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比人，你们谁敢和我比？”
钱学森满怀希望到了美国，可是一盆歧视中国人的冷水朝他浇来，使他非常气愤！
1935年8月20日，经过一年的实习后，满载着亲友的企望，钱学森负笈东行，从上海乘坐“杰克逊总统号”邮轮横渡太平洋，来到美国西海岸的西雅图。然后经芝加哥，前往东海岸的波士顿，来到麻省理工学院学习。
麻省理工学院功课很重，这里的学生必须拿满360学分才能毕业，少一分也不行，这跟交通大学差不多。在交通大学“身经百战”的钱学森，在麻省理工学院很快就适应了环境。
不过，钱学森在麻省理工学院也感到心里不舒坦，因为那里的美国同学看不起中国人，他们嘲笑中国太落后。钱学森愤愤不平地说：“中国现在是比你们美国落后，但作为个人，我们人比人，你们谁敢和我比试？”
钱学森确实非常努力，在麻省理工学院只花了一年时间，就戴上了飞机机械工程硕士的方尖帽。
尽管学业成绩不错，但是作为实践性很强的飞机机械工程学生，钱学森本来应该去美国的飞机制造厂实习。可是，当时美方规定，美国的飞机制造厂只准许美国学生去实习，不接纳外国学生。钱学森不由得记起他的导师王助在美国波音公司的遭遇：当时，王助已经是波音公司的总设计师，尽管“上飞机”的设计、制造都出自王助之手，但在进行飞行测试时，美国方面却不允许王助进入测试场地，因为王助不是美国人，担心他会偷学“美国最高航空技术”！正处于事业巅峰的王助，愤而辞去波音公司总设计师的职务，回国去了。
钱学森到美国留学才一年，他不能因此而回国，他只得改变自己的专业方向，即从飞机机械工程转为研究航空理论。航空理论需要大量的数学计算，而这恰恰是钱学森的特长所在。
美国的航空理论研究中心，不在麻省理工学院，而在洛杉矶的加州理工学院，那里的冯·卡门教授是航空理论研究的权威。
于是，钱学森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飞机机械工程硕士学位之后，便决定转学到加州理工学院，获得加州理工学院的同意。钱学森从美国东北部麻省理工学院所在的波士顿，斜穿整个美国大陆，前往美国西南部加州理工学院所在的洛杉矶。
钱学森离开麻省理工学院，转往加州理工学院，是冲着冯·卡门教授而来。冯·卡门是航空动力学专家，用现在的话来说，钱学森是冯·卡门的“铁杆粉丝”。
1936年10月，钱学森从大西洋岸边的波士顿，来到太平洋岸边的洛杉矶。跟波士顿漫长而寒冷的冬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洛杉矶一年到头阳光灿烂，气候温暖。从波士顿来到洛杉矶，那感觉如同从中国的哈尔滨来到深圳。
钱学森千里迢迢投奔冯·卡门。按照别人的习惯，从麻省理工学院转往加州理工学院，也许应先给冯·卡门写封信或者打个电话，而钱学森却是带着行李直奔加州理工学院，到了那里才给冯·卡门写了一封求见信。
冯·卡门晚年在所写的回忆录中，专门用一章的篇幅记述自已的学生，那就是《中国的钱学森博士》。
冯·卡门这样回忆同钱学森第一次见面的情形：
1936年的一天，钱学森来看我，征询关于进一步进行学术研究的意见。这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我抬头看见一位个子不高、仪表严肃的年轻人，他异常准确地回答了我所有的问题。他思维的敏捷和富于智慧，顿时给我以深刻印象。我建议他转到加州理工学院来继续深造。
钱学森在回忆与冯·卡门的第一次见面时，记得冯·卡门对他说的话：
密斯脱钱，希望你到加州来，到这里来。你在这里可以得到你所需要的知识。我相信我们会合作得很好。
就这样，钱学森从麻省理工学院投奔到冯·卡门麾下。55岁的冯·卡门成为25岁的钱学森的导师。钱学森马上办理在加州理工学院的注册手续，住了下来，开始攻读博士学位。
加州理工学院办校理念就是“小而精，小而美”是精英学府的典范。这所学院直至今日，也只有本科生约900人，研究生1100人，教师1000人，但是教师之中有教授280余人。至今该校已有42名校友和教授获得了43次诺贝尔奖（其中鲍林一人得到两项诺贝尔奖)；现任教授中有63名美国科学院院士，29名美国工程院院士，75名美国文理学院院士。
加州理工学院强调理工结合，培养的学生既是科学家，也是工程师。博大精深，是加州理工学院对于学生的要求。
冯·卡门是科学奇才。他是出生在匈牙利的犹太人。他具有极高的数学天赋，在6岁的时候就能对五位数的乘法略假思索就报出答案来，屡屡使他的父亲震惊不已。
1908年3月，他在游历法国巴黎的时候，目睹了法国人亨利·法曼驾驶一架试验飞机进行飞行，从此对这诞生才五年的奇特飞行器产生浓厚的兴趣，开始研究起飞行空气动力学。
对于冯·卡门来说，进入德国西北部的哥廷根大学，在名师普朗特教授(ludwig prandtl，1875~1953年）的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是人生的重要经历。普朗特是着名力学家，近代力学的奠基人之一。
1911年，也就是钱学森出生的那一年，冯·卡门发现当气流和物体之间附壁作用失效，并在物体后面乱成一股尾流时，就会产生型面阻力。这个发现被定名为“卡门涡街”，成为飞机、船舶和赛车设计的理论基础。
后来，冯·卡门担任德国亚琛工业大学航空系教授。亚琛工业大学是德国最负盛名的理工科大学。1930年，冯·卡门又发表关于“湍流理论”的重要论文，受到同行们的高度评价。
就在冯·卡门处于学术巅峰时期，法西斯纳粹势力在德国崛起。希特勒对犹太人大开杀戒，迫使冯·卡门离开德国，移民美国。法西斯拱手把一位天才科学家送给了美国。从此，冯·卡门执教于加州理工学院，并加入了美国籍。由于冯·卡门的加盟，由于他在应用力学、流体力学、湍流理论、超音速飞行和火箭的研究，使美国的航空事业和宇航事业取得长足的进步，以至在全世界处于领先的地位。
加州理工学院给钱学森的印象是全新的。钱学森曾回忆说：“在这里，拔尖的人才很多，我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到前沿。这里的创新还不能局限于迈小步，那样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也就是说，加州理工学院教育的核心价值就是创新。
创新，是科学的灵魂。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莫过于踩着别人的脚印走。这种因循守旧的人，就像老是围着碾子打转转一样，永远不能走别人所没有走过的路，创造别人所没有创造的东西。一部科学发展史，其实就是一部科学创新史。
冯·卡门非常推崇创新精神。
冯·卡门曾经问学生：“你们的100分标准是什么？”
学生回答说：“全部题目都答得准确。”
“我的标准跟你们的不一样，”冯·卡门说，“因为任何一个工程技术问题根本就没有百分之百的准确答案。要说有，那只是解决问题和开拓问题的方法。如果有个学生的试卷对试题分析仔细，重点突出，方法对头，且有自已的创新，但却因个别运算疏忽最后答数错了；而另一个学生的试卷答数正确，但解题方法毫无创造性。那么，我给前者打的分数要比后者高得多。”
钱学森日后还曾说起一个关于冯·卡门的故事：一个学生把文章拿给冯·卡门看，冯·卡门看看文章头，看看文章尾，想了想，然后告诉学生说中间计算错了。那学生感到奇怪，你还没好好看我的论文，怎么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那是因为冯·卡门对那个学生研究的领域里的问题几乎都想过，大概会得什么结论他心里早已有数，所以他一看就知道。
钱学森记得，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冯·卡门讲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思想，美国人叫“good idea”（好点子)。有人问：“冯·卡门教授，你把这么好的思想都讲出来了，就不怕别人超过你？”冯·卡门说：“我不怕，等他赶上来，我又跑到前面老远去了。”
所谓“good idea”，其实就是科学上创新的想法。钱学森后来说，来到加州理工学院，来到冯·卡门身边，使他“一下子脑子就开了窍”在这里，钱学森的思想变得非常活跃。
加州理工学院经常开展学术讨论会，他们这个团队每天上午在老师冯·卡门的领导下，争得面红耳赤是常有的事，下午各自回去整理、丰富自己的论点，忙到深夜。第二天上午又继续争论下去。
学术讨论会有时是在下午召开。后来，钱学森曾对他的学生樊蔚勋说：“那时候早晨起来晚，上午到图书馆翻杂志，或者到实验室看实验，并和实验人员聊天，下午参加讨论班的争论，卡门教授也参加争吵，但不影响人与人的关系。或者乱七八糟听课，如听广义相对论等。晚上以后就一直工作到子夜12点钟。最后发表论文，虽然只写了钱某的名字，但在实际上，科研成果绝不是钱某一个人的，它是集体工作的结晶。”
“灯越拨越亮，真理越辩越明。”加州理工学院的学术民主空气，推动着科学讨论，推动着科学创新。
钱学森后来回忆说，他有一次在发表自已的学术见解时，一个老头提了些意见，被钱学森不客气地用一句话顶了回去。会后，冯·卡门对钱学森笑道：“你知道那老头是谁吗？”钱学森说不知道。冯·卡门说，那位是航空界鼎鼎有名的大教授冯·米赛斯。接着，冯·卡门又说，你那句话回答得好极了。
就连钱学森跟冯·卡门之间，也曾因为对一个科学问题的见解不同而引起争论。有一次，钱学森把写好的一篇文章请冯·卡门看，冯·卡门看后表示不同意钱学森的观点，而钱学森坚持自己的观点，师生之间话语不投机便争辩起来。最后，冯·卡门一气之下把文章扔到地上，两人不欢而散。等到第二天一早，冯·卡门在办公室见到钱学森时，给他深深地鞠了一躬，并对钱学森说：“我昨天一夜未睡，想了想，你是对的。”
冯·卡门虚怀若谷的作风，使钱学森感动不已。
冯·卡门在结识钱学森之后的翌年，第二次访问了中国(第一次是在1928年，当时他是德国亚琛工业大学教授），受到很局的礼遇。
当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庐山上接见冯·卡门时，在座的有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蒋介石向冯·卡门询问中国发展航空工业之策。
然而，当时的中国工业技术是那么的落后，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制造飞机谈何容易。不过，梅贻琉从冯·卡门那里得知，清华大学派出的公费生钱学森正在冯·卡门手下学习。
冯·卡门的中国之行，使他对于钱学森的袓国——中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明白为什么中国人对发展自己的航空事业有着那么强烈的愿望。作为匈牙利人，作为深受德国纳粹欺凌的犹太人，冯·卡门对于中国受到日本军国主义的欺凌，感同身受。正因为这样，冯·卡门曾说：“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有两个，一个是犹太人，另一个就是中国人。”这句话是在他结识钱学森之后发出的感叹语，也是他1937年中国之行的感悟。
冯·卡门终生未婚。他在晚年写下了回忆录，记述自己那传奇的一生。
1963年2月18日，美国总统肯尼迪授予冯·卡门美国第一枚科学勋章，以表彰他对美国的巨大贡献。82岁的冯·卡门双脚患关节炎，走起路来摇摇晃晃，肯尼迪总统赶紧上前扶他一把。冯·卡门推开了肯尼迪总统，幽默地说：“总统先生，走下坡路是不用扶的，只有向上爬的时候才需要拉一把。”
处于人生下坡路的冯·卡门在两个多月之后，便与世长辞。
为了纪念冯·卡门，他的祖国匈牙利在1992年8月3日发行了一枚纪念他的邮票；1992年8月31日，美国也发行了一枚冯·卡门的纪念邮票。
冯·卡门对中国充满友好的感情，他曾两度访华，一次在1928年，当时他是德国亚琛工业大学教授，另一次在1937年，此时他是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教授。
加盟“自杀俱乐部”
如果你听说钱学森在美国加入“自杀倶乐部”一定会非常惊讶。
其实，被同学们戏称为“自杀倶乐部”的，是火箭倶乐部。小伙子们在试验自制的火箭时，发出巨大的声响和耀眼的火光，确实是相当危险的工作。
正当钱学森在航空理论——空气动力学上屡建奇功的时候，他的研究方向又一次开始转移，那就是转向了火箭。
钱学森怎么会研究起火箭来的呢？
1938年秋，加州理工学院院长米立肯和冯·卡门一起飞往华盛顿，出席美国陆军航空兵署召开的会议。在会上，美国军方拿出五个亟待解决的军事难题，请几个参加会议的大学代表挑选，然后军方拨给研究经费。其中课题之一，是为重型轰炸机设计一种助推火箭，以使重型轰炸机能够在很短的跑道上或从航空母舰上迅艇飞。
出席会议的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主任汉萨克不愿接受这个课题，以为难度太高，因为麻省理工学院对火箭没有什么研究。他挑了“制造飞机挡面璃的除冰装置”这个课题。
当时，加州理工学院可以挑选一个课题。冯·卡门认为助推火箭这个课题虽然没有做过，但是富有挑战性，建议米立肯院长选择这一课题。在冯·卡门看来，如果说重型轰炸机如同一个大胖子，而助推火箭等于在大胖子起飞时推它一把，助一臂之力。
于是，试制这种助推火箭的任务，就落在加州理工学院冯·卡门教授头上。为了保密，这项研制计划的代号为“jato”。
没有金刚钻，甭揽瓷器活。冯·卡门敢于揽下“jato”这个事关美国国防的任务，不仅因为他对火箭有着多年的研究，而且他手下有那么一个“火箭倶乐部”在冯·卡门的门生之中，最早对火箭发生兴趣的是马林纳。他来自波兰，比钱学森小一岁，是航空工程研究生。马林纳的兴趣广泛，大概是从小读了法国科学幻想作家儒勒·凡尔纳的小说《从地球到月球》，对火箭情有独钟。马林纳也酷爱绘画，他还是美国共产党党员。后来为了避免在美国受到迫害，移民到法国，干脆放弃航空工程专业，当起现代派画家来了。1981年11月9日，马林纳在巴黎病逝。
1936年年初，在实验室例行的周末学术讨论会上，冯·卡门的助手史密斯作了一场关于火箭推进飞机可能性的报告，报告主要引用奥地利工程师欧根·桑格尔所做的研究。当地帕萨迪纳的报纸发表了冯·卡门的另一位助手维廉·玻雷的文章，很快吸引了两位“火箭迷”帕森和福尔曼。他们找到了冯·卡门的实验室，结识了“火箭迷”马林纳和史密斯。
在马林纳的提议下，1936年2月这四位“火箭迷”组成了“火箭倶乐部”，又叫火箭社、火箭小组，马林纳成了头儿。
火箭倶乐部中的四个“火箭迷”，各有所长：马林纳和史密斯是航空工程研究生，负责总体设计，化学专业的帕森负责制造火箭燃料，而福尔曼则擅长机械制造。务钱学森来到加州理工学院之后，分配到一间小实验室，这间实验室由他跟史密斯共用。史密斯知道钱学森的数学功底很好，就把他也拉进了火箭倶乐部。于是，火箭倶乐部的成员从四个发展到五个。
钱学森后来回忆说：马林纳这个人很聪明，小组的其他几个人动手能力也很强，但他们在理论上不怎么行，于是找到我，要我帮助他们解决一些理论和计算问题。
这个火箭倶乐部，是这么几个学生自发组织练的研究火箭的小组。更准面说，是研制火箭的小组。可是，研制火箭需要资金，而火箭倶乐部的五个小伙子都是热情有余，财力不足。
到了1937年1月，气象系的研究生阿诺德成为火箭倶乐部“编外成员”，才使资金问题有了着落。所谓“编外成员”，是因为阿诺德的气象专业跟火箭没有什么关系，他对这个倶乐部产生兴趣是因为在校园里听了马林纳的一次演讲，知道他们缺乏资金，而他在募捐方面有“办法”，便承诺为这个倶乐部募集一千美元——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字。阿诺德提出了他的“条件”他是一个摄影爱好者，他希望在火箭发射时能够让他拍下壮观的画面。
火箭倶乐部在很爽快地答应阿诺德的“条件”的同时，也对他心存疑虑：这家伙别是吹牛专家吧！
阿诺德倒是说到做到。过了些日子，他真的把一包用报纸包裹着的美元送到马林纳手中。马林纳打开一看，整整一千美元，只是其中有不少是一元一张的美元，这恰恰表明阿诺德是辛辛苦苦募捐而得。马林纳差一点被感动得掉下眼泪！
火箭倶乐部自从有了这一笔启动资金之后，五个小伙子真的开始设计、制造火箭了。他们从附近工厂的废料库、垃圾场里挑拣一些五金材料，回来敲敲打打，制造火箭模型。钱学森依然是理论家的角色。他在紧张地做他的关于空气动力学的博士论文的同时，在1937年5月29日为这个火箭倶乐部写出了论文，论文虽说不算很长，那题目却很长：《喷嘴发散角度变化对火箭推力的影响，火箭引擎的理想周期、理想效率与理想推力，考虑分子解离效应之燃烧室温度计算》。这篇论文成为钱学森从事火箭研究的开山之作。
从事火箭研究，毕竟是业余的工作。那时候，钱学森常常在吃过晚饭之后，夹着计算尺和笔记本到马林纳家中，从事火箭参数的计算。
从1936年10月29日到1937年1月，火箭倶乐部进行了多次试验。
火箭倶乐部由于得到冯·卡门教授的宝贵支持，1937年被“收编”，从原本是几个学生自发的“草根”小组，成为加州理工学院古根罕姆航空实验室属下的一个课题组，冯·卡门教授允许他们利用古根罕姆航空实验室的设备开展研究工作。
然而，火箭倶乐部出师不利，在最初的日子里接连发生了两起事故：一次是在试验时不慎把一瓶四氯化碳打翻了，古怪的气味在校园里漫延，一下子就招来诸多指责。
另一次是他们做成一只8英寸长的小火箭，吊在实验室的屋顶上进行试验。他们在实验室里把四氯化碳跟酒精混合，火箭喷出红褐色的气体和泡沫，把实验室弄得一片狼藉。
这两起事故，轰动了全校。同学们笑称火箭倶乐部是“自杀倶乐部”。
然而，接着发生的另两起事件，却又使火箭倶乐部咸鱼翻身：一是1938年1月，为了迎接在纽约召开的第六届全美航空科学协会年会，火箭倶乐部由马林纳和史密斯执笔，写出了论文《探空火箭的飞行分析》。经过钱学森的计算，论文指出，从理论上证明火箭的飞行高度可以达到10万英尺。冯·卡门十分欣赏这篇论文，给了马林纳200美元作为路费，让他乘火车前往纽约出席会议。这篇论文在年会上一炮打响，美国许多报纸报道发了加州理工学院的火箭倶乐部。马林纳从纽约归来，成了加州理工学院校园里的新闻人物。
二是1938年秋天，冯·卡门和加州理工学院院长米立肯从美国陆军航空兵署带回为重型轰炸机研制火箭的“jato”计划。于是，已经把阿诺德捐赠的一千美元花得差不多的火箭倶乐部，一下子有了来自军方的研究任务，尽管马林纳本人极其不愿意把火箭用于军事目的，用他的话来说，那就是“不做军火商”不过，毕竟军方的研究课目，会使火箭倶乐部得到可贵的资金。
1938年，马林纳前往华盛顿，跟美国科学院就“jato”计划作了具体的商谈，写出初步研究规划。1939年1月，美国科学院给加州理工学院拨款一千美元，作为“jato”计划的启动资金。
美国国防部的一位名字也叫阿诺德的将军，来到加州理工学院，他非常看重火箭倶乐部的研究工作。后来，美国军方拨给火箭倶乐部的研究经费，增加到一万美元。
冯·卡门教授亲自主持火箭倶乐部每周一次的研讨会，来自不同专业的五个小伙子分别报告自己一周来的新的设想，大家互相补充，冯·卡门给予指点。这样，一个个技术难题迎刃而解。
小伙子们急于进行试验。在1939年3月的一次试验中，闯了大祸，火箭爆炸了！一块金属碎片飞向马林纳平常坐的椅子，幸亏那时他没有坐在那里。
爆炸声惊动全校，火箭倶乐部真的成了“自杀倶乐部”。校方为了安全，从此明令禁止火箭倶乐部在校园里进行这种危险的试验。
火箭倶乐部被逐出加州理工学院校园之后，把试验基地设在离开学校几公里外的荒凉的阿洛约·塞科山谷，那里有一块干涸的河床。他们在那里竖立起火箭发射架和火箭。他们获得了第一次的成功——枚火箭在点火之后蹿向碧空，稳稳地飞行了一分钟！尽管那是一支小小的探空火箭，毕竟那是迈向胜利的第步。
这个“民间组织”火箭倶乐部，成了美国历史上最早的研制火箭的组织。那五个小伙子，后来被推崇为美国研制火箭的“元老”~i矣学森是五位“元老”之一。
阿洛约·塞科山谷，如今是着名的美国宇航局喷气推进实验室的所在地。在公开对外开放的日子里，成千上万的人饶有兴趣地到那里去参观。
投进英国大使馆信箱的情报
1939年，一份绝密的军事情报，投进英国驻挪威首都奥斯陆大使馆的信箱里。这份被称之为“奥斯陆报告”的秘密情报，被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重要的情报之一。
从德国获得这一绝密情报的是保罗·罗斯鲍德。保罗·罗斯鲍德是德国施普林格出版公司的科学编辑，跟一大批德国科学家很熟悉。表面上保罗·罗斯鲍德是希特勒的忠实门徒，暗地里却是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安插在德国的最得力的特工。
《奥斯陆报告》透露了德国极其秘密而又至关重要的情报：一是德国正在研制火箭、导弹，二是德国正在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原子弹。也就是说，德国正在研制“两弹”——导弹和原子弹。
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迅速把这一重要情报转告美国总统罗斯福。
罗斯福大为震惊，赶紧制订美国的研制“两弹”计划。
罗斯福总统拨款几十亿美元，投入军事科学研究，启动美国的“两弹计划”希望能够在军事装备上超越德国。
美国研制原子弹的计划，代号为“曼哈顿计划”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物理学教授罗伯特·奥本海默被任命为“曼哈顿计划”的首席科学家。
1943年4月，奥本海默建立了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thelos alamos scientific laboratory)，最初参加这一”实验室工作的只有几百名科学家。在美国军方大力支持下，先后有六千名方方面面的科学家加盟这一实验室。27个月之后，这些专家在奥本海默的领导下，成功地制造出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奥本海默也因此被誉为“美国原子弹之父”罗斯福总统高瞻远瞩，他的手指在揿下原子弹研制计划的启动键之后，又移向火箭、导弹研制计划的启动键。
尽管德国对于火箭的研制工作严格保密，但是美国的情报人员无孔不入。德军在火箭研制工作中的迅速进展，使美国军方坐立不安。
美国五角大楼派人前往加州理工学院，要求冯·卡门主持研制新式火箭这一重大任务，尽快提出具体方案。
如同钱学森后来所说：“‘二战’爆发后不久，罗斯福总统特别注意发展科学技术，多次把科学家们找来共同讨论在美国如何发展科学技术的问题。当时就找到冯·卡门等科学家，他们讨论来，讨论去，结果就做出要尽快搞火箭发射、搞原子弹和氢弹这个英明的决定。因为一般的火炮打（引者注：指运载)原子弹、氢弹，打不远，不行。有了火箭发射，你想打到哪儿，哪儿就完了，毁灭性的。”
这么一来，导弹成为美国政府重点研制的新式武器。导弹的基础是火箭。加州理工学院那个“自杀倶乐部”——火箭倶乐部，受到了美国政府的高度重视。
冯·卡门受命主持美国火箭、导弹的研制工作。作为冯·卡门得力助手的钱学森，也就把研究的重点转向火箭、导弹。
时势造英雄，第二次世界大战把钱学森推上了世界第一流的火箭专家、导弹专家的位置。
1939年6月9日，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戴上了博士帽。火箭倶乐部的伙伴们为钱学森举行了一次庆贺宴会。那天，马林纳拉起小提琴，威因鲍姆弹起钢琴，钱学森弹起吉他，共同演奏贝多芬、莫扎特、勃拉姆斯的名曲。这群小伙子不仅在研制火箭中配合默契，在演奏的时候也是那么协调一致。
钱学森走过了“学士——硕士——博士”的学习之路，获得博士学位意味着他结束学生生涯，成为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的助教。摆在他面前的是“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的执教之路。
美国的“两弹计划”，改变了钱学森的科研方向。
由于火箭技术受到美国政府的高度关注，原本是“草台班子”的火箭倶乐部也今非昔比，一下子“火”了。1941年，火箭倶乐部扩大成了“航空喷气通用公司”冯·卡门出任总经理，马林纳为司库，钱学森出任公司顾问。
冯·卡门和马林纳、钱学森等经过研究后认为，当务之急是必须建立一个新的、大型的火箭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命名为“喷气推进实验室”(jet propukion laboratory)，简称“jpl”。只有建立了这样的实验室，才能设计出射程超过100英里以上的火箭。
为了能够追赶德国的火箭技术，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爽快地给加州理工学院拨款300万美元兴建“喷气推进实验室”——不再是最初研制“jato”时给一千美元、一万美元那样“小气”。这充分表明，五角大楼已经把发展美国的火箭技术列为重中之重！
喷气推进实验室在火箭倶乐部当年进行试验的阿洛约·塞科山谷动工兴建。冯·卡门教授被任命为喷气推进实验室主任，下设弹道、材料、火箭、结构四组，钱学森被任命为火箭研究组组长。
“航空喷气通用公司”开张之后，忙着接受来自美国科学院所属的空军研究委员会、作战部、兵工局的订单，为他们设计、制造新式的航空、火箭武器。“jato”计划就是在1941年8月完成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jato”这种重型轰炸机的火箭助推起飞装置，使重型轰炸机在很短的跑道或者航空母舰上起飞，很快就在美国空军中得到广泛的应用。钱学森在“jato”的研究、设计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航空喷气通用公司”还接受了培训现役空军和海军军官的任务，为他们讲授工程数学原理和喷气推进原理。钱学森仔细研究了美国情报部门送来的德国导弹情报，得知德国vi火箭的详细介绍。在此基础上，钱学森撰写出长篇报告《喷气推进》，这是美国首部全面系统论述喷气推进原理和导弹性能的着作。后来，这篇报告成为美国空气动力学研究生和军事工程师必读的教材。钱学森担任了教员，讲授《喷气推进》。
不过，随着“航空喷气通用公司”接受的军事订单越来越多，钱学森反而跟当年火箭倶乐部的伙伴们来往少了。这是因为钱学森在美国是外国人，按照美国政府的规定，不能参加涉及军事机密的研究工作。钱学森在冯·卡门的指导下，在空气动力学的研究工作中多有建树，发表了许多论文。
为了尽量留住钱学森，1941年8月，冯·卡门把钱学森在美国的居留身份由原先的学生改为访问学者。
钱学森这么优秀的人才，不能继续参加美国的火箭研究，冯·卡门深感遗憾。
钱学森已经是冯·卡门的左右手，已经是有着相当造诣的科学家。迫于扩军备战的紧急需要，迫于美国军事尖端科技人才的匮乏，1942年12月1日，在冯·卡门的推荐下，经过美国宪兵总司令部人事安全主管巴陀上校的安全审核，钱学森获得了安全许可证，获准参加海陆空三军、国防部、科学研究发展局等一切军事机密工作。
从此，钱学森介入美国国防的核心机密，在美国的火箭研制工作中作出重大贡献。
钱学森的专业是航空，参加火箭倶乐部最初原本只是学习之余的兴趣小组。没想到，随着火箭技术的日益重要，他的研究重心从航空转向火箭，以至人们现在一提起钱学森，加在他名字前的定语就是“火箭专家”钱学森曾经说自己是几度改行的人：在交通大学，他学的是铁道机械工程专业；考取留美公费生时，改为飞机机架专业；到了加州理工学院，又改学空气动力学；最后又转向研制火箭。
其实，钱学森的改行，不只是他个人专业方向的改变，也是时局的选择一当钱学森在交通大学学习时，抗日战争使他投身到“航空救国”的行列；而在加州理工学院学习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把他推上了火箭专家的位置。
美国总统下达的“两弹计划”使火箭专家钱学森忙得不亦乐乎，可是他忙里偷闲，居然下厨做起杭州菜来。
那时候，钱学森还没有成家，他是在朋友的厨房里“露”一手。
钱学森的朋友，就是周培源。
周培源比钱学森大9岁。他是在1924年成为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先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硕士学位，1927年转往加州理工学院，获博士学位。此后，他到德国、端士从事研究工作，然后回到中国，担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在1936年至1937年，他再度赴美，在普林斯顿大学工作。回国之后，在1943年至1946年第三次来美国，这一回他在加州理工学院从事湍流理论研究，结识了冯·卡门，结识了钱学森。
周培源和夫人王蒂澄一起来到加州理工学院后，他家经常成为中国学者聚会之处。在王蒂澄下厨招待客人的时候，钱学森有时也做个杭州菜凑热闹。
在1941年至1942年，钱伟长、郭永怀、史都华、林家翘，先后来到加州理工学院。他们也参加了喷气推进实验室，进行弹道分析、燃烧室热传导、燃烧理论研究等工作。在钱学森的身旁，一下子出现了一群黄皮肤、黑眼珠的中国学者。
钱学森跟钱伟长这“两钱”建立了很好的友谊。
钱伟长比钱学森小一岁，1931年考取清华大学历史系。钱伟长虽然名曰“伟长”，但是进入清华大学即创造了一个纪录：当时清华大学规定学生身高必须超过1.50米，而钱伟长只有1.49米，因成绩优异被破格录取。
不过，钱伟长虽然个子矮小，却酷爱体育运动。他在清华大学求学期间，参加过1933年的全国大学生运动会，并以13.4秒的成绩在100米栏的比赛中位列季军。1937年入选中国队，参加了在菲律宾举行的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
“九一八”事变之后，在“科学救国”精神感召下，钱伟长居然决定要从历史系转学物理系，从文科跳到理科！
1940年钱伟长考取清华大学公费留学生。当时的公费留学生不仅有留学美国的，也有留学英国的。钱伟长考取的是留学英国的公费生。不过，由于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钱伟长无法去英国留学，但是按照当时的规定可以去英联邦国家留学。于是，钱伟长赴英联邦国家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学习，只用了50天的时间就完成论文《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受到冯·卡门的欣赏，把这篇论文收到冯·卡门的六十岁祝寿文集里。钱伟长1942年获博士学位。应冯·卡门之邀，钱伟长在1942年至1946年来到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实验室工作。
钱伟长性格开朗。这位从历史系跳到物理系再跳到数学系的人物，知识面广，兴趣广泛，很快就跟钱学森无话不谈。在喷气推进实验室工作的那些日子，“两钱”常常一起吃晚饭，边吃边聊，取长补短。
1946年5月，钱伟长以探亲的名义从洛杉矶乘船回到中国，应聘担任清华大学教授，兼任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教授。
郭永怀也成了钱学森的好友。郭永怀比钱学森大两岁。他是山东农家子弟，靠着刻苦用功，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40年考取清华大学公费留学生，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留学并获硕士学位，1941年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研究可压缩流体力学，1945年获博士学位。
在喷气推进实验室，有那么多中国学者一起工作，钱学森备感愉快。
还应提到的是，还有许多中国学者先后来到加州理工学院，虽然他们不是钱学森的同行，但是也都成了钱学森的好朋友。内中有研究遗传学的谈家桢，他于1934年夏赴加州理工学院，师从遗传学权威摩尔根，于1936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博士后研究助理。此外，赵忠尧、孟昭英、胡宁、唐有祺、郑哲敏等，也都是钱学森的加州理工学院校友。
跨进门卫森严的五角大楼
五角大楼是一个高度机密、严格保密因而显得非常神秘的地方。
因为五角大楼是美国国防部的所在地，所以它也就成了美国国防部的代名词。“五角大楼以为”、“五角大楼表示”、“在五角大楼看来”之类的话，频频出现于新闻报道。每逢美国国防部举行记者招待会，国防部发言人身后，就挂着五角大楼的图案。
五角大楼坐落于华盛顿西南、弗吉尼亚州的阿灵顿，隔着波托马克河与美国总统府——白宫遥遥相望。五角大楼，是一幢五角形的大楼——由五幢五层的楼房联结而成的。美国部队分为五个军种：陆军、海军、空军、海军陆战队、海岸警卫队。五个兵种各占大楼中的一幢，所以这座大楼成了“五角大楼”五角大楼在1941年8月开始动工建造。开工后不到4个月，在1941年12月17日，爆发了日军偷袭珍珠港事件。于是，美国加速了五角大楼的建设。原计划要建设4年，由于加快了工程进度，前后只用了16个月就完工了。大楼建成之后，立即投入了使用。设在这里的“国家指挥中心”，成为美国三军的最高统帅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五角大楼发挥了重要的指挥作用。
钱学森居然跨进这个戒备森严的五角大楼，而且还在那里上班！须知，他并不是美国公民，他是持“中华民国”护照的外国人。
那是在1944年12月1日，美国国防部正式成立科学咨询团，由冯·卡门任团长。冯·卡门推荐钱学森到华盛顿参加他领导的美国国防部科学咨询团。这样，钱学森辞去在加州理工学院担任的各项职务，到华盛顿参加国防部科学咨询团。国防部科学咨询团设在五角大楼里。于是钱学森也就在美国最重要的军事领导核心——五角大楼上班。
1944年冯·卡门主持美国国防部科学咨询团第一次全体会议，后左二为钱学森就在这些日子里，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实验室正忙着研制代号为“女兵下士”的火箭，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飞快的速度进入终点：
1945年4月30日，法西斯德国元首阿道夫·希特勒自杀。
1945年5月7日，法西斯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
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落下大幕前夕，身为盟国的美国和苏联之间开始了新的争夺。他们争夺的目标，就是德国火箭的秘密，也就是争夺德国火箭基地和火箭专家。双方都对德国用火箭隔着英吉利海峡轰击伦敦留下深刻印象，意识到火箭技术、导弹技术的战略重要性。
从此，在火箭的跑道上，美国和苏联开始了激烈的竞争。
苏联的克格勃，在猎取德国火箭情报方面，先于美国的中央情报局。早在1935年，一份关于德国秘密研制导弹计划的情报，就送到了斯大林手中。这是苏联驻柏林的克格勃从纳粹党卫军高官威利·莱曼那里获得的绝密消息。后来莱曼的“卖国”行径被纳粹发觉而遭到枪决。
1943年8月17日，英国轰炸机偷袭德国火箭基地佩内明德，关于佩内明德的绝密情报来自在那里做苦役的法国俘虏。不过，虽然佩内明德遭到猛烈的轰炸，但是大部分火箭专家因及时躲进防空洞而逃过一劫。尤其是德国头号火箭专家冯·布劳恩在轰炸中安然无恙，成为美苏两国特工们最为关注的目标。
由于佩内明德目标暴露了，纳粹在哈尔茨山区的诺德豪森建设了新的火箭生产基地。一万多名来自集中营的囚徒，在德军皮鞭下日夜加班挖掘山洞，建设导弹工厂。
冯·布劳恩也从佩内明德来到诺德豪森，在这里指挥新建火箭生产基地。从1944年8月到1945年2月，诺德豪森生产了3000多枚v2火箭。
美国中央情报局获知哈尔茨山区的动向，向美国总统罗斯福密报。罗斯福接到情报之后，认为人才至上，头脑比领土更为重要，指示在攻入德国本土之后，务必设法网罗德国火箭人才。美国中央情报局据此制订了神秘的“回形针行动”，务求抓住以冯·布劳恩为首的一大批德国火箭专家。这个秘密计划之所以用“回形针”为代号，是因为一大堆纸片被风一吹就撒落一地，有了回形针就能夹住纸片，这“回形针”就是冯·布劳恩。
与此同时，五角大楼草拟了一个调査组的专家名单，准备前往德国对德国的火箭专家们进行审讯，对德国的火箭基地进行考察。列为名单之首的就是冯·卡门教授，成员之中有钱学森的名字。
美军上校钱学森飞赴德国
1945年4月，美国五角大楼派遣国防部科学咨询团一行36人，赶往德国。
纳粹德国正处于岌岌可危之时，即将覆灭而未覆灭，美、英联军和苏联红军正在向希特勒老巢柏林推进。隆隆的炮声、炸弹声，震撼着德意志大地。
国防部科学咨询团一身戎装，佩美军军衔，出现在战火纷飞的德国。团长是冯·卡门少将，冯·卡门的主要助手是34岁的钱学森上校。整个国防部科学咨询团有36人，在访问德国之后写给美国国防部的报告，总共十三章，冯·卡门写前面总的一章，而钱学森参与了五章的编写，从中可以看出钱学森在这个咨询团中的重要作用。
五角大楼任命冯·卡门为国防部科学咨询团团长，出于两方面的考虑：第一，在学术上冯·卡门是当然的首席科学家；第二，冯.卡门曾经在德国工作多年，不仅会讲流利的德语，而且非常熟悉德国，尤其是熟悉德国的航空工程界。
对于冯·卡门来说，这次重返德国，重访故地，感慨万千。
想当年，由于他是犹太人，遭到纳粹的种族歧视，不得不离开德国前往美国。如今，他身穿美军少将军服，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纳粹德国，将目击纳粹德国覆灭的最后日子。
钱学森是第一次来到欧洲，来到当时火箭技术最为领先的德国，对他来说是极为难得的考察、学习机会。当年他在北京上高二的时候，曾经选修了第二外语德语，没想到在这次考察中派上了大用场。虽说他的德语没有像英语那样纯熟，但是懂得德语毕竟对于在德国考察提供了很大方便。在整个考察期间，钱学森一直是工作笔记不离身，对考察的过程作了详尽的记录，这为他回去之后撰写考察报告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钱学森的学生郑哲敏曾经回忆说，当年钱学森出入五角大楼的通行证以及前往德国的上校军官证，至今仍被他的一个美国朋友所收藏。郑哲敏说：“1993年，我去美国访问，还看见过。”
国防部科学咨询团来到德国的美占区，第一站就是直奔德国下萨克森州东部的一座小城市不伦瑞克(braunschweig)0这座只有二十来万人口的不起眼的小城，在美国国防部科学咨询团的眼中，却是极其重要的考察目标。
在不伦端克附近的浓密松林里，一道高高的通电铁丝网围成一片军事禁区，里面有着56幢漆成绿色的楼房，侦察机从空中难以发现。戈林空气动力学研究所就隐藏在这里。戈林，纳粹头子，德国空军司令，这个空气动力学研究所直属戈林，上千名德国科学家在这里从事研究。空气动力学是航空工程的基础。冯·卡门、钱学森都是空气动力学家，所以非常详尽地考察了这个密林中的研究所。钱学森仔细检査高速风洞、实验室和所属工厂等总共50多处伪装良好的建筑物。这里设有研究导弹、飞机引擎的成套设备。美国国防部科学咨询团从这个研究所里査获了300万份秘密研究报告，重达1500吨的成套仪器，全部运回了美国。
钱学森和国防部科学咨询团的成员们一起，在这里提审了德国科学家，考察了设备，分析了技术成果。这些考察成果，对于美国空军，对于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实验室，都极具参考价值。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在这里见到了“消失”多年的德国同行——空气动力学家阿道夫·布斯曼。
阿道夫·布斯曼是德国着名空气动力学家普朗特的学生，而冯·卡门也是普朗特的学生，只是阿道夫·布斯曼比冯·卡门年轻得多。
阿道夫·布斯曼第一次引起外界注意，是在1935年罗马举行的沃尔它高速航空研讨会上。普朗特也出席了会议。阿道夫·布斯曼在这次会议上，首次打破当时飞机都是直翼式的陈规，提出了“后掠式”机翼的设想，认为这是飞机通向高速之路的重要改革。冯·卡门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这次会议上，最精彩的论文出自一位年轻的德国人之手，他就是阿道夫·布斯曼博士。”
奇怪的是，此后多年，阿道夫·布斯曼再也没有在公共场合露面，他“消失”了。
在不伦瑞克的密林里，冯·卡门见到阿道夫·布斯曼，才知道这么多年阿道夫·布斯曼就“隐藏”在这里，在从事后掠式飞机的研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和英国的战斗机飞行员惊讶地发现，德国的me262型喷气战斗机，机翼改成45度后掠式，速度非常快。在1941年，me262型喷气战斗机的速度就已经达到每小时998公里。在当时，这是了不起的速度。这就是阿道夫·布斯曼对德国的贡献。
在不伦瑞克，面对冯·卡门率领的国防部科学咨询团，阿道夫·布斯曼是受审者。在国防部科学咨询团之中，乔治·希瑞尔是飞机设计师，当时他正在设计一种新型高速轰炸机。他在仔细阅读了阿道夫.布斯曼的论文和风洞试验数据，并与阿道夫·布斯曼本人进行了讨论后，马上决定取消新型高速轰炸机的直翼，改为后掠式。回到美国之后，乔治·希瑞尔设计、制造了美国第一架后掠翼轰炸机b47。这就是国防部科学咨询团在不伦瑞克密林中的重大收获之一。后来，乔治·希瑞尔成为美国波音飞机公司副总裁。
阿道夫·布斯曼从阶下囚变为座上宾，他担任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高级顾问15年之久，1963年，受聘为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教授。
承苏联人也注意到阿道夫·布斯曼的研究成果，把自已的战资斗机改为后掠翼，大大提高了飞行艘。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美国的f86后掠翼战斗机和苏联米格15后掠翼战斗机在朝鲜上空打得不可开交，这两种战斗机的设计都是阿道夫·布斯曼的研究成果。
接着，国防部科学咨询团来到由美军占领不久的哈尔茨山区的诺德豪森进行考察。那里是纳粹的火箭、导弹基地。美军抢先占领了这一军事要地。苏军是在三个星期之后进入这一原本划给苏军的地区。就在美军占领诺德豪森这短暂的空隙，国防部科学咨询团深入这里，考察了藏在地下的导弹生产工厂。
虽说在那里的考察时间相当匆促，因为必须在苏军到来之前结束，但是这一考察收获了纳粹德国的vi、v2火箭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冯·卡门和钱学森理所当然关注冯·布劳恩的命运。他们得知，冯·布劳恩已经率一大批德国火箭专家向美军投诚，已经被美军妥善安排在慕尼黑城郊的美军军营保护起来，便期待着在慕尼黑能够见到这位心仪已久的德国头号火箭专家。
国防部科学咨询团非常希望能够前往佩内明德实地考察，那里是纳粹经营多年的另一个火箭、导弹基地，但是苏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占领那里，只得作罢。
一张历史性的照片
一张历史性的照片，记录了世界三代空气动力学家在德国务哥廷根的会面。在照片上，冯·卡门微笑着，坐在中间、戴着美军军帽的钱学森也面带笑容，而德国着名空气动力学家普朗特则面无表情，大檐呢帽压得低低的。
钱学森的学生宋健曾经这样论及这次会面：
普朗特、冯·卡门、钱学森三代，为三个不同国家做成了导弹：普朗特为希特勒，冯·卡门为美囯，我们的钱学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冯·卡门的青年时代就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度过，在名师路德维格·普朗特教授的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普朗特对于冯·卡门的师恩，犹如冯·卡门对于钱学森。
然而，这一回，冯·卡门在德国哥廷根，并不是带着感恩的心情去拜访当年的导师普朗特，而是以美军少将的身份审讯普朗特！因为冯·卡门被纳粹赶往美国之后，他与导师普朗特在政治上已是分道扬镳、各为其主了，冯·卡门效忠于美国，而普朗特则效忠于纳粹德国。眼下，美国是战胜国，而德国沦为战败国。
普朗特是世界公认的近代流体力学的奠基人，有着“空气动力学之父”的美誉。特别是他认为研究空气动力学必须做模型实验。1906年普朗特设计、建造了德国第一个风洞，从此风洞成为空气动力学必备的研究手段。
在希特勒上台之后，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着名空气动力学专家的普朗特与戈林的帝国空军军部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这样，普朗特对法西斯发动的不义之战，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接受了冯·卡门和钱学森的审讯。
普朗特叹道，作为科学家，他是被迫走上与纳粹合作的道路的。
海因里希.希姆莱在德国是一个铁腕人物，一个不可一世的人物。只要看看他担任过的职务，就可以知道他的厉害：纳粹党卫队队长、党卫队帝国长官、纳粹德国秘密警察（盖世太保）首脑、警察总监、内政部长等要职，他还兼任德国预备集团军司令、空军总监。
希姆莱以空军总监的身份，召见了普朗特教授，要求他为空军制造超音速喷气飞机服务。凭借科学家的良心，普朗特婉拒了纳粹头目希姆莱的要求。但是，没几天，普朗特的助手和几名优秀学生都被盖世太保逮捕。普朗特迫于无奈，只得在希姆莱面前低头……
令冯·卡门和钱学森惊讶的是，曾经为纳粹德国出了大力的普朗特，却问冯·卡门：“今后我们的研究经费，是否从美国来？”在普朗特的眼里，“有奶便是娘”，他手中的科学是谁给钱就可以为谁服务。
后来，冯·卡门在晚年口述的回忆录中这样道及：
我发现，是钱（引者注：即钱学森）和我在哥廷根共同审问我昔日的老师路德维格·普朗特。这是一次多么不可思议的会见啊，现在把自己的命运和红色中国联系在一起的我的杰出的学生，与为纳粹德国工作的老师会合在一起，我们经历的是一个多么奇特的境遇……
通过冯·卡门的介绍，普朗特认识了钱学森。普朗特对冯·卡门说，很巧，他也有一位中国的女研究生，叫陆士嘉。普朗特请陆士嘉来，跟钱学森见面。
陆士嘉是苏州人，跟钱学森同龄，她在1938年进入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她要拜普朗特为师，而普朗特却因她是中国人而且又是女性，不愿接收她为研究生。陆士嘉提出，让普朗特对她进行一次考试。普朗特惊讶地发现，陆士嘉的成绩是那么优秀，于是接收她为研究生。在普朗特的指导下，陆士嘉完成论文《圆柱射流遇垂直气流时的上卷》，获得了博士学位。陆士嘉后来在1947年7月回国，在天津北洋大学航空系任教。新中国诞生后，她是北京航空学院第一任空气动力学教研室主任，成为中国第一个空气动力学专业的主要奠基者之一。她还翻译出版了普朗特所着《流体力学概论》一书。
提审德国“火箭之王”
冯·卡门和钱学森在德国哥廷根提审普朗特之后，紧接着在慕尼黑提审了德国“火箭之王”冯·布劳恩。
慕尼黑位于阿尔卑斯山北麓，依山傍水，是一座景色秀丽的山城。慕尼黑是巴伐利亚州的首府，是德国南部第一大城。在德国，慕尼黑是仅次于柏林和汉堡的第三大城市。
慕尼黑也是希特勒的发迹之地，希特勒曾在这里建立最初的法西斯武装冲锋队和党卫军，成立国社党。
当国防部科学咨询团到来时，这里到处断壁残垣，因为美、英盟军的空军曾经对慕尼黑施行66次轰炸。
在慕尼黑附近的小镇奥伯阿梅高的美军军营里，冯·卡门和钱学森提审了冯·布劳恩。虽说冯·卡门和钱学森早就听说这位vi、v2火箭的总设计师的大名，但这一回是第一次见面。
个子高大的冯·布劳恩非常年轻，比34岁的钱学森还小一岁。他的英语很差，幸亏冯·卡门能够讲一口纯熟的德语，钱学森也能听懂德语，所以他们能够很好地交流。
冯·布劳恩一开始，面对冯·卡门和钱学森说了这么一段话：“我知道我们（纳粹德国）创造了一种新的战争模式，问题是现在我们不知道，应该把我们的才智贡献给哪个战胜国。我希望地球能避免再进行一场世界大战，我认为只有在各大国导弹技术均衡的条件下，才能维持未来的和平。”
冯·布劳恩讲述了他自已从事火箭研究的经历……
1912年3月23日，冯·布劳恩出生于德国维尔西茨。他的父亲是德国农业大臣，对天文极有兴趣。
6岁生日那天，母亲送给冯·布劳恩一副天文望远镜，使他从此对浩瀚的宇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6岁那年，他读了《飞往星际空间的火箭》一书，幻想乘坐火箭遨游太空，成为德国太空旅行协会最年轻的成员之一。他打算报考柏林工业大学学习航空工程，听说进入这一专业必须有很好的数学基础。原本他对数学毫无兴趣，为此下了一番苦功夫，后来居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这一日思夜想的专业。
德国太空旅行协会类似于马林纳、钱学森当年组织的火箭倶乐部，是由一批年轻的“火箭迷”所组成的民间性质的业余爱好组织。最初，他们所试验的，充其量也只是“玩具火箭”罢了。就在太空旅行协会的火箭迷们幻想如何用火箭进行太空旅行时，德国军方注意起他们来。
德国军方重视火箭研究，早于美国军方，这也许就是德国火箭的研制水平远远超过美国的原因。早在1929年秋，德国陆军就已经在研究“利用喷气推进火箭运载炸弹的可能性”德国陆军炮兵局研究与发展部主任卡尔·贝克尔少将把研制火箭的任务交给了瓦尔特·罗伯特·多恩伯格上尉。
1932年，布劳恩大学毕业，他还学会了驾驶飞机，获得了飞机驾驶执照。就在这时，太空旅行协会的四个小伙子冯·布劳恩、鲁道夫·内贝尔、克劳斯·里德尔和瓦尔特·里德尔，应多恩伯格的邀请，入住柏林附近陆军库莫斯道夫炮兵试验场。多恩伯格在那里建立了“陆军火箭研究中心”这时候，冯·布劳恩才20岁！
虽然冯·布劳恩知道军方研制火箭的目的是“利用喷气推进火箭运载炸弹”但是他明白，不借助于军方的财力，凭借他们这几个小伙子是很难研制真正意义上的火箭。冯·布劳恩全身心投入军方的研制火箭工作，其最终目的仍是太空旅行！
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计算，一次又一次绘制图纸，一次又一次试制火箭，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其中有一次火箭爆炸甚至导致三人当场炸死！冯·布劳恩和他的伙伴们经过两年的研制，在1934年12月，终于成功地发射了第一枚用液体燃料推进的火箭——a2型火箭。a2火箭的升空高度达1.8公里，这是当时世界上升空高度最高的火箭。
这一成功引起德国军方的极大兴趣，认为火箭能够比威力最大的加农炮射程高出一倍。
于是，1936年，德国军方在多恩伯格主持下，在佩内明德兴建秘密的火箭研制基地，其中包括研究实验室、试验台、风洞、居住村以及集中营。那里集中营中的囚犯，成为建设火箭研制基地的劳动力。
1937年5月，冯·布劳恩领导的火箭研究团队从库莫斯多夫迁到佩内明德，担任技术部主任。冯·布劳恩成为佩内明德基地的首席火箭科学家，“导弹鼻祖”这时他才25岁！
冯·布劳恩讲述的一个细节，给冯·卡门和钱学森留下深刻的印象：
那是在1939年3月23日，他的27岁生日，希特勒参观了竖立在发射台上的火箭，布劳恩被指定给元首讲述火箭技术原理。布劳恩极其认真细致地向希特勒讲解，他发现，希特勒心不在焉。然而，当他讲到火箭的军事用途的时候，希特勒判若两人，双眼发亮，耳朵竖了起来！
冯·布劳恩的讲解，引起希特勒的格外重视，他把导弹视为最新式的武器，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
于是，火箭的研制成了纳粹德国的重大军工项目。
1942年10月13日，vi火箭试射成功。vi火箭被称为“飞翔的炸弹”(the flying bomb)，bp巡航导弹的雏形。两个月后，v2火箭试射成功。v2火箭是地对地导弹的雏形。
1942年12月，希特勒在观看了v2火箭的试射后，亲自下令把vi火箭、v2火箭列入批量生产，并作为针对伦敦的“复仇武器”1943年7月，冯·布劳恩为希特勒放映了v2火箭的发射实况影片并作现场解说，希特勒授予他“荣誉教授”称号。
在“元首”的命令下，vi火箭和v2火箭一下子就生产了上千枚以至上万枚。这两种火箭袭击伦敦，震惊了世界，而这时冯·布劳恩感到自责，但是已经为时太晚……
冯·布劳恩应钱学森的要求，写出书面报告《德国液态火箭研究与展望》。
通过审讯冯·布劳恩，冯·卡门和钱学森等还获悉了一个令他们震惊的情报——德国已经在着手研制一种射程可以达到3000英里的远程导弹，美国纽约竟然在它的射程之内。
1945年6月20日，美国国务卿赫尔致电感谢冯·卡门调查团所做出的贡献，批准将冯·布劳恩等德国科学家尽快带回美国。
1945年9月16日清晨，灰色的美国运兵船“阿根廷”号驶务进了纽约港。船上除了几千名回国的美军士兵之外，还有一支来自德国由120名成员组成的“交响乐乐队”。其实，这支德国“交响乐乐队”的成员，清一色都是德国火箭专家！
他们到达美国的第二天，《纽约先驱论坛报》这样报道：“一群德国人被带到美国，他们将为美军运输部队开车。”
美国军方对德国导弹专家来到美国守口如瓶，这一方面出于军事上的保密，另一方面也担心一且消息泄露，会遭到“把纳粹分子带回美国”的骂名。直到很晚很晚，这些“交响乐乐队”的成员由于对美国作出巨大的贡献，在受到美国政府表彰时，才逐一公开亮相。
作为“头号宝贝”，作为在德国获得的最重要的“头脑财富”，冯·布劳恩是被美军用飞机秘密送到美国的。
冯·布劳恩刚到美国的那些日子，常常受到监视。一次，当他发现一名联邦调査员跟踪自已的汽车时，他说：“我唯一不喜欢美国的一点是他们到处跟踪我。”不过，冯·布劳恩也很无奈，他毕竟来自纳粹德国，何况原本还是纳粹党员。常言道，“用兵不疑，疑兵不用。”但美国人要用他这“疑兵”，一边用，一边“疑”1958年1月31日，由冯·布劳恩设计的“丘比特c”火箭成功地把美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探险者1号”送上太空。《时代》杂志把冯·布劳恩当成了封面人物，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还向他颁发了“美国公民服务奖”。从此，冯·布劳恩在美国昂起头来，再也不是“疑兵”再也没有“二等公民”的自卑感。
1961年5月25日，美国宣布实施“阿波罗”载人登月计划。布劳恩成为总统空间事务科学顾问，分管“阿波罗”工程。
1969年7月，由冯·布劳恩设计的世界上最大火箭“土星5号”第一次把人送上了月球。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踩出人类第一个脚印。与阿姆斯特朗通话的控制中心官员情不自禁高呼：“你踩下的脚印也是冯·布劳恩博士的足迹！”冯·布劳恩顿时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英雄。冯·布劳恩也终于实现了他的太空旅行之梦。
1977年6月16日，布劳恩因患肠癌在弗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大医院与世长辞，终年65岁。冯·布劳恩为研制美国的航天飞机奉献了最后的心力。
冯·布劳恩的成功，印证了美国总统里根的一句话：“我们美国是一个由外来移民组成的国家。我们的国力源于自己的移民传统和我们欢迎的异乡侨客。这一点为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所不及。”
就在冯·布劳恩等在美国大展宏图的同时，那些主管导弹发射的纳粹头子作为战犯却被押上了审判台。
36岁那年双喜临门
对于36岁的钱学森来说，1947年是双喜临门的一年：他晋升为麻省理工学院的正教授，终身教授；他结婚了。
钱学森从副教授到教授的时间是那么的短暂：从1943年至1945年，钱学森的职称是航空学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 of aeronautics)。1945年冬，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升为副教授。
才过了一年多，1947年2月，他经冯·卡门推荐，不仅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正教授，而且同时成为该校最年轻的终身教授。通常，当时在美国从副教授到教授需要三年或者更长的时间。
冯·卡门教授在推荐书中写道：钱博士在应用数学和数学物理解决气体动力学与结构弹性的难题方面，绝对是同辈中的佼佼者……他人格成熟，堪当正教授之责，也是一位组织能力极强的好老师。他对知识和道德的忠诚，使他能全心奉献于科学。
教授并不等同于终身教授。麻省理工学院有数百位教授，但是每个系一般只有2~3名终身教授。
所谓终身教授，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铁饭碗”一经聘任后，终身教授的聘期可以延续到退休，不受学校各种阶段性教学、科研工作量的考核，而且没有被解聘的压力，同时他们还享受学校颁发的终身教授津贴。只要你不犯法，大学是不能解聘终身教授的。
美国在1940年开始实行终身教授制。那一年，美国教授协会和美国学院协会发表了《关于学术自由与终身聘任制原则的1940年声明》，正式确认了终身教授制。
当然，在美国要晋升为终身教授，条件也是很严格的：必须要在大学工作满6年；必须在本领域权威学术杂志上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必须得到学生的普遍拥戴，同事的认可；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国家或者社会提供的相当数量的科研基金等。
钱学森应邀在航空系大厅举行题为《飞向太空》的报告。麻省理工学院院长主持这一报告会。除了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学生之外，来自方方面面的同行、中国友人出席报告会。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五角大楼的军界代表也出席了报告会。
钱学森讲述火箭的历史、火箭的原理、火箭的发展现状、火箭的诱人前景——带领人类飞向太空。他还特别讲述了用核能燃料助推火箭的可能性。
钱学森的报告内容新颖，引起与会者的关注和兴趣。这次报告，是钱学森作为终身教授第一次在麻省理工学院亮相。
钱学森决定在1947年暑假回国探望父亲。诚如冯·卡门后来在回忆录中所写的：
1947年2月，我愉快地推荐他为麻省理工学院正教授。此后不久，钱收到从中国的来信，说他的母亲去世了，其实钱学森的母亲在钱学森出国之前就巳经病逝。他决定回祖国去安抚年迈的父亲。这是他12年来第一次回国。
几个月后，在一封长信里他十分详尽地告诉我他在祖国见到的人民贫困和痛苦。当时那里是在国民党人手里。信的结尾他顺便告诉我，他巳经和一位名叫蒋英的姑娘在上海结婚，准备把她带来美国。她是一位具有歌唱家天才的可爱的世界主义者，曾在柏林研究过德国歌曲，后来在苏黎世接受一位匈牙利女高音歌唱家的指导。钱爱好音乐，看来他很幸福。我也感到高兴，他终于找到一位具有国际知识的妻子。
在离开美国之前，钱学森办好了美国绿卡（greencard)，即美国永久居民卡（united states permanent resident card)。绿卡，是用于证明外国人在美国拥有永久居民身份的一种身份证。拥有美国绿卡后，只要离开美国不超过一年，绿卡本身可以当作有效的入境移民签证，不需去美国大使馆或领事馆另外申请签证。根据美国国籍与移民法，绿卡持有者属于没有美国国籍、也不具美国公民身份的外国人，但其在美国境内基本享有和本国国民一样的待遇，不过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钱学森在1935年前往美国留学时，作为清华大学公费生，当时持“中华民国”护照。在申请了美国绿卡之后，钱学森回到中国度假，之后不必再去美国大使馆办理赴美签证，就能顺利返回美国。
1947年7月，趁学校放暑假，钱学森向麻省理工学院请假，回国探亲。当时，飞越太平洋的航线（经停夏威夷）开辟不久，中美之间有了直达航班。钱学森从美国乘飞机抵达上海龙华机场，他的好友范绪箕（1980年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专程从杭州赶来迎接他。
青梅竹马“燕双飞”
钱学森在36岁时结婚了。
钱学森的新婚夫人，竟然是他父亲钱均夫的干女儿，亦即他的干妹妹，姓蒋，名英。
是钱均夫的干女儿，怎么会从干女儿娜lil的呢？
此事棘话长……
先从蒋英的身世说起。
原来，蒋英也出身于“华丽家族”。蒋家和钱家乃世交。蒋家是浙江海宁望族，权杭州。
蒋英的父亲名方震，后以字百里传世，人称蒋百里（1882-1938)。蒋百里早年在杭州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读书时，与钱均夫是同窗好友，莫逆之交。1901年4月，蒋百里考入日本务陆军士官学校，当时曾经托钱均夫照顾自己病弱的母亲，可见两人关系之密切。
翌年，钱均夫也到日本留学。归来之后，蒋百里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钱均夫任杭州府中学校长。
蒋百里有“五朵金花”，而钱均夫膝下只有独子钱学森。钱均夫与妻子章兰娟希望有个女儿，见蒋百里的三女儿蒋英活泼可爱，恳求蒋百里夫妇把蒋英过继给他们。
蒋百里夫妇慨然答应，于是钱家正儿八经办了酒席，过继蒋英，从此蒋英改名“钱学英”，并与奶妈一起住进了钱家。
那年“钱学英”5岁，钱学森13岁，钱学森和“钱学英”以兄妹相称，两小无猜，青梅竹马。他俩还曾一起合唱《燕双飞》，博得两家的喝彩。
未几，蒋百里夫妇思念三女儿，还是把蒋英接回去了。
蒋英在晚年回忆说：
“他父亲和我父亲回国后，都在北京工作，两家常有来往。钱学森是他们家的独生子，我们蒋家有5个女儿。钱学森的妈妈非要跟我妈要一个女儿。我妈说：‘那你就挑一个吧！，他妈妈挑了老三，就是我。当时还请了几桌客，算我正式过继给钱家，从小跟我的奶妈也过去了，我的名字也改为钱学英。那时我才5岁，而钱学森已经10多岁了，跟我玩不到一块，我记得他会吹口琴，当时我也想吹，他不给我吹，我就闹，他爸爸问我怎么回事，我说大哥哥欺负我。他爸就带我到东安市场买了一个口琴给了我。
“过了一段时间，我爸爸、妈妈醒悟过来了，更加舍不得我，跟钱家说想把老三要回来。再说，我自已在他们家也觉得闷，我们家多热闹哇！钱学森妈妈答应放我回去，但得做个交易：你们这个老三，长大了，是我干女儿，将来得给我做儿媳妇。后来我管钱学森父母叫干爹、干妈，管钱学森叫干哥。我读中学时，他来看我，跟同学介绍，是我干哥，我还觉得挺别扭。那时我已经是大姑娘了，记得给他弹过琴。后来他去美国，我去德国，来往就断了。”
蒋百里是中国近代着名的军事理论家。1905年，他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成绩为第一名。他又赴德国见习一年。在辛亥革命之后，1912年，30岁的蒋百里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领少将衔。天津北洋武备学堂、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广州黄埔军官学校三足鼎立，是中国三所军官名校。蒋百里一心要把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办成第一流的学校，无奈经费严重不足，一再向北洋当局申请，均无着落。蒋百里向袁世凯辞职，又不准。蒋百里为人刚烈，1913年6月18日清早，在全校两千多师生面前突然拔出短枪，对准胸部开枪自杀。全校师生大惊，紧急送医院治疗。袁世凯闻讯，急请日本公使馆派出医官和护士长左藤屋子幸赶往保定诊治。由于子弹未伤及要害，蒋百里经救治脱险，但是日本医官又发现蒋百里枕下有许多安眠药片。护士长左藤屋子幸力劝蒋百里万不可轻生，百般劝慰。两人竟然因此产生爱慕之情！
1914年秋，蒋百里与左藤屋子幸小姐结婚，左藤屋子幸改名蒋左梅。左藤屋子幸小蒋百里8岁，日本北海道人。毕业于日本护士助生专门学校，然后又在帝国大学产科学习过5年。蒋百里喜欢梅花，为她取名字“左梅”之后，在家乡浙江硖石购地数亩种梅二百株，号曰“梅园”
蒋百里与蒋左梅结婚之后，生下“五朵金花”：
长女蒋昭，曾经学习演奏小提琴，不幸早逝。
次女救护队，为伤员服务，后定居美国。
三女儿即蒋英。
四女儿蒋华，侨居比利时，兴办欧洲中山学校。1955年钱学森被软禁于美国，写信给中国人大委员会副委员长陈叔通求救，那封至关重要的信，就是寄到比利时蒋华那里，由她转寄到中国。蒋华晚年回到北京。
五女儿蒋和，居北京。“文革”期间因父母亲的历史受到审查，蒋和在写交代材料中赫然写着“陈伯达是杂种”，吓得审讯者不敢将材料上交。
蒋百里作为中国的抗日将领，娶了日本妻子，在抗日战争期间备受风言风语之苦。左梅夫人在婚后不再说日语，在家中教女儿说汉语。
蒋百里先后担任袁世凯总统府一等参议、黎元洪总统府顾问、吴佩孚部总参谋长。
蒋百里不仅是武将，而且颇具文才，可谓文武双全。1918年底到1919年，蒋百里随梁启超赴欧洲考察。回国之后，蒋百里写出《欧洲文艺复兴史》一书，请梁启超为之作序。
1923年，蒋百里与胡适一起创办了新月社，并同徐志摩结为至交。
1935年，蒋百里出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翌年奉蒋介石之命赴欧洲及美国考察。
1937年，蒋百里在庐山为国民党高级军官讲学，把讲稿写成《国防论》出版，首次提出了抗日持久战的军事理论。该书扉页题词是：“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1938年8月代理陆军大学校长（校长为蒋介石)。同年11月4日，蒋百里病逝于广西宜山，终年仅56岁，国民党政府追认为陆军上将。
抗日战争胜利后，左梅夫人雇船把蒋百里的灵柩从广西运到杭州安葬。
蒋家有女初长成
1935年，当24岁的钱学森准备远渡重洋前往美国留学之际，蒋百里带了女儿蒋英前去看望。
蒋家有女初长成。这位昔日的小妹妹，已经15岁了，亭亭玉立，举手投足全然是大家闺秀的风韵。
蒋英跟大哥哥钱学森很谈得来，尤其是谈论音乐。喜欢音乐的她，已经弹一手好钢琴，而钱学森也喜欢音乐，他不仅是交通大学管弦乐队的队员，而且前不久——1935年2月，还在《浙江青年》第一卷第四期上发表了文章《音乐和音乐的内容》。
钱学森去美国的翌年，蒋百里以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名义出访欧美各国考察军事。这是蒋百里继1906年留学德国、1918年底至1919年赴欧洲考察之后，第三次去欧洲。这次他带了夫人以及三女儿蒋英、五女儿蒋和同往。
他们乘坐意大利维多利亚号邮船前往意大利，然后经维也纳到达德国柏林。蒋百里把两个女儿蒋英、蒋和留在柏林贵族学校冯·斯东凡尔德学习。不久，蒋英考取国立柏林音乐大学声乐系，师从系主任、男中音海尔曼·怀森堡，学习西洋美声唱法。与此同时，她还学习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英语。
1936年11月，蒋百里偕夫人左梅从欧洲飞往美国考察。他们到洛杉矶的时候，前往加州理工学院看望了钱学森。自去美国后，钱学森与蒋英失去了联系。蒋百里把蒋英的一张照片送给了钱学森，似乎有意让钱学森成为他的女婿。
那时候，钱学森已经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航空工程硕士学位，然后转到加州理工学院跟随冯·卡门教授学习空气动力学。钱学森告诉蒋百里，父亲钱均夫不赞同他从航空工程改学航空理论，给他写信说：“国家已经到了祸燃眉睫的重要关头，应在航空工程上深入钻研，不宜见异思迁，走上理论的途径。”
钱学森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蒋百里。蒋百里细细听了之后，觉得钱学森的选择有道理。
1936年12月初，蒋百里和夫人回国。12月11日，蒋百里从南京飞赴西安向蒋介石汇报欧美之行。当天下午，蒋介石在华清池接见蒋百里，谈话一个多小时。不料，次日拂晓，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蒋百里也被东北军扣留，但很快就获释。他三晤张学良，力劝他释放蒋介石，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出了一份力。
在西安的两周里，蒋百里差不多每天都写信给在德国的女儿蒋英、蒋和，他在信中写道：
“今天，张（治中）将军又来了，备了一桌好酒菜，还有好烟，爸爸的胃口真好！”
“在那一段短期的俘虏生活中，好似一幕喜剧，那么多的军政大员都在扮演丑角，因为他们离开了权力，回到本来生活中，便显得软弱如婴孩，只得由环境来摆布了。只有爸爸是可以冷眼看事件的人，唯有爸爸同意张的主张，给予斡旋。”
“今天飞机乳轧声，南京有人飞到西安来了……”
“今天又一声轧轧，委员长回南京去了……”
“明天还有一声轧轧，你们的爸爸将离开这座古城飞回上海……”
蒋百里跟钱均夫见面，转达了钱学森的想法。蒋百里说：“学森的转向是对的，你的想法却落伍了。欧美各国的航空趋势，进于工程、理论一元化，工程是跟着理论走的。而且，美国是一个富国，中国是一个穷国，美国造一架飞机，如果有理论上的新发现，立刻可以拆下来改造过来，我们中国就做不到to所以中国人学习航空，在理论上加工是有意义的。”
钱均夫听后，非常赞同蒋百里见解，称赞说百里的头脑，一日千里，值得刮目相看。”
后来，作家曹聚仁在《蒋百里评传》里，记述了这件事。
1940年始，英国空军对德国进行轰炸，蒋英不得不离开柏林，转往中立国瑞士，在卢塞恩音乐院学习。非常凑巧的是，钱学森在美国的导师是来自匈牙利的冯·卡门，而蒋英在瑞士的导师是匈牙利歌唱家依罗娜·杜丽戈。
1944年，即将毕业的蒋英在瑞士国际音乐节上演唱，她甜美的歌声深受好评。
蒋英音域宽广优美，成了德律风根公司的十年唱片签约歌手。德律难公司历史悠久，1903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通用电力公司和西门子公司联合成立了德律风根公司。能够被这家公司青睐，成为十年唱片签约歌手，表明蒋英具有相当高的演唱水平。
科学与艺术喜结良缘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终于散去。1946年，蒋英乘船回国。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航行，终于回到了上海。
1947年5月31日，由上海市政府交响乐团主办，钢琴名家马果斯基教授伴奏，27岁的蒋英在上海的兰心大戏院举行归国后第一次独唱音乐会，一时间成为上海媒体关注的歌坛新秀。
位于上海茂名南路的兰心大戏院，建于1930年，是一座典雅的欧式风格的建筑物。兰心大戏院是当年上海设施最完备的剧场，也是当时高贵的娱乐场所，晚上常有西方剧团演出或是音乐会，进出的男士身穿燕尾服，而女士则往往穿曳地长裙。
i947年6月2日，音乐评论家俞便民在上海《每日新闻》上发表评论指出：
蒋英的音乐会是本评论者听到的最佳音乐会之一，她也是近年来舞台上出现的青年女高音。蒋的歌喉是抒情的，她的特点是懂得如何运用她的嗓音，最令人信服的是她有音乐感……
她戏剧性的才华得到充分发挥，无论在音域和音量上，都掌握得极为出色，熟练的技术与丰富的经验，使得快速的滑音和花腔都显得极为轻巧和优美。
她卓越的歌唱艺术，加强了记者对中国艺坛感到必将吐射光华的信念……
演唱确实是有水平的，能在陌生人中发现一位知音，为我是真正的收获。
蒋英还应邀到杭州举行独唱音乐会。
1957年，査良镛在香港《大公报》所开的专栏“三剑楼随笔”中，写过一篇《钱学森夫妇的文章》，写及表姐蒋英：
歌唱音量很大，一发音声震屋瓦，完全是在歌剧院中唱大歌剧的派头，这在我国女高音中确是极为少有的。
就在蒋英的歌声在上海上空飘荡的时候，“飞将军自九霄来”钱学森从大洋彼岸乘坐飞机降落在上海。
关于火箭专家跟女高音歌唱家之间的恋爱，种种加油添醋的传说不足为凭。女主角蒋英曾用这么朴实的语言，叙述了恋爱的经过：
对于学森，我父亲倒是有些想法。他到美国考察，专门去了学森就读的学校，把我的照片给了他。
因为许久不见，后来再也没提这件事。我们之间没有联系。
他没朋友，一直到36岁。他是1947年回国的，当时他妈妈问我家人：“小三有朋友了吗？”我排行第三，他们都喊我“小三”。
我家奶妈说：“小三的朋友多着呢！”
其实，我那时候根本没有对象，追我的人倒是不少，我一个都没看上。
那时候，他父亲每周都送些杭州小吃来，学森不懂得送东西，倒是常来我们家玩。好多人让我们给他介绍女朋友，我和妹妹真给他介绍了一个。他坐在中间，不好意思看我们给他介绍的姑娘。可是他却一直跟我聊，我们倒是很谈得来。
后来，他老来我们家，嘴上说是来看望蒋伯母，实际上是看老三。他不懂怎么追姑娘，也不知拿点花来。
后来，他对我说：“你跟我去美国吧！”
我说为什么要跟你去美国？我还要一个人待一阵子，我们还是先通通信吧！”
他反反复复老是那一句话：“不行，现在就走，跟我去美国。”
没说两句，我就投降了。
我妹妹知道后对我说：“姐，你真嫁他，你不会幸福的。”我妹妹在美国和钱学森在一个城市，她讲起学森在美国的故事：赵元任给他介绍了一个女朋友，让他把人家这位小姐接到赵家，结果在路上他把人家小姐给丢了。赵元任说：“给他介绍朋友真难。”
那时，我从心里佩服他，他才36岁就是正教授了，很多人都很敬仰他，我当时认为有学问的人就是好人。
蒋英，这个原本是钱家过继女儿的“钱学英”，最后还是嫁到钱家，变成钱家的儿媳，可谓良缘天成，佳话传世。她说，1947年她跟钱学森重逢之后，一见钟情，6个星期就结婚了。
1947年9月17日，钱学森和比他小八岁的蒋英在上海沙逊大厦举行隆重的婚礼。很多书误传为1947年8月30日在上海国际饭店14楼摩天厅举行婚礼。就连上海国际饭店的介绍中也说钱学森曾经在本店14楼举行婚礼。这次笔者根据原始文件——钱学森和蒋英的《结婚词》予以更正。
沙逊大厦(sassoon house)位于南京东路外滩，是一幢10层的大楼，1929年竣工，以老板英国人维克多·沙逊的名字命名，成为当时上海最顶尖的旅馆兼饭店。那高达10米的墨绿色方尖形的屋顶，成为上海外滩建筑群中醒目的标志。1956年，沙逊大厦改称和平饭店。1992年，和平饭店被世界饭店组织列为“世界着名饭店”，中国仅此一家获此殊荣。
钱学森在沙逊大厦举行婚礼，从此与蒋英比翼齐飞，闯出一片新天地。
在婚礼上，他们郑重其事地宣读了《结婚词》。
这一良缘的另一方、男主角钱学森，几乎没有对外人披露过他追求蒋英的经过，但是多次谈及这位女高音歌唱家使他一生生活在幸福之中。
每当听到蒋英的歌声，钱学森总是说我是多么有福气啊！”钱学森还说：“在我对一件工作遇到困难而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往往是蒋英的歌声使我豁然开朗，得到启示。”
1991年10月16日，钱学森在人民大会堂授奖仪式上的即兴演讲中，他这样公开谈论自己的妻子：44年来，蒋英给我介绍了音乐艺术，这些艺术里所包含的诗情画意和对人生的深刻的理解，使我丰富了对世界的认识，学会了艺术的广阔思维方法。或者说，正因为我受到这些艺术方面的熏陶，所以我才能够避免死心眼，避免机械唯物论，想问题能够更宽一点、活一点。
钱学森夫妇结婚词
当然，私底下，蒋英对上门拜访的朋友夸奖钱学森的一手好厨艺：“我们家钱学森是大师傅，我只能给他打打下手。”钱学森则俏皮地说：“蒋英是我家的‘童养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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