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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 樱花盛开又悄悄落下
一 蜃景
在茫茫的大海上空，有时会出现一种迷幻的景象：巍峨的宫殿，玲珑的亭阁，疏落有致的岛屿，若明若暗，隐隐约约，虚无缥缈，变幻不定，不久便渐渐地模糊，成为一团淡淡的影子，随即消逝了。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海市蜃楼。苏东坡的《海市》诗开头几句写到：“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荡摇浮世生万象，岂有贝阙藏珠宫？”啊！多么神奇，美妙，望而生羡啊！
我的记忆里，还有一种比这更引人入胜动人心魄的蜃景，我称之为“樱蜃”。漫山遍野盛开的樱花，灿烂无比，妩媚已极。每一株都是一位高洁的少女，在和风微拂中绽开了笑靥。她们婷婷玉立，舒展双臂，漫卷衣裙，像圣洁的云，像迷人的雾，当朝晖映照的时候，排红万顷，溢彩流光，越发使人心醉神迷了。
可惜好景不常，它只是虚幻的蜃景，一会儿便隐去了。给予人的欢乐，多么的短暂啊！
他，一位伟大的作家，曾经是那蜃景里的人物。他，和我，在樱花下海誓山盟，在樱之国相亲相依。只是到头来，一切都是幻景一场！
让我打开记忆的闸门，从头说起吧。
二 同赴樱花之国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造成全国范围的白色恐怖。如前所述，我在北伐战争中坠马负伤，随即又同刘伯坚和一批共产党员从冯玉祥统率的国民党第二集团军中被“礼送出境”，在武汉同刘伯坚分手。我因腿伤未愈，行走艰难，暂留武汉原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施存统（共产党员）家中疗养。
南昌“八一”起义失败后，蒋介石的爪牙胡宗铎、陶钧在武汉扬起了屠刀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他们宁可错杀三千，也不准漏掉一个，还满街张贴布告，悬赏捕人，限期自首。在这生死关头，施存统在武汉各报发表“悲痛中的自白”，声明脱离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然后，带着一家老小离家走了。顿时，我没有了立足之地。
怎么办？我对南方的党组织情况颇不熟悉。那时，党在幼年时代，尚未建立严密的党员材料档案。组织关系往往借助于同志之间的互相证明而已。兵荒马乱的，我往哪里去找组织呢？1927年11月初，旧历9月的最末一天，我平安地生下了我和刘伯坚的女儿“秋燕”，这时我的腿伤已逐渐平复了。
我首先带着女儿到南昌寻找组织，却被江西军阀朱培德的副官处把我当作共产党的“奸细”扣押起来。幸亏朱培德的政治部主任周壁光的夫人高香祖出面把我保释。她是我在成都实业女校的同班同学，我在离开武汉到武昌前，在汉口一家大饭店门口曾偶尔碰见她。她一把将我拉进饭店她的房间里，又惊又喜地问我：
“你是人还是鬼？我在四川就听说，清党的时候，冯玉祥把你杀了。”她说着眼圈红了起来。她告诉我，她的丈夫在朱培德那里当政治部主任，有困难可以找她。她把南昌的住址写给了我。
正是借助她的力量，我才死里逃生。她还给我置办了行装，又给我一根金项链和路费，我便匆匆忙忙离开南昌，辗转到了南京。这时，穆济波并没有跟我去南京，一来是我走时并未通知他，二来是他看到大革命失败以后，共产党员时时处于危险境地，我对他也帮不了什么忙了，他便在朱培德手下觅了一个职位，也就不再追踪和纠缠我了。我们的关系至此彻底结束。
在南京，我暂住在我的老师汤用彤家。那时汤老师是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接着我就去找在南京上学的同一个党小组的陈振，希望由她帮助我找到党组织，接上关系。
一踏进她的家门，她的女儿曾谦正在藤椅上神情颓丧地缩成一团。她猛一看见我，吃惊地站起来。
“妈妈呢？”我问。
“清党的时候，被砍成几块，用麻袋装起扔到浦口的江里去了。快走，秦姨，危险！”
我听了不由得心酸泪淋，悲痛已极。
我失魂落魄地到汤老师家里，汤师母张敬平眼见我狼狈不堪的惨状，十分同情。她就把我的女儿秋燕留下，托一个船民家抚养，同时给我一副金手镯和路费，帮助我去上海找党组织。
我正准备离开南京，忽然，杨虎城将军和夫人谢葆真到汤用彤家来找我。谢葆真原是女子宣传队的队员，她在西安经我介绍，与杨虎城将军结为夫妇，所以我们很熟。谢葆真告诉我，在河南，冯玉祥把杨虎城的部队截成两段，把后半段缴了枪，又在前半段尾部袭击。如今杨虎城手下只剩一万多人，退到了安徽和江西的边境，没有给养，便到南京找蒋介石求援。蒋介石不理睬，叫他们回去。谢葆真泪汪汪地问我：
“秦老师，怎么办呀？叫我们回去，还不是逼着我们被冯玉祥杀掉吗？”
我沉默很久，仔细思量，对他们说：“蒋冯合作不会久长。目前先寻找个地方渡过难关，等到时机成熟，你们再率部队，做先锋，消灭冯玉祥，打回陕西去。”这时，我想起了我的同学高香祖，她虽然是个家庭妇女，思想还开明，善交际，能活动，在那时兴走“内线”的社会里，也许她能助一臂之力，帮杨虎城渡过难关。
我的这个想法，他俩很同意，就派亲信王子安及其未婚妻陈湖苗二人由我陪同到南昌，直达百花洲高香祖的家，由她的丈夫向朱培德介绍。朱培德想加强自己的势力，很高兴地为杨虎城的部队解决了防地、军备、经费等问题。不久，杨虎城夫妇偕秘书米暂沉、随员郭则沉到日本东京休养去了。不久后，蒋冯破裂，杨虎城果然率部队打回了陕西。
再说我从江西便一直到了上海，念念不忘去找组织。我改名“徐舫”，住在陈望道家中，我求他帮助我办理组织手续去苏联学习。陈望道说，吴庶五（陈的前妻）在日本研究绘画，他劝我先到日本进学校，这样就可以领取“庚子赔款”中的留学生经费作学费，每月70元。而且日本也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可以在那儿接关系。我同意了，他便写信托吴庶五在日本东京白山御佃町“中华女生寄宿舍”给我租一间三铺席子的房间。陈望道还说，沈雁冰用“茅盾”笔名发表的《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引起左翼文人在报章杂志上对他的批判，他很闷气，也想去日本，正在找同伴。沈雁冰曾在上海平民女校当过教员，我们认识，但没有交往过。
陈望道说这话的第二天早上，我正在天井里跳绳玩（那时我23岁），忽然门铃响，我从门缝里看见茅盾。他穿着深灰色的绸料长袍，黑色平底鞋白袜子，瘦瘦小小的，再加上又浓又黑的八字胡须，活像个算命先生。天气并不热，他手里却紧紧捏着一把黑折扇。我开玩笑故意问他：“你找谁？陈先生不在家。”“我找徐小姐。”我打开门迎他进来。他一边走一边歪着头笑眯眯地问：“你就是徐小姐吗？我姓茅，我叫茅盾。”我手里攥着绳子，请他到客厅里坐。他还取笑说：“在学小孩游戏呀。”
在客厅落座后，他与我商定了行程，我就上二楼开箱取出25元日钞给他，请他代买船票。日钞是5元一张的共5张。他把钞票放进小皮夹里，又取出来凑在鼻尖上嗅嗅，直说：“好香，好香，真舍不得花掉它。”我一再说明那钞票是偶尔压在洗脸的香皂底下的，并没有洒香水。我后来才知道，茅盾身上常常洒香水。
1928年7月初，我们离开上海赴日本。出发的时候，茅盾叫了汽车到陈望道家来接我。这时，他的八字胡须不见了，浅灰色的毛料西装穿得笔挺的，黄皮鞋擦得亮亮的，俨然一书生模样。他化名“方保宗”，我仍用化名“徐舫”，搭的是日本人的小商轮。没有客舱，都是25日元一个床位。乘客大约10人，除了我和茅盾，都是日本人，只有我一个女客。在船上，茅盾常常约我到舱外，凭栏眺望大海，兴致勃勃地谈他的著作，他的身世，谈他在大革命高潮时在武汉当《国民日报》编辑的情景，也谈对文学界各家各派的看法。不管他谈些什么，最后都免不了说到他个人生活上的不幸。他说，他是在襁褓之中，由父母之命，媒的之言，订了亲。尽管他18岁那年就提出反对包办婚姻，但母亲不同意，硬是大张旗鼓，吹吹打打地用花轿把儿媳妇抬进门来。由于新媳妇脾气不好，茅盾感到很难相处。
有时候，他在甲板上给上海的郑振铎等人写信，还喜气洋洋地拿给我看。我发现，上面写到我，我的穿戴、动作、语言，甚至我后脑勺的一绺少白头发被海风吹得翻滚成灰色，也生动地描写在信笺上。中华书局给我印了一盒100张“秦德君”字样的名片，他也不客气地从我的书包里取出来，一张一张的丢到海里，还快活地嚷嚷：“秦德君跳海了！”丢一张，嚷一声，居然把我的100张名片丢得一张不剩，最后把装名片的纸盒也丢下海了，再后来就只有丢他嘴里的香烟头了。
他个子小，我管他叫“小淘气”，他叫我“阿姐”，尽管他比我大10岁。
一路上风浪不大，我们就轻松愉快地到了神户。那时我觉得他还不错，为人不错，但说不上喜欢。我也没觉得他在追求我，但我感到也许有些方面我吸引了他。我想，我们俩都是共产党员，志同道合，彼此谈得来，也信得过。我压根不知道他当时已脱党。他从来没跟我说起过，我一直以为他还在党内，是个共产党员。在我和他相处的日子里，他始终没有告诉我。
从神户上岸，坐火车到东京，我们俩一起去白山御佃町“中华女生寄宿舍”去找吴庶五。吴庶五已经替我在那里租了房间，但是并没有为茅盾作准备，因为她事先根本不知道他要来。茅盾是临时决定来的。吴庶五便想办法介绍他住进我们宿舍附近的“本乡馆”。
茅盾在“本乡馆”颇感寂寞，朝朝暮暮往我们女生宿舍跑。学生寝室不许会客，中国女学生共用一个会客室，茅盾嫌别扭，我和吴庶五便去看望他。不久，茅盾的好朋友樊仲云来到东京，住在“本乡馆”茅盾的隔壁，可茅盾还是情绪消沉。他对于上海文艺界批评他的《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消极反动，想不通。我对他说，革命低潮很快就会过去，等到高潮来了我们再干，我们俩先一起去苏联。茅盾那时没职业，手头缺钱，小说又受到批判，觉得没出路。我和吴庶五极力劝慰他，认为他是个书呆子，经不起大革命失败的风浪而闹情绪。我每当听到茅盾消极、颓唐、悲观、失望的呻吟时，都耐心地一而再、再而三地劝导他，鼓励他勇敢些，朝前看。茅盾听了很感激，他说他好比沉沦在大风大浪里，好不容易抓到了我这样一根救生藤。我也因他的话而深受感动，决心振作精神倾全力扶持他前进。
从此茅盾的心情逐渐开朗，已不是原来那般哀哀愁愁、丧魂失魄的样子，走起路来也不低头弯腰，而是欢快跳跃了，简直换了一个人。他高高兴兴地写好了一篇文章《从牯岭到东京》，在寄给上海《小说日报》发表以前，兴高采烈地送到女生宿舍来给我看。他顾不得旁边有人，紧紧地抱着我，把我叫作他的救星，挽救他的命运女神。他着重指出文章中的主导精神就是：“我看见北欧运命女神中间的一个很庄严地在我面前，督促引导我向前。她的永远奋斗的精神，将我吸引着向前。”他心情激动结结巴巴地说：“啊，啊，阿姐！北欧运命女神中间最庄严的那一个就是你啊！就是我亲爱的阿姐啊！”
他还指着从银座夜市的地摊上买来的英文版北欧神话书籍说，北欧运命女神的故事是说姐妹三人，大姐感伤过去，三妹蒙着面纱低头冥想未来，惟有中间最庄严的那一个勇往直前、永远奋斗的精神挽救了他。他说着说着就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激动得热泪盈眶，说不出话来。茅盾还说，北欧运命女神也是象征苏联。他说，他的二弟沈泽民夫妇在苏联，他已下定决心和我一起去苏联。他画了一张去苏联的路线图，由东京到京都，转敦贺，再转海参崴，去到莫斯科。他还说，必须先到京都找杨贤江办理组织手续。杨贤江就住在西京高原町。
我一到东京就进了“东亚预备学校”学习日文。我的想法是，万一去不成苏联，就要好好学习，才能争取用庚子赔款的留学生教育经费当学费，并且还准备参加在日本的中国共产党组织。
当时，杨虎城、谢葆真夫妇和杨虎城的秘书米暂沉、随员郭则沉都在东京，谢葆真是我在西安当陕西省立女子模范学校校长时期的学生，1927年同我一起参加北伐战争，胜利会师中原以后，和杨虎城结婚，我是女方的主婚人。他们夫妇愿意资助我去德国。邓飞黄、郭春涛都是和我一起参加北代战争的，他们来信表示愿意帮助我去任何一个国家。我当时不太愿意接受资助，想自力更生。同时也企盼在日本寻找党组织，接上关系。我想，好在茅盾也是共产党员，我们俩彼此可以证明。茅盾看到这些情况，不断催促我去京都找杨贤江办理组织手续去苏联。他要同我一起去。
那时，我同茅盾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我每天提著书包上学，一出门，就看见茅盾那笑吟吟的脸。他为我提书包，扶我上电车，一直送我到校门里。中午，他又在学校门口等我，我们一起去吃饭。下午一般是去看电影。我本来是不大爱看的，因为那都是英文字幕，茅盾英文好，他边看边给我翻译。看完电影，他就送我回宿舍，到门口就分手了。这些行动，他都有意避开吴庶五。后来，庆祝日本天皇昭和登基，日本政府把国内外一些著名的表演团体请到东京演出，我陪茅盾看了一场又一场，他最感兴趣的是摩托车在墙壁上横着跑。无论在什么场合，他都紧紧拉着我的手，惟恐我在人群中走失了。由于每天我只有半天课，下午便和茅盾在一起，连他去理发店也要我陪他。夜晚逛夜市也形影不离，公园、地铁、电影院、百货公司都有我们的踪影。经过这样频繁的接触，加上我们都是天涯沦落人，我也渐渐对他产生了感情，我觉得他博学多才，性情随和，对我关怀体贴，我有不懂的问题，他总是耐心地讲解。感情这个东西总是相互作用的，如果只有一方有意，无论是友情还是爱情，都不可能成功，因此，谁主动都无可厚非。至于我们俩，从友情到爱情，的确都是茅盾主动。现在有些书刊上，说我因茅盾是名人，疯狂地追逐他，那不是事实。我认识的名人很多，有的名气当时比他大，我也从不曾追逐过。我去日本，原想是住一段，能找到什么关系就去苏联，如果去不成，也想学好日文以后，能进入一个学校，争取到庚子赔款中的留学生助学金，生活也不成问题。但是由于与茅盾的交往，我的日文没有学好。这时茅盾口口声声要同我一道去苏联，我感到他的关切，同时也考虑到，就这样晃晃悠悠地呆在日本，手头的钱花光了怎么办？在茅盾的一再催促下，大约在1928年12月初，我们俩便到京都找杨贤江去了。
杨贤江是共产党员，1921年在北京开少年中国学会的会议时，他出席了，所以我们彼此认识。后来，他和邓中夏、恽代英等一些人去四川演讲，我们也见过。他和茅盾比我更熟，因为他们同在上海当过编辑。找到杨贤江，也许可以接上组织关系，并可以通过他办理手续去苏联。
我和茅盾去京都，吴庶五等友人不知道，因为我和茅盾没有告诉任何人。原来我以为找了杨贤江接上关系，当天就回来的，所以我去京都时，宿舍里的东西什么也没带，也没清理什么东西。在离开东京以前，茅盾对我更好了，他写了一封信寄给我十年不见的妈妈，说我和他将一块去苏联莫斯科了。
我和茅盾都住在杨贤江家里。杨贤江和夫人姚韵漪、儿子肉肉一家三口，雇一个下女，靠杨贤江笔耕度日，过得还不错。我们一到，茅盾就和杨贤江关起门来密谈，连我也不让听。究竟谈的什么，我至今也不清楚，我只知道从此以后茅盾就闹开了病。原来他就有沙眼，我就成了他当然的护理员，学着给他翻眼皮，上眼药。这本来不影响去苏联，但是，他接二连三地又说牙痛、心口疼、肚子疼，我当然很着急，百般照顾他，就这样耽搁下来了。从此茅盾再也不提去苏联的事了。我们就是在那段时间开始同居的。我也曾想到茅盾有妻子，但茅盾对我说，他不爱他的妻子，要和她离婚，和我永远在一起，我这才与他同居的。
但是，长久住在人家家里，未免太打搅了，必须另找房子住。巧得很，从上海去京都政治避难的红色青年高尔松夫妇、弟弟高尔柏夫妇、周范文夫妇、帝国大学的留学生漆湘衡夫妇、袁文彰等，在杨贤江家附近，早就租住着一排平房，可住七户人家。每户三间，其中两间六铺席，一间三铺席，加上一间厕所，一个厨房，有煤气设备。第四套房子正好空着。我们就搬进去租住了。我思前想后，进退维谷，只好放下心来，好生护理茅盾的“疾病”，只有他的病好了，我们才能去苏联。但事实证明，这只不过是一场黄粱梦罢了。
这些青年人大都靠卖文稿度日，对茅盾很是欢迎，因为凡经他介绍寄出的稿子，上海出版商没有不用的，而且保证千字四元，提前支付。由于他们的稿子一般是由茅盾同时寄出的，所以稿费往往也同时收到。收到稿费时，大家常常集体出游。春天到郊外赏樱花，秋天到岗山摘红叶，去宝冢看歌舞，赴奈良登三笠山，临猿泽池。奈良的神鹿颇有我们中国峨嵋山上猴子的风度，与游人同乐，我还以花生米喂它。茅盾用相机把这个场面拍下来了。他每次出游都带相机，兴致勃勃到处拍照，没有一丝病容，但是他为什么总说自己有病呢？我不明白，也没多想，那时沉浸在幸福与欢乐之中。我们的住房虽然简陋，而门前道旁便是樱花，盛开的季节，如云似霞，我和茅盾在写作学习之余，携手并肩散步在花下，共叙衷情，含情脉脉的目光对流，但愿天长地久，地久天长，生活的道路似樱花般灿烂，两人相亲相爱，永不分离。茅盾向我表达的真挚的情和爱，使我的心亦如樱花般怒放。
有一回，我们乘坐高空电车，不料电车半途发生故障，悬挂在空中不进不退，乘客们惊慌起来。可这时，茅盾露出一张充满激情的笑脸，紧握我的手，凑近我的耳朵说：“阿姐，就这样掉下深谷里去解决了，够幸福的啊！”他那样诚挚地说出同我一道去死就是幸福，这是个什么样的幸福呢？难道一同活着就不幸福了吗？他是否有什么不能对我说明的隐情呢？我一时想不清楚。
平常的日子里，我们集体吃饭，由高尔柏的夫人唐润英和我做饭。我俩一起采购，她洗菜切菜，我掌勺，每日三餐，起早贪黑。但我主要精力放在茅盾身上，照料他的病体，替他抄稿，为他提供写作素材。
这一时期，茅盾心情仍然有些郁闷。他说没有想到《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在文坛上引起轩然大波，需要写一部更新的小说来扭转舆论，只是苦于没有题材，愁煞人啊！为抚慰他苦闷的心灵，我搜肠刮脸把友人胡兰畦的经历在脑子里过了一遍说，从“五四”浪潮里涌现出来的青年，反抗旧势力，追求光明，有许多动人的故事，是很美妙的素材。接着我便把她抗婚出逃，参加革命的事情述说了一番。茅盾大感兴趣，决定以胡兰畦为模特儿，再加上其他素材，集中精力动手写一部长篇。他并没有见过《虹》里面的女主角梅女士的原型胡兰畦，由重庆出巫峡的山山水水，以及成都、沪州的风貌，他也没见过，我尽可能具体详细地对他描述。他每写好一部分，便由我抄稿，同时顺手把有关人物的语言，改成四川话。茅盾盘腿坐在室内的草席上就着小炕桌奋笔疾书，后来才换成高一些的长条方桌坐着写。小说终于写成了，《虹》这个名字是我起的。四川的气象常有彩虹，既有妖气，又有迷人的魔力。顺便说一句，《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合而为《蚀》的名称，也是我提出的。我说，幻灭之感，如日月之蚀，是暂时现象，也是必然现象。茅盾非常赞美我提的名称，频频点头，温柔地结结巴巴地说：“啊、啊、啊，我的好阿姐啊！在这个世界上，惟有我的阿姐好啊！”
《虹》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创办的《小说月报》上连载，轰动一时。后又出了单行本，销路很广。但是原来计划写的《虹》，只写了一半，还准备写下一半，后因人事沧桑，没能完成。
杨贤江和高氏兄弟等人虽是以卖文为生，但多是搞翻译，也不翻译文学作品，都不是茅盾在文学上的知音。茅盾情切切地想要把我培养成他文学上的知己，经常和我谈论什么自然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这个主义、那个主义，说个没完没了。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我也被熏染得学习日文，以日本的普罗小说为教材，边学边译成中文，经茅盾的手寄到上海《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文学周报》上发表，秦觉、辛夷就是我的笔名。把日本文学作品介绍给中国的广大读者，我认为这很有意义。茅盾还说我有当作家的天才，只要把我的经历组织起来，串联起来，就是一部很好的文学作品。尽管当时上海文坛正在批判茅盾的三部曲，他却要我写一篇吹捧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章秋柳的文章，我对他的三部曲并不熟悉，不愿写，但经不住他再三请求，勉强写了，经茅盾加工以后，由他寄给上海《小说月报》，发表了，用的笔名是“辛夷”。梅兰芳获得美国“文学博士”头衔以后，上海《文学周报》曾出专刊骂他。茅盾非要我也写一篇，我对梅兰芳的事并不感兴趣，也是因为茅盾没完没了地动员，只得言不由衷地给梅博士一顿批评。
我和茅盾写稿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赚取稿费过日子。那时，茅盾的稿费有一部分还要养家，我由国内带来的原准备赴苏联用的钱也花得差不多了。
这时，我怀了茅盾的第一个孩子。因为贫穷，还因为我仍想去苏联，有孩子便是个累赘，我们决定做人工流产。茅盾说他对日本社会不熟悉，叫我回国去做。他把我护送到神户，我由那儿搭船到上海。先住到他母亲的隔壁，向叶圣陶取了一笔稿费作为住院费。叶夫人胡墨林热情地给我缝制了一些衣服。茅盾又写信委托已回上海的吴庶五陪我到四川路“福民医院”，找日籍医生“板板”做人工流产手术。我眼睁睁地看着医生把我远涉重洋，专程来请他屠杀的我的心肝儿子的尸体，泡在玻璃瓶里做标本，然后含着洒不尽的伤心泪，只身回到日本。在海轮上，遇到张光人（胡风）和朱企霞夫妇，他们和我是在南京相识的。茅盾到神户来接我，我给他介绍了张光人，他们就这样交上了朋友，那是1929年9月。1930年8月在上海，茅盾把我们俩分手前在上海合照的6寸纪念照片送给胡风保存，惟恐放在自己手里被人毁掉。1966年5月，十年浩劫开始了，胡风由秦城监狱转移到成都，路过北京，把照片转送给我。相隔36年了，感谢老友在长年的忧患中还保留这样一件寻不着、买不到的“历史文物”，真是弥足珍贵！
我和茅盾回到京都高原町，异国现实不容许我将息调养。我们雇不起下女，事事仍靠我操劳，身心疲惫，不堪言状。茅盾也深感内疚，热泪长流。他虽然也想减轻我的家务，但长期以来，只知读书写作，别的全然不会。有一次，他动手打开一个罐头，把手划伤了，他就惊惶失措地抱着头直喊：“我头昏了，不得了，不得了啦！”只好仍由我来收场。
三 樱花凋零
1929年冬，日本大检举开始了，在日本的中国共产党组织被一网打尽。平常教我日语的中国留学生漆湘衡、袁文彰被捕，和我们经常来往的沈起子也被捕了。从此，流亡在京都的红色青年纷纷回上海，就剩下我们两人。但茅盾坚决不肯回国，只要我一提起回上海，他就抱着我痛哭流涕。我当时很不理解他为什么如此。
高原町如今已变得冷清寂寞。我们迁到热闹些的一所二层楼房，每月房租24日元，比高原町的贵4倍。楼下有花园，园里有无花果树，果实累累。茅盾很爱吃无花果，他总是笑眯眯地向我作揖，求我上树摘给他吃。他还喜欢吃漆湘衡夫人从四川捎来的腊肉，可只有我亲手烹调的腊肉他才爱吃。虽然我俩情深意长，但异乡的孤寂，加之通货膨胀，生计日感拮据，不得不作归计。
1930年4月初，我们回到上海。先住了三天旅馆，后搬到杨贤江家里，住在他家的三层楼上。借来两张三屉旧条桌，两把木板桌子，一张摇摇晃晃的双人床。我和茅盾一起到景云里去看望鲁迅，他又帮助我和茅盾一起参加“左联”。我们还看望了茅盾的母亲，茅盾的卢表叔，又到他的好友郑振铎家里和商务印书馆的旧友欢聚。
为了生活，他写文章，我给他抄写，此外我还继续学习翻译。由于茅盾的面子，开明书店和我订约翻译一部日文《中国戏曲小说史》，10万字，预支稿费500元，作为临时生活费用。我翻译到两万多字时，又怀了茅盾的第二个孩子。这时，茅盾原来的妻子孔德氵止常来哭闹，搅得我们什么事也做不成。加上茅盾的母亲坚决主张茅盾恢复她一手操办的婚姻关系，同孔德氵止破镜重圆，而茅盾素来很是孝顺，这时左右为难，很是揪心。我的侄儿秦国士当时正在“中国公学”上学，眼见我们这样贫困，日子过得又不舒心，也力劝我暂回四川老家看望母亲。
这时，我开始感到茅盾在态度上，也有了微妙的变化。他说话有时说一半留一半，心神不定。一天，杨贤江的夫人告诉我，她在先施公司亲眼看见茅盾和孔德批两人带着孩子在买东西，她说：“他们蛮好呢！”我听了不做声，心想，茅盾当着我的面，对孔德氵止不理不睬，躲得远远的，如今又背着我在一起，这是怎么回事？有一回，茅盾外出说是办事。我闯到茅盾的母亲家里，发现这两人正在说话。后来，孔德批三天两头往我们家跑，给他送吃的、穿的，茅盾还去接她。这时，上海的小报上，出现了一些骂我的文章。我估计，作者一种是偏向孔德氵止的，一种是对茅盾有看法的，唉，我一个革命的女子，何必讨这份闲气！我提出分手。说实在的，我心里也是不舍，但又想放个试探气球，看看茅盾是啥态度。茅盾先是不同意，后又说，暂时分手也罢，要求同我订四年之约，他以四年来写作，将稿费支付离婚费，我俩再图百年之好。我哪里下得了这个决心呢？他再三再四地恳请。
我被茅盾纠缠不过，也心疼他辛劳憔悴，日子过得不安宁，而且寄居在杨贤江家也非长久之计，只好同意他的四年之约。我从心底爱护他，又舍不得他，他拖着我到附近照相馆合照了一张6寸照片，作为暂时分手的纪念，两人各持一张以志不忘。茅盾后来送给胡风的就是这张。我们还约定四年团圆后，再续完《虹》的后半部。这是1930年8月的事。大计已定，我约茅盾和孔德氵止一起到虹口公园见面。
我和茅盾又一起去看望丁玲，对她说明我们的决定，暂时分离四年。丁玲坚决反对，她认为那样对我不利，也不公平。但事已至此，咋能反悔呢？
回头来，茅盾按计划护送我到福民医院，仍找日籍医生“板板”做人工流产手术。就这样，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又被“谋杀”了。他扶着我上手术台时，两眼泪不干，嘴里直喊“妹妹！妹妹！”双手搂着我的肩，心疼得痛哭流涕。他在医院陪了我三天，洒不尽的泪水。离开医院时，他情意绵绵地要我写个简历捎去，说要为我联系组织生活。他的关切使我深受感动。
没想到，一星期后，我只身从医院回到杨贤江家的三层楼上，哎哟哟，四壁萧条，人去楼空，倍感凄凉。我顾不得休息，下楼去找杨贤江。他沉重而又惘然地沉默很久，慨然叹息说：“北欧运命女神上当啦！‘四·一二’政变后，党的工作转人地下。沈雁冰以‘茅盾’为笔名，发表《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在上海进步的文坛上引起批判，待不下去了，才去日本的。他已经离开了组织了。”茅盾的好友樊仲云愤愤不平地说：“雁冰这样做，太不对了。”
我的天哪！忽然这样一个晴天霹雳，我顿时感到天黑地暗。我原以为，茅盾一直是个共产党员，我失落了组织关系，见到他，他就可以为我证明，这样，我也就有了组织关系。谁知道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啊！政治生命被摧折，爱情给狗吃了，我还有什么前途呢？我的心百孔千疮，血流不止。我转身回房，顺手拿了两小瓶安眠药片，那是茅盾忘带走的，共200片，打开晒台上的自来水管用手接水，把200片全送进肚里。我只叹自己有眼无珠，认错了人，真是红颜薄命啊！这是1930年8月，我和茅盾在杨贤江家只住了四个多月。
当我苏醒过来，站在我病床前的白衣大夫说：“这是红十字医院，你来了一个星期了。”我看看胳膊上打强心针的创口，肿得像个皮球。我大哥秦希文烈士的儿子秦国士当时正在上海学习，他蹲在地板上给我揉肿块。他说，奶奶（即我母亲）已经12年没看见我了，天天在家哭，想念我。他恳求我回四川老家去。我一想，在上海也实在呆不下去了。经济上，没有来源；政治上，又失去了党的关系；生活上，惨遭不幸。再加上当时上海的小报上，风言风语，对我横加指责，我身单力孤，哪里抵挡得了？还是回家吧，回到妈妈的怀抱，在她的爱抚下，将息将息吧，我已身心交瘁。于是，出院以后，秦国士背我上了船，登程回四川。上船的时候，茅盾前来送我，还带来些路上吃的东西，一副依依不舍的模样。我当时只看了看他，没有力气说话，心里很是酸楚，但还是抱着一线希望：四年为期。
宽阔的长江江面上，船儿逆水而上。我受尽折磨的灵魂与身体都奄奄一息，沿途屡屡昏迷与休克，不得不上岸在武汉、宜昌、万县住进医院。在万县，路费耗尽了，好在那里离我家忠县只有280里水路，侄儿由陆路回家要钱来接我。我到家已是秋凉时节了。
我离家已12年。这次，不是荣归故里，而是穷途未路回家了。当家做主的二嫂子不欢迎，牙尖嘴利的，逼我立刻走人。妈妈看到我太瘦弱，忙着给我煎银耳，还要把省下来的一笔钱寄到上海，接女婿茅盾来家见见面，然后再叫我们俩一道回上海。妈妈说着说着把先我而到的茅盾寄来的两封挂号信给我看，信里有我和他最后分手时照的6寸照片。
二哥秦仲文大病初愈，为着二嫂对我不好，通宵与她争吵，全家不得安宁，再加上有人在外扬言，说我是从苏联派回来搞“赤化”的，要迫害我。此人的根据是两年前茅盾在东京和我起程去京都前曾给我妈妈写信，说我和他一道到莫斯科去了。妈妈原来联系我读过的小学，让我去教书，免得我寂寞。现在情况危急，不得不把我装扮成死人，黑夜里用滑竿抬出城，放夜船，由二哥护送到丰都——传说中的“鬼城”，我再“复活”，由鬼变人，乘汽艇赴重庆，住到姑妈家里。她的儿子熊福田是“红色律师”，对我来说很安全。
我的处境好比是“屋漏偏遭连夜雨，行船又遇打头风”，走投无路，心力交瘁，病魔乘虚而入。先是腰疼得站不起来，继而恶性疟疾等多种疾病接踵而至。我的本家哥哥秦仲高特意把我接到他家养病。我不断地发高烧，卧床不起，百般医治无效，衣、衿、棺、椁均已准备齐全。后来秦仲高请来“松蓬”活佛，他用从西藏带来的药物，把我从死亡线上救活过来，这已是1934年10月了。
从前，茅盾三天两头给我写信，表示惦记我的身体，一再重复他的誓言，四年之后团圆。我有时相信，有时又不相信，因为他是个孝子，事事都顺从母亲，自己做不得主。我也经常给他回信，但是从他的来信中，我发现他根本没收到我的信。我知道，信被他的家人扣了，再也到不了他的手上了，便不再回信。我病重时，茅盾一连来了几封信，本家嫂嫂秦仲高夫人替我回信，告知我已危在旦夕，他以后便只来过一封信，说是他已搬家，但并未写明新的地址，从此杳无音信。
我一病四年，恍惚又是一世人了，回忆往事，肝肠寸断。原先茅盾与我相约分别四年即团聚，如今四年已过，所谓“百年之好”，什么“此生不爱第二人”，当初信誓旦旦，统统化为泡影。我愤而撕毁了分手时合影的6寸照片，烧毁了我四川以后他给我的一系列信件。他走他的阳关道吧，我还有自己的革命前程呢。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南京沦陷，蒋介石把重庆定为陪都。茅盾也辗转来到重庆，从事进步文艺活动。不是冤家不聚头，有几次我同茅盾不期而遇。
1938年在重庆天官府7号，郭沫若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大门口，那天阴雨绵绵，我穿着玫瑰红晴雨两用衣正要进门，冷不防同正从里面出来的茅盾撞个满怀。他手里拿着黑雨伞。我们不约而同地都站住了，彼此都不知说什么好。我的喉头梗塞住了，他低下头去，不敢正眼看我。他还是那般消瘦，那般憔悴，我倒有些可怜他了。我想，他大概以为我早死了，现在居然活生生地站在他面前，他的惊诧和内疚可想而知。后来我对胡风说，看茅盾那副穷相，很想在经济上帮他一把，但遭到胡风的激烈反对。他认为茅盾对不起我，不值得帮助。
又有一年为南社诗人柳亚子祝寿，也是在天官府街7号。满满四桌骚人雅士开怀畅饮，觥筹交错。茅盾忽而站起来，毛遂自荐地代表寿翁巡回敬酒。他原来坐在我背后一桌，同我背对背，这一转身站起来，就和我面对面了，我坦然正视，恰巧他在习惯性地偷眼觑我。两人目光相撞，他立刻把目光闪开了。唉，何不大方一点呢？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在上海为郭沫若祝寿，在郭家客厅酒宴上，同样的情景又重演了一次。
1946年夏天，在上海花旗银行大厅里，为李公仆、闻一多追悼会开筹备会。因为忙女儿秋燕去解放区的事，我已四个夜晚没有休息，困倦极了。在主持人宣布开会前一会儿，我把头歪靠在手提皮包上几乎睡着了。茅盾迟到，是最后一个人场的人。他一进来就挨个握手。他来到我跟前，伸出手来。我心里有气，假装睡着，没答理他。四座愕然。散会后，就有人议论，说什么“秦小姐好骄傲啊！茅盾走到她跟前，她竟然刮茅盾的胡子——不理睬！”
解放战争时期，我在党的领导下，在上海从事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工作，不幸被捕。敌人严刑拷打，坐老虎凳，灌辣椒水，上电刑，我都没有屈服，没有出卖同志，保守了党的秘密，敌人一无所获。1949年5月，在国民党的法庭上，我被判处死刑。在行刑的前夕，解放军进军神速，把我从敌人屠刀下解救出来。但是许多朋友都以为我已经牺牲了。
四 余波阵阵
1949年8月，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期间，我住在北京饭店二楼17号房间。有一天清晨，我到阳台上活动锻炼，忽然发现三楼的阳台上有人。我仔细一看，茅盾！他双手扶着栏杆，笑吟吟地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原来他就住在我的头顶上。我当时百感交集，难以自持，转身回到房里，久久不能平静。可是就在筹备会议期间，有一天会上突然宣布我是叛徒，在国民党监狱中有出卖组织的行为，说是上海公安局来的材料。同时宣布撤销我的第一届政协筹备委员资格，令我接受审查。我奋起抗辩，向统战部申述。许多人不了解情况，对我立刻变得冷冷的了。这时，阳台上再也看不见茅盾含情脉脉的笑脸了，连背影也看不见了。电梯里上上下下，尽管有时我和他面对面，肩并肩，或是背靠背，他都如同陌路人一般。也许是他胆小，怕沾边惹上麻烦吧。
1950年，组织上给我作出“没有出卖组织”的正式结论，安排我在教育部工作，并且从第二届政协开始，一直到第七届，我都是政协委员。
在北京，我和茅盾又曾数次相遇。有一次，我去东安市场北门内“稻香村”水果摊前买苹果，忽然一个很熟悉的浙江口音“我要两斤苹果”，擦过我的耳鼓，我不由得往前一看。啊，是他，茅盾！沈雁冰！他现在心宽体胖了，尖削的下巴有些圆鼓了，已不是当年弱不禁风的模样了。他回头猛一发现我站在他后面买苹果，惊慌地一溜烟跑了。我拎着自己的两斤苹果走出北门，只见他慌张地钻进一辆黑色小汽车里，把大拇指咬在牙齿中间，歪着脑袋痴望着我。我很熟悉他这种沉思的姿势，心里想，何苦呢？干嘛没有勇气再回去拿买好的苹果呢？
在国宴上，在有些会议的会场上，多次碰面，也就不必提了。
1951年我在教育部工作时，申请恢复党籍，写了跟茅盾同路去日本的经历。组织上拿到文化部找他核实，他说他不是党员，不便证明我是党员，因此他的证明信上，只写了“秦德君当时的政治思想是进步的”。我想，这是关系我的政治生命的事情，他应该写我失去组织关系的三年期间积极寻找组织的情况，因为，是否能恢复党籍，那三年的表现至关重要。我便写了封信用双挂号寄给他，结果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十年浩劫，我被莫名其妙地投入秦城监狱，什么罪名始终不清楚。一关八年，受尽苦楚，腿也摔断了，直到1976年才出狱。
1981年，茅盾去世了。沈雁冰治丧委员会送来两份请帖：一份是请到北京医院向沈雁冰遗体告别，一份是请到人民大会堂参加沈雁冰的追悼会。这么一来，我的心颇不平静。去向他的遗体告别吗？向他，向茅盾的遗体告别，我们俩的目光还能相碰吗？向他，在茅盾的灵前去追悼他，我和他是个什么关系呢？站在他的灵前算个什么身份呢？思前想后，还是不去的好，免得触景伤情，空惆怅。这时我眼前浮起了一幕幕往日的景象：灿如云霞的樱花树下，悄声细语，柔情似水，床前枕上，海誓山盟，劳燕分飞，“四年为期”
阿！美丽的樱花，盛开的樱花，一霎时便悄悄落下，有如海市蜃楼，瞬间幻灭……
我和茅盾生前在一起的日子，正是他从悲观、动摇转向积极进取、追求光明的人生道路上的关键时刻，也是他后来成为文学巨匠的新的起点。我把这些鲜为人知以及一些误传的事实真相写出来，也许这对研究茅盾生平和创作的学者以及关心他的人不无参考价值。那么我这九十多岁老妪窗前灯下的精神也就没白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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