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契诃夫 > 第十一章 艰难时期的幽情苦绪
80年代末期，契诃夫经历着从未有过的紧张的内心生活，这种紧张的内心生活的产生，既有那个时代的苦难，又有家中亲人的悲剧，也有文学事业上的波折。
契诃夫凭借在塔甘罗格时期养成的习惯于无声忍受的坚强性格，避免了像他的一些同代人作家那样被毁灭。
1. 心灵空虚
年刚25岁，已是第一流作家的契诃夫，自《草原》发表之后更加引起了俄罗斯那些优秀人物的注意。他那欢乐的“五斗柜”由于柴可夫斯基出乎意外的造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欢乐。
契诃夫对这位作曲家的天才敬佩不已。
柴可夫斯基在青年作家的作品中发现了优美的音乐旋律，他希望由契诃夫作词写一出歌剧，并拟定由契诃夫写莱蒙托夫的《贝娜》一剧的歌词。
这种把三位伟大的俄罗斯艺术家的名字结合在一起的情况不是偶然的。
因为在他们的作品中反映出外表平淡、沉思而忧郁，而内心里隐匿着正在成熟的力量和新的暴风雨——这个时代的真正灵魂。
好像一切都开始向契诃夫发出微笑。
虽然吹毛求疵的批评困扰着他，而出版界却争先恐后对他大献殷勤。
彼得堡的旅行标志着他的胜利，一些很著名的人物都以能跟他交往为荣。
他被一批批男女崇拜者包围着。
在最后一批人中，有年轻的演员、女艺术家，非常招人喜欢的有魅力的姑娘和少妇。
青年时代在贫困、忙碌、繁重的劳动中过去了。好像幸运的、美好的、年轻的成熟时期，成功的、光荣的时期已经到来。
柯罗连柯曾写下了对这位20多岁作家的印象：“在我面前站着的是一位年轻、外表显得更年轻的人。他中等以上个儿，一张端庄、淳朴的脸，还没有失去青年时期特有的轮廓。在这张面孔上有一种独特的、我不能立即描述出来的、还是跟契诃夫相熟的我的妻子恰当地说明了的那种表情。依她看来，在契诃夫的脸上，除了明显的智慧之光外，还有使人想起心地单纯的农村小伙子的神气，而这一点特别招人喜欢。就连他的淡蓝色的、炯炯有神的深邃的眼睛也闪着智慧和几乎是儿童般直率的光芒。他的举动、姿势、说话的单纯，是他身上最大的特点，跟他的作品的特点一样。总之，在第一次见面时，契诃夫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有浓厚生活乐趣的人。好像从他的眼中流泻出无穷的机智敏感和天真快乐的源泉，这种源泉也充满了他的作品。同时，可以感到一种更深刻的眼前还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的东西。总的印象是单纯而富有魅力……”
契诃夫指出：“1885年—1889年曾经是安东·契诃夫极不平常的、精神焕发的年代。他经常乐观、诙谐、不知疲倦地工作。”
然而，在年轻的艺术家的光辉生命之上好像悬浮着普希金式的莫查尔基安式的阴影。
契诃夫的欢乐的朝气蓬勃的神态不是装出来的。他感到自己有很大的创作热情，可是在他隐秘的内心深处，激荡着忧伤的巨浪狂澜。
他曾对苏沃林说：“我没有客人就不能生活。”“当我独自一人时，我不知道为什么感到害怕，好像成了茫茫大海中的一叶孤舟。”以他那样的生活背景，这个自白好像完全出乎意外。然而却是意料中之意外。他所处的那个反动时代，非贵族文学的困难处境，朋友和亲人的悲惨遭遇，不能不对他的心灵产生影响。
在契诃夫的“五斗柜”里有一间又阴暗又肮脏的旋转楼梯，凡去他家访问的人都觉得阴森可怕。加尔申就是跳到这间楼梯上自杀的。契诃夫非常喜欢加尔申，他们之间有很深的友谊。加尔申对谎言、对暴力的强烈愤懑，对人的苦难与被侮辱特别敏感、儿童般纯洁的易损伤的心态，精神脆弱，易动感情，这一切，契诃夫称之为“加尔申气质”。这种气质，是导致加尔申自杀的内因。而实际上，他是被波别多诺斯采夫的“俄罗斯监狱”毁灭的。加尔申那样的气质在当时许多俄罗斯人身上都有。契诃夫没有成为加尔申气质的人，没有陷入悲观绝望，是因为他在自身培养了跟现实对抗的力量。
然而，对这位《草原》的作者、幸福的诗人来说，生活仍是不能忍受的。
他在那个时代的夹缝中经受着折磨，那孤独的苦恼，心灵的空虚，越来越经常地来到他心头。这是一种复杂的出乎意外的感情。这种感情引起他情绪消极，不思写作，不尊重写出的作品。这种感情成了威胁他的才华的最大危险，迫使他停下双手。
正当他获得社会承认和荣誉的那些年代，一个问题开始困扰着他：他为谁，为什么写作？心灵空虚的产生，是因为不相信自己的作品谁需要，对谁有好处。他曾同苏沃林说：“我为谁，为什么写作？为观众吗？可是我看不见观众。我对他们的信任比对家神的信任还差。这些观众没有文化，缺乏教养，其中最优秀的男子也缺乏真诚……这个‘观众’我们需要还是不需要，我不清楚。鬼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为金钱写作吗？但我从来没有钱，而且我向来不热心聚钱，为钱而写作我提不起精神；为赞扬而写作吗？但有的赞扬常使我感到愤慨。”
2. 诽谤困扰
最使契诃夫感到愤慨的是，那时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正流传着对他的卑劣诽谤，一些专爱讲他坏话的人含沙射影地说，他卖身投靠了苏沃林，答应要娶这个**政府的走狗的女儿为妻，而女孩子还不满10岁，还说他就要当上《新时代》的编委了。这种胡说八道的谣言，无中生有的诽谤极大地激怒了契诃夫。他给朋友写信说：大学生们都在议论我要娶一个百万富翁的女儿为妻的事。造谣者是何等堕落啊！
在创作思想方面，也有许多难题困扰着契诃夫。当他明白自己具有影响更多人的灵魂的才能时，他出于一个“有良心的和有责任感的人”的感情，出于对文学的高度负责观念，他感到自己应该有个明确回答：他要把自己的读者带到哪儿去，为什么？
他为没有明确的目标，没有“共同思想”而苦恼，他认为这对艺术家来说是一种比梅毒和性衰弱更厉害的疾病。因此，他不满足于仅仅描写当代生活的不能忍受，不满足于仅仅对未来的想象，他认为，作为俄罗斯作家，应该回答“做什么”的问题。契诃夫强烈地感到旧事物必须结束，新事物必然出现。但是由于自己与革命思想和革命行动隔绝，他不知道新的伟大思想家对“做什么”的问题的新答案已经成熟，准备为祖国照亮前进的道路。这种情况加深了契诃夫的忧伤苦闷和对自己的不满。
与“做什么？”相关的是“怎么做？”的问题。现实生活提出了许多应该解决的问题，但是怎么解决？
1888年11月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没有明确的世界观的理性生活不是生活，而是负担，是灾祸”，“所有的问题都是和世界观相联系的问题。”
作为一名医生，他为医学的无能为力而感到自己有罪；作为一名作家，契诃夫为自己的每一句话不能消除人类生活受到的毒害而愧疚。作为祖国的公民，他为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不知怎么解决而于心不安。
这就是为什么他以自己没有鲜明的、确定的世界观特别痛苦特别紧张的原因。而民粹派领袖米哈依洛维奇正是抓住这一点对他进行攻击，说他写作没有世界观，没有目标作指导。
另有一种观点诽谤契诃夫没有世界观或者不想有世界观。这种说法还基于契诃夫常常发表反对文学中的“倾向性”的意见，特别是在80年代后半期，常常见到这些意见。恰恰在那个时期，正是契诃夫对鲜明的世界观，对共同思想的向往特别强烈的时候。
当契诃夫发表反对“倾向性”意见的时候，他对自由民粹派作家的倾向性十分反感。他认为：或者是自由主义的，或者是自由民粹派的，或者是反动的，一切只是为了自圆其说，曲解现实以满足某种武断的定理和刻板的公式的需要。
80年代民粹派分子企图用欺骗手段把契诃夫说成是父辈理想的代表者，60年代遗产的保护者。
还有些人挖空心思从他的作品的字里行间找“倾向性”，看他是自由党人还是保守党人。契诃夫对这种人感到很害怕。他说：“我既不是自由党人也不是保守党人，不是革命者也不是修道士，亦不是冷淡主义者，我希望成为一个自由的艺术家，仅此而已，我感到遗憾的是，上帝没有赋予我成为一个艺术家的力量。我不能忍受任何形式的谎言和约束……伪善、愚昧和专横，并不只是在商行和监狱里才有，我发现在科学界、文学界和年轻人之中也有。
我认为那些商标和标签无异于偏见……我的圣中之圣，……就是面对强暴与谎言的自由。”
他认为当时的政治团体或“党派”都带有错误的倾向性，他表示任何倾向性——局限性、狭隘性和教条主义“都不能妨碍我执行艺术家的责任，即真实地、正直地、独立地、客观地描写实际的、纷繁复杂的俄罗斯的现实生活”。他这种想法中有应该否定的一面，在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时，却对一切政治采取淡漠态度，这就关闭了自己找到正确的世界观的道路，也导致了不问政治的悲剧。
3. 失兄之痛
1889年夏天，契诃夫在乌克兰苏梅附近美丽如画、方便舒适的朴肖尔河畔卢卡村租下了一栋别墅跟全家人住在一起。
夏天真好极了。乌克兰的自然风光、乌克兰人民的丰富情感使契诃夫心向神往；他跟很多乌克兰人交了朋友，常常说自己是南方人“一簇毛”（对乌克兰人的谑称）。乌克兰风景的魅力使他心醉神迷，激起他强烈的写作**。而且，这里更适合做自己喜欢的事——钓鱼。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因为二哥尼古拉生命垂危而给败坏了。
这位有天赋的艺术家，酒鬼，健康状况近年来一直不好，使全家人担心。
1889年3月他的病情开始恶化，得了轻度伤寒，以后又发现了肺结核。契诃夫竭尽全力对他进行护理，伤寒倒是痊愈了，但肺结核却大有恶化趋势。契诃夫考虑到尼古拉身体过度虚弱，要延缓肺结核的恶化必须休息疗养，光靠药物疗效是不大的。于是他想让尼古拉去卢卡村别墅住一段时间，乌克兰的自然风光、宜人的气候，也许能给他的生命力复苏带来好处。
4月底一家人把尼古拉送到卢卡村。夏初的朴肖尔河区天空蔚蓝，远山如黛，绿树成荫，鲜花似锦，林木间百鸟鸣啭，田野上人欢马叫。好一幅乌克兰风景画，这给画家尼古拉宛如注入了一针兴奋剂。他看得入迷，竟忘记了病痛，不由得心里快活起来。
然而，也许是常说的回光返照吧！没过多久，尼古拉的精神就萎靡下来，病情一天天恶化，体温一天比一天高，像燃烧着的蜡烛日渐衰竭。眼看死神即将降临，作为医生，契诃夫是十分清楚的，他由衷地为二哥感到惋惜和心痛。大哥亚历山大从彼得堡来信，惊慌地询问尼古拉的健康状况，契诃夫回信说：无需问尼古拉是否恢复健康，只需问他还能活多久。
契诃夫时刻陪伴在尼古拉的病榻旁，忧郁地照看着亲人的病体，他产生了一种孤独、凄凉的感觉。眼看二哥气息奄奄，生命垂危，朝不保夕，眼看他那剧烈的咳嗽和咯出的血，他触景生情，联想自己的疾病，也许是自己末日到来的预告吧。他在1888年10月曾给苏沃林写信说：“每年冬天、秋天和春天，甚至在每个潮湿的夏日我都咳嗽。但只当我看见血时，我才感到担心，看到血从口里吐出来，有一种不祥之兆的感觉，好像看见落日反射的红光……”他还说，在4年前，他第一次看见自己咯血，以后也时常看见自己咯血，但他还是确信自己不是肺病。他认为假如1884年发现咯血是开始患肺病的证据，那末他早就不在人世了。“这是我的逻辑”。
他尽量想使交往密切的人相信他没有病。他一方面坚持他明显不变的逻辑，一方面又预感到这里面有点不对头。但他没能扪心细想，完全相信那种肤浅的逻辑。后来他给女友莉卡写信说：“我不十分健康，我几乎连续不断地咳嗽。毫无疑问，我像失去你一样，失去了健康。”他把失去健康和失去爱情同等看待了。
现在他忧伤地感到自己生病了。
在这种情况下，尼古拉可怕的咳嗽和致命的咯血严肃地提醒了他，使他觉得和自己的病情非常相似，好像有人对他那种逻辑开了个玩笑。
契诃夫长时间照看尼古拉，不仅思想陷入极大痛苦和焦灼之中，而且体力不支，精疲力竭，他很想有人替换他，很想脱身换个环境，松弛一下紧张的神经，缓解一下过度的疲劳。正好，6月中旬，伊万和亚历山大先后来到卢卡村，于是他便暂时丢下二哥，动身前往波尔塔瓦去访问他的朋友斯马金一家，准备在那儿休息几天。谁料被暴风雨阻于途中。第二天到达时，就收到当地一个农民从城里给他捎来的电报：“古里亚（尼古拉的爱称）去世。”
尽管这是他预料中的事，但仍然痛苦万分。他立即冒着大雨趁黑起程，前往最近的火车站搭乘火车。一路上颠簸劳顿，饥渴交加。从晚上7点上车到翌日凌晨2点方才回到卢卡村。一进别墅，家里一片哭嚎，个个悲痛欲绝，母亲更是哭得死去活来。
“可怜的二哥尼古拉与世长辞了，”契诃夫写道：“我变糊涂了，我精神全垮了，”他对普列谢耶夫说：“我们家还没有遇到过死人的事，这是第一次见到棺材。”在给莱金的信中写道：“我精神上痛苦万分，竟至对夏日、别墅和朴肖尔河全都感到厌恶。”
4. 创作波折
《没有意思的故事》在报纸上遭到冷遇，《森林之神》演出失败，这使得契诃夫精神上的耐力发生了动摇。
《没有意思的故事》是契诃夫的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故事讲的是一个老教授尼古拉·斯捷潘洛维奇功成名就，精疲力竭，感到末日将临。他对自己的过去作了总结，发现自己的整个一生，他对科学的热爱，对妻子、女儿和他收养的女孩卡佳的态度，对同事及学生的看法，他的激动，他的研究工作，他表面上的成功，这一切都“毫无意义”。面对这种精神上的崩溃，他再也不能同自己的亲人呆在一起了，他甚至丢下了最喜爱的卡佳，跑到哈尔科夫的一家旅店的客房中，等待着死亡的降临。
一天，卡佳用悲观绝望的声调对他说：“尼古拉·斯捷潘洛维奇！……
我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我不能！看在真诚的上帝的份上快告诉我：怎么办？……”“要知道，你是聪明的，很有学识，年寿也高！你当过老师！还是请你说说：我怎么办？”
而他回答：“卡佳，老实说，我不知道……卡佳，吃早餐吧。”
他非常了解卡佳的痛苦，“没有教授同事们所说的共同思想”，他反复地想，“我感到自己日薄西山了，在自己生命的日头没落时，瞧，这个不幸人的心灵还不知道，也不会知道整个生命的归宿之处。”
契诃夫通过老教授尼古拉·斯捷潘洛维奇的悲剧命运的描写，深刻地提出资产阶级社会中知识分子命运的根本问题：资产阶级社会不能以全人类的崇高目标即所谓“共同思想”鼓舞知识界，因而即使最优秀的、诚实正直的知识分子也注定要陷于理智的失衡，精神的空虚即所谓精神崩溃。只有找到主要的社会理想，才可能摆脱《没有意思的故事》，资产阶级社会的统治者不可能提出这种理想，因而这不是老教授个人的悲剧问题。
《没有意思的故事》的整个情调赋予小说主人公走向灭亡的必然命运。
契诃夫写这个故事，是从他这年“整个夏天一直未能摆脱开的很坏的精神状态”中获得灵感的。老教授的苦恼和孤寂同契诃夫当时的惶惑心情极为相似，他这时期由于缺乏理想而苦恼，也看到了成功的虚浮，他也以不可知论者的冷漠态度和泰然心情看待死亡。他和自己的主人公为没有“共同思想”
而悲伤。
契诃夫不想把他本人置于自己的主人公的境地，正面回答他们“怎么办”
的问题，而是无能为力地回答“不知道！”
这篇小说发表以后，文学评论界普遍持严厉的态度，批评者认为契诃夫这篇作品表现了一种悲观主义思想，老教授确信黑暗在等待着他，但却得不到任何慰藉。
契诃夫在一面注视着文学界对《没有意思的故事》的反应，一面潜心写作剧本《森林之神》（此剧后来修改时，改名《万尼亚舅舅》），这是继《伊凡洛夫》之后的第二个剧本。他试图在舞台上再次获得巨大成功。
1889年10月初，剧本脱稿后，立即送去审查，然后又送给彼得堡亚历山德林斯基剧院剧本审查委员会，该委员会认为剧本中找不出“任何效果、任何情景和任何有意义的人物”而拒绝接受。他的朋友连斯基和丹琴科看过剧本后都认为违背了戏剧规律和舞台要求，劝他改写成一篇故事。
对这种评论，他大为吃惊，感到自尊心受到深刻的创伤，他把剧本审查委员会的决定比作“一个军事法庭对我本人、对《森林之神》的判决”（给苏沃林的信）。尤其使他激怒的是，彼得堡谣传《森林之神》的主角、老教授谢列布里亚科夫就是苏沃林的漫画像。对这种无稽之谈他感到十分烦心。
他对这个剧本已经失去信心。但他仍然按照丹琴科的建议，对剧本作了修改，并送给莫斯科阿布拉莫夫剧院，这个剧院接受了，并于12月27日首场演出。
这个违背了整个戏剧规律，试图在舞台上再现平庸生活的剧本，受到了激烈的批评。契诃夫不再坚持，将之束之高阁。《森林之神》失败后，他发誓再也不写戏了，在此后的六年中间，他没有写过一个剧本，只写了几个通俗笑剧《熊》《求婚》等。
二哥的去世，创作上的一连串波折，使得契诃夫精神沮丧，表现出悲观和愤世的倾向。他在给苏沃林的一封信中总括这一时期内心感受和对未来生活的打算时说：“我真想在什么地方去躲上5年，强迫自己做点细微艰苦的工作，我应该一切从头学起，因为作为一个作家，我还缺乏知识。我应当认真地写作，不是每个月写5个印张，而是每5个月写一个印张。”“到1月份，我就30岁了，再见，我昔日的寂寞，再见，我亲爱的无意义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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