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馨的家庭
钱学森在上海结婚，然后在美国建立了温馨的家庭。
婚礼之后，钱学森于1947年9月26日先乘飞机离开上海，途经夏威夷，在檀香山办理进入美国的手续，然后从那里飞往美国波士顿，重返麻省理工学院。
一个多月后，钱学森在波士顿迎接新婚妻子蒋英的到来。他们在麻省理工学院附近租了一幢房子，作为自己的新家。钱学森给蒋英买了一架黑色大三角钢琴，作为结婚礼物。
冯·卡门曾这样回忆新婚的钱学森：“钱现在变了一个人，英，真是个可爱的姑娘，钱完全被她迷住了。”
蒋英则这样回忆说，1947年她去美国与新婚的丈夫钱学森会合，到美国的第一天，钱学森把她安顿好后，就去麻省理工学院上课去了，蒋英独自一人待了一天。晚上回来，钱学森带她去外面吃饭，回到家，八点多钟，钱学森泡了一杯茶，对蒋英说了一句话：“回见！”便独自走进了书房，关上了门，灯光一直亮到夜里十二点。这种习惯，钱学森保持了60多年。
钱学森的好友郭永怀，特地和夫人李佩一起从康奈尔大学到波士顿看望钱学森和蒋英。当时，李佩已经与郭永怀结婚。郭永怀和李佩在宾馆住下之后，来到钱学森家中。
李佩回忆说，钱学森家的客厅很大，最显眼的是安放着一架崭新的大钢琴，那是钱学森买给蒋英的结婚礼物。钱学森说起1947年暑假回到中国，在交通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作讲座，在上海举行婚礼。
那天，钱学森夫妇在家中宴请郭永怀夫妇，钱学森亲自下厨炒菜，蒋英给钱学森当下手，李佩这才知道钱学森能做一手好菜，是一位美食家。那一回，两对新婚夫妇在波士顿度过愉快的一天。
几年之后，美国专栏作家米尔顿·维奥斯特在《钱博士的苦茶》一文中写道：
钱和蒋英是愉快的一对儿。作为父亲，钱参加家长、教员联合会议，为托儿所修理破玩具，他很乐意于尽这些责任。钱的一家在他们的大房子里过得非常有乐趣。钱的许多老同事对于那些夜晚都有亲切的回忆。钱兴致勃勃地做了一桌中囯菜，而蒋英虽也忙了一天准备这些饭菜，却毫不居功地坐在他的身边。但蒋英并不受她丈夫的管束，她总是讥笑他自以为是的脾性。与钱不一样，她喜欢与这个碰杯，与那个干杯。
蒋英则这样回忆说：
那个时候，我们都喜欢哲理性强的音乐作品。学森还喜欢美术，水彩画也画得相当出色。因此，我们常常一起去听音乐，看美展。我们的业余生活始终充满着艺术气息。
不知为什么，我喜欢的，他也喜欢……
1948年，钱学森被推选为全美中国工程师学会的会长。
他完成了《关于火箭核能发动机》的论文，是世界上第一篇关于核火箭的论文。
1948年10月13日，他们的儿子出生于波士顿。按照钱家宗族辈分“继承家学，永守箴规”的取名规划，钱学森的儿子属于“永”字辈，取名钱永刚，钱学森希望儿子是一个刚强的男子汉。
来自延安的“红色”挚友
1949年初夏，钱学森随冯·卡门一起返回加州理工学院。钱学森出任该院喷气推进中心主任，同时担任航空系教授，兼任喷气工程公司的顾问。
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安家之后，有一位老朋友几乎每个周末都来钱学森家，或者是共同欣赏音乐，或者是聊天。
钱学森当时并不知道这位老朋友的真实政治身份。说实在的，要讲清楚这位老朋友的真实政治身份也真不容易：当时他名义上并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但是他却曾经在延安工作，跟周恩来、董必武这样的中共领导人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而且还受到过毛泽东主席的接见。虽然他名义上并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却担负着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工作任务！
他跟钱学森交情匪浅，他成为钱学森家的常客，对钱学森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若干年之后，他才公开亮出了政治身份——中国共产党党员。然而他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中共统战干部，他是货真价实的科学家。他后来既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又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这“两院院士”充分表明他是中国第一流的科学家。他甚至是中国工程院六名发起人之一，关于建立中国工程院的报告就出自他的笔下。他被誉为“新中国电子产业的奠基人”，又有着“红色科学家”之称。
他的科学家的身份向来是公开的，而他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身份最初是保密的。正因为这样，他当时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之中做统战工作，可以说是如鱼得水。
当时的钱学森，对于国共双方来说，都是重要的争取对象。钱学森在国民党方面，有许多朋友，广有人脉。钱学森出自杭州豪门，而他的岳父蒋百里又是国民党高官，所以国民党方面把他看作“自己人”，以为蒋百里的女婿不可能去投奔共产党。钱学森1947年回国期间，国民党方面就通过北京大学校长胡适、教育部长朱家骅、清华理学院院长叶企孙等做钱学森的工作，希望钱学森站到国民党一边来。
钱学森跟中国共产党的交往倒是不多。但是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即将在中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钱学森，把钱学森作为重要的争取对象，主动派人做钱学森的思想工作。
尽管钱学森远在美国，那位有着神秘色彩的中国留学生，受中国共产党派遣来到美国，做争取留美中国学生、学者、教授回国的工作，特别是做钱学森的思想工作。
1948年在中共党组织领导下，在留美学生中建立了“留美科技人员协会”。该协会的任务就是动员留美人员回国。那位成为钱学森家中座上客的人物，是该协会的积极活动分子，是加州理工学院“留美科技人员协会”分会的负责人。
他便是罗沛霖，原名罗霈霖，在延安时期化名“罗容思”。在加州理工学院，罗沛霖与钱学森的学生郑哲敏住在同一套公寓里。
罗沛霖小钱学森两岁，1913年生于天津。他跟钱学森相似，乃名门望族之子。父亲罗朝汉，天津名流，有着双重身份，即画家和电讯学家。
罗朝汉是天津有相当名气的画家，善画兰竹。罗沛霖的母亲孙梦仙也擅长诗画，着有《梦仙诗画稿》。
不过，画画并非罗朝汉的正业。电讯学才是他的正业。他是中国早期电信界元老，做过天津电报局局长、北京电话局局长。罗朝汉和罗沛霖的舅父孙洪伊在天津设立了天津电报学堂(1904~1934)，是我国北方最早培养电讯人员的学校。
罗沛霖的舅父孙洪伊是天津早期的同盟会会员，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广州）内务总长，1922年孙中山与李大钊的第一次会见就是在孙洪伊的上海寓所进行的。
罗沛霖是罗家“少爷”，从小过着优裕的生活。受父亲的影响，佩小就喜欢玩电报、电话。
和钱学森一样，罗沛霖天资聪颖，而且受到最好的教育，在天津最好的中学上学。高中毕业之后，罗沛霖居然同时被三所当时中国的名牌大学——清华大学、交通大学和南开大学录取。罗沛霖最终选择了交通大学，原因是交通大学设有他最喜爱的电讯专业。
1931年罗沛霖从天津来到上海，进入交通大学电机系。罗沛厅钱学森不同系、不同班，却成为好友。
罗沛霖是怎么跟钱学森认识的呢？
有一天，罗沛霖到南开中学老同学郑世芬的宿舍串门。当时，郑世芬读电机系二年级，比罗沛霖高一年级。跟郑世芬同寝室住的，正是在机械系二年级就读的钱学森。就这样，罗沛霖结识了钱学森。一聊起来，得知彼此都曾经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读书，一下子亲近了许多。大约是家庭背景相似，气质相投，何况两人都是音乐“发烧友”，这两位不同系、不同班的年轻人，成了好朋友，经常在一起交谈。钱学森参加了学校的铜管乐队，是主力圆号手，而罗沛霖则喜欢跑上海的北京路旧货店买旧唱片。课余，两人聚在一起欣赏音乐、谈论音乐，有时候还一起去音乐厅听音乐会。
钱学森学业勤奋，门门功课都优秀。罗沛霖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听课心不在焉，连听课笔记都不记。到了考试时，应付一下，所以成绩平平。罗沛霖只对电讯感兴趣，大量阅读电讯书刊，花费大量的时间进行深入钻研。
罗沛霖总是夸奖钱学森学习成绩名列前茅，而钱学森则对罗沛霖说：“你也是能够考得很好的，但你却不屑去追求。”确实，以罗沛霖那样的才华，完全可以拿到高分，他却不屑于此，自称是一个“偏才”，凭兴趣学习。
钱学森和罗沛霖谈得来，还在于彼此都富有正义感，高度关注国家的命运。罗沛霖一直记得钱学森对他所说的一句很深刻的话：“中国的政治问题不经过革命是不能解决的，光靠读书救不了国在交通大学当年的毕业生之中，罗沛霖是很另类的一个。很多毕业生希冀到外国留学，而罗沛霖居然奔赴延安！
1935年罗沛霖从交通大学毕业之后，先是到国民党广西第四集团军无线电厂担任电子工程师，每月120块大洋。一年多后，他不满于国民党军队无能和腐败，在同学孙以德（友余)、周建南的影响之下，他做出了在当时相当难能可贵的人生选赴红都延安。
孙以德后来以孙友余这一名字传世。1937年肄业于交通大学，1938年赴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央军委三局器材厂技术指导员、通信学校中队长。1940年后在中共中央南方局任秘密交通。解放后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务院机械工业委员会副主任。
周建南也肄业于交通大学。1938年赴延安。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统战和情报工作。解放后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顾问。他的长子周小川，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罗沛霖来到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诉说要求前往延安，受到林伯渠的接见。当时延安正缺罗沛霖这样的电讯专家。1938年3月，罗沛霖来到延安，这才知道当时延安只有一个电台，是从国民党军队那里缴获得来的，由于没有专业的技术人员，发射机坏了没有人修理，只剩下了半部接收机来监听敌人的情报。罗沛霖的父亲当年就是天津电报局局长，所以罗沛霖对于电台、对于无线电收发报机的技术非常娴熟，三下五除二，就修好了电台。罗沛霖在延安充分发挥自己的专长，成为难得的技术专家。他担任延安通讯材料厂工程师，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之下，成批生产电台，到了1938年年底之前，也就是罗沛霖来到延安不过七个多月，居然生产了60多部电台，使八路军以及中共地下组织跟延安之间有了快捷的联络工作，大大改善了通讯局面。当时嫩军总司令朱德每月只有5块大洋的津贴，而给予罗沛霖这样的工程师每月津贴是20块大洋。
罗沛霖回忆说：
自从奔赴延安参加革命起，我就时刻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来努力要求自己。1939年，党组织“撒”我到大后方重庆去经受锻炼和考验。在当时的白色恐怖笼罩下，我坚持参加地下党组织的各项活动，努力完成组织委派的任务。
在重庆，罗沛霖在周恩来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他向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董必武（后来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和徐冰（后来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经过董必武和徐冰研究之后，徐冰正式通知罗沛霖：“为了便于做统一战线工作，根据董老的意见，决定你留在党外，做党外布尔什维克。组织上是按照一名党员的标准来要求你的，组织上是信任你的。”
也就是说，罗沛霖虽然名义上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直到1956年3月，罗沛霖才不再做“党外布尔什维克”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重庆，罗沛霖不仅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跟周恩来有许多接触，而且在1945年8月毛泽东来到重庆谈判时，还在红岩村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罗沛霖这位“红色科学家”又是怎样来到美国、来到钱学森身边的呢？
1947年，罗沛霖在天津从事地下工作。据罗沛霖回忆：
我到天津以后，有一天孙友余来了，代表党组织，他对我说，你是不是想办法到美国去一趟，去学习学习，去开开眼界吧。全国解放指日可待了，解放以后我们要搞社会主义建设，得个博士回来，也是我们的光荣。
罗沛霖前往美国，其实主要的原因是中共派他到美国在中国留学生和教授中开展统战工作，争取他们回国。然而，罗沛霖只有正儿八经地成为美国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成为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中的一员，才便于开展统战工作。
别人去美国留学，要么拿中国政府的奖学金，要么拿美国大学的奖学金，而罗沛霖又是另类，他是中共党组织给了他500美元，作为去美国的费用！在当时，中国共产党尚未成为中国的执政党，能够拿出500美元送罗沛霖到美国去，名义上说是让罗沛霖本人“得个博士回来”，而实际上罗沛霖担负着重要的统战工作任务。
光是有了路费，罗沛霖去不了美国。恰恰在这个时候一1947年夏日，钱学森回国探亲。当钱学森来到北京时，罗沛霖找到了他。老朋友12年没有见面了，久别重逢，分外欣喜。罗沛霖也就请钱学森帮助他办通前往美国的手续。钱学森建议罗沛霖去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并为罗沛霖写了推荐信，信中说：“我对于罗沛霖先生超越常人的独特创造力，有深刻的感受。”
于是，罗沛霖凭借钱学森的介绍，开始与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联系入学问题。最初，罗沛霖只是打算去读硕士研究生。对于罗沛霖来说，他从交通大学毕业已经12年了。这12年之中，他的大部分时间用于地下工作，并没有多少时间从事科学研究。他的英语也荒疏了。他必须迎头赶上——也就在这12年间，钱学森已经成为美国名牌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的正教授，成为美国知名的科学家。
借助于老校友钱学森的推荐，1948年9月，罗沛霖进入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校方认为罗沛霖不必读硕士，可以直接读博士学位。
这一回，罗沛霖一改当年在交通大学学习时听课心不在焉的脾气，以高度的责任感全身心投入学习。他的头发一下子掉了许多。他到底是一个高智商的人，在久离校园生活的情况下，他竟然以23个月的时间，拿下了博士学位！与此同时，罗沛霖在留美的中国学生以及教授之中，广泛开展统战工作，争取他们回国。
就在罗沛霖进入加州理工学院一年之后，钱学森一家从美国波士顿的麻省理工学院，搬到了加州理工学院。
与钱学森曾经有过那么亲密的友谊，罗沛霖理所当然成为钱学森家中的常客，成为钱学森的“红色”挚友。无疑，罗沛霖把钱学森锁定为重要的统战对象。
“应该回袓国去”
钱学森为美国火箭、导弹的研制贡献良多，却竟然被美国“驱逐(deport)出境”！
这令人陈的生在195难，但题因m溯到195阵。钱学献没有打算在美国工作一辈子。狮钱学森自己航兑：我于1935年去美国，1955年回国，在美国待了20年。20年中，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作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我在美国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有想过这一辈子要在那里待下去。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因为在美国，一个人参加工作，总要把他的一部分收入存入保险公司，以备晚年退休之后用。在美国期间，有人好几次问我存了保险金没有？我说一美元也不存。他们听了感到奇怪。其实，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到1949年年底，我得知新中国成立，认为机会到了，应该回祖国去。
当时，数学家华罗庚从美国回到新中国，在通过罗湖口岸前夕，发表了一封《告留美同学的公开信》。钱学森为之动容：“中国在迅速进步着。1949年的胜利，比一年前人们所预料的要大得多，快得多……朋友们，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建立我们的工作基础，为了我们伟大袓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
不过，那时候钱学森在美国还有诸多未了的工作，他并没有打算马上回国。在跟朋友谈起的时候，他也只是说，打算回国一趟，把父亲接到香港，再回到美国。
1981年2月19日加州理工学院前院长杜布里奇在接受该校档案保管员古德斯坦(judithr.good stein)的米访时，回忆说：
1950年的一天，钱（学森）来看我，并且对我说：“你知道我在中囯有年迈的父亲。我很久没见到他了。当然，在打仗时我是不可能回去的，但我现在也许可以回去了。我只想请一段时间的假。”我问：“多久？”他说：“嗯，我实在不知道自己想和他住多久，这取决于我父亲的健康，总之是几个月。”我说：“当然，你可以离开一段时间。”因此他完全公开地做了安排，并且告诉了所有人。结果有人告诉了当时是美国海军次长的丹·金ii尔（dankimball)，钱（学森）将要回中国访问。丹说：“哦，不行，我们不应该让他去中国。”你知道，中国不是我们最好的朋友。钱显然知道这一点，金贝尔觉得让钱（学森）回中国对钱（学森）以及对美国都有点冒险。我却不那样认为。我对钱（学森）有足够的信任，我相信他不会带很多文章，一些航空理论工作，回去做。麻烦的是，有人把金贝尔的评论看得很认真，说：“我们必须阻止他。”怎样去阻止呢？他们想到的阻止他的办法是指控他为共产党人。
杜布里奇院长把事情的经过说得很清楚，起初钱学森当面向他请假，回国探望父亲，已经获得他的同意。钱学森打算回国探亲，“完全公开地做了安排，并且告诉了所有人”。如果不是“半路上杀出程咬金”，钱学森的回国之路应当很顺利。
然而，钱学森惊动了那位“程咬金”金贝尔先生，事情陡然发生剧变……
半路杀出“程咬金”
金贝尔先生是美国海军次长，亦即美国海军副部长。为什么金贝尔作为美国海军次长，会干涉加州理工学院教授钱学森的回国探亲之事？钱学森所从事的研究，固然跟美国海军关系不大，但是金贝尔此前曾经担任航空喷气公司执行副总裁兼总经理，曾经深入了解过钱学森的学术成就，评价说“钱学森是美国最优秀的火箭专家之一”。
钱学森的学生郑哲敏也说，“金贝尔与钱学森曾是很好的朋友。早年，钱学森参加的‘火箭倶乐部’与美国军方有过合作，用火箭改进飞机起飞时的助推器，大大缩短了跑道的距离。后来，‘火箭倶乐部’的几个成员创办了一家公司，钱学森是技术顾问，金贝尔是公司的管理人员，负责经营。他们很早就认识。如今，这家公司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火箭与推进剂制造企业通用航空喷气公司。”
金贝尔一听说钱学森要回中国，立即出面阻拦。金贝尔给美国移民局打了电话，表示“说什么也不能放他回到红色中国”。
于是就在钱学森想走而未走的当口，一件意想不到的突然事件降临了。那是1950年6月6日，钱学森正在洛杉矶加州理工学院的办公室里工作，两个陌生人进来了。对方一脸严肃，出示了联邦调査局的证件。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他们宣称，有足够的证据表明，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党员，早在1939年就成为美国共产党帕萨迪纳支部第122教授小组的成员。据说美国共产党帕萨迪纳第122教授小组中有一个化名“约翰.m.德克尔(johnm.decker)”的党员，联邦调査局确认“johnm.decker”就是钱学森。他们对钱学森进行盘问。尤其是盘问他与他的朋友马林纳、威因鲍姆的关系。尽管钱学森坚决否认自已是美国共产党党员，他们仍不以为然。
当时，正处于冷战的严峻岁月。1950年2月9日，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麦卡锡在西弗吉尼亚威灵市的共和党妇女团体集会上，发表了惊人的演说，矛头直指民主党人、国务卿艾奇逊。麦卡锡扬言，手中握有“一份205人的名单”，“这些人全都是共产党和间谍网的成员”，“国务卿知道名单上这些人都是共产党员，但这些人至今仍在草拟和制定国务院的政策”。麦卡锡的演说，如同一颗猛烈的炸弹在美国政坛爆炸。尽管麦卡锡夸大其词，在人们的追问下把“秘密名单”上的共产党员从205人减到81人，最后减到57人。然而，在麦卡锡的大声鼓噪之下，美国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清共运动”，从美国国务院扩大到方方面面，尤其是军事机要部门。麦卡锡因此一举成名，他的反共排外的政治主张被称为“麦卡锡主义”。美国着名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美国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也都被列进了黑名单。
黑名单不断扩大，联邦调查局把目光投向了钱学森。钱学美国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森在美国参与研制导弹、制定美军尖端武器发展规划等，均属美国国防核心机密，而钱学森的好友之中，马林纳、威因鲍姆等都是美共党员。钱学森曾经参加过威因鲍姆领导的学习小组，一起学习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尽管那个学习小组并非美共组织，钱学森却被认定是美共党员。于是，钱学森也被列入黑名单。
就在联邦调查局派员盘问钱学森的当天，力n州理工学院校方接到美国第六军团本部的秘密信件，要求校方从此严禁钱学森从事任何与美国军事机密相关的研究工作，吊销了钱学森的安全许可证。钱学森是在1942年经他的导师冯·卡门的推荐、经过美国宪兵总司令部人事安全主管巴陀上校的安全审核，于该年12月1日获取安全许可证。这样，钱学森从事美国军事机密研究工作已经长达8年。到了1950年，钱学森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大部分与美国军事有关，没有安全许可证，意味着钱学森再也无法做他已经从事多年、驾轻就熟、成绩斐然的工作。
冯·卡门在晚年所写的回忆录中，曾经专门写了一章《中国的钱学森博士》，他清楚地说出了钱学森遭到迫害的起因：
麦卡锡反共浪潮席卷了美国，掀起一股怀疑政府雇员是否忠诚的歇斯底里狂热症。对大学、军事部门和其机构几乎天天进行审查或威胁性审查。在这种情况下，素以聚集古怪而独立不羁的科学家着称的小小加州学府，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注意。凡是1936至1939年间在加州理工学院工作过的人，都有可能被视为20世纪40年代中的不可靠分子。后来，很多好人不得不通过令人困窘而可恶的审查程序证明自己的清白。
有一天，怀疑终于落到钱的身上。事情可能是这样开始的：当局要钱揭发一个名叫西尼·温朋即威因鲍姆的化学家，此人因在涉及一件共产党案件中提供伪证，当时正在帕沙迪纳即帕萨迪纳受审。钱和温朋本是泛泛之交，只是替他介绍过职业，还不时去他家欣赏欣赏古典音乐。
我听说，由于钱拒绝揭发自己的朋友，引起了联邦调查局对他的怀疑。这事有的地方误记为是1950年7月，事实上应为1950年6月6日。军事当局突然吊销了他从事机密研究工作的安全执照，即安全许可证。
关于钱学森被指为美国共产党党员一事，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于1981年2月19日在接受该校档案保管员古德斯坦的采访时，把问题说得很清楚：
杜布里奇：他们发现在30年代（在加州理工学院）曾经有过一个共产主义小组。
古德斯坦：我以前听说过那个。
杜布里奇：我不知道其中有什么人。但在大萧条时期这里曾经有过一个小组，就像很多大学都有的那样。他们说一定存在一种更好的经济体系，也许俄国人已经找到了。钱（学森）对于他与那个小组的关系的说法是这样的：在这个指控刚被提出时，他对我说：“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说：“你与共产主义小组有过任何联系吗？”他说：“这里有一群搞社交聚会的人。当我作为一个陌生人来到这个国家时，有两三个这种加州理工学院的人邀请我去他们的屋子参加社交小聚会，我去过几次。”他说：“我估计有过一些政治话题，但所谈的大都只是一般事务，我把它们当成纯粹的社交活动。我绝没有以任何方式加入过任何共产党，我甚至不记得‘共产党人’一词在那些活动中被提及过。”但有人在一张纸上记下了参与其中某次聚会的人的名字，这后来成了证据。我想那是一个打印名单，在边上写着“钱”，那害苦了他。他以前（1947年）曾回过中国，然后又返回美国。当你返回这个国家时，标准的程序显然是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你过去或现在是否是共产党的成员？当然，他写了“不”。因此对他的指控是伪证罪，即他曾经是这个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却在重返这个国家时说自己不是。
古德斯坦：证据就是那个名单？
杜布里奇：是的。
古德斯坦：你看到过那个名单吗？
杜布里奇：我看过一个复印件。在他的听证会上那被当作了证据……
古德斯坦：钱（学森）是被诬告的吗？你觉得那真的是一份写在纸上的真人名单吗？
杜布里奇：是的。我没有理由怀疑它，因为我们在麦卡锡时代曾发现过两到三位加州理工学院的研究生及其他人涉及了此事。那的确是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有些人后来承认了这一点。但我也确实相信钱（学森）所说的他没有将之视为加入共产党。他在这个国家是一个孤独的陌生人，他受到了加州理工学院大家庭及镇上的这一小群友善的人的欢迎。我想，他说过他在这些友善的社交聚会中度过了美好的时光，从未想到过他涉入了任何不恰当的事情。“被诬告”，不是一个正确的用语，我想那只是一系列的误会及过度反应。
古德斯坦：学院的理事们对钱（学森）的事情感到很心烦吗？他们曾经对鲍林(pauling)心烦，钱（学森）的事情发生在同一个时期。
杜布里奇：是的。我想那些不喜欢鲍林的人大都也相信针对钱的指控。我记得我告诉过理事会，我们已经调查过，并且确信钱（学森）不属于这个共产主义小组，而只是与很多人一样与其中某些人有交往。我不记得有什么理事对此提出过有力的评论。我知道他们中有些人觉得（钱所受到的对待）是一种耻辱。有些人曾与我们携手，找寻有什么能做的。但我想他们中也有一些人认为：“如果钱(学森）是共产党人，那就把他送回中国吧。”
古德斯坦：通过这件事，他们显然造就了一位热忱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杜布里奇：是这样的。
也就是说，美国联邦调査局把一张出席社交小聚会的名单，仅仅因为其中有几个人是美国共产党党员，就把那张名单当成了美国共产党党员名单。而钱学森曾经几次参加这一社交小聚会，名单上有一个“钱”字，就被当成是美国共产党党员的证据。就连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在学院的理事会上都明确表示“确信钱（学森）不属于这个共产主义小组”别以为只有在中国“文革”时期有那么多的冤假错案，在美国也有冤假错案。作为一位正直的科学家，平白蒙冤，钱学森深感人格遭到莫大的侮辱，自尊心蒙受极大伤害。
山雨欲来风满楼。6月16日，威因鲍姆在家中被捕，而马林纳由于已经在1947年远赴法国巴黎工作，联邦调査局鞭长莫及。由于威因鲍姆进入喷气推进实验室是钱学森推荐的，于是联邦调査局缠上了钱学森。
6月19日，当联邦调査局人员再度光临的时候，钱学森把一份事先准备好的声明交给他们。钱学森在声明中写道：“当年我成为一位受欢迎的客人的情境已经不在了，一片怀疑的乌云扫过我的头上，因此，我所能做的事就是离开。”
钱学森告诉来人，这份声明已经同时交给加州理工学院工学院院长林德菲以及教务长华森，因为这份声明也就是钱学森决定辞去加州理工学院一切工作的辞呈。
“干军易得，一将难求”
“我所能做的事就是离开”就在钱学森递交那份离开美国的声明之后一周，太平洋彼岸的朝鲜战火顿起，麦卡锡主义借助朝鲜战争的爆发在美国国内更是甚嚣尘上。1950年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武装干涉朝鲜，并决定以武力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美国第七舰队向台湾出动。
钱学森加快了离开美国的步伐。
那时候中美之间没有外交关系，只有美国驶往香港的轮船，也有不多的美国飞往香港的航班。8月31日，美国邮轮“威尔逊总统号”从旧金山经停洛杉矶驶往香港，原本是钱学森的最佳选择，当钱学森与加州理工学院的博士研究生罗沛霖一起去买船票时，由于罗沛霖是学生，当场买到船票，而钱学森由于是教授，必须得到移民局批准才能买船票，无法与罗沛霖一起回国，而机票也是一票难求。无可奈何，急于离开美国的钱学森一家，预订了加拿大太平洋航空公司8月28日从加拿大首都渥太华飞往香港的机票。
钱学森进入了“紧急状态”他在办公室里收拾好书籍、手稿、笔记本等等，在家中收拾好细软。他委托一家名叫白金斯的打包公司打包。按照当时美国的习惯，准备托运的行李要由托运者先把物品装入一个个防水的纸箱里，然后由打包公司运走，在他们的仓库里装入结实的大木箱，以防在长途运输中损坏。在装好大木箱之后，打包公司把木箱运往码头，交付轮船运至香港，再从香港转运到上海。
对于如此优秀的学者的离去，美国的知识界抱不平者有之，惋惜者有之，挽留者有之。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是最突出的一位，他深为钱学森扼腕而叹。
杜布里奇是一位物理学家，身材痩削，长着一副娃娃脸，人们用这样的话形容他：“生活简朴、精力充沛和一味渴望从事重要工作。”杜布里奇从1947年起出任加州理工学院院长之后，由于工作出色，担任院长长达22年之久。
杜布里奇出大力挽留钱学森，原因有三：
一是杜布里奇本人富有正义感，向来公开反对各种政治迫害。
二是他深知钱学森是难得的优秀科学家。1948年10月，他亲自致函当时在麻省理工学院任职的钱学森，回到加州理工学院。钱学森接受了他的邀请。1949年初夏，钱学森和冯·卡门一起返回加州理工学院，钱学森出任该院喷气推进中心主任，学院还授予他以美国火箭先驱戈达德命名的讲座教授荣誉称号。从此，钱学森在帕沙迪纳加州理工学院附近安了家。
三是杜布里奇跟白宫关系密切。他兼任白宫科学咨询委员会主席。这个委员会专门就科技问题向政府提供建议。
他一面尽力挽留钱学森，一面运用自己的影响，希望华盛顿相关部门举行一次听证会，以求拂去钱学森头上那“一片怀疑的乌云”，重新发给钱学森安全许可证，让钱学森安心地在加州理工学院从事原先的研究工作。尽管华盛顿方面表示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员的“证据不足”但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杜布里奇写道：“这简直是再荒谬不过的事，一个伟大的火箭及喷气推进专家，在这个国家里，无法在他所选择的领域中得到工作的机会，因而逼使他回到红色中国，让他的才干在共产政权中施展。”经杜布里奇再三坚持，华盛顿决定在8月23日举行听证会。钱学森面对院长杜布里奇的一片善意，却之不恭，何况在离开美国之前能够澄清种种不实之词，也是值得的。于是，钱学森在8月21日从洛杉矶飞往华盛顿。
杜布里奇建议钱学森，在华盛顿，应当首先拜访美国海军副部长丹尼尔·金贝尔先生。
杜布里奇的目的显而易见，想借助于金贝尔在华盛顿进行疏通，帮助钱学森重新获得安全许可证，这样可以达到挽留钱学森的目的。
当钱学森出现在金贝尔的办公室时，金贝尔显得非常客气。然而，他却是一位“太极拳”高手。他劝钱学森去找律师波特，以便在听证会上为他辩护。
钱学森在到达华盛顿的第二天——8月22日，拜访了波特律师。波特听了钱学森的陈述，认为明天就举行听证会显然太仓促，他必须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准备，建议推迟听证会。钱学森同意了波特的意见。实际上，推迟听证会等于取消听证会。钱学森已经订好8月28日的回国机票，六天之后就要离开美国。
8月23日，钱学森再度来到金贝尔的办公室，告诉他由于美国无理取消他的安全许可证，他决定离开美国，返回中国。金贝尔一听，露出了他的真面目。他对钱学森说：“你不能走，你太有价值了！”他劝钱学森三思而行。钱学森在尴尬的、不愉快气氛中，结束了与金贝尔的谈话。华盛顿之行，钱学森一无所获。
时间紧迫，离他从渥太华飞往香港的时间只有五天，何况他还必须留出时间从洛杉矶飞往渥太华。当天下午，钱学森就乘飞机急急赶回洛杉矶。
经过六小时的飞行，当钱学森刚下飞机，美国移民局的一位官员已经在洛杉矶机场恭候多时。他交给钱学森一纸限制出境的公文：“禁止离开美国！”
钱学森无比震惊，也无比愤懑。
美国移民局的动作如此迅速，不言而喻是金贝尔在幕后操纵。他在钱学森离开他的办公室之后，马上致电美国司法部。金贝尔在电话中说了一句“名言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
金贝尔深知“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这句话的真谛。金贝尔是一个相当仇视新中国，而跟台湾的“中华民国”关系密切的人物，当钱学森经过五年的漫长抗争，终于回到北京，金贝尔又说了一句“名言”：放钱学森回中国是美国曾做过的最愚蠢的事。
特工细细“研究”钱学森的行李
钱学森原本是“我所能做的事就是离开”。然而由于“程咬金”金贝尔的横加干涉，事情发生一百八十度的变化，变成了不准钱学森离开！
钱学森从华盛顿回到洛杉矶。他既然被限制出境，只能退掉飞机票，并从海关取回原本打算托运到香港的八大箱行李。如果钱学森能够顺利地在8月28日从渥太华飞往香港的话，那么这批行李正好在8月31日搭上赵忠尧他们乘坐的威尔逊总统号邮轮运往香港。
钱学森从海关得到的答复是料想不到的：“钱先生，您的行李被依法査扣了！”
当钱学森问为什么的时候，海关语出惊人，称钱学森托运的行李中有“美国机密文件”，因而违反了美国的“出口控制法、中立法和间谍法”
如果说涉及前两项法规，那还算一般，而违反“间谍法”则意味着问题相当严重了。
其实，钱学森在办公室整理文件时，就已经注意涉及机密的文件，全部锁在办公室的一个文件柜里，并把钥匙交给了同事克拉克·米立肯教授。
事后，钱学森才得知，当时的他已经处于美国联邦调査局的监控之中。早在他8月21日飞往华盛顿的时候，嗅觉异常灵敏的美国联邦调査局就着手“研究”起钱学森准备托运的八箱行李。“据说”是白金斯打包公司的工人在打包时，发现钱学森托运的文件有“机密”、“极机密”字样，于是报告了打包公司的老板，而老板则马上报告美国联邦调査局。这“据说”，不知道是美国联邦调査局制造的由头呢，还是那位打包工人本身就是美国联邦调査局的特工。
有了这么一个“据说”的由头，联邦调査局会同海关、美国空军调査官员以及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于8月21日、22日齐聚在白金斯打包公司的仓库里，细细“研究”起钱学森托运的行李，重点是其中的“文字性东西”。而这时候，钱学森正在华盛顿跟海军副部长丹尼尔.金贝尔先生交谈呢！
“研究”钱学森的托运物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内中有众多的藏书、手稿、文件，还有九大本剪报。剪报是钱学森多年养成的工作习惯，看到有参考价值的文章，就从报纸上剪下来，整整齐齐贴在剪报本上，按内容分类。钱学森这些“文字性东西”，有英文，也有中文、德文、俄文，内容则涉及方方面面，不用说读懂这么多文件非常费事，即便是大致了解是什么内容，也够他们忙一阵子。
美国联邦调査局在“研究”中发现，其中甚至有关于美国原子能方面的详尽剪报。美国联邦调查局感到不解，钱学森的专业是火箭，并不是原子能，他为什么那样关注美国的原子能研究？这会不会是一种“间谍”行为？后来他们“研究”了钱学森方方面面的剪报之后，终于认定，这是一位高层次的科学家广博学识的体现。只有达到像钱学森那样的学问层次，才会对众多的科学前沿的研究都给予关注。
不过，不管怎么说，美国联邦调査局的“研究”精神还是令人“敬佩”的。他们居然把钱学森这些“文字性东西”用微缩胶卷拍摄下来，拍了一万二千多张！他们还把这些文件编成详细的目录……
美国联邦调査局毕竟还是有收获的。他们在钱学森托运的行李中，发现里面有的文件还盖着“机密”、“保密”的图章，甚至还发现一本“密电码”！
为了给限制钱学森离开美国找一个“合乎逻辑”的理由，联邦调査局向媒体“放话”，洛杉矶的报纸《洛杉矶时报》《明镜》等马上以大字标题报道，“在钱学森回中国的行李中査获秘密资料”。
钱学森据理力争。钱学森在报纸上发表声明：
我想带走的只是一些个人的笔记，其中多数是一些我上课的讲义，以及未来我研究所需要的资料。我一点也不打算带走任何一点机密，或者试图以任何不被接受的方式离开美国。
钱学森说，那些盖着“机密”、“保密”图章的文件，其实早已过了保密期。钱学森还针对报道中宣称他的行李中夹带“密码”“蓝图”进行说明：“这里头没有重要书籍、密码书籍或者蓝图，那只是一些草图、一些对数表，不过这可能被误认为是密码或暗号。”
原来，大约是美国联邦调査局探员的数学太差，没有见过对数表，以至把对数表当成了“密电码”！
不过，联邦调査局的最大收获，据说是在钱学森的行李中，发现一张钱学森化名“约翰·德克尔（johnm.decker)”的美国共产党党员登记卡，和警方线人抄录的一致，成为证明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党员的重要物证。但是，表上并没有钱学森的签名，而且也不能证明钱学森提交了这份申请表，在法律上又不足为证据……
牢狱之灾突然降临
钱学森的处境越来越险恶，奇耻大辱的一天终于到来。
那是1950年9月7号下午，美国移民归化局官员来到位于洛杉矶帕萨迪纳的钱学森住所。移民归化局总稽査朱尔和稽査凯沙摁响了门铃。铃声响过，钱学森夫人开门，他们提出要见钱学森先生。
朱尔后来回忆说：
我很清楚那天的情形。钱夫人来开门的时候，手里抱着孩子。我说要见她的丈夫。不久，钱氏走出来。奇怪得很，他一点也没有激动的表情。但是，在他的脸上可以察觉到，他似乎对自己说：“好吧，这事终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钱学森夫人手里抱着的孩子，是出生只有两个多月的女儿钱永真。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只有两岁。
钱学森一眼就看出，这位移民归化局总稽査朱尔，就是半个多月前当他从华盛顿返回洛杉矶时，在机场向他出示“禁止离境”公文的那个官员。今天又来了，难道还怕我钱学森跑了不成？钱学森还真没猜错。原来钱学森从华盛顿回到家中，一连7天待在家中没有出门。这让在钱学森住所周围监视钱学森行踪的移民归化局的探员们不放心了：钱学森该不是偷偷“跑”了不成？要是这样，上峰怪罪下来，谁也承担不起！偏偏这时又听到传言：有人在美国与墨西哥边境看到了钱学森的汽车从美国越过边境向墨西哥驶去——钱学森“跑”了！这下使这伙监视钱学森行踪的探员们吃惊不小。尽管后来证实此消息完全是空穴来风，却也让移民归化局心存疑虑：这次没“跑”下一次呢！因此要采取切实行动，确保他不能“跑”所谓“切实行动”就是把他拘留起来，这样就保险了。
“钱先生，请跟我们走一趟。”移民归化局官员对钱学森说。
“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在联邦政府的官员面前，钱学森明显处于弱势，辩白、抗议无济于事。
钱学森什么也没说，看了一眼身旁抱着永真的夫人，什么也没拿，跟着移民归化局官员走了。
钱学森被关在洛杉矶以南圣佩德罗湾一个叫特米诺岛(terminal island)的移民归化局的拘留所里。特米诺岛，又称“响尾蛇岛”，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岛。岛上原本有一座废弃了的石油探井架，井架附近有几间简易房。后来被移民归化局看中，扩建为拘留所。
特米诺岛拘留所四周是海。选择小岛作为拘留所，是便于与外界隔绝，防止犯人逃跑。特米诺岛拘留所又暗又潮湿又拥挤。牢房里常常响起西班牙语声，因为这里关押的大都是墨西哥的越境犯。许多贫穷的墨西哥人想到美国打工，于是偷越美墨边境，被抓住了，就押在这个离美墨边境不远的拘留所。
总算还好，考虑到钱学森是着名科学家，移民归化局没有把他跟那些越境犯关押在一起，而是关进一间单人牢房，有单独的卫浴设备，生活条件还可以。
杜布里奇作为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曾经多次前往拘留所看望特米诺岛上的移民局，钱学森曾经在此受审钱学森。他后来回忆说：
他们把他关在圣佩德罗的一个拘留所，我们在那里看望了他。他有一个小隔间，一个完全舒适的房间。那不是监狱——但那是一个拘留所。他有一个房间，一张桌子，一盏灯，一张床等等。但那样的拘留对他——对他的自负和自尊——是一个可怕的打击。他想到自己曾经那么充分地效力于这个国家（他的确如此），却得到了这种对待……这最终使他变得非常愤恨。克拉克·密立根（clark milli kan)和我常常去探望他，并与我们想得到的所有人作了交谈。
丹·金见尔深感震惊。他说：“你知道我并不是说他该被拘留，那太糟糕了，他并不是共产党人，拘留他是没有理由的。”移民归化局的行动让丹·金贝尔恼火——我觉得金贝尔是非常恼火，对移民归化局将他随口说说的评论如此当真，以及没有用其他方式劝钱（学森）不要走。也许丹·金贝尔认为我应该劝说钱（学森）不要走——我不知道。不管怎么说，那是一个令人难过的事件。我去那里探访过钱（学森）几次，只是与他交谈，了解他的想法。他们后来让他假释回到了帕萨迪纳，但没有许可不能离开洛杉矶郡。他的假释由克拉克·密立根监督，后者需要起誓一旦钱（学森）离开该郡就汇报。这是很受羞辱的经历。
杜布里奇的回忆表明，就连丹·金贝尔都对移民局拘留钱学森表示不满，而且丹·金贝尔明确地说，钱学森“并不是共产党人”。
夫人蒋英只是在释放前一天获准前来探望。然而，如钱学森出狱后对一位记者所说：
我被禁止和任何人交谈，夜里，守卫每15分钟就来亮一次灯，使我没法好好休息，这样的痛苦经历使我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瘦了30磅！
钱学森一下子瘦了那么多，还在于沉重的心理打击。作为一位着名的教授，钱学森蒙受不白的牢狱之灾，心灵遭到的煎熬’远远超过皮肉之苦。
监控的眼睛紧紧盯着钱学森获准保释了，终于离开了那人间地狱。他的出狱，又一次成为媒体的关注焦点。
然而，乌云依然在钱学森头顶笼罩。
美国移民局规定，钱学森每个月必须要到帕萨迪纳移民局去登记，并要随时接受移民局官员的传讯。另外，还规定他只能在洛杉矶市内生活，如果要超出洛杉矶的市界，必须申报，获得批准方可出洛杉矶。
钱学森住所附近常常出现陌生人在那里晃荡。不言而喻，那是移民归化局的特工在暗中监视他。
夜深，电话突然响起。钱学森一接电话，对方就把电话挂掉了。显而易见，那是在测试钱学森在不在家。
钱学森的电话受到监听、信件受到拆检；就连他上街，背后也有人跟踪。一句话，钱学森虽然获释，但是仍处于软禁之中。
得知儿子在美国遭到软禁，父亲钱均夫写信勉励他：“吾儿对人生知之甚多，在此不必赘述。吾所嘱者：人生难免波折，岁月蹉跎，全赖坚强意志。目的既定，便锲而不舍地去追求；即使弯路重重，也要始终抱定自已的崇高理想。相信吾儿对科学事业的忠诚，对故国的忠诚；也相信吾儿那中国人的灵魂永远是觉醒的……”
夫人蒋英是音乐家。这时候她不得不暂时放弃自己的专业，在家中相夫教子。她不敢雇保姆，生怕保姆万一被移民归化局收买，就会监控他们的一举一动。
195011月初，钱学森的八大箱行李经过移民归化局两个多月的反复“研究”，并没有发现内中有机密文件，决定予以退还。
洛杉矶的报纸披露那些特工们把钱学森行李中的对数表当成了“密码”，一时间在加州理工学院传为笑谈。
钱学森一次次受到传讯。所幸加州理工学院的法律顾问古柏律师仗义执言，据理为钱学森申辩。
经过几番审讯，1951年4月26日，帕萨迪纳移民局通知钱学森，他的案件经过审理，认定他“曾经是美国共产党员的外国人”。依据美国国家安全条例的规定，凡是企图颠覆美国政府的外国人，必须驱逐出境。因此，帕萨迪纳移民局决定驱逐钱学森！
钱学森本来就打算离开美国，根本用不着美国“驱逐”他早在1950年8月28日就准备要离开美国。
然而，移民局马上受到来自华盛顿的干涉，被要求暂缓执行对钱学森“驱逐出境”的决定。还是美国海军副部长丹尼尔·金贝尔的那句话：“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
于是，对钱学森“驱逐出境”的裁定，就一直被拖着，拖着……其实，这“拖”的策略，无非是在一日千里的科技时代中，让钱学森脑袋中的那些导弹知识老化，变得陈旧，变得无用。
没有被“驱逐出境”的钱学森，依然处于无限期的软禁之中。导师冯·卡门最能深刻理解钱学森的性格和为人，他曾经在《中国的钱学森博士》中写道：
此举严重伤害了钱的自尊心。他去找杜布雷奇即杜布里奇院长当面申述，没有安全执照他无法留在喷气推进中心继续工作。他情绪激吊地说，与其在这里遭受怀疑，宁愿返回中国老家去。杜布雷奇以好言相劝，希望他先保持镇静，并建议他就此事提出上诉。钱不想上诉，他觉得在当时那种紧张气氛下，一个侨居的中国教授难打赢这场官司。更何况他秉性高傲，认定没有必要去向美国司法当局申述自己不是共产党人。我想，在当时情势下，要是有人利用我曾经为匈牙利短命的库恩·贝拉政府干过事而诬陷我，那么我也会作出和钱同样的反应。
为了便于一且允许回国就能马上动身，钱学森没有固定住所，他的租房合同往往只签一年，到期后就搬家。那些从海关退回的总重量达800公斤的个大木箱，钱学森再没打开过，一资直放在那里，以便一旦有机会离开美国，随时可以再度交船托资运。夫人蒋英还准备好三个手提箱，放着随身用品。
钱学森的好友郭永怀夫妇来到加州理工学院看望他，这使他在困境中得到宽慰。钱学森曾经回忆说：
1953年冬，他（引者注：指郭永怀）和李佩同志到加州理工学院。他讲学，我也有机会向他学习奇异摄动法。
我当时的心情是很坏的，美国政府不许我归回祖国而限制我的人身自由，我满腔怒火，向我多年的知己倾诉。他的心情其实也是一样的，但他克制地劝我说，不能性急，也许要到1960年美国总统选举后，形势才能转化，我们才能回国。
据李佩回忆，当时她看到钱学森家空空如也，客厅里只有一张餐桌，几把椅子，还有三只手提箱。钱学森说，一旦美方同意他回国，他和蒋英怜起这三只手提箱就可以马上动身。
蒋英告诉李佩，钱学森被捕的那些日子里，幸亏有郑哲敏帮忙。当蒋英去拘留所看望钱学森时，郑哲敏就过来照料两个孩子。
在软禁期间，钱学森仍不时受到移民局的审讯，审讯的主题一直是为了确证钱学森“曾经是美国共产党员的外国人”而钱学森自始至终否定。双方对峙着、僵持着。
有一回，检察官突然换了一个角度，问钱学森道：“你忠于什么国家的政府？”
钱学森答道：“我是中国人，忠于中国人民。”
检察官追问：“你说的‘中国人民’是什么意思？”
钱学森答：“四亿五千万中国人。”
当时，中国的总人口为四亿五千万。
检察官又问：“这四亿五千万人现在分成了两部分，那么我问你：你是忠于在台湾的国民党政府，还是忠于在大陆的共产党政权？”
钱学森答：“我认为我已经说过我忠于谁的原则了，我将根据自己的原则作出判断。”
检察官问：“你在美国这么长时间，你敢发誓说，你是忠于美国政府的吗？”
钱学森答：“我的行动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用自己的知识帮助美国做事。”
检察官问：“你现在要求回中国大陆，那么你会用你的知识去帮助大陆的共产党政权吗？”
钱学森说：“知识是我个人的财产，我有权要给谁就给谁。”
甩掉特工寄出求助信
处于软禁之中的钱学森，终于寄出了一封请求中国政府帮助他回国的信。
钱学森是怎样智斗美国特工的呢？
钱学森向来有着每日读报的习惯。1955年5月，钱学森在一张华人报纸上，看到了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主持庆祝五一劳动节典礼的报道。突然，在长长的观礼者的名单中，有一个熟悉的名字闯进钱学森的眼帘——p东叔通！
陈叔通先生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钱学森为什么特别注意到陈叔通的名字呢？
原来，陈叔通先生是钱学森的杭州同乡。陈叔通在26岁时（1902年）中举人，次年中进士，并朝考中式，授翰林。这位清末翰林是钱学森父亲钱均夫的好友。钱均夫进入杭州求是书院学习时，监院（相当于教务长）是陈仲恕先生，乃陈叔通之兄。陈叔通先生也执教于求是书院，与钱均夫亦师亦友。钱学森1947年暑假回国结婚时，曾经看望过“太老师”陈叔通先生。
接着，钱学森又陆续从报纸上读到中美两国谈判双方侨民归国的问题，特别是美国报纸宣称“中国学生愿意回国者皆已放回”于是钱学森决定给陈叔通先生写信，报告自己被美国拘留、有国难归的困境，请求中国政府给予帮助。
细节决定成败。作为导弹专家的钱学森，尤其懂得在发射的时候，每一根导线、每一个焊点、每一个元件，都必须绝对可靠。“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任何细节都不允许疏忽。为了把这封极其重要的信能够准确“发射”到陈叔通手中，钱学森经过了精心的考虑。
1955年6月15日，钱学森在家中先写好草稿，然后用一手繁体汉字，端端正正写下致陈叔通先生的这封至关重要的信。信的全文如下：
叔通太老师先生：
自一九四七年九月拜别后未通信，然自报章期刊上见到老先生为人民服务及努力的精神，使我们感动佩服！学森数年前认识错误，以致被美政府拘留，今巳五年。无一曰、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然而世界情势上有更重要更迫急的问题等待解决，学森等个人的处境是不能用来诉苦的。学森这几年中唯以在可能范围内努力思考学问，以备他日归国之用。
但是现在报纸上说中美交换被拘留人之可能，而美方又说谎谓中国学生愿意回国者皆已放回，我们不免焦急。我政府千万不可信他们的话，除去学森外，尚有多少同胞，欲归不得者。从学森所知者，即有郭永怀一家（prof.yong huai kuo，cornell university，lthaca，n.y.)，其他尚不知道确实姓名。这些人不回来，美国人是不能释放的。当然我政府是明白的，美政府的说谎是骗不了的。然我们在长期等待解放，心急如火，唯恐错过机会，请老先生原谅，请政府原谅！附上纽约时报旧闻一节，为学森五年来在美之处境。
在无限期望中祝您
康健
钱学森谨上一九五五年六月十五曰
在信中，钱学森还附了一份豆腐干大小的1953年3月6日《纽约时报》特别报道剪报，题为《驱逐对美国不利》：
钱学森——加州理工学院着名的火箭专家，3月5曰在洛杉矶被驱逐回中国。但同时又不许他离开美国，因为他的离去“不利于美国最高利益”。
这个自相矛盾的消息是由美国移民局地区副局长阿尔伯特今天披露的，此时钱学森博士仍在加州理工学院工作。
钱学森博士是8月（引者注：应为1950年9月）份被逮捕的，他试图将180磅的技术资料运往“红色中国”。他被驱逐回他的祖国，但由于美国政府不承认中国，驱逐令并没有起作用。
检查这些打印材料的联邦机构人员没有发现任何秘密资料。
钱学森是怎么把这封至关重要的信件寄到陈叔通先生手中的呢？他当时并不知道陈叔通先生的通讯地址，只能寄给在上海的父亲，请父亲代转。倘若从美国直接寄给父亲，风险很大，因为联邦调査局非常注意拆检钱学森写给父亲的信，万一落到他们手中就麻烦了。他把这封信写好之后，装在一个信封里，并在信封上写了上海家中的地址。然后把这封信夹在夫人蒋英寄给妹妹的信中，那就相对要安全些。蒋英的妹妹蒋华当时侨居比利时。从美国寄往比利时的信，远没有寄往中国的信件那么容易引起关注。蒋英请妹妹在收到这封信之后，从比利时转寄到上海钱学森父亲家中。
为了确保能够寄出这封信，钱学森连每一个细节都精心打理：他让蒋英用左手写，模仿儿童的笔迹，在信封上写了妹妹的地址，以使联邦调査局的特工认不出是蒋英的笔迹。
接下来是如何避开特工的眼睛把信投进邮筒了，这也是“发射”链条中的重要一环。
钱学森记起，在一家大商场里，有咖啡馆，也有邮筒。于是，钱学森和夫人来到那家商场，钱学森在门口等待，夫人蒋英进入商场。男人不进商场，这在美国很正常。如果有特工在后面跟踪，紧盯的当然是钱学森。钱学森站在商场门口，特工也就等在商场之外。蒋英走进商场，看看周围无人注意她，也就悄悄而又敏捷地把信投进了商场里的邮筒。
这封信就这样躲过了联邦调査局无处不在的监视，安全到达比利时。
蒋华收到信件之后，立即转寄给在上海的钱均夫。钱均夫马上寄给北京的老朋友陈叔通先生。p东叔通当即转交周恩来总理。这一系列的转寄，都安全无误。
周恩来深知钱学森这封信的重要，令外交部火速把信转交给正在日内瓦进行中美大使级谈判的中方代表王炳南，并指示：“这封信很有价值。这是一个铁证，美国当局至今仍在阻挠中国平民归国。你要在谈判中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
8月2日，王炳南大使当着美国代表约翰逊的面，念了钱学森的信，指出美方说谎“谓中国学生愿回国者皆已放回”，“当然我政府是明白的，美政府的说谎是骗不了的。然我们在长期等待解放，心急如火，唯恐错过机会。”这下子，约翰逊哑口无言了。
这封经过千山万水、辗转传递的信件，在关键的时刻，起了关键的作用。钱学森的“导弹”，准确地射中在日内瓦联合国大厦举行的中美大使级会谈。
1955年8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留美学生有什么回国自由》，首次透露了钱学森致陈叔通信的部分内容，并以此批驳美国政府：所谓中国留美学生已可“自由”离美回国的说法，是同事实完全不符的。事实上，自美国的所谓限制回国的禁令“取消”以后，中国学生不但是继续被限制离开美国，而且是被变相地扣留在美国。
钱学森先生在美国的遭遇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着名的中国科学家钱学森自一九五〇年八月起即准备回国，但他竟然遭到美国当局的非法逮捕，被无故拘禁达十五天之1955年8月王炳南大使在日内瓦和美国大使会谈久。自此之后，他就处在一种极其不合理的状态中。《纽约时报》一九五三年三月六日报道说：“钱学森博士正受到驱逐出境的命令，离开美国到中国去；但他同时也接到不许离开美国的命令。”他不但不能离开美国，而且不能离开他所住的县的边界。这种情况是并没有因为美国“取消”了所谓限制离境的禁令而有所改变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在今年六月十五日，即美国“取消”了限制禁令之后两个月，钱学森还不得不写信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陈叔通，请求援助他回返祖国。在信里，钱学森说：“被美政府扣留，今巳五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
面对着这些事实，人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要求回国的限制实际并未取消，中国留学生被限制返国的情况并无根本改变。如果说，目前的情况与过去相比有所变化，那么变化仅仅是：美国当局釆取了更隐蔽的办法。它以为这种办法既能达到阻挠我国留学生回国的目的，又能把美国当局的责任推卸得干干净净。
但，这是办不到的。中国有句老话：一只手不能掩尽天下人的耳目。美国政府应该拿行动来证明它的言辞。
中美大使级会谈是世界上罕见的“马拉松会谈”，断断续续地进行了15年，直至1970年2月20日，共进行了136次会谈。由于美方坚持其干涉中国内政的立场，会谈未能在缓和与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这个关键问题上取得进展，但是当时两国没有外交关系，中美大使级会谈起着保持接触渠道的作用，在中美关系史上留下了特殊的一页。
周恩来总理曾感叹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毕竟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建设性的接触，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有价值的。”
“火箭专家返回红色中国”
时间的钟摆缓缓地从太平洋此岸的中国，甩向彼岸的美国，然后又从美国摆回中国。这一来一回，从1935年至1955年，整整花费了二十个春秋。
1955年10月9日，新华社从广州发出的电讯《钱学森到达广州》，是钱学森归国之后的第一篇报道。电讯中称钱学森是“从美国归来的着名中国科学家钱学森”，用了这么一段简短的文字，首次向中国广大读者介绍钱学森从1935年至1955年在美国的经历：
钱学森一九三五年去美国研究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得到加利福尼亚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曾历任这个学校的讲师、副教授、教授及超音速实验室主任等职务，一九四九年起，他是这个学校古根罕姆喷气推进中心主任。一九五〇年钱学森离美返国时，曾被美国当局留难并非法逮捕，在拘禁了十五天以后才给予释放。但此后钱学森便一直被禁止离开美国。当钱学森在今年九月十七曰和夫人以及物理学家李正武博士夫妇等乘“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离开洛杉矶回国时，美国移民局和联邦调查局曾搜查了他的行李和监视着他的离开。
跟钱学森一起回到中国的，有他的夫人、歌唱家蒋英以及七岁的儿子钱永刚、五岁的女儿钱永真。
钱学森回国所乘坐的“克利夫兰总统号”（presi dent cleveland)邮轮，是一艘客货两用轮船，同时兼营邮政业务，
所以被称为邮轮。“克利夫兰总统号”是来往于中美之间的轮船之一，由于许多中国名人乘坐过这艘邮轮，诸如胡适、张爱玲、务李小龙以及科学家华罗庚、郭永怀、朱光亚等，使这艘邮轮留存在中国人的记忆之中。钱学森所乘坐的是“克利夫兰总统号”第六十个航次。
“克利夫兰总统号”始发地为旧金山，途经洛杉矶，然后经停夏威夷的檀香山、日本横滨、菲律宾马尼拉，最后到达香港九龙，整个航程为21天。钱学森离开洛杉矶那天，当地出版的《帕萨迪纳晨报》上印着特大字号的通栏标题——“火箭专家钱学森今天返回红色中国！”这下子，使钱学森成了新闻人物，不仅方方面面的朋友前来送别钱学森，而且众多记者赶往码头采访钱学森。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9月17日虽然并没有到码头上送行，但是他却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钱学森回国绝承不是去种苹果树的。”
火箭翘楚钱学森回中国，当然不是“去种苹果树的”
1955年1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大陈岛在内的所有浙江沿海岛屿。美国国会参议院紧急通过《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提出“台湾海峡安全受到威胁时”，他们有权使用原子弹。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与刚从台湾访问归来的国务卿杜勒斯谈话之后，于1955年3月16日发表电视讲话，“难道原子弹不能像其他常规武器一样使用吗？”“核武器不仅是战略武器，也可以用于战术目的。”言外之意，要对红色中国进行一场核战争。
面对美国的核讹诈，毛泽东的回答是：“发展我们自己的原子弹。”
毛泽东问周恩来道：“在原子弹和导弹研制方面，我们的人才如何？”
周恩来回答说：“我们有这方面的人才优势，钱三强与诺贝尔奖获得者约里奥·居里夫人曾在一起工作过，杨承宗和彭桓武是从法国、英国回来的着名放射物理学家，另一位在美国‘火箭之父’冯·卡门博士门下工作过的导弹专家钱学森教授，我们正在通过各种途径，争取他早日归国……”
这清楚地表明，在钱学森归来之前，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已经把关注的目光投向这位着名的导弹专家。
经过漫长的航行，1955年10月8日早上，“克利夫兰总统号”到达香港九龙。港英当局以所谓“押解过境”的名义，把钱学森一家送到深圳罗湖口岸。
那时候，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与中国深圳，只隔着一条宽不过50米的深圳河。架在深圳河之上的罗湖桥，成为香港与中国内地的通道。当时的桥面由粗木铺成，桥的两端分别由中英两方的军、警把守，严格地检査着过往旅客的证件。桥的这头，飘扬着英国的米字旗，桥的那头飘扬着中国的五星红旗。
当天中午，钱学森一家跨过罗湖桥。朱兆祥当时是中国科学院秘书处负责人，受国务院陈毅副总理的派遣，作为中国科学院的代表，专程赶往罗湖桥头迎接钱学森一家。朱兆祥不认识钱学森，当时还特地去上海拜访了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老先生，拿到钱学森一家的照片。在与朱兆祥紧紧握手的一刹那，钱学森百感交集：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了。
从此，钱学森全身心献身于新中国的“两弹一星”这一宏伟的事业。
国外评论家指出，“由于钱学森的归来，使红色中国的‘两弹一星，提前了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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