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华为教父任正非 > 第三章 筚路蓝缕：“为保家卫国而战”
“创业艰难百战多。”创业是一个筚路蓝缕的过程，时时充满风险，它是对人生的一次磨炼。前方是一条布满荆棘的路，创业需要披荆斩棘，经历无数的失败与挫折；需要坚强的意志、坚持不懈的努力。
为了活下去，为了捍卫神圣的祖国，任正非离开军队后，走上了充满汗水和泪水的辛酸创业路。已过而立之年的他，没有任何家庭和政治背景，创业的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任正非经常说：“市场已没有时间等待我们的成长，它不是母亲，没有耐心也没有仁慈。”
二十岁创业凭年轻，摸爬滚打全不怕；三十岁创业靠实力，先苦后甜打天下；四十岁创业则滋味苦涩。著名企业家邱永汉说：“25～35岁为创业最佳时期，40岁已经相当迟了，40岁以后则是例外中的例外。”
然而，就是在不惑之年以后，任正非开始了艰苦的创业。他咬紧牙关，为了“保家卫国”，在最艰难的时刻挺了过来，成就了华为后来的辉煌。
人生“岔路口”的选择
20世纪80年代，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地，改革开放的浪潮涤荡着华夏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历史慷慨地给予每个人以选择的机会。时代给予中国人第一次发财致富的机会，只有不失时机地抓住机遇，才能够成就梦寐以求的事业。
华为是任正非的偶然之作，但这一偶然却成就了中国通信行业的“大佬”地位，这偶然中有着必然。在任正非所属的军队裁军时，部队拟分配他去一个科研基地，按照军队惯例，携家属来参观，小女儿一句不经意的话：“爸爸，这地方好荒凉啊”，让他心情好沉重。留下来还是离开？在人生关键的岔路口上，他毅然选择了离开。也许是女儿的话让他南下来到了深圳“淘金”。
任正非，已过而立之年，也随着改革的潮流，辞去团级干部的职务，南下深圳，准备开创一片新天地。离开军队后，他无所事事地漫步在深圳的街头，改革开放的春风让他感到这是一个充满故事的时代，于是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
转业后的“沉浮”
经历了“文革”的磨难，总算苦尽甘来了。但是好景不长，危机又向他袭来。
“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时代的主题已不再是“战争和革命”，而是“和平与发展”。这一宣言开了中国大规模裁减军队的先河，任正非不得不面对这一残酷的现实。
1982年任正非从四川某部队转业到深圳后，在位于深圳蛇口地区的南油集团工作了两年。转入地方后，军队淳朴的作风荡然无存，商品经济大潮唯利是图、阴谋算计的伎俩，他难以适应，更无驾驭它的能力。
他淳厚朴实、耿直的秉性也就免不了栽跟头。在深圳南油集团工作时，他曾经给老总立“军令状”，要求将旗下的一个公司交给他管理，没有获得批准。
后来，他又做电子产品贸易，由于习惯了部队慷慨与坦诚的环境，对一些商业陷阱毫无防备，结果被人骗走100万元。之后，他痛定思痛，决心自己开一个电子公司，但是结果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美好，收益不大，只能在生存线上徘徊。
这几年，挫折成了他的伙伴，随影而行、挥之不去。到了“山穷水尽”、无路可走的情况下，最后的“撒手锏”也许就是冒险，“赌一把”了。正是无处可以就业，所以他才被迫重新走上通信行业这一块属于自己的优势领域。
创业前的“热身运动”
电影大师卓别林的《淘金热》，以19世纪中叶加利福尼亚州发现黄金为背景，栩栩如生地描绘了人们趋之若鹜、急于淘金发财致富的场景。20世纪80年代，中国也经历了一场“淘金热”。当时的深圳，正值倒买倒卖阶段，“知识无用论”盛极一时，接着又经历了泡沫经济（房地产、股票），不少人从中大发横财。
一次“很偶然”的机会，一个做程控交换机产品的朋友让任正非帮他卖些设备，于是他就“偶然”地做起了程控交换机的代理。80年代，程控交换机刚刚进入中国市场，任正非根本不清楚其为何物。
20世纪80年代，中国交换机市场是外国公司一统天下。大型局用机和用户机大多是来自国外大企业和它们在中国的合资企业，通信圈中的人都非常清楚这个行业的巨大风险。做代理既没有大风险，又可以获得稳定的利润，何乐而不为呢？
20世纪80年代，中国处于商品短缺时代。交换机的国内市场需求量很大，但是内地产品落后，国外产品供不应求，许多经销商、大型用户派采购人员在厂家外排队等货。那时，珠海一家台资企业的订单甚至都排到了第二年。有的为了能早日到货，还给厂方负责人送礼。
李嘉诚说：“强者的有为，关键在我们能否凭仗自己的意志坚持我们正确的理想和原则；凭仗我们的毅力实践信念、责任和义务，运用我们的知识创造丰盛的精神和富足的家园。”
虽然这样也能赚钱，但任正非是永不服输的硬汉，不甘心为他人“做嫁衣”。在任正非看来，这样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他不想走这条路，坚持自己的信念，要为自己的发展找出一条生路。
满腔热血的愤怒
任正非慷慨激昂地说：“在战场上，军人的使命是捍卫国家主权的尊严；在市场上，企业家的使命则是捍卫企业的市场地位。而现代商战中，只有技术自立才是根本，没有自己的科研支撑体系，企业地位就是一句空话。”
身为军人的任正非，看到“七国八制”肆虐中华大地，国人受尽“洋人”的压榨，满腔的怒火顿时迸发出来。这正印证了尼采的话：“在强毅而能负载的精神里面，存在着尊严；在傲立着的尊严之中，存在着意志力；在意志力中，存在着对最重的重负的内在渴求；在渴求之中，存在着欲望的爆发力。”
“江山”已落入他人之手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固定电话网正处于由传统的步进制、纵横制向数字程控交换的转型时期，电话普及率还不到0.5%。一个拥有十多亿人口的泱泱大国，蕴涵着巨大的市场商机，吸引了世界各国交换机厂商纷纷来华“淘金”，形成了中国通信史上有名的“七国八制”，即日本的nec和富士通、美国的朗讯、加拿大的北电、瑞典的爱立信、德国的西门子、比利时的btm和法国的阿尔卡特，七个国家，八种制式，全中国交换机版图被国外交换机厂商瓜分完毕了。
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通信设备市场几乎全是外国公司的天下，没有人会相信中国企业能制造出自己的程控交换机。那时中国企业发展刚起步，技术落后、实力不足，与那些老牌企业根本不能同日而语。在激烈的竞争中，“巨头们”根本不把它们放在眼里。
任正非义愤填膺地说：“外国人到中国是为赚钱来的，他们不会把核心技术教给中国人，而指望我们引进、引进、再引进，企业始终也没能独立。以市场换技术，市场丢光了，却没有哪样技术被真正掌握的。而企业最核心的竞争力，其实就是技术。”
“江山”已经丧失殆尽，没有核心技术就谈不上竞争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人家攫取高额利润，“榨取”我们的血汗钱。
“为自强而战”
五十多年前，中国人民志愿军热烈响应共产党“保家卫国”的号召，高唱志愿军战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支援朝鲜人民打退了美帝国主义的嚣张进攻。西点军校把“责任、荣誉、国家”作为校训，作为军人就有捍卫国家荣誉的责任。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通信市场已被跨国公司“瓜分”得所剩无几，军人出身的任正非，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愤怒一并爆发。
他认为，技术自立是根本，没有自己的科技支撑体系，工业独立就是一句空话，没有独立的民族工业，就没有民族的独立。只有自己才能救自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中国要发展，就必须靠自强。因此，任正非一开始就给华为定下了明确的目标：发展民族工业，立足于自己科研开发，紧跟世界先进技术，占领中国市场，开拓海外市场，与国外“巨头”抗衡。
只有技术自立才能自强，这不仅是为国家，更是企业生存立足的根本。企业要生存，就必须占领市场，实现价值增值。要想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站稳脚跟，靠“拿来主义”是不行的，需要拥有核心技术，拥有核心技术才能有核心竞争力，才能与那些大腕们较量，才有平等竞争的机会。打造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实现自强自立成为必然的选择。
任正非，倔强的军人，勇敢的斗士，为了“保家卫国”，为了自立自强，决心要打造出民族品牌，开创一片崭新的天地。
“打造中国人的品牌”
在复关的谈判桌上，咄咄逼人的对手要挟中国让出通信市场作为条件。中国这个充满诱惑的市场早就令有心者垂涎欲滴了，急于饱餐的“狮子”早就在门外徘徊了。作为一个民营企业要想跻身其间，艰难可想而知。
面对雄厚的外国大品牌，许多中国企业知难而退，纷纷依附于这些大品牌，结果受制于人。中国缺少的就是品牌，然而要打造民族品牌谈何容易！
任正非全然不顾，他要打造品牌，打造中国人的品牌。“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都必须把建设自己祖国的信心建立在信任自己的基础上，只有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才能获得平等与尊重。”只有拥有自己的品牌才可以与那些老牌巨头们抗衡，为此他开始了艰难的创业之路。
华为“横空出世”
美国新闻巨人雷斯顿出身贫寒，他的母亲对他说：“不能满足于做一个普通工人。贫穷本身不是罪过，但是如果你始终一贫如洗，才是真正的罪过。”
任正非经历了多次磨难，不满足于永远贫穷，他要闯出一条生路。在经历了一次次人生沉浮之后，他开始了艰难的创业生涯。
1987年10月，在深圳湾畔一个杂草丛生的地方的两间“简易房”里，任正非和他人合伙投资21000元创办了一家小小的公司，取名“华为”，注册为集体企业，经营小型程控交换机、火灾警报器、气浮仪开发生产及相关的工程承包咨询。最初两年，公司主要是代销香港的hax交换机，靠价格差获利。就这样，华为横空出世了，不过那时候谁也没有想到这是一个将走向世界的公司，包括任正非自己。
华为创办初期，任正非与父母、侄子挤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里，在阳台上做饭，生活十分清苦。父母为了省钱，专门买死鱼、死虾吃，等到晚上菜市场快收摊时才出去买菜。
华为刚刚创办时，位于深圳南山区南油工业区里一栋七层高的破旧大楼的五楼。后面是一栋名叫亿利达的大厦，一家名为深意压电的中意合资公司占用了整幢大楼。有老员工回忆说，那时候很是羡慕这家大公司，觉得在那里上班很神气。但是“10年以后，它还是那个样子，一点都没有变”。
家徒四壁，后来华为搬到南油工业区另一栋大楼。当时所在的那栋大楼每一层都是仓库型的房屋，华为就占用了十多间仓库。在仓库的另一头用砖头垒起墙，隔开一些单间，员工就住在这些单间里。仓库很少有窗户，这些隔开的单间更是没有阳光，隔墙只垒了一人高，屋上无片瓦，“斜风细雨”全不挡，根本不用担心忘记带宿舍的钥匙——从仓库翻墙过去就可以了。仓库里到处堆放着从香港公司进来的交换机配件、组装好的整机，员工们在仓库一角开发用于做配件的板件（skd），再将买来的配件组装成整机。
但是，人穷志不短，有勇气创业者都有远大志向。在深圳湾畔，在十几平方米的简陋小房子里，在打通的仓库里，任正非胸中已藏着“中华有为”的潜龙之志。
如今蓦然回首，任正非感慨万分：“华为成立之初十分幼稚，选择通信产???，没想到一诞生就在自家门口碰上了国际竞争，竞争对手是拥有数百亿美元资产的世界著名公司。要是没有国家的政策保护，华为公司是很容易被摧毁的。”
疯狂年代中的定力
传统中国人做学问最讲究定力，“十年寒窗”，不仅要坐得住，还要能坐得久，唯有如此方能成为一代大师。现代中国之所以不出大师，原因也在于此。诱惑与浮躁弥漫于整个社会空气之中，整天东张西望，患得患失，浮躁得根本无法让人坐下来。做学问如此，做企业也是如此。整天就盯着眼前的钱，看什么赚钱就一哄而上，看着没利可图就一哄而散，这样的企业肯定不会长久。
1992年1月，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经过三年治理整顿，经济进入恢复性的高速增长。但是火暴的投资、急剧的扩张，使得经济开始“发高烧”。
上千亿的房地产资金飞向南方几个地区，海南800亿，北海300亿，惠州150亿，迅速掀起了一场热炒狂潮。“到处在开工，房子还没有盖，甚至还只有一张图纸就进行转让。项目转让了一手、二手、三手。开发的人还没有炒作的人赚钱快，开发的可能赚500元一个平方，炒作的人一下可以赚1000～2000元一个平方。”一位曾经身临其境的人回忆说，“那时候甚至国内各省的政府部门都筹集资金到海南来捞一笔，一个人能在一夜之间变成百万富翁。”
作为改革开放“窗口”的深圳，上演着另外一种疯狂。1992年8月，深圳以发售认股抽签表的方式发行5亿元新股。从8月8日起，百万股民浩浩荡荡进军深圳，在深圳全市302个发售网点前排起长龙，满怀希望地购买百元一张的抽签表。8月9日早晨开始发售时，尚能秩序井然，风起云涌，越炒越高，一张认购证被翻炒到上千元，结果招致“天下大乱”。8月10日上午，抽签表全部售完。就在这天傍晚，数千名没有买到抽签表的股民在市内深南中路游行，打出反腐败和要求公正的标语，形成对市政府和人民银行围攻的局势。这就是中国证券史上著名的“8·10”风波。
当时大名鼎鼎的四通集团大踏步多元化，紧跟潮流，涉足房地产。一贯主张“想好了再做”的柳传志也忍不住了，在惠州投资地产，然而后来不得不改变计划，以“国际电脑城”的名义进行招商，最后只好用做自己的南方生产基地。在历次回忆自己头脑发热的情形时，柳传志说：“如果再让我来一次，我很可能还会这样选择。”
俗话说，观念决定命运，思路决定出路。在华为诞生后不久，任正非就提出“做一个世界级的、领先的电信设备提供商”的目标，并且逢人就讲。他的愿望是：“十年之后，世界通信行业三分天下，华为将占一分。”
电信行业竞争非常残酷，不发展就灭亡，没有中间道路。华为同样如此，没有退路，要生存就得发展。任正非咬紧牙关坚持，“处在民族通信工业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要竭尽全力，在公平竞争中自下而上地发展，决不后退、低头”，“不被那些实力雄厚的公司打倒”。
管理大师邱吉尔·谢安东说：“绝不可追随产业界的时尚，要做其他公司不肯做的事。同时，不要做其他公司已经在做或将来可能要做的事。”任正非没有为暂时诱人的利益所动，始终专注于开发自主技术，他带领华为走上了充满未知风险的研发之路。
“亮剑”登场
中国人喜欢侠客，古代侠客中流传着亮剑精神。这些侠客在与对手狭路相逢时，不管对手多么强大，即使是天下第一，也要亮出自己的宝剑，即使惨败也虽败犹荣。这是中华民族的真精神，难能可贵。
华为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敢于亮剑，勇于挑战最强大的对手。为了民族工业的独立，为了在市场上立足，任正非努力搞研发，决心打造自己的品牌与国外巨头一争高下。
企业刚有些积蓄，任正非就决定倾全部资金投入到数字交换机的自行研究开发上。他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投资巨额资金研制c＆c08机。于是，从1992年就开始投入研制c＆c08机，当年研制出第一台小型交换机，3年后研制出第一台程控交换机。
1994年11月，华为万门机诞生了，在首届中国国际电信设备展览会上获得极大成功。就在这一年，华为的销售额首次突破亿元大关，利润上千万，平均到每个员工头上，就有近百万。华为万门机的横空出世，无疑让华为多了一把横行天下的“利剑”。
1996年，华为在国内的销售额达到26亿元人民币，在国内同行中遥遥领先。1996年，华为开始向国际市场进军。从此，华为异军突起，凯歌高奏，成为中国通信行业的生力军，不断壮大。“中华有为”闪亮登场了。任正非为华为设计了出路，在国内市场站稳脚跟后迅速伸向海外。
华为1996年踏上香港，1997年进军俄罗斯，1998年打入印度，2000年攻入中东和非洲，2001年迅速扩展到东南亚和欧洲等地，2002年进入美国，2003年基本上完成海外市场布局。
面对咄咄逼人的国际巨头，任正非没有退缩，大胆地亮出了“宝剑”。面对充满风险、吉凶难测的未来，他义无反顾地往前走。
“登上珠峰的路”
珠穆朗玛峰堪称世界最高峰，登上珠峰的路有两条：一条是尼泊尔境内的南坡，气候温和，坡度较小，攀登比较容易；另一条是中国西藏境内的北坡，气候恶劣，笔直陡峭，堪称“死亡之谷”。
早在20世纪90年代，柳传志就说过：“在中国it界，华为和联想是两家完全不同的企业。华为崇尚技术立足，就像一直在爬喜马拉雅山的北坡，陡峭险峻；联想是从平缓的南坡向上，缓和迂回，走的是贸工技的通路，最后也能爬上山顶。两家登顶的路径不同，但异曲同工。”
任正非简直是“一根筋”，“不撞南墙不回头”，甚至撞破了头也要“撞出个洞”，坚决从陡峭、人迹罕至的北坡出发，向技术的制高点挺进。“开发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要做好投入几十个亿，几年不冒泡的准备。”他已经做好准备，从困境中走出一条全新的路。
“宽门”与“窄门”
耶稣说：“你们要走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余华写了一部领悟人生真谛的小说《兄弟》。小说的主人公两兄弟，一个选择了正确、善良的窄门，另一个选择了隐忍、狡猾的宽门。于是，他们的生活在裂变中裂变，悲喜在爆发中爆发，这本书诠释了一个看似荒诞透顶、细品却暗合阴阳转化的至理。小说后记的点睛之笔是：“无论是写作还是人生，正确的出发都是走进窄门。不要被宽阔的大门所迷惑，那里面的路没有多长。”
走宽门是一条捷径，能够省许多力气，很多人都喜欢走，但是从宽广开始反而会越走越窄，而从狭窄的地方却可以走出宽广。
几十年前，一个美国大经销商打算给盛田昭夫10万美元的订单，要求把索尼换成自己的牌子。在艰难中挣扎的索尼迫切需要10万美元，但是盛田昭夫拒绝了。他要创立自己的品牌，坚决不做代工，几十年后“索尼”品牌享誉全球。中国许多企业都喜欢走“宽门”，借壳国外品牌迅速崛起，然而只是为人做“嫁衣裳”，看似辉煌，背后却危机四伏。当它们发展起来以后，就会面临二次选择。
当年柳传志与倪光南的贸易与技术之争，最后柳传志还是选择“宽门”，走贸工技道路。但是时至今日，联想又开始重新选择，重视技术研发。海尔借助国外驰名品牌迅速崛起，然而利润空间被压缩，品牌之路也要好好考虑了。长虹、tcl等企业在利润空间日益缩小的情况下，也需要重新定位。
在中国企业界，恐怕只有华为一家是走“窄门”的。华为创立之初，任正非就提出以技术立足，独立自主，决不向跨国巨头低头，为此他“泼金如水”，保证每年把销售收入的10%投入到研发中，聚集了大批研发人员，顶着负债和破产的压力，他毫不畏惧。就是凭着这股倔强劲，华为的路越走越宽。
任正非坚持走“窄门”，他为中国企业发展走出了一条新路，彻底打破了中国无技术的“神话”，为实现世界级企业的梦想准备了条件，同时也改写了中国企业的生存法则，把中国企业带进了技术创品牌的时代。
“从北坡登珠峰”
以格兰仕为代表的代工型企业，成本是它们的最大优势。以联想、海尔、tcl等为代表的传统行业品牌企业，具有强大的制造优势、较强的综合能力和资本实力。以华为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在走向国际市场的进程中的阻力最大，因为它们面对的是思科、爱立信、诺基亚、摩托罗拉、西门子等清一色的国际一流企业的激烈竞争。
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说：“中国企业中，只有华为一家是同时在国际主流产品和国际主流市场这两个方面与国际一流企业展开竞争的。因此，华为国际化的难度也是所有国内企业中最大的。”
2000年联想分拆后，联想集团总裁杨元庆提出了“高科技的联想、服务的联想、国际化的联想”的口号，开始重视研发投入和技术提升。2001年，杨元庆到华为访问，希望???够从华为获得研发方面的经验。任正非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搞研发可是一门苦功夫，千万要放弃任何急功近利的想法。”
柳传志的另一员爱将郭为，也到华为取经。任正非则劝他不要做研发：“你不要做研发，研发没有什么用，你的长项不是做市场吗？你把销售做好了，我的产品研发出来都交给你来卖。”郭为问原因，任正非回答说：“研发，你要做就得大做，你要是小打小闹还不如不做，因为这个东西是很费钱的一件事。”
任正非曾经到北京中关村高科技企业考察了一圈，有人请他谈谈感想。他说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方正有技术没管理，联想有管理没技术，而华为，是既没管理也没技术。”
很久以来，华为一直是中国高技术企业的标杆。许多知名企业家一提起华为，都认为“在攀登喜马拉雅雪山这样的技术巅峰中，华为是极少数选择‘爬北坡’的成功者”，钦佩之情油然而生。
1997年，走访美国高科技公司之后，任正非发现，在技术研发上，没有一家美国的高科技公司提出跟在别人后面，在美国高科技公司看来，模仿别人的技术是不会长久的，企业要想长远发展，必须走自主研发之路。
通信领域是个高耗钱的行业，自然也是“富人的俱乐部”。欧美那些老牌企业苦心经营了多年，那是它们的领地，绝不允许他人插足。没有足够的专利、缺乏核心技术，一般的企业赤手空拳上阵，连竞争的资格都没有，哪里来的竞争啊？
华为北京研究所路由产品线总监吴钦明说：“华为选择技术生存，意味着华为把所有资源投入到一个箩筐中，不会留给自己太多的退路。”
从创立华为之初，任正非就主张以自主研发为主，否则核心技术掌握在别人手中，很容易在市场上被动，他把核心技术看做华为的生命。
研发费用投入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企业的竞争实力。任正非冒着破产的风险保持着每年10%以上的研发投入，光是研究及开发人员就占到了所有员工总数的46%。ipvalue管理顾问公司ceo维森特·普拉文奇（vincent pluvinage）吃惊地说，华为“研发人员的数量差不多相当于at＆t贝尔实验室。”华为的真正价值，不是宽大的厂房，而是一系列拥有完全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
华为不断涉足新的领域，潜心研发下一代网络技术；当国内厂商还沉浸于小灵通的自豪时，它已经投入3g的研发，瞄准wcdma技术。任正非始终把握技术发展的脉搏，以技术引领企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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