限公司，第一张大单就是华为的。张建国创立的益华时代管理咨询公司，长期为华为进行员工培训。罗涛创立深圳华荣科技有限公司，承接华为的制造业务。“没有华为就没有我们创业的成功”，这是很多离开华为、自主创业的人的肺腑之言。
心如止水
爱因斯坦非常推崇卓别林的电影。他在给卓别林的一封信中写道：“你的电影《摩登时代》，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能看懂。你一定会成为一个伟人。爱因斯坦”卓别林在回信中写道：“我更加钦佩你。你的相对论世界上没有人能弄懂，但是你已经成为一个伟人。卓别林”
爱因斯坦对居里夫人的伟大人格倍加推崇：“她的坚强，她的意志纯洁，她的律己之严，她的客观，她的公正不阿的判断——所有这一切都难得地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她在任何时候都意识到自己是社会的公仆。她的极端的谦虚，永远不给自满留下任何余地。”
伟大的人物淡泊名利，恬静的心境，谦卑的心态，对真理的无止境的追求，构成了他们的全部。
许多媒体记者都想采访任正非，绞尽脑汁，费尽心思，但是均以失败告终。任正非心如止水般的恬静，他把“名利”看做是水中月镜中花，转瞬即逝。
商人们趋之若鹜于工商联副主席和全国性大会的代表资格，他却婉拒；企业家们花巨资现身的媒体盛事，他更是谢绝。他避开喧嚣，远离闹市，有着田园般的恬静。
“穿着发皱的衬衣，身上可能还有墨迹，一大清早就在深南大道上活动，外人绝对不会想到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华为总裁。”这是华为内部一位员工眼中的华为总裁。
1994年6月，金森林进入华为。正好赶上c＆c08数字机问世，经过紧张的短期技术培训后，他被分到总测车间，从事老化、测试及物料协调等工作。当时c＆c08数字机刚刚进入生产阶段，缺乏有效的测试手段及测试工具，为验证每一块用户板的电路是否正常，必须在机架上进行一一测试。这样的速度是很难满足市场需求的。为了加快进度，测试人员吃睡在机房里。7月的一个晚上，用户板测试进度进展有点缓慢，很晚了还没吃饭，饿得肚子直打咕噜。将近午夜12点了，只见一位五十来岁的“食堂大师傅”领着几个食堂工作人员推着餐车进来了，这位大师傅热情地给大家盛饭，招呼大家喝点鱼汤，还嘱咐大家要注意休息不要太熬夜。大家吃了夜宵鼓足劲，不到一点钟测试就做完了。
第二天的测试做得非常顺利，转眼间到了中午，大家找了个空地，拿块纸板或泡沫躺下睡了。金森林睡得很香，上班铃响起来了，他发现昨天晚上送鱼汤的“大师傅”也在睡。他赶快叫醒“大师傅”，又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1994年8月的一天快下班的时候，部门主管通知晚上七点开新员工座谈会。金森林提前到了会场，又与那位“大师傅”巧遇，“大师傅”见金森林进来笑着问：“你是来开会的吗？”金森林感到很诧异，心想一个“大师傅”怎么也会来开会？七点整，会议主持人宣布座谈会开始，还说今天有幸请到公司总裁来一起参加。在掌声中，那位“大师傅”站了起来，对着全体在场员工深深地鞠了一躬，兴奋地说：“欢迎大家来到华为公司，我叫任正非，希望大家喜欢华为公司。”这时，金森林才恍然大悟。他边说边走到大家面前，拿出一沓名片，一一递给大家，并同新员工亲切握手。名片发完，任正非开始做精彩的演讲。这段经历让金森林至今还历历在目。
任正非曾经说：“专家专家，懂一点叫专家，懂得很多叫什么专家呢？为什么会出现专家的名词呢？就是因为人的生命有限，只可能懂得一点。”
一个成熟的社会必定分工高度发达，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各司其职。现代社会分工日益细密，每个人精力有限，除了精通自己的专业以外，对于其他专业都是门外汉，对于自己专业之外的东西没有更多的发言权。因此真正的大师从来不说自己是大师，他们有的是一种谦卑的心态，一种敬畏的态度。心如止水，不为风吹草动所惊。
任正非心如止水的恬静，处事低调不张扬，源于他谦卑的心态和对知识的渴望。
细腻的柔情
任正非虽然脾气暴躁，不苟言笑，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有着细腻的柔情。他渴望真诚，心与心的情感交流，看似坚强，背后却是柔情似水。
《北国之春》是任正非最喜欢听的一首歌，每当听到这首情歌时，他就会禁不住热泪盈眶。
在《北国之春》中，任正非流露出了自己细腻的情感：
“当一个青年背井离乡，远离亲人，去为事业奋斗，唯有妈妈无时无刻不在关怀他，以至城里不知季节已变换，在春天已经来临时，还给他邮来棉衣御严冬。而我再没有妈妈会给我寄来折耳根（鱼腥草）、山野菜和腊肠了，这一切只能长存于永恒的记忆。儿行千里母担忧，天下父母都一样，担忧着儿女。我写的《我的父亲母亲》一文，日本朋友也译成了日文、英文让员工传阅，他们误认为我是孝子。我是因为没有尽到照顾父母的责任，精神才如此内疚与痛苦。我把全部精力献给了工作，忘了父母的安危，实际上是一个不称职的儿子。
一个人离开家奋斗是为了获得美好的生活，爱情又是美好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但爱情就像独木桥一样，人家过了，你就不能过。离家已经五年，在残雪消融、溪流淙淙的时候，面对自横的独木桥，真不知别人是否已经过去，心爱的姑娘可安在。那种惆怅，那种失落，那种迷茫，成功了又能怎么样？
棣棠丛丛，朝雾蒙蒙，静静的水车、小屋，与阵阵无忧无虑的儿歌声相伴的是父兄的沉默寡言。我们多数人能去读大学，都是父兄默默奉献自己的结果。他们含辛茹苦、一点一点地劳动积攒，来供应远在他乡孤立无助的游子，他们自身反而没有文化。他们用自己坚硬的脊梁，为我们搭起了人生和事业的第一个台阶。
但愿他们别太苦了自己了，愁时相对无言也沽两杯薄酒。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他们，千万不要嫌弃他们，千万不要忘记报答他们。
由此我想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成功，都来自亲人的无私奉献，我们生活、工作和事业的原动力，首先来自妈妈御寒的冬衣，来自沉默寡言的父兄，故乡的水车、小屋、独木桥，还有曾经爱过你但已分别的姑娘……”
有一年年终，在公司7楼小会议室里集体大合唱，任正非坐在前排。听着员工们唱着雄壮的革命歌曲，不禁泪流满面。有时候，任正非看到员工们表演、唱歌，甚至到深圳市民俗文化村参观，都会勾起他对以往激情岁月的回顾，脑海中浮现出参军的日子和创业前夕的挣扎岁月。
1997年2月12日，市场部原秘书主任杨琳在海南休假途中不幸遭遇车祸身亡。任正非听到噩耗后，不胜悲痛，专门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在文章中，他自述了杨琳在华为工作的几年里没与她说过几句话，没与她谈过一次心，是他最大的遗憾。
1998年，华为员工吕晓峰前往非洲的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开拓市场，在突尼斯遭遇了一场空难。不幸中的万幸，他幸运地活下来了。任正非听说后，抽空亲自去医院探望吕晓峰。听说他的大衣被损坏了，亲自陪着他上街去买新衣服。这让他顿时热血沸腾，后来登在《华为人》报上，很多人都被感动了。
关于任正非的个人感情，华为大多数老员工能给出的描述是曾离异，后有再婚，详情不明。在华为老员工中流传着一个小范围的版本：个性率真的任正非曾在一次闲聊时感叹生活无常，爱情不测，年轻时满腔热情，但感情失意，功成名就后，爱人已经远去。
直言和豪爽
历史上豪爽的侠客，直言的谏臣都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好评。任正非性格豪爽，说话直言不讳，从不拖泥带水，处处绽露出真性情，这正是人难能可贵之处。
有一次，天津一位副市长来访问华为，看到华为蒸蒸日上的业绩，他想向任正非讨教，问道：“为了帮助企业发展，你认为政府应该做些什么？”出人意料的是，任正非的回答惊动了在场的所有人：“政府对企业最大的帮助就是什么也不要做，只要将城市的路修好，公园和道路旁边的花草种好，这就是对企业最大的帮助。”如此不给领导面子，真让人为他捏了把汗！
任正非主张踏踏实实做事，反对不切实际的空想。他直言：“我们的战略规划办，是研究公司3～5年的发展战略，不是研究公司10年、20年之后的发展战略，我不知道公司是否能够活过20年，如果谁要能够说出20年之后华为做什么的话，我就可以论证：20年后人类将不吃粮食，改吃大粪。”
任正非批评人更是直言不讳，不留情面。一次，在公司高层会议上，他指着常务副总裁郑宝用说：“郑宝用，一个人能顶10000个。”然后又指着另一位副总裁说：“你，10000个才能顶一个。”还有一次，他对财务总监说：“你最近进步很大，从很差进步到比较差了”。
任正非对公司的实际情况从不遮遮掩掩，2006年12月，他在题为《实事求是的科研方向与二十年的艰苦努力——在国家某大型项目论证会上的发言》的文章中披露，华为虽然拥有1万多件专利，但还没有一项原创发明。他还坦诚地指出，华为为了研发3g，已经亏损了几十亿元。如此的“大大咧咧”，别的公司生怕被揭老底，他却公开坦白。
就是这样，“大大咧咧”的任正非，有着侠客般的豪爽，更有直言不讳的气魄，这种难得的真性情更是增加了他的人格魅力。
温馨的亲情
任正非有一个温馨的血亲家庭，那里有父母的关爱，有兄弟姐妹的无私帮助。凭借这温馨的家，在商场奋力拼搏之余，他一颗疲惫的心找到了栖息的港湾。
失去双亲的切肤之痛
《诗经》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蓄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哀哀父母，生我劬劳。”人世间最恒久的莫过于父母亲情，最让人刻骨铭心的莫过于父母亲情。
传统中国人有着强烈的家庭意识，孝悌是维系传统中国社会伦理的主线。《论语》云：“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弟子入则孝，出则悌。”在中国，孩子就是父母生命的延续，父母对孩子奉献了无私的爱。父慈子孝，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孝，温暖的家庭为一颗没有着落的心找到停泊的港湾。
“文革”的艰苦岁月总算熬到了尽头，父亲终于等来了解放。1984年，父亲75岁才退休。在创业初期，父母为了省钱，过着艰苦的生活。饱经沧桑，还没来得及享福，父亲就悄然离去。1995年，父亲在昆明街头的小摊上买了包软饮料，由于保鲜设备不好，老人抵抗力又差，喝后就腹泻不止，最后全身衰竭而死。
2001年，任正非随当时的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出国访问，访问刚刚结束就接到公司的电话，母亲遭遇车祸的厄运传来。他匆匆忙忙连夜赶到昆明，看着躺在病床上的母亲，奄奄一息就等盼儿归，他的心碎了。
双亲的相继去世，给任正非留下了无限的遗憾。过去，经常不是忙就是出差，一次次错过了陪父母的机会。父母盼星星，盼月亮，可就是不见儿子回来。可惜人生苦短，他们等不了那么久了，相继撒手人寰，从此让没有尽到孝道的任正非留下了终生遗憾。
父母的爱是最无私的，他们不会跟孩子计较什么。母亲经常打电话跟他唠叨：“你又出差了”，“非非你的身体还不如我好呢”，“非非你的皱纹比妈妈还多呢”，“非非你走路还不如我呢，你这么年纪轻轻就这么多病”，“非非，糖尿病，参加宴会多了，坏得更快呢，你的心脏又不好”……这唠叨的背后是多么浓厚的亲情啊！在母亲临死之前，还把一笔钱交给妹妹，说是等着给儿子急用。
由于没有尽到儿女的孝道，对父母的离去，任正非内心感到十分愧疚。他写下了这样的话：“华为有了规模发展后，管理转换的压力十分巨大，我不仅照顾不了父母，而且连自己也照顾不了，我的身体也是那一段时间累垮的。我父母这时才转去昆明我妹妹处定居。我也因此理解了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华为的成功，使我失去了孝敬父母的机会与责任，也牺牲了自己的健康。
“回顾我自己已走过的历史，扪心自问，我一生无愧于祖国、无愧于人民，无愧于事业与员工，无愧于朋友，唯一有愧的是对不起父母，没条件时没有照顾他们，有条件时也没有照顾他们。
“爸爸妈妈，千声万声呼唤你们，千声万声唤不回。”
人世间最深的痛莫过于亲人的离去，任正非经历了双亲的逝去，痛苦万分，他一把泪水一把辛酸写下了《我的父亲母亲》，以祭奠双亲。
“子之教，父之德”
在中国传统的士大夫心目中，立功、立言、立德是他们的最大追求；血脉相承和名垂青史是他们最大的愿望。因此，作家书以告子弟。毛泽东对子女的教育别出心裁。他把毛岸英、毛岸青送到莫斯科大学学习。毛岸英回国后，又把他送到农村下地劳动，他甚至还给自己两个女儿改姓李。他教育孩子们要踏踏实实、自力更生、不断进步。
任正非的家教也有一套。
由于工作繁忙，没有时间照顾孩子。任正非在儿子任平很小的时候，就让郑宝用来当任平的老师。多年之后，郑宝用对那段经历仍然记忆犹新：当时任平非常调皮，经常在外边闯祸。因此，除了正面说服教育之外，郑宝用甚至可以动用皮带“说话”。
周围大部分人都或明或暗地宠着他，为了任平的前途，1994年任正非把他送到中国科技大学，与科大少年班的学生一起读书。
为什么选择科大而不是北大、清华，或者培养了包括郑宝用、李一男在内大批华为高层的华中理工大学呢？这个谜底在1997年任正非会见来访的华中理工大学校长杨叔子的时候被揭开了。在谈到中国大学的教育问题时，任正非拿科大与华中理工做了一个比较。他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大部分中国大学里的学生都普遍缺乏“悬梁刺股”的吃苦精神。而只有在科大，不仅晚上各个教室灯火通明，还能够经常看到占不到座位的学生在路灯下读书的情景。由此他感叹道：“中国之大，只有科大能够容得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任平到合肥读书之后，任正非也没有忽略对他的教育。1997年，任正非了解到任平经常借用华为合肥办事处的车辆，他当即给时任市场部副总裁的徐直军以及合肥办事处主任刘京青打电话。他还给人力资源部写批示：“合肥办主任××，如果你以后再把办事处的车借给任平，我就处分你，你在合肥不能给他任何好处。”
此外，任正非每年几乎都会在走访华为合肥办事处的间隙去和科大少年班的老师交流，了解儿子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并要求所有老师都要像对待其他学生一样严格要求任平。
2000年之后，任平去英国攻读mba，假期回来与朋友们聚会的时候，偶尔对父亲的严格管教大倒苦水：和他一起在英国读书的中国学生有很多都是有“家庭背景”的，生活上“挥金如土”，在赌场中一天就是数万英镑的输赢，很多人都成了当地赌场和银行的vip客户，有专门的劳斯莱斯接送。他则显得寒酸了许多，连国外的汽车保险都觉得贵得难以承受。
任正非的女儿和妹妹在华为工作，都把名字改掉了。女儿名牌大学硕士毕业，其他几位亲戚都是本科以上，他们在华为没有特权，口碑都非常好。他们处事低调，也不张扬。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任正非的影响。
任正非以自己的言传身教，教育了自己的亲人，做人要踏实，不张扬，依靠自己的努力发展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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