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党的时刻
钱学森在美国遭到“驱逐出境理由”是“他是共产党”1955年9月，钱学森回国途中，他所乘坐的“克利夫兰总统号”停靠在菲律宾马尼拉港口时，有位记者还问他：“你究竟是不是共产党员？”钱学森答共产党员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我还没有资格当一名共产党员呢！”
回国之后，钱学森终于从内心发出强烈的声音：我要做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1958年初，钱学森向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吐露心曲：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张劲夫回忆起钱学森在1958年初向他提出入党申请的情形：
在科学院我家住在北太平庄12号楼，一天晚上钱学森同志一个人找到我家里，谈了他在美国20年，所有工作都是在做准备，准备将来为祖国做点事情，所以一美元的保险也不买。回国后，为使人民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将竭尽全力建设自己的国家，并郑重地提出了入党的要求。我很赞同，告诉他按照党章必须经两个人介绍，要他自己找两个入党介绍人。我感到十分欣慰的是，我们科学院党组及时批准了钱学森的入党申请。记得他的入党介绍人是杜润生和杨刚毅两位老同志。当他们介绍了钱学森的情况以后，党组成员一致通过。事实证明，我们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钱学森同志以他的行动表明，他是我党的一名优秀党员，科技界的一面旗帜。他的回国带动了一批海外学子的归来，而他的入党又推动了科学院一大批知名科学家政治上的进步。
钱学森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极其真诚的。
1959年1月5日，中国科学院党委通知力学研究所党总支：钱学森“已被接收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预备期一年，自1958年10月16日至1959年10月16日”。
1959年11月12日，力学所所办支部大会一致通过钱学森转正。从此，这位科学家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名正式党员了。
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钱学森人生道路上的里程碑。从此，他有了坚定的政治信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主动要求降为副职
通常，人们视副职转正为仕途升迁，而钱学森则反其道而行之，主动要求从正转副，只求有利于工作。
从1960年3月开始，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院长不再是钱学森，而是由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兼任，钱学森改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副院长。
钱学森为什么从正院长“降”为副院长呢？
这是钱学森再三主动要求的。
原来，他在美国担任过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系主任，也担任过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主任，那时候美国的这些正职没有太多行政事务，他可以专心于研究工作。然而，在中国，他担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院长，行政事务一大堆，他无法专心从面究工作。所以他主动请辞正职。领导上终于同意他担任副职的请求，派了空军副司令员王秉玮当副院长，主持常务工作。
后来，钱学森担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等一连串副职，而不担任正职。
此外，他不参加剪彩仪式、鉴定会、开幕庆典，也不为人题词、写序，不兼任任何顾问、名誉顾问之类荣誉性职务。
身边多了一个军人
i960年夏日，对于钱学森来说，是最忙碌、最紧张的时刻：苏联专家即将撤走，而“1059”导弹的研制工作正进入关键时期。
就在这个时候，公安部门获知，蒋介石的特务机关派特务企图暗杀钱学森！
那是台湾特务机关获知中国大陆在着手研制导弹、原子弹这“两弹”高度紧张也高度关注。因为中国大陆一旦有了“两弹”无疑是对蒋介石的“反攻大陆”计划的沉重打击。钱学森作为“两弹”的第一号科学家，理所当然成为蒋介石特务机关的关注目标。
笔者从青海的核基地得知，1964年9月，台湾派遣特务陈炳宏从深圳入境，来到青海西宁，利用陈炳宏之子陈安仪在西宁的家作掩护，搜集情报。陈安仪的清华大学女同学朱淑英在221厂驻西宁办事处工作，陈安仪在跟朱淑英“聊天”时获知重要情报：“221厂是搞原子弹的，中共的原子弹就要做成功了，原子弹用的核材料有铀235、铀238，221厂里有3万人，军队警戒态严”其实，就在陈炳宏入境时，已经受到公安部门跟踪。陈炳宏在准备经香港回台北的时候，连同他的儿子陈安仪以及泄密者朱淑英一起被捕。台湾方面见陈炳宏迟迟未归，又派他的妻子、特务卓娅入境，刚在西宁下车就被捕了。经过审判，陈炳宏被判处死刑，陈安仪判17年有期徒刑，卓娅判无期徒刑，朱淑英判7年有期徒刑。陈炳宏刺探核机密案，暴露了蒋介石特务机关破坏大陆“两弹”计划的行径。
就在这个时候，钱学森的身边多了一个军人。这个军人不仅“进驻”钱学森家中，而且钱学森走到哪里，他必定在钱学森之侧1.5米至3米的地方。倘若钱学森去开会，他守在会议室门口，真可谓如影随形。
这个军人还有一个“规矩”：钱学森上楼或者上山，他走在钱学森后面；钱学森下楼或者下山，他走在钱学森前面。这样，钱学森一旦发生意外，他都可以伸手一把抓住钱学森。
这位军人名叫刁九勃。他原本在中国人民志愿军保卫部工作，1958年10月从朝鲜撤回之后，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导弹训练营（对外称“教导大队”）保卫科工作。
i960年夏天，刁九勃突然接到调令，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钱学森身边工作，职务是警卫秘书。
钱学森虽然从担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开始就有了秘书，但是从来没有专职的警卫秘书。
刁九勃突然调任钱学森警卫秘书，他向笔者透露了其中的内情：
那是1960年春，趁着中苏关系恶化，蒋介石在台湾准备“反攻大陆”，策划暗杀中国大陆的导弹专家钱学森。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获得这一情报，立即报告总参，报告主管国防科研的聂荣臻元帅。聂荣臻元帅迅即报告周恩来总理。周恩来总理高度重视这一情报，指示要加强钱学森的保卫工作。
当时，钱学森在中关村的住处所在小区，是有警卫站岗的，但是那警卫是管整片小区，并非专门警卫钱学森。钱学森的工作单位——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有一个警卫连24小时值勤，但是那警卫连是管第五研究院的安全，也并非专门警卫钱学森。聂荣臻元帅为了落实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与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商议，决定给钱学森增派专门的警卫。
当时有两种方案，一是从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派出警卫，二是从国防科委派出警卫。国防科委属于部队编制，从国防科委抽调警卫显然更加合适。
公安部部长罗端卿以为，光是给钱学森派一个警卫是不够的，应当配备警卫秘书。按照当时公安部的规定，只有“四副两高”才够得上配备警卫秘书。所谓“四副两高”，那“四副”是指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而“两高”是指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在当时的中国科学家之中，“享有”这种待遇的只有两人，即钱学森与钱三强，一位是导弹专家，一位是核专家。
多年从事保卫工作的刁九勃，被选中担此重任。刁九勃受命24小时随身警卫钱学森。
刁九勃记得，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政委刘有光少将约见他。刘有光指出，把钱学森的安全保卫工作做好了，把钱学森的生活照顾好了，就是对国防科学研究的重大贡献。
刘有光少将很细心，他深知钱学森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老是有一个人整天跟着他，会很不习惯，甚至不喜欢。刘有光叮嘱刁九勃要做好钱学森的思想工作，要善于跟家中的老老少少打成一片，跟他们搞好关系，他们的满意就是你最大的成功。
刘有光关照刁九勃，“你要把在钱学森身边工作的同志团结好，组织好，你是核心，是领导。无论出了什么事，我都要找你。”
刘有光还说，“你在钱学森家遇上什么困难，随时向我汇报，我会尽力帮助解决。”
带着领导的高度信任，刁九勃向首长钱学森报到，开始执行任务。
刁九勃一上任，就对钱学森的工作环境、住宿环境进行检査。他以为，工作环境的保卫工作不错，但是住宿环境的保卫工作显然不行。钱学森在中关村住的是中国科学院宿舍大楼，而中国科学院是民用单位，人进人出，很难警卫。
刁九勃向领导部门建议，为了保证钱学森的安全，钱学森家必须迁出中关村的宿舍大楼。
也真巧，随着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导弹专家撤离中国，阜成路8号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苏联专家宿舍空空如也，正好可供钱学森迁居之用。由于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是部队单位，本来就门卫森严，何况专家楼不是宿舍大楼，一个单元三层，六套房子，容易警卫。
钱学森的新居比原来大，也就把父亲、蒋英母亲以及蒋英的奶妈接来一起住。于是，底楼的两套房子，1号房由刁九勃等工作人员居住，2号房由钱学森父亲钱均夫以及蒋英母亲蒋左梅、蒋英奶妈三姨妈居住，二层的3号房由钱永刚和钱永真居住，4号房由钱学森夫妇居住。三楼的5号房、6号房住的也是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同事。这么一来，钱学森住处的安全有了保障。
在整个小区，有警卫连值勤。晚间，小区里还有哨兵巡逻。
外人要见钱学森，除了必须在大门口的值班室填会客单登记、交验证件之外，值班室还要给钱学森家中打电话，征得同意，才能入内。
姓钱不爱钱
钱学森1955年回国之后，中国科学院按照教授一级工资，给钱学森每月335.8元人民币。1957年起，钱学森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每月增加津贴100元人民帀。另外，当时中国科学院每年年底给钱学森500元人民币左右的奖金。
钱学森的收入，虽说无法跟他在美国的工资相比，但是与当时普通工人的收入相比，还是不错的了。当时中国普通工人每月工资是32元至140元人民帀之间，厂长、经理和处级干部收入在130元至270元人民币不等。
钱学森夫人蒋英，每月工资为190元。
钱学森夫妇除了负担两个孩子之外，还要负担钱学森父亲和蒋英母亲以及蒋英奶妈。后来钱学森父亲成为国务院文史馆馆员，有了自已的工资，就不用钱学森负担了。
钱学森在1959、1961年两次获得分别为3700元、11568元的稿费，全部捐献。迄今，一封已经发黄的《1961年校党委为钱学森向学校捐款所致感谢信》，仍珍藏在中科大校史馆里；苏联1957年给钱学森26000卢布的礼金(当时折合人民帀14700元），也全部捐献。
凡是钱学森与他人合写的文章，钱学森总是把自已的稿费让给合作者。钱学森总是对合作者说，“我的工资比你高，你留着补贴家用吧。”1990年前，钱学森和他人合作总共着作7部，他把自己应得的稿费14238元，全部赠给合作者。
钱学森姓钱不爱钱，传为美谈，感动了许多与他共事的人。
刁九勃作为警卫秘书，成为钱学森身边工作人员的总负责人，蒋英的奶妈三姨妈就送给刁九勃一个外号，叫他钱家的“大管家”。没想到，后来大家都喊刁九勃为“大管家”。
刁九勃手下有管理员。管理员负责钱学森家的采购工作。刁九勃回忆说，管理员在每月初向蒋英领取一笔生活费用，月底向刁九勃报账，经过刁九勃审核之后，交给蒋英过目，然后再领取下个月的生活费用。开门七件事，都由管理员张罗，钱学森可以从不过问家庭生活琐事，就连两个孩子上学的各种费用，都由管理员负责支付，不用钱学森操心。刁九勃叮嘱管理员，能够为钱家节省的，就尽量节省，绝对不能浪费。
刁九勃手下还有炊事员和保姆。
炊事员王永顺回忆说，首长愿意吃什么菜呢？他是南方人，爱吃蔬菜，清淡的，不要放酱油，不搁花椒、大料，不吃葱姜蒜，吃鱼也不能放葱姜蒜，喜欢吃饼，爱吃面条，经常吃黄鱼面。
第一任的管理员叫李国香。第二任管理员是邢保平。每天，管理员到东单或者西单菜市场买菜，交给炊事员。炊事员负责钱家老小的一日三餐。坎事员汪师傅很善于琢磨钱家的口味，知道钱学森是南方人，菜尽量清淡，隔三岔五吃点鱼。
立夏时节，长江埘鱼肥。虽说价格贵了点，管理员还是买了一条。那天汪师傅精心做好清蒸鲥鱼，钱学森赞不绝口，他已经很久没有吃到如此鲜美的鲋鱼了。
汪师傅知道钱学森的父亲喜欢吃面条，就把面条先放佐料煮一煮，再用卤汁卤一卤，味道就比用白开水煮面条好吃多了。
蒋英的母亲蒋左梅是日本人，喜欢吃热的、软的东西。汪师傅专门给她炖菜，蒋左梅连声道谢。
那时候，钱均夫的干女儿钱月华虽然不住在钱家，但是常去看望钱均夫。刁九勃就从钱月华那里打听“老爷子”对伙食的意见，因为钱均夫很客气，刁九勃往往很难当面从他那里征求到对伙食的意见。
刁九勃说，钱家的伙食其实很一般，钱学森如果不出差，三顿饭差不多都是跟家人一起吃。当时钱学森应酬不多。
聂荣辕元帅很关心钱学森。那时候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有一回聂荣捧元帅从军区的慰劳品中，送了半头猪给钱学森。
刁九勃就把这半头猪交给食堂，然后分期分批从食堂领取猪肉给钱家。坎事员高高兴兴做了一碗红烧肉端上饭桌，钱学森一看见就追问，这么多肉从哪里来的？尽管刁九勃解释说是聂荣臻元帅送的，钱学森还是坚持生活上不能特殊化，关照以后不要从食堂领取猪肉。
保姆工作也很尽心，除了照料钱学森夫妇起居，还照料钱家三位老人和两个孩子。这样，钱月华就用不着每天去那里照料老人了。不过，每星期二，钱均夫必定乘公共汽车来到东四马大人胡同，看望钱月华，在她那里一起吃中饭，直至下午3时，才乘公共汽车回阜成路8号大院。也有时，钱月华到阜成路8号大院看望钱均夫。
钱学森的一对儿女迅速长高，看到两个孩子的衣服小了、短了，刁九勃就让管理员去买。
钱学森出差时，秘书与警卫秘书刁九勃随行。有时候，秘书没有去，刁九勃则一定要去。钱学森乘火车，刁九勃同行。钱学森去酒泉基地，每一回从北京南苑机场乘飞机，刁九勃也都同行。就连钱学森平时乘坐吉姆轿车外出，刁九勃也必定同坐在车上，以保障钱学森的安全。钱学森去人民大会堂开会，刁九勃总是送他进大门，然后到钱学森的专车上待命。会议一结束，习九勃就到人民大会堂大门口等待，钱学森一出门，就由他领路，来到专车。
刁九勃说，钱学森当时每天的工作时间表是“9上、3上、8开会”，即上午9时上班，下午3时上班，晚上8时开会。通常钱学森在早上6：30起床，7：20早餐。
晚饭之后，钱学森总是与夫人蒋英在住地附近散步。这时，刁九勃远远跟在后边。后来觉得老是这样跟着不方便，何况住地附近有哨兵值班，刁九勃就不再跟随。钱学森散步回来之后，再去第五研究院开会，刁九勃就同去，直到钱学森开会结束，刁九勃又同归。
“争气弹”首战告捷
就在中国研制第一枚导弹“1059”的时候，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撤走专家与设备。
1960年10月中旬，陈毅、聂荣臻、陈赓受周恩来总理的委托，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一次大型宴会，宴请着名科学家和工程师。钱学森应邀出席。
聂荣捧元帅在宴会上说：“逼上梁山，自己干吧！靠别人是靠不住的。以后就靠在座的大家了。党中央寄希望于我们自己的专家！”
钱学森发表即席讲话：
“聂帅说，中国的科技人员并不比别人笨，这是客气了。我说，中国科技人员是了不起的。我们不仅有聪明智慧，我们还能够艰苦奋斗。只要国家给了任务，大家便会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去干，甚至为此而损害健康，直到牺牲，也不泄气。有了这种精神，我们就不怕落后，不怕困难多。我们一定要赶上去’我们能够赶上去！”
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在钱学森的领导下，带领着任新民、屠守锷、梁守盘、黄纬禄、庄逢甘、林爽、谢光选等一大批优秀专家，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研制“1059”导弹。
发射“1059”导弹的工作，不仅没有因为苏联专家的撤走而推迟，反而加紧了发射的准备工作。
中央军委作出决定，用国产推进剂发射“1059”导弹，时间定在i960年11月5日。
为了落实中央军委的决定，1960年9月，成立了“1059”导弹首次试验委员会。张爱萍上将为主任，钱学森、王浄为副主任。陈赓大将由于患病，研制导弹的领导工作由张爱萍上将替代他。
陈赓大将是铁汉子。在筹建“哈军工”的那些日子里，由于工作劳累，陈赓的心绞痛便已频繁发作。1957年冬陈赓作为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副团长与钱学森一起去苏联，回国之后突发心肌梗死，不得不在医院休息三个月。此后，他胸口常痛，他却如同“拼命三郎”，依然超负荷工作。i960年夏，陈赓第二次心肌梗死，经过抢救才从死神魔爪下逃脱。到了冬日，胸口疼痛加剧，他仍坚持工作。1961年3月16日，陈赓大将因第三次心肌梗死而病逝于上海，终年仅58岁！陈赓逝世前一天，还在为他的《作战经验总结》写作序言……
当陈赓的骨灰盒用专机运送抵达北京西郊机场时，钱学森闻讯赶往机场迎接。他对陈赓大将的突然去世，深感悲痛。
按照中央军委的决定，钱学森有条不紊指挥着“1059”导弹发射前的准备工作。
i960年9月，第一枚“1059”导弹总装圆满完成。
就在“1059”导弹准备从北京运往酒泉导弹试射场的时候，1960年10月24日，苏联发生了一次世界上最惨烈的导弹悲剧，苏联国防部副部长、炮兵主帅和战略火箭军总司令米特罗凡·伊万诺维奇.涅杰林元帅以及发射场上的160名工程科技人员全部难！
那天，正是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访问美国的时候。赫鲁晓夫临行前给涅杰林元帅下达任务的时候说：“当我赴美国谈判，我的脚踏上美利坚合众国的土地时，你要给我放一枚导弹，吓唬吓唬美国人。”
赫鲁晓夫下令发射的是苏联刚刚研制成功的东方号运载火箭运载月球探测器。在拜克努尔发射场发射前夕，发现一级发动机氧化剂和燃料管路内的高温隔膜故障。按照规定，必须把已经装好的液体燃料全部卸载，才能进行修理。作为苏联导弹主帅，涅杰林当然明白这一点。但是全部卸载液体燃料，那么就不能在赫鲁晓夫的“脚踏上美利坚合众国的土地”的时候发射，涅杰林明白将遭受沉重的政治压力。于是，他就在不卸载液体燃料的情况下冒险抢修。这时，第二级引擎不知何故突然猛烈燃烧，引发满载的液体燃料大爆炸，燃起冲天大火，涅杰林元帅等一百多人当即全部牺牲。事后，人们在现场只找到涅杰林元帅两件遗物，即烧得只剩半块的炮兵元帅肩章和熔化掉的保险箱钥匙。
苏联方面对涅杰林元帅之死严格保密，只是宣称死于“飞机失事”毕竟这是一场巨大的导弹事故，中国方面很快获得相关情报。这一事故距离“1059”的预定发射时间只有20天，而“1059”却是中国导弹的“头胎产儿”。聂荣臻元帅叮嘱，一定要沉着、冷静，做到万无一失。
10月27日，“1059”导弹安全运抵发射场。
10月28日，“1059”导弹进入技术阵地进行单元和综合测试。
11月3日，“1059”导弹的单元和综合测试合格，运往三号发射场区，吊到起竖托架上，像一把利剑，直剌蓝天。
11月4日，在张爱萍、陈士榘两位将军和钱学森的陪同下，聂荣臻元帅从北京飞抵酒泉发射场。当时的国防部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也来到发射现场。
聂荣辕一到达，就开始视察发射现场，他说：“这是我国自已生产的导弹，试验工作一定要严肃认真，不能有丝毫马虎。”
钱学森坐镇指挥，仔细检査发射前的准备工作。
在发射前夕，突然发现导弹舵机有漏油现象。这是极为严重的技术故障。经检査，原因是舵机油压轮泵光洁度不符合要求。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更换新的部件，重新组装。技术人员在严寒中连续奋战，终于排除了这一故障。
一切就绪，钱学森下令，开始往火箭里加注推进剂。
加完推进剂之后，发生异常：导弹的弹体往里瘪进去一块。
钱学森接到报告，马上赶往现场，爬上发射架。他在仔细察看故障之后，作出判断。他说，弹体的变形并未达到结构损伤的程度。他分析了弹体瘪进去的原因：当年，他在美国做过壳体研究工作，知道这是在加入推进剂之后，泄出时忘了开通气阀，造成箱内真空，导致内外压力差过大，就瘪进去了。在点火之后，箱内要充气，弹体内压力会升高，弹体到时候会恢复原状。于是，他认为可以照常进行发射。
这毕竟是第一次发射，酒泉基地司令员、参谋长出于小心谨慎，不同意发射。按照当时的规定，只有钱学森、酒泉基地司令员、参谋长三人签字同意发射，才能发射。
正好聂荣辕元帅在现场，三人请他作最后裁决。
聂荣臻说：“有钱院长的签字，我就同意发射，因为这是技术问题，技术上钱学森说了算。如果只有司令员和参谋长两人签字而没有钱院长的签字，我倒不敢同意发射。”
聂荣臻的话，透露出对钱学森的无比信任。
当晚，忧荣辕告诉大家，周恩来总理已经报告毛主席，同意明天发射。
状况连连，就在这时候，总设计师向钱学森报告，说是零点触发发现故障。钱学森马上下令把负责这一问题的技术员找来，一个从大学毕业不久的扎小辫子的姑娘来了。钱学森用命令式的口气对她说：“必须在十小时内排除故障！”
军令如山。那位姑娘花了四小时就排除了故障。不过，她的嘴歪了那是急歪了的！
清晨，酒泉基地的气温降到零下二十多摄氐度。天气良好，天空片瓦蓝。
9时02分28秒，发射指挥员下达了点火命令。火箭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发射台包围在浓烟之中，“1059”导弹尾部发出一团亮光之后，迅速腾空。先是垂直上升，然后在制导系统的控制下，转弯，飞向预定的目标。
指挥中心不断传来各跟踪台站“发现目标，飞行正常”的报告。
7分32秒后，飞行了550公里的“1059”导弹准确击中目标。
中国第一枚国产导弹，终于发射成功！
“1059”导弹的发射成功，清楚表明钱学森的现场判断能力1960年11月5日，第一枚仿制的1059近程导弹发射成功。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和指挥能力是无懈可击的。
当晚，在酒泉基地的庆祝酒会上，聂元帅高酉杯面：“今天，在袓国的地平线上第一次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一枚‘争气弹’，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以后，我们有了自己的导弹。”
1960年11月5日，是中国导弹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日子。中国人民终于拥有“两弹”中的一“弹”。这一天，离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的归来，整整五年。
“失败为成功之母”
大喜连着大悲。刚刚喝了“1059”导弹的庆功酒，紧接着便是一杯难咽的苦酒。
“1059”导弹的发射成功，表明按照中国导弹研制工作步骤的第一步“先仿制”已经完成。由于是仿制，聂荣臻指示，仿制的规模不宜过大，因为苏联援助的都是些老的产品，这方面更新换代的周期很短，船大了不容易掉头。
紧接着，钱学森领导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开始了第二步和第三步，即在仿制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再自行设计”
自行设计的难度远远高于仿制。
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自行设计的第一种导弹，就是“东风二号”导弹，亦即“df2”导弹。
“东风二号”中近程地对地战略导弹，全长20.9米，弹径1.65米，起飞重量29.8吨，采用一级液体燃料火箭发动机，以过氧化氢、酒精为推进剂，最大射程1300公里，可携带1500公斤局爆弹头。
在苏联专家撤走之后一个月，钱学森就向中央军委递交了研制“东风二号”导弹的计划。经中央军委的批准之后，在钱学森的领导下，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完成了“东风二号”导弹的总体设计方案。
在“东风一号”导弹（“1059”导弹）发射成功的鼓舞下，“东风二号”导弹加紧了投产进度。
1962年的春节前夕，“东风二号”导弹发动机试车成功。
1962年的春节之后，“东风二号”导弹装上列车，从北京运往酒泉发射场。
1962年3月21日，“东风二号”导弹竖立在酒泉发射场，一切就绪，准备发射。
这是中国自己设计的第一枚导弹的发射，正在准备写下中国导弹发展史上的新篇章。当时，钱学森在北京指挥总部坐镇。
在指挥员下达点火命令之后，“东风二号”导弹发出巨大的声响和明亮的火光，照着碧空飞腾。起初，一切正常，现场的工作人员脸上挂着笑容。
突然，“东风二号”导弹失去控制，调头向北飞去，从高处朝下跌落，坠落在离发射塔六百多米处，发生剧烈爆炸，平地升起弥天烟尘！
“导弹飞离发射台后失稳，8秒失去控制，十几秒发动机着火，飞行了几十秒就坠毁爆炸了，在地上砸了20米深的大坑。”在场的钱学森的学生钱振业这么叙述当时的情景。
现场所有的人员都目瞪口呆，因为谁都没有经历过这样巨大的事故。
虽说研制火箭、导弹本身就是高风险的工作，当年德国冯·布劳恩在试验时火箭爆炸导致三人当场炸死，不久前苏联元帅涅杰林等一百多人当场炸死在导弹发射架下，但是“东风二号”导弹的坠落、爆炸，还是给中国刚刚建立的导弹研制队伍以极大的震撼。
“东风二号”导弹的失败，给中国年轻的导弹研制队伍泼了一盆冷水，意识到研制导弹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聂荣臻元帅给在北京的钱学森打电话，要钱学森带一个工作组来酒泉基地，分析事愿因。
钱学森急急从北京乘专机赶往酒泉基地。内心承受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但是，一到现场，钱学森就镇定地给大家打气，他深知他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整个研制队伍的士气。
钱学森一派大将续，他说：“同志们，不就是摔下来一个‘东风二号’吗？今天它掉下来，明天我们将把它射上去，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当年，我在美国的时候，写一篇很重要的论文，写成的只有几页，可是我写的底稿，却装满一个柜子。到底失败了多少次，我自己都数不清了。如果失败了就哭鼻子，闹情绪，恐怕就没有后来的成功了。”
钱学森还说：“科学试验嘛，如果每一次都保证成功，又何必试验呢？那就制造出来直接拿去用好了。我说，我们不要怕失败，失败了，总结经验教训，再重来。经过挫折和失败，会使我们长才干，变得更加聪明。取得成功，对我们是锻炼；遭受失败，同样可以使我们得到锻炼，而这种锻炼则更为重要，更为宝贵。”
钱学森的讲话，重振了导弹研制人员的士气。
当时的酒泉基地，天寒地冻，钱学森带领大家在基地附近收集“东风二号”导弹的残骸、碎片。花费了两三天时间，才把大部分残骸、碎片找到。
残骸被拉到导弹总体设计部试验车间。面对残骸，钱学森一脸严肃，仔细分析着“东风二号”导弹失败的原因。
钱学森从失败中汲取的不仅仅是单纯的技术原因。钱学森提出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则：“把一切事故消灭在地面上，导弹不能带着疑点上天！”
钱学森认为，“东风二号”导弹的失败，在于上天之前，没有在地面上进行充分的试验。必须建设一批导弹的地面测试设备。尽管建设地面测试设备要花费很多资金’但是这样做值得。只有在上天之前做好充分的地面测试，才能保证导弹上天万无一失。
钱学森提出的这一原则，后来成了中国火箭、导弹研制不可动摇的原则，一直沿用至今。
从此，新试制的导弹在发射前都必须在地面进行多项大型试验。全部合格之后，才能运往发射场。也正因为这样，“东风二号”导弹事故之后，中国的火箭、导弹发射，几乎没有再发生类似的重大事故。
钱学森还指出，“东风二号”导弹设计的时候，设计人员是按照苏联导弹照猫画虎，没有消化吃透，更没有掌握总体设计的规律性。从此，钱学森认为必须加强对于总体设计规律性的认识，并专门设立了总体设计部。这个总体设计部负责对各个分系统的技术难题进行技术协调，统筹规划，总体设计。钱学森总结出一句非常深刻的话：“不求单项技术的先进性，只求总体设计的合理性。”
钱学森的学生深有体会地说：“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由老干部、工人、科技专家和刚毕业大学生等组成。干部不懂技术，科研人员不懂管理，大家焦头烂额。有了总体设计部之后，航天工程的系统实践就井然有序了。”
钱学森还建立了导弹型号设计师制度。1960年8月17日钱学森任命李同力为544舰对舰导弹总设计师。1962年5月，钱学森任命林爽为“东风二号”地对地导弹总设计师，钱文极为“543”(“红旗一号”）地对空导弹总设计师，吕琳为“544”海防导弹总设计师。总设计师负责导弹的总体设计。此外，还建务立了主任设计师、主管设计师制度，分别负责导弹的分系统和会单机设计。这一系列制度的建立，使导弹设计走上正规、有序的纤。
钱学森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一次失败，为后来的一次次成功奠定了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确实“失败为成功之母”。
钱学森“失踪”了
“东风二号”导弹事故之后，钱学森就“失踪”了。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很少看到所长钱学森的身影。
其实，钱学森不光是从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失踪”，也从家中“消失”了。
钱学森三天两头出差。他在酒泉基地一工作就是十天半月，甚至一个月。他的行踪严格保密，就连夫人蒋英也不知道。有一回蒋英一个多月都不知道丈夫的音讯，就找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询问：“钱学森干什么去了，这么长时间杳无声息，他还要不要这个家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同志连忙向她解释：“钱院长出差在外地，平安无恙，只是工作太忙，暂时还回不来，请您放心。”
蒋英回忆说：“那时候，他什么都不对我讲。我问他在干什么？不说。我问他到哪儿去？不说。去多久？也不说。”
任新民回忆说，“东风二号”导弹发射失败之后，他几乎都在基地工作，只在春节时回家几天。钱学森在全力以赴解决“东风二号”导弹存在的问题。
“东风二号”导弹的副总设计师兼控制系统主任设计师黄纬禄说，经过钱学森和大家反复讨论，认定“东风二号”导弹坠落的原因是：“东风二号”跟“东风一号”的弹体直径一样，但是弹体的长度加长了。这是因为考虑到“东风二号”导弹打的距离要比“东风一号”远，所以推进剂要多装，拉长长度是为了多装推进剂。这么一来，“东风二号”的弹体在发射之后像一根扁担一样产生振动，这种弹体的弹性振动，导致了发射的失败。
钱学森经过仔细调査，把事故的原因归结为两点：一是没有充分考虑导弹弹体是弹性体，飞行中弹体会作弹性振动，与姿态控制系统发生耦合，导致导弹飞行失控；二是火箭发动机改进设计时提高了推力，但强度不够，导致飞行过程中局部破坏而起火。
找出原因之后，在钱学森的主持下，修改了“东风二号”导弹的设计图纸，研制出改进型“东风二号”导弹。
0mh号”离要鎌，必misat也面上搬。
1964年春天，改进型“东风二号”导弹，在新的全弹试车？上进行试车，经过两次全弹试车，完全合格
经过两年的总结、测试，1964年6月29日上午7时，改进型“东风二号”导弹竖立在酒泉发射场的发射架上。
这一回，钱学森在酒泉发射现场亲自指挥。坐在他身边的是张爱萍上将。聂荣臻元帅在北京指挥总部坐镇。钱学森打电话向聂荣辕元帅报告，一切就绪。聂荣臻同意发射。
钱学森向现场指挥员下达点火命令。
改进型“东风二号”导弹在7时5分发射，先是笔直刺向蓝天，然后开始倾斜，按照预定的轨道，飞向千里之外的新疆荒漠。
命中目标！发射成功！改进型“东风二号”导弹终于旗开得胜。
钱学森充满感慨地在酒泉基地发表讲话：“如果说，两年前我们还是小学生的话，现在至少是中学生了。短短两年，大家努力提高到中学水平，不简单。现在，美苏都欺负我们，但是，我们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发扬自力更生精神，战胜了很多困难，终于打破他们对尖端技术的垄断，这是值得庆贺的一件大事情。”
聂荣辕元帅打电话向钱学森表示热烈祝贺。他说：“现在看得更清楚了，上一次的失败，的确不是坏事情。这个插曲很有意义。”
紧接着，在1964年7月9日、11日，两次发射“东风二号”导弹，都获得成功。三发三中，这表明“东风二号”这一型号的导弹具备稳定的技术基础，可以投入批量生产，先后生产了160枚。
从1966年起，“东风二号”导弹开始装备部队，成为第一种投入实战的中国自已设计、自已制造的中程地对地导弹。
从此，中国不断扩大“东风”导弹“家族”。2009年10月1日亮相于新中国国庆60周年大阅兵队伍中、最引人注目的“东风31a型”核导弹，就是“东风”导弹“家族”的新成员。
穷途末路的“黑寡妇”
1959年10月7日9时，一架美制rb57d型高空侦察机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以19500米的高度进入中国大陆。像往常一样，这架美制rb57d型高空侦察机大摇大摆，毫无顾忌，深信在那样的高度毫无敌手，肆无忌惮地直扑北京。
美国和台湾方面万万没有想到，12时4分，这架rb57d型高空侦察机失去了联系。残骸坠落在通县东南18公里的田野上，上尉飞行员王英钦也当场毙命。
翌日新华社低调地报道这一胜利，只是说在华北上空击落美制rb57d型高空侦察机一架，一个字也没有提到是用什么新式武器打下的。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一头雾水。起初以为是rb57d型高空侦察机自身突然发生故障而坠落。后来才吃惊地获知，大陆是用地对空导弹把它击落的。
这次战斗，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因为虽然当时美、苏、英、法等国都研制了地对空导弹并装备了部队，但是从未用于实战。中国人民解放军用“萨姆2”导弹击落高空侦察机，成为世界上在实战中地对空导弹击落敌机的第一例。
原来，在钱学森的领导下，中国的科学家在研制地对地导弹的同时，也着手研制地对空导弹。
自从rb57d型高空侦察机被大陆击落之后，大陆的天空清净了整整两年零三个月的时间。
然而，到了1962年初，一种外号叫做“黑寡妇”的美制新式高空侦察机，又从台湾起飞，开始光临中国大陆上空，甚至长驱直入进到中国大陆腹地罗布泊上空，拍摄那里的21基地——基地。
“黑寡妇”又像往日的美制rb57d型高空侦察机那样无所顾忌，是因为飞行高度达2.2万米，是当时美国最先进的高空侦察机，可长途飞行9个小时。
这位“黑寡妇”就是u2高空侦察机。u2是由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制开发，首飞时间为1955年8月4日。
u2的特点是机身很轻，机翼很长，机长15.11米，翼展达24.38米，适合于高空长时间飞行。由于飞行高度很高，飞行员甚至要穿上宇狮艮驾驶飞机。
美国用u2武装台湾空军。台湾为此专门成立了空军第三十五独立中队，专门执行u2任务。这个中队以黑猫为标志，人称“黑猫中队”。美国特意让台湾的驾驶员驾驶u2深入中国大陆侦察，为的是万一被击落，遭到俘获的不是美国飞行员，可以避免弓胞国际纠纷。
有一次，当蒋介石在看u2侦察机拍摄的照片时，随口问道，有没有浙江奉化他老家的照片？于是，“黑猫中队”特地让u2飞机在奉化上空拍摄，结果在照片上蒋介石母亲的坟墓清清楚楚，使蒋介石大为惊讶。
由于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不再向中国出口“萨姆2”导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地对空导弹“543”部队只能用所剩不多的“萨姆2”导弹对付“黑寡妇”地对空导弹部队原本驻守在北京附近。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召集专门会议，研究对付u2的办法，终于想出了一个妙计。
“543”部队以“打井队”的名义，从北京悄然南下，埋伏在江西向塘军用机场附近。1962年9月7日，解放军的大批轰炸机从南京飞往向塘，降落在向塘军用机场。这一军事动向果然引起台湾方面的局度关注。
翌日——9月8日，一架u2由“黑猫中队”杨世驹驾驶，果真越过了台湾海峡，原计划先飞往昆明，然后再转往南京、桂林，转了一圈之后，直扑南昌。然而，这架u2在桂林上空出了一点故障，杨世驹就径直飞回台湾桃园机场，没有进入圈套。
9月9日7点32分，又一架u2由“黑猫中队”陈怀（又名陈怀生）驾驶，再度进入大陆，飞过福州、南平，朝南昌飞来。忽然，转悠到九江上空。8点24分，u2从九江掉头，直扑向塘军用机场。这一回，u2中了解放军地对空导弹部队设下的圈套。两颗“萨姆2”导弹腾空而起，u2拖着长长的黑烟倒栽葱！飞行员陈怀来不及跳伞，当场身亡。
在指挥所坐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见到u2从雷达荧光屏上消失，兴高采烈地大喊道：“有茅台酒没有呀？快拿茅台酒来！”
这一新闻见报后，中国大陆万众欢腾，天安门广场举行万人大会庆贺胜利。
击落敌机的“543”部队2营营长岳振华带着u2飞机碎片前往北京，受到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接见。
毛泽东后来在跟外宾谈话时，笑称“u2飞机被中国人民用竹竿捅了下来”。
尽管蒋军的一架u2飞机被“萨姆2”导弹打下，但是蒋军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苏制“萨姆2”导弹很有限，依然有恃无恐，不断派u2飞机进入中国大陆。
解放军地对空导弹部队摸到了u2飞机的规律：在飞往中国大陆西北侦察酒泉基地、罗布泊核基地之后，返航时总是要经过陕西潼关。于是“543”部队就在潼关一带布阵。
1963年11月1日，黑猫中队的叶常棣驾驶u2在中国大陆西北侦察之后，返航时进入“543”部队的“口袋”里。“543”部队2营连发三发“萨姆2”导弹，把叶常棣驾驶的u2飞机打了下来！叶常棣跳伞后被活捉。
中国导弹专家检査发现，u2飞机安装了“12号预警系统”。所谓“12号预警系统”就是能够在160公里外侦测到“萨姆2”导弹搜索雷达的信号，让飞行员及时驾机逃避。
钱学森领导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功研制“反电子预警1号系统”一先以假频率跟踪敌机，在u2的距离只有40公里的时候，再改用真频率发射引导导弹。这样，u2就躲避不及。
1964年7月9日，黑猫中队李南屏驾驶u2飞机在中国南方侦察时，飞至广东汕头附近，“12号预警系统”突然发出警告，就在李南屏惊呼一声“12号高频灯亮起”的时候，他的u2飞机已经中了导弹！
中国人民解放军地对空导弹部队一次又一次用苏联“萨姆”导弹击落u2飞机，在欢欣鼓舞之后，数一数苏制“萨姆2”地对空导弹已经所剩无几，中国加快了自制地对空导弹的工作进程。
在钱学森的领导下，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担负起研制地对空导弹的重任。
钱学森任命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二分院副院长为地对空导弹总设计师，这位总设计师居然也姓钱，叫钱文极。吴展、陈怀瑾、李蕴滋为副总设计师（后陈怀瑾接任总设计师)。
钱文极倒是一位“老革命”。他1916年出生于江苏太仓。同夺济大学肄业。1938年到延安，曾任中央军委通信局材料厂技术养员、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通信局装配科科长。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在太行山区装制了无线电台以接替陕北广播电台，使中共中央的声音传播到全国各地。解放后钱任解放军总参谋部通信部器材处处长，通信部电子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
钱文极出任地对空导弹总设计师之后，第一步工作就是仿制苏联的“萨姆2”导弹。于1963年4月完成模型弹仿制，6月进行模型弹飞行试验。仿制的导弹命名为“红旗一号”。
与此同时，从1964年1月，在“萨姆2”导弹的基础上改进设计，研制“红旗二号”地对空导弹。
1967年6月，“红旗二号”地对空导弹设计定型，投入批量生产，开始装备部队。
1967年9月8日上午，一架u2飞机进入浙江嘉兴地区侦察，飞行高度为2~2.05万米，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导弹部队用国产“红旗二号”地对空导弹击落。
此后，中国大约生产12000枚的“红旗二号”地对空导弹，为确保领空安全作出巨大的贡献。
自从中国拥有大批的国产地对空导弹之后，“黑寡妇”再也不敢光顾中国大陆。
1964年2月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寓所接见钱学森、李四光、竺可桢三位科学家。
毛泽东问钱学森：“你搞的导弹那么厉害，有没有办法对付它呀？”
钱学森回答说：“美国搞了些试验，但不成功。”
毛泽东说：“有矛必有盾。再厉害的东西总可以找到对付的办法嘛。搞少数人，有饭吃，专门研究这个问题。5年不行，10年不行，15年，总可以搞出来。”
毛泽东所说的，也就是研制反导弹系统。
那时候，毛泽东的指示都必须照办。钱学森回去后，传达了毛泽东的话，第七机械工业部第二研究院就成立了反导弹研究组。为了保密起见，称为“640工程”。
“邱小姐”跟导弹结合
1964年10月16日14时59分40秒，新疆马兰核基地主控站的操作员按下了电钮，引爆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20秒钟之后，罗布泊闪过一道白中带蓝的光芒。紧接着腾空而起的是巨大的蘑菇云，伴随着巨大的轰鸣与飞沙走石的飓风！
也真巧，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正好在这一天下台。外电的评论以为中国为了庆贺赫鲁晓夫下台而放了“大炮仗”。其实那纯粹属于巧合。
有人称钱学森为“中国原子弹之父”有的报纸曾经以《一张香烟纸，让中国提前20年拥有原子弹！》为题报道钱学森，还有人写信向钱学森请教中国核武器的发展史，钱学森给予的答复是“问道于盲”！
钱学森是火箭专家、导弹专家，并非核专家。如果说，钱学森是中国研制导弹、火箭的主帅，那么钱三强、邓稼先是中国研制核武器的主帅。
钱学森的贡献是让核武器跟导弹结合，制成威力无比的核导弹。
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是在102米高的铁塔顶部引爆的。外电在震惊之余，嘲笑中国的原子弹是“无枪的子弹”——安装在铁塔顶部的原子弹，怎么去进攻敌人？
中国很快就解决了“枪”的问题：1965年5月14日，中国用一架图16轰炸机在罗布泊上空成功地空投了一颗原子弹。9时59分10秒，弹舱打开，原子弹从飞机中落下，向靶标坠去。50秒后，又一个“大炮仗”打响，再一次震惊世界。
用轰炸机投掷原子弹，虽然说是中国的核武器“有弹有枪”不过早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就是用轰炸机向日本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轰炸机这杆“枪”已经显得落后。
最先进的“枪”是导弹。原子弹+导弹=核导弹！
核导弹比起用轰炸机投掷原子弹，更具有威慑力。核导弹的射程远，命中率高，而且难以阻挡。
其实，早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前，钱学森就以超前的眼光，提出了“两弹结合”的构想，要给中国的原子弹配一支最好的“枪”钱学森的远见卓识受到高度重视。1964年9月1日，中央专委召开会议，决定由负责研制原子弹的第二机械工业部和负责研制导弹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共同组织“两弹结合”方案的论证小组，着手进行核导弹的研究设计，钱学森担任总负责人。
就在会议结束的第二天，钱学森就跟论证小组开始工作，论证“两弹结合”的初步方案。
1964年10月10日，在国防科委大楼里，钱学森向聂荣臻报告“两弹结合”的初步方案：“我们已经同二机部研究讨论过，弹头准备装在‘东风二号’导弹的空间，位置稍向后移，重心作适当调整。我们认为这个办法是可行的，也是可靠的。”聂荣绩握着钱学森的手说：“很好，看来你又要忙一阵了。”不久之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试爆成功，使核导弹的论证小组加快了研制进度。
核导弹的研制，对于核武器和导弹都提出了新的要求：核导弹是把原子弹安装在火箭上，这就要求原子弹必须小型化；核导弹也要求火箭加大推力，加强安全可靠性，尤其是要求制导系统提高命中率。
第二机械工业部和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通力合作，逐步解决这些技题。
张劲夫回忆说：在导弹上装原子弹，特别是氢弹头。这项工作很关键的问题是要有高能炸药，就是弹头不能太重了，太重就发射不远。要发射得远，弹头要有重量最高限度。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在甘肃专门建立了一个分所，与五机部一个所协作，专门研究高能炸药。经过不断的地面试验，最后把高能炸药的关攻破了，能够使我们的导弹带上原子弹、氢弹，发射得很远很远，成为战略火箭，就是带有核弹头的战略导弹。
用于核导弹的就是“东风2a号”火箭。在解决原子弹的小型化之后，试制核导弹的条件已经具备。
钱学森严字当头，对核导弹的细节都提出严格的要求。核导弹按部就班进行了一系列地面测试之后，在装上核弹头之前，还要进行没有核弹头的发射，这叫“冷试验”。钱学森两度飞往酒泉发射基地，亲自对进行“冷试验”的导弹进行仔细检査。钱学森特别注意对相关协作单位制造的元件、部件进行严格的检査。他强调，不可有任何的疏忽，一根没有焊好的电线，一个不合规格的元件，都可能造成严重的事故。
酒泉导弹发射基地的一位新战士，受到了钱学森的表彰。
这位新战士发现弹体内有一根大约五毫米长的小白毛，担心因此造成通电接触不良，就用镊子夹、细铁丝挑，都未能取出小白毛。最后，战士用一根猪鬃终于挑出了小白毛。钱学森把这根小白毛小心翼翼包起来，带回北京，希望从事“两弹结合”的科研人员都向那位新战士学习。
聂荣臻元帅也非常严格。据聂荣臻秘书范济生回忆：在导弹总装车间，零部件小到一颗螺丝钉，都是有严务格数量的。有一次，聂总听组装人员无意中说：“导弹组装1966年钱学森在基地协助聂荣臻元帅主持两弹结合飞行爆炸试验时，最后发现少了一颗小螺丝钉。”有人主张全部拆卸开找，有人认为费了大力才组装起来，为一颗小螺丝钉不值得再大折腾，不会出什么问题，或许掉在地上了，根本没有落在导弹内。聂总当时正在病中，听说这件事后立即要我陪同张爱萍同志赶赴导弹总装基地“坐镇”。我们遵照聂总指示，一直坐在总装车间，直到把这颗螺丝钉找到，聂总这才放心地同意按期发射。后来，聂总以此事为例告诫我们：“科学就是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和马虎。”
核导弹的试射方案制定出来了。此前，美国和苏联试验核导弹，是从自己的国土上往大洋里打。中国虽然有着辽阔的海岸线，可是当时的中国海军还不够强大，中国的核导弹不能往大洋里打。所幸中国是幅员广大的大国，选择了在自己的国土上试射核导弹，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经过反复研究，确定核导弹从酒泉基地射向894公里之外的罗布泊。
1966年6月30日，周恩来总理在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后，由巴基斯坦拉瓦尔品第回国，他在途中于14时40分在酒泉导弹试验场降落，亲自检査这次核弹与导弹结合飞行试验的各项准备工作。
虽然两次“冷试验”都圆满成功，但是那毕竟只有两次，并不能保证“热试验”万无一失。按照预定的弹道，核导弹要从兰新铁路飞过，那里附近有五万居民。周恩来总理问，核导弹落在那里的可能性有多大？科研人员经过计算，回答说：概率为十万分之六。毕竟还有十万分之六的可能性呀。周恩来总理指示，这次发射一定要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为了要保险，必须临时全部撤离这五万居民。另外，周恩来还指示，要对发射之后核导弹偏离预定轨道，做出预案——导弹上的安全系统将自动启动，在空中把核弹头炸成碎片，防止原子弹爆炸。
196碎10月8日、200，周恩来两次主持中央专委会会议，专门讨论这次两弹结合试验。周恩来强调，这类试验，美国和苏联规在海上进行的，我们在本luc陆上进行，一定不能hi乱子。钱学森曾经这样回忆周恩来总理：那个时候周恩来总理抓我们这项工作，他提出来做这项工作的16个字方针，16个字就是“严肃认真、周到细致、一丝不苟、有错必究”，而且要达到这个要求，他又说有三高的要求，三个高字：第一个高是“高度的政治觉悟”，第二个高是“高度的组织纪律性”，第三个高是“高度的科学性”。
那个时候大概每个月或者三个礼拜，要开一次向他的汇报会，他的要求很清楚，所有负责各方面、各部分结构的负责人都要来。周总理就坐在那里听我们的汇报，很细致、很耐心。汇报当中，周总理也有问题要解答。他记性非常好，你上一次汇报的数据如果跟你这次汇报的数据不一样，他就问怎么上一次你说的不是这个数据？所以我们这些人去向总理汇报都要很小心，你上一次怎么说可得记住，这次如果也需要改变的话，就得说明为什么改变。有的时候，到下午六时还没完，总理就说那就大家在这儿吃顿晚饭吧，吃完晚饭再继续开会。有时候这样的会一直开到晚上10点还不停，开到11点甚至更晚，一直到会完了，我们离开人大会堂，向周总理说再见的时候，周总理还对我说：“钱学森你别太累着。”我心真是感动得流泪。我想周总理比我累得多，他还跟我说这样的话。
经过周密的部署，经中央批准，中国首枚核导弹在1966年10月择机发射。
1966年10月24日晚，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辕、钱学森向毛泽东汇报“两弹”结合飞行试验的准备工作情况。聂荣臻提出要去现场主持试验。毛泽东批准了进行这次试验，同意聂荣臻到现场主持试验，并说：这次试验可能打胜仗，也可能打败仗，失败了也不要紧。
1966年10月27日9时，“东风2a”核导弹点火升空，9分14秒后核弹头在距发射场894公里之外的罗布泊弹着区靶心上空569米的高度爆炸。
“两弹结合”完全成功。从此，中国的核武器，不仅有弹，而且有了一支能够射向地球任何一个角落的“枪”。短短几年，中国在研制原子弹的道路上，成功地走出了三步：
第一步——1964年10月16日，首颗原子弹在102米高的铁塔顶部试爆成功。
第二步——1965年5月14日，用轰炸机在罗布泊上空成功地空投了一颗原子弹。
第三步——1966年10月27日，首枚核导弹试射成功。
翌日，钱学森的大名出现在美国《纽约时报》头版的“新闻人物”栏里。美国情报机关一直“关注”着钱学森。他们知道，中国这次热核导弹的总策划是钱学森。
《纽约时报》在报道中这样写及钱学森：
一位15年中在美国接受教育、培养、鼓励并成为科学名流的人，负责了这项试验，这是对冷战历史的嘲弄。
1950~1955年的5年中，美国政府成为这位科学家的迫害者，将他视为异己的共产党分子予以拘捕，并试图改变他的思想，违背他的意愿滞留他，最后才放逐他出境回到自己的祖国。
中国卫星跃上太空
中国拥有“两弹”之后，下一个目标便是拥有“星”——人造地球卫星。
人造地球卫星除了“星”本身之外，更重要的是火箭，以强有力的火箭把“星”送上太空。不言而喻，这又要钱学森出马。
当时的“卫星形势”是：
苏联在1957年、美国在1958年发射了各自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摘取了金牌和银牌。法国在1965年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摘取了铜牌。
日本则在1966年成为第四名。
毛泽东主席虽然早在1958年就说“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无奈中国的政治运动不断，冲击着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工作。再不抓紧，中国恐怕连第五名都挨不上。
钱学森推荐孙家栋担任人造地球卫星的总体设计。钱学森说，孙家栋“敢干事，会干事”。
孙家栋大胆地提出，简化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不要那么多的探测仪器，先放一颗“政治卫星”，把那个鸭蛋打破。这样，可以大大加快发射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进度。
孙家栋对这颗“政治卫星”的设想是“上得去、抓得住、看得见、听得到”。
所谓“上得去”就是发射成功。所谓“抓得住”就是准确入轨。对于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来说，“上得去，抓得住”是最起码的要求。
所谓“看得见”，是指在地球上用肉眼看得见。所谓“听得到”，是指从卫星上发射讯号，在地球上可以用收音机听得到。
“看得见”不大好办，因为当时设计的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直径只有一米，何况表面也不够亮，在地球上很难用肉眼看得见。如果加大卫星，超过了运载火箭的承载力，又不行。孙家栋想出妙计，把脑筋动到三级火箭上面：当卫星进入太空之后，卫星在前面飞，三级火箭在后面飞，这个三级火箭比卫星大得多，只是表面灰暗，不反光。孙家栋设法在三级火箭外面套上一个球形的气套。进入太空之后，卫星弹出去了，这个气套也通过充气，成了直径3米的大气球。他又想出办法，把气套表面镀上银白色的金属，变成了银光锃亮的大气球，在地球上用肉眼就能看得见。
至于“听得到”，孙家栋回忆说：“那个时候老百姓只有收音机，这个频率短波听不见。后来想了个办法，就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给转播一下。但是听什么呢？光听嘀嘀嗒嗒的工程信号，老百姓听不懂是什么。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就碰出个火花：放《东方红》乐曲，都说可以，向钱学森汇报，钱学森也支持。但这是个大事情，钱学森又叫人写了一个报告，给了聂荣臻元帅。聂帅也同意了，报给中央，中央最后批了。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大家热情很高，但中央批了以后，就等于说是中央下了这个任务，那就得把这个事办好。这一来就感觉压力大了。第一次搞这种仪器，如果上天以后又变调了，这在当时‘文革，期间是绝对不可以的，那压力可真大。后来做得很好，搞设备的同志可是立了功了。”
令孙家栋左右为难的是，当时参加研制人造卫星的单位，要在仪器上镶嵌毛泽东像，说是要把毛泽东像送上太空，让全世界人民都看到！这许许多多毛泽东像都是金属的，增加了人造卫星的重量，这怎么行呢？
1969年10月，卫星初样完成，钱学森带着孙家栋等人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孙家栋提出了毛泽东像的问题。周恩来不愧为一个充满政治智慧而讲话又滴水不漏的人。他并没有正面回答放还是不放毛泽东像章，而是说：“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当然要无限热爱、崇拜毛主席。你看看人民大会堂——政治上这么重要的地方，有的大厅挂了主席的像，有的会议室挂了主席写的字。但是挂在什么地方，都不是随随便便的，必须非常严肃、非常认真地来考虑什么地方合适挂，什么地方不合适挂，你看咱们这个会议室就没有挂。你们回去也要好好考虑一下……”
孙家栋会心地一笑。那些毛泽东像，就凭周恩来的这几句话，没有装进卫星。
在发射卫星之前，必须对运载火箭“长征一号”进行试验。任新民是运载火箭“长征一号”的总设计师。
“长征一号”是三级运载火箭。在任新民的领导下，攻克了多级火箭组合、二级高空点火和级间分离等技术关键，再加上新研制的第三级固体火箭，组成三级运载火箭。
在发射卫星之前，首先要对“长征一号”三级运载火箭进行发射试验。
1969年11月16日下午6时，首枚用“长征一号”火箭推进的中远程导弹准时点火起飞，飞行到18秒时，突然间发生故障，不知去向！
本来，只要弹头一进入落区上空，落区的观测人员凭肉眼也能立即发现目标。在弹头着地后几分钟，就能把落点位置找出来。然而，这一回过了40多分钟了，没有一观测人员发现目标！
当时最大的担心是导弹飞出国境，落到苏联领土上。中苏关系正处于最紧张的时刻，发生这样的事件将给中国带来极大的麻烦。周恩来总理接连三次从北京打来电话，询问火箭到底落到什么地方了？
于是，空军出动飞机进行搜索。在第三天，终于在新疆某地发现了火箭残骸。经过调査，査明火箭飞行失败是由于一个程序配电器发生了故障，导致二级火箭未能点火而自毁坠落。
在任新民领导下，经过两个多月的检査、研究、改进，1970年1月300，“长征一号”火箭终于试射成功。
1970年4月1日，载着两颗“东方红一号”卫星（其中一颗备用）和一枚“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专列，秘密运抵酒泉卫星发射场。
1970年4月2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听取钱学森关于卫星和运载火箭情况的专门汇报。钱学森和任新民等专程从酒泉发射基地赶到北京。周恩来总理指出：“这是我们第一次发射人造卫星，意义很大。不仅要把卫星送入轨道，还要对我国卫星飞经各国首都上空的时间，如乌干达、赞比亚、也门、坦桑尼亚、毛里塔尼亚等国家作好预报，鼓舞第三世界人民。”
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在进行检测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长征一号”火箭终于点火。
1970年4月25日18点，新华社授权向全世界宣布：
1970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卫星运行轨道的近地点高度439公里，远地点高度2384公里，轨道平面与地球赤道平面夹角68.5度，绕地球一圈114分钟。卫星重173公斤，用20.009兆周的频率播送“东方红”乐曲。
“东方红一号”卫星真的可以用肉眼“看得到”，而且可以“听得到”东方红乐曲，达到了“政治卫星”的宣传效果。
这时，距离毛泽东所说的“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这句话，已经过去12个年头。“东方红一号”卫星达到了毛泽东所说的“鸡蛋那么大的我们不抛”的要求：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83.6公斤，美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8.22公斤，法国的为38公斤，日本的为9.4公斤，而中国的“东方红一号”重达173公斤。
“东方红一号”的成功，意味着中国的火箭技术达到了新的7jc平，为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添上那颗宝贵的“星”。
1970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晚上，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钱学森、任新民、戚发轫等参加第一颗卫星工程研制的代表。
毛泽东紧握着钱学森的手，表示祝贺。这时，任新民“躲”在后边。周恩来总理发现了，就说任新民同志，请到前边来，不要老往后边躲，你的座位在我这边。”周恩来向毛泽东介绍任新民说，“他就是我们放卫星的人。”毛泽东主席赞叹说：“了不起啊，了不起！”
1970年7月，钱学森调到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担任副主任，1975年任新民被任命为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从此，中国一颗又一颗功能各异的人造地球卫星飞上太空，为发展中国的国民经济和加强国防力量，作出巨大的贡献。
孙家栋由于在人造地球卫星和航天方面作出巨大贡献，1988年当选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92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996年当选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1999年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03年任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
2009年3月，当年的“年轻人”孙家栋也已经80岁。钱学森专门写信，祝贺孙家栋80大寿。
孙家栋院士：您是我当年十分欣赏的一位年轻人，听说您今年都80大寿了，我要向您表示衷心的祝贺！
您是在中国航天事业发展历程中成长起来的优秀科学家，也是中国航天事业的见证人。自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首战告捷起，到绕月探测工程的圆满成功，您几十年来为中国航天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共和国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我为您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
希望您今后要保重身体，健康生活，做一名百岁航天老人。
谨祝生日快乐！夫人面前代致问候！
钱学森2009年3月3日
收到98岁高龄的钱学森的贺信，孙家栋非常高兴。孙家栋说，自已做的每一件工作都是在钱学森的指导下完成的，是钱学森的学生。
2010年1月11日上午，200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揭晓，孙家栋获此殊荣。孙家栋回顾自己的人生道路时说：
钱老这位恩师，对我的一生影响是非常大的。得到这样的大奖的时候，一定要感谢钱老几十年来对我的培养和教育，我会尽一切努力不辜负他对我的希望，同时把航天事业做得更好。
力荐逆向思维的年轻人
钱学森慧眼识英才，善于从年轻一代中发现栋梁之材：在研制导弹的时候他举荐了任新民，在研制人造地球卫星时他举荐了孙家栋，而在载人航天工程启动时他说王永志可以挂帅。
在“两弹一星”之后，中国又向新的目标迈进——载人航天。钱学森又一次发挥了关键性的重要作用。
在载人飞船工粒项之后，谁来挂帅？
航空航天部成立了载人航天工程论证评审组时，组长是任新民，副组长是王大珩和屠善澄。成员有：王希季、庄逢甘、闵桂荣、张履谦、杨嘉墀、童铠、谢光选等院士。
另外，屠善澄曾经担任过载人航天工程专家委员会的首席专家。
然而，这些专家、院士们都已经上了年纪。要实行庞大、艰难的载人航天工程，应当由年富力强的人来挂帅。
钱学森举荐了王永志。
由于钱学森的举荐，王永志在1986年担任“863计划”载人航天工程研究组组长。1992年11月15日，中央军委正式任命王永志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
王永志给钱学森留下深刻印象，是在1964年6月下旬，中国第一枚自行设计的导弹“东风二号”即将发射的时候。
“东风二号”导弹是一枚中近程火箭。当时，地处沙漠的酒泉发射基地的气温骤升，甚至高达四十多摄氏度。众所周知，气温上升之后，火箭推进剂的体积就会膨胀，而且气化严重，燃料贮箱内所能容纳的火箭推进剂就会减少，导弹就达不到预定的射程，打不到预定的目标。
怎么办呢？要加大火箭的推力，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加火箭推进剂。但是燃料贮箱的体积有限，装不下那么多火箭推进剂。
指挥部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虽然专家们谈了不少补救方案，但是都不合适。于是指挥部召开扩大会议，听取意见。32岁的中尉军官王永志也被“扩大”进了会议。
王永志1952年考入清华大学航空系飞机设计专业。1955年前往莫斯科航空学院留学，起初攻读飞机设计，后来改学导弹设计专业，1961年毕业于莫斯科航空学院。
王永志在会上听到的都是如何增加火箭推进剂的方案，他站起来发表截然相反的意见：“我主张应该卸出一些燃料，减少了导弹的重量，才能提高推力，加大射程。我经过计算，要是从火箭体内卸出600公斤燃料，这枚火箭就会命中目标。”
王永志的意见，遭到了众人的反对。火箭不能命中目标明明是推进剂不够，怎么可以再往外卸掉推进剂呢？于是，没有人理踩他的不同于众的建议。
王永志知道钱学森正在酒泉基地坐镇指挥，便鼓起勇气敲开了钱学森的门。钱学森到底是高人，他仔细倾听这个小伙子的意见，说“有道理”。钱学森马上把火箭的总设计师请来，指着王永志对总设计师说这个年轻人的意见对，就按他的办！”
“东风二号”导弹在卸下600公斤燃料之后发射，果真提高了射程，命中了目标。
钱学森非常赞赏王永志的“逆向思维”，意识到这个小伙子的才智超群。
在中国开始研制第二代导弹的时候，钱学森建议：“第二代务战略导弹让第二代人挂帅，让王永志担任总设计师。”
1992年当载人航天立项上马，钱学森又一次推荐王永志担当重任。
果真，王永志不负钱学森的期望，领导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取得一个又一个重大胜利。
后来，当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领导看望钱学森时，钱学森曾说：“我推荐王永志担任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没错，此人年轻时就露出头角，他大胆逆向思维，和别人不一样。”王永志则深情回忆说，每次重大发射，钱学森都亲临现场坐镇，决策重大技术问题：“1966年2月下旬，戈壁滩正是最冷的时候，我在发射场远远地看到钱老走过来，赶忙迎上去，只见他就穿了一件单薄的呢子大衣。他想问我任务准备得怎么样了，可一句话没有说完，就被寒风呛回去了。”
王永志回忆说，钱学森曾经用一个生动的例子，告诉他搞总体设计，一定要有全局观点：
他当时举了个例子，给我印象很深，说有一个朋友问他，夏天房间里太热，把冰箱门打开，房间里是不是能凉爽一些？他回答说，这是不可能的。打开冰箱的门，冰箱门附近可能会有点凉意，但整个房间并不会凉爽下来。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增加了电能消耗，电能转变为热能，电能消耗增加就意味着热能的增加，最终的结果是房间的温度升高。于是，他就跟我们说，搞总体设计，理解和研究问题就要从全局出发，从系统上来考虑这个事情，然后再决策。
王永志还回忆，“钱老经常说：‘如果不创新，我们将成为无能之辈！我们要敢干！’钱老强调的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
1999年，中国第一艘无人试验飞船发射成功之后，作为总设计师的王永志去看望已经88岁高龄的钱学森，并送给他一个神舟飞船模型。钱学森把这个飞船模型放在了床的正对面一个随时都能看到的地方。
2005年3月29日，已经94岁高龄的他，在解放军总医院的病房里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作了一次长谈。他的谈话重点就是要重视培养创新人才。钱学森指出：
“今天找你们来，想和你们说说我近来思考的一个问题，即人才培养问题。我想说的不是一般人才的培养问题，而是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
我们一定要“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回国以后，我觉得国家对我很重视，但是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更多的钱学森，国家才会有大发展”“我今年已90多岁了，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忧虑的就是这点。”
正是因为钱学森一手提拔任新民、孙家栋、王永志这样许许多多科技创新人才，许许多多“钱学森”，才有了中国“两弹一星”和载人航天的辉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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