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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洞察世界风云
纳粹头子兴妖风，扩军备战步步紧；英国政府在沉睡，唯独丘氏察实情。
丘吉尔在充当“后座议员”期间，除了写书绘画外，一直在密切注视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在30 年代中期，丘吉尔讲演的话题和注视的重心已由印度转到德国。
在此期间，德国的纳粹党正勃勃兴起，他们在复仇和准备新战争的旗帜下，攫取了德国政权。当时英国许多人考虑这将威胁英国在欧洲的利益。丘吉尔越来越深地思考着这个问题。1932 年夏天，匠吉尔参观马尔巴罗公爵当年作战的地区时，十分注意德国事态的发展。丘吉尔写道：“当我们经过这些美丽的地区，经过一个又一个古代名城的时候，我自然而然地了解了希特勒的动向，我感受到法西斯主义的侵略气氛，发现这是每一个纳粹党人心目中最主要的事情。”1933 年1 月30 日，希特勒出任总理，给德国以至欧洲带来严重的不安。
他强烈反对**，反对民主主义，反对犹太主义，并叫嚷要把日耳曼民族统一在德意志帝国周围。“德意志民族尽管是单一的民族，但它分散在奥地利等许多国家。如果不把这些领土统一起来，建立德意志大帝国，就谈不上民族的幸福。为此我们不能不进行战斗。”希特勒到处这样游说鼓吹，而且他还通过报纸和电台煽动德国民众的战争狂热。
与此同时，希特勒还在加紧扩军备战。根据凡尔赛条约规定，德国只准许拥有10 万陆军。但是，一旦需要，这10 万军队里所有的军官马上就能担当参谋，而且军队士兵因受过各种训练，任何时候都可以提升为军官，并且可以大肆扩充军队。1933 年10 月，希特勒退出了世界军备会议和国际联盟，继而又废除了凡尔赛条约中限制军备的条款，他还明目张胆地以挑衅的姿态向全世界宣告，德国拥有36 个师团汁55 万陆军。下仅陆军如此，凡尔赛条约规定不得拥有飞机的德国空军，也具备了英国空军的2/3 的力量，并具有很快超过英国的潜力。
海军也不例外。按规定，德国只允许有万吨级以下军舰6 艘，但现在制造的小战舰的实力已达2.6 万吨。惊恐不安的英国，到了这个时候才想起来应当同德国就海军势力签订个什么条约。为此，1935 年6 月，英、德两国签订海军协定，规定：“德国可以加强海军力量，但最多不得超过英国海军实力的35％。”英国似乎认为将德国海军实力控制在英国的35％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按这一协定，德国可以建造战舰5 艘，航空母舰2 艘，巡洋舰21 艘，驱逐舰64 艘。
德国肆无忌悼地扩充军事力量，而英、法、美各国竟保持沉默。看到这些，意大利墨索里尼的野心也膨胀起来，他把黑手伸向非洲的埃塞俄比亚。
1934 年12 月，意大利向埃塞俄比亚派去25 万军队，次年5 月占领了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惊恐万状的塞拉西皇帝乘上英**舰仓皇出逃。
在亚洲，日本帝国主义继1931 年9 月18 日发动进攻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后，1932 年又在上海制造了一二八事变。同年3 月1 日，日本帝国主义炮制了伪满洲国，并要国际联盟承认。翌年，日本以国际联盟拒绝承认伪满洲国为借口，宣布退出国联。接着，又逐步向热河省和华北蚕食。1933 年1 月初，日本占领了中国东北和华北之间的咽喉要地山海关，3 月又侵占热河省，并逐步扩大在华北的侵略活动。
1936 年11 月25 日，日本与德国签订了《**产国际协定》，结成了侵略联盟。
1937 年7 月7 日，日本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
面对德意日法西斯咄咄逼人的侵略扩张，丘吉尔意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可怕信号就要出现了”。尤其是希特勒的上台，德**国主义的加紧复活，不仅给欧洲的革命运动，给苏联，也给英国的利益带来危险，而且是致命的危险。因此，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对那些曾经精忠英勇战死沙场的人的儿女，又只好作这样的描写：
他们并着发痛的肩膀前进，迈着沉重的步伐，离开生命的光明旷野。
当时，各大国对外政策的着眼点都放在日内瓦裁军会议上。苏联提出了普遍裁军的方案，采纳这个方案可以缩小军事威胁，减轻劳动人民沉重的捐税负担。英国政府在当时严重的和平主义情绪的驱使下施展诡计·，它口头上拥护裁军，但又竭力阻挠采纳苏联的建议。英国提出与苏联相对立的方案，其实质是原封不动地保存自己的军队，削减对方的军队。
有些英国政治家认为，应该容许德国有“平等的军备”。其实，这正是德国纳粹分子所坚决要求的。丘吉尔明白这样的要求意味着什么。1933 年4 月，他说：“德国要求军备平等，陆军与海军的编制平等……这是最危险的要求。生命中没有永恒的东西。只要德国的怨恨和不满尚未消除，还抱着我们不幸看到过的那种情绪时，就真地获得与其邻国完全相等的军事力量，那么可以肯定，我们自己也将面临指日可待的欧洲大战的重新爆发。”裁军会议失败后，丘吉尔感到被捆住的双手已经放开了，他的奋斗方向已不再是反对可能的裁军，而是争取大力重整英**事装备。丘吉尔同英国许多政治家和军事家的看法不一样，他正确地肯定了技术装备在20 世纪战争中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法国作战时，他在设计、制造和使用坦克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如今，在30 年代，他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空军上了。丘吉尔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把德国作为英**事上的潜在敌人。巨大的水上障碍——英吉利海峡把英国同西欧分开，这种情况使英国最担心的是德国空军。丘吉尔非常注意德国空军的发展，并极力设法迅速改变英国空军的状况。
丘吉尔在下院关于这个问题发表演说是最合情理和最成功的。丘吉尔的演说证明，他无论对德国的动向还是对英**事装备的现状，都了如指掌。
丘吉尔在政府中没有任何正式职务，却能掌握充分可靠的实际资料，并根据这些资料得出为以后的事态所证实的结论，看来似乎是令人奇怪的。其中有哪些奥秘？原来丘吉尔一直坚持收集有关英德关系和双方军备状况的情报。
他同陆军部和外交部的许多高级官员保持密切接触。丘吉尔联系面非常广泛，他既同法国的一些政治家联系，也同柏林的一些人建立了联系。
针对国内存在的和平主义，丘吉尔多次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一心一意地避免另一次大战的发生。但是万一发生了战争，我们就要斗争下去，为了能在战争中求生存，即便付诸武力也在所不惜。”早在1931 年丘吉尔就在下院的讲坛上向内阁和议会说过：“德国同法国的陆军力量相匹敌，这令人十分遗憾。我要向那些认为这样做是对的人们问一句：‘先生们，你们希望战争？’把欧洲重新拖入战争的危险已经来临！”正当希特勒疯狂扩军备战、磨刀霍霍之时，英国一些短视的政治家们却迂腐地空谈一些陈词滥调。在他们的纵容和鼓动之下，1933 年，牛津大学俱乐部的学生，竟通过了一项“本院绝不为国王和祖国而战的决议”。这一类的插曲，在英国国内固然不妨一笑置之；但在德国，在意大利，在日本，特别在全世界进步人士的眼里，深深感到英国已经萎靡不振了。
“我们读到了德国超乎寻常地大量输入废铁、镍和军用金属的消息，我们读到了关于这个国家盛行全国的军国主义精神的一切消息；我们还看到他们正以一种嗜血的哲学来向青年灌输，这是自野蛮时代以来所未有的。”丘吉尔在下院辩论时说，“看到这些正在活跃起来的力量，我们不要忘记，这就是曾经同整个世界作战并且几乎把世界击败的那一个强大的德国，在那次战争中，它以一个人的生命换取对方两个半人的生命。如果你知道了这些准备、这些理论和这些公开提出的主张，就难怪德国周围各国都感到惊慌失措了。”丘吉尔进一步指出：“我们现在的外交政策的最可怕的危险，就是我们不仅不加强自己的国防，而且还不断要求法国裁减他们的实力，我们怎样去劝他们的呢？我们说，‘你们把实力裁减吧’。我们总是给他们这样的希望：
如果他们在裁减实力之后，又遇到什么灾难，那我们就会设法援助他们，虽然我们也是两手空空，爱莫能助。我不能设想比这更危险的政策了。……罗马人有一句格言：‘握紧你的武器，延长你的疆界’。但我们的格言似乎是：
‘裁减你的武器，增加你的义务。’还有，你朋友的武器也得裁减哩！”虽然下院各位议员都极端注意倾听丘吉尔的发言，但丘吉尔却有一种绝望的感觉。他深信英国面临一场即将爆发的严重的战争的考验，但又不能使议会和政府重视这种警告。丘吉尔提出的证据不能使他们信服并从而采取行动，这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事情。但是，丘吉尔还是鼓足勇气，冒着被称为“战争贩子”的罪名，大声疾呼，要求政府面对当前的风暴，建立各种防卫力量，加强与盟邦合作，共同行动，制止法西斯侵略，“使我们从可悲的错误估计中醒悟过来。我们现在就是这些错误估计的受骗者，如果我们不及时注意这个警告，也许有一天会成为它的牺牲品！”这时在丘吉尔的记忆中，记起一位不知名的作家为火车失事而写的几句诗。这是他从前在漫画杂志《笨拙》上读到的，丘吉尔走下讲台后，又默默地背诵这首诗：
是谁掌管这轰隆隆的火车？
转轴嘎嘎地响，挂钩拉得紧紧，以疯狂的速度，逼近了道口的转辙；但困倦已使司机的耳朵失灵，信号的闪耀只徒然地穿过夜色，因为是死神啊，它在掌管这轰隆隆的列车。
“多好的诗啊！”丘吉尔反复地朗诵着，这不正是对当前形势的生动写照吗？
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一些讲话，以《英国仍在沉睡》为题汇集成册发表了。这个集子出版后，在英国人民中间产生了巨大反响。美国驻伦敦大使肯尼迪让他23 岁的儿子约翰以《慕尼黑及其后果》为题撰写毕业论文。约翰欣然同意这个选题，着手根据父亲的建议和美国驻伦敦大使馆提供的材料撰写论文。他采用丘吉尔的论题，并力求展开论述。文章写成后，父亲很满意，并决定把这篇论文发表出去。约翰·肯尼迪的《为什么英国沉睡不醒》一书在《纽约时报》评论员克罗克的协助下出版，并且很快销售一空。
丘吉尔一再强调德国空军的严重威胁。他说，过去“海军是英国可靠的后盾……现在我们不能这样说了。可恶的空战方法的发明和改进，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地位。我们已经不是20 多年前那样的国家了。”1934 年英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扩大本国的空军。下院在讨论这些措施的时候，给了丘吉尔重新阐述自己观点的机会。他说道：“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这样易受攻击，也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这样善于回敬掠夺者……我们的宏伟首都，世界最大的攻击目标，就像一头捆缚着的肥大而珍贵的母牛引诱着猛兽。我们现在的处境是过去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也是现在其他国家没有遇到过的……我首先要指出，德国违背和约，建立空军，其实力已达到英国空军的2/3 ……到1935 年底，即便政府的这些提案付诸实施，德国空军也将在数量上和战斗力上和我们的空军几乎相等。”1934 年11 月，丘吉尔对国王的答辩词作了一些修正，指出“我们的国防实力，尤其是空军实力不够充实，不足以保证陛下忠实臣民的和平、安全和自由。”丘吉尔说，德国现在已有了一支空军，如果照目前的速度发展下去，再过一年或两年，德国空军的实力将超过我们50％，到1937 年就会比我们几乎强一倍。
但是，鲍尔温首相不同意丘吉尔的这些预测。他断言：“德国空军的实力决不会像丘吉尔断定的那样和我们相等，或比我们更强，而是相反。照我们的估计，我们两年后仍将有50％的优势。”只过了半年，鲍尔温不得不公开承认丘吉尔的预测是正确的，被迫做了“有名的自我检讨”。他说：“我错误地估计了未来，在这一点上，我是完全错了。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完全受骗了。”鲍尔温承认，这一错误要由政府、首先是由他自己负责。他说：“这不是某一位大臣个人的责任。从总的方面说是政府的责任，我们所有的人都有责任，都有该受责备的地方。”但是，英国政府并未改弦更张，而是继续坚持错误的外交政策。
如今，丘吉尔同从前一样，在下院只能扮演“后座议员”的角色。他痛苦地忍受这种处境，每当政府内部出现微小变化时，他总是希望能为自己在政府中找个位置。1936 年春天，政府打算组建一个新的部来协调各军事部门的活动。当提到是否委任丘吉尔领导这个部的工作时，丘吉尔很想在这个舞台上显示一下自己的才能，但是却遭到鲍尔温和张怕伦等人的强烈反对。大多数保守党党员也不大信任他。凯斯·法伊林就此写道：“一些自由党人和中间派人士认为，把丘吉尔排除在政府之外方能实行反军国主义政策，如果把新组建的国防协调部交给丘吉尔领导，会使这些人士感到恐慌。吸收丘吉尔参加政府同党的负责人的意见背道而驰。此外，一旦鲍尔温隐退，这样岂不又将引起一场由谁继任首相的争执吗？”丘吉尔又重新在写作中寻求安慰。他把从凡尔赛和约起到30 年代中期止发生的全部历史写成一部书。丘吉尔已写出第一章。这一章后来未经任何修改就纳入了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的第一卷。不过，他不久又放弃了这部历史书的写作，专心写《英语民族史》。丘吉尔迅速完成了这部内容充实的巨著，但是这部著作的出版却拖了好几年。
丘吉尔在回忆自己为重返政府所遇到的种种挫折时写道：“鲍尔温和我一样，想不到他当时帮了我一个大忙。他使我没有卷人其后三年政府的不明智政策当中去；假使我当了大臣，那么打起仗来，就得对毫无战争准备的国防工作负直接的责任了。”丘吉尔对形势的分析基本上是正确的。丘吉尔没有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英国政府的工作，这对他是有利的。
1936 年3 月底，丘吉尔在保守党外交委员会阐述了他多年来，实际上一直到他生命最后一息所遵循的英国欧洲政策的原则。丘吉尔说：“英国400 年来的对外政策，就是反对大陆上出现最强大、最富于侵略性和最霸道的国家，特别是防止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落入这个国家的手中。从历史上看，在这四个世纪中，人和事，环境和情况已发生了变化，而这个目的却始终如一，这是世界一切种族、民族、国家或人民的历史记载中最突出的事情之一。”“还有，不论在任何情况下，英国总是走较艰难的道路。”丘吉尔说，“与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相对抗，在威廉三世和马尔巴罗领导下反对路易十四，反对拿破仑，其后又反对德国的威廉二世。在那些时候，如果英国参加较强大的一方，分享其胜利果实，那不但轻而易举，而且具有极大的引诱力。
然而，我们总是走较艰难的道路，参加不那么强大的一方，同它们联合起来，打败或挫败大陆上的军事霸主，不管他是谁，不管他所统治的是哪一个国家。
这样，我们就保住了欧洲的自由，保护了欧洲的生气勃勃和变化多端的社会的成长。”根据这些原则，丘吉尔提出一个问题：今天究竟哪一个国家是最强大的，并且力图称霸欧洲呢？丘吉尔认为，法国陆军是欧洲最强大的，但它并不威胁英国。德国则不然，它哪个国家都不怕，“它正在以德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规模来扩充军备。它的领导是一小撮洋洋得意的亡命之徒……他们很快就不得不在经济财政上崩溃……或者发动战争这二者之间作出选择，而这个战争的唯一目的，以及如果取胜的话，其唯一的结果，就是纳粹统治下的德意志化的欧洲。”丘吉尔认为在这种情况厂要拯救英国“必须再一次联合欧洲一切力量来约束、抑制、必要时挫败德国的霸权”。
这样，丘吉尔的纲领就成为英国同自己最危险的敌人德国进行斗争的纲领。丘吉尔比英国许多其他政治家更早认识到30 年代德国对英国造成的威胁。他看清了，对英国来说，更重要的不是希特勒德国己准备好对苏作战，而是它已成了英国的危险敌人。在丘吉尔的心目中，后一种情况比第一种情况越来越重要。丘吉尔看清了这一情况，说明他比自己同时代的英国其他政治家高明。
但是，丘吉尔对鲍尔温一张伯伦政策的抨击并不是始终如一的。其根源在于他总是全神贯注地反对**。1936 年在西班牙发生了法西斯暴动，而后又出现了德国和意大利对西班牙共和国的武装干涉。当时丘吉尔主张不干涉西班牙事务。英国政府执行的正是这一政策，它不仅适合西班牙佛朗哥集团的利益，而且也适合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的利益。丘吉尔写道：“我在这次冲突中是中立的。我当然不赞成**，又怎么会赞成他们呢？……我确实认为，英国政府不过问西班牙的事情做得对。”对社会主义和革命运动的仇恨，妨碍丘吉尔看清“不干涉”政策不仅使西班牙人民的自由事业遭到损害，而且也违背了英国的战略利益。
1937 年5 月28 日，鲍尔温由于年迈辞去首相职务。他的继任人是尼维尔·张伯伦。无疑，丘吉尔同新首相的对外政策存在分歧。张伯伦是个鼠目寸光、缺乏远见的政治家，他极力迎合希特勒，奉行臭名昭著的绥靖主义。
他自以为找到了一箭双雕的办法。他主张祸水东引，推动德国同苏联交战，其结果将会消灭苏联或者将其最大限度削弱，而德国也将筋疲力尽，没有能力为争夺欧洲霸权同英国作战。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丘吉尔同张伯伦发生了分歧，丘吉尔清楚地知道，德国法西斯侵略势力的增强，不仅对苏联是个威胁，对英国和其他国家也是个威胁。丘吉尔仔细地阅读并充分研究过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他清楚地知道，不能相信希特勒关于德国无意敌视英国的声明。
张伯伦对自己的外交活动能力估价过高，并对他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个人谈判寄托了毫无根据的希望，他认为，只要同法西斯独裁者在谈判桌旁坐下来谈判，就能立刻说服他们接受完全符合英国利益的条件，并根据这些条件同德国和意大利达成协议。
随着德**事力量的增强和德国对英国威胁的日益增大，丘吉尔越来越感到在联合抗德的国家中应该包括苏联，但是，直到慕尼黑阴谋，即1938年秋之前，丘吉尔一直没有积极地提出这一想法。在30 年代，苏联政府曾不止一次地建议成立某种形式的世界阵线以制止德国对欧洲的侵略扩张。但是，这些建议总是遭到英国政府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政府的拒绝。丘吉尔在回忆录中谈到对1938 年3 月建议的看法时这样写道：“我那时坚决主张只有成立法、英、俄联盟，才能有希望制止纳粹的进犯。”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当张伯伦在下院提出不同意莫斯科的建议时，丘吉尔并没有对英国政府提出有力的批评。
在欧洲地区，1938 年国际关系上的首要问题是捷克斯洛伐克问题。德国要求瓜分这个国家，要霸占它的大部分领土。张伯伦打算满足德国这一贪欲。
丘吉尔则很清楚，把捷克斯洛伐克出卖给德国，会在很大程度上加强德国，而英国及其欧洲盟国的地位则会相应地遭到削弱。力量的变化对英国十分不利。9 月21 日，丘吉尔向新闻界发表了一项声明，其中说道：“捷克斯洛伐克在英法两国的压力下被分割，这无疑是西方民主国家向纳粹武力威胁的彻底投降。这种做法不会给英国和法国带来和平和安全。恰恰相反，将使这两个国家的处境更为软弱无力和更为危险。仅仅使捷克中立化就意味着德国可以抽出25 个师的兵力用来威胁西线；此外，还将为胜利的纳粹打通一条通向黑海的道路。不单是捷克斯洛伐克受到威胁，所有国家的自由和民主都将受到威胁。以为把一个小国投入虎口就可以得到安全，实在是致命的谬见。德国的战争潜力会在短期内迅速增长，其速度将比法国和英国完成必要的防御措施快得多。”在此期间，丘吉尔开始反复地谈论同苏联达成相互谅解以中止德国扩张的必要性。张伯伦和政府中同他观点相同的人反对同苏联接触。他们的政策是同德国达成协议反对苏联，而不是联合苏联反对纳粹德国。虽说赞同丘吉尔“必须联合俄国”主张的保守党人逐渐多起来了，但他们在议会中仍居少数，不足以改变张伯伦所奉行的绥靖政策。正如丘吉尔所说的：“在英国，苏联的建议实际上未被理睬，没有利用这些建议向德国施加压力，以至后来不得不付出很高的代价。”9 月28 日，张伯伦在下院就对外政策问题发表演说。这一天他显得特别高兴，好像突然年轻了10 岁。他向议会宣布，希特勒同意把军队的动员令推迟24 小时，井同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行政首脑在慕尼黑会晤。下院对这一消息报以热烈的欢呼声。只有很少几个人没有随声附和。于是，1938 年9 月底，张伯伦和法国总理达拉第前往慕尼黑，在墨索里尼参加下签订协议，把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捷克斯洛伐克从此明显地被削弱了，几个月之后完全被德国吞并。
在张伯伦到达慕尼黑的第二天，丘吉尔就约集英国一些著名的政治家在伦敦萨伏伊饭店举行了一次午餐会，参加的有反对党领袖艾德礼和辛克莱，还有著名的保守党人艾登和劳埃德等人。丘吉尔劝说他们立即联名给张伯伦发电报，要求不要破坏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和安全。可是，他的交谈者一个接一个地表示自己不能签名，据参加午餐会的阿斯奎斯的女儿贝姆卡特描述说，当聚会者什么事情也没有决定就离去的时候，“丘吉尔的眼里噙满了泪水”。
但是，张伯伦从慕尼黑一回到英国就兴高采烈地对欢迎的人群说：“我相信，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究竟是时代的和平还是时代的灾难？无情的现实将把“和平”的吃语驳得体无完肤。正是：鬼迷心窍雾遮眼，岂知大祸在眼前。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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