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跨过罗湖桥
梦寐以求，钱学森终于从美国回到祖国的怀抱。
对于钱学森来说，1955年10月8日是历史性的一天。
上午，钱学森一家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从美国到达香港。
中午，跨过罗湖桥，抵达深圳。
晚上，到达广州。
得知钱学森平安归来，周恩来总理打电话给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兼省长陶铸，指示要热烈欢迎、亲切接待钱学森及其家人。10月10日，钱学森一家在朱兆祥的陪同下乘火车从广州前往上海。那时候的沪穗之间交通还很不方便，要乘火车，速度甚慢。尽管乘坐的是快车，火车直至10月12日上午才抵达上海。
打从1947年秋离开上海，如今已经整整8年，这次钱学森和蒋英带着7岁的儿子钱永刚和5岁的女儿钱永真归来，74岁的钱均夫分外欣喜。尤其高兴的是，翌日——10月13日，正是钱永刚的生日，全家吃面，表示庆贺。唯一的遗憾是钱学森的母亲章兰娟早已不幸病逝，未能亲眼一见孙子和孙女。
钱永刚生日那天，全家在上海愚园路岐山村家中拍摄了团圆照。照片的右侧是钱均夫的干女儿钱月华。
据钱月华告诉笔者，她自从1930年来到杭州方谷园钱家，在那里住了7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钱均夫和钱月华从杭州逃难到浙江富阳，借住在学生蒋伯泉家中。后来，又辗转搬到上海愚园路1032弄（岐山村）111号。
岐山村位于上海长宁区东部，安西路与江苏路之间。岐山村111号是一幢三层楼房，是章兰娟的哥哥用金条“顶”下来的房子（即房主典当的房子)。钱均夫跟章家亲戚一起住在那里。底楼是客厅。钱均夫最初住在二楼的亭子间，显得有点局促，与杭州的方谷园有着天壤之别。不过在战火纷飞的岁月，能够在上海找到一个安身之处，已经算是不错的了。没有想到，钱均夫在这里一住就是19年。后来又搬到一楼客厅旁边的一套房子里住。
钱均夫由于失去了工作，又体弱多病，经济每况愈下。钱学森向来孝顺，在美国开始工作之后，一直接济父亲。其中有一年多因太平洋战争，钱学森无法从美国汇钱给父亲，钱均夫不得不向亲友借款，直至钱学森的汇款寄到，赶紧还给亲友。
钱学森1947年回国之前，钱均夫一度因十二指肠穿孔，住进上海同孚路的中美医院（今石门一路82号），全靠钱月华细心照料，才得以康复。
“森哥”非常感谢钱月华对钱均夫的照料。他说，如果没有干妹妹钱月华，他无法在美国求学，也无法在美国工作，因为他是父亲的独生子，母亲又早逝，他必须挑起照料父亲的重担。有了干妹妹钱月华长期无微不至照料父亲，他才得以在美国安心学习和工作。“森哥”称赞钱月华是家里的“大功臣”。
令钱学森非常感动的是，在他被美国当局软禁的5年之中，由于不能如常给父亲汇款，杭州市政府民政局从钱学森堂妹钱学仁那里获得这一情况，向上作了反映。据说周恩来总理知道之后，批准每月给钱学森父亲钱均夫100元人民币的补助。在当时，每月100元人民币维持钱均夫和钱月华两人的生活绰绰有余。
钱永刚和钱永真当时一口英语，讲起汉语来反而不利索。
父亲钱均夫为了欢迎钱学森归来，特地买了一套钱学森喜爱的复制品“中国历代名画”送给他。
10月15日，钱学森一家前往杭州。又见西湖，又见方谷园，只是母亲已经故去11年，钱学森率全家祭扫母亲章兰娟的墓，不胜唏嘘。
10月26日，钱学森一家在朱兆祥陪同下乘坐火车前往北京。
10月28日上午，火车抵达北京。在火车站，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和首都着名科学家华罗庚、周培源、钱伟长、赵忠尧等二十多人热烈欢迎钱学森一家。
11月1日，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举行宴会，欢迎钱学森归来。
11月3日，《人民日报》以显着位置刊登记者柏生的长篇报道《热爱祖国的科学家钱学森》。这篇报道记述了钱学森回国的艰难历程，还记述了钱学森归国之初的感想和表态。
11月5日，国务院副总理陈毅接见钱学森，代表中央人民政府欢迎钱学森归来。
陈赓大将乘专机赶来
既然美国海军部次长金贝尔说钱学森抵五个师，如今钱学森已经回到中国，怎么才能发挥他抵五个师的作用呢？
接见，宴会，会友，讲座，参观-钱学森回国之初，从深圳、广州，到上海、杭州，到北京，处于兴奋和忙碌之中。
回国不久的钱学森，脱下已经穿了20年的西装，换上了咔叽布的中山装。看上去，跟国内普通的中年人没有什么区别，只是那睿智的目光，那宽阔的前额，那非同一般的气质，透露出他的博士风采、教授风度。
他一口流利的京腔，从来不会说着说着就蹦出几句英语。他回国之际，正值中国大陆开始推行简体字，钱学森很认真地学写简体字。很快的，写惯繁体字的他，能够写一手漂亮的简体字，而且几乎没有间杂一个繁体字。
经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1955年11月21日，钱学森正式到中国科学院报到。在那个年代，中国人讲究要有“单位”，钱学森回国之后的“单位”就是中国科学院，尽管在当时还没有落实到中国科学院的哪个单位。看得出，钱学森刚回国的时候，是作为着名科学家接待和分配工作的。
中国科学院安排钱学森在北京各处参观之后，开始到外地参观，为的是让他这个在美国生活了20年的洋博士尽快熟悉中国的国情。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建议钱学森去东北参观，他说“中国的重工业都集中在东三省”钱学森接受了这一建议，在朱兆祥的陪同之下，于1955年11月22日启程，在东北地区整整参观、访问了一个月的时间。
11月23日，钱学森到了哈尔滨。哈尔滨是东北最漂亮的城市，绿树丛中掩映着一幢幢米黄、湖绿、天蓝色的俄式建筑。钱学森是第一次来到这座东北的“莫斯科城”中共黑龙江省委事先得到中国科学院的通报，非常重视钱学森的到来。那时候，在中共黑龙江省委眼里，钱学森是重要的“统战对象”所以钱学森一到哈尔滨，就由中共黑龙江省委统战部部长亲自接待钱学森，并陪同钱学森参观哈尔滨。
钱学森作为贵宾，住进火车站广场的大和旅馆。这是一座建于1903年的豪华建筑，当年曾是俄国驻哈尔滨的总领事馆所在地。在伪满洲国时重新装修之后，成为哈尔滨首屈一指的宾馆——大和旅馆。
钱学森向陪同参观的朱兆祥提出来，听说有两个老朋友在哈尔滨一所军队的大学里工作，希望能见到他们。
钱学森所说的两个老朋友，就是罗时钧和庄逢甘。罗时钧是钱学森的学生，就读于加州理工学院时，在钱学森指导下获得了博士学位。1950年8月，罗时钧乘坐美国邮船“威尔逊总统号”从洛杉矶回国。由于受钱学森案的牵连，罗时钧在途经日本横滨的时候，被美国中央情报局追捕，关押在日本达三个月。经过中国政府的再三抗议和交涉，才终于回到袓国。庄逢甘是空气动力学家。他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留学时，正值钱学森担任古根罕姆喷气推进中心主任，得到钱学森的许多指导和帮助。
庄逢甘在1950年回国，先在上海交通大学任教，然后调往“哈尔滨的一所军队的大学”工作。
这所“哈尔滨的一所军队的大学”，其实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由于学院设在哈尔滨，人们通常称之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简称“哈军工”由于这是一所保密度很高的学校，所以钱学森当时只知道是“哈尔滨的一所军队的大学”，连学校的正式名称也不知道。不过，钱学森既然到了哈尔滨，理所当然希望一晤罗时钧和庄逢甘。
朱兆祥其实预料到钱学森会提出看望罗时钧和庄逢甘的要求，只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是对外严格保密的单位，按照当时的规定，地方上只有省委委员以上的干部才能进入“哈军工”参观。钱学森当时刚从美国归来，连工作单位都没有定下来，能否让钱学森进入这所学院，朱兆祥没有把握，所以在与中共黑龙江省委统战部商谈钱学森在哈尔滨的行程时，没有把参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列入。现在，既然钱学森正式提出来了，朱兆祥马上通过陪同参观的中共黑龙江省委统战部部长向中共黑龙江省委请示。这件事，就连中共黑龙江省委也无法做主，赶紧打电话向正在北京的陈赓大将请示。
陈赓是“哈军工”的首任院长兼政委，同时也是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所以陈赓平常大都在北京。陈赓当场就在电话中表示同意，欢迎钱学森参观“哈军工”这样，当钱学森结束了东北烈士纪念馆的参观，一回到大和旅馆，朱兆祥就告诉他，那个“哈尔滨的一所军队的大学”正式的名称叫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明天到那里参观，并会晤罗时钧和庄逢甘。
第二天——11月25日上午8时多，朱兆祥陪同钱学森来到哈尔滨文庙街，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轿车停在王字形的主楼前。钱学森刚刚下车，一群身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服的军人就朝他走了过来。这是曾经进出入美国五角大楼、曾经身穿美国上校军服的钱学森，第一次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人们握手。为首的中等个子的军人，紧握着钱学森的手说：“欢迎你钱先生，我是陈赓。”
陈赓？昨天还在北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办公室，今天怎么一早就已经出现在“哈军工”？在交通不便的1955年，可谓“神速”！陈赓解释说，为了迎接钱学森先生的到来，他今天起了个大早，乘坐专机赶到哈尔滨！
大约由于陈赓主持过情报工作，大约由于陈赓是中央军委分管作战的副总参谋长，所以他很早就关注钱学森的动向，深知钱学森的学识和在美国学术界的地位，知道钱学森“抵五个师”的价值。
钱学森回国之后，陈赓就立即向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建议：应当请钱学森先生考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听取这位着名的火箭专家对于中国研制火箭的意见。彭德怀随即把这一意见报告周恩来总理和毛泽东主席。就在彭德怀转告陈赓，可以邀请钱学森考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的时候，钱学森在中国科学院的安排下，已经来到哈尔滨！
正因为这样，陈赓不仅在电话中告诉中共黑龙江省委马上安排参观，向来做事干脆、顺火火的他，也当即从北京赶来。
密谈中国导弹计划
陈赓跟钱学森握手的一刹那，钱学森深受感动。陈赓向钱学森介绍了站在他身后的几位军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领导班子刘居英、徐立行、张衍等。内中的刘居英，少将军衔，“哈军工”副院长。他的哥哥刘志贤，即陆平。后来，当刘居英接替陈赓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院长时，陆平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兄弟俩同时执掌中国两所重要大学，一时间传为佳话。
陈赓快人快语，对钱学森说：“我们军事工程学院打开大门来欢迎钱学森先生。对于钱先生来说，我们没有什么密要保的。那些严格的保密规定，无非是在美国人面前装蒜，不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发展水平。”
陈赓的一番话，充满对于钱学森的信任感。
陈赓花费了一天时间，陪同钱学森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参观。
钱学森来到空军工程系，系主任唐铎少将带领许多教授、教师跟钱学森见面。钱学森见到了罗时钧、庄逢甘，非常开心。他俩都穿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给钱学森面目一新的感觉。
出乎钱学森的意料，他还见到老同学、老朋友梁守盘、马明德、岳劼毅。他们怎么也会来到这里执教的呢？
原来，这批航空工程专家，都是陈赓“挖”来的。
看到有那么多同行云集建院才几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钱学森被陈赓求贤若渴、高度重视知识分子的态度深深感动。钱学森说：“地球真小，我没想到在军事工程学院会见到这些老同学和老朋友。”
到处“挖”人的陈赓，当时还曾打算把钱学森从中国科学院“挖”过来，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副院长呢。
下午，陈赓等陪同钱学森参观炮兵工程系，在那里钱学森第一次见到了任新民，后来任新民成了钱学森的左右手。
任新民于1945年赴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院留学，获机械工程硕士、工程力学博士学位。1948年9月，被美国布法罗大学机械工程系聘任为讲师。1949年8月，新中国诞生前夕，他从美国回国。1952年8月，当陈赓在北京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筹备委员会时，任新民就是八位筹备委员之一。当学院在哈尔滨正式成立之后，p东赓任院长，任命任新民为炮兵工程系教育副主任兼火箭教授会主任，从事火箭研究。1955年任新民被授予上校军衔。在钱学森1955年10月回国之前，任新民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研究火箭的专家。
任新民后来担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航空航天部总工程师，中国宇航学会理事长。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1985年10月被国际宇航科学院接纳为院士。
1999年被国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任新民在接受本书作者采访时，说及一件重要的事：就在钱学森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的前几天，他和周曼殊、金家骏三位教员给陈赓院长写了一个报告，并请陈赓院长转交中央军委。这个报告提出了我国应当重视研制火箭武器和发展火箭财。
不早不晚，钱学森恰恰在这个时候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所以跟任新民、周曼殊和金家骏这三位火箭专家谈得非常投入。
在火箭教授会的实验室里，任新民向钱学森介绍了室外固体火箭点火试车的试验，钱学森这才得知，中国也已经在着手火箭研究。任新民指着一个十多米高的铁架子，谦虚地说：“不怕钱先生笑话，我们做比冲试验，方法很原始，另外用火箭弹测曲线，也是笨办法上马。”
钱学森称赞说不容易。你们的研究工作已有相当的深度，尽管条件有限，已经干起来了嘛。迈出这一步，实在出乎我的意料！”
钱学森对陈赓说：“任教授是你们的火箭专家，我今天有幸认识了他！”
陈赓马上抓住这一话题，问钱学森道：“钱先生，你看我们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
钱学森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造出来的，我们中国人同样能造出来。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陈赓听罢，笑道：“钱先生，我就要你这句话！”
其实，陈赓专程从北京赶来，就是要听钱学森的这句话！钱学森后来回忆说：陈赓大将听了以后非常高兴，说好极了！就要你这句话。从这位领导人讲的这些话里头，我慢慢悟出来，他们不是说一个简单科学技术问题，而是我们社会主义中国建设的问题，这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一个伟大战略决策。抗美援朝战争那个时候巳经结束，他们想到就是社会主义中国要建设，要有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我们必须认真对付敌人的核威慑。所以中国搞两弹、发射卫星，目的不是别的，是为了我们国家不受外国人的核威慑，能够平稳地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
当天晚上，陈赓大将在大和旅馆最好的包房里举行一个小型的晚宴，宴请钱学森。除了钱学森和朱兆祥一身便衣之外，其余的出席者一色军服。陈赓请任新民作主陪，出席宴会的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与航空、火箭相关的教授。钱学森的学生罗时钧、庄逢甘也都在座。不过，考虑到谈话的内容涉及高度机密，陈赓连中共黑龙江省委统战部的部长都没有请。
那个夜晚，他们边吃边谈，谈话主脏是导弹钱学森告诉陈赓，依照他的估计，中国如果着手研制射程300公里至500公里的短程火箭，弹体及燃料用两年时间可望解决，但是关键问题是自动控制技术。相对于火箭而言，研制导弹的工作量80%在于自动控制技术。
陈赓说：“钱先生的话让我心里有了底，我们一定要搞自己的火箭，自己的导弹。我可以表个态，我们‘哈军工’将全力以赴，要人出人，要物出物，钱先生只要开口，我们义不容辞！”
中国人民解放军“导弹化”的起点，就是哈尔滨大和宾馆的那个夜晚，就是始于陈赓大将与钱学森的促膝深谈。
就在这一个夜晚，回国只有一个多月的钱学森，从美国的导弹专家演变为中国的导弹专家。
就在这一个夜晚，中国“两弹一星”中的导弹工程，提到日程上来了。
钱学森在晚年回忆往事时说：“我回国搞导弹，第一个跟我说这事的是陈赓大将。”
钱学森还说：“陈赓大将很直爽’他想干什么，让人一下就明白。‘君子坦荡荡’，他的心是火热的，他的品质透亮，像水晶一样。”
北京刮起“钱学森旋风”
在黑板上写着“火箭军”三个大字。
这是钱学森在讲课。他说，这“火箭军”，也就是导弹部队，是一支不同于现有的陆、海、空三军的新型部队，是一支能够远距离、高准确度命中目标的部队，是现代化战争中极其重要的后起之秀。
中国需要组建一支“火箭军”
在陈赓大将的大力推动下，钱学森与军方的关系日益密切，北京军队高层出现了“导弹热”陈赓大将前往中国科学院，正式代表国防部邀请钱学森讲课。
1956年1月，在陈赓大将的安排下，钱学森在北京积水潭总政文工团排演场给在京的军事干部讲关于导弹武器知识的概述，连讲三场，引起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对导弹的极大兴趣。
那时候，很多人都还不知道导弹为何物。身经百战的贺龙、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元帅，都兴致勃勃地听讲，当起了钱学森的学生。
总参作战部空军处参谋李旭阁曾经回忆当时听钱学森讲座的情形：
1956年元旦的第一场春雪刚刚落下。那天上午，在中南海居仁堂办公的总参作战部空军处参谋李旭阁，被处长杨昆叫进办公室，递给他一张入场券，说下午三点总政排练场有个秘密报告，规格很高，你去听听！
北京城一片雪白。李旭阁骑车而去，中南海到新街口总政排演场大厅路并不远。他匆匆步入会场，环顾左右，已座无虚席。令他吃惊的是在座的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将军，他们都是三总部和驻京军兵种的领导，许多人都是他所熟悉的。主席台上，摆着国防部副部长陈赓大将的名字。蓦然回首，满堂高级将领，唯有他一个人年纪最轻，职务也最低，佩戴少校军衔。
刚刚落座，电铃就响了。陈赓大将率先走出来，身后跟着一位穿中山装的学者。两个人坐下，陈赓大将便介绍说，这位就是刚刚归国的钱学森教授，世界上大名鼎鼎的空气动力学家，今天由他给大家讲世界上最先进的尖端武器——导弹。顿时，全场掌声雷动。
钱学森教授站起来鞠了一躬，然后走至黑板前，挥笔写了一行字：关于导弹武器知识的概述。
李旭阁在一个崭新的笔记本上记下这一行字，这是他第一次听到关于世界上最尖端武器的介绍。他聚精会神地听，一丝不苟地记，什么导弹结构用途，美国、苏联导弹发展现状等等。特别是钱学森饶有意味地说的一番话，深深印在他心里：“中国人完全有能力，自力更生制造出自己的火箭。我建议中央军委，成立一个新的军种，名字可以叫‘火箭军’，就是装备火箭的部队。”以后，钱学森又于1960年3月22和23日在高等军事学院讲授火箭和原子能的应用，李旭阁再次前往听课，钱学森深入浅出、引人入胜的讲解，至今让他记忆犹新。
2004年4月，李旭阁在整理过去的资料时，意外地发现了自己当年的笔记本，打开一看，竟是1956年元旦听钱学森讲课的手记，他记了厚厚一个本子。钱学森的儿子和秘书得知情况后，立即专程来到他家，将原件拍照和复印，准备放到上海交大钱学森图书馆展出。
在那里连听三场钱学森演讲的朱兆祥，后来是这么回忆的：
陈赓大将亲自陪同钱先生和我一起到医院去看望彭德怀同志。这次会见很特别，彭老总开门见山就提出问题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会去打人家。但我们一定要把部队用新式武器装备起来，落后了要挨打。我很想知道，我们中国人，能不能自己造出导弹来？需要多少时间双方就这个问题讨论很久，谈得很投机。看来彭老总心情很急，简直就像交代任务一样。钱先生对导弹原理和国际情况都了然于胸，陈赓就提出请钱先生为部队的校级以上干部作个普及导弹知识的报告。这个计划不久就实现了。在总政排演场礼堂，钱先生连讲了三天。以上这些活动我都参加了，我感到了紧锣密鼓的气氛。
朱兆祥所说的“感到了紧锣密鼓的气氛”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军方借助于钱学森回国，刮起了钱学森旋风，导弹旋风。
不久，钱学森又受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在中南海怀仁堂向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人作“导弹概论”讲座。在听众之中，有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有国务院的副总理和部长们。
钱学森清楚地意识到，中国导弹事业，即将腾飞。在美国经过五年的艰难抗争终于回到新中国，值！
毛泽东称钱学森为“火箭王”
这是毛泽东主席举行的宴会。钱学森手持请柬应邀来到宴会厅，却找不到自已的座位！
1956年1月30日至2月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
这次会议除原有545位委员外，新增119位委员。从美国归来才三个多月的钱学森，名列新增委员之中，应邀出席这次大会。这是钱学森首次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亮相。
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国共产党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举行盛大宴会，宴请全国政协委员。
钱学森收到了鲜红的毛泽东主席签署的请柬，上面写着他的席位在第三十七桌。
到了宴会厅，钱学森在第三十七桌却找不到自己的名字牌。这时，工作人员领着他来到第一桌，在紧挨毛泽东座位的右面——第一贵宾的位置，写着钱学森的大名！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毛泽东主席在审看宴会来宾名单时，用红铅笔把钱学森的名字从第三十七桌勾到了第一桌。
“来，来，学森同志，请到这里坐。”毛泽东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热情地邀请钱学森同自己坐在一起。
钱学森在毛泽东右侧坐下来，顿时成为整个会场的焦点。
宴会一开始，毛泽东就指着钱学森，笑着对大家说：“他是我们的几个‘王’呢！什么‘王’？工程控制论王，火箭王。各位想上天，就找我们的工程控制论王和火箭王钱学森。”
“我现在正在研究你的工程控制论，用来指挥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毛泽东对钱学森说。
记者拍下了毛泽东与钱学森交谈的照片。钱学森穿一身中山装，脸上漾着微笑。这张与毛泽东主席的合影，成为钱学森一生中的经典照片（见本书p297)，也是钱学森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
此后，毛泽东主席多次接见钱学森，充分表明毛泽东对钱学森的看重。
出任“导弹研究院”院长
钱学森终于来到“抵五个师”的工作岗位——出任新中国的“导弹研究院”首任院长。
那是1956年2月21日，周恩来逐字逐句地审阅了意见书，作了一些修改，并在钱学森起草的《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的标题下面署上“钱学森”三个字。
2月22日，周恩来嘱秘书把《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印发中央军委各委员。周恩来在送呈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审阅那份打印稿上写道：“即送主席阅，这是我要钱学森写的意见，准备在今晚谈原子能时一谈。”周恩来所说的“原子能”，也就是原子弹。那天晚上，要“两弹”一起研究！
正在这时，在北京阜成门外的西郊宾馆，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领导下，200多位科学家聚集在那里，研究制定《1956年一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钱学森担任科学规划综合组组长。这个规划确定了57项国家重要科学技术任务。其中的第37项是“喷气和火箭技术”的规划，由钱学森主持，在王弼、沈元、任新民等的合作下完成。
在钱学森作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规划说明之后，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沬若深受鼓舞，当即挥毫，赋诗一首：
赠钱学森
大火无心云外流，
登楼几见月当头。
太平洋上风涛险，
西子湖中景色幽。
突破藩篱归故国，
参加规划献宏猷。
从兹十二年间事，
跨箭相期星际游。
钱学森很喜欢郭沫若的这首诗，裱好之后，一直挂在他的书房里。
1956年3月14日上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会议一开始，周恩来说道：“今天军委扩大会议的议题，就是请钱学森同志谈谈我国发展导弹技术的设想和规划。”
这时，对钱学森的称呼，由“钱先生”改为“钱学森同志”，使钱学森感到亲切。
钱学森依照《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中的内容，向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作《发展我国导弹技术》的报告。
这次会议决定建立导弹科学研究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简称“航委”）。这个委员会由周恩来总理、聂荣捧元帅和钱学森等筹备建立。“航空工业委员会”下设设计机构、科研机构和生产机构。
国防部长彭德怀在会上明确提出，中国要搞原子弹和导弹。
这次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讨论结果，上报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在我国发展导弹事业的决定。
1956年4月13日，国防部发出通知：国务院决定成立“航空工业委员会”，直属国防部，聂荣臻任主任，钱学森等为委员。
女秘书眼中的“国宝”
连她自已都没有想到，她会去做秘书工作，而且是给钱学森当秘书。
1947年，张可文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1951年毕业之后，在北京工农速成中学当数学教师。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属于“三门干部”，即出了家门到校门，出了校门到机关门。
1956年7月，领导突然通知她，担任钱学森的秘书。她从来没有做过秘书。后来才明白，当时钱学森回国不久，正需要一位秘书，张可文的一位同班同学推荐了她，一是她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懂业务；二来她是中共党员。
就这样，29岁的张可文被调到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工作，成为钱学森第一任秘书。记得，她见到这位大科学家时，p咸他“钱先生”而钱学森则直呼其名张可文。
张可文非常尊重钱学森。在她看来，钱学森是“国宝”，能够给“国宝”级的大科学家当秘书，非常荣幸。
张可文告诉笔者，做钱学森的秘书相当轻松，无非就是给钱学森接个电话，收发文件，开会时作个记录。钱学森总是自已起草讲话稿，起草文件，亲笔给别人回信，不用秘书代劳。
她原本以为大科学家一定很严肃，不苟言笑。接触时间长了，她发现钱学森讲话很幽默，也很亲切。那时候的她，没有出过国，处于相当封闭的状态，很想知道美国的情况，了解世界科学发展的态势。每当休息的时候，钱学森就讲国外的情况给她听，使她增长了不少见识。钱学森还说，要多看外国的科技杂志，从中获取科技信息以至科技情报。要多掌握几门外语。就连科技广告也要注意，比如从外国的风洞广告就可以大致了解他们的超音速飞机的发展水平。钱学森还教张可文做剪报，即把报刊上有参考价值的文章剪下来，按照不同的主题分类放于不同的牛皮纸袋里。
张可文说，在星期六，钱学森甚至给力学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作音乐讲座。钱学森主张，科学家要有广泛的兴趣，不能总是待在研究室里。
那时候，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大楼刚造好，所长办公室安排在三楼。那是一个套间，外间是张可文的办公室，里屋是钱学森的办公室。钱学森问张可文，办公桌该怎么安放？张可文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一时答不上来。钱学森告诉张可文，办公桌应该放在办公室左侧靠窗的地方，这样一抬头就看见房门，尤其是钱学森坐在里屋，一抬头可以看见两间办公室的门。钱学森还关照，他的办公室里的门，门锁要朝里，这样只有他从屋里开门，门才能打开，外面的人打不开他的办公室的门。张可文一听，钱学森这样安排办公桌的位置，确实很有道理，她非常佩服钱学森的细心，连办公桌怎么放、房门的锁怎么安装，都有~番讲究。
在钱学森办公室隔壁，是副所长办公室。当时的力学研究所副所长，是钱学森的好友郭永怀。
张可文回忆说，1956年那时候，工作热情都很高，力学研究所差不多都是三时段上班，即除了上午、下午上班之外，晚上仍然开会，所以力学研究所入夜仍灯火通明，食堂通常供应夜宵。钱学森总是回家吃饭，从研究所到家大约要走十几分钟，每天来回走三趟。当时中关村尚在初创时期，从研究所到家要路过一大片田野。那时候张可文住在中关村宿舍10号楼，钱学森住在14号楼，钱学森在夜间回家时，总是跟张可文一起回去。
张可文说，钱学森生活很朴素，穿普通的中山装，脚下是一双北京圆口布鞋。
跟钱学森接触多了，张可文对这位大科学家也就敢说敢言。
张可文记得，从美国回来不久的钱学森，一股“外国作风”，讲话直来直去，不讲情面。有一回一位北京大学数学系的副教授来见钱学森。进了钱学森办公室，可能是钱学森对他有看法，也可能钱学森当时没有注意，尽管办公室里有椅子，也没有叫人家坐下来。那位副教授就站在钱学森的办公桌前毕恭毕敬地跟钱学森谈话，谈了十几分钟，钱学森最后说了一句话：“连这样的问题你都不懂？”那位副教授顿时脸涨得通红，尬地站了一会儿，向钱学森鞠了一躬，走了。
坐在外屋的张可文，清清楚楚看见这一幕。当时，张可文不便说什么。过了些时候，张可文向钱学森说，“树有皮，人有脸，人家到底还是一个副教授，不能那样对待他。”
钱学森沉默不语，一声不响。
不过，张可文发觉，从那以后，钱学森再也没有那样对待别人。
事情过去20多年，1980年钱学森在一次谈话中曾经说及，我最初的秘书张可文对我帮助很大。
这话传到张可文的耳朵里，她感到茫然，不知钱学森所说的“对他帮助很大”是指什么事。
1987年钱学森来到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开会，张可文也去了。在会上，钱学森当着大家的面，指着张可文说，她曾经是我的秘书，对我帮助很大。
张可文依然不知所云，又不便于问钱学森。
直到2005年纪念钱学森回国50周年时，力学研究所的老人谈庆明研究员遇到钱学森之子钱永刚，问起此事，方知钱学森说的是张可文“树有皮，人有脸”那句话对他触动很大。其实，张可文早就忘掉此事，经钱永刚重提，她才记起往事。
张可文说，钱学森如此虚心接受意见，错了就改，很令她感动。
在张可文担任秘书之后，席卷全国的反右派斗争开始了。
这是钱学森回国之后经历的第一场激烈的政治运动。在“大鸣大放”中，要响应号召，贴大字报。当时力学研究所给钱学森贴大字报的人不多，因为他冲破美国的重重罗网回国，大家都很敬重他。不过他毕竟是一所之长，总不能没有大字报。于是，张可文给钱学森贴大字报，说钱学森太严肃，接近群众不够。为了响应号召，钱学森也不能不写大字报。钱学森给张可文写大字报，说她“太孩子气”钱学森平日在政治上出言谨慎，而且当时他正在争取入党，所以他在反右派斗争中没有受到冲击。
在钱学森入党时，入党介绍人有两位，一位是“天线”即上面的领导，中国科学院秘书长杜润生；另一位是“地线”即钱学森所在单位的党员，最初指定张可文为“地线”后来，“地线”改为力学研究所党委书记杨刚毅。
张可文说，钱学森对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主席的感情是很真挚的。钱学森作为着名科学家，有很强的自尊心。他在美国遭受那样不公正的待遇，认为是极大的污辱。正因为这样，他回到祖国，他非常佩服毛泽东主席，因为毛泽东敢摸美国的“老虎屁股”，敢于与美国这样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相抗衡。所以他迫切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急切地要为袓国做出贡献。
从1956年7月张可文担任钱学森秘书，至1959年3月调离，前后两年半多时间。
“中将”军衔的传说
1957年9月7日，一架苏制伊尔18客机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这是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的专机。代表团团长是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副团长是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宋任穷、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陈赓。
这个代表团总共31人，大多数团员身穿军装。虽然名为“工业代表团”，实际上这是中国政府派出的“两弹”代表团，就苏联政府援助中国研制“两弹”进行谈判。
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钱学森出现在代表团之中，不言而喻，他代表“两弹”之中的导弹。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宋任穷则代表“两弹”之中的另一弹——原子弹。
1956年11月，成立了由宋任穷任部长的第三机械工业部，其实就是原子能工业部。1958年，第三机械工业部改称二机部。
那个年月，中苏两国的关系不错，作为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国家，苏联给中国提供先进的科学技术。中国在“两弹”技术方面，也积极争取苏联“老大哥”的帮助。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搜寻了3500名德国工程师、技工和他们的家属，其中最大的收获就是找到赫尔穆特·格罗特鲁普，他是德国佩内明德火箭中心制导控制系统的专家。苏联把他们集中到莫斯科以北200公里的格罗多姆利饭岛上，在那里建立了第88研究所。苏联在德国专家的帮助下，以德国v2火箭为蓝本，仿制成功第一枚国产p1导弹，在1947年10月18日试射成功。从此，苏联掌握了制造导弹的技术。
那么，中国能不能以苏联的导弹为蓝本，仿制出自己的近程导弹呢？
1956年1月12日，中国国防部部长彭德怀与陈赓大将在接见苏联军事总顾问彼德鲁瑟夫斯基时，征询苏联方面对中国发展火箭、导弹的建议，并提出请苏联提供导弹图纸、资料及有关技术援助的问题。
1956年8月，聂荣辕让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出面，写信给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提出了请苏联在导弹技术方面援助中国的问题，并提议中国派政府代表团去苏联谈判。
9月，苏联方面答复说，对于中国的导弹技术方面的援助只限于培训，他们可以派5名教授来中国讲学，还可以接受50名留学生到苏联学习。另外，可以为中国提供两枚供教学用的p1型地对地导弹模型。这表明，苏联在导弹技术方面给予中国的帮助是有限的。
1956年10月，东欧发生了波兰、匈牙利事件。为了镇压匈牙利的反对派，赫鲁晓夫派出苏联军队前往匈牙利。布达佩斯街头响起苏军坦克的轰鸣声——二十万苏军长驱直入匈牙利。顿时，世界上响起一片谴责声，苏联在外交上陷于孤立，需要在政治上寻求中国的支持。
此后不久，赫鲁晓夫陆续把政敌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布尔加宁以及国防部部长朱可夫等赶下台，独揽苏联党政大权，但是赫鲁晓夫立足未稳，也需要在政治上寻求中国的支持。
于是，苏联显示出对中国的“格外友好”，中苏关系进入了“蜜月期”。
暴《以为时机到了，请示周恩来总理可否再向苏联提出给予国防新技术上的援助。所谓“国防新技术”，也就是“两弹”。
周恩来指示，可以找阿尔希波夫一谈。
伊·瓦·阿尔希波夫就住在北京。1950年，他受斯大林的派遣来到中国，出任苏联驻中国经济技术总顾问、苏联来华专家组总负责人，一直工作到1958年。回国后担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晚年，作为中国友好人士，阿尔希波夫担任俄罗斯中国友好协会名誉主席。
1957年6月18日傍晚，聂荣辕和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李强一起，来到北京东交民巷的一个拐角处的小楼，拜访住在那里的阿尔希波夫，表示中国政府希望苏联能够在“国防新技术”上给予帮助。
阿尔希波夫当即表示，马上向苏联政府转达中国政府的意见。
7月20日，聂荣臻和李强应邀再一次来到东交民巷那幢小楼。阿尔希波夫说，“元帅阁下，您上次提出的国防新技术援助的问题，我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的要求表示支持。我受权宣布，苏联政府同意在适当的时候，由中国派政府代表团去苏联谈判。”
经过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同意，聂荣臻副总理开始组建代表团，准备赴苏联谈判。
关于钱学森访问苏联，曾经有过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
苏联国防部提出，苏联的火箭、导弹和其他尖端技术设备属于高度保密的单位，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之中，只有相当级别的政府官员和相当高级军衔的军官才能参观。
在代表团成员之中，钱学森是最资深的中国导弹专家，他是必定要去参观苏联那些高度保密的单位。然而，钱学森没有军衔，更谈不上“高级军衔”了。
周恩来总理知道了这件事，建议中央军委马上授予钱学森中将军衔。周恩来幽默地说，早在1945年美国政府就曾授予钱学森上校军衔。现在已经过了12年，我们为什么不能让他当将军呢？就是按军队的晋升制度，也该轮到钱学森当将军了。
毛泽东得知此事，说道，恩来同志考虑得很周到。我想，钱学森同志至少也得授予中将军衔。
就这样，中央军委很快就作出决定，授予钱学森中将军衔。于是，钱学森佩中将军衔，出现在苏联。
虽然这一传说有鼻子有眼，但是有三个明显的漏洞：
一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录》里面査不到钱学森；
二是从未见到钱学森佩中将肩章或者领章的照片；
三是在《毛泽东传》《毛泽东年谱》《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以及《周恩来传》《周恩来年谱》中，没有査到相关的记录。
钱学绞子钱永刚教授告诉笔者，这纯属讹传，他说：“造谣都造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头上去了！”
钱学森本人也曾经对秘书涂元季说过：“这是误传钱学森是在1970年6月12日出任国防科委副主任时入伍的。从那时起，钱学森才穿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在此之前，钱学森还没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籍，怎么可能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
关于钱学森本人否认曾经被授予中将军衔一事，韦锡新给笔者寄来他的文章，讲得最为清楚。钱学森称，关于他被授予中将军衔是“小道消息”，不要相信：
1985年11月7日，我和中国未来研究会的王建新同志，来到钱学森办公室汇报工作。当时，钱老除担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外，还担任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未来研究会顾问等职务。在他的办公室里，我当面问他回国后是否被授予军衔一事，钱学森直截了当地说：“我回国后没有被授予军衔。在（国防部）笫五研究院工作时，我这个院长没有穿过军装，后来调到国防科委，穿上军装，已取消军衔制了。”我又问，有次您去苏联访问，为了便于工作，被授予中将军衔，有这回事吗？钱学森说，根本没这回事，我是和聂荣臻元帅一起去的。最后钱学森对我说，不要轻信小道消息。
钱老讲这些事情时，在场的有我和王建新两个人。如今王建新可以证明。
当时，钱学森作为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的成员访问苏联，苏联方面对他格外注意，因为苏联方面知道钱学森的学识和阅历，知道1945年钱学森曾经作为美国国防部科学咨询团上校，考察了德国的导弹基地，审讯了德国导弹专家。钱学森是代表团中唯一的资深火箭导弹专家。当时的苏联导弹尚处于仿制德国导弹的阶段。正因为这样，在参观苏联导弹基地的时候，苏联方面总是请钱学森去给大学作讲座，或者安排与苏联科学家见面。苏联方面对钱学森解释说，“那些导弹你在德国、美国都看过，不值得去参观，对于曾经担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主任的你，不值得费时去参观那些不屑一顾的东西。”
在访苏期间，苏联科学院邀请钱学森作讲座。钱学森就工程控制论作了讲座，因为一年前他的着作《工程控制论》俄文版刚在苏联出版。钱学森对于工程控制论的见解，引起苏联科学家们的莫大兴趣。
聂荣臻和钱学森考虑到苏联方面愿意提供关于研制导弹的有限技术帮助，决定中国导弹研制工作采取这样的步骤：先仿制，后改进，再自行设计。
手心上的神机妙算
1958年1月5日，钱学森突然接到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的一个紧急任务，要求他作为中国的专家，协助寻找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的残骸。
“斯普特尼克1号”自从1957年10月4日发射成功后，在太空运行了22天，由于卫星上的电池电能耗尽（那时候还没有配备太阳能电池)，失去了工作能力。“斯普特尼克1号”围绕地球运转了六千万公里，于1958年1月4日从太空向地球坠落。
在“斯普特尼克1号”坠落时，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紧急通知中国政府，宣称“斯普特尼克1号”坠落的地点很可能在东亚，其中落在中国领土上的可能性最大。对于苏联来说，“斯普特尼克1号”不论是进入大气层之后烧焦或者是坠落地面时撞成一团碎片，残骸都极具科学研究的价值，因为这毕竟是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当时，中苏关系良好，中国政府理所当然答应尽力帮助苏联寻找“斯普特尼克1号”残骸。这一紧急而又特殊的寻找任务，交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参谋部当即把这一紧急情报通报各军区，逐级下达。与此同时，总参谋部也通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请钱学森院长关注此事。
钱学森与苏联专家
没几天，沈阳军区旅大警备区报告，说是一位战士在值夜班时，看见一团火从天而降，划过夜空。会不会是“斯普特尼克1号”坠落呢？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王尚荣很重视沈阳军区旅大警备区的报告，决定从北京调一架专机飞往那里调査。王尚荣把任务交给了林有声，并请钱学森作为专家前去调査。
林有声，1938年9月入伍，1942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参谋、训练队长、军分区作战股长、参谋、主任、团参谋长、副团长、31师副参谋长、12军参谋长，后来担任江苏省军区司令员。林有声在朝鲜作战时，在上甘岭采用坑道战术，建树功勋。
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军官，林有声曾经听过钱学森关于导弹技术的讲座。但是与钱学森共同执行任务，还是第一次。
事隔半个世纪之后，林有声回忆起当年，讲述了一个极其精彩的关于钱学森的故事：
这次前往实地考察的总共只有七八个人，除了空军派来保障飞行的一位干部，以及总参谋部派来的我外，其他的都是专家。钱学森和其他专家一样都是身穿中山装，穿着很朴素，个子也不高，中等身材，但绝对是一表人才。
那架专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用的苏联飞机，最多也就只能坐十几个人，飞机里面的噪音也很大，所以一路上大家都没多说话。飞机飞得很快，大概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到的时候是上午9点多钟。旅大警备区的司令员曾绍山亲自到机场迎接，并安排了吃住。曾绍山说，已经派了大队人马按照那位士兵所说的方位去找那颗卫星了，不过现在还没有消息，等有消息了就带专家一起过去看。
钱学森不住地问问题，问得很详细。等了大概有一个多小时后，钱学森就有点儿坐不住了，于是就跟曾绍山商量，让他们也一起去现场找找看。这时巳经11点多，曾绍山就说要不等吃过饭再去。但钱学森不同意，说哪怕晚点儿吃饭或者不吃，也要尽快去核实一下。曾绍山经不住再三要求，于是就带专家们一同前往现场了。
到了现场后，钱学森请部队同志把那位发现卫星降落的士兵叫来，让士兵把当时看到的情况再详细描述一遍，又让士兵回忆当时所站立的具体位置，然后又问他当时头摆在什么方位时看到火光的，火光从哪里划到哪里，成什么角度。钱学森一边让士兵模拟还原现场，一边就用笔在左手手心里写写画画。
因为当时走得匆忙，没有想到要带纸笔给专家备用，所以当时钱学森就只好拿钢笔在自己的左手心里画。我当时就站在钱学森的旁边，看到他手心里画着一条抛物线，下面是一些阿拉伯数字，具体是什么意思，我这个外行可就看不懂了。
就这样，钱学森不停地写写画画，不一会儿他对我和其他专家说：“从士兵所描述的轨迹来看，不像是苏联卫星的轨迹。就算是那颗卫星的轨迹，按照这个火光飞行的角度，落在这里的可能性也不大，起码落在2000公里以外的地方，很有可能不在中国。”
钱学森得出结果后，就让曾绍山通知大家不用再找这颗卫星的遗骸了，这样会浪费大家的精力。这时巳经是下午一两点钟，大家赶回市里，吃了一顿饭，稍事休息后就乘坐飞机返回北京了。
下了飞机后，这时北京的街边路灯已经亮起，专家们都各自回家了，而我还要赶回单位汇报工作。到了单位，一个值班的工作人员告诉我，钱学森计算得没错，卫星确实不在我们国家，苏联大使馆发来最新通报，卫星好像落到了阿拉斯加了。我听后，对钱学森敬佩不巳。
钱学森那划划算算，除了他深谙火箭、导弹、卫星技术之外，还有他那从小培养的数学才能。难怪在美国的时候，连冯·卡门都一再夸奖：“钱的数学能力极强。”“钱的这种天资是我不常遇到的。”
钱学森手心上的神机妙算，从一个小小的事例，折射出他的深厚的科学功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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