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7月17日，当丘吉尔的军需大臣的任命宣布后，立即引起了舆论界和政界的强烈反应。《晨邮报》的评论尖刻地嘲讽道：“尽管我们还未发明永不沉没的舰船，但我们却已经发现有不会倒台的政治家。……我们可以满有把握地预料，他会继续铸成有损于国家的大错。”知名社会活动家贝雷斯德福等宣称：“首相无权做出这种违背公众舆论的任命。”
保守党的政治家们纷纷起而反对：陆军大臣德比勋爵以辞职相威胁；殖民地事务大臣沃尔特·朗写信给劳合—乔治说，这“很难让我的许多朋友继续给予支持”。保守党后座议员们不仅集会表示反对，还组成了一个40多人的代表团约见了博纳·劳，向他提出质询。这些敌视丘吉尔的情绪“使内阁危机日趋严重，威胁政府的生存”。
尽管博纳·劳对劳合—乔治不打招呼就任命了丘吉尔一事很感恼火，但是从大局出发，他不愿意因此事而断送了联合政府，因此他表态说，如果首相认为这项任命有助于打赢战争的话，那么他有权作出这项任命。这才使反对浪潮逐渐平息下来。此事使丘吉尔认识到他是多么地不受欢迎。此刻他才相信了劳合—乔治原来把他排除在政府之外是不得已的事情。这使他在性格和处世上都有了些变化。雷平顿曾评论说，丘吉尔“看起来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我从未见到有人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生这样好的变化”。
劳合—乔治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曾就此事对丘吉尔其人做过深刻而较系统的剖析，这对我们全面地认识丘吉尔会有很大帮助。劳合—乔治写道：
“为什么保守党人如此冷酷无情地反对他呢？自然是他过去的政治生涯引起了老党同事对他的愤恨。他做事从来不留余地。他退党后攻击自己原来的同事，狠狠批判、冷嘲热讽自己过去的观点，给自己造成长时间的严重后果。战争开始后，民族危机迫使各党派进行暂时的休战，党派纠纷和内部争论暂时停止，或者是被忘却。但是，保守党人忘不了、也不宽恕丘吉尔转到敌对营垒里去的行为，忘不了正在保守党混乱不堪的时候，他向他们猛烈开火，给予致命的打击。倘若他在自己成长的政治家庭里是一个忠实的儿子，那么对他参加达达尼尔海峡打败仗的责任就会不加过问，其他方面的牺牲也将是为人民作出的贡献。丘吉尔的错误成了愤怒的保守党人惩罚他背叛党的最好借口；他们用他自己的耻辱当作鞭子把他赶下台，而挥动鞭子的仿佛不是爱报复的党员，却是忠于职守的爱国者……”
“丘吉尔的政敌承认，他有杰出的天才，他刚毅、勇敢，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工作者。但是他们提出一个疑问，与英国其他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相比，为什么他的崇拜者多，拥护者少？他们指出，在政治上处于最困难的时刻，连伯明翰的约瑟夫·张伯伦和苏格兰的坎贝尔—班纳曼先生都可以指望得到当地人的坚定支持。丘吉尔从来不会在自己周围笼络一些外省或其他城市的人，更不善于维护这方面的关系。这一点仅仅用丘吉尔从一个党投到另一个党的情况来解释是不行的。英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些最伟大的活动家并不是在哪个党内开始自己的政治生涯，就在那个党里结束它。可见，真正的原因不在这里。他们问，为什么他如此不可信赖，真正的原因在哪里？”“他们自己是这样解释的。丘吉尔的头脑就像一台强有力的‘机器’。但是构成这台‘机器’的材料有某种莫明其妙的缺陷，妨碍‘机器’的正常运转。这是怎么回事呢？批评家们也说不明白。一旦‘机器’出故障，不仅他本人，连同他一起工作的人都要遭殃。这就是使他一道工作的人们感到焦躁不安的原因。”
“按照他们的意见，在铸造他的‘金属’中隐藏某种致命的弱点。当时丘吉尔的批评家们就是利用这些弱点作为拒绝发挥他的巨大才能的理由。他们从他身上看到在危急时刻必须加以利用的缺点，而这一缺点可能带来的新的危险又不得不防。”
“对于他的才干，我另有看法。我认为，在他的行动可以受到监督的条件下，他那善于创新的头脑和充沛的精力是无价之宝。谁都不怀疑，他具有远见卓识、富于想象的天赋。他关于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的设想，还有他最先了解坦克的意义，这些都清楚地说明他这方面的才干。具有这种才能的人是罕见的，十分难得。在极其危险的时刻，应当充分利用这类人。如果能够警觉地对待他们，他们单独做出的贡献要比一大群庸庸碌碌的人做出的贡献大。
“我认为，这就是应当让丘吉尔进入政府的理由。我了解他过去的保守党朋友对他的仇视情绪，也知道，如果让丘吉尔在政府里任职，我要冒很大的风险。当丘吉尔的政敌听到我的打算时，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那种疯狂劲头，完全出乎我的预料，在几天内就发展到如此地步，内阁笼罩着危机，政府本身的存在受到威胁。我承受了这一切风险。尽管我偶尔后悔我的自信，但我依然相信自己是对的。我的同事们有些犹豫，我还是坚持己见，因为丘吉尔对政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为了战争的胜利需要大量的军需品，他使军需品的供应不断增加。”
劳合—乔治最后说：“丘吉尔的前途取决于他以后能否使人相信，他不仅勇敢，而且谨慎。”
就像丘吉尔在任商务大臣时那样，他现在不得不辞去丹迪市的议席，再参加补缺选举以求重新当选。由于两大政党间的竞选战已告暂停，所以与丘吉尔竞争的只有反战的禁酒主义者埃德温·斯克林杰。丘吉尔在丹迪市发表了几次演讲，他强调自己是主战派，对取得战争胜利有坚定信心。“如果说在这个岛国的历史上，不列颠有一段坚如磐石的时期的话，那就是现在。”他要求选民们不要为次要的争议，比如说为禁酒而迷失方向。他嘲讽对手“打算同德国媾和，以阻止在苏格兰进行的酒类买卖活动”。他的妻子克莱门蒂娜在他因公务必须返回伦敦时，代替他在集会上发表演讲。结果，丘吉尔以超出对方近3倍的优势轻而易举地当选。
军需大臣不是战时内阁成员，不能参加重大政策的制订，所以丘吉尔曾私下抱怨说，他只是“执行战时内阁命令的小伙计”。但是这个“小伙计”却领导着一个约12000人的庞大组织机构，并使英国大部分工业部门高速运转。丘吉尔的前任们由于只沉溺于“烦琐的和并不重要的琐碎事务之中”，都未能对该部的各个部门实施有效的管理和协调，导致了严重的混乱局面。丘吉尔的老朋友乔治·里德尔等人事先提醒他说，军需部绝大部分“身居领导地位的人”都不怎么听指挥，因此必须对军需部进行较大改革，需要设立某种执行委员会来控制该部的50个下属机构。丘吉尔到任后很快也得出了相同看法。于是他建立了军需委员会，由10余名成员组成，其中大半是实业家，由他们每人分管几个部门。他把埃迪·马什召来任私人秘书，又把原海军部的秘书格雷厄姆·格林和詹姆斯·马斯特顿·史密斯请来负责军需委员会的秘书处工作，很快就理顺了军需部内的关系，使各项工作顺利地开展起来。他在9月初写给劳合—乔冶的信中说：
“这是一个令人非常愉快的部门，几乎与海军部一样富有意义，其最大的优点在于，既无须与海军将领争执，又不必与德国兵作战；我为能同所有这些聪明的实业家在一起而感到高兴，他们正在竭尽全力帮助我。同能干的人们在一道工作十分高兴。”
但是矛盾仍然存在。因为在当时的体制下，军需部只负责陆军的军需生产，海军部则控制着海军的后勤供应，这意味着有“两个军需部，为自成体系的不同军种服务。双方在劳力与原料这个越来越狭小的领域内相互竞争与冲突”。在与海军部的冲突中丘吉尔占尽优势，因为他精通海军知识，批评能切中要害，而当时的海军大臣埃里克·格迪斯爵士却只是一个新手。为了平息双方的矛盾，战时内阁成立了一个战时优先配给委员会，由史末资将军主持工作，负责在有竞争的部门之间确定物资的分配和运送办法。史末资将军是南非总理，是丘吉尔在任海军大臣时敦促下才进入战时内阁并成为内阁核心成员的。
军需部面临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劳资纠纷和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之间的矛盾。针对熟练工人的强烈不满情绪，丘吉尔要求并促成战时内阁给满一定工作年限的熟练工人以12．5％的较大幅度提高工资。就连一贯坚持批评政府的政治上的反对派、工党下院议员W·C·安德森也称赞丘吉尔，说他在“处理各种劳工问题的工作中”表现出“勇气和丰富的想象力”，使“情况得到显而易见的改善”。然而，劳资关系的紧张却导致了许多工厂的工人罢工。1918年6月，伦敦联合飞机制造公司因资方解雇工会代表而举行罢工。在丘吉尔的干涉下，资方被迫同工人达成了妥协。7月下旬，考文垂的工人又以公司雇用非熟练工人侵犯熟练工人的权益而罢工。军需部的工会咨询委员会经调查，认为情况并非如此；但工人们不听劝告，坚持罢工。“当工人的秩序混乱危及武器生产的效率时，丘吉尔的态度很严厉。在即将出现连续罢工时，他事先得到劳合—乔治的支持，威胁工人说，如果罢工者不复工，就开除他们并将从严追究罢工组织者的法律责任。”丘吉尔宣布，如果罢工者不在一周内回工厂复工，将收回他们的免于征兵的证件。这一措施立即见效，10000多名罢工工人中仅有约50人未能及时返回，而这50人中，“有些人打来电话对自己擅离职守表示歉意，并说他们正在返回”。
丘吉尔在军需部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使他与陆军部和驻法英军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在法国设立了常驻机构，自己也频繁地往返于英法之间。他经常在军需工厂视察，去巴黎或前线讨论军需供应问题和实地考察战况。他有大约五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巴黎或驻法英军总司令部度过的。黑格总司令对他的态度也显然客气多了。他评价道：“我毫不怀疑，丘吉尔是想要尽最大努力给部队提供所需要的一切。”1917年11月，丘吉尔主张大量减少英国本土的兵力以充实驻法英军的战斗力。黑格将军对丘吉尔因此而更具好感，他夸奖说“丘吉尔确实做得很好，他的工作进行得生气勃勃。”丘吉尔的这一提议是基于他对法国前线实际情况的清醒认识而产生的担忧。这一担忧很快就被事实所证明是很有道理的。1918年3月21日，德国人在法国前线发起大规模进攻，英国军队的薄弱防线被一举击溃，英军全面撤退，并在战斗中被俘70000余人，损失大炮1000余门以及无数其他军需品。
德军进攻时丘吉尔正在前线，亲眼目睹了“无数发炮弹在我方战壕里爆炸，差不多一枚挨着一枚”的激烈战斗场面。3月24日，丘吉尔回到伦敦，与首相劳合—乔治一起度过了这个“在整个战争进程中”最“令人心焦的夜晚”。尽管丘吉尔并非战时内阁成员，但劳合—乔治深知丘吉尔的足智多谋和刚毅果断，所以乐意经常就一些重大问题同他进行非正式磋商，尤其在危急时刻更是如此。
几天后，丘吉尔受劳合—乔治委托，去法国拜访乔治·克列孟梭总理，说服他命令法国反攻，以减轻英军的压力。丘吉尔受到热情接待，并应邀和克列孟梭一起去前线巡视，他们在途中遭受到炮火袭击。当丘吉尔埋怨克列孟梭总理不该冒着生命危险来前线时，这位已经是76岁高龄却仍然热情奔放、精力旺盛的法国政治家回答道：“这是我特殊的乐趣。”这次访问使丘吉尔消除了对战争形势的忧虑。法军和英军展开反攻，虽然伤亡惨重，却遏制了德军的攻势。战争进入僵持状态。5月，美国军队首次抵达前线，使协约国军队得到加强。7月，德国人又组织了一次进攻，但没收到任何成效，此后就一蹶不振了。
自3月份以来，丘吉尔就加快了军需生产的速度，并要求250万工人在必要时放弃复活节的休假。美国参战后，军需部也负责为驻欧美军提供军需品，此外还为美国制造了价值一亿英镑的中等口径大炮。丘吉尔与法国军备部部长路易·洛切尔和美国负责军需供应的官员爱德华·斯特蒂纽斯及伯纳德·巴鲁克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们一致同意将全世界生产的硝酸的分配权集中在丘吉尔手里，使丘吉尔后来能够自夸为“硝酸大王”。
丘吉尔仍然一如既往地注重科学技术对增强军队战斗能力的关键作用。他主张尽可能地用最科学的战争武器来装备英国军队，比如用飞机、坦克、机枪，甚至毒气。早在海军大臣任内，他就曾动用海军经费改进和大量建造被称为“陆地行舟”的履带式战车。这种由轮式装甲汽车发展起来的新型武器装备，后来演变成威力巨大的现代坦克。其中一些关键性的技术改进，比如由轮式改为履带链轨，就是丘吉尔在听取了军事专家的建议后实施的。在丘吉尔初到法国前线见习期间，他利用休整时间撰写出来，并在当时的战时委员会中打印传阅的题为《进攻的不同方法》的报告，其中就提出了使用履带式战车的建议。1917年11月20日，在康布雷第一次大批使用坦克大获成功。坦克不仅能碾倒铁丝网、跨越战壕，还能以强大的火力压制对方而不怕对方的射击，战果十分显著。根据这一成功战例，丘吉尔建议扩大坦克生产和组建坦克部队。1918年3月5日，丘吉尔在一份报告中提出：“为了在1919年对敌人进行打击，我们应该创建一支坦克军队，这支部队在其构成上和作战方法上，都应与双方所使用的任何一支部队根本不同。”后来，战时内阁批准了丘吉尔的到1919年4月制造4000辆坦克的建议。在英国的文艺作品中，有人甚至称丘吉尔为“坦克之父”。战后有些人争坦克的发明权，为了解决这一争端而专门成立的皇家委员会的报告中说：“委员会愿意首先指出，由于丘吉尔的敏锐、勇敢和坚决……用坦克这种武器作战的设想才得以实现。”8月，丘吉尔在得知英军计划在亚眠附近开展一场坦克进攻战后，他“决心乘上飞机，休假两天”，为的是一饱眼福。当他到达亚眠时，战斗已取得胜利，路上到处是被押送的德国战俘。他回去后向首相报告说：“据我看来，这是英军在整个这场战争中赢得的最大胜利。”他向黑格总司令表示祝贺，这位总司令在答谢信中特意夸奖了丘吉尔“作为军需大臣所显示的能力与先见之明”。英军的胜利使战事更加朝着有利于盟国的方向发展，德国对于战争胜利已毫无指望，德军的投降却是指日可待了。9月末，德军统帅部建议德皇威廉二世更换政府。巴登的马克斯亲王组阁后，以美国威尔逊总统在1918年1月的演说中提出的“十四点”为基础，试图达成一项和平解决办法。
丘吉尔一方面仍不松懈地抓紧军需生产，“要作好各种有效的准备，以确保敌人即使形势有利也不能继续战斗下去”；另一方面开始考虑停战问题。他参加了首相与大臣们在苏塞克斯郡丹尼花园的利德尔大厦举行的讨论停战问题的会晤。他虽然同意大臣们在会晤中得出的“考虑到协约国方面目前已确实占有战略上的优势，因此停战条款必须严厉”的共同认识，但后来他在曼彻斯特的演讲中也强调指出，要求敌人完全屈服是不可能的：
“我们并不要求德国无条件投降。对任何一个国家，亦即对人类大家庭中任何一个伟大的分支，都无权进行掠夺，而理应保证它在未来世界中的地位。我们并不图谋去毁灭德国。”
1918年11月11日上午11时，正式宣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英、法等协约国的胜利而告终。丘吉尔和怀孕多时的妻子克莱门蒂娜一起乘汽车去唐宁街向首相表示祝贺。欢呼胜利的人群蜂拥而来，聚集在白厅前的广场上举行庆祝活动。
这一场面令丘吉尔联想起1914年8月4日晚11时他经过这里到唐宁街10号向首相通报战况时的情景，心中不禁感慨万分：
“当我听到英勇的人们欢呼时，想起他们肩负这样的重担，贡献所有的一切，从不动摇，对祖国及其前途从不失去信心；在表达他们情感的时刻到来时，对他们犯有过错的仆人宽宏大度；想到这些，内心的感情实非言词所能形容。”
首相对胜利当然十分高兴，但他更多考虑的是如何利用战争胜利给他的政府及他本人带来的崇高声望，在未来的大选中获胜并组成一个向和平时期过渡的坚强政府。就在11月初，他曾向政府中两位资深的自由党政治家，即丘吉尔和埃德温·蒙塔古探询，看他们是否愿意在今后的政治生活中与自己保持一致；丘吉尔开始时抱有疑虑并颇多抱怨。蒙塔古对此曾作过描述：
“温斯顿开始时绷着脸，愁眉不展，表示不愿进行合作。首相使出他全身解数以一个‘长者’的身份亲切地和温斯顿谈话，他向温斯顿提起他们从前共同战斗的往事……，最后，丘吉尔摊开双手，以那滔滔不绝的、浮夸的雄辩口才说，他不允许以任何个人的考虑来对他施加影响……，然后他又开始通常的争辩，即阐述他对内阁中那些大人物的反对理由，诉说现存机构的不合理性，以及一位对政府政策没有责任的大臣所受到的贬斥，等等。”
这种抱怨情绪一直笼罩着丘吉尔。几个月前，当阿斯奎斯等反对派借英军驻法兵力不足等问题攻击劳合—乔治时，丘吉尔就不为劳合—乔治进行辩护。事后他向劳合—乔治指出：“在我未得到承认和合法权力的情况下，我决不承担任何政治责任……，坦率地说，我感到失望的是，我们长期建立起的亲密友情，并没有使我获得应有的地位。”
针对丘吉尔的不满，劳合—乔治回答说，他准备建立“一个成员在10到12人的格莱斯顿式的内阁”以取代战时内阁。这一明确的暗示，使丘吉尔“闷闷不乐的愁容一扫而去，笑容布满了渴望的脸庞，鱼被钓上来了”。或许蒙塔古对丘吉尔心存偏见，所以语气中充满了嘲讽，但基本事实显而易见是记叙得准确无误的。
经过政府中自由党大臣们的讨论，决定了与保守党联合执政的基本策略。他们一致认为，可以接受某些违背自由贸易原则的事情，比如用财政手段保护重要的工业部门；制订帝国特惠关税，以防止外国商品压价“进行倾销”；作为交换条件，保守党则应同意爱尔兰地方自治。
11月末开始了激烈的竞选运动。由于自由党劳合—乔治派与保守党达成的协议规定，保守党候选人都应从自由党劳合—乔治派保卫自己议席的选区中退出竞选，所以丘吉尔再次在丹迪市轻而易举地获得了胜利。他在丹迪市的多次竞选演讲中，着重强调了战后重建工作。他说：“我们能够建设一个新的英国，使她变得繁荣昌盛，从而不要让我们阵亡的将士白白流血牺牲。”他的演讲使听众认为他是“首相在政府中主张革新的一派最强有力的代言人”。
大选结果，主张联合的保守党人获得333个议席，成为下院的多数党；工党获得57个议席，力量大为增强，美中不足的是它的所有重要领袖均遭败北；劳合—乔治派自由党人159名候选人有136人当选；而阿斯奎斯派自由党人境况最惨，在250多名候选人中，只有29人当选。在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议席减少得所剩无几，激进的新芬党大获成功。但是新芬党的议员们拒绝到伦敦来，而是在都柏林建立了爱尔兰议会。总而言之，战后英国的政治局势变得更加微妙而复杂。丘吉尔在战争胜利那天晚上的感受用来形容此时他和劳合—乔治的心情同样也很恰如其分：“没有大功告成的感觉。不仅如此，劳合—乔治反而清楚地意识到他面临着新的、也许是更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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