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绝望锻炼了我：朴槿惠自传 > 第四部 大国家党代表朴槿惠
终于，
我决心要走“政治人朴槿惠”这条路。
我下定决心要为大韩民国的前途奉献余生，即使将来要越过的山岭再险恶、再陡峭，我也不想再犹豫了。
于是，我重新踏进了政界。
被选为大国家党党代表的那天，人民又给了我一项使命，我也决心要走向那条路。
从现在开始
1997年爆发的IMF危机[1]对我而言是非常大的震撼。媒体每日不断报导国家面临破产危机、大量失业情况，以及民众陷入生活困境的相关新闻，这些消息看在我眼里，心底不禁一阵愤慨。当初如此艰难创建的国家，怎么可以就这样应声倒下。今日的经济成长并非一朝一夕达成，是千万民众流血流汗的成果啊。眼看国人辛辛苦苦累积的成就之塔可能就要瞬间倒塌，实在让我揪心不已。
回想1960和1970年代，韩国还是全世界最穷困的国家之一。既没有钱，也没有其他国家援助，是联合国一百二十多国中位居印度之后的穷困国家。国民收入才仅仅七十六美元，当时国家穷到连菲律宾的国民收入一百七十美元都还远远不及的程度。现在的中壮年们大部分都经历过那段贫穷岁月，辛苦奉献过他们的青春。
那个时候，家庭主妇们甚至将自己的头发卖掉，以换取大米和蔬菜。而那些头发收集之后被做成假发出口到国外。而且，没有国家愿意借钱给贫穷的韩国，所以政府将矿工和护士送到西德，以他们的薪水作为担保，这才借到了一亿四千万马克。
无数年轻人一心为了脱离穷困，将自己的青春全都奉献在异国他乡。如花的年纪，远赴他国工作，那些护士们在语言不通的环境下从事擦拭尸体等工作，辛苦赚钱寄给韩国的家人。历经这样的痛苦，韩国才有了今日的经济成长。
1970年代，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希望韩国在短时间内可以成为国民收入达到一千美元的国家。总统与国民齐心合力，都为此勇往直前。不分你我，为的都是能成为一个全民三餐能吃饱的国家、安全无忧的国家。
我比任何人都还要了解这段韩国成长崛起的历程，所以当我看到韩国面临IMF危机时，比谁都更加心痛。我担心过去所建立的许多成就，很有可能一夕间成为泡沫消失。想到这点我就会不自觉地冷汗直流。
有一天路过乙支路，眼前的情景使我难掩心中的悲伤。露宿街头的街友们排了很长的队伍等着领免费配给的晚餐，我和其中一位排队的人四目相交，他急忙慌乱地扭过头去。若不是因为爆发IMF危机，他应该和家人在快乐地吃着晚餐吧。或许他曾经是某个家庭里有着稳定薪俸的家长，然而现在双肩却如此畏缩。我在心里问：“这到底是谁造成的？”
那天之后好几天以来，晚上总是辗转难眠。即使工作做到一半，我也会不自觉地叹气，吃饭时也没什么胃口。不管是看报纸、电视，还是环顾周遭，都看不到愿意出来负责的政府官员。关于这个国家为何会变成这个样子，我只听到有人责怪财经人物，也有人大声斥责十八年前去世的父亲。将此刻的外汇危机归咎于60和70年代的工业化，实在是太不合情理了。
爆发IMF危机之后，我开始苦恼自己到底能为国家做些什么，即使事小，也要为国家做点事才对。但我实在没有勇气再次从政，因为在青瓦台的日子早已深切体验过责任者被赋予的“无限责任”，以及毫无自由的公众人物生活。90年代之后，好几次有人提议要我出马参选国会议员，我都郑重地予以拒绝。
IMF危机爆发前，我好不容易才从离开青瓦台的阴霾之中走了出来，过着平静的生活。但是IMF危机之后看到接二连三发生的事件，我不断问自己：“国家都已经如此摇摇欲坠了，我还能独自过着平静安逸的生活吗？这样日后要如何坦然面对自己呢？死后又如何问心无愧地见父母呢？”十年之后忆起今天，可能会自责“只为了自身安宁而不顾应尽的责任”吧。到了该下决定的时刻了。
终于，我决心要走“政治人朴槿惠”这条路。我下定决心要为大韩民国的前途奉献余生，即使将来要越过的山岭再险恶、再陡峭，我也不想再犹豫了。于是，我重新踏进了政界。
* * *
[1]当时濒临破产危险的韩国，向IMF（世界货币基金组织）贷款，简称IMF危机，即一般所说的“亚洲经济危机”。
选择了大国家党
1997年12月10日，八天后就是总统大选的日子，我决定支持大国家党的总统候选人李会昌，并正式参加助选活动。我之所以选择大国家党，是因为认为李会昌候选人长久以来一直都是个清廉且有能力的领导者，如果和李会昌候选人一起努力，相信将可以用智慧解决IMF经济危机。
1996年的国会选举前，自由民主联合党曾经问我要不要到龟尾市参选，但我并没有答应。因为当时我并不认为一定要跳进政界才行。然而，这次不一样，眼见国家经济摇摇欲坠，危机感已使我内心一片黑暗，我得站出来才行。一想到艰辛创建出来的国家即将崩溃，便觉得焦急万分，因此我决定要出来为李会昌候选人助选。岭东、大邱、浦项，我开始马不停蹄地跑遍全国，整天忙于助选活动。
虽然长久以来我远离大众的视线，但在助选时仍有很多人认出我来，还很热情地向我打招呼。特别是在大邱的助选活动，当地民众反应超乎我的想象。即使夜已深，还是人潮汹涌，挤满街道，拥挤程度连踏脚的空隙也没有。民众的欢迎也让我百感交集，他们不停喊着“朴槿惠”，甚至有人一看到我就抱头痛哭。他们让我强烈感觉到，每个人都热切希望能有好政府。于是，我的心情更加沉重。
可以感觉到那些喊着朴槿惠的民众脸上尽是对政治的期许。（注：奶奶举的是写着“槿惠，别哭”的牌子）
不久后，我在支持李会昌候选人的电视演说中向国民真心呼喊：“我父亲说过，他第一次向国民介绍《请好好活下去》这首歌时，内心感到十分凄凉，非常悲伤，可见当时我们的生活有多苦，竟然到了要喊出‘请好好活下去’的地步了。可是我父亲说，要一直听，直到国家达成现代化，直到经济稳定为止，要一直听《请好好活下去》这首歌。我们忍受了多少苦难，才在这战争废墟上建立了今日的祖国……”
隔天，我到浦项的竹岛市场助选时，市场里做生意的商人与来往的行人都来拉着我的衣角，眼眶泛红地说昨天看到了我的演说，突然间，整个市场很多人都哭了。这突如其来的状况连采访的媒体也吓了一跳，纷纷摄影取材。越来越多的人围聚过来，到处有人哭泣，加上各大媒体都在拍摄，市场内的景象宛如一部伤心的纪录片。
决心踏进政界时，给予我最大支持的就是民众。
群众将我团团围住，就连想移动脚步也动弹不得。
“加油啊！”
“请出来拯救国家经济啊！”
民众的呼喊声此起彼伏。
到了竞选活动的最后一天，抵达京畿道河南市时，虽然夜已深，仍然有非常多的民众在等着，许多人要与我握手，人多到连我的纽扣都被挤掉了。
在马不停蹄拜票助选的这段时期，我也曾经历过危险时刻。在我坐车要去天安市助选时，路上发生了车祸，刚刚经过收费站正要右转的瞬间，后方来车从旁边擦撞了上来，撞击之后刚好惊险地停在我们旁边。我坐的那辆车的车身严重毁损，人们惊吓地喊叫着“救护车！救护车！”要我快去医院检查，但是一想到正在等着我的民众，我无法前去医院，还是继续赶去助选。
决定踏入政坛之后，八天来，我实际感受到了民心的力量有多么大。拜票助选时遇到有些人握住我的手，说曾在我当第一夫人的年代见过我，一面说一面流下欣喜的眼泪。
那个年代见到的年轻的公交车售票员们、面带纯真笑容的职校学生们、稚气的高中生，如今他们已结婚生子，为人父母，脸上带着岁月留下的皱纹。见到他们就像见到我年轻时的朋友，既高兴又激动。心里暗下决心不能辜负他们的期望，至少，我要做到的就是绝对不当一个不负责任的政治人。
达城大胜——“4·2”再补选
金大中总统当选后政权轮替，大国家党首度变成了在野党，这对于大国家党而言是一大打击。正当大国家党还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时，迎来了1998年4月2日国会议员再补选，这是影响党命运的一场重要选举。
在政权已轮替的情况下，如果连釜山、大邱、闻庆这三个都市的再补选也败选的话，大国家党将面临无可避免的崩溃危机。再加上金大中总统就任后得到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支持度，此时大国家党无论到哪里都难以赢得选战。
在这个时间点，闻庆、醴泉的市民们提议要我去他们那里参选，那是父亲年轻时当老师的地方，与我也有些因缘。当地市民表示：“只要您决心出马竞选，别担心选举的事，我们都一定力挺到底。”听到这番话，我十分感激。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决定出来试试看。我认为，既然已经一脚踏进来了，就该遵守在上次助选时对民众的承诺。
不过计划却出了点变化。因为民调显示，大国家党的票仓基地——大邱达城，不管党内谁出马参选，都会输给执政党候选人，因此党内意识到了前所未有的极大危机感，担心总统大选失败后，要是连大邱也输掉国会选举，大国家党恐怕真的会走向崩溃。
此时，我接到大国家党的大邱市分部长打来的电话，他向我说明了情况之后，请我去达城郡参选。可是和闻庆、醴泉两地不同的是，我对于参选达城毫无准备。知道消息的周遭朋友都对我说：“好好的路不走，为何要走这么危险的路？”反对我去达城参选。虽然此事难下决定，但我并没有苦思很久。想到自己从政的理由，就算会输也要帮大国家党，所以我决定要从最困难的地方去赢最不容易打败的对手，这样才是对党内最有帮助的做法。
执政党候选人是达城出身，他对地方基层经营得非常扎实，不仅资金与组织力丰富，长久以来还一直获得政府执政党的支持。从各方面来看，我都处于不利的状况。然而，没有时间可以再拖下去了。我在达城的花园邑城山里找了住所，将户籍迁好，为一个月后即将到来的选举做准备，正式开始竞选活动。然而，一开始就到处碰壁，连我的参谋们也不熟悉达城有哪些邻里。在这种情况下还发生了雪上加霜的事，那就是已卸任的前任大国家党国会议员，也表示因个人因素无法给予任何援助。不但大国家党的党员名册没有交接，原本属于大国家党的达城分部办公室也突然被对手接收，成了对手的选举办公室。我们从新闻报导得知，要交付党员名册给我们的那个人甚至带着计算机消失了，在连个办公室也没有的情况下，简直令人无言以对。我们赶紧先解决办公室的问题，找好办公室之后，又找了一部计算机和一台打印机放在办公室里，三个人开始进行选举活动。我们这边没有人帮忙，人手太少，少到甚至有传言说只要是打领带的人都绝对是对手那边的人。
“对手送了每个邻里月历和卡片，还叫了一整排的游览车让民众免费到板门店[1]观光，所有邻里的餐厅都吵吵嚷嚷的。再这样下去我们要糟糕了，您快想想办法呀，我们这边是不是也该做点什么呢？”
我从选举对策本部听到了这番话，心里实在是很闷。除了没有经费外，如果要我做那种不正当的选举，当初就不会跳进政治圈了。
“为了做国家大事而出来竞选的人如果用钱买票，也等于是对选民的一种侮辱。如果想在混浊的政治圈里同流合污，当初我就不会出来从政了。我是不会用钱来搞政治的，相反，我要再诚心努力一点，多去找选民拜票。请先不要以眼前看到的情况太早下定论。”
有一天，曾帮过我的一位议员来找我，聊了很多之后，他问我：“选举经费有多少？”我的回答很简单：“没有经费。”
他惊讶地说：
“什么？至少要有基本费用才行啊，总得让助选员们吃饭吧？”
“我的全部财产只有我住的那间房子与几千万韩元而已。如果要我动用现金，我会去筹筹看，筹到法定限额数量的钱。”
虽然从大国家党那边可以得到最基本的支持，不过他现在问的是候选人自己准备拿出多少钱来竞选，但我确实没有其他另外的财产了。如果说必须用钱买票才能胜选，那么选一百次我也一定会输的。
后来我们在报纸上打了广告，筹到了后援金，但是筹到的金额总共只有三千多万韩元，扣除广告费之后，剩下一千五百万韩元。
“政权交替之后，大家都怕帮助我们会招惹麻烦。”助选员们感叹地说道。
由于资金不足，每餐都无法进餐厅吃，只能自己煮，选举启动后，我们每天就是这么过的。后来消息传出去了，全国各地开始渐渐有人来找我们了。
“这里是朴槿惠候选人的办公室吗？”
有几位大婶提着她们自己做的糕饼，送来办公室。之后每天都有不同的人一群接着一群来访。有些人带着自己做的烤地瓜来找我们，有些人还卖了猪拿现金来资助。突然间，我们选举办公室涌来了许多民众。当地居民刚开始顾及那位执政党候选人，想帮忙也不敢贸然接近，但后来也都纷纷前来，办公室整天热闹熙攘。大邱和庆北的议员们、党员们也开始动员，让每个邻里都有人员负责，宛如自己在竞选般认真。
我到处去每个邻里拜票，任何角落都不想漏掉。有一天在拜票时，正在开车的助选员高兴地说：“请您看那里！”
许多民众在村子入口处等候，对着我欢呼，我赶紧下车走向他们。一位大婶说他们煮了一大锅的南瓜粥，盛了满满一碗，端给我喝。她说：“每天到处辛苦拜票，您一定三餐都没好好吃吧？喝些南瓜粥，这是我们听说您要来特地煮的。”
我突然一阵鼻酸。每天长达二十小时的行走，确实三餐都是随便解决的，完全是靠意志力在支撑。我接过大婶端的南瓜粥，连忙道谢，她的手和南瓜粥一样温暖。
到市场拜票时，总是有市场大婶们拿着千元钞票要资助我们。有一次，一位中年大叔拿着黑色包裹，看到我就跑来递给我。打开一看，竟然是牛脚。他说这东西吃了对身体很好，希望我能加油，以便有更多力气赢得选战。
自从新闻报导朴槿惠阵营没有钱但是坚持苦战后，只要到市场拜票，总有很多人聚过来，塞给我装着一千、二千韩元的塑料袋。走到药房，老板送我维士比之类恢复体力的饮料；走到小吃店，老板个个都不收我们的饭钱。而且他们都对我说：“请一定要赢得这次选举，当个好的政治家。”
为了遵守与他们的承诺，我有义务一定得好好打赢这场选战。所以我花更多时间去拜票，走遍大街小巷，甚至有人因此说我们是可怕的拜票团。从清晨出门，我的腰上就系着计步器，一直走到晚上。通常一天会走大约十万步，走了再走，不停走访选区内大大小小的地方。在竞选期间，我不知走坏了几双皮鞋，每晚总是双腿红肿地入睡，但我还是不知疼痛。
虽然钱与组织都远远比不上对手，但在民心方面可说是大胜。
那些曾经认为一个没有选举资金又柔弱的女人怎么可能胜选的人们，也在时间的流逝下渐渐释出善意。然而，对我的诽谤却也日益增多。我叮咛我的助选员们不要以相同方式响应，不管别人说什么，我行得正、坐得直就好。
尽管在大街小巷拜票时给我的响应让我觉得很有希望胜选，媒体民调结果却还是对手领先，党部因此非常担心。然而，与我一起去拜票的议员们都很乐观地说：“没想到民众的反应竟然这么热烈，看来很有胜算。”
参谋们个个也都决心拼到最后，只要有选民的地方，即使是深山偏僻的村子也诚心赶去拜票。虽然当时还不能为这些选民们做任何事，但我日后必定会透过干净清廉的政治让大家不后悔当初的选择，我一定要证明给大家看。尽管比任何一位候选人都还要穷，但我有着清廉从政的梦想。
选举当天傍晚，坐在办公室看开票过程的每个人都静默无声。党员们都预想会是一场如履薄冰的胜负，神情难免有些紧张。但是开票后，当初的预想很快被推翻，从刚开票我就一直领先对手几乎多一倍的票数。八点半，开票到百分之二十，我以五千票领先对手的两千三百票，这时参谋们终于有人拍手了。
等到确定当选时，竞选本部瞬间欢声雷动。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脑子里如走马灯般掠过这些日子艰困的情景。二十二岁，母亲被枪杀而失去了母亲，二十七岁，连父亲也失去了，之后所经历的苦痛时光，以及父母的脸庞一一都浮现在脑海里，使我难过了好一阵子。
1998年4月8日，我第一次站在国会的发言台上。
“我在国民面前庄严发誓，将遵守宪法，为国民的自由、福利的增进以及祖国的和平统一而努力，以国家利益为优先考虑，秉着良心精诚履行国会议员的职务。”
发誓时举着的右手令我倍感沉重。一想到从现在起，我是大韩民国的国会议员，心中就百感交集。
“在国家最困难的时候重新踏入政坛，这让我更觉双肩沉重。未来我也会努力于清廉政治，与国民同甘共苦，并尽我最大的努力做到最好。”
如今我仍常回想站在国会发言台上的第一天，只要一想到“那天的誓言我践行了多少”时，就会不容自己怠慢一步。看到还在发达国家的门坎外徘徊的祖国，以及仍然辛苦过日子的国民们，想要休息的念头自然就消失一空。或许那些誓言就是让我在艰难的从政过程中，不断勇往直前的动力吧。
* * *
[1]位于朝韩之间北纬三十八度停战线的一个村落。
拒绝担任指名副总裁
2000年的“4·13”国会总选，第十六届国会议员新选之后，大国家党为了重组新的党指导部，准备召开全党大会。5月31日将在首尔蚕室室内体育馆所举行的全党大会，由李会昌、金德龙、孙鹤圭、姜三载四位候选人角逐总裁，并由我、崔秉烈、姜在涉、李富荣、朴喜太议员等十四人角逐副总裁。
当我表态要参选副总裁时，党内随即出现许多反对的声音。理由有两个。首先，就算我不参选也会有一席副总裁是留给女性的保障名额，所以反对的人认为我没必要大费周章去辛苦竞选副总裁。第二个理由，他们认为大邱与庆北的候选人应该单一化[1]。
我对于这两个理由都无法理解。都已经是21世纪了，却还有给女性的副总裁保障名额，让人有要女性什么事都别做的感觉，我实在难以接受。同样是副总裁，保障名额的“指名职”副总裁与竞选出来的“选出职”副总裁，我相信两者说话的影响力一定会不一样。我不想因为是“女性政治人”而被保护或受到特别待遇，也不想因为自己是女性而坐在保障名额的位子上，这并不符合我的政治信念。我认为，应该坐在通过公平竞争由党员们选出的位子上，才能充满自信地说话。
我绝不以安逸自处，而是勇往直前去做一个走正路的政治人，每一刻都不得松懈。
而且我无法认同口中喊着抑制地区主义，党内选举却促进地区主义的事情。大邱地区的国会议员们对我说，“一人两票”方式就是在全党大会只有大邱一名、庆北一名候选人的单一化方式，这样可让大邱、庆北的代议员们投票时各投大邱一票、庆北一票，如此便可以力保两个候选人都当选。若是我也出来竞选，大邱就有两个候选人，票就会被分散。但是，为什么一定要按照地区来规定候选人单一化，以便让该区议员当选呢？我实在难以接受。
我深切认为抑制地区主义应该从党内选举开始做起。现在执政党与在野党都一样，在党内选举时这种地区主义的助长风气很浓厚。如果想要达到真正的政治改革，执政党与在野党都应该改掉这一点才对。
女性领导者们拥有的亲切与细心特质是一股非常大的力量。
尽管有反对的声音，我还是决定竞选副总裁。我提出的竞选口号就是以“民主化的政党”、“政策政党”、“信息化的政党”为方向来改变政党。这与我后来当了党代表后所提的“政策政党”、“院内政党”、“数字化政党”三大目标也是一致的。
媒体也对大国家党的副总裁选举相当关注。不久后，媒体抽样调查代议员投票意愿，结果显示我是第一名，把很多人吓了一跳。保守倾向的大国家党党员们竟然会让女性成为候选者第一名，令人感到相当意外。
于是我抱持着更大的责任感，努力竞选这次的副总裁。我对全国的党员们呼吁支持我以及支持党改革。随着投票日接近，我听说国会议员们之间在传言：“如果把朴槿惠养得势力过大，她会脱党参加总统大选”、“就算不投朴槿惠，她也会被任命为副总裁，所以应该投给需要这一票的人”。
没想到给予女性优待的保障名额反而在选举时成了女性候选人的障碍！这个问题至今仍是女性政治人会遇到的难题。执政党与在野党都一样，选党指导干部时，即使女性候选人没进前五名，仍会自动成为最高委员，这样的制度现在仍然存在。乍看之下对女性有利的制度，事实上并非如此，有时候反而令女性候选人得不到应得的票数。有些代议员们即使有支持的女性候选人，也会因为她反正都会当选而投给其他男性候选人。谁规定女性候选人只能有一名？没有这条规定吧！
直到投票前一天为止，我都还是保持在第一名，但是投票当日却出现了不同的结果。代议员一万三千多人之中大约百分之十四，也就是一千八百人把票投给了崔秉烈候选人，他以第一高票当选。而我则是大约百分之十二，也就是一千五百票的得票，位居第二。后面分别是李富荣、河纯奉、姜在涉、朴喜太候选人等。
有分析指出，在投票前一天议员们为了牵制我而动用了集团投票制[2]，但我心里很平静，因为我是尽了最大努力以自己的力量达成的。既然是用自己的力量做到的，我觉得“得比失更多”。
* * *
[1]候选人单一化：不同政党或同一政党同一选区的多位候选人，为避免选票分散、增加获胜机会，通过某种方式协商、遴选，只保留一位候选人参选。
[2]按投票人所代表的人数来计算票值的投票方式。
即使被排挤也要坚守信念
当选为副总裁之后，我的首要任务就是政治改革与政党改革。有史以来所有国家的兴亡盛衰都是由政治所左右，国家的发展以及国民是否过得好，都与政治是否发挥了应有角色有关。我们国家的情况是，政治没能好好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一点成了国家危机的核心所在。
踏入政界后的两年期间，我已大致掌握我国政治的问题点。我发现不是人的问题，而是政治体系的问题，政党正是这个错误体系的核心。
我国的政治是政党政治，不论执政党或在野党都一样，党内的总裁一个人就拥有公荐权等党内所有的决定权，这是过时的政党体系。所以再怎么聪明的人只要进了政党都必须排队等待，不是看国民的脸色，而是看拥有公荐权的党总裁的脸色，这样也就自然花费更多时间在政党上，而将国会摆于次要位置。这是我们的政党体制与政治文化的问题所在。
我下了结论，必须改正这种错误的政党体制与政治文化，才能扶正我国的政治。政党改革可谓政治改革的核心，所以尽管常被人说引发党内纷乱，甚至被排挤，我还是一贯坚信党内必须改革。也因为这样，我被挂上了“非主流”的名号。
在我刚正式踏进政界时，经常发生一些违背我信念的事情。例如，我没有去参加大国家党举行的1999年1月的马山集会以及2000年9月的釜山与大邱集会，随即党内责备的声音就如雨点般不断袭来。
大国家党的场外集会原本是因为执政党的错而开始的，却演变成了长期集会，同时也出现了各种副作用。我一开始也常上台批评执政党，但我认为既然国民都已经知道情况了，就该中断场外斗争，回归国会才对。与其在场外，不如在国会会场与执政党抗争，这样才更容易让国民安心，更能获得国民的支持。许多国会议员私底下表示同意我这样的想法，但到了公众场合却不愿提及。从我国政治文化看来，是因为他们如果发声，到头来都会对自己非常不利。
为了党的民主化与透明化，我提出了很多主张，但是我的主张形同“荒野的回音”，讲了一次又一次却没有任何改变。我心里非常郁闷，究竟该如何做才能改变党？经过一番苦思后，我决定参选党代表。在竞选过程中，可以让党员们更了解党改革，进而带动实质的改变。
可是，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化发生了。因为贪腐以及相关事件而失去民心之后，如今执政党也要进行政党改革了。执政党不但决定废除总裁制，而且要导入改良式的公荐制，导入总统大选候选人的国民参与竞选制等，在当时来说可以称得上是划时代的方案。
我的信念是以国民利益为出发点，所以绝对不会改变。2003年于国政监查会。
之前我也提过很多方案以求改进政党的问题，没想到执政党先发表了类似的内容。虽然我对执政党此举感到非常惊讶，但另一方面，我心里产生了希望：如果在野党与执政党都互争要改革政党，那么原本预想很难推动的改革说不定会比想象中更快达成。
执政党都这样了，在野党应该至少要比执政党多改革一项吧？所以我提议在总统大选前废除总裁制，使党权与大选权分离，用改良式公荐制来改革以往的公荐制度，并且将政党的财政营运透明化，导入总统大选候选人的国民参与竞选制。其中，最核心的部分是废除总裁制、公荐、财政透明化。国民参与竞选制现在已经一般化了，但当时还是有很多人质疑，他们认为党的总统候选人应由党员选出而不需一般国民参与。
对于我这样的主张，党指导部开始出现“总统大选即将到来，党内最好不要有变动，所以不行”、“为了政权交替，现在党内必须团结才对”等等说法。而且还说虽然可以接受国民参与百分之五十的总统候选人竞选，但是在总统大选前废除总裁制与导入集团指导体制是不可行的。
我无法接受这样的说法。帝王式的总裁制应该废除，这才是核心。最重要的政党改革问题，竟说要日后再做，讨论的重点还停留于“总统候选人竞选规则要如何制定”、“国民参与的选举名单要如何确定、比率应如何调整”，这样的情况令我感到惋惜且郁闷。
之后，大国家党于2002年2月27日举行了中央委员会，对总统候选人竞选方式与党指导体制变更的相关党宪修正案进行了最终确认，但最终还是否决了废除总裁制、区分总统候选人与总裁的提议。
最后我决心要退党。在中央委员会拒绝我的主张后，立刻于隔天，也就是2月28日表明自己的立场：“在看不到政党改变的情况下，如果还期待国民给予支持，等于是欺骗国民，所以我必须这么做。”随即便退出了大国家党。
对于一直主张党改革的我而言，退党是不得已做出的选择。
来自朝鲜的邀请函
“议员，朝鲜提出邀请您访北的事宜。”
正当我在为韩国未来联合[1]创党做准备时，我同时担任欧韩财团（EKF）的理事，而欧韩财团提出了可否请我拜访朝鲜、行程为四天三夜的意外邀请。
隶属于驻韩欧盟商工会议所的欧韩财团一直以来都在向朝鲜儿童寄送足球与医药品等，进行积极的支持活动，对于欧洲与朝鲜的经济协作问题也提了许多提案。朝鲜对于欧韩财团非常关心，并想表达谢意，所以邀请了包括我在内的几位财团理事。
我以前就听到从朝鲜访问回来的人提及朝鲜想邀请我的事，但这次是直接收到邀请。
朝鲜对我而言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母亲被朝鲜间谍枪击身亡，曾经还有朝鲜特殊部队为了袭击我父亲和家人而侵入青瓦台。父亲为了抵御北方的威胁，为国家劳心操神的模样，是我从小看到大的。因此，决定是否要去朝鲜对我而言并非易事。
但如今我认为应该放下过去的痛苦与记忆才是，而且正因为我经历过那样的痛苦，反而更能够解开南北关系。于是，我决定前往朝鲜。
“朴槿惠女士真的要来共和国吗？”
听到我决定要去朝鲜的消息，反倒让朝鲜惊讶了。我还收到了朝鲜方面的请求，要我写一封确定访北的确认书，而我也照此做了。
出发前，我将一直以来政府在南北关系上应该促进却毫无进展的事项做了一番整理。例如国民俘虏问题、金刚山水坝问题，之前韩国媒体报导金刚山水坝有溃堤危险而使南北关系趋于紧张，还有离散家属的常设会面所、长久以来梦想的南北铁道连接、举办南北统一足球比赛等亟待协议的几件事项。我将这些事项告诉了统一部，并在与统一部的郑世铉长官会面时，谈到这几件想向北方提出的待处理事项。
2002年5月10日下午一点，我从仁川机场搭飞机前往中国北京。在机场里知道我要去平壤访问的人，都纷纷对我说：“祝您一路顺风。”
其中一位七十七岁的老爷爷走近我，将手里拿着的一张纸条递给了我，紧握住我的双手。那张纸条上写着他在朝鲜的离散家人的身份数据明细，他请我一定要帮忙找寻他的家人。听到老爷爷恳切的请求，我感到非常沉重，心想：“我一定要早日化解这些人一生的遗憾……”
到达北京隔天，当我们在机场候机楼等着搭高丽航空前往平壤时，同行的一个人急忙跑来告知消息：抛开痛苦的过去，决定访问朝鲜，是希望能对南北关系有所帮助。于平壤妇产医院。
“金正日委员长派了特别专机来，要我们搭专机去。”
这实在出乎我们的意料。上午十一点五十分，这架专机只载了我们一行四人，从北京机场飞往平壤。专机在下午两点半抵达平壤顺安机场，机场挤满了欢迎的人群，朝鲜的媒体以及劳动党的中央委员长等相关人员都到机场迎接。踏上平壤的第一步百感交集，同时心里也有股强烈的使命感。
平壤市区和电视里看到的一样，没什么差别。路上没有什么车子与行人，感觉空荡荡的，整顿得相当干净。大同江也像首尔的汉江一样，江水缓缓流过市区。一进到我们下榻的百花园迎宾馆，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金永顺秘书正在门口等我们。金秘书引导我们去房间，并介绍说，我住的房间是2000年金大中总统曾住过的房间。
不久后，等到房里只剩我一人时，才终于有到了平壤的真实感。
天色尚且昏暗的清晨五点半，我就醒了。可能因为紧张的关系，身体一直无法放松，进行完丹田呼吸之后，我慢慢走到庭院去散步。这时开始下起了雨，真是天降甘霖啊！因为我在来的路上得知朝鲜正为干旱所苦，这场雨对于六月插秧应该会有很大的帮助。几个旅馆员工路过，笑着对我打招呼，说道：“似乎是您把南方喜悦的雨带来了这里。”
早餐之后，和金永顺秘书见面聊了一个小时左右。金秘书提及金刚山水坝的问题，他说上次因为韩国报导金刚山水坝工程偷工减料，使朝鲜很不高兴，才会取消南北会谈。
我冷静地回答：
“我能理解你们不高兴的原因。但是既已约好要会谈，北方理应遵守约定。信守承诺才能彼此累积信赖。”
5月13日，我到处看了平壤的许多设施。其中，朝鲜最大的妇产科医院——平壤妇产医院，最令我印象深刻。我和他们的医疗团队一起参观医院设施的时候，医疗器材科的一位医生道出了他的苦衷。他说2000年南北领导人会谈时，李姬镐女士来访并带来了超声波检查器，但是故障之后因为没有零件而无法修复。我立刻问是什么零件并且记录了下来。
5月13日晚上，结束了正式的行程，正准备休息的时候，突然从外面传来了热闹的声音。接着就有人转告是金正日委员长到了我下榻的百花园迎宾馆，说是要在百花园迎宾馆内的独立会议室里与我单独面谈一小时。
在只配了一名记录员在旁的情况下，我与金正日委员长面对面坐着。他是个很坦率且直爽的人。互相简单地寒暄之后，过了没多久，他突然讲到1968年朝鲜特殊部队袭击青瓦台的事件，向我道歉说：“当时是极端主义者们犯的错事，我感到抱歉，犯错的人都已接受了惩罚。”
金正日委员长的说话方式与态度令我印象深刻。我先起了头，说道：“我认为，南与北在强化交流的同时，必须互相配合才能自然地打开和平统一的路。”
金正日委员长点了点头。我继续说道：“离散家属的问题以及韩国战争时失踪的国军与民众的生死确认问题，应该立刻进行才对。要让那些一辈子怀有心灵伤痛的人们与失散的家人相见才是，我认为应该尽早设置离散家属的常设会面所。”
离散家属常设会面所的设置非常必要，但在政治上是敏感的部分，所以对朝鲜而言很难轻易接受。不过，金正日委员长竟爽快地同意了此项提议。我们的对话立刻加快了速度，我也提到了关于金刚山水坝的事。
“对于偷工减料的指责，我知道北方这边非常不高兴。然而，既然如此就应该组成南北共同调查团一起调查。查明之后，有需要修复的地方就予以修复，不是事实的地方就予以正确报导，这样朝鲜才能洗刷冤屈，南方的民众也才能够安心。您认为呢？”
“好，那就由北南的专家组成调查团一起来调查吧。”
金正日委员长对于南北铁道连接之事显得格外关心。我建议通过南北铁道连接，使朝鲜半岛成为国际物流基地，让南北都能创造出经济利益。他对于我的提议表示了强烈的肯定之意。对于通过南北东海线的连接，一直连到西伯利亚铁道的方案，我们也讨论了实际执行时的一些现实问题。
经过约莫一小时的谈话，金正日委员长与我约定了不少事。南北足球比赛已有一段时间中断交流，我们也约好要重启这类的运动交流，以展开相互之间的友好往来。
我最后问他：“您说好要回访南方，是否真能遵守约定呢？”金正日委员长说他会再找适当的机会去，而且如果来访的话，会到朴总统的坟前参拜。我表示希望将所有谈话内容透明化提供给媒体，他随即说：“请您自行决定。”显示了对我的信任。
单独面谈结束后，金正日委员长与金永顺秘书、劳动党组织部第一部部长张成泽、第一部部长林东玉[2]等人和我们一行人共同用餐，时长大约两小时。在最后的晚餐时间，我再次强调南北信赖建构的必要性。金正日委员长将刚刚与我谈话时协议的内容告知在场的朝鲜与会人员，并且嘱咐：“你们要切实执行。”
用餐途中，金正日委员长说了一段关于我父亲的秘史。在《7·4朝韩共同声明》发表前一刻，南北之间的交涉过程中，朝鲜的代表提到：“南、北各自减少几万人数的军队吧。”我父亲随即打断他的话：“那可不行。”朝鲜代表说：“那是对双方都有利的提议，为何不同意呢？”对于北方代表的问话，我父亲回答：“北方即使减少八万名，只要吹个哨子就能重新号召，但是南方不行，即便是敲锣打鼓，也无法迅速号召。”
在百花园迎宾馆与金正日委员长单独面谈。
晚餐即将结束时，金正日委员长问我要走哪一条路线回去，我说当然是经由北京再坐飞机回韩国。
“有必要绕那么远的路吗？您何不经由板门店回去呢？”
这是我从未料想过的提议。
“如果能那样，当然好。”
结束四天三夜的行程后，要回韩国的那一天，我们搭车从平壤出发，经过开城到板门店。从平壤到开城的道路非常直，道路两旁盛开着洋槐花，花香从车窗飘进了车内。途中参观了一下开城遗址，以前只看过照片，如今亲眼看到善竹桥，心里百感交集。现在已成为高丽博物馆的成均馆，入口处立着几株上百年的榉树，与历史一起度过悠久漫长的岁月。
访问完朝鲜，回程路上我一直在想，身为同民族却要被停战线这堵高高的墙壁给隔离开来，对这样的现实不禁感到心痛。特别是越过板门店回来时，彻底感受到原来南与北是如此近在咫尺，我们却得绕远路走，希望统一的心愿也就变得更加强烈了。
去了一趟朝鲜回来后没多久，便接到北方的联络信，他们希望金刚山水坝的共同调查能开始进行。我回信告诉他们，访北时的协议事项若要进行必须经过政府与政府间的透明程序才可以，今后请和韩国政府商议，而这所有一切都通报了统一部。
之后，好消息一个接一个地传来。9月举行的红十字会谈，原本连国军俘虏这事也不承认的朝鲜，竟然主动先提议要找战争时失踪的军人，把我方会谈人员吓了一跳。北方的代表团则表示，金正日委员长曾亲自指示必须确认战争失踪人口的生死与地址，并显示出一定会遵守这项指示的意志。朝鲜的态度非常积极。
特别是七十七岁老爷爷在机场递给我的纸条，我在访北时已转交给北方，而北方的负责人员通过统一部已经告知了那位爷爷离散家人的生死情况。在我得知了这件事之后，感到十分高兴。还有平壤妇产医院的超声波检查器以及其他一些因故障不能用的机器，也都通过统一部解决了问题。得知这样的消息，更是令我高兴不已。
南北统一足球十二年来首次重启，南北间的运动交流也由此展开。以此为契机，于釜山举行的亚运会足球赛，我们组了一支“南北单一球队”参赛。从各方面看，金正日委员长确实在努力敞开心怀并且尽力遵守约定。
从朝鲜回来后，我找到了解决南北问题的头绪。那就是以真心为基础，相互信赖，才能期待有更多协商结果与约定。如果只是观察北方的动静或只重视政治性的算计，将无法彼此信赖，只注重见面的次数与谈话时间也毫无意义。应该说，不信赖的见面次数越多，两边的信赖度反而会变得越低。
但是我们也必须检讨，为何只要政府对政府见面就会变得无法遵守约定。我想是因为过去可能有一些不透明的事情介入的关系吧。和北方坦诚地谈过话就会知道，他们也在努力遵守自己所承诺过的约定。我通过访问朝鲜，确认了这样的事实。
* * *
[1]韩国未来联合党由朴槿惠于2002年退出大国家党后创建，简称“未来联合”。
[2]原文如此。林东玉当时应为朝鲜劳动党统战部第一副部长。
无条件的心
我与非政治圈的人士共同创立了韩国未来联合党，但是韩国未来联合党并没有获得国民很大的支持。随着总统大选的接近，周遭的朋友一直劝我和卢武铉、郑梦准候选人携手，但我无法那么做。政党应该是要和相同理念、路线的人一起组成，卢武铉候选人与我的理念、路线、国家观则截然不同。
同时，李会昌候选人通过许多人请我为了国家和大国家党合作，我苦恼究竟哪一条才是正确的路。当初退党后忍受那么多的批评，我想要的是实践能让我国政治进步的政党改革方案，但就在我退党后，大国家党百分之百接受了我提的政党改革方案。
“朴副总裁所提的内容现在都已经被接受了，不是吗？所以为了国家，请与大国家党团结合力吧。”
当时考虑执政党和我的理念、路线不同，拒绝了和执政党的合作。在我表明态度之后，执政党随即进行卢武铉与郑梦准候选人之间的单一化，这么一来，很可能又会再次把国家交给执政党了。
为了国家，我决心要再帮一次李会昌候选人。我与李会昌候选人见面，提议创建一个政治圈与民间专家参与的泛国民化“政治改革委员会”，而且此委员会所定的政治改革方案必须在政治圈全盘使用，李候选人对此很爽快地同意了。2002年11月19日，韩国未来联合党与大国家党合党，看似两党的合党，其实是韩国未来联合党无条件地解散并与大国家党合而为一。
紧接着，执政党的卢武铉、郑梦准候选人之间的候选人单一化完成了。单一化之后，卢武铉候选人在民调上开始领先李会昌候选人许多。
合党后我成为大国家党总统大选的选举对策委员会议长，同时投入李候选人的助选活动。虽然天气寒冷，我还是跑遍了全国到处拜票，这才使原本与对手的差距慢慢地拉近。此时开始看到了一些胜选希望，但是命运再次背离了大国家党，开票结果李会昌候选人得到11，443，297票，卢武铉候选人得到12，014，277票，以些微差距败选了。
李会昌候选人在选举隔天宣布退出政坛。党内许多人因为无法从败选的打击之中走出来，陷入了恐慌状态。
2002年12月20日，李会昌候选人的退出政坛记者会气氛非常沉重。记者会在这样的气氛之中开始了，李会昌候选人表示：“我生平的梦想就是建立遵守法治与原则的国家、人们的尊严与价值能够备受尊重的社会。如今我却无法实现梦想，深感惋惜。”李会昌候选人眼眶泛红，有十多秒的时间都说不出话来。参与记者会的一百多名党职人员也都拿出手帕拭泪。从电视上看到这一幕，我比谁都要心痛。似乎讲什么话都无法安慰他，况且往后大国家党还要走很多布满荆棘的坎坷路，令人不禁担忧大国家党的命运。现在最重要的莫过于尽早从打击中走出来，尽快找回国民的信赖。
卢武铉总统就任后，开始进行总统选举资金调查。这使大国家党遭受了很大的动荡。国民的责难如溃堤的河水般不断涌来，大国家党简直就像随时要被淹没般载浮载沉。
成为汪洋中掌舵的船长
2004年“4·15”国会总选前，大国家党的支持度已几乎降到了谷底。媒体民调预测，大国家党在此次国会总选中最糟的情况可能只能得两席，最好也顶多只能得五十席。腐败的污名以及弹劾的声浪，使大国家党的支持度锐减。
简单来说，大国家党处于沉没危机，岌岌可危。情况至此，党内到处都是要求改头换面成为全新政党的呼声。最后，党部决定召开全党大会以重组新的指导部。
许多担心党未来的议员都劝我出马参选党代表[1]。但是周遭有更多人劝我绝对不要参选。
“议员，您知道那是什么样的位子吗？那是要拿枪冲锋陷阵拼‘4·15’国会总选的，明知会输不是吗？一不小心还可能结束议员您的政治生涯啊！”
“如果您现在出马参选，或许能当上代表，但是您也很可能会就此结束政治生涯的。”
大国家号这艘船在汪洋中就要沉没了，我该去当这艘船的船长吗？还是只求日后能安身立命就好？但我实在没办法为了自身而后退。
确定当选为党代表的瞬间，又再肩负一个使命。
“如果必须有人牺牲，那我来牺牲。”
路只能选择一条，是要大国家党渡过此次危机东山再起？还是要大国家党被国民永远遗弃？只能两者择一。
洪思德、金文洙议员表态要参选之后，开始了党代表的选战。之外，权五乙、朴珍议员也跟着表态参选，所以竞选形成了五派战的局面。虽然我在各家媒体民调中一直都保持着最高的支持度，但选举当日的现场气氛会左右选票，谁也无法预测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2004年3月23日，大国家党召开全党大会选出新的指导部，于首尔蚕室室内体育馆展开热烈的党代表选举演说。洪思德议员的稳重与流畅，金文洙议员的激情洋溢都收到很大的反响。终于，轮到我了。我并不是很会演讲的那种人，比起激情演说，我更擅长将自己的理念与意志有条有理地表达出来，因此以雄辩语调进行演说的方式使我非常不习惯。
“我今天是以忠武公——李舜臣将军的‘今臣战船尚有十二’[2]的坚定决心站在这里。我没有父母，也不会再有任何得与失了，这样的我想要为大国家党奉献我的所有一切。”
我充满真情地演讲完之后，会场内一片寂静。过了一会儿，雷鸣般的掌声传来，到处都有人在不断呼喊我的名字。
就这样，我当上了面临沉船危机的大国家党号船长，成为继朴顺天女士之后第一个“女性党首”。当选后受到各方人士的道贺，但对我而言，那并不代表任何意义。眼前充满荆棘的坎坷路该如何走下去，才是我一直思考的事情。
* * *
[1]即党魁。
[2]李舜臣为朝鲜王朝抗倭名将。起初朝鲜与倭寇作战处于极端弱势，只剩十二艘战船，但李舜臣仍在兵力悬殊的情况下取得决定性胜利。
帐篷党舍，摒除腐败
2004年3月24日，是我担任大国家党代表的第一个工作日，眼前是汝矣岛国会对面极为气派的十层党部大楼，但我并没有走进去。我一当选为党代表，就已向事务总长传达过我不会到这个党舍去上班的意愿。我认为，韩国国民都已经因为我们党的腐败而失望了，此时此刻不该再使用这个党舍才对。这天，我与党员们一起卸下原本挂在大楼墙上的“大国家党”的铜牌。党内事务处的年轻党职人员以及几位青年党员个个表情悲壮，小心翼翼地将铜牌卸了下来。我走上前去，用手接住铜牌的一边，其他年轻党员也帮忙抬铜牌，小心移动步伐。这等于是在宣示我们要断绝腐败的决心，同时也跨出了我们风餐露宿的第一步。
这是对国民无限谢罪的第一步。我们抬着铜牌，后方跟着五十几名党干部与党员，慢慢走向汝矣岛中小企业展示用地里用帐篷搭建的党舍。沿途有不少民众看着我们这一行人，他们的眼神透露着严厉的目光。
我们一步接着一步，每走一步背后都冷汗直流。将近一千米的路，我们走了十五分钟左右，虽然只有短短十五分钟，却像走了万里的尖刺石子路一样。
以跪拜和鞠躬在国民面前谢罪，并宣誓重新出发的大国家党。
就这样，我们在一无所有的汝矣岛空地上筑起了帐篷党舍，想到当时国民对我们的愤怒与失望，帐篷党舍也算奢侈了。我在帐篷党舍启用仪式上向国民们保证：“我们将展现改革的决心，不是用言语，而是用实际行动。”
成为党代表后，第一件事是将党的铜牌卸下来。
我已有心理准备，党代表任期第一天会是告解与忏悔的日子。于是，在帐篷党舍启用仪式结束后，下午我便前往明洞教堂，到那里告解，对于我无法为国家的团结与融合尽心尽力而乞求上帝的原谅。
我在曹溪寺拜一百零八拜，决心要打造一个全新的大国家党。
接着，我到了曹溪寺的极乐殿。我拜了一百零八拜，磕的每一个头都诚心诚意，磕了很久的时间，直到全身流汗。身旁与我一同磕拜一百零八拜的一修和尚敲了三声竹篦，代表一百零八拜结束。
到了晚上，我参加永乐教会的周三礼拜，进行反省祈祷。这一整天到这么多地方，无非是为了谢罪，如果还有可以谢罪的地方，恨不得能够全数前往。我以这样的心境度过了一整天。
驻守在帐篷党舍的我以及党干部们，都抱持着坚定的信念，要是这次国民还感受不到我们真诚反省的心，大国家党恐怕只有走向结束的命运了。我们感到担忧与自责，深怕国民内心根深蒂固的政治不信任感会不断持续。
在帐篷党舍，事务处的党职人员及记者们的辛苦自然不在话下。虽然时值三月底，但气温仍然很低，坐在帐篷里可以感受到寒气不断袭来。用货柜做成的会议室有时还会漏雨，这时传来的滴答雨声便成了我们会议时的背景音乐。
党职人员们经常需要加班，熬夜工作实在辛苦。再加上帐篷搭建在空地上，灰尘容易多，所以越来越多人开始感冒、过敏。每到傍晚太阳下山后，党舍里就会笼罩一股寒气，即使有暖炉也还是会觉得冷。然而，没有一个人抱怨。每个人都齐心团结，怀着“不改革不行”的危机意识，力求早日蜕变成全新的大国家党，以一起攀越险峻高山的心共同努力。
寒冷的季节过去，接下来是酷热的考验。天气即使只是稍稍变热，帐篷与货柜内部都会快速升温，甚至热到无法坐在里面。只要在里面待一下子就会满身大汗，汗如雨下。有些人还因为流汗长了痱子，也有人因为灰尘过敏而整天打喷嚏流鼻涕，特别是每次看到怀孕的女职员便深感抱歉。帐篷党舍的环境恶劣到令人生病，有时夜里还会有喝醉酒的人跑来询问厕所位置。
身为党代表，看着党员们如此辛苦，我感到十分难过，但也因此更加鞭策着我想要改革的决心。
“大多数的国民在比我们所面临的更恶劣的环境中默默工作。我们应该听取国民的严苛警告，不再傲慢腐败，我们要切实改过，绝不可怠忽。”
我向党员强调，即使遭受刻骨之痛也要一起忍痛成为干净清廉的政党。
帐篷党舍的生活为我们留下许多教训。虽然承受了肉体上的辛劳与痛苦，精神上却比任何时候都还要来得坚强且有战斗力。我们仿佛站在悬崖峭壁上进行改革，即使必须忍受刀割般的风寒与挥汗如雨的酷热，我们仍互相激励，同心协力乘风破浪。我们试着回归到政治的初衷，在那里度过了八十六天。
那年6月16日，结束了帐篷党舍的生活，我们在江西区盐仓洞的一层楼建筑物里正式启用党舍。为了不忘帐篷党舍的教训，那段期间使用的货柜原封不动地搬到了盐仓洞党舍前的空地，成立“帐篷党舍纪念馆”。希望大家深深铭记，别忘了过去不断对国民谢罪的那份心，也别忘了即使一无所有却更加幸福，且更希望能与民众接近的那颗心。
搬到盐仓洞党舍之后，我们仍然没有停止根除腐败。最先积极展开的，是将天安市的大国家党中央研究院归还给人民，当时那是市价超过一千亿韩元的建筑物与土地。虽然看似只是将我们持有的东西交出来而已，其实并没有那么容易，不仅管理此研究院的公司有问题，党内也有一些人士反对，担心都要准备总统大选了，把党产全数交出又该如何进行选举。然而，我的意志非常坚定，我告诉党员们：“没钱也可以选举，没钱也可以走政治这条路，这不就是我们在帐篷党舍时期领悟到的吗？”在我的劝说之下，党员们被我说服，反对的声音也很快平息了下来。2005年8月29日，持续超过一年的研究院归公工作终于结束，天安研究院最终还是成功送回到国民手里。
为了彻底与腐败绝缘，我们除了将拥有的财产拿出来归公之外，更重要的就是人本身的改变。我在党代表就任演说中表示：“绝不容许贪腐！从现在起，大国家党不会也不可以保护那些因贪腐而连累党誉的人。一旦被检察官起诉就会即刻停止党权，若确定判决有罪则即刻永久除去党籍。”为遵守这项誓约，2005年2月22日，有国会议员一名、地方自治团体长两名、广域市议员两名，遭到停止党权的处分。这天遭到停止党权处分的国会议员正好与我同辈，个性淳朴直爽的他私下是我的好友，但我仍坚持同等处分，没有例外。虽然心如刀割，但是党人事委员会做出决议之后，就在最高委员会议上定案了。2005年6月28日，包括比例代表预备候选人在内的三名党员被处以停止党权的处分。2006年5月13日，与地方选举公荐受贿案相关的两位中坚党员也由我亲自向检察官告发。与我形同家人的成员要由我向检察官告发，这是无法用任何言语形容的痛苦。然而只要想到要是没有历经这些痛苦，大国家党就无法脱离腐败的污名，永远也就无法执政，我也只好忍痛闭上了眼睛。那晚，我彻夜难眠。
不久前，大国家党帐篷党舍刚过三周年，我去了帐篷党舍纪念馆。帐篷党舍内部依然与从前相同，没有任何改变。我的心也和当时在帐篷党舍一样，始终如一。我在那里面看到的是真心谢罪之后愿意相信及原谅我们的国民与真心，那正是我所坚信的政治的最大力量。
“4·15”国会总选，国民给我宝贵的一百二十一席要让已经背离我们的国民回心转意，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不断地诚恳呼吁，请国民再给我们一次机会。我开始走访全国各地，真心约定我们会改过且重新做一个只为人民着想的政党。然而，人民的心就像被好友背叛受伤般，难以回心转意。
有一次我搭出租车，还被认出我的司机生气地指责：“我原本做生意做得好好的，公司却倒闭，一年前只好转行开出租车。最近看到政治人物就生气，气得快中风了。现在就连乡下活动出现国会议员，也没人欢迎，大家都对国会失去了信赖。”
听到他的这番话，我一句话也无法回答。可见人民对我们已经失望透顶了。
一直到2004年3月30日，情况才开始转好，那天晚上我发表了电视演说。在前往电视台录像的路上，我心里只想着一件事：“我现在是遭人民唾弃的政党代表。我能做的，除了真心对人民喊话表达诚意，别无他法。”
每次接近民众，我一定秉持“为国家与人民而活”的真心。
摄影机的灯亮了，电视台所有工作人员的目光都紧盯在我身上。这时我心里有无数的话要说，眼泪如河水溃堤般涌出。我平常不太会在别人面前哭，但是那天一回想到我们国家是如何从一个穷苦国家发展到现在，人民受了多少苦，我的心情就很难过，眼眶泛泪。
“我非常清楚大国家党让各位国民多么失望。过去我们曾经怠惰，与贪腐妥协，只知争取权力，不倾听国民的心声，也越来越傲慢。现在我们真正改过自新，只留一颗向国民谢罪的心，其余会通通丢掉。”
哽咽的声音不断颤抖着，我继续说：
“为了化解人民心中的怨恨，我们真的非常认真地在改过。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昔日辛苦建立的大韩民国就这么倒下。在此，不想追究总统的对错，也不想追究政府与执政党的责任。我们大国家党怎么会没有责任呢？我们没能顾及各位国民们的痛苦，必须从自身开始检讨反省。”
我的手握得越肿，大国家党的支持率就越高，所以我无暇顾及疼痛，依旧到处拜票。
瞬间，眼泪涌出，我急忙用手擦拭流下来的眼泪，录像现场的人也都哭了。
录像隔天，可能是真心终能打动人心吧，很多人开始愿意伸出温暖的手与我握手。有一名家庭主妇背着孩子，说：“我也看了，还一起哭了。”并比了一个胜利的V字手势。令人感激的是，渐渐开始听到愿意再给大国家党一次机会的声音。
我四处拜票，一天大约只睡两三个小时，到后来，嘴唇都破了，甚至还因行程过满在拜票时差点累晕过去。而且因为握手过度，导致整只手红肿，手腕也酸痛不已。虽然用尽了各种方式消肿，手却还是肿胀，到后来甚至连筷子、汤匙都拿不动。到了选举前五天，我只好缠着绷带，虽然手越来越肿大，大国家党的支持率却越来越上升。从一开始预测十席，到二十席、三十席、五十席……可能当选的区域也一直在增加。不管走到哪里，都有人边喊“朴槿惠来了”边跑来欢迎我、握手、给我拥抱。看到他们这样地热情，使我感到更大的责任感，心里只有一个想法：“我不能让他们失望，一定要好好做。”就这样，“4·15”国会总选也逐渐逼近。
竞选最后一天，我打算先跑京畿、首尔、仁川这些激烈战区，再到大邱。虽然全国都快跑遍了，但我的地区——大邱达城却一次也没能去拜票，因此最后一晚预计要前往达城。然而，首都圈很多地区战况激烈、如履薄冰，那些地区的候选人不断联络我，央求我去帮忙。那样的迫切需求我不能坐视不理，在首都圈，几百票之差就能决定落选与当选，所以我继续多跑了很多行程。釜山的执政党候选人喊出了“削发”口号[1]，随即大国家党候选人急着请我去釜山帮忙。等我终于到了达城时，已是接近晚间十点必须结束竞选活动的时间。我一打完招呼，竞选活动就结束了，所以我成了没能好好向自己票仓地区民众打招呼的候选人。我相当感激那些即便如此依然将票投给我的达城民众。
结果大国家党在“4·15”国会总选中获得了一百二十一席。有人觉得很可惜，甚至还说：“只要再多一个星期，说不定就能成为国会第一大党。”然而，我觉得这已经是谢天谢地谢民众的事了，原本被预测是连十席都可能拿不到的，结果却拿到了超过十二倍的席次。这一百二十一席是国民给我们的极为宝贵、让任何事都变得充满希望的数字，从此大国家党将以国民给予的这宝贵一百二十一席重新出发。
* * *
[1]削发是韩国民众表达抗议或示威的一种常见方式。
朴槿惠的革新将继续向前迈进
从踏入政界开始，我就一直主张要实现政党改革与政党民主化。然而，党却不为所动，就好像大卫与歌利亚对战的情况[1]。事实上，这确实是握有党权的人非常难以抉择的事情。一旦改革，党内立刻会面临各项挑战，也很难一丝不乱地得出党的决议。当时处于不走改革那条路也可以的政治气候中。
我成为大国家党代表的同时，决心要将过去一直以来的主张付诸实行。这不是件简单的事，虽是正确的路，却也会让运作党务的人感到为难。然而我觉得如果没人来做，政党就永远是私党，国民所选出的国会议员将沦落成只会举手的表决器。
我将之前一直主张的“政策政党”、“院内政党”、“数字政党”三大目标一一实践。为了建立院内政党，首先必须做的是改变议员总会。议员总会简称“议总”，当党内有必须决定的重要事项时，议员全体聚到一起商议并决定。
首先必须改变的是议总会场的会议形式。之前是党总裁或党代表坐在台上的大椅子上，面对议员们坐着举行会议。我撤掉了那把椅子，改坐议员们之间的位子，以党代表也是一名议员的方式开会。我这样的做法使原本权威式的气氛消失了，过去晚辈议员无法在前辈议员们面前坦然地表达想法的情况也消失了。
这么一来，议总会场就变得像战场、市场一样吵。如果说之前的议总是指导部决定所有事之后单纯形式化地开会，现在则变成在议总会场上决定所有事。如果不经过议总而由指导部任意发表事项，在下一次的议总会场就会被声讨。在议总会场里，高声交谈是普遍情形，若对谁的发言深感满意也会毫不吝啬地夸赞：“不错嘛！”有些记者甚至说，看大国家党的议总就像是在看美国西部片的感觉。
自从我成为党代表后，议总会场变成了充满许多选择的岔路。其中，最为印象深刻的是讨论《国家保安法》时，法制司法委员会在会场彻夜进行了马拉松式的长时间会议。
2004年秋天，卢武铉总统在某电视台主张废除《国家保安法》之后，全国开始因为这个问题而产生了非常尖锐的对立。我的立场是绝对无法接受废除《国家保安法》。虽然《国家保安法》的法条之中有些可能有侵害人权的隐忧，但我相信可以用修改的方式进行，也就是说，我主张不废除而以修改法条的方式继续保留《国家保安法》。
在大国家党内也对《国家保安法》展开了非常热烈的讨论。议员们各有不同的意见，“如果坚持维护《国家保安法》，我们会显得太过守旧。不如我们假装坚持不成，就让步吧。”有这派的意见，也会听到“绝对不行，一字也不能改”的意见，或者“可以修改，但是核心部分需要保留才行。如果再更进一步修改原先的修改案，就等于是废除了啊”。议员们彼此激烈地争论着。
执政党提出了《国家保安法》废除案，想以国会过半数的议席来通过此案。我看到这项足以动摇国本的重要法案即将被强行处理，说什么也要极力阻止。所以在成为党代表以来第一次占据了法制司法委员会的会场，要求长时间讨论此议题。
国会即将于2004年12月底召开全体会议，所以针对《国家保安法》所持的立场，党内举行议总做出最终决定。有些议员坐在椅子上，有些议员站着，甚至有些坐在地上。大家的眼神都呈现疲惫，经过几天几夜的会场占据，平时的干净装束早已不见。最终讨论的这一天，议员们将自己的国家观与价值观全都倾泻出来。将近四十位议员上台发言。我没有漏掉任何一位发表的言论，全部一一记录，笔记本里写下了密密麻麻的字。
这天，在超过十二小时不眠不休的马拉松式议总之后，对于修改幅度与范围，我们仍有相当的异见。特别是最为核心的僭称政府法条以及《国家保安法》更名的部分，还是没有一致的意见。对此，议员们以最民主的方式，也就是通过投票委托党代表我来决定，如此议总才总算告一段落。最终，我们坚守住了《国家保安法》。
议员们认真陈述自己的意见，我也一字不漏地倾听，不敢懈怠。
《行政中心复合都市法》、私校法场外抗议、党名变更、党革新案等，每当需要做决定时，就会展开无数的讨论。有时议员们会想揪对方衣领激动大喊，甚至动用投票表决的方式。但一走出议总会场，于私又会回到感情要好的同事。所以，议总会场俨然已成为真正民主主义的道场。
为了政党改革，有时甚至还会听到别人说我傻，那是指放弃公荐权的事。如果说党代表每到选举时都拥有决定候选人的莫大影响力，那么那个政党势必成为党代表的个人私党。“您真的要放弃公荐权吗？”当周遭人士知道我真心要放弃公荐权时，开始出现劝我的情况。
“政治不是那样搞的。只是做做样子，大概照顾一下自己人就行了，您为何要那样？”
“政治是将自己派系养大，将来才能做大事，不是吗？政治只不过是一场一场的秀啊！”
有些人板起脸孔，有些人生气，有些人试着说服。自从政以来，第一次有这么多担心我的人骂我。然而，那不是我的做事方式。只要我认为是对的，就必须去做，并以真心去做。如果只是做做样子，很快就会被看穿，最后只会招致自己蒙羞。即使会吃亏，我还是不会改变信念。
就任党代表后，我随即面临第十七届国会总选。此时，从比例代表的公荐入手，展开了大国家党的“公荐革命”。比例代表，向来的惯例是由党代表指定自己信任的人担任，但是我坚持一概不介入公荐，所以大国家党的比例代表个个都是各领域最优秀的专家。他们实力雄厚，称之为大国家党的政策达人也不为过。在我当党代表的这段期间，举行了四次再补选，我也一概不介入公荐。
2006年地方选举时，我将公荐权放给市、道的党部。在此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杂音。因为是刚开始试行的革命性做法，自然有很多混乱。“没有能力的人也受推举了”、“当地委员长收了贿赂”——爆出了许许多多的消息。很不幸地，因为这样，有两位中坚党员也被党内直接向检察官告发。
部分媒体甚至刊登了“朴槿惠走在实验政治的岔路上”这样的新闻标题。然而，不管是什么制度，一开始难免有适应期，只要方向正确，修正副作用即可。如果一开始就担心副作用而什么事也不做，改革将会寸步难行。幸好，地方选举我们获得了大胜，也因此使历经辛苦过程的地方党部有了新的公荐体制。有了这样的体制，才有最了解地方且长久以来与当地居民在一起的人出来为人民做事。
党代表任职期间，我持续推动政治改革。虽然那段时期我听到很多批评，说我“连政治的‘政’字都不懂”、“没有强硬的魄力”、“就是因为她这样，需要人的时候才会没人挺她”，诸如此类的声音络绎不绝。然而，我绝不后悔那样的做法，因为我相信我做的改革是人民真心期盼的政治。
* * *
[1]大卫和歌利亚的故事来源于《圣经·旧约》。大卫只是个小小的牧童，却打败了全副武装的魁梧战士歌利亚。
对社交网站Cyworld着迷
我最开始迷上社交网站Cyworld[1]是在2004年2月，与大约十名年纪二十出头的大学生们聊到了“年轻人心目中的政治”话题。我们国家的政治，尤其是大国家党的政治，我觉得有很多地方是跟不上年轻人想法的，应该通过和许多年轻人对话来取得解答。我们国家的年轻人对政治有多少关心、有何期盼、要如何做才能接近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关于我的这些提问，有一名大学生说他有个好点子，开始提起“迷你窝”这种社群网站。
我很好奇地问东问西，学生们便开始对我说明什么是Cyworld、博客、加入好友、好友到访记录、随机拜访迷你窝等许许多多的功能。其中一名学生打开邻近的计算机，秀出了他的迷你窝给我看，顺便示范“经营社群网站”。
“经营社群网站的时候，最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好友到访记录。不管多么要好的朋友，也很难每天实际碰面，不是吗？但是经营Cyworld迷你窝就能像每天看到朋友一样，知道对方的心情与生活。经营Cyworld迷你窝可以让远在国外留学的朋友比在韩国的朋友还要亲熟。”
迷你窝吸引了我的注意，不论听起来、看起来，它都很不错。我问助理们知不知道什么是Cyworld，他们说自己也都在经营，还秀了他们自己的迷你窝。经由学生们的说明与助理们的帮忙，“朴槿惠的迷你窝（www.cyworld.com/ghism）”于2004年2月21日正式诞生了。
一开始，我放了自己小时候的照片，也小心地写了议政生活日记。起初还不太熟练，所以摸索了好一阵子，后来连大头照也有了，甚至也有minime虚拟人物、miniroom个人空间。慢慢地，开始有一两个人写了回应，也在我的留言板留言。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人数逐渐增加。每次我登入时，都会有温馨的留言、好友申请、背景音乐、松果礼物等在等着我。
不知从何时起，我甚至还出现了“迷你窝废人”的症状。“今天有谁来访呢？今天要说什么事情好呢？网友对于日常琐事与想法有没有响应？”每天抱着满心期待登入我的迷你窝，一天至少要去一次。我把从未对媒体公开过的那些70年代俗气的独照也放了上去，和我的迷你窝好友们分享，也写了日记。网友们看到我真诚的样子，都给予温馨的鼓励与回应。突然间我结交到很多网络好友，并深深沉溺于那些好友的温暖关心之中。
“代表，您坦白说吧，是谁在管理您的迷你窝呢？”
不久前，我的迷你窝到访者已超过五百万名，所以举行了我和第五百万名拜访者的见面会，当时坐在一旁的记者问了我这个问题，他认为我一定是请他人代为管理。
“当然都是我亲自在管理的，就连我的助理们都不知道我Cyworld的密码呢。”
其实当党代表“走访乡里”的行程紧凑时，周遭的人总是对我说：“您应该尽量找时间休息补充体力才对，别再经营迷你窝了。”并建议我另外找人代为管理，但我直接拒绝了。迷你窝是我自己的私人空间，怎么可以交给别人呢？更何况那样做就等于是在欺骗那些认为是我亲自管理的好友们。我迷你窝上的“撰写者朴槿惠”的照片与文章百分之百都是我亲手放上去的，每一位申请加入的好友也都是我亲手按同意来确认的。
令人遗憾的是，最近我因为每天跑许多行程而无法经常进好友的迷你窝去留言，也无法实时加入好友，有时甚至有超过一万名网友在等我同意，也曾经有好友等了我几个月都没等到，留言问我何时才会同意。借此机会，我要表达歉意，对那些等我接受好友邀请而在迷你窝留言的网友们，我感到很抱歉也很感激。
这个属于个人的空间——迷你窝，也对我的公共生活有不小的影响，这是给身为政治人的我一个机会，可以借以省察自己。到访者的增加、留言板的留言，让我切身了解民众所期盼的是什么样的政治以及有什么问题亟待解决。特别是，Cyworld的使用者，从十几岁的学生到七十岁以上的老年人都有，各种年龄层、地区、职业的好友，让我知道他们的悲伤与苦恼、幸福与快乐，成了我平常力求的“民生政治”指南。
我的第一百万个Cyworld好友——权纯浩，我和这位学生见面玩游戏。
通过Cyworld，可以切身感受到与民众沟通的重要性，而且可以听到网友们的声音并且与他们交换意见。我开始觉得大国家党也需要这样的网络空间。一个政治人的迷你窝就已经能做这么多了，更何况是政党的网站。如果大国家党能有网站，一定可以收到更多回响与建议。一想到此，我立刻心急了起来，身为一个党代表，应该把大国家党向来被网友忽视的党官网重新经营起来才对。我想建造一个空间，一个让那些关心大国家党的网友们可以交流的网站空间。
在大国家党，管理网络事务的是“数字政党小组”，里头的职员都是二十几岁到三十出头的年龄。他们开始利用网络问卷收集许多意见，然后创建政党的网站，从外观到内部构造完完全全改造成全新的面貌。我也尽量常和数字政党小组见面交换意见，抽时间鼓励负责人员们。即使很辛苦，却没有任何一人倦怠，个个都充满热情地工作。就这样，不久之后，大国家党的网站开通了。
大国家党的网站每个月都有新的活动，比如家庭月5月的时候办的家族照片比赛，以及国会议员们秀出自己家族照的活动，吸引了不少人气。在6月爱国月，则是举办网络挂国旗活动，以及议员们秀自己军服照的活动。还与网络拍卖网举办了共同慈善会，将收入款项捐给起亚儿童基金会。在夏天，还开了一个专栏叫做“朴槿惠的夏日时尚提案——慈善义卖”，大国家党的议员们与党职人员们在党官网上发表的“大国家专栏（又名大专栏）”也引来了不少话题。其中，首尔的党员协议会（类似过去地区党的概念）三十几岁的委员长还在专栏上写了一篇名为“性感的朴槿惠”的文章，让我好尴尬。
网站也建置了访客们可以直接参与发言的空间，并不断增加了各种观赏内容，慢慢地，浏览人次也随之增多。2005年4月底开始，在一些搜索网站的搜索排名中，大国家党的网站首次超越了一向超前的执政党网站。之后，大国家党网站就一直领先，至今也是如此。
* * *
[1]韩国最受欢迎的社交网站，注册人数超过1，800万，占韩国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
四次再补选，四次胜利
在担任大国家党代表的两年三个月期间内，我经历了四次再补选。其中，最为辛苦的是2005年的两次再补选。
2005年的“4·30”再补选，包括了京畿城南中院区、忠南牙山市、庆北永川市、庆南金海市甲区等四个地区的选举。城南中院区是大国家党从未赢过的地区，牙山市是大国家党的弱势区，永川市的大国家党候选人支持度少执政党百分之三十，金海市则是当时总统的故乡。这次选举可以说是处于各种恶劣状况中。
同一年，“10·26”再补选也与“4·30”再补选是差不多的情形。总统的朋友、青瓦台市民社会首席秘书官出马参选大邱东区乙区，同时端出了地区发展的政见；民主劳动党的主区——蔚山北区，大国家党二十年来一次也不曾赢过的富川市元美区甲区，同样都是必须打硬战的选区。
每个地区至少需要仔细扫街拜票五次以上。虽然我的手都缠上了绷带，小腿也疼得贴上撒隆巴斯[1]，但我还是不放弃任何一区。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永川市，那里堪称一级战区，竞争非常激烈。
竞选时坐在巴士里吃的便当真是人间美味。
永川市的大国家党候选人支持度一开始输执政党百分之三十，大多数人认为：“在庆北，情势对大国家党很不利，最终一定会以很大差距输掉选战。”党内也说，“再怎么说也是庆北啊”，认定不可能赢战。然而，永川当地情况却完全不是那样。当地国会议员违反选举法，市长也因贪污而需要重选，再加上市民只投票给执政党却一点也没带来发展，永川市民已处于愤怒之中。于是当地执政党候选人的政见是要在五年内投资十兆韩元，到处诱惑选民。当地的永川新市场堪称永川舆论的震源地，那里的商人之间都在高谈阔论执政党主张的永川发展论。看来执政党俨然已获得力量，从当地回传的消息一直不太乐观。我的助理群中一位秘书是永川出身的，他回家乡后打电话告诉我：“代表，好像得放弃永川才行了。即使您很努力帮忙助选，也很可能会落选，所以干脆别去比较好。”
但是我无法那么做。选举活动一开始，我首先就前往永川。第一站是到永川市场拜票，超过二千人的民众聚集过来。我一度以为“原来这区是有希望的！”但是高兴是短暂的，市民们的心并没有那么容易转向。
所以我决心要像自己竞选一样，“以‘面’为单位，每天都去，直接与乡民们见面”。为此我请事务总长排了我的行程，也指示“将永川当作第二地区”。我一展现这样的意志，全党随即动了起来。
当时我是以不外宿闻名的政治人，但这样的原则却在永川打破了。因为必须拜票到很晚，只好到永川党员们的家中借宿，我住的两个家庭都是很简朴但温馨幸福的家庭。也不知消息是如何传开的，后来我每次深夜回借宿家庭时，附近居民都会热情地出来迎接。对于以前几乎不曾在朋友家住宿过的我来说，那几次的永川外宿经验可说是陌生又愉悦的体验。
到了竞选中期，选举情势慢慢地改变了。然而，已背离的民心很难一下子再回来。眼看与对手的差距始终没有拉近，中央党指导部会议上甚至出现了“应该放弃永川”的声音。
选举前一天，大国家党自己的民调显示还差百分之五，党内随即有人主张“都已经那么辛苦却还赢不了，就放弃永川吧，到其他地区拼选票才对啊”。然而，我立刻表明，越是困难的选举越要坚持到底。竞选活动最后一天早上，参谋们苦恼着到底该让我早上先去其他地区下午再去永川，还是要一早就先到永川。
“我要去永川，请准备一下。永川一定要赢。”我坚持选择去永川。这时人们的表情像是在说“对永川那么投入，要是输了怎么办？想必会立刻传出朴槿惠没有力量、朴槿惠无能的批评啊”。就连媒体也预测永川选举会出现这样的结果。但我不认为那很重要，我只想用尽全力做到最好，使永川民众回心转意。
选举活动的最后一晚十二点钟，我在永川昌新公寓结束了竞选活动，一切结果只能交付给上天来决定了。开票后我们以一千两百六十八票的优势获胜，就这样永川的市民给了大国家党再一次机会。
这或许就是患难见真情。我将他人所负责的地区，当作自己的地区去经营，实际了解当地的需求。我对大国家党的所有国会议员都一视同仁，但是每当我看到再补选时进来的议员们，总会想到当时再补选的事，对他们有种特别的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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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本生产的一种消炎止痛的药物。
感谢民众的心意
我经常听到一些年长的民众对我说“看到你就觉得心疼”。还记得我父母亲的那些长辈们，觉得我不幸失去父母很可怜而疼惜我。
无法活得平凡，就觉得不幸，这样会陷入绝望的。我不但不认为自己不幸，反而觉得自己是非常幸福的人。有这么多人关心，有许许多多的人费心送我礼物，我当然很幸福。一听到送礼，很多人或许会好奇“到底收到了什么大礼呢”，其实我收到的礼物大部分是极为淳朴且充满人情味的东西，因此更加感激。
西瓜、小黄瓜、马铃薯、梨、明太鱼干、糖果、花等礼物，常常夹带卡片写着：“这是我们家田里的有机农作物，请您多吃一点才有精力。请加油！”、“今天是白色情人节，您好像没有男朋友，所以送您糖果”、“水灾时，您来我们乡里细心关怀，谢谢您”。对于忙了一天回到办公室的我来说，那样的卡片，是最能够消除疲劳的东西。
我很想一一答谢这些礼物，但实在是没办法，所以我想出了自己专属的方式对待这些礼物。首先，我一定会亲自用眼睛确认并感谢对方的费心，或者，尽量亲口表达谢意。用自己的眼睛确认，是想要将对方费心准备的诚意装入心里。
就任党代表之后不久，有一天，秘书室的党职人员打电话来做日常汇报，报告到一半，他对我说：“对了，有位民众送了三个西瓜要给代表您。”
“请你们绝对不要先吃。”
“嗯？”党职人员不明白我的意思，感到很讶异。
一回到党舍，我首先寻找西瓜。
“送我的西瓜在哪里呢？”
我用眼睛确认了那几个美味可口的大西瓜之后说：“好了，你们可以吃了。请享用。”秘书室的职员们刚开始对我这样的举动多少感到有些讶异，但没过多久后，他们便理解了我对待礼物的做法，对之后收到的礼物都一一帮忙收好。
留在我记忆中的礼物真的非常多，但是2006年“5·31”地方选举时，脸部遭到割伤住院后收到的礼物至今依然让我忘不了。一位六十几岁的男子，是个领日薪的临时工人，他送来了四小瓶牛奶；还有一名女大学生送我一朵玫瑰花以及一封信；一名男子送了让我补身子的补药；党员们送了亲手折的两千只纸鹤；秘书室部长的六岁儿子写了“请您一定要多吃饭，才可以很快出院哦”的纸条，歪斜的字旁还有亲手画的奥特曼超人。看来，我真的是大韩民国最幸福的人了。
在送礼物时，我也有一套自己选择礼物的原则。礼物一定要有含义，要让收礼物的人打开时能够微笑，并且尽可能要有传统特色，那样更好。
脸部遭到割伤住院时收到的信件。因为有民众的这些鼓励，我才可以再站起来。
我接见外国宾客或者家中招待客人时，会送“戒盈杯”这个很具代表性的礼物。几年前，我一个制作陶瓷器的朋友在吃饭时跟我提到戒盈杯。它的设计是在杯子上打洞，如果倒得适量酒就不会流掉，但若超过七分满酒就会流到下面去，是一种很奇特的酒杯。这杯子代表“凡事不可过满”的意义，是古代老祖先流传下来的充满智慧的器物，我当场将戒盈杯列入我的礼物清单里。
我曾将戒盈杯送给许多外宾，收到的人都对杯子的含义与美丽感到惊叹。长久以来和我颇有交情的美国亚太助理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希尔先生，在他结束驻韩美国大使任期即将回美国时，我也送了他戒盈杯。他看到戒盈杯时，发出“哇”的惊叹声，对这杯子感到惊叹不已。
2007年2月我访问美国国务院的时候，曾到国务卿希尔先生的办公室去拜会了一下。我看到希尔先生把戒盈杯摆放在书桌上。他说每当有客人来时都会对客人说明戒盈杯的含义，顺便炫耀这只杯子。
国务卿希尔先生于2007年2月的朝美会谈中引用了戒盈杯的意义，当朝鲜方面的首席代表金桂宽外务省副部长在柏林朝美接触协议的基础上又提出附加要求时，希尔先生就说出了放在自己书桌上的戒盈杯的故事，告诉朝鲜方面如果要求太多会使协商破裂，最后什么都得不到。
按照我的送礼原则所列出的礼物清单，也使秘书室的职员准备礼物准备得很辛苦。但是收到礼物的人每次看到那个礼物，都会想到送礼的人的诚心与含义。所以，对于选礼物是不能马虎的。特别是外国人，在韩国收到的礼物会影响他们对韩国的印象，所以诚心挑选的礼物即使礼轻也会情意重。我之所以会这样讲究送礼，或许就是因为从小耳濡目染母亲接见外宾或到国外访问时细心挑选礼物的做法。
“女人不得进入”
司法考试女性考取第一名，法官、检察官的女性任用者达百分之五十四，越来越多优秀的女性晚辈辈出……
虽然现今社会已有许多女性比男性杰出，她们勇于开拓新领域，但这个世界仍有很多地方贴上了可见或隐形的“女人不得进入”的标签。
2005年1月17日，为了了解煤矿的实际状况并且与尘肺病患者见面，我前往江原道的东海、太白、道溪等几个地方。秘书室事先告知煤矿方面的人员，请他们让我们进巷道去直接体验矿工们的工作场所，却收到了令人意外的回答。煤矿方面表示：“女人不得进入。”
“没想到竟然还有禁止女人进去的地方！”
因为是十分危险的工作场所，他们设了很多的禁忌，这我可以充分理解，但是“想了解煤矿地区的实际情况，如果只是到煤矿的入口，如何能够了解矿工们的工作环境并且知道尘肺病病患们的病痛呢？”我再度请秘书室传达我的想法。好不容易请当地议员和他们沟通之后，煤矿方面才允许我进到里面去。
戴起了矿工用的安全帽、探照灯，穿起了矿工穿的裤子、长靴之后，我们到了地下三千三百米深的采矿场。采矿场里面粉尘很多，才进去不到十分钟，整个脸都变黑了，只看得到眼睛。由于地热的关系，全身汗流浃背，采矿场里面到处布满煤炭粉尘，简直快要让人睁不开眼睛。看到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下为了家人辛苦奉献的父亲们，我深深觉得感动。我在巷道里待了一个小时四十分钟。要是没有实际进到采矿场，绝对不可能知道矿工们的辛苦。
从采矿场出来，进矿工休息室时，刚好看到几个已经工作完正要回家，以及正要交班进入采矿场的矿工。
“您进过巷道了吗？为什么要进去呢？一定很不舒服吧，您只要在外面听报告就好了呀。”
“我都已经来了，不进采矿场怎么可以算是来过呢？我要了解各位工作的环境有多么辛苦，才能知道要如何帮助各位。”
就那样，我打破了他们的禁忌。虽然打破了他们的禁忌，但是他们所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
在政治方面也隐藏着许多关于女性的禁忌。刚进入政治圈时，面对的第一个最大障碍出现在决定参选党副总裁的时候。我拒绝了原本就有固定一席会留给女性的副总裁职位，也就是指定职副总裁，坚持要通过参选方式被选出。当时可以感受到大家认为身为女性只要好好担任那个指定职，进入党内指导部配合即可的感觉，这也等于是一种禁忌。
到民生现场访问时，亲眼看到他们的情况是最重要的。于江原道的道溪煤矿采矿场。
我打破了女性在指导部只是配角的禁忌，最后当选为竞选选出的副总裁。之后，金映宣、田丽玉议员也都是由党员们选出，并当到了最高委员。这几位都遭遇过很多曲折，政治界也有很多优秀的女性在努力地打破禁忌。我相信未来总有一天，大国家党通过竞选选出的指导部会有一半以上是女性。
我见过无数的女性，她们都非常热情、充满自信、极为诚实，但她们的眼前有着无数条禁忌线。例如：怀孕了公司就会将考核评为B等、社会普遍认为女性需要负担育儿责任、阻碍升迁的隐形障碍……但是她们勇敢越过了禁忌线。我尤其清楚，要想越过那些禁忌线需要付出多大的辛苦与努力。
我觉得那些辛苦与努力不仅可以使女性幸福，也可以让男性幸福。没有禁忌线，能让彼此更了解，便可以减轻彼此的负担。
我国男性们肩上的负担太多了，总是承受极大的工作压力，为家人不停奔波。从现在起，将肩上的负担也分些给女性吧，让自己稍微减轻那沉重的责任。
现在就试着回头看看自己的家庭。妻子、女儿们是多么聪慧精明啊！做父亲的疼爱女儿，一定希望女儿能成为优秀的人才而教导她、培育她，不是吗？如果女儿能稍微分担这社会的负担，世界将会变得更美好，这一点相信父亲们心里都很清楚。唯有将禁忌线清除，才能让所有人变得幸福。
英国撒切尔夫人、德国默克尔总理、芬兰哈洛宁总统、美国赖斯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惠普首席执行官菲奥莉娜……全世界有无数的女性，担任着掌管政治与经济的要职。全世界都已经是这样的趋势了，我们不应该还持有“女性还不可以”的偏见，忽视她们的能力。
笔记本公主，制作《大国民约定实践白皮书》2004年底，为了四大法案协商，四党代表齐聚一起。当时我一直坚持不放弃原则。我早已预想到，我们和执政党的见解大不相同，肯定会遭到怨声批评。没想到那天我却得到了一个新绰号——笔记本公主。协商时，我把党内专家们经过充分讨论后达成共识的可变通部分与绝不妥协部分全都记在笔记本里面，并遵守着笔记本里写的最终底线。于是执政党借此攻击我说：“朴槿惠拿着一本不能协商的‘恐怖笔记本’，她只照着笔记里的内容说话做事。”
“笔记本公主”这个绰号通过媒体报导出来之后，支持我的人们激动地说“这是人身攻击”、“打压女性”、“中伤总统候选人”，但是我本人却不以为意。应该说，我觉得“笔记本公主”这个绰号听起来也不坏。
依执政党所言，“恐怖笔记本”是为了守住那些相信是正确价值观的“信念笔记本”、“原则笔记本”，也就是说“笔记本公主”是“坚守信念与原则的女性政治人”。不过，我之所以会在听到“笔记本公主”这个绰号时笑出来，主要原因是对自己笔记本的用途感到自豪。
小时候我的父母，特别是父亲，总是会随身携带着笔记本。不管是参谋们的话还是人民的诉求，我父亲都会全部记下来，只要一有空就拿出来看，并且思考研究对策。就连就寝后躺在床上突然想到的想法，他也会起身点灯，将想法记录于笔记本上。母亲也一样，在她走访全国民生现场时，听到的意见或民怨她都一定会记录于笔记本上，指示具体人员去改善，并追踪后续的情况。我母亲认为说的话与记忆会忘记，但是用文字记录下来的东西，即使过一百年也会被保存下来。或许是因为从小看到父母这样做的缘故吧，我也是一直都保持着勤记笔记的习惯。
不能遗漏与人民的约定，所以我的笔记永无止境。
在担任党代表的期间，人力市场、单亲家庭、寻找失踪儿童、残障设施、传统市场、农渔村、试点学校等，我访问了一百五十五个以上的民生现场。政治必须与民众同在才对。到民众所在的地方，用眼睛和耳朵来得知真正的问题所在，是政治人物应该做好的重要课题。所以我一直努力到处走访，倾听民众的心声。当然，我的小笔记本成了“约定笔记本”，跟随我实际探访民生现场。
实际探访民生现场后，我习惯在回程的车上赶紧在笔记本里记录。特别是现场答应要帮忙的内容，不论再怎么细小的事，也一一记在“约定笔记本”里，并经常追踪进展。
作为随身带着恐怖“约定笔记本”的笔记本公主，身边的助理与大国家党事务处职员们的辛苦自然可想而知。
“答应西海岸花蟹渔民的事，现在进展得如何呢？那天我们不是答应要减轻他们的育儿负担吗？”
翻开笔记本，一项一项追问的时候，身旁的党职人员们总会眉头紧锁。怎么可能不会呢？为了遵守一项约定，必须提法案；若要反映到预算则需经过无数次的争论，承受极大的工作压力，不经多次的程序与同意是无法达成的。相关工作人员到处为此奔波的辛劳我非常了解且心存感激，但我依然还是只能当个督促的坏上司。为了让笔记本里的约定彻底实现，这一切都是必然的。
我国政治史上首度在2006年3月诞生了《大国民约定实践白皮书》，就是多亏我的助理与工作人员的努力。虽然没有受到很多媒体的关注，但我认为这本书是新政治、生活政治的开始。
这本书详细记载了过去我在国会总选、地方选举政见、民生现场探访之中与国民承诺过的约定事项，以及遵守了多少约定、进展的阶段、尚未实践的事情有哪些、为何尚未实践的理由等，内容多达三百多页，制作这本书的人员的辛苦难以用言语道尽。
“押海大桥、新千年大桥的预算怎么样了？”
“是……那个……”
我每天都这样劳烦他们，他们则为了掌握约定情况与实践进度，总是劳累奔波。
有些国会议员看到那本书，甚至说“要选总统的人应该看远一点吧，LPG特税、育儿预算、全罗南道沿海的建桥事项，为何花精神在这些琐碎的细项上呢？”我的看法却不相同。国民生活方面真正需要的不是什么伟大的政见，或者为了吸引人气而许下无法实现的甜蜜诺言。我认为即使受惠者很少且媒体也不太注意的小约定，身为政治人物都应当抱持负责到底的态度。
“书到了！”
印刷所才刚刚印好的热呼呼的《大国民约定实践白皮书》到了。大国家党遵守了约定的百分之四十，其余百分之六十是处于继续追踪中或者因为无法获得执政党配合而延迟的事项。看到这本白皮书我心想，一定要继续做到百分之百都实践的那天为止。很可惜的是，媒体并没有太注意这本书，甚至有很多人不知道这本书的存在。但我认为只要是大韩民国的政党与政治人物，都应该有类似的白皮书，为实践约定而不懈努力，相信这样绝对能够实现真正为人民的“生活政治”。
为遵守约定而做的选择
在我担任党代表的两年三个月期间，最心痛的是《行政中心复合都市特别法》通过的那段时间。原本在第十六届国会上通过的《新行政首都特别法》，在2004年10月21日被宪法裁判所判定违宪。随即在国会，朝野成立了新行政首都后续对策特别委员会，讨论此问题。大国家党以将燕岐、公州地区建造成多功能复合型都市为目标，与执政党达成了协议，但是政府执政党却在2005年2月5日提了移转十六部四处三厅政府机关的特别法案。
与执政党不同的是，大国家党内对于这个问题分歧很大。有些人主张，既已被判违宪，就干脆当作没这件事持反对票即可；但有些人主张，既然是第十六届国会通过的，我们大国家党有责，所以应该与执政党协商，持赞成票使其通过。
在农历新年之后的2005年2月11日，我召开了对策会议。经过两小时的会议后，我下了结论：“现在已经无法当作没这件事而回到原点，我们也有责任在身，所以在特委会应该尽量与执政党协商，并在议员总会上决定党的决议。”而且我嘱咐身为特委会大国家党监事的金学松议员，要在特委会尽最大努力。2月23日朝野特委会协定的方案是十二部四处二厅移转到燕岐、公州地区，国家财政支出的上限为八兆五千亿韩元。
刚好那天是正月十五，早会结束后我就出发参加在釜山海云台沙滩所举行的赏月庆典以及釜山大学经营研究所的演讲活动。我在首尔站搭乘KTX（韩国高铁）南下釜山，就在快到大田时接到了秘书室的急电，说特委会的朝野协商完成了，需要立刻召开议员总会，要我赶紧下车改搭前往首尔的列车回去。
我一到达国会就召开了议员总会。议员们意见分歧很大，双方针锋相对，一时之间难以讨论出结果。最后在无法达成共识的情况下，我们只好以投票决定党的决议。投票结果为四十六比三十七，赞成票较多，但因反对票也不少，实在是一次非常困难的决定。
情况从那时起开始恶化。3月2日的全体会议票决即将展开，但是反对此法的议员们在会场持续抗议，以致出现“法案处理延至4月吧”、“议员总会再投票吧”、“举行公民投票”等主张。几位议员甚至表示，如果此法通过将辞去国会议员一职。在同党议员提出辞职的情况下，我身为党代表必须正视此问题的严重性，而且也必须思考解决方法。
但我必须作出决定：身为一个公开政党，在投票结果已经出来的情况下，党的决议是不能变更的。我认为，为了政党的未来也不应有此举动。
3月2日，五十天前我才亲自任命的政策委员会议长朴世逸因反对党的决议而宣布辞去议长一职。我身为党代表，还是必须遵守党的决议。我相信那是党代表的义务，至今我的想法也不曾变过。
那天我在议员总会表示：“我知道有很多人不满，但是一个公开的政党是不能进行再投票的。这条法案已成为我们党的决议，请各位依照赞成与反对的信念于全体会议投票吧。”那晚，在反对派议员们的高喊与推挤之中，于国会全体会议的会场上通过了此法案。
此法一通过，全在姬议员开始绝食要求公民投票，朴世逸议员则表明要辞去议员职务，许多议员用强烈语气责骂党指导部。我的心很痛。他们为了坚持自己的信念而绝食与辞职，但是我身为党代表必须毫不动摇地遵守党的决议。我亲自请全在姬议员停止绝食，也请朴世逸议员不要辞去议员职务。
3月15日起，我将前往美国进行筹备已久的访美行程。就在出发的前一天，好不容易联络到辞职之后住在山寺的朴世逸议员，约好两人一起吃午餐。无论如何我都要阻止他辞职。可惜的是，午餐的约定被取消了，最终还是没能阻止他。
如今回想起来，还是觉得那是我担任党代表时期最心痛的一件事。2004年国会总选前，我当上党代表不久后，一直在大国家党内任职的汝矣岛研究所所长、政策委员会议长朴世逸议员，因为此案而辞职，这使我非常痛心难过。
我到现在还是尊重他们依信念所做出的决定。但我的决定还是遵守党的决议，这是我的信念。所以这是信念与信念的冲突。即便再回到过去那个时候，我身为党代表，结果依然不会改变。
此法通过后，3月4日，我在迷你窝上放了一段这样的文字：“身为一位政治人物，最重要的价值观就是遵守与国民的约定。只要有一刻忘记，就会失去所有人的信赖。要打造值得国民信赖的社会与被其他国家肯定的先进国家，最基本的就是能够做到几项负责任的约定，以及为了遵守约定而付出许多努力。小利益会破坏大利益，小智慧会遮蔽大智慧。不要只是着眼于某个小角落，而要具备看整体的智慧，这样才能到达我们所向往的境界。我们社会开口闭口都是‘民主’、‘改革’、‘革新’，但如果连小约定都不能遵守，就等于没有基本哲理，就如同不会骑自行车却高喊着要骑摩托车一样。即使我们可以忘记，我们也不能扭曲别人想要遵守的善意约定。”
此法通过后，党内还是有人表示，日后大国家党掌权会让行政中心复合都市形同白纸。但我的字典里没有毁约这种事，因为约定是为了遵守而存在的。
权力是国民赋予的
2005年6月24日，卢武铉总统在参加执政权核心十一人会议之后，第一次提出“联政”这个词。一开始，出现的是小联政与大联政混杂的说法；后来，则公布卢总统真正希望的是执政党与大国家党的大联政。
一直到9月7日青瓦台会谈前，整个夏天媒体都在报导着大联政的话题。一开始我只是视而不见，除了卢总统没有说明清楚为什么要联政之外，依常识来看，实在也无法接受两个治国哲理与政策路线不同的政党联政。现在应该是在经济与民生方面多用心的时候，实在没必要卷入联政这种政治论点。
“大国家党只重视民生经济，除此之外我们从未对其他事情关心过。”
我明显地划清界线，表示大国家党并没有想要联政。但是媒体不断报导说卢总统要联政，而且总统的话时时刻刻都在改变，先是说因为“朝小野大的政局”造成经济困难，后来又说是要组“跨党内阁”，有时又听到他建议导入“中大选举区制”的选举法修订以取消“地区结构”——看来似乎最终目的是要修改选举区制。
就这样，7月、8月过去了。民众吃、住的问题都已如此突出了，政治新闻却还是只看到大联政，所以我觉得要有人终止这样的情况。
8月底，卢总统说：“大联政是我政治生涯结束前的最后一次总结。”9月1日青瓦台秘书室长向我传达了卢总统想要会谈的提议，我立刻答应会谈。卢总统的一句“大联政”，已使全国飘摇，影响民生，我希望能赶快结束这样的情况，所以决定去青瓦台传达国民的心声。卢总统与我的领袖会谈时间一敲定，党内外有很多人担心我而纷纷给了建言。有人担心地说：“卢总统是大韩民国最会说话的人，如果真的去会谈，会被卢总统牵着鼻子走。”虽然都是很宝贵的建言，但我很好奇国民如何看待联政、国民希望对卢总统说什么话，所以我指示人员在大国家党的网站做一个接受人民声诉的专区。
在议员总会也有很多人给了我建言。我请议员们安心，告诉他们：“我是作为传达国民心声的代表前往，会朝着我们的方向充满自信地走我们认为正确的路。对于联政论，我会直接告诉卢总统，那是不可行的方针。”
9月7日下午两点，在青瓦台本馆的百岳室展开了会谈。我们方面有政策委员会议长、秘书室长、发言人共同出席；青瓦台方面则有政策室长、秘书室长、发言人共同出席。持续两个半小时的会谈之中，卢总统与我谈了很多话，各自都表达了想法。我一直在谈民生，而卢总统则一直谈大联政。卢总统很坦率但也很执著，有时甚至觉得他说话语气并不是很客气，有想要从气势上压过我的感觉。
身为在野党的代表，对于民生问题我强调我们一直持续协助，并表达了我对就业、小政府、不动产、教育、核武器问题、韩美合作等议题的想法。但是不管我说什么主题，卢总统的关心都只在大联政上。不论什么主题，他都能引到大联政、跨党内阁、取消竞选者与选民关系地域性固化的选举法修订上。他一直反复地说：“你就负责去做做看吧。”
对于大联政，我真心给了卢总统几个忠告：“所谓的权力，乃是国民赋予的，谁也不能言及权力的分配。权力是由国民所赋予，所以再怎么辛苦也要负责到底。您说因为朝小野大而感到辛苦，但是国会总选之后已是朝大野小了，不是吗？总统您应该专心于经济问题，才能以选举赢得民心。您应该知道，国民的意思才是最重要的。”
我讲出了我的信念，继续说道：
“大国家党对于民生问题一向百分之百支持协助，民生相关法案从没有一件不让通过的。在此我要向您明白表示我对大联政的立场，请不要再提大联政，我也希望能就此停住这个话题。”
不知他是否知道我的真心，卢总统反而说：“我甚至想过，是否该尽快结束卢武铉时代。”他说出了想要中止任期的言语。
“请您以后别再说您要结束任期，这样会让国民感到不安。”
我们的谈话在没有交集的平行线上进行着。随着时间的流逝，卢总统开始表现出不想再继续聊下去的意思，所以最后我真心地说出了对于总统这个位子的看法：“我因为长久在近处看着总统这个位子，所以很清楚。这个位子会招致许多误会，国民的担忧立即会是总统的担忧，是二十四小时劳心劳力、担负着无限责任的位子。别人会以为这是权力者的位子，事实上却是十分孤单。每位总统都有他那个时代要负的责任，因此，卢总统您有您时代的使命。请总统好好思考您的使命，好好完成任期。在野党只希望国家更好，身为在野党，有在野党必须扮演的角色，我们随时都会忠实于这个角色。没有哪位政治人或者总统是可以赢得了国民的。请您记得，到哪里都要惦记着经济，这是最重要的。”
他没有任何回答，这是表示谈话结束时间到了的意思。
隔天卢总统要出国巡访，恰好他的生日就在那天，我送上了生日祝词。他听了之后说：“我以前不太过生日。我出生时，母亲也没有做什么胎梦，所以我是没有传说的领导者。”不知为何这番话令人有点感伤。
那天，卢总统与我之间的会谈就这样结束了。从此以后，大联政不再被提起。现在只要想到那天我没能充分说服卢总统将真心转移到民生上，还是感到十分惋惜。
五十三天的《私立学校法》之争
2005年12月，国会的教育委员会由大国家党与政府执政党各自提出了不同的《私立学校法》修正案，并进行了数日的协商。
私校法之争其实已有两年之久。执政党认为私校财团贪污严重，所以主张私校理事会要有三分之二以上是开放型理事。虽然执政党是这样的主张，但事实上能够更严格监控私校贪污的是大国家党的私校法修正案。大国家党所提的私校法修正案是连理事会的会议记录也需全部公开，导入公营监事，公开会计并将预算与结算透明化。而且我们主张私校财团对于私校的预算与结算的计算根据，是连一支粉笔也要全部公开，并将此规定记载于条款之中。然而，执政党却只着眼于开放型理事参与理事会事宜。
若要成为先进国家，必须培养人才，因此学校应具备竞争力。为了培养学校的竞争力，最重要的是学校的多元化与自律性，制式的规定很难达成具有创意性的教育。
事实上，只要照法规执行，修正前的私校法就已经足以严格杜绝贪污，不会有贪污之事发生。但是教育当局并没有按照法规执行，导致一些私校发生了贪污事件。私校本来就是很容易产生贪污的团体，若要外部人士进去监视却有些太过夸张。打个比方，就好像抓蚊子却用了捕兔器一样，用这样的比喻来形容似乎非常恰当。
在以前穷困到没几间像样学校的时代，自掏私财兴建学校培养人才的多数是健全私校，如今到底为了什么要贪污呢？用常理实在难以理解，所以我们只能认为应该是有特定理念的集团渗入了理事会，再任意搅乱学校教育。
执政党开始称大国家党为“拥护贪污私校者”，将私校说成是贪污既得利益者。执政党自己则像是来断定别人有罪的使徒，挥舞着刀剑，使国民与私校分成不同的两边。
2005年12月9日，执政党强行通过了私校法。国会从早上便笼罩着一股紧张气氛。到了下午四点左右，会议开始的二十到三十分钟前，照惯例会场会开门，但是这天打破惯例，只有十几个执政党议员先行进入会场。在这些执政党议员偷偷进场时，大国家党的议员们想入场却遭到拒绝。大国家党的议员们极力反抗，但是一直等到执政党议员们多数进到会场后，会场的门才打开。走向国会会场前方主席桌的议员竟遭到了开放国民党议员的肢体攻击。瞬间，场内到处都是议员互相推挤的场面。会场一片混乱的时候，国会议长在警卫的护卫下进入会场。在国会议长的主导下，快速强制通过了私校法。大国家党议员们极力阻止执政党议员们票决，但是力不从心。才不过十五分钟，私校法已遭绑架处理结束，连提案说明、讨论都没有进行。大国家党议员们一时之间茫然若失。
孩子是我们未来的主人翁，孩子们成长的教育环境与制度绝对需要细心考量。
私校法是什么样的法？这法规会关系到我们孩子的未来与未来教育，不是吗？
大国家党议员们当场进行抗议。晚上七点三十分，我们聚集在与会场相连的中央阶梯，我以坚定的心情站在前方，发表了《对国民谈话》。我宣布：“我们将与这块土地上的所有家长们一同反对私校法。”这是大国家党在第十七届国会首次进行场外抗争。自2004年6月第十七届国会会期开始以来，尽管被一些人批评为“不像在野党”，大国家党仍然坚持不进行场外抗争。第十六届国会时执政党有过无数次的场外抗争，但第十七届国会一直到私校法事件之前我们都从未进行过任何一次的场外抗争。虽有许多危机时刻，但我们都认为不该跑到国会外面示威，应该在国会里面热烈争论，因为我们不想以民生之外的事情扰民。就连2004年的《国家保安法》废止的反对抗争，我们也没踏出国会一步。
但是执政党突然将私校法以强制的方式通过，我们随即迈向场外抗争的道路了。我原先很苦恼要不要走上场外抗争这条路，但是执政党在国会全体会议上强行通过私校法后，我甚至对外公开发表了《对国民谈话》。大国家党一时陷于紧急状况，我们召开了最高委员与重要议员联席会议以及议员总会。
我的结论是绝对不能让步。《私立学校法》关系到我们的孩子们，如果孩子们的思想不同了，国家的根本也会有所改变。眼看如此重大的法案被执政党利用，我们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
私校法抗争前期，“修订出合理的私校法”是大国家党的诉求。但执政党将之扭曲为“拥护贪污私校的大国家党在对抗修订私校法”，造成媒体对我们的冷淡，许多民众对于大国家党的场外抗争也是冷眼看待。
随即，党内有议员主张“应该顾及民生，现在面临的不是场外抗争就能解决的问题，选择迂回的路比较好”。但是此次不能退让，我在议员总会上对议员们说：“我们之所以抛弃一切，决心进行场外抗争，是有充分理由的。想回国会开会的人如果超过半数，我们就结束这场场外抗争；如果没有，我们要抗争到底。会使国家本质动摇的法规，绝不能让它通过。法规的基础不清不楚的话，大韩民国整个国家都将遭到影响，绝对不能忘记这一点。”
我自始至终从不放弃的其中一项就是我们孩子的未来——“教育”。
议员们表示了继续抗争的决心。即使大国家党的民调支持率下降，所有人仍团结表现出坚守信念的意志。
一开始的街头抗争选择的地点是明洞，我们在那里集会，通过发传单给民众的方式，揭发强行通过私校法的不正当性。偏偏那一年是史上创下最低温的一年，只要在外面站一会儿，双脚就会冻僵；即使穿了厚厚的秋衣也套了毛衣，身体还是感到阵阵寒意。抗争私校法的那年冬天，实在十分寒冷。
我们与私校团体、宗教团体一起在首尔站、市厅前广场，以及全国各大都市举行了大规模集会。还改造了卡车，不断进行小规模的移动式集会。然后慢慢地，民众开始知道最具争议的“开放型理事制”的问题所在。全国各处纷纷举行私校法讨论会与恳谈会，并成立了抗争本部。
随着我们的抗争不断持续，民众的关心与理解渐渐增加了，媒体民调结果也开始好转。就连原本表示“私校法绝不能再修订”的执政党人也开始变得不安了。寒冷的冬天，2006年1月31日朝野院内代表在北汉山进行步行会谈之后，长达五十三天的持续抗争终于画上了句号。在北汉山那里，达成了“讨论私校法再修订”的协议。2月1日，国会再次展开会期。
在这之后，私校法仍然没有再修订。然而，政府执政党的气势却渐渐消解。虽然执政党部分人士反对私校法再修订，但是在无数社会与宗教团体、国民的集体抗议下，执政党只好逐渐屈服。
私校法抗争这件事情，引来许多人说我“给国民留下了保守又好强的印象”，做了亏本生意。然而，我绝对不后悔自己的选择。即使是作出让步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人，也会有他最后坚守的堡垒。对我而言，那就是“教育”。教育是决定我们未来的根本，若有人将其加以利用，我绝不会坐视不管，也不能够坐视不管。如果因为就私校法进行抗争会带来损失，就紧闭双眼坐视不管，将会在我良心上留下很大的伤口。那我当初放弃“自由人生”而揽上“无止尽的重责大任”，重回政治之路就没有意义了。
大阿姨心爱的侄儿们
那天的气氛有些异常。原本只要我一进玄关，孩子们一见到我的身影就会大喊“大阿姨来了！”但是那天他们很安静。就连我走过去，孩子们也纷纷往后退，甚至平常一定会跑来抱住我、亲我脸颊的敬元，也只是站在远处望着我。我心想：“因为脸颊贴着绷带，所以孩子害怕了吗？现在没办法像以前那样笑了，所以表情很奇怪吗？”
我走近孩子们，弯下腰来平视他们的眼睛，对他们说：“发生什么事了吗？好久没看到你们了，怎么你们都不来亲亲大阿姨呢？”
站在角落的小丹指着我贴绷带的脸颊，小心翼翼地走过来问我：“大阿姨，现在不痛了吗？”
我心想：“原来是这样。”
也不知他们是怎么知道的，看来他们是在担心我。
“嗯，现在大阿姨都好了，所以才来看你们啊。都没事了。”
“真的？”
可爱的侄女们亲手做给我的扇子。不管怎么累，只要看到他们的笑容，就疲劳尽消了。
突然，安静的孩子们纷纷变得像平常一样，扑进了我的怀里。有的发出欢呼声，有的亲我，有的开我玩笑，还拉着我的手要我一起跟他们跳新学的童谣歌舞。仿佛从未疏远过一样，充满朝气和活力地唱歌跑跳。
幼儿园的园长说：
“代表，孩子们在电视里看到您的脸被划伤的新闻画面，隔天来上学都哭了。还问我是谁害我们大阿姨那么痛的。全都围在一起祈祷‘请让大阿姨赶快好起来’。刚刚可能是因为觉得代表您还很痛，所以才不敢靠近吧。”
听到幼儿园的园长这么说，我不知不觉鼻子发酸。
“我的侄女侄子们……害你们担心了。”
平时，媒体采访或者演讲时总是会被问到：“您没有家人也没有子女，不会寂寞吗？”
平常我都是回答“太忙了，没有空寂寞”。但我有着大家不知道的家人，就是叫我“大阿姨”的七个小天使。与这七个小天使的缘份是从2004年6月开始的。
某个很晚下班的夜晚，我偶然听到一位女性党职人员打电话给家人，说她因为工作多要加班，可是没人去接幼儿园的女儿。她赶忙打了好几通电话联络。平时因女性迈入社会工作与出生率下滑的问题，我已开始注意到保育政策，但她的电话内容给了我很大的冲击。
我们政党总是提出要注重女性保育政策的政见，那就应该先顾及自己职员们的保育才对，但实际上却没有好好照顾到。我惊觉连我们自家都没做好，那我的保育政策岂不是流于口号而已。
隔天，我正式提议党舍设立幼儿园。随即出现“投资与成效会不成比例，效果有限”、“党舍没有空间”、“没有钱”、“职员们不会带孩子来的”等反对意见。我心想：“对，正因为一样的理由，所以一般企业、公共机关都不设立幼儿园，而将保育工作丢给女性们。”随即我的声音也不自觉地加重了。
“快乐幼儿园”开园那天，证明了实践政策活动已经从我们党内开始做起。
“我们都还没有做，怎么会知道呢？世上任何事都有困难之处，但是不应该因为困难而妥协或让步。连个幼儿园也没有的政党，如何谈论什么保育政策？一定要设立幼儿园，请即刻准备吧。”于是我下了结论，便开始进行相关事宜。
“快乐幼儿园”开园那天，证明了实践政策活动从我们党内开始做起。
2004年7月1日，大国家党里的“快乐幼儿园”开园了。开幕式那天，是我增加了七个家人的第一天。从最小十七个月大到满两岁，总共七个孩子，个个都是小天使。幼儿园虽然偶尔会有哭声，但是他们连哭的模样也都十分可爱。
在那之后，我每天行程忙碌，但党内外的事情越多，压力越大，我就会越想去快乐幼儿园。孩子们开口就喊“大阿姨”，还会来拥抱我。看到他们的模样，我的烦恼忧愁立刻一扫而空。即便助理因为下一个行程临近而一直对我比手势要我准备出发，我也舍不得减少和我可爱家人相处的时间。随着孩子们的长大，我的宝物也越来越多。他们送我的扇子上画了我的样子，还送了新年贺卡……每一件都是珍贵的宝物，都让我看了不自觉露出笑容。
现在幼儿园又增加了新家人，总共有十一个小孩了。可是党舍要迁到汝矣岛时，又有反对的声音出现：“幼儿园很难一起搬过去。”可见还是有很多人不记得保育有多么重要，以及这是保障女性社会活动出发点的事实。
女性如果能从育儿与保育方面的负担中获得解放，就能提高国家的竞争力。我自己就亲身体会到，自从党舍设立幼儿园之后，女性党职人员更能够放心地工作并且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结果，不但托付孩子的女性党职人员受益，设立幼儿园的大国家党也提升了竞争力。
我认为真正的政治是寻找一条路，一条让制定政策的人以及政策受惠者都能切身感受快乐与幸福的路。年轻的妈妈们应该不必担心孩子，尽心于职场工作并展现能力，孩子们则应该在安全健康的环境里茁壮成长。我希望的政治是使制定保育政策的人以及保育政策的受惠者都能幸福。
我的未来伙伴，大韩民国的年轻人们
从政以来，令我感到快乐的一件事情就是与年轻人见面的机会增加了。如果没有从政，我可能就不会见到这么多拥有各种不同想法的年轻人了吧。
不论在哪里见到的年轻人，总是第一眼就能给我特别的喜悦，可能是因为朝气蓬勃且热情有活力的关系吧。所以不论是去国内其他地区或国外，我都会尽量安排与年轻人见面的行程。
2006年8月15日，参加光复节纪念典礼之后回到家时，原以为已回家的执行秘书再度来到我家，说是有话要对我说。原来有个女大学生在我家门前等我，遇到了我的执行秘书。执行秘书告诉我这事，把我吓了一跳。
这个女大学生是檀国大学天安校区的女学生总会会长。她为了请我去学校演讲，在门口等了好几个小时。我的执行秘书问她：“你怎么知道代表住的不是公寓而是一般住宅，怎么知道地址的？是怎么找到的？”
这名学生回答：“我是女学生总会会长，我希望在我任期内一定要邀请到朴代表来演讲。代表是我们国家第一位最具影响力的女性政治人，所以我非常想亲耳听到她的演讲。可是我不知道要跟谁联络，如果打电话一定不会转达，我就搜寻了网络新闻，看到是住在三星洞的一般住宅，因此我就来三星洞这里的房产中介找，可是问他们都问不出什么来，绞尽脑汁好不容易才问到的。今天是光复节，学校不上课，我看到电视上报导代表今天去参加了纪念典礼，所以立刻前来这里等，想等到代表回来。”
我们的年轻人的热情照亮了大韩民国的未来。在淑明女大的演讲会场。
那位女大学生的热情与聪明才智令我钦佩，我连行程表都没确认，就答应要去演讲。“制定目标、拟订计划、毫不犹豫地付诸实行！”真是个了不起的大韩民国大学生！
她对首尔并不熟，公交车路线、地铁路线也都很陌生，但即使辛苦也一定要做到，还找了房产中介问了老半天才问到我的家。最后她将“演讲提案”这个目标完美达成了，令我感到非常骄傲。
除了檀国大学的这名女学生，我遇到的很多我国的大学生也是一样，只要下定决心就毫不犹豫着手进行，寻找方法并达成目的。他们都抱持着非常积极的态度。
“即使无法立刻就业，我也不会感到挫折，在找到适合我的工作之前，本就会经历这段过程的。”我在某个就业博览会遇到的求职毕业生，手里拿着一叠厚厚的履历表，带着微笑说了这番话。
“我听了代表您的演讲，可是没能问您问题。”一位淑明女子大学学生听我演讲之后想再多聊一会儿而跑到国会来找我。“大国家党如果想改变，就必须吸收年轻人才。”也有成均馆大学的男学生将自己的想法告诉我的秘书们，并且因此约了和我见面的行程。我们的年轻人正用挑战精神与实践力照亮大韩民国的未来。回想起来，我大学时代遇到的同学们也是如此。
在对于电子工学还不太了解、家里电器产品也不多的那个年代里，我们相信电子工学未来会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总在实验室里拿着难懂的原文书，彻夜苦读。
父传子，母传女，风气是会代代相传的。我们国家的年轻人也是传承了父母亲那个年代相信“我一定能做得到”的精神。我父母的年代是从无到有的，而现在的年轻人这一代，相信一定可以带领大韩民国成为世界上最棒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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