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张伯伦自以为得到了光荣的和平时，头脑清醒的反对派们看到的却是失败的外交必然导致的战争。在张伯伦得到一些群众和下院议员欢呼的时候，也引发了反对派因慕尼黑协定而产生的愤怒。海军大臣达夫·库珀“从欢呼的人群中冲了出来”，愤而辞职以示抗议。他在下院的辞职演说中指出，希特勒过去是从来不让步的；这一次在收到张伯伦要求举行慕尼黑会议的信之前，希特勒先获悉了英国舰队动员的消息。库珀认为，“这种行动的语言，比起外交上慎重而保留的词令或公文中附有条件的条款，更容易为希特勒所了解”。库珀毫不留情地揭穿了张伯伦由于沉溺于绥靖幻梦因而屡次受骗却仍然执迷不悟的荒谬，他说：
“首相一直认为应该用委婉动听、合乎情理的话来同希特勒打交道。我则认为暴力的语言更能打动他。
“首相对希特勒先生的善意和他所说的话深信不疑。虽然希特勒先生在破坏凡尔赛和约时，保证要遵守洛迦诺公约；而在他破坏洛迦诺公约时，又保证不再作进一步的干涉，或不再在欧洲提出领土要求；当希特勒用武力进占奥地利时，曾授权他的党羽提出有权威的保证，说他不会再干涉捷克斯洛伐克的事。这还是不到六个月以前的事。然而首相到现在还相信希特勒的信义哩！”
随后丘吉尔在下院的长时间辩论中也发了言。当他说到“我们已经遭到一次完全、彻底的失败”时，引起了一片暴风雨般的抗议声，使他中断了片刻之后才能继续说下去，但他仍然毫无顾忌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以形象生动的比喻把希特勒的行为说成是：
“他先用手枪对着你，要你给他一英镑。等到如数照给之后，他又用枪口对着你，要求给两英镑。最后那个独裁者答应先收一英镑十七先令六便士，剩余的部分要你保证随后付清。”
丘吉尔认为应该让人民知道真相，知道英国防务的严重疏忽和缺点，知道这次打乱了欧洲平衡的失败的深远影响。他还说：“不要认为这件事会从此结束。这不过是算账的第一步。这不过是以后每年还要递给我们的苦杯的第一口，第一次尝尝味道罢了。除非我们振作精神，恢复我们的战斗活力，我们才能像往日一样重新站起来，为保卫自由而战。”
虽然反对派们振臂疾呼，但他们在当时仍是少数。辩论结束后，下院以366票对144票通过了张伯伦政府“在最近的危机中所采取的防止战争”的政策。保守党内的反对派们则是以弃权的方式表示反对。他们虽然只有三、四十人，但都有很高声望和地位，除了丘吉尔以外，其中还有三位前内阁大臣即艾登、艾默里和达夫·库珀。他们中的哈罗德·尼科尔森在日记中写道：“重要的不在于我们的人数而在于我们这些人的声誉，……下院知道我们中间大多数人都远比他们更加了解事情的真相。”
在英国国内，这一时期中绥靖主义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存在着尖锐的意见分歧。对于绥靖是“收到绥靖的效果，还是刺激了对方更为凶狠的野心”，双方存在着截然相反的看法。丘吉尔在1938年11月17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张伯伦先生深信，所有这一切将导致达成广泛的协定，抚慰不满意的国家，从而取得长治久安的和平。
“但所有这些都纯属希望和推测。我们还得想到有一连串与此相反的可能性。他也许会要求我们承受无法忍受的事情……，这个代价也许还包括使不列颠帝国受到重大的损害和屈辱，却不能使欧洲大陆事态发展的进程有所停止或转移方向。”
丘吉尔认为，只有广泛联合欧洲乃至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建立维护国际安全秩序的“大联盟”组织，以强硬的手段甚至打一场“防御性的战争”，才能制止法西斯独裁者的侵略野心。他始终认为，如果做到了这些，战争是完全可以避免的。直到“二战”期间他也仍持这一看法。有一次，罗斯福总统与丘吉尔交谈时对他说，自己正在向公众征求意见，对这次战争应该起个什么名字。丘吉尔立即说应该叫做“非必然的战争”。丘吉尔以为，从来没有一次战争比这次战争更容易加以制止的了。只是由于英语民族的“不明智、麻痹大意和好心肠而听任恶人重新武装”，才最终导致了战争的爆发。这一思想，被丘吉尔明确地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风云紧急》的主题，标识在该书的扉页上。
从战后出版的回忆录和对战犯审询的记录中，丘吉尔的观点得到了确切证实。在奥地利前总理许施尼格的《奥地利安魂弥撒》中，记载了希特勒威逼奥地利屈服的谈话。希特勒狂妄地说：“你不要相信世界上有什么人能阻止我的决定！意大利吗？我和墨索里尼说得明明白白：我和意大利保持最亲密的关系。英国吗？英国不会为奥地利动一个手指头。……法国吗？算了吧，两年以前，我们以少数部队开入莱茵兰——那时我冒了很大的险。如果那时法国军队开入莱茵兰，我们或者早已被迫撤退了。……但到现在，对法国来说，这样做已经太迟了。”
在法国前总理保罗·雷诺的《法国拯求欧洲》中，引述了德国元帅凯特尔在纽伦堡受审时对捷克代表提问的答复：
“艾格上校代表捷克斯洛伐克向凯特尔元帅问道：
“在1938年的时候，如果西方各国肯帮助布拉格，第三帝国会不会进攻捷克斯洛伐克呢？”
凯特尔元帅回答：
“肯定不会。那时我们在军事上的力量还不够强大。慕尼黑（指签订慕尼黑协定）的目的，就是把俄国赶出欧洲，争取时间，完成德国的武装。”
当时的德国军备虽然发展迅速，但与英、法比较并不占优势，在有些方面还差得较远。由于“法国内部的腐败和英国的缺乏坚决意志”，使希特勒敢于进行战争冒险。“他的天才告诉他，胜利不是通过绝对有把握的道路来取得的，风险是必须冒的。突然的跃进是必须的。过去的成功，第一次是重整军备，第二次是恢复征兵，第三次是重占莱茵兰，第四次是同墨索里尼意大利的接近，这都使他大获成功，得意洋洋。如果要等到万事俱备，也许就会贻误时机，为时过晚了。”
根据多次的经验，希特勒对英、法不会为捷克斯洛伐克而战是深信不疑的。但德国的将军们从军事实力的对比出发却感到信心不足，因而准备阻止希特勒的计划。当时，“有三十到四十个师的捷克军队部署在德国东部边境，而法国军队约以八比一的优势开始沉重地压在‘西墙’①。敌意的俄国可能利用捷克的飞机场采取军事行动，苏俄军队可能通过波兰或罗马尼亚向前推进。最后，据说英国海军在最后阶段已在动员。”这些情况使德军总参谋长贝克因要求停止战争冒险而与希特勒决裂。贝克辞职后，新任德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将军，出于对祖国以及德军的责任和荣誉的考虑，据信与贝克将军、施蒂普纳格尔将军、维茨累本将军、布罗克多尔夫将军以及柏林警察局局长赫尔多夫将军等人，策划了一个拘捕希特勒及其主要亲信的阴谋计划。正当他们定于9月14日晚8时开始行动的4小时前，维茨累本得知了张伯伦将飞往贝希特斯加登与希特勒会晤的消息。阴谋者们马上开会商议对策。在会上，哈尔德对维茨累本说：“如果希特勒的虚张声势的恐吓又获得成功，那么，我作为参谋总长是不宜把它拆穿的”于是停止了计划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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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西墙，即德法边境上的“齐格菲防线”。
丘吉尔曾经对此事评论道，关于这一事件“后来米勒—希勒布兰特将军也加以证实，有些调查过此事的权威人士也认为确实可靠。……这又是另一个因极小的偶然事件而改变人类命运的例子。”丘吉尔还说：“现在我们得知，当时英法两国如果在国际联盟领导下采取坚决的立场，就会立刻迫使他们从莱茵兰撤退，而无须流一滴血；影响所及，可能使德国军队中较为慎重的人恢复他们应有的地位。而德国那位政治领袖也不会取得这么巨大的威望，使他得寸进尺了。”丘吉尔认为，捷克事件也是英法各国对希特勒采取行动的好时机，但这一机会又让张伯伦断送了，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希特勒的领导地位。
但是在英国国内，支持绥靖政策的许多保守党人不仅看不到这一政策带来的严重恶果，反而对因反对绥靖政策而激烈批评政府和保守党领袖的人大肆攻击。丘吉尔在他代表的埃平选区也遭到强烈反对，他被迫发表声明说，如果本地党部决定对他弹劾，他将立即辞去议席，另行参加补缺选举。经过丘吉尔的坚定支持者、党部主席霍基爵士的艰苦斗争，终于使丘吉尔得到三对二的信任票。不过，人们一方面庆幸绥靖政策使他们免遭战祸；另一方面也希望利用缓和尽快地加紧战备工作。军事部门因危机中暴露出军备严重缺乏的情况，都要求大力重整军备；而绥靖派则担心这样会刺激希特勒，因此内阁出现了意见分歧。经过争论，最终内阁达成了一个既要尽可能做好准备，又不大规模行动以免刺激德国和意大利的妥协方案。
或许是张伯伦的绥靖外交取得了表面的效果，英国国内在1939年春天充满了反常的乐观情绪。在一些保守党地方分部领导人的年度选举中，张伯伦派“大获全胜”。但是这种状态很快就被新发生的事件改变了。3月13日，希特勒入侵捷克的剩余地区，宣布对波希米亚实行保护。第二天，在德国的操纵下，斯洛伐克宣布独立，实行自治。这一事件反而使张伯伦感到甩掉了一个包袱。他在下院的发言中说，由于斯洛伐克的独立，原来那个英国政府对其负有条约义务的捷克斯洛伐克作为国家已不复存在，因而英国政府再不受这个条约义务的约束了。张伯伦最后还说：“我对于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当然应该深引为憾，但是我们决不可因此而离开正轨。我们应该记得，世界各国人民的意愿仍然是集中在和平的希望上。”
但是由于这一事件，使国内民众的情绪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迫使张伯伦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自己的立场。他原定于两天后，即3月17日在伯明翰发表关于国内问题和社会福利问题的演讲，但由于“他获得更充分的消息，他知道议会、公众和各自治领都表示了坚决的立场”，于是他把早就拟好的讲稿抛到一边，起而谴责希特勒的背信弃义。3月29日，张伯伦在下院宣布了把本土防卫队扩大一倍的计划。3月31日，他又在下院宣布，如果波兰遭到入侵，英国政府将保证给予波兰政府以全力支持。同时他还宣布，法国政府已授权让他明确表示，法国将与英国采取同样立场。
但是，正如丘吉尔所指出的那样，由于好心而能干的人作出了种种错误的判断而演成的悲剧故事，现在已达到高潮了。张伯伦突然一反五六年来一直推行的绥靖政策，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转变了立场，甘愿接受迫在眉睫的战争；而这个战争，规模可能会大到极点。但现在的条件却比过去恶劣多了。绥靖政策的恶果不胜枚举：德国破坏凡尔赛条约重整军备，扩大征兵；英国失去了空军优势，连均势也未能保住；德国以武力重占莱茵兰，基本建成齐格菲防线；德、意勾结形成了柏林——罗马轴心；德国吞并了奥地利，肢解了捷克斯洛伐克，使它获得了强大的军工生产能力；美国的干预被拒绝了；苏联表达出援救捷克的计划而无人理睬；在英国无力增强法国边境防务时，却丢掉了可以对付尚欠完备的德军部队的35个捷克师。
丘吉尔还指出，由于匈牙利已投向德国；波兰不愿与罗马尼亚合作，而且两国都不愿意让抗德的苏联军队通过，因此东欧方面任何足以组织抵抗德国侵略的手段现在差不多都完了。“大联盟”的关键在于同苏联达成谅解，但是当苏联于3月19日提出召开六国会议共商抗德大计时，张伯伦却出于成见冷淡地拒绝了。
4月3日，德国总参谋长凯特尔发出了针对波兰的秘密命令“1939年到1940年武装部队指令”，代号“白色方案”。希特勒在上面批示要求：“准备的工作务须做到从9月1日起任何时间都可以发动军事行动。”
墨索里尼为了能够同德国在中欧的进展保持平衡，于3月26日发表了一篇措词激烈的演说，针对法国提出了对地中海的权益要求。随后在4月7日占领了阿尔巴尼亚，获得了一块进攻希腊和迫使南斯拉夫中立化的跳板。整个国际局势越来越紧张，张伯伦的和平大船已经是处处漏洞了。
鉴于英国政府给波兰和罗马尼亚的保证，如果不纳入英国与俄国达成一个全面协议的体制之内就都不具有军事上的价值，英国政府指示驻苏大使于4月15日在莫斯科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进行了会谈。4月16日，苏联提出正式建议，主张苏、英、法三国结成相互支援的联合阵线。张伯伦没有想到苏联这么快就走得如此之远，不知所对，只好保持长时间沉默。这种态度对主张联合英法的李维诺夫是个沉重的打击。5月3日，莫斯科宣布解除李维诺夫的职务，改由总理莫洛托夫兼任外交人民委员。这一人事变动，标志着苏联外交政策的转变。5月4日，丘吉尔敦促政府对苏联建议作出反应。他评论道：“最重要的是不要失掉时机。……我们不仅必须接受同俄国的充分合作，而且必须使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参加这个大联盟。……没有俄国的积极帮助，就无法维持一条反纳粹侵略的东战线。阻止希特勒对东欧的图谋，是同俄国的利益有着密切的关系的。现在仍然有可能把波罗的海到黑海之间各个国家和民族联合成一个坚固的阵线，以反对新的暴行或侵略。”
5月8日，英国政府终于对苏联政府4月16日的建议作了答复。此后两国间进行了艰难的谈判，但很长时间都毫无进展。5月19日，下院就这个问题进行辩论，劳合·乔治、艾登和丘吉尔都作了发言，敦促政府与苏联签订平等的、内容广泛的协定。工党领袖艾德礼和自由党领袖辛克莱也都发言说明了与苏联结盟的必要性。但张伯伦的态度则轻蔑而冷淡。
在英国与苏联谈判的同时，德国与意大利两国外长在科莫会谈并于5月22日签订了所谓的“钢铁盟约”。5月30日，德国外交部打电报给其驻莫斯科大使说：“与我们过去计划的政策相反，现在我们已经决定和苏联进行明确的谈判。”就在同一天，莫洛托夫发表演说，指出英国与苏联的根本分歧。由于芬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对苏联心存疑虑甚至恐惧，波兰和罗马尼亚也不打算接受苏联给予直接的和有力的保证，谈判最终未取得任何结果而失败。苏联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与德国进行谈判并最终于1939年8月23日与之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丘吉尔后来评论道：“这一事实标志着几年以来英法两国的外交政策和外交手段的绝顶失败。”
这些结果并不出乎丘吉尔意料之外。在此期间，他只有尽力为巩固英法联盟而活动。7月14日，他应法国政府之邀参加了法国的国庆节以及为纪念攻陷巴士底狱150周年举行的专门庆祝活动。8月15日，丘吉尔再次来到法国，到莱茵河扇形战区前线进行了10天考察，与甘末林将军和乔治将军时常在一起研讨军事问题。回英国后，他将考察中的札记整理出来送给了陆军大臣，其中写道：
“德国在攻击波兰前，不必进行军队动员。……到目前为止，一般认为，希特勒似应等到阿尔卑斯山地区降雪，使墨索里尼可以利用冬季的掩护时才会有所行动。在9月初的两星期中，甚至早些时候，这些条件就会具备。……所以9月的上半月，看来是最危急的时期。”事实再一次证实了丘吉尔的准确预见。因为波兰政府拒不按照希特勒的要求派一名全权代表到柏林去讨论他提出的条件以解决问题，希特勒认为德波关系“最近几星期内已变得难以容忍了”。在与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后，希特勒感到，“俄国的善意态度已有确定的保证。尤其重要的是，现在如果发生冲突，就不再会有由罗马尼亚方面来的任何攻击的可能了”。于是，希特勒“决心用武力来解决问题”。8月31日，希特勒发出了“第一号作战指令”，命令德军“对波兰进攻应按照‘白色方案’执行”。9月1日拂晓4点45分，150多万德国大军突破波兰防线，分三路向华沙推进。9月2日，英国下院爆发辩论，议员们要求政府履行对华约的义务。9月3日，张伯伦在下院发表演讲说：“今天是我们大家最感到痛心的日子，但是没有一个人会比我更为痛心。在我担任公职的一生中，我所信仰的一切，我所为之工作的一切，都已毁于一旦。现在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鞠躬尽瘁，使我们必须付出重大代价的事业取得胜利，……我相信，我会活着看到希特勒主义归于毁灭和欧洲重新获得解放的一天。”但是，张伯伦最终并没有看到这一天。1940年11月9日，他带着遗憾和绝望与世长辞了。就在9月3日上午11点，对德国发出的最后通牒时限刚过，英国对德宣战并宣布全国进入战争状态。震惊世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宣告了张伯伦的绥靖政策的彻底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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