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华为教父任正非 > 第二章 厚积薄发：创业前的苦乐年华
人生犹如潮水，时而推向浪尖，时而跌至低谷，使人备感人生的沉浮和命运的无常。生命沉浮不定，幸福和悲怆、成功和失败、赞誉和诽谤、欢乐和痛苦、繁华和寂寞、得意和失意……交织成一幅五彩缤纷的图画。
人生要经历许多磨难和失意，正是这些磨难和失意促使人拥有惊人的爆发力。“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历经人生的种种磨难，厚积薄发，才能放射出持久的光芒。任正非今天的风光和成就，还得追溯到他贫苦多难的人生初年。
贫苦多难的少年时代
很多人天真烂漫的少年时光无忧无虑，充满稚气，充满美好的幻想，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然而，任正非的少年时代却是灰色的。
任正非，出生在贵州省一个偏远的小山村，家有兄妹七人，靠父母教书的一点微薄收入生活，又赶上新中国成立后的困难时期，本来就没有什么积蓄的任家生活更是举步维艰了。
多子女的家庭
任正非，祖籍浙江省浦江县黄宅镇治平片任店村。他的爷爷任三和是腌火腿的大师傅，在当时的浦江远近闻名。任正非的父亲名叫任摩逊，母亲名叫程远昭。
父亲任摩逊在北京上大学期间，是一个热血青年，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进行抗日演讲，还参加过共青团。由于爷爷、奶奶相继病逝，他差一年没有读完大学，就辍学回家。当时，正值国共合作开始，全国抗日浪潮汹涌，父亲在同乡会的介绍下，到广州一个同乡当厂长的国民党军工厂做会计员。由于战争的进逼，工厂迁到广西融水，后又迁到贵州桐梓。在贵州，任正非的父母相知相识，结为连理。
1944年，在贵州安顺地区镇宁县一个贫困山区的小村庄里，任家的长子——任正非出生了。
父亲和母亲都是普通教师。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知识分子都是“臭老九”，不仅工资收入微薄，而且受人鄙视，与现代社会知识分子的待遇大相径庭。
任正非兄妹七个，加上父母共九人。全家靠父母微薄的工资生活，毫无其他来源。那时候全国经济困难，粮食严重短缺，那一点点存粮连全家人填饱肚子都不够。
他家当时2～3人合用一条被盖，破旧的被单下面铺的是稻草。本来生活就十分困难，但是儿女一天天在长大，衣服一天天在变短，而且孩子们都要读书，开支很大，每个学期每人交2～3元学费，到开学交费的时候，母亲就发愁。
那时候国家实行严格的配给制，一切凭票，最少的时候一年每人只发0.5米布票，兄妹七人哪能够用！因此，直到高中毕业，任正非都没有穿过衬衣，即使炎热的夏天也是披着厚外套。上大学期间，母亲一次送给他两件衬衣，他深知这来之不易，激动得热泪盈眶。他考上大学那年，需要自带被褥，这可难倒了父母。后来母亲想了一个主意，那时正赶上学生毕业，母亲就捡回毕业学生丢弃的破被单缝缝补补，洗干净做好，让他带上才得以度过了五年的大学生活。
忍饥挨饿的岁月
临近高考的后三个月，母亲经常早上悄悄塞给他一个小小的玉米饼，因此他才能安心复习功课，考上大学。任正非后来感慨地说：“如果不是这样，也许我也创办不了华为这样的公司，社会上可能会多一名养猪能手，或街边多一名能工巧匠而已。这个小小的玉米饼，是从父母与弟妹的口中抠出来的，我无以报答他们。”
任正非念高中时正值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饥饿和死亡威胁着人们，天天饥肠辘辘，哪里有心思读书啊！高二他补考了。
任正非快高考了，有时在家复习功课，饿得实在支撑不住了，就用米糠和菜和一下，烙着吃，被父亲碰上几次，他们心疼了。那时家里穷得连一个可以上锁的柜子都没有，粮食用瓦罐装着，但他决不随便去抓一把，否则弟弟妹妹们都要挨饿。
在青少年时期，他并没有鸿鹄之志，高中三年的理想就是能吃一个白面馒头。饿得多了，方法也多了，上山采一些红刺果（就是绿化用的那种），把蕨菜根磨成浆，青杠子磨成粉当做食物。有时候妹妹采几颗蓖麻籽炒一下当花生吃，一吃就拉肚子。后来又在山上荒地种了一些南瓜，以及将美人蕉的根煮熟了吃……
父亲有时外出参加会议，还有机会适当改善一下；而母亲却负担沉重，除了自己的工作，还要生活、煮饭、洗衣、修煤灶，还要教育七个孩子……什么都干，消耗这么大，自己却从来不多吃一口。任家当时每餐实行严格分饭制，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全家都能活下来，若不是这样，就会有一两个孩子活不下来。
这段忍饥挨饿的人生经历使任正非养成了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好习惯，摆脱了奢侈和招摇，养成了朴实无华的心态。
家庭的熏陶
任正非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任父早年在北京某大学读书，勤奋好学，知识功底扎实。母亲高中文化，在父亲的影响下自学成才。
解放后，父亲穿着土改工作队的棉衣，随解放军剿匪部队一同进入贵州少数民族山区去筹建一所民族中学。“文革”前父亲是一个专科学校的校长。他不计较升降得失，拼命工作，全身心地投进去，很快就把教学质量抓起来了，升学率达到了90%多。他全身心投入到教育中去，一干就是几十年，培养出了不少优秀干部，而他自己依旧地位卑微，但是他从来不计较什么。
母亲高中文化，除按时完成教学任务外，还坚持自学，最后被评为中学高级教师。她的学生中有不少是省、地级干部和优秀专家，他们对任母的教学责任心印象深刻。
父亲非常爱好读书，喜欢独立思考，稍有空闲就给孩子们讲一些科学家和文化名人的故事，并鼓励孩子们努力学习，将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耳濡目染，任正非小小的心灵里也播下了知识的种子。他刻苦学习，孜孜不倦，从上小学一直到中学，成绩都很优秀。
家庭的熏陶使他养成了踏实上进、淡泊名利的心态，形成了热爱读书、追求知识的品格。这也为他后来创建华为、低调做人、坚决走技术之路奠定了基础。
不懈追求的青年时代
青春是人生的花季，活力充沛，激情盎然，年轻就是资本。青年人朝气蓬勃、奋发努力，正是大有作为的好时候。然而，在“文革”那个年代，“破四旧”，知识分子都是“臭老九”，狂热的学生运动，举国上下一片狼藉，青春顿时黯然失色。
在那个年代，要想保持独立的人格，拥有自己的追求，缺乏恒久的定力是很难做到的。然而，任正非却做到了。在“枪林弹雨”的“文革”岁月，任正非“两耳不闻窗外事”，他有着自己独立的追求，并为此默默地努力着。
“‘文革’对国家是一场灾难，但对我们是一次人生的洗礼，使我政治上成熟起来了，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书呆子。”经历了“文革”的人生磨难、家庭蒙辱，任正非逐渐成长起来了。
“文革”的家庭蒙辱
任正非读大学期间，正好赶上了“文革”。运动一开始，各地都以“三家村”为模式找靶子。那时一些会写文章、有独立的政治思想的党的领导干部，被指责为与当地潮流不合拍的“靶子”。教育界首先遭遇“文革”的灾难，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运动中，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有历史问题的人……都在劫难逃。全国上下都运动起来，“抓革命促生产”。各地大揪“走资派”，无情地批斗，全国笼罩在“恐怖”之中。
父亲虽然较早参加革命，但由于其出身问题，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要接受无数次审查。父亲一生谨小慎微，自知地位不高，从不乱发言，而是埋头做学问，因此，平安度过了1957年“反右”、1959年“反右倾”及1964年“四清运动”。但没有小难，必有大难。父亲在早期革命队伍中算是有文化的，有教学经验，是领导干部，符合“靶子”标准。他最早被揪出来，关进了“牛棚”。父亲的同事、原学校的书记黄宣乾是老革命，忍受不了折磨而自杀了。
被当做“靶子”的父亲受尽了残酷的折磨。那时弟弟妹妹们年纪小，在父母身边，他们直接感受了各种屈辱和打击。他们经常趴在食堂外面的玻璃窗边上，看着父亲挨批斗，吓得浑身发抖。站在高高的台子上，父亲头戴高帽，满脸涂黑，双手反捆，还被人拳打脚踢，甚至被踢倒在地……有时，和几百个“走资派”挂着黑牌，被装在卡车上游街。
当时，任正非已到外地读大学，没有直接感受到家庭的不幸遭遇，母亲来信从来不会跟他讲。她只是说：“要相信运动，跟党走，要划清界线，争取自己的前途……党的政策是历史问题看现实，出身问题看本人，你不要受什么影响。”
“文革”中，家里的经济状况比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更困难。中央“文革”小组为了从经济上打垮“走资派”，下发文件控制他们的生活费，人均标准生活费不得高于15元。各级造反派层层加码，真正到手的平均才10元左右。
由于父亲的问题，全家都要跟着“背黑锅”，受尽了旁人的白眼和侮辱。由于父亲遭批斗，弟弟妹妹们的入学资格一次又一次地被取消，无法接受高等教育，任正非也无法加入红卫兵，更不能入党。他回忆说，虽然也参加了红卫兵运动，但始终不是红卫兵，因为父亲受审的影响，哪一派也不批准他参加。
父亲刻骨铭心的话
19岁那年，任正非没有辜负父母的希望，考上了重庆建筑工程学院。他终于可以如饥似渴地饱览群书，一展宏图了。然而或许是生不逢时，也或许是苍天捉弄，平静的生活隐退了。随之而来的是“文革”的“天下动乱”，家庭蒙辱。
任正非当时在外地上大学，对家中的情况不太了解。关于家里的情况，是同班同学从父亲学校出来串连的学生中了解到再转告给他的。在大串连中，任正非收集了许多传单，寄给母亲。记得当时传单上有这样一段领导讲话：“干部要实事求是，不是的不要乱承认，事情总会搞清的。”母亲把这段话藏在饭里送给父亲，后来父亲说，这张条子救了他的命，他才没有自杀。至于父亲为什么没有自杀，母亲后来说，他是为了家里的七个孩子。他一死，就成了自绝于人民的“罪人”，在当时的严酷环境下，孩子们背上这个沉重的政治包袱，一辈子该如何生存。为了无辜的孩子们，父亲忍受百般折磨，最终没有选择自杀。
1967年重庆武斗激烈时，任正非扒火车回家。因为没有票，在火车上挨了上海造反队的打，补票也不行，硬是把他推下火车；也挨了车站人员的打，回家还不敢直接在父母工作的城市下车，而是在前一站青太坡下车，步行十几里地回去。半夜回到家，父母见他回来了，怕人知道，受牵连，影响孩子的前途，来不及心疼，就让他走。父亲脱下他的一双旧皮鞋交给儿子，第二天一大早就打发任正非走了。临走时，父亲说了几句话：“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以后有能力要帮助弟弟妹妹。”
任正非后来回忆这段心酸的历史说，“我当年穿走爸爸的皮鞋，没念及爸爸那时是做苦工的，泥里水里，冰冷潮湿，他更需要鞋子。现在回忆起来，感觉自己太自私。”
知识热爱狂
正是父亲的激励，给正处在转折点上的儿子指明了方向，犹如一盏明灯，照亮了未来的路。一颗浮躁的心最终找到了归宿——“知识就是力量”。
据任正非回忆，回到重庆，已经是“枪林弹雨”的环境。但是，他硬是不为所动，把电子计算机、数字技术、自动控制等课程自学完。家人也开玩笑说，没什么用的东西也这么努力学，真是很佩服、感动。他还结交了西安交大的一些老师，那些老师经常给他一些油印的书看。另外，他还把樊映川的《高等数学习题集》从头到尾做了两遍，学习了逻辑、哲学，还自学了三门外语，当时已达到可以阅读大学课本的程度。任正非知识渊博，见解独到，在他的讲话中旁征博引，一针见血，可以略见一斑。
任正非对那些改变了人类命运的科学家们的崇拜和敬仰，也是??那个时候形成的。这种崇敬和对知识的追求也最终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任正非青年时代就十分崇拜贝尔实验室，仰慕之心甚至超越爱情。他对贝尔实验室的历史了如指掌：“贝尔实验室对人类做出了伟大贡献，这里产生过七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1997年访美参观贝尔实验室时，他破例在此合影留念。
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很多人都为一时流行的东西去奔波。但是好景不长，这段岁月转瞬即逝，美好的幻想破灭了，而人已不再年轻。最关键的时候错过了，想挽救已无回天之力了。
在人人都想成名、抓住媒体乘机火一把的今天，全社会弥漫着浮躁情绪，他的这种定力直到现在仍不减。这才是难能可贵的崇高境界。
“身着绿军装”的岁月
一首《咱当兵的人》唱出了二十世纪六七十时代人的追求。绿军装、绿军帽，保家卫国，“做英雄好儿女”，在那时是很值得自豪的事情。
1968年，任正非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毕业，入伍当了一名工程兵，在军队整整待了14个年头，直到1982年以副团级干部身份转业。目睹了父母亲大半生因没有通过思想检查而错失发展机会，任正非得出了一个基本经验，“一个人再有本事，也得得到所在社会的主流价值认同，才能有机会。”在当时的中国，主流价值是工人、农民和军人主导的，对于受过大学教育的任正非来说，选择从军也许是最现实的选择，后来任正非进入军方的研究单位就是一个明证。
军队给予了任正非很多，可以说，任正非的性格特征与这段军旅生涯密切相关。在部队里，任正非养成了宠辱不惊的心态。由于当时受父亲“不清白”的身份影响，任正非从未得过嘉奖，“我习惯了不得奖的平静生活，这也培养了我今天不争荣誉的心理素质。”在华为，任正非雷厉风行的作风，说话直来直去，脾气暴躁、不留情面；华为的军事作风和唱军歌的传统，无不打着军队的烙印。
“阳光明媚”的“而立之年”
风雨过后就是彩虹，靠激情维持的岁月是不能长久的。随着时光无情地流逝，那段历史被送进了“博物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顺利召开，改革开放“春雷轰隆响”，“文革”一去不复返了。随后拨乱反正，纠正冤假错案，中国发展进入了新轨道。
三十岁风华正茂，正是大有作为的“黄金时代”。许多卓有成就的人都是在三十多岁时开始成功的。父亲终于得到了平反，任正非也入了党，他逐渐开始在一系列活动中崭露头角。在新时期，他意气风发，积极准备做出一番成绩。
崭露头角
1976年10月，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思想开始解放。在“文革”期间，任正非没有荒废学业，在军队的时候，他凭借扎实的专业知识，刻苦钻研，专心搞科研。当时，贵州安顺地区有一个飞机制造厂，是个军工企业，身为通信兵的他被抽调过去，参与一项代号为011的军事通信系统工程。
“文革”中，无论他如何努力，一切立功受奖的机会都与他无缘。“在我领导的集体中，战士们的三等功、二等功、集体二等功，几乎每年都大批涌出，而唯独我这个领导者，从未受过嘉奖。”
粉碎“四人帮”以后，生活翻了个个儿。当时，中央军委提出要重视高科技的作用。他两次填补过国家空白，又有技术发明创造，合乎时代需要，一下子“标兵”、“功臣”……部队与地方的奖励排山倒海似的压过来，他一下子成了奖励“暴发户”。
父亲的冤案终于得以平反，任正非也入了党。一次，部队首长在谈话中说，“任正非是自己人”，于是部队派人到地方了解他父亲的情况，结果是没什么特殊情况。地方得知部队派人下来了，不敢怠慢，于是父亲就被平反了。他在《我的父亲母亲》中提到：“在兵种党委的直接关怀下，部队未等我父亲平反，就直接去为查清我父亲的历史进行外调，否定了一些不实之词，并把他们的调查结论，寄给我父亲所在的地方组织，我终于入了党。”
1978年3月，任正非出席全国科学大会，那年他33岁。6000人的代表中，35岁以下的仅有150多人，而且他还是军队代表中少有的非党内人士。后来，他又作为代表出席了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父亲把他与党中央领导合影的照片，配了一个大大的镜框，挂在家里，全家引以为豪。
在罗瑞卿同志逝世前三个月，任正非还有机会聆听了他为全国科学大会军队代表发表的讲话，说未来十几年是一个难得的和平时期，要抓紧全力投入经济建设。那时他还年轻，缺少政治头脑，并不明白其中含意。过了两三年大裁军，整个兵种全部被裁掉了，他才理解了什么叫预见性的领导。
淡泊名利，宁静致远
改革开放后，在新政策的呼唤下，饱受饥饿和贫穷的中国人开始想尽快“填饱肚子”，赶快发家致富。于是，告别贫穷、走向富强，成为那时全中国人的夙愿。
改革开放“春雷轰隆一响”，整个中国沸腾了。政策给予每个人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于是人人都行动起来了。
20世纪80年代是“下海”的时代，各行各业的人纷纷“下海”，抓紧在“第一时间”捞到“一条大鱼”；80年代是淘金的时代，各行各业的人都争取想在最快的时间内淘到“第一桶黄金”。80年代是“冒险”的时代，是“冒险家的乐园”。
“下海”的“下海”，“淘金”的“淘金”，远离贫穷，赶快发家致富成为最大的动力。许多人胆子大，敢去做，抓到了“大鱼”，淘到了“黄金”，钱袋鼓起来了；更有很多人“葬身大海”、“赔兵又折将”。
这就是80年代，“财富至上”的80年代！整个社会的空气中都飘着一股“海鲜”的味道，“知识无用”，只有赚大钱才是根本。在这样的氛围中，淡泊名利、宁静致远，自然就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贤”的事了。
粉碎“四人帮”以后，任正非两次填补过国家空白，又有技术发明创造，合乎时代需要，“标兵”、“功臣”……奖励雪片似的向他飞来，但是他还是热不起来，许多奖品都是别人代领回来的，又分给了大家。
家庭的熏陶，对知识的渴望，让任正非不为所动，孤独地追求着他的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梦。他向往贝尔实验室的卓越，钦佩爱因斯坦的智慧，羡慕ibm公司的先进……“i have a dream”，他孤独地奋斗而且执著地追求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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