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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罢官以后
海军大臣被罢官，愤愤不平去前线；誓死沙场报帝国，讽刺挖苦成笑谈。
丘吉尔被解除海军大臣职务和被排除战时内阁以后，一直愤愤不平，一气之下辞去了所谓“不管大臣”的头衔，毅然奔赴法国参加陆军作战部队，军衔是少校。
据丘吉尔的朋友比弗布鲁克勋爵回忆，1915 年11 月18 日，牛津步兵团军官丘吉尔少校出发去法国。他写道：“全家人包括女仆都去欢送这位战士——国务活动家，他拄着军刀站在一旁。他忠实的秘书埃迪·马什站在台阶上哭了……伦道夫勋爵夫人站在更高处，想到自己杰出的儿子要到战壕里去而完全绝望。唯独温斯顿，丘吉尔夫人沉着冷静，精神饱满，并且怀有远大抱负。”现在，当政治上的升迁对丘吉尔来说已无指望的时候，他来到前线，决心从军事上获取功名取得新的荣誉。
当丘吉尔在法国沿岸地带的布伦登陆时，在法国的英国远征军总司令的私人汽车已在那里等候。弗伦奇伸开双臂拥抱客人，仍然像接待战时内阁成员那样接待他的老朋友，并为他准备了精美的午餐。第二天，总司令问丘吉尔想在部队里干点什么。他回答道：“命令我干什么就干什么。”弗伦奇建议丘吉尔指挥一个旅。这就意味着丘吉尔得到了陆军准将的军衔，要指挥有4000 人的一支队伍。丘吉尔愉快地接受了这一建议。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没有指挥任何陆军部队的经验。因此，他明智地提出，先到前沿作战部队，当一名下级军官，哪怕是一个月也好，学习一些陆军工作的经验。丘吉尔希望在近卫师里见习。他的要求得到了同意。
远征军司令虽然对丘吉尔非常热情，但是近卫师的官兵们却不大欢迎这位前大臣。丘吉尔来到部队时，这里的上校团长很冷淡地对他说：“我认为应该告诉你，委派你到我们这里来的事没有同我们商量。”此外，还有别的原因使丘古尔的处境更加困难，就是部队军官大部分都持有保守党的观点，而他被看作是自由党人。这就增添了他们对新来少校的不满情绪。丘吉尔知道，他在部队必须谨慎从事，努力搞好和同事们的关系。尽管这样，他有时还受到嘲弄。有一天丘吉尔接到命令，要他到军长那里去。通知他在离驻地大约五公里的十字路口处，有一辆汽车会把他带到军指挥部。丘吉尔走过一段十分泥泞的路，终于到达预定地点，但这里并没有什么汽车。过了一小时，只来了一个联络官通知他说，汽车走错了路，开到别的地方去了。又说，现在要到军指挥部那里去反正是晚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只是那里的长官想见见你。丘吉尔不得不踏着泥泞的道路返回前线，他边走边生气，火冒三丈。回到驻地的时候，人们却说他是个幸运的人。原来，当他走了不久，德国人的炮弹击中了丘吉尔所在的掩护所，整个掩护所已被彻底摧毁。
英国保守党人把丘吉尔赶出战时内阁后还不解气，他们和阿斯奎斯首相串通一气继续收拾他，极力阻挠他担任重要的军事职务。
1915 年12 月16 日，下院保守党的成员赫脱问陆军大臣的次官：“是否真的答应让温斯顿·丘吉尔少校指挥一个陆军旅？这位军官指挥过陆军营没有？他作为一名陆军军官在前线呆了几个星期？”次官辛辣地讽刺说：“我没有得到让一位令人尊敬的和勇敢的朋友指挥一个旅的通报；至于问题的第二点，我查阅了有关资料和其他来源的正式情报，我的令人尊敬的和勇敢的朋友，从未指挥过步兵营；在回答问题的第三点时，我可以说，如果从他去法国的那天算起，到今天丘吉尔当陆军军官大约四个星期。”下院议员对次官的回答付之一笑。接着又一位代表对次官说：“令人尊敬的先生是否清楚，如果这一任命生效，将被下院内外的许多人看成是一件天大的丑闻。”没过一个月，远征军司令弗伦奇为杜加斯·黑格将军所取代。弗伦奇请求黑格让丘吉尔出任旅长，但遭到坚决的拒绝。黑格声称，如果丘吉尔想做个军人，就应当通过所有军阶逐级升迁。丘吉尔只得到中校军衔，由他指挥的不是一个旅，而是一个步兵营。这对贪图功名的丘吉尔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从这时起摆在丘吉尔面前的只有两个前途：或者当个枯燥乏味的普通陆军军官，很可能中上德国的子弹而阵亡或受伤；或者放弃陆军工作，利用议员的身份和地位，回英国从事政治活动。丘吉尔考虑到他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来到军队服役的，后一种选择极为不妙。不难想象，在1915 年的寒气逼人的深秋，丘吉尔在法国呆在肮脏的战壕里的时候，他对保守党和阿斯奎斯的仇恨定会与日俱增。
丘吉尔被分配到苏格兰步兵营当营长。他在那里就像从前在近卫团那样，同样遭到白眼。在部队里人们讨厌“万恶的政治家”，这是当时陆军界对政治家的称呼。但是，丘吉尔想方设法和战士们打成一片，很快就在那里站住脚了。他来到这个营的第二天就把自己的部下集合起来，向他们宣布：
“弟兄们，向虱子开战。”丘吉尔向官兵们详细讲解虱子的危害，还讲到如何同它们进行斗争。这一举动，果然收到良好的效果。使大家高兴的是，作为马尔巴罗公爵的后代，他是第一个能够如此平易近人地对待普通苏格兰官兵的人。丘吉尔不仅和大家一起歼灭虱子，而且还把自己带来的白铁浴盆高兴地借给官兵们使用。
丘吉尔不仅在生活上力求和官兵打成一片，而且在作战时也机智勇敢，不畏艰险。他对人们说，“作战是一种游戏，应当满面笑容地作战。”丘吉尔不安分守己的本性在战壕里也有所表现。他常常在夜里命令官兵在自己管辖的地段开火。德国人害怕偷袭，也同样开火还击。有一次相互对抗很长时间。这一点使友邻部队非常不满意，因为没有必要使官兵的神经不得安宁，妨碍他们休息。营里的官兵对丘吉尔如此积极也十分不满，有一次在对抗射击时，丘吉尔问一位站在身旁的士兵：“难道你不喜欢战争？”其实丘吉尔所喜欢的战争，是由他一手所导演的战争，并希望在战争中成为举世瞩目的英雄。
就这样，丘吉尔在前线度过了将近四个月。1916 年3 月，他在给自己的好友比弗布鲁克勋爵的信中透露，他想退伍返回英国，他写道，英国政府对战争的领导不力，他要设法改变现状。丘吉尔认为，这是他离开前线的最有说服力的理由。他一回到伦敦，就积极参加了议会关于海军拨款问题的辩论。
他在辩论会上作了重要的“纲领性的发言”。从丘吉尔的表现看，他仿佛不是一位陆军军官，而是一个政府领导成员。他教训首相应该如何改组海军部，如何进行战争。丘吉尔在发言时明确地建议政府把他从前线召回来担任领导战争的重要职务。对他的发言英国报刊作了如下评论：“这是一次要求领导权的发言”，“是一次试图返回政府的发言。”丘吉尔渴望回来参加政治活动的首要目的是，设法恢复自己的名声，寻找机会重返政府。实际上这意味着要说服公众舆论，相信丘吉尔在加利波利半岛的悲剧中毫无责任，这场有理的战役的失败，不是由于他的过错所造成的。丘吉尔只有把错误归咎于别人，才能证明自己无过。阿斯奎斯十分清楚，丘吉尔在极力洗刷自己，同时破坏他和基奇纳的名声。所以首相坚决拒绝公布丘吉尔事先准备好的有关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的材料。拒绝的理由是，战时不允许泄露秘密。
不过，当时的形势对丘吉尔返回政府来说的确困难重重。公众舆论反对他，保守党人一如既往仇视他。英国报纸反映了这一情绪，表示反对丘吉尔参加领导国家事务。《世界》周报写道：“‘小歌剧团’到安特卫普的旅行，使英国人民在全世界面前丢丑，丘吉尔必须对此负责，他要对当代最大的军事悲剧达达尼尔海峡的致命远征负责。”到了1916 年，丘吉尔已有三个孩子：大女儿黛安娜七岁，儿子伦道夫五岁，小女儿萨拉两岁。在困难的时刻，妻子克莱门蒂娜一向是丘吉尔的可靠支柱。她百般安慰丈夫要摆脱由于政治上的不幸所带来的忧伤。她总是那样安详、乐观，至少从外表上看是这样，她相信一切都会顺利地过去。她努力使被时代捉弄得悲观和忧郁的丘吉尔树立起信心。克莱门蒂娜极力支持他喜爱画画的热情，邀请许多美术爱好者到家里来作客。
在丘吉尔被罢官的日子里，有一天李德尔勋爵问他今后的生活打算怎么办。丘吉尔回答道：“挣钱谋生，继续画画。画画是极大的安慰。离开海军之后，画画帮助我经受住残酷时刻的考验。”丘吉尔具有杰出的画画才能，显然是从他妈妈那里继承下来的。起初，他使用侄儿的颜料，后来购置了一个画家所必需的一切用具，并且让埃迪·马什做模特儿。他以前的部下海军装甲汽车营的一些军官对他深表同情，把他的一张画推荐给英国著名的画家约翰·利维里。不久丘吉尔便成了利维里的一个勤奋的学生，完全埋头于画画之中。丘吉尔在城郊农场主的庄园避暑，经常穿一件长到膝盖的奶油色工作服坐在花园里画风景画。当人们请他去作客时，他也总是带着画架。只要灵机一动他就画起来。
1916 年底，阿斯奎斯首相垮台了，由劳合·乔治组织政府。新首相是丘吉尔早年的朋友，打算让他在政府中任职。但保守党人提出强烈抗议。鲍纳·劳说，如果政府中有丘吉尔，他决不参加政府。不管劳合·乔治和比弗布鲁克怎样劝说，也没能动摇鲍纳·劳的顽固立场。于是丘吉尔再次被排除在政府之外。劳合·乔治非常了解丘吉尔。在他的回忆中曾这样写道：“温斯顿·丘吉尔曾是第三位自由党的大臣，他可能成为政府的重要参加者，是当代最杰出的神秘人物之一。在我当首相时，他已经有几个月不当大臣了，但他仍然是一位著名的自由党党员。他出众的智慧，不容怀疑的勇气，孜孜不倦地认真研究军事艺术的精神，能够使他成为战时内阁的一位重要成员。”劳合·乔治继续写道：“丘吉尔参加了内阁。在这里，他那容易冲动和喜怒无常的性格可以受到控制；他的意见在被采纳前，可以经过讨论和检查。
像他那样性情急躁和智慧无穷的人需要严格控制。遗憾的是，保守党大臣除了巴尔弗和爱德华·寇松以外，都一致坚决反对他参加政府。他们中的多数人甚至把排除他作为自己参加各部领导的条件。鲍纳·劳特别不信任他。我尽了一切努力想要说服鲍纳·劳不要反对丘吉尔，并提出理由说，让丘吉尔当个批评家要比他作为政府的一个成员更危险。鲍纳·劳回答说，‘我宁肯让他始终都是我的对手’。”1917 年7 月，劳合·乔治觉得自己的政权比较稳固，可以让丘吉尔参加政府。为了减少阻力，他建议丘吉尔担任军需大臣。这个职务不是内阁成员，不能参加领导战争，也无法影响政府的政策。尽管如此，丘吉尔的任职还是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像贝雷斯福德等一些知名活动家就公开宣称：“首相无权作出这种违背公众舆论的任命。”保守党报刊还登了一些读者来信，信中写道：“我们忘不了，丘吉尔的名字是同不幸联系在一起的。”在议会里，一些代表发言说，任命丘吉尔“对国家有危险”。由于这一任命，陆军大臣德贝勋爵以辞职相要挟，殖民地事务部大臣华特·朗给劳合·乔治的信中写道，他的许多保守党朋友“表示难以支持联合政府”。保守党代表团近40 人向鲍纳·劳提出抗议，反对让丘吉尔参加政府。这一切直接威胁着政府的存在。
劳合·乔治后来写道，由于任命丘吉尔，他碰到许多困难。他认为，丘吉尔所以遭到如此冷酷无情的反对，主要是他做事从来不留余地，他退出保守党后，攻击自己原来的同事，狠狠批判、冷嘲热讽保守党的观点和弊端，给自己造成长时间的严重后果。战争开始后，民族危险迫使各党派暂时休战，党派纠纷和内部争论暂时停止；但是，保守党人忘不了、也不宽恕丘吉尔转到敌对营垒里去的行为，忘不了正在保守党混乱不堪的时候，他向他们猛烈开火，给予致命的打击。丘吉尔的错误成了愤怒的保守党人惩罚他背叛党的最好的借口。
丘吉尔的政敌也承认，他有杰出的天才，他刚毅、勇敢，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工作者。但是，他们提出一个问题，与英国其他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相比，为什么他的崇拜者多，拥护者少？他们指出，丘吉尔的头脑就像一台强有力的机器。但是构成这台机器的材料，有某种莫名其妙的缺陷，妨碍机器的正常运转。这是怎么回事呢？批评家们也说不明白。一旦机器出故障，不仅他本人，连同他一起工作的人都要遭殃。这就是使他的同事们感到焦躁不安的原因。
“对于他的才干，我有另外的看法。”劳合·乔治说，“我认为，在他的行动可以受到监督的条件下，他那善于创新的头脑和充沛的精力是无价之宝。谁都不怀疑，他具有远见卓识、富于想象的天赋。他关于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的设想，还有他最先了解坦克的意义，这些都清楚他说明他这方面的才干。具有这种才能的人是罕见的，十分难得。在极其危险的时刻，应当充分利用这类人。如果能够警觉地对待他们，他们单独做出的贡献要比一大群庸庸碌碌的人做出的贡献大。”围绕丘吉尔任职问题掀起的风潮，使丘吉尔意外地得到一个不快的启示：他没有想到，他的名声会如此不好。当然，他向往的不是那个好不容易才得到的军需大臣的职务，而是为他重新进入政府感到幸福。正如《泰晤士报》记者里平汤指出的，在任命后的几周里，“他看上去变成了一个新人……
我从未见过，哪一个人能在如此短暂的时刻里完全变成一个崭新的人”。丘吉尔本人是这样谈论自己新使命的：“既然没有让我提议案，我就抓紧制造武器的工作。”丘吉尔在新的岗位上做出了出色的成绩。他在海军部时就有制造能翻越战壕的装甲汽车的想法。英国早已造出了坦克模型。他在法国目睹实际交战的情形之后，又激起靠机械化装备打击敌人的念头。丘吉尔懂得，不能放慢脚步，否则德国人会懂得新式武器的利害并想出对付办法。
1917 年11 月20 日，盟国第一次使用大批坦克在西线攻打德国阵地的战果很大。在这以后，英国政府采取措施扩大坦克生产并筹备组建坦克部队。
所以在文艺作品中把丘吉尔称为“坦克之父”。后来有些人争坦克的发明权，为此国家专门成立了皇家委员会来研究这个问题。这个委员会的结论是：“委员会愿意首先指出，由于丘吉尔的敏锐、勇敢和坚决……用坦克这种武器作战的设想才得以实现。”丘吉尔所领导的军需部，是一个庞大的组织机构，丘吉尔在这里进行了紧张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他本人在给劳合·乔治的信中写道：“这是一个很好的部门，几乎同海军部一样有意义。这里还有一个更大的优点，就是不需要同海军将领争执，也不直接对德军作战！我钦佩这里的所有聪明能干的人，他们竭尽全力帮助我。能够同有学识的人一道工作我感到十分高兴。”军需部不仅制造坦克、大炮和飞机，而且还生产其他各种军需品和运输工具。
当1917 年4 月美国参战时，丘吉尔领导的这个部，还为美国生产了价值一亿英镑的中等口径的大炮，为盟军的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有效地向英国作战部队和盟军提供军需品，军需大臣丘吉尔还在法国建立了自己的分部。这一情况对丘吉尔来说十分重要，他有了正式的理由随时前往大陆，观察、研究前线的情况。他经常利用这个机会到英国远征军的指挥部去。这样就有可能从事他最关心的事，即同将军们讨论战略问题。
后来，远征军司令黑格将军终于在自己指挥部里为丘吉尔拨出了专用的房间。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上午他在军需部所在地伦敦办公，中午乘飞机到法国，下午则在那里度过。这种穿梭式的工作方式，不仅及时保证了前方作战部队的军需供应，而且为协调盟军作战也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1918 年3 月，德国在西线发动了最后一次强大的攻势。德国投入了所有的兵力，指望赢得战争的胜利。此时丘吉尔正在法国，目睹了战斗的过程。
战斗持续了40 天，英国动用了30 万兵力。传说，法国人认为，英国招架不住德国人的打击，并因此采取消极观望态度。劳合·乔治派丘吉尔到法国会见了克雷蒙梭总理和法国的总司令福煦元帅，详细向法国领导人介绍了情况，并制定两军协同作战的计划。不久，盟军转入反攻，德军节节失利，终于在1918 年11 月被迫宣布投降。
就在1918 年11 月11 日，协约国同德国签订停战协定从而宣告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的那天晚上，丘吉尔在唐宁街10 号首相府同劳合·乔治共进晚餐。伦敦市民欢天喜地庆祝战争结束。然而，丘吉尔的心情却十分忧郁。
他后来写道，“当时，我有两种心情：一方面我害怕未来；另一方面我想帮助被打垮的敌人。”丘吉尔认为，英国的敌人虽被打败，但是，“目标尚未达到，其他敌人依然存在，在胜利者中间，有一股阻碍公正解决世界问题的新生力量，正在争权夺利。”丘吉尔所说的妨碍英国擅自处理世界问题的新生力量，指的是俄国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席卷欧洲许多国家的革命运动。丘古尔和他的同伙劳合·乔治都认为，必须“用战争镇压”革命，妄图把新生的苏维埃革命政权扼杀于襁褓之中。
但是，用武力镇压革命是一件极其复杂而又艰难的事情。丘吉尔明白，英国人民已经厌倦战争，英国士兵未必愿意充当镇压革命的帮凶。因此，必须从其他地方寻找反对革命的武装力量。丘吉尔企图利用战败的德国反对蓬勃兴起的革命。他认为，“要使俄罗斯新政权臣服，不仅是军事上的远征问题，而且是世界政治问题……我们只有依靠德国的帮助，才能制服俄国……
需要请德国帮助我们解放俄国。”1920 年，丘吉尔写道：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政策是：“同德国人民和睦相处，而对布尔什维克则要干戈相见。”丘吉尔满脑子想的是新的反革命战争，但是他暂时还不得不掩饰自己的阴谋诡计，不让公众知道。当时由于英国在艰苦的浴血战争中赢得了胜利，国内的沙文主义情绪有所抬头。保守党人和部分自由党人组成的所谓“联合派”，千方百计地鼓吹这种情绪，并利用这种情绪为当前的选举拉选票。他们提出的口号是：“绞死德皇！”“让德国人赔偿！”“把英国变成名副其实的战争英雄之国！”这些口号的意思是，处死德皇是为了惩罚那些发动战争的人，向德国人索取赔偿是为了抵偿战争给英国带来的损失。但是，“联合派”只是鼓吹要把英国变成一个“英雄的国家”，却回避把这些问题具体化。
所有这些都不符合丘吉尔的观点。他不想惩罚德国，也不主张用赔款的办法削弱它。他希望看到一个能够扑灭俄国革命火焰的强大的德国。但是，英国的政治赌博是有它一定之规的，就连丘吉尔也同“联合派”的其他候选人一样，在自己的选区表示支持沙文主义的口号。
1918 年12 月英国大选，“联合派”获胜。他们在议会的707 个席位中获得了478 个席位。丘吉尔被任命为陆军大臣，同时兼管空军部，又成了英国政府中的核心阁员。一旦大权在握，丘吉尔就忙于着手实施他的武装干涉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计划了。正是：**本性真难移，大权得手施毒计。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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