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篇：综述与评价
1．琼瑶的形象
琼瑶自称“生来就不够漂亮”，但是在许多见过她的作家记者眼里，却另有说法。
1988年，琼瑶第一次返回祖国大陆时，著名电影导演史蜀君曾对她有过描述：
“电话里，琼瑶说话声音甜美、柔和，与照片上高高发胖的形象似乎难以统一。联系她人生中两次痛苦曲折的爱情遭遇，不知何故，我想象琼瑶一定是位老练、持重的富婆形象。”
但是当史蜀君真地面对琼瑶时，却又另有说法：
“14日上午10时，我和老搭档辜朗晖走进外观朴实、内部装饰华丽的建国饭店。琼瑶坐在前厅咖啡座上，被一群记者包围着。我们没有立即打扰她，站在她六七米处，用电影的行话说，我们的焦距在她前后慢慢平移。进入我视野的琼瑶，细眉细眼，是一个十分十分娇小秀慧的小妇人。身高一米五五左右，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她神情活泼，在她的身上丝毫也找不到一丁点儿昔日的苦难痕迹。她本人与照片上大相径庭，但却与她的声音统一起来。我傻了半天，心想，这么一个小女人，肚子里怎么会生那么多有趣的故事。后来与她熟了，我打趣地提起这话时，两人都笑弯了腰。
“琼瑶送走记者，笑吟吟地走到我们身边坐下，动作那么轻捷，神态那么娴静，我忍不住对平先生说：‘你夫人比照片漂亮啊！’”
琼瑶这年回大陆，还有其他记者对琼瑶作了跟踪采访。如《文学报》记者曹晓鸣谈见到琼瑶的印象：
“我才仔细地打量起她来：款式别致、色泽鲜亮的大红毛衣，雪花牛仔裤，娇小的身材配着这身衣裳显得十分得体，虽化妆得浓了些，却艳而不俗。特别引人注意的是那双眸子异常明亮，少女式的，里面没有矜持，没有倔傲。”
2．琼瑶的性格
当《文学报》记者曹晓鸣采访琼瑶时间“您认为自己是传统女性还是现代女性”时，琼瑶对自己性格的看法：
“我想不是传统的，但崇尚东方的智慧。”
“我想我不是传统的，我自幼性格中就有一种叛逆性。《窗外》很大程度上是我的自传。自小我就任性、倔强、我行我素，为此吃了不少苦头。‘三岁看到老’，你想我会是传统的吗？”
记者进一步问：“那是您的性情。在思想观念、道德伦理、为人处世上您是否尊重和依循传统呢？比如您是如何看待女人的幸福的？”
琼瑶笑着回答道：
“如果这样说我就更不传统了，因为我是价值多元论者，女人幸福以她自己的感觉为度，没有统一衡定的标准，不过这种各不相同的感觉都要有一个明智的前提，那就是作为一个女人要清醒地意识到在这个男人为主的社会里女人的种种不可更变的局限，一味心高志远是不行的。对女人来说幸福的含义是双重的，简单说就是社会价值的实现和个人情感如婚姻、家庭、生儿育女的满足。这两种要求总是发生冲突，双重满足的可能性较小。所以一定要接受这一事实，坦然处之，才可能走向幸福。”
记者问：“那么，您是否认为自己是幸福的女人？”
琼瑶回答道：“是的，我尽力而为。我不过是得到了我想得到并且能得到的东西。”
琼瑶把“能”字说得特别重，表现出她的自信来。
记者又问：“那么您是否相信有永恒的爱？”
琼瑶的回答巧妙而又出乎人意外：
“两个人到老都有话说那就是永恒的爱了。”
记者问：“您觉得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
琼瑶认真地思索后回答说：
“我觉得自己是个复杂的矛盾体。在情绪上我起落较大，时而快活、时而沮丧、时而天真、时而疯狂，说不上有什么原因。至于人生态度，总的说来我是个悲观主义者，相信人生下来就是受苦的，人生既痛苦又无聊，但在具体的生活中我又留恋着每一阵清风，每一片云彩，为一点小事或喜或悲，当然最终我总是能超脱出来而不陷得太深以致不能自拔。”
琼瑶显然善于辞令，且还有着一副悦耳的嗓音。她随之让人感到她的传统还体现在她与丈夫平鑫涛先生的关系中。
说起平鑫涛琼瑶反而显得平静，甚至有点从容不迫了，全不似平先生谈起妻子来时那脉脉含情的情态。
琼瑶说：
“婚姻美满很大程度是依赖双方的心智素质水平，尤其是女方，比如平先生总是牵着我鼻子走却又总让我觉得自己赢了，而我非常重视双方精神上的沟通，哪怕写作再紧张，他出版社的业务忙，我们也总是要抽出相当一部分时间交换对各种问题包括对方的看法，不断地了解对方，也让对方了解自己。若产生分歧，我们不回避也不掩饰自己不愉快的情绪。双方是互相依赖，又尊重彼此的独立人格。”
琼瑶还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她写作时经常忘了吃饭，全由平鑫涛到时送到面前，所以平鑫涛开玩笑地说：“如不送饭去，琼瑶会饿死在书桌前。”
琼瑶说，其实平鑫涛要真地不送饭给自己，自己还是会去找东西吃的，依赖往往是对方培养的，真要依赖不到人也就会自寻出路了，难道还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呀？琼瑶说完自己爽朗地大笑起来。
对于自己的作品，当记者谈到有的评论家认为她是在重复自己时，琼瑶并不愿意就此多讨论，只是简单地回答道：
“读者被触动的神经往往也是单一的，只要能打动人心，重复怕什么，不能打动人花样再多也没用。”
琼瑶说她很少去考虑应该写什么，只凭本性，自然的冲动写。她告诉记者她写的常常就是身边发生的真实故事。像《匆匆，太匆匆》中的好孩子就真有其人，她的许多信件至今还保存在他们手中。
记者问琼瑶今后会不会涉足其他题材领域，琼瑶认为至少目前不会，因为她喜欢她习惯的题材范围，轻车熟路，一往情深。
琼瑶还半开玩笑地说：
“我有时觉得自己在某些方面老长不大，不过我并不认为这是件坏事。”
当记者问琼瑶是否重视文学界对她作品的评价时，琼瑶耸耸肩漫无边际地说：
“评论界的褒贬我并不在乎，我只要读者，越多越好。我觉得有这么多的人喜爱我的作品是作为一个作家的最大成功和幸福，有什么权威的评价能与这带给我的快乐相比呢？”
琼瑶还告诉记者两件在大陆上碰到的事：一是她刚到北京不久就收到一件礼物，是一只绒毛玩具狗，送的人没留下名字，一张小纸条上写着：“为了让您喜欢它们，想起时会愉快的。”还有是接到一个电话，对方也不通报姓名，只说了一句：“琼瑶，我们非常非常非常地爱你。”就搁了话筒。
“我好感动，好感动呀！”
琼瑶说着有些激动，两颊显出了红晕，表现出典型的琼瑶腔。
不过喜悦中也有苦恼事。
琼瑶告诉记者，她发现大陆有一些冒用她名字的伪劣作品，已确证的有《蛇女》、《喷泉》和《同里百合》。
记者看得出她极为在乎这点，很重视自己在读者心目中的形象。
琼瑶说这次来大陆除旅游、探亲访友外，另一件重要事情是了解其作品在大陆的出版情况，并希望有关方面能像台湾一样列出她的书目并进行编号。
3．琼瑶谈创作、谈女性
1988年，琼瑶回大陆时，《中国妇女报》记者高博燕、赵世民于1988年4月11日在北京建国饭店琼瑶下榻处采访了琼瑶，下面就是这次采访中琼瑶谈自己的创作和谈女性的对话。
记者问：“您写了四十多部长篇小说，经济效益是否是您的目的？”
琼瑶回答道：“最初我的一些作品是为稿费而写的。因为我要靠它来生活。后来经济不是问题了，但在台湾受过教育的人都会对你说：‘属于你的，就要得到，不要放弃你应有的权利。’”
记者问：“开始读您的《窗外》和《我是一片云》，很喜欢，可再读其他的，感受似乎都差不多了。”
琼瑶感动地说：“这就是我的味。在台湾有人批评我，说我的作品总是一个风格，没有突破自我。我说你不必到四川馆子去吃北京菜。我可能是一道川菜，你要觉得可口，就吃，不喜欢，可以上别的馆子。台湾的杂志多，作家也多嘛。在以后的写作中，我还要保持这样的味，这是人的个性。”
记者问：“您一定了解大陆的琼瑶热吧。有人说：‘琼瑶的小说是恋爱教课书。’有的说：‘琼瑶给我的心提供了纯净的栖居地。’特别是有的中学生读了您的书茶饭不思，功课无心，整天躲在幻想中，您是否考虑到您的作品的社会影响？”
琼瑶回答道：“作家有写作的自由，读者读书也有选择的自由。我是写我的情。不一定只写男女之情，也写父子、手足、朋友之间的感情；我也不只写爱也写恨。至于我的书给人带来狂热的幻想，那是因为读者也有情，也有我的这样的心态。其实《战争与和平》也给人带来幻想，《西游记》更令人想入非非，只是幻想的指向不同，除非你的书没有深度，没有人情味。”
琼瑶又说道：“我在创作过程中，没有刻意的追求和预期的目的。我对自己只有一个要求，必须通过自己这一关，而这可能比任何人对我的要求都严格。我喜欢中国的古代文化，我是在唐诗中长大的，我写书常借鉴诗词的形式和意境，常常不露痕迹地把中国‘根’的东西，借现代语言传达出来。我的作品没有色情和暴力，而是写人类的爱，这怎么会给人们带来伤害呢？”
记者问：“您是一个女人，一个作家，一个妻子，一个母亲，这么多社会角色，您是怎么承担的呢？”
琼瑶道：“二十多年前，台湾评选‘十大杰出女青年’。当时我二十多岁，有人让我参加，我不肯，因为“杰出’的定义很难下。在台湾，女性大多是崇尚传统美德的，一个女人不但要在社会上做事，还要把家庭弄得很好，但这二者非常抵触。如果要兼顾，通常是放弃事业。因为上帝创造了两性之间的不同，从生理上讲男性高大，健壮，是支柱，女性能够成为附属品，也不错，只要她甘于附属。那么打仗呀，冲锋陷阵，男人去做。女人本身就很娇弱，男人觉得有保护你的快乐，你何不享受被保护的快乐呢？”
琼瑶继续说：“我的小说中多是极端个性的女人，一方面非常倔犟，一方面又非常脆弱，这也是我的一种心态。女人作为女人必须独立的时候，要有独立精神，但当有人保护你，爱你的时候，要放弃自己的独立，肯于牺牲，因为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
“我很早就有一个孩子，他今年26岁了。我当时就知道，男女不会平等，因为女人要生孩子，带孩子，为了孩子甚至可以放弃工作。这种感情男人也有，但不会像女人这么强烈，母亲哺育孩子是本能，不是义务或责任，无法选择。
“我觉得真正做到男女绝对平等，女人是不会幸福的，除非上天调整，男孩归男人生，女孩归女人生，夫妇商量好，想生什么谁就辛苦。”
记者问：“那么您怎样看待女性的自由呢？”
琼瑶回答道：“我觉得女性真正的自由就是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我选择的是顺其自然，像河水那样自由地流淌d可河流常常有冲击，遇到石块和急弯，一定会溅起浪花，这个浪花也是自然，你见过浪花的河流吗？我是一条会溅起浪花的河流。
“我有孩子后，还想写作，这样和第一任丈夫发生了冲突，和他离了婚，面对生活的挑战，我不会说‘唉呀，算了吧？’我会说：‘那么好吧，就让我们战吧’！我仍在追求自己的事业。我现在的丈夫平鑫涛是个出版家，我们的合作实在是太好了，我写书，他出书，他不仅是我的经纪人，保护人，更是我的读者。我成了他的太太，好幸福呀，因为他理解我对生活的自由选择。”
记者问平鑫涛的出版社出三毛的作品，是否对琼瑶有冲击时，琼瑶回答道：“不，我是三毛的朋友，虽然我们的作品风格不一样，在台湾也有文人相轻的习气，我俩之间不存在。这次回大陆，我邀请她：‘一块去吧！’她想了想：‘不，我们的方式会不一样！’她说得对，我要走进都市，找一个好饭店，生活得舒服，才能玩得好。三毛就不了，她背个布袋，可能就浪迹荒原了。我说：‘好，各走各的，回来我们交流观感。’”
4．批评之一：局限性
对琼瑶小说的批评实在是很多，很泛滥，也是很容易。这里，我们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说法来看看吧。
其一，批评琼瑶小说缺乏社会意义，具有局限性，题材过于狭窄。
如有这样的议论（见郭建平《细腻深沉的抒情艺术》一文）：
“琼瑶的小说由于过分地追求了刻画人物的个性，从而忽略了这些人物所存在的典型环境，致使人物也就失去了社会意义。作品本身在人们匆匆读过之后，也仿佛成了逝去的烟云，不过是昙花一现罢了。文学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而琼瑶的小说独立地将几个人物组成了超脱社会生活以外的空中楼阁，在狭小的天地里生活，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又如，《漫谈琼瑶的小说》（闻居廷、张弛）一文中，也有同样的评论：
“琼瑶是一位擅长描写恋爱和婚姻、家庭的小说家。她的小说很容易引起青年读者心灵上的共鸣。但是，她的爱情故事带有明显的局限性。
“事实上，琼瑶小说最能诱引读者的是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和悒郁悱恻的感伤情调。在她的多数作品中，那些少男少女的离合无常的爱情遭遇和突兀奇变的三角关系，特别是体现在女主角身上的那种近乎绝望的爱情追求中、那种爱与仇的灵魂搏斗中的莫可名状的、令人迷惘和惋叹的意绪，对于读腻了那些充溢着政治、道德说教或柏拉图式风范的读者，尤其是“不知愁滋味”的青少年读者来说，的确是够神眩目夺的了。然而这也正是她的局限所在。琼瑶过多地沉湎于对才子佳人式的爱情悲欢的描写，并且也围困在自己的这种似乎一成不变的感情模式里，因此不能站在一个超越自我的高度上向读者展现广阔丰富的生活画面。她的小说，例如《烟雨蒙蒙》、《彩云飞》、《雁儿在林梢》、《心有千千结》、《月朦胧，鸟朦胧》等等，尽管写的都是发生在台湾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爱情故事，但读者却很难从中看到理应通过人物性格和人物间的相互关系显现出来的社会关系的状貌与品格，即环境的变化，有的仿佛只是至高无上的爱情、爱情、爱情，——不是爱情虚妄的胜利，就是爱情空泛的破灭，不过是一群理想化了的“情圣”、“情痴”而已，几乎再也找不出更多的底蕴，也极少能传递出新鲜的时代社会生活的信息。琼瑶作品中主人公的生活环境往往局限在家庭、客厅、咖啡厅，极少呈现台湾广阔的社会现实背景。此外，琼瑶对她的女主角们，例如陆依萍（《烟雨蒙蒙》）、陶丹枫（《雁儿在林梢》）等，多采取哀其不幸、艳其心迹的态度，她的小说格调，基本上也可用“哀艳”二字归结；这种“哀艳”，虽然也含有些许与世俗抗争的意味，但又往往被淹没在儿女情长之中，淹没在爱情折腾里，因此显得软弱无力。总之，琼瑶作品的社会批判力是十分微弱的。”
再如《花呀草呀云呀天呀水呀风呀》（萧毅红）一文中也批评琼瑶小说是没有时代感的泛滥的“爱情”。
琼瑶小说里的“爱”到底是什么？萧毅红把琼瑶小说里的“爱”归纳成三大点：
1．真正的爱情中一定有痛苦（《几度夕阳红》）。
世界上没有一份爱情里，是没有惊涛骇浪和痛苦的（《彩云飞》）。
因为有了这个大前提在先，所以琼瑶势必要在她的小说里“制造”出“大量”的“痛苦”，否则就不足以显示出这份爱情是“真真正正”的。这种“惊涛骇浪”般痛苦的内涵，又可细分为四项——
大量的“激情”；大量的“冲突”；
大量的“痛苦”；大量的“眼泪”。
琼瑶的小说里，挤满了“满怀的激情”。具备这种形态情感的人，不论男女，多少都是欠稳定、未成熟、少理性的“情绪性”人物。爱的时候“那样专注、强烈和一厢情愿”的，一旦发生了什么变故或误会，能够猝然“尖锐、严厉而残忍”的口出讥讽恶言，恶之欲其死。骂完打完之后，才“震惊于自己所做的事”，又是诗、又是词、又是玫瑰、又是眼泪、又是电话的“你……能原谅我吗？”
在恋爱中的双方的“激情”，可能还不能满足琼瑶想象中的“惊涛骇浪”，所以再加了一项，变成“内有激情，外有冲突”。冲突，本是小说戏剧中不可或缺的，冲突的本身，最能暴露人性，同时能启发人性。琼瑶小说里的冲突却绝对不会在恋爱中的当事人身上出现，因为他们太“一厢情愿和强烈、专注”而忘了冲突，她小说中的冲突是以“代沟”为主的。
一对对“琼瑶式”的男孩与女孩，男人与女人、男人与女孩，陷入了“琼瑶式”的激情里，害怕、期待、折磨、哭泣、误会、分离、重聚，谁要是从中反对这“真正的爱情”，谁就是“不懂得爱情”。而这个“谁”的恶人角色，往往派给父母来担任，这就是琼瑶小说中的冲突。
我为什么不说是探讨琼瑶的人生观，而要直指爱情观呢？因为在琼瑶的小说里，除了激情以外再无其他。好的文学作品必然具备了可为象征的时代性，琼瑶每每说她自己“身为作家”，却自动放弃或有意轻视了这项价值，这是很令人不解的；或者正因为“是不能也，非不为也”的缘故？
内有激情、外有冲突之下，“痛”“疼”是必然的产物，种种颠过来倒过去的疼呀痛的泛滥在“琼瑶式”的爱情里。疼痛之余，眼泪当然是免不了的。被泪水浸润过的爱情最美丽，琼瑶对这句话是迷信不疑的。
同是上面所引述的文章还批评琼瑶小说所描写的爱情有局限性。
2．琼瑶小说的爱情观，是她所谓“有灵性”者的专利品。
看过琼瑶任何一本小说的人，对“灵性”“气质”这类动人的名词一定都不会陌生。在琼瑶的小说中，只有被这些名词形容过的人，才有资格了解“真正的爱情”，这个让琼瑶这么着迷的“灵性”，到底是什么东西？这儿我试着拟了一道公式——灵性一美丽的名字十诗词的修养十易感的心。
这么一看，“钟楼怪人”在琼瑶笔下，是绝绝对对找不到活路的了。“诗词”是琼瑶对“有灵气”人的要求。从小说中，我们知道，琼瑶本人在这方面的学问有词话丛编、百家词、纳兰词、词选等，有技而不露，她似嫌手痒，所以无一本不诗来词也来。借着小说里的人物，管她或他什么个性的，来作琼瑶自己的诗歌。《红楼梦》中，“独倚画栏如有意，清砧怨笛送黄昏”是衡芜君，“娇羞默默向谁诉，倦倚西风夜已昏”是潇湘妃子，各具风致。而在琼瑶笔下，任何能吟诗填词的“有灵性”人的作品，却全是一个模子：为文而造情，只嫌太露而含蓄不足，同时混淆了书中人的个性，真是不如不要。
美丽的名字、外表，懂一点诗词，多利用直觉情绪，这就构成了所谓的“灵性”。我当然承认世界上必有这种人，但是第一，琼瑶大可不必旧酒换装十几次的新瓶子；第二，琼瑶在此犯了一个价值判断上的大错误：任何人如果不具备“灵性”，她即否定了这人一切其他“为人”的价值。琼瑶似乎根本以为“人”的价值，是在他所表现的“激情”上，所以我在前面直指琼瑶的人生观就是爱情观，而她的“爱情”观，又只限于肯定“琼瑶式”人物的存在，这真是空前的霸气、狭窄而又情多自作。
3．琼瑶小说的“爱情观”中，女人角色的心理形态。
琼瑶肯定一个大前提“爱情必有痛苦”，而这爱情又是属于“痛楚的激情”，男女双方都那么非比寻常的痴情言语、痴情行动，随时“拿出证据来”，否则简直就维持不了这类爆炸似的激情。
作品经常透露出作者的心境、际遇和理想。琼瑶本人的婚姻不圆满，在有意无意间，她笔下的女主角，不论是娇怯的、柔弱的或野性的、坚强的，都强烈地需要一种“特别痴、特别狂、特别专横有力的爱情”，她们随时要求“爱”的证明，来印证这爱的存在，所以这些“琼瑶式”的男人，有的沉痛有力的啜泣、有的大信封里夹六个小信封、有的痴立在电灯杆边、有的连弹三小时吉他、有的被捅了一刀、有的埋于醉乡，为什么？因为“琼瑶式”的女主角需要这样的力和爱。
我想，这也许正可以说明，为什么“琼瑶迷”多半是些初高中的女孩子，“琼瑶式”美丽的、奇异的、悲壮的、曲折的爱情，给她们“如诗如梦”的向往。
真正的爱情看似淡水，其实浓甘。它不必因为当事人自身的不稳定，平地掀引巨浪，相反的，它能够凭着双方的理性和信赖，安然度过许多实际生活中的“惊涛骇浪”。
再如《简论琼瑶的小说》（栗多桂）一文批评琼瑶小说题材上的狭窄：
“它的题材过于狭窄，通过男欢女爱的悲欢离合所展示的社会生活环境与意义，既不广泛、深刻，也难以令人置信。作品对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不平与黑暗，虽有过触及与揭露，愤怒和抗争，但很不深刻，很不彻底，对带根本性的社会问题，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其故事情节，往往是由‘爱’引起新奇的波澜和纠葛，经过一番曲折的磨难，或痛哭、绝叫，或离异、出走，或疯颠、自杀的哀愁之后，最后仍是雪解冰消，多为大团圆的结局。像《烟雨蒙蒙》中的陆依萍，人们多认为她是琼瑶笔下的‘反抗女神’。她最初对父亲的封建家长专制统治有所反抗，但最后则致力于少女的怜悯之心，对独断专横而遭致破产后的父亲却转恨为爱了，大大削弱了它的思想深度，何况它还仅仅局限在一个小小的家庭圈子之内呢！其他像《月朦胧，鸟朦胧》中的刘灵姗，起初还似乎大有帼国“成人之美’，能牺牲自己的爱以反抗传统陈腐观念的壮举，但一经动起真格儿来后，那也只不过是一场美丽、浪漫的幻梦而已。最终还是害怕别人抢走了自己的爱，不顾一切地一头栽进了恋人的怀抱里，这都损害了这些人物的形象，有悖于作者理想的思想内涵与社会意义。
“但问题还不完全在这里，更为人难以置信的是，作者精心构制的这些美的花环的具体环境与土壤像是天上飘浮无定的浮云，是没有任何依托的。像美丽如画的‘风雨园’（《心有千千结），“空气中弥漫着浓郁而香醇的咖啡味’的“云涛画廊’（《浪花》），以及‘花木扶疏、枫红似锦’“优美静谧’的‘霜园’（《星河》）和松涛溪水间那栋“双溪别墅’（《在水一方》）等等中的人和事，很像与现实无关，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看不出它们的根基在什么地方，或什么时代的典型环境来。这些空中楼阁，这些人际关系，似乎离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台湾现实很远、很远——。这是琼瑶对充满复杂矛盾斗争的台湾社会现实的有意回避，或是有意识地追求纯情似的爱和美？或是在粉饰现实，可能都兼而有之。这和琼瑶成名后长期生活在她感到的幸福环境中，“掉进自己的陷阱里”（三毛语）有关。因为她曾直言不讳地说过：“当一个人觉得自己太幸福了，自然就不易再去追求什么了（《琼瑶印象记》）。”
5．批评之二：自我重复
对琼瑶小说的第二种批评，是琼瑶小说的自我重复（见郭建平《细腻深沉的抒情艺术》）：
“再就是人物和事件的重复性。翻看琼瑶的作品，大多人物都是可以在另一部作品中找到他的姐妹兄弟的，男主人公颇有才气，女主人公更是长相迷人，而且十分‘洒脱’，故事情节大都是以多角恋爱为主线的，使人大有似曾相识之感，这些也算是美中不足吧！”
《花呀草呀云呀天呀水呀风呀》一文还批评琼瑶小说的自我重复，技巧的缺乏，词语和情节的重复，角色安排的公式化：
“如果抽走了‘爱情’，琼瑶的小说就成了个空壳子了。而这‘爱情’，琼瑶大半以一种‘说故事’的方法来进行，有一些插叙、倒叙什么的，其他也没什么可谈的技巧。
“前面关于‘激情’、‘眼泪’、‘疼痛’，已经举过一些翻来覆去的词语，显示出琼瑶在遣词用字方面，还不如在设想人名时来得花心思。在《窗外》可以看到的词，在《碧云天》里照样找得到。
“至于情节方面，首先一定有个恍如作梦的初见场面，认识之后，‘爱情游戏’就如是展开。彼此的探索、确定、热恋、误会、讥讽、骂、打耳光、寻找、相互折磨、道歉、重聚、误会、讥讽……继续的循环。
“这种词语和情节不断重复，是其来有自的。每一本书的主题都是‘真正的爱情’，每一本书的主角都是“琼瑶式’的特定人物，要想不重复，那倒也太难为琼瑶了。这么看来，除了角色的名字，得重新往窗外的烟呀云呀薇呀白呀的寻找以外，其余的就是把故事怎么开头，中间怎么曲曲折折、怎么结束给想好；套上一个从“词选’里找出来的“好美好美’的词做书名；然后再把这些‘盈盈的大眼睛’、“可怜兮兮的’、‘刻骨铭心的疼痛’等等的陈词滥语在上加色也就成了。这样的‘创作’，如何能有前途可言。
“琼瑶在《给竹风》中写道：‘我是个生长在童话故事中的孩子’，那么很显然的，这种‘灰色加淡黄色’的“成人童话’，是‘还适合’让‘孩子’看的。
“前面说过，什么样的男男女女，都可能在琼瑶的小说中产生恋情，我也指出，琼瑶对她笔下的男主角，在心理上可能隐含着一种‘补偿作用’，塑造得一个个俱是坚强、有力而痴情，所以角色的安排的可能性，依次排列是这样的：男人与女孩最常见，然后是男人与女人、男孩与女孩；只有一种题材，是琼瑶‘不愿”尝试的，那就是‘少男的初恋’式的‘女人与男孩’，虽然这男孩很可能是痴情的，但绝没有‘金钱’，也绝不坚强有力，无法构成‘琼瑶式’女主角的‘水中浮木’之感。除此以外的题材、角色的安排，可想而知的，琼瑶将极尽能事地加以“排列组合’，变化出七十种以上不同的形态，纵使‘乱点鸳鸯’也无妨。
“‘习惯成自然’，有时候会造成一种很骇人的效果，琼瑶在写《窗外》、《烟雨蒙蒙》、《几度夕阳红》时，还见得几分用心，而在《皇冠》及《联合报》连载的《碧云天》、《浪花》，情节的荒谬、词藻的腻滥，简直是不知所云。而从琼瑶的观点来说，这种造梦说梦的‘不自然’，已经变成了她的‘自然’了。”
《简论琼瑶的小说》（栗多桂）一文也批评琼瑶小说风格单一，自我重复，缺少变化：
“琼瑶的作品风格单一，情节结构、人物形象都缺少发展变化。就单部作品看，无论就其内容或是形式，是有多彩的风姿与独特的韵味的，还能深深地打动着读者的心，能使人沉醉在她编织的那些如幻、如梦的美丽的爱的花环中。但接触她的几部作品之后，兴致和韵味，就大不如先前那么强烈，那么有吸引力了。原因是它的内容实在单一，除了爱和情外，就显得干燥、空虚、缺乏新鲜空气和营养。情节也多是男欢女爱所造成的种种纠葛，矛盾，且多重复、雷同、失去了新意的开拓。而人物形象也大都似曾相识。如耿若尘、韦鹏飞、萧人奇、卢友文等，这些人物，在心灵深处都曾在爱情上受过严重的挫折与创伤。在外貌、气质上，都是那么身材魁伟、热情、刚毅，对爱情热烈专一，是一些真正的男子汉、伟丈夫。在事业上，多是在不景气中，却得到了一个美若花仙、温柔多情，而又很有才智与富于性感的美女的支持与拯救，走上正路，兴旺发达起来；其归宿都是在历尽劫波之后，多以‘大团圆’为其美好结局。”
6．批评之三：爱情呈上
其三，批评琼瑶小说为编造的“才子佳人”故事，爱情至上。
如张薇在《虚构与病态的诱惑》一文中道：
“回想十年前自己也是一个纯情少女，面对琼瑶的迷惑心旌神驰，满脑袋的浪漫。当时的中国刚刚从文化沙漠中获得生命的复苏，人们饥渴于文学、生活的极度贫乏。琼瑶温情软调的小说无疑是注人人们心脏的一剂强心针。十年后的今天，当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的时候，我们的文化生活似乎依旧停留在儿童的增长期。港台文学和港台流行歌曲以及港台歌星造就了一大批大陆“追星族’，当港台电视剧的男女主角在电视里为爱情折腾得死去活来的时候，他们生命和生活中所谓的奇迹似乎也在填充着大陆男男女女的精神空白。我们的读者和观众实在是太可怜了。当琼瑶坐在黄金屋中编造那些早已重复了无数次的才子佳人式的爱情故事时，读者也把自己因固于天方夜谭式的感情纠葛中，满足于那些男男女女反复无常的多角追逐。琼瑶实在是精力旺盛，我相信当她的眼泪和作品中的人物一起淌成河的时候，男女主角身上的那种近乎绝望，除了爱情没有别的事可做的无聊与疯狂也一并传染给了读者。那种震耳欲聋、歇斯底里的大吼大叫犹在耳边余音不散，使人不免有一种心神疲惫、穷途末路、万念俱灰之感。”
《简论琼瑶小说》一文也批评琼瑶小说的“爱情至上”：
“琼瑶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理想色彩过重，又有‘爱情至上主义’的思想倾向，给人以虚幻不实之感。在《船》中，作者力图通过她的理想人物纪远以歌颂‘友谊战胜爱情’的壮举，将自己美丽多情而又心爱的恋人唐可欣成全给他的朋友杜嘉文，自己却忍着痛苦与失爱的煎熬躲进深山的一家矿场里，以表现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在爱情上应有的牺牲精神。但事与愿违，事实上纪远完全知道唐可欣与她从小青梅竹马的嘉文只有友情，而从没有爱情，他俩根本难于结合的事实，但纪远最后还是逃走，以致使可欣历尽艰辛与磨难达两年之久，才在深山里找到了纪远，并与之结合。这一离奇曲折的情节，既未表现出纪远在爱情上的自我牺牲精神，以达到‘成人之美”的高尚精神境界，反而显示出人为编造的过于理想的痕迹，失去了人物、环境的真实性。《彩云飞》中的孟云楼同样有这种情况。尽管琼瑶从外貌的翩翩英俊，到心灵的诚挚、纯净，把反传统的精神与自立、自主的精神，都集于他的一身，以使他完美无缺，成为少男少女仰慕的一个具有刚柔之美的对象。然而像这样超越尘世的人，反而失去了灵魂与血肉，成了现实社会中虚幻不实的偶像。此外，像《心有千千结》中的风瘫‘怪老头’耿克毅，把自己一生积蓄的万贯家财，毫无保留地转赠给一位他素昧平生、只曾短暂看护过他的特别护士江雨薇。在那金钱万能，充满铜臭的现实社会里，不过是虚幻的天方夜谭。即使有个别的例外，也是不典型的。这无形中影响了琼瑶作品的真实价值。
“至于夸大爱情的力量，让爱情主宰一切的爱情至上主义，在琼瑶的作品中，则比比皆是。在琼瑶笔下，“爱’是至高无上的，‘爱情’更是人生的最高目的，它成了左右人们的思想与行为的神灵，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亲疏、爱憎以及与社会矛盾冲突的惟一筹码。琼瑶自己曾说：‘人类的故事就是男人和女人的故事，’“我是比较着重写爱情的——我是以感情本身的立场为出发点的。’事实上，在琼瑶作品中的表现，爱情就是一切。一个特别小女护士江雨薇，就可以通过她那天使般的‘保护神’似的爱，拯救了一个身体瘫残的‘古怪老头’和一个风流荡子的回头。按照琼瑶作品中所说的，就是‘把野马变成了良驹’，以她一个人的爱，‘拯救了两个残废人’。更为甚者，一个身心备受摧残，精神失常，以致于疯颠状态，又失去了记忆的美丽少女梁心虹，却被一位素不相识，而又比她大十多岁的已婚男人狄君蹼，以爱情的魔力，终使她恢复了正常的青春生命力（《星河》）。总之，有了爱，就有人生的一切，爱情，就是人生的最后归宿。相反，失去爱情，就会使人生暗淡无光，失去生活的意义，就会失去一切。
“琼瑶作品中这种浓厚的爱情至上主义思想，对青年人的影响是很值得人注意的。我们的评论家们，应明确地指出这种影响的危害性，并予以正确的引导。让广大青年认识到，琼瑶所编织的那些诱人的爱情故事，确是一个个美丽的幻梦，并非是真的现实。”
7．批评之四：精神麻醉
其四，更有甚者直指琼瑶的小说是“病态人生”，是精神麻醉剂，是“杀手”，是“贵妇人的消食片”。
张薇在《虚构与病态的诱惑》一文中道：
“当我和许多人一样，用琼瑶的眼睛去看这个世界时，我被自己的‘梦中情人’充满诗意、充满浪漫情调的多彩多姿招摇得神魂颠倒。满街满巷的‘好美啊’、“好漂亮啊’、“好纯洁啊’、‘好——’使得人们的语言在一夜之间一元化了，当一个满口无牙的老太婆说‘我好爱晒太阳啊’时，真令人忍俊不禁。我就是沿着这条充满了“好极了’味道的沙漠小道去寻找心中的地平线的。
“那是一个陷阱，一个海市蜃楼，美则美矣，却大虚幻。在现实生活中你只能得到更加绝望的伤害、更加无聊的空虚。琼瑶乃至港台的大多数女作家（李昂、三毛除外）用一个个家资万贯，才貌俱佳的男女主角颠倒了芸芸众生，引诱着少男少女去追求一种神摇目眩的缤纷生活，却不曾理会那只是“故事’而已，其实，那只是一种虚假人生、一种病态的人生态度，生命本身的内涵和价值被稀释，甚而化为乌有，人似乎进入了无序的情绪轨道。人生如战场，当疲倦于战场厮杀的生活弄潮儿企图在港台小说中寻找心灵的避风港时，殊不知那只是一针精神的麻醉剂，暂时能够消疲解乏，甚至能产生飘飘然的快活轻松，但睁开眼睛落到现实的地面上，那些爱情虚妄的胜利，或者空泛的破灭，不啻是对自己的一种嘲弄。尤其是‘不识愁滋味’的少男少女们，在琼瑶小说里寻找到他们的理想爱情以后，必定会在严酷的现实生活中碰得头破血流。青春的萌动、脆弱的灵魂，在琼瑶多情地为大家编织的一帘幽梦里，被真实的人生演化为巨大的心理失落，甚而至于铸成千古遗恨。有人曾传某中学某少女因为承受不了失恋的压力抱着琼瑶的小说选择自杀。‘爱’这个小圈子只能摧毁年轻心灵的发育成长，在他们还没有来得及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世界的时候，他们的心已经千疮百孔，他只有选择死亡。当刺骨的绝望和冷漠书写在一个正在开花的生命里的时候，我想我也不懂得这个世界了。苍老哀痛的父母摇着女儿的躯体是一幅残忍的图画，这是谋杀啊。孩子，你杀死了你自己，也杀死了你的父母。
“这是一种诗意的毁灭。实际上，现实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过的是平凡而又普通的生活，人们在鸡毛蒜皮、鸡零狗碎的岁月中建立着亲情、友情和爱情。生活的内容很丰富，吃饱了没事干成天追逐爱情的人恐怕为数不多，劳力伤神不说，人的一生中哪有那么多可以称之为奇迹的艳遇？人说“知音难求’，有一两个就足够了。诗意和爱在人的心中，只要你的心灵深处拥有一片净土，即使是不被祝福的喜悦或忧伤，那也是一种生命经过洗礼之后的安详与宁静、宽厚与充实。何必流于形式和表面上的轰轰烈烈？琼瑶的小说是贵妇人的消食片，是关于爱的浮浅演绎。”
8．反批评
对于琼瑶小说的批评我们已经看得很多很多了，这些批评，有的是善意的误解或是简单化，还有的则是令人不敢恭维的“骂街”和“棒杀”了。
现在，就让我们对以上几个方面的批评，简单地来总结和反批评一下吧。
文学是什么？不同的文学理论，有着不同的回答。而那些不同的批评意见，也是基于它们不同的方法论的立场。
我想强调的是，正如那些批评是片面的和轻易的一样，我的回答也同样可能是方法论的结果。
许多文理学都认为，文学或是诗，它只是一种创造，它并不反映什么，它构成一个内在独立的文学世界，所以尼采甚至说艺术家是“撒谎的人”。
用符合论真理观来看，艺术或文学并不表示什么真理。许多哲学家也都认为真理只是与断定和陈述有关，这些断定和陈述都包含着一种描述关系，即是对现实世界某一方面的描述。因此，它们是与世界的某一部分，某一方面相对应的，这才谈得上真理与否。
而文学，或者广义上的诗就不是这样了。它常常作出错误的陈述，或者描写不存在的事态，因此，在严格意义上它既不可证实也不可否认。
正如一句著名的形式主义的格言：“重要的不是表达什么，而是怎样表达。”
文学或广义上的诗，它的成功与否，有价值与否，并不在于它陈述了什么样的真理，或是描述了世界某个部分的真实。
因为即使是描述了部分的真实，与整体的真实相比，它同样还是一种误读。
在文学或广义的诗中，想要达到对整体的真实的正确完整的陈述，那是不可能的。
文学或广义上的诗的成功和价值，首先是在于它形式的独创性，它形式的内部的完满、自洽、高度的统一。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琼瑶的小说的独创性和价值就显而易见地体现了出来。
首先琼瑶小说是独创的，在她之前没有这样的言情风格的小说，在她之后也没有人能写出和她一样风格的言情小说，即使是有，也是“学我者生，像我者死”。
其次琼瑶小说内在的统一性、完整性、自治性，也是有目共睹的，她的小说有着那么多的读者，打动过那么多的人，如果不是其内在的圆满自治，内在的合理性，是不可能获得如此广泛的成功的。
再次，关于局限性和社会意义，既然文学或广义的诗只是一种创造，而不是对真理的陈述，既然没有一种文学或广义的诗的形式能全面完整地陈述整个世界的真实，那么苛求于局限就是毫无意义的。
事实上，局限这一标签是万能的，你就是随便贴在哪一位作家或艺术家身上，就广义的真实来看，也完全不会错。
伽达默尔的学生姚斯所贡献的接受美学的理论（关于姚斯的接受美学理论，转引自张汝伦先生所著《意义的探究》一书），正可以作为琼瑶小说的辩护词。
一，以前的文学史只注意作品与作家，而根本不注意读者，似乎作家和作品只是文学的中心与客观的认识对象，因而作品的价值以及由此而定的作家的历史地位是超越时间与空间的，是给定的客观存在，因而产生了如何正确认识、理解和解释作品的无穷争论。但“文学作品并不是对于每一个时代的每一个观察者都以同一种面貌出现的自在的客体，并不是一座自言自语地宣告其超时代性质的纪念碑，而是像一部乐谱，时刻等待着在阅读活动中产生的、不断变化的反响。只有阅读活动才能将作品从死的语言材料中拯救出来并赋予它现实的生命”。作品本身如果不经阅读，它就没有任何意义，也没有生命，正是读者的阅读赋予了作品以无穷的意义，作品的价值也只有通过读者的阅读才能体现出来。读者并不是被动消极在接受作品，而是能动的参与者，作品的地位和价值是由他决定的。“在作家、作品和读者的三角关系中，后者并不是被动的因素，不是单纯的作出反应的环节，它本身便是一种创造历史的力量。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没有接受者能动的参与是不可想象的。”
读者是最重要的，琼瑶从不去注重评论家的看法，她永远直觉地本能地把读者放在第一位。
作家出版社《琼瑶全集》的自序中琼瑶写道：
“从来不曾觉得自己的作品写得好，也从来不曾自满过。每次出书，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生怕自己的作品禁不起读者的考验，和时间的考验。现在，在‘全集’出版前夕，这种情怀，仍然强烈。总觉得自己渺小平凡，写出的每部书，也都是一些渺小平凡的故事。尽管书中常有‘轰轰烈烈’的感情，那也只是‘平凡人’的感情。”
花城出版社《琼瑶全集》的序言中琼瑶也写道：
“1988年，台湾开放了大陆探亲，我带着一份无法言喻的欣喜，回到大陆，一口气跑了十几个省，由北到南，由城市到乡村，走了许许多多的地方。这样一趟旅行之后，才知道我的小说，在大陆竟然拥有很多的读者，这对我而言，真是一件莫大的喜悦，对我的写作生涯，也是一项大大的鼓励。每当我来到一些偏远的城市，走在大街小巷中，都有闻风而至的读者，拿着我的书来找我签名时，我就深深地感动了！以前，我常常怀疑，我这么孜孜不倦的写作，让我的青春，我的大好时光，都消磨在书桌上；写出的作品，自己也不是很满意，这样的一生，到底是值得还是不值得？这种疑惑，此时也得到了解答，我终于感到不曾虚度此生，而且微微的自傲起来了。”
方法论上的争论，怎么能与读者的赞许相比呢？
二，传统的文学理论认为，作品的价值是客观的，因此，作家和作品的地位是始终如一的，作品对读者产生的效果不受历史进程的影响，是不变的。读者主观理解水平的差异产生的对作品的不同评价，不能改变作家的历史地位与作品的客观价值。但是在姚斯看来：“文学的历史是一种美学接受与生产的过程，这个过程要通过接受的读者、反思的批评家和再创作的作家将作品现实化才能进行。”在某种意义上，接受意识，即读者能动的理解活动决定了文学作品的价值。作家与作品的地位和价值是随着不同时代的读者的不同接受意识而浮动的。文学史并不像客观主义者所做的那样，只是文学事实或事件的罗列。“传统文学史中不可预见、不断增长的文学事实只是文学接受过程中遗留下来的沉积物，只是积累起来并被分类的过去。它并不是历史本身，而是伪历史。”
读者，还是读者，读者的能动理解活动决定了文学作品的价值。琼瑶小说的价值的大小，不也是显见了吗？
三、文学的接受过程并不是从读者阅读作品时开始的，而是作家在进行创作构思时便已开始了。作家在开始创作时，必须预见读者的“期待视界”，预先考虑自己的新作能否吸引读者并使之产生兴趣，能否为他们所理解和接受，必须预先确定自己对现存的社会观念与道德规范以及不同的欣赏趣味的态度。“一部文学作品，即使是最新发表的作品，也不是信息真实里出现的绝对的新事物——它总是要唤醒读者对已阅读的作品的记忆，使读者进入某种情绪状态，一开始便唤起读者对作品的文学期待，而这种期待在阅读过程中又会依照文学种类的一定规律或一定的作品形式保持、变化、转移或消失。”“某些作品在发表时还没有专门的读者，它们完全突破了文学期待所熟悉的视界，以致后来才能形成自己的读者。当新的期待视界获得普遍的性质后，改变了的美学标准便会显示其威力：读者将发现以前的成功之作已经陈旧并失去对它们的兴趣。只有从期待视界变迁的角度去观察，在文学史的写作中对文学作品效果的分析才能把读者的因素考虑进去。”
琼瑶的小说不是空中楼阁，也不是无中生有。她在写作的伊始，就全力地考虑着读者，预见着读者的“期待视界”，预先考虑到读者的接受程度。
她的成功，正在于她的方法论是现实主义的，她准确地把握了她所处的时代的现实和人生，她迎接了这个时代和读者阅读趣味的挑战，她作出了令人满意的回答。
当她的风格形成之后，她改变了言情小说的美学标准，从接受美学期待视界变迁的角度来看，她的成功必将有一个高潮，而高潮之后，相应的降低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更新的美学标准和趣味，将会有更新更难以满足的要求。
但这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文学史中，她曾改变过美学标准，建立过新的美学标准，她永远将为此而受到人们的尊敬和赞许。
四、处于不同时代的读者由于各自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必然对同一作家，同一作品有不同的理解、解释和评价，这方面的差异有时甚至很大。此外，同一历史时期的读者、读者集团和社会阶层由于社会政治地位、文化程度、生活经历和欣赏趣味的差异，因而对作品的理解、解释与评价也会大不一样。
因此，对琼瑶小说的解读有所差异是完全正常的事，有的评论家把极少的当代青年迷恋琼瑶的小说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归罪于琼瑶，这是极其不公正的。
五、读者的能动作用不仅在于它决定文学作品在不同的时期的地位和价值，而且还在于它能间接影响文学作品的再生产。“接受过程不是对作品简单的复制和还原，而是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反作用。”这种作用表现为：读者对一部作品的接受程度可以使作家清楚地看到他是否达到预期的效果，并分析其中原因，以便在再创作时决定是否保留、加深或修改自己的道德与艺术主张。
琼瑶小说的成功，与读者的鼓励是完全分不开的。
从《窗外》开始，正是受到了读者的赞许，琼瑶从读者的接受程度来反馈于自己的艺术再创作，琼瑶的五十多部作品，正是这种接受和反馈相作用的产物，没有读者，当然就不会有如此卷帙浩繁的琼瑶小说。
……
对琼瑶小说批评的反批评，我并不想把时间浪费在枝枝叶叶的繁琐细节上。
我只在这里引人了一种新的方法论，读者们基干这种立场，就可以简明地看到，那些许许多多的批评是如何的苍白，是如何的人云亦云，不假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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