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绝望锻炼了我：朴槿惠自传 > 第二部 二十二岁的第一夫人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是母亲对我的教诲。
作为第一夫人，
我一直以“比别人还要更勤奋”的原则来要求自己，这样才能在最短时间内有效地完成更多事情。
我相信只要多处理一件民怨，
就能让国民过得更好一些。
代替母职担任第一夫人的时候。
啊，母亲
某天和朋友出去旅行的路上，突然接到了寄宿阿姨的一通电话，说母亲出事了要我早点回家。一个人坐在回程的火车上，我的心一直挂念着母亲。到家时发现门口站着大使馆派来的官员，大家看起来都非常冷静，但从他们的表情里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他们要我赶快整理行李回首尔，在我确定预感没有错的那一瞬间，极大的不安涌上了心头。当我问起家人是否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他们只露出为难的表情，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
行李还没有完全收拾好就急忙赶到了机场，在办理登机手续的途中，我终于忍不住走向了角落的新闻区，此时看到了一张报纸上印着父亲和母亲的照片，上面写着斗大的“暗杀”两字。我赶紧拿起报纸，第一页就刊登着母亲的大幅照片。瞬间全身就像被数万伏电流击中一般，心脏则像是被尖锐的利刃深深刺进般疼痛。我的眼前瞬间一片漆黑，泪水就像滂沱大雨般不停流下。搭乘飞机回韩国的途中就这样不停地以泪洗面，那是我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的事实。
出了机场看见父亲前来接机，透过他那紧闭的双唇和隐忍的眼神，我可以感受到他内心的痛苦。看着我一脸苍白无助的样子，父亲的眼神有短暂动摇，但他马上又恢复平日冷峻的表情。父亲似乎为了要让我安心，只是默默地咬紧双唇不断拍着我的背。我咬紧牙齿，好不容易强忍住想要落下的泪水，感觉全身都麻木了。母亲的遇害让我们全家陷入了恐慌状态，那晚是那么地害怕又混乱。
电视上连日都在播报暗杀当时的情况。在“8·15”光复节庆祝典礼进行的途中，突然连续发出好几声枪响，室内瞬间变得混乱不安，人们也开始四处奔逃，原本在朗读庆祝致词的父亲急忙躲到讲台后方。在第一次的枪声响起大约十五秒后，原本端坐在位子上的母亲突然垂下了头。第一个看到这一幕的人是父亲，他大步走出来用手指向母亲大喊：“送医！”警卫人员赶紧抱起已无意识的母亲离开现场。开枪的罪犯不一会儿就被抓到了，逃离的听众也逐渐回到现场。父亲再次走向讲台，按照原定计划把纪念词念完。庆典结束后他默默地走向母亲刚刚坐过的那个位置，绿色的空椅旁散落着母亲的胶鞋及拎包，父亲弯下腰来，捡起了鞋子与拎包。
通过电视看着那些画面的我，身体一直不由自主地颤抖着。那段日子电视上连续好几天都在反复播放着那些画面，要承受媒体将母亲的死当成连续剧一样不断反复播放，对于我来说更是件残忍的事。嫌犯的身份被证实是持有日本护照的间谍文世光，背后支持势力是朝鲜总联[1]，接受指令进行暗杀计划。
母亲被送往医院后，听说有数百名市民聚集在医院门口。尽管众多市民为她祈祷，母亲还是在8月15日晚间七点，离开了人世。
日后听秘书室长说，当父亲听到这消息时，突然起身直奔客厅里的洗手间，久久没有出来。听到这番话我能感受到父亲当时的悲痛。想起连一句遗言都没留下就离开人世的母亲，心中又开始撕裂般地疼痛。身为长女没能陪伴她最后一程，心中的愧疚再次让我泪流不止。
在我紧急坐上飞机赶回韩国的这段时间中，青瓦台前涌现哀悼母亲的大批人潮。从一个穿着司机服的中年男子拿着几朵菊花交给站岗卫兵开始，前来哀悼的人潮就从未间断过。那天下着倾盆大雨，但那些人宁可淋雨也不愿离开哀悼现场。
国内外记者也相当关注这起暗杀事件，几乎每小时都会报导一次相关新闻。16日早上十点开始，我们开放一般民众前来参加告别式，还不到九点，外面就拥来一万多名市民，这个消息也被媒体报导到世界各地。被儿子背来的老奶奶、戴着斗笠的老爷爷、流鼻涕的小朋友、穿着整齐麻布衣的中年男女等，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人都来参加告别式。
1974年8月19日上午，出殡队伍将经过的那条路上，凌晨起就聚满了人。父亲目送灵车离开青瓦台，直到完全消失在眼前，他悄悄地走进留有母亲遗物的第一夫人办公室，静静关上了房门。
无论多忙总是不忘读书的母亲一直是我最好的榜样。
只能默默送母亲最后一程的父亲。
母亲的告别式就设在中央厅正门前广场，父亲则独守青瓦台。葬礼结束后回到青瓦台时，父亲张开了双臂将我们抱在怀里，还记得当时父亲的手不停地颤抖着。
我根本没有时间伤心难过。为了让家人从悲伤中恢复，我必须先打起精神，然而越是故作坚强，越会更强烈感受到母亲的空缺。看着母亲在青瓦台四处留下的痕迹，我的心就像是跌入万丈深渊般。失去主人的物品，孤单地占据着一旁的角落。
母亲总是喜欢在自己的卧室里放一张练习书法用的书桌，一有空闲就会练字，在我看来倒不像是单纯的艺术喜好。每当母亲遇到困难或烦心事时，都会坐在那张书桌前拿起笔来写字，仿佛要努力将自己的心绪重新集中起来。我有时也会在她身旁帮她磨墨，看着写字的母亲那么认真平静，就连在一旁磨墨的我也变得小心翼翼起来。某天，我看见母亲到了深夜还在专心投入地写字，这也意味着那天她可能遇到了极大考验，以至于需要烦恼到深夜。
母亲经常对我说，她很期待以后回新堂洞的家过日子。
“要是能卸下肩上的重担，即便是住在小房子里，我也希望能一家人其乐融融地过日子。”
在整理母亲的遗物时，心头就像是被刀凌迟般痛苦。感觉母亲会随时推开那扇门，穿着白色丝绸韩服走进来叫我的名字。心里就像破了个洞一样，冷风飕飕地吹进来，食而无味，寝而不眠。就这样过了一段行尸走肉般的日子，那种悲伤根本无法言传。或许是因为当时心理压力过大，我出现了停经的现象，身体开始到处疼痛，免疫力下降，甚至变成过敏体质，每天都会打喷嚏。
但是不能继续难过下去了，相信父亲心里一定远比我们三姐弟还要痛上几十倍。于是我决心振作起来，并告诉自己活着的人得好好活下去，因为忙碌的蜜蜂是没有时间悲伤的。
* * *
[1]在日本朝鲜人总联合会，简称总联或朝鲜总联。
面对狂风巨浪
我被赋予了一项新的使命。二十二岁的我代替母亲，成为韩国的第一夫人。
葬礼结束才不过六天，我以第一夫人的身份，胸口别着白色小花参加了预定的“第一夫人杯母亲排球大赛”。在难过哭泣的人群面前我强忍住泪水，因为那个场合的我不再是以前的朴槿惠，而是“第一次”履行第一夫人职务的朴槿惠。
母亲的离世大大地改变了我的人生轨道，法国留学后要站在讲台上教书的梦想就此离我而去，或许这是我无法逃离的命运吧。大学时期我做过一个奇怪的梦，当时我并没有多想，也没有告诉任何人，但是那个梦却一直让我记忆犹新。
在大风大浪的海岸边，因为浪太大，我与周围的人全部躲到了灯塔下方。就在那瞬间整个场景突然转变，灿烂的阳光下出现了平坦的康庄大道。路尽头的小山丘上升起了耀眼的太阳，是一个既美丽又火红的太阳。
做完这个梦不久，又做了另一个奇怪的梦。我被环绕着璀璨蓝光的宇宙包围，这个光环一边转动一边逐渐向我逼近，散发的灿烂光芒既美丽又神秘。当时我在日记中记下这场梦，它让我有种莫名的不安感，也找不出理由为什么会有那种感觉。毕业后应该就是要踏入社会展开新生活了，但那场梦却让我有种即将遇到严峻考验的预感。虽然无法证明那场梦和我的人生有何关联，但是每当想起母亲的死以及我人生的转变时，不知不觉都会让我回想起这两个梦。
我承接了母亲生前的全部工作。检查寄到青瓦台里的数百封反映民情的信件，还要一一确认负责部门是否在认真处理才能放心。我的主要工作包括改善落后环境、寻访中小型企业、慰问被遗忘的贫苦阶层，进行公益服务。要做的事情堆积如山，总觉得时间过得实在太快，尤其是工作繁忙时，恨不得把时钟的指针固定起来。只觉得一天二十四个小时根本不够用，只好缩短成一天只睡五个小时，晚上十二点就寝、凌晨五点起床。要是有海外贵宾来访的话，为了事前准备，连仅剩五小时的睡眠时间都只好舍弃。嘴唇总会累到起泡，身体也经常发低烧，就连生病也没空理会。
凌晨起床后等待早餐的时间，我会先收听早间新闻，接着检查总统一天的行程后再来查阅我的行程表，光是查看每天的拜访行程和处理重要文件，时间就已快接近上午九点，也就是青瓦台开始作业的时间。
前来上班的人们一声声响亮的招呼，让宁静的早晨整个活跃了起来。我总是坐在办公室里听着这些充满活力的脚步声，感受全新一天的开始。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是母亲对我的教诲。作为第一夫人，我一直以“比别人还要更勤奋”的原则来要求自己，这样才能在最短时间内有效地完成更多事情。我相信只要多处理一件民怨，就能让国民过得更好一些。也因为如此，让我的助手们吃尽了苦头。
母亲是我最好的教科书。极度讨厌坐在桌前办公的母亲，就算再累都要亲自走访民间处理民怨，亲临现场对她来说是最重要的课题。
还记得和母亲一起慰问麻风病患者时的事情。抵达现场时，背着孩子的女人们露出欢欣的微笑迎接我们，她们的手和脸都因为麻风病而溃烂，眼神却是无比地天真明亮。母亲温柔地牵起了年轻女子溃烂的双手，随行人员看到母亲这样的行为立刻阻止了她。
“夫人，拜托请您不要握手。这样会被传染的。”
“没关系，麻风病是不会传染的。你看她在如此不幸中依旧可以笑得这么灿烂，不觉得那位女子笑容很甜美吗？在我眼里只看得到她的美。”
拜访过麻风病患者村之后，母亲花了很多天千方百计地寻找可以帮助他们的方法，最后得出的良策是选出全国三十七个麻风病患者村，配送了四百七十只种猪，为他们能够自力更生奠定了基础。
母亲对国民寄来的每一封信都不曾疏忽，这是我最好的榜样。寄到青瓦台的明信片或信件都确实经过母亲之手，因为她特别交代过辅助官不可以暗藏或漏失任何与民怨相关的文件。
在我接任第一夫人后，和母亲处理民怨时并没有两样。每天都会一一查阅完数百封的民怨信才会回房睡觉，填补母亲的空位确实是件繁重又不简单的事情。那个角色一点也不轻松，是无限的责任连续。母亲在处理完民怨后也需提供建议给父亲，这样的她甚至被称为“青瓦台内的在野党”以及“青瓦台内的申闻鼓”。
对原本一心只想成为学者的我而言，如此繁重的事务，是极大的压力。但是强大的使命感与母亲的实绩成了支撑我的最大力量。这已经是不能推脱、更无法逃避的任务了。对我来说不再有所谓的“逃生口”，只有重责大任而已。想要成为优秀的第一夫人，只能拼死拼活地努力。
身为第一夫人的我每时每刻都尽全力而为。和公车跟车小姐见面。
为失去母亲后变得冷清的青瓦台注入全新的活力，代替受国民爱戴的母亲执行应尽的职责，这就是当时二十二岁的我必须接受的宿命。
我决心放下过去岁月，彻底以第一夫人的身份活下去。
原以为遥不可及的春天终于来了。对于失去母亲的一家人来说是个凄凉的春天。曾和母亲散过步的路边已长出了绿芽和小花朵，看着这幅景象，心头一阵酸楚，甚至无法好好地站着。
不知不觉间青瓦台的花园里开满了白色的木莲花。有一天我打开窗户享受着春天的微风，还邀请了父亲一起用茶。这天父亲尤其沉默，大约过了二十分钟，突然向我提起了母亲的事。
“木莲花是你们母亲最爱的花，我的心很痛啊……和你们母亲聊过了无数话题，但她从未提起过为了满足自己私欲而私藏财产之类的话题，就算当了总统的妻子，却依旧过得像贫穷军人的妻子一样。她嘴里总念着要是我离开总统职位，希望可以买一栋山坡上的小房子，在那里种些花草树木过平凡日子。只要想到连如此微小的梦想都没能帮她达成，就让她自己一人离开，我心里就会痛苦万分。槿惠呀，要是连你也不在，我恐怕就活不下去了。”父亲说到这里时不禁流下了眼泪。
每当看到这样的父亲，我都会心疼到不知所措，所以必须想尽办法辅佐父亲，填补那极大的空缺。母亲的心愿就是让大韩民国脱离贫穷，让我们的国民能够吃得饱穿得暖，不再有人需要操心下一餐。“6·25”战争让母亲经历过极度贫困的日子，对母亲来说没有比贫穷更可怕的敌人。失去父母的战争孤儿和无止尽的难民行列，到处都是乞丐的战后韩国……为了救国母亲卷起衣袖辅佐父亲。她有非常明确的目标，就是让大家脱离恐怖的贫困日子。当时的韩国粮食短缺，人民生活极度困苦。
有一天在京畿女高读高三的槿令放假回青瓦台，经过光华门教育会馆前的天桥时，发现一个趴在地上乞讨的少年。同情他的槿令回到青瓦台就把这件事情讲给了母亲听。母亲要我们把那个少年带到青瓦台，她亲手帮那孩子脱掉了身上破旧不堪的衣物，带去浴室好好地给他洗了个澡，然后帮他梳理了头发，还帮他细心地剪了指甲。
那孩子津津有味地吃着母亲替他准备的晚餐，仔细一瞧才发现年纪比志晚还小，脸色看起来苍白无血色，嘴唇发青，一看就知道生病了。一直看着那个孩子吃饭的母亲眼角开始泛红，她坐在孩子身边，认真地帮他搛菜。孩子眼里的恐惧消失了，他就像只可爱的小鸟一样，开心地吃着母亲为他搛起的菜。吃到肚子很撑的小朋友说，哥哥会出来找他，所以必须赶快回去。母亲帮他穿上了新衣服后要秘书室长陪他回家，还屡次嘱咐秘书室长要是见到他的哥哥，一定要替他找到合适工作来养家。那天晚上母亲在办公室里工作到凌晨才回房休息。
我至今都无法忘记那天看到的母亲的眼神，充满着心痛、怜悯、歉意……
每当工作疲惫时我就会看着母亲的照片，就像以前和她面对面谈心事一样把心里的话说出来，这个时候我就会确信母亲一定在某个地方守护着我。
父亲对外婆的爱
自从母亲过世以后，外婆的健康开始急速恶化。失去相信又依赖的女儿所带来的打击，让外婆的病情变得更加严重。况且在母亲过世不久前，外婆的大女儿刚不幸离开人世，当时家人的悲伤无法形容，母亲也哭了好几个夜晚。
“‘6·25’战争爆发当时，姐夫被绑架后就一直生死未卜，从那天起姐姐在痛苦与折磨中没有一天过得心安，光想到这样的她我的心都快碎了。”
母亲对大姨的感情特别深厚。自从大姨去世后，母亲就一直照顾生病的外婆，父亲也一样非常积极，甚至把外婆接到青瓦台来全力看护。母亲每次工作结束后就会到位于二楼的外婆房间去查看房内的温度和湿度，也会和外婆分享一天当中发生的趣事及外面世界的状况，母亲就这样充当着外婆好友的角色。在父亲和母亲的尽力照顾之下，外婆的病情一天比一天好转，没想到这时又传来了母亲的噩耗，外婆仿佛失去了活下去的意志般脆弱无力。
担心外婆的父亲心情也越来越沉重，对他来说外婆就像是自己的亲生母亲。当初外公极力反对母亲嫁给父亲时，只有外婆相信父亲，坚定地把女儿交给他，婚礼当天也只有外婆前来参加。因为这些往事，对于父亲来说，外婆就如同亲生母亲一样重要。
每当听到外婆不舒服的消息，父亲的表情也会跟着变得凝重。父亲平常称呼外婆时不叫“岳母”，而是直呼她为“母亲”，足以看出两人之间的亲密程度。还记得这件事情发生在外婆病情恶化后住在小姨家接受治疗的时候。
“接连失去两个女儿，还有什么比这更残忍，你们要记得常回来看外婆啊。”
父亲时不时前往小姨家安慰外婆，每次都会亲自了解外婆的病情是否有好转、是否有什么特别想吃的等等。和母亲在世时一模一样，尽心尽力地照顾着外婆。
办完母亲的葬礼后的第五个月，外婆的八十大寿将近。看着外婆沉浸于失去两位爱女的哀伤中，父亲很是心疼。某天，父亲悄悄地把我叫到了身边。
“我想帮你们外婆办八十大寿。虽说她一直沉溺于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中不愿办寿宴，但你还是想办法去筹备吧。”
我准备了一顿只邀请亲戚参加的简单餐宴。三十多位亲戚聚集一堂庆祝外婆大寿，但她似乎又想起离开的两个女儿，忍不住频频擦拭流下的眼泪。在拆孙儿孙女们送给她的礼物时，外婆难得地露出了开心的笑容。因为遭受太大打击，健康状况差到喉咙发不出声的她，仍通过便条表达了开心的心情。
外婆的八十大寿，和亲戚们难得度过了愉快的时光。
父亲也难得见到这么多亲戚，脸上始终是开心又满意的表情。边用餐边聊天的过程中，有人站起来帅气地唱起《白马江》，炒热了整场气氛。接下来又有人跳出来担任主持人，一家亲戚开始轮流唱起自己爱唱的歌。
没有乐队也没有特别装饰的简单八十大寿，却比任何时候都来得热闹且开心。从读中学的表弟开始到父亲，所有人都轮流唱起了歌。志晚则是很害羞地唱了首《新农村之歌》，但由于他太过害羞，最后大家帮他合唱完整首歌。爸爸唱的则是以“啊，紫芒开始悲伤，所以是秋天……”开头的《暗恋》，在唱歌的途中父亲经常忘记歌词而露出为难的表情，最后也只唱了前半段就回座位了。父亲脸上虽然微笑着，但这首歌曾经是他与母亲最爱唱的一首，似乎也想起了与母亲共度的时光。
真没想到大家的歌单如此丰富，从当时最流行的歌曲开始到老一辈喜欢唱的老歌为止，简直就像在看全国歌唱大赛一样。轮到我唱的时候已经不知道要唱什么了。最后我也和志晚一样唱了《新农村之歌》，换作现在应该能唱更像样一点的歌曲，心中不免留下了一些遗憾。
对我来说，那天就像是刺骨寒冬过去后吹来的温暖春风，是令人怀念的记忆。
外婆是非常虔诚的佛教徒，在行动不便之前时常会去庙里朝拜。年轻时开始照顾大家庭的外婆，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灵都吃尽了苦头，对这样的外婆来说宗教是她唯一的寄托。有天，陪着外婆去庙里朝拜回来的路上，外婆看到正在路边站岗的年轻士兵，要我把车子暂停在小杂货店门口。
“您要买什么东西吗？”
“你就先在这里等我一下。”
“要是需要买东西叫我去买就好了，您让我来吧。”
“不用啦，你就在这里坐着，我只是想去看一看而已。”
从杂货店里出来的外婆，手上拿着一包香烟和几包泡面，就这样一口气走到士兵面前把手上的东西交给了他。
“小小几样东西你就收下吧。年轻人在这大冷天里这么辛苦，我心里看得难过啊。拿去和其他伙伴一起分着抽吧。”
士兵收到陌生老奶奶给他们的烟和泡面时，脸上露出了不知所措的表情，但是依旧万分客气地向外婆说了声“谢谢”，回到车子里的外婆这下才露出了放心的表情。
平常外婆都会把一些干净的衣物整理过后拿去给贫穷家庭。因为虔诚的佛教信仰，她一直认为人活着就是要行善。我初中读的是基督教中学，从小接触的是《圣经》，但后来因为外婆的关系，也渐渐对佛教产生了兴趣。
陪着外婆到庙里朝拜的日子尤其会让我想起母亲，她以前时常陪着外婆一起去庙里，当我有时间时也会跟着她们两位同行。宁静的山寺里两人并坐朝拜的模样，一直深深烙印在我的心中。
母亲也是虔诚的佛教信徒，但是对子女从未强求过宗教信仰。每当我读《圣经》的时候，母亲就会说：“任何信仰只要是虔诚地去相信就好。”
虽然有父亲的牵挂和无微不至的照顾，外婆的病情依然没有好转的迹象。因为行动越来越不方便，最后连每个月都会固定去一次的朝拜也取消了，全家人开始担心起外婆的健康。
听到外婆过世的消息时，父亲的脸上露出了非常悲痛的神情，好长一段时间不发一语。在外婆的灵堂前，父亲号啕大哭，让周遭的人都感到不知所措。
从外表看父亲是一位非常强势的领导者，但是他的内心却隐藏着非常感性的一面。小时候他那看起来高大的背影，如今反而觉得越来越小，做子女的看到这种景象心里不会好受。看着为失去两个心爱的人而崩溃的父亲，我也难过了好一阵子。
父亲的政治课
身为第一夫人的生活就像是蝴蝶破茧而出的过程，我用尽力气拼命往外飞，除了独自承担青瓦台的家务外，也尽可能将精力放在辅佐父亲的政事上。每当父亲进行国土视察或拜访企业现场时，我都会跟随在父亲身边学习，与他的对话大多都是在车中进行。父亲是一位非常棒的老师，我则是一位认真的学生。他会讲一些历史、国防、经济等领域的相关事情，不知不觉间我从父亲那里学到了一些金钱无法衡量的珍贵课程。
每天早上我都会朗读报纸给父亲听，顺便询问父亲对今天主要新闻的立场和见解。父亲有时候也会问我的想法和意见。就这样过了一阵子之后，父亲与我的对话范围已经扩展到了国防和外交。
“国益优先”是父亲坚定的政治信念，他花上一生来使国家富强，并让国民生活稳定。而我也开始逐渐有所改变，第一夫人这份工作已经得心应手，同时也增添了许多信心。
1974年起，我担任女童子军的名誉总裁，接着开展“新心运动”让第一夫人的活动变得更加积极。所谓“新心运动”含有将“新农村运动”的精神更具体化延续下去的含义。虽然提高收入水平很重要，但当时也迫切需要人民能有符合收入水平的意识水平。
那个年代的韩国到处都可以看到“请不要在街上随意吐痰”、“请重视卫生与清洁”等宣传海报。想要成为发达国家，全国人民都要提高思想素质，每次参加演讲我都会强调这个观念。我尤其花很多时间去见青少年，因为青少年就是大韩民国的未来。
恢复国民“只要努力工作就能有好日子过”的信心也非常重要。在战争的伤痛尚未完全痊愈时，国民需要的是一个全新的希望，政府所要扮演的角色，正是成为国民心中那盏永不熄灭的希望之灯。
我时常陪着父亲到首尔以外的城市去，也很频繁地参加高速公路开通仪式或国土视察等重要活动。每次父亲都会在车上聊起历史，比如“这里是忠武公李舜臣将军治疗伤病的地方”，“那里是李栗谷先生的墓地，我们去看看吧”等。他对历史遗迹相当感兴趣，我也自然开始关心起我国的文化遗产。就算是为了后代也好，好好保存现有的古迹让其流传百世，比任何政策都来得重要，所以当时推动的就是“净化事业”。
像“七百义冢”就是一个例子。为了保卫国家而牺牲的烈士们的墓地竟然没人理会，除了已经长满杂草之外，整个墓地快要塌陷。听到这个消息的父亲相当不悦，多次强调“身为后代，理当好好保存那些为国牺牲的伟大先烈的长眠之地才是啊”。“6·25”战争时被破坏殆尽的水原城复原工程，也就是在这时开始动工的。
参观新心医院的设备。
另外，父亲也致力于绿化工程，重视程度不亚于文化遗产复原。坐车经过的路上要是看到树木被砍光的地方，他会立刻打电话去追问并严加指责，在听到已完成改善作业前，还会屡次追踪确认。父亲对我国的国土有着绝对的爱心，爱护国土的心可以媲美他对经济发展、祖国现代化、自主经济的用心。我详细记下在父亲身边看到学到的每件事情，另外也将与父亲一同参观后留下的所有感想整理成册。
那时，我对电子产业非常有兴趣，大学时选择电子工程学专业也是希望自己可以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尽一份力。恰巧当时父亲也意识到电子产业的必要性。自从几年前听到任职于哥伦比亚大学的电子工程学教授金完熙博士所提出的电子工业培养相关建议案，父亲就开始烦恼要如何进行这项计划。当时韩国根本没有可以称得上尖端科技的产业，相反美国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积极进行卫星通讯、信息通讯及计算机、半导体产业等相关学术研究。因为美国的积极发展，世界的产业架构也开始产生了极大的变化。当我们只能出口棉制品时，美国已经发展到可以利用电子产业获得巨大的利润。
不懂尖端技术的话，要制定电子产业相关政策是非常不容易的，相对也很难获得支持。要是无法跟上快速的产业发展和技术脉动，这项政策就很容易变成废纸一张。况且要是想跨过国际市场的高门坎，利用技术发展提高竞争力则更是当务之急。
我一直认为对电子工程学相关领域必须积极地提供人力和财力资助。1979年终于说服了父亲去参加第十届韩国展览会的电子展，这么做就是希望能够提升电子产业领域工作者的士气。
父亲对科学技术的执著非常强烈，他说过“没有天然资源、没有钱的韩国要想填饱肚子过日子的话，就只能靠人去研究科学技术”。之后，1966年在洪陵设立了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也号召在国外的韩国科学家归国效力。令人惊喜的是，两百多位科学家明知道韩国科学研究基础相当薄弱，却因为一颗爱国之心毅然决定归国效力。接着设立了国防科学研究所并大力提供研究资金，挑选研究员的事情就交给研究所所长亲自决定，并杜绝所有外部的干涉与压力。沈文泽博士在管理研究院时，向父亲提议人事自律性、组织自律性、预算运营自律性，父亲也很爽快地在公文上签名。日后沈博士每当遇到难以拒绝的人事请托时，都会把这份文件拿出来给对方看代替回答。
和父亲一起参观现代重工业。
父亲时常到大德科学园区去听取科学家们的意见，也不忘鼓励他们。父亲对科学技术工作者有着绝对的期待和信任，另外他对国防工业的基础建设也相当热衷。
“槿惠呀，要记住：要看一个国家的工业水平，只要看他们的国防工业就可以知道，国防工业就是那个国家的工业衡量尺度。一个国家需要国防工业，自然是为了自主国防，但亦可借此发展汽车出口、坦克生产等，不用看其他国家的脸色，单靠我国的技术就可以生产出所有东西。就算现在觉得国防工业和重工业发展以及综合炼铁所建设等工程，既辛苦又繁重，但是这些在未来将会是我国国民赖以生存的重要产业基础，同时也会是提升国家实力的重要武器。有些人可能会觉得现在还太早，但现在才是绝佳时机。领导者必须懂得开辟艰难的路，同时也得有自己的主见，就算被外界责骂，也不可以畏惧退缩，莫忘当初所选择的那条路。”
视察完大德科学园区后又参加了潜水桥开通仪式，在回来的路上，父亲对我说了这段个人信念。在我辅佐父亲的这段时间，感受到了父亲身为总统所背负的重大责任，以及同样身为普通人的烦恼。
令人痛心的贫穷
某天我从父亲那里听到了这样的故事。
“小时候隔壁家在烤鱼的话，那阵香气会绕过围墙传到家里，而每次那个香味都会让我觉得肚子更饿。虽然邻居的家境也不是非常富裕，但至少一个月还是会烤一两次秋刀鱼来吃，每当他们烤秋刀鱼的时候我的口水简直流个不停，甚至会让我觉得很心酸。但是又知道家里的环境很不好，所以也不敢开口向父母要鱼肉吃，这样的经历成了小时候的阴影。那个年代，村子里除了一两家以外，大多都是贫困家庭，所以一点也不觉得难为情，但是也让我思考了许多关于贫穷的事情。‘我们为什么会穷？’这问题我思考了很多天，最后终于明白人民的贫困其实就等于是民族的贫困。当时是被日本占领时期，国家被侵略的耻辱难以言语，从那时起我就开始梦想某天我们也可以抬头挺胸过日子。在那么艰苦的生活环境下拼命苦读的原因，也是因为有着一个希望能够实现的梦想。”
听到父亲这番话后，我终于充分明白父亲的心了。被日本侵略、“6·25”战争再加上自然灾害，韩国变得更加穷困。那个时候路上到处都是乞讨的人们，要是能够填饱肚子就谢天谢地了。人们奋力寻找求生之路，却没有任何工作机会，只要能有份工作，不管什么事情都愿意做的人更是多到数都数不清。那是相当悲惨的现实。失业人数多但工作机会少，农村的状况更是凄惨，就算在田里累死累活，也无法填饱家人的肚子。父亲正是以无论如何都要帮国民找到工作机会的信念，展开了他的施政计划。
“就是因为过去这段时间我们国民没有足够的工作机会，才会被外国人误以为韩国人只喜欢喝酒赌博，是一个懒惰的民族。但那是绝对错误的观念，从古至今我们民族一直都是勤勉又上进的民族。”
当时父亲认为不能让下一代也过这种贫穷的日子，大家必须咬紧牙关，用一致的信念快速突破这个国家的贫困期，这样的意志也成就了父亲致力于经济成长的坚定信念。
平日父亲就是勤俭节约的楷模，无论外头有多热，只要没有客人来访，他的办公室就不会开冷气。虽然有电风扇，但也很少使用，就算再炎热的日子，也只拿一把扇子来消暑，这也是大家很熟悉的画面。他认为在独自一人使用的空间里开冷气是浪费电力的行为，就连我自己工作的时候也不会开冷气。平时若是发现不需要的房间开着灯，一定会顺手关掉，自来水也会省着使用。
青瓦台的生活和母亲在世的时候几乎一模一样，菜单也没有改变，我们都吃麦米混合饭，中午则常吃小鱼干汤面或凉拌面，偶尔也会配合喜欢吃简单面食的父亲吃韩式冷面。
父亲同母亲一样讨厌奢侈的东西，而我也在母亲的遗物中挑了一些可以用的东西来继续使用。
青瓦台使用的东西大部分都是国产货。父亲的日用品中，外国货只有从国外回来的人送给他的领带、刮胡刀、钢笔，其他像外套、皮鞋、西装等一般生活用品都是使用国产货。在好不容易刚度过粮荒的时候，领导者是不容许过奢侈生活的。
对当时的父亲而言，最重要的课题就是脱离根深蒂固的贫困，我则真心努力想辅佐父亲，将经济稳定下来。虽然那时已有了耀眼的经济成长，但还是有许多需要改善的地方。减轻社会底层人民的困苦在当时是非常急迫的事情，我将这件事情视为第一夫人应完成的重要任务。
就算沉重的责任感压着我
我辗转全国各地的学校，号召大家一同参与新农村运动和新心运动。每当拜访学校时，青年学子们给我的支持都相当热烈。不管是在哪个地方的学校，微笑和欢呼总是迎接着我的到来，我想也许是因为“年幼的第一夫人”这个头衔引发大家好奇心的缘故吧。
我勤奋地走访各地，亲自去了解孤儿院、陆军医院、母子院[1]、养老院等营运状况，当灾害发生时，不管有多偏远都会火速赶到现场。当父亲烦恼于重大政策决定时，我都会努力让自己的脚步走到父亲未能顾及的地方。
那天正好是我去拜访净水职业训练院回来的路上，这天不同于往常，天气特别阴沉，仿佛要下起冬雨似的。天气突然转凉，也许是因为我穿出去的衣服太薄，使我不断地搓揉着衣角。回到青瓦台后，打开电视收看晚间新闻，听到报导说今年的寒流会提早到来，而且将会是近年来最寒冷的一个冬天。我紧急呼叫正准备下班的秘书室职员。
“请先简单和我聊一下好吗？听说今年冬天的寒流会提早到来，请问对于这次的严寒冬雪是否准备了一些对策？要是各个地方提了一些对策方案的话，可不可以也拿一份给我？”
“啊，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收到任何相关文件，明天我会马上发公文到全国各地，请他们提出针对寒流来袭的对策方案并做简报。”
为了将灾害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必须提早做准备，但是过去大多数时候都是等灾害来临后，才急着想亡羊补牢的对策。就算事前做好万全准备，也还是无法百分之百防止灾害发生。
“我知道你很忙，但也只好辛苦你了。我好像总是提出一些为难的要求，过几天找个时间和秘书室员工们一起吃顿饭好了。”
近距离观察下来发现，公务员无论再怎么努力都会被民众责骂。青瓦台里的公务员们也都非常辛苦，一天要处理的事情堆积如山，我这个第一夫人总是不放过任何小事，身为总统的父亲就更不用说了。要求正确回报实时状况，听完报告后也会追根究底问清楚事情是否已经顺利完成，可想而知，员工们在工作上一定有相当的压力。
在难伺候的上司底下工作的心情，也是我当时的心情。就算再怎么细心处理每件事情，代替母亲的角色依旧不简单。有时甚至会觉得自己的责任太过重大难以负荷，很想抛开一切远走高飞，但是只要看到父亲坚强的意志，那颗动摇的心就会回到原来该有的位置。
虽然当时忙到有十个分身都不够用，但是每当看到努力过日子的人民，我就会打起精神振作起来。在韩百训练院。
几天后，我准备了几百件御寒卫生衣前往极贫者宿舍。想到生活贫困的人们要在此处度过寒冬，心里就相当沉重，没有家人或者生活条件不足以养活孩子而仰赖这个机构的人大有人在。我穿梭在每间房间和大家聊天，也听到了许多人的诉苦。
“拜托你帮帮我，从一个月前开始我的腰就痛到根本无法出去工作啊。”
我一一地握住了他们的手，告诉他们虽然目前政府没办法立刻给予太多支持，但是我承诺会尽快用最大的努力提出解决方案，改善现状。离开那里时已经是深夜了。如同冰冷的晚风，我的心情非常沉郁，仿佛有更大的责任感压在我的肩膀上一样。突然，我想起了过世的母亲，终于明白为什么她会不分昼夜地做慈善活动了。
为了和国民分享心情，也想替国民尽一份力，义工工作从没有间断过。在红十字义工会。
成为第一夫人的母亲，决定一生成为父亲的影子，代替父亲去关怀那些我们平常忽略照顾，甚至不曾去关心的地方。母亲默默做了许多事情，像是提升女性地位、改善农村地区收入、带领社会关心那些被遗忘的阶层。那么多的事情单靠一颗心是不够的，要是没有正确的知识与判断，就很难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
“你现在的位置很重要啊。代替母亲角色的这段时间，说不定没有一天是可以好好睡觉的，要是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就没资格成为这个国家的女主人。务必每天想着你能为国家做什么才行。”
有一天父亲是这样对我说的，他是大力支持我成为第一夫人的人，同时也是最冷酷的顾问。每当要做的事情遇到难关时，父亲的忠告总是解开难题的线索。
* * *
[1]为收养了孤儿的未婚女性所提供的社会福利机构。
国民健康第一优先
在我担任第一夫人的时候，一直想尽全力代替母亲去照顾被社会遗忘的贫苦阶层。虽说当时人民饿肚子的问题已经改善了许多，但是仍有许多人生病却无法就医，于是母亲设立了“受惠免费诊疗所”，专门照顾那些接受不到医疗照顾的人们。我永远忘不了和母亲一起去服务时所看到的景象。为了领药而大排长龙的病人们，表情里没有丝毫的生活意志。光是吃饭都很拮据的家庭，要是家里再多一个生病的人，生活自然就会变得更加困苦。在那个时代，一辈子只要能健康活到死去，就是最大的福气。
母亲过世之后我深受打击，导致我的体质整个改变，有一阵子也曾为身体状况不良所苦，就算是炎热的夏天也不停打喷嚏，非常容易疲劳。身体不舒服时整个人提不起劲，有一次还发了高烧，好几天都受尽折磨，经历过这种折磨后才领悟到，原来拥有健康的身体是多么重要。
我非常认真地投身在免费诊疗所参与义工服务，帮助护士们照顾患者的同时，也会聊病患们的故事。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生活中最大的担忧就是生病，要是生病时能毫无担忧地买药、到医院接受治疗的话，就能卸下肩上最大的负担。
我认为照顾国民的健康是政府的义务，所以一直致力于医疗事业。在夜间免费诊疗所。
“医生先生，我家媳妇生了病，可是都没能去医院也没吃过药啊。”
一位老奶奶哀伤地哭诉着，不禁让我感到心痛难过。对于生活困苦的人民来说，医院的门坎实在太高了，尽快建立医疗保险制度是当务之急。
医疗保险相关问题不停被质疑，同时却得不到任何实际成果。虽然在1963年拟定了《医疗保险法》，实际上却没有被正确地执行。全国只成立了少数的医疗保险协会实施示范保险业务，多年来却一直没有回馈于人民。
为了那些受苦受难的人们，1976年12月我在圣洁教[1]首尔神学大学大楼里设立了夜间医院。医师和大学医学院学生们自愿前来帮忙诊疗，人民的反应相当热烈。在那里老年人可以享有无条件免费治疗的优惠，一般人民的话只收取实际费用。另外也首度成立了捐血本部。这家医院在1979年更名为“新心医院”，到1987年为止，到新心医院看诊的累计人数高达四百三十万人。如果将免费诊疗换算成挂号费的话，总额高达一百亿韩元。之后还开设了小儿麻痹症青少年会馆，持续不断地有医药品寄送至此。
父亲偶尔会到夜间免费诊疗所查看诊疗现场，看到人山人海的病患，父亲的神情难掩悲伤。于是我对他说：“我们国家也迫切需要一个完整的医疗福利制度。”
父亲深思熟虑过后，决定打好医疗保险制度的根基。虽然有许多经济学家和相关人士反对：“就国民收入还不到一千美元的经济现状来说，实施这样的政策还太早了。”但是父亲用他坚定的意志和决心，持续推动了这项制度。在填饱肚子都很不容易的情况下，如果只注重眼前，这项制度确实过早，但若放眼不久的将来，这确实是一项必要的制度。
1976年终于全面修正了既有的《医疗保险法》，1977年7月1日起，以五人以上员工的公司作为对象，实施了强制入保方式的医疗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的执行，形成了国民福利相关的舆论，也成了启动国家福利政策的契机。之后通过国家支持，成立了韩国麻风病医院研究所，也推动了敬老医院的设立。
医疗保险制度的导入和发展过程让先进国家看了都叹为观止，而我们的医疗保险政策也如火如荼地在进行。推动过程中虽然遇到不少难题，但这是迈向福利先进国的第一个信号弹。这也是我担任第一夫人期间，付出极大心力和热忱所进行的事项，所以对我来说也有着相当大的成就感。
帮孩子们建立健康又快乐的未来，也是我的重要任务之一。
* * *
[1]基督教新教下的一个教派。
不知不觉间累积的外交训练
第一夫人的任务中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接待国外贵宾。1979年为了筹备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的访韩事宜，青瓦台比任何时候都要忙碌。当时因为驻韩美军撤退一事，韩美关系处于相当敏感的时期，甚至还散发着一股紧张感。
在敏感时刻迎接如此重要的贵宾，更不能疏忽任何一个小细节。卡特总统给人的第一印象就像个友善的隔壁大叔，第一夫人罗莎琳女士则温柔婉约，浑身散发着女人味。
父亲和卡特总统的会谈从一开始就因聊起驻韩美军撤退一事而擦出火花。父亲不停地提起驻韩美军除了对韩国之外，对整个东亚和世界和平扮演着多么重要的角色。卡特总统则拒绝父亲所提出的冻结驻韩美军撤退事宜，同时也强烈质疑我国的人权问题，让整个会谈散发着浓浓的火药味。
在会谈中两位最高领导人谁也不愿退让一步，导致会场没有任何人敢出声。卡特总统甚至回绝国宾礼遇，决定到美八军[1]驻地的宿舍就寝，这已表现出他有多么不悦。
对于身为青瓦台女主人的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尴尬的状况。一句话、一个行为都有可能造成两国反目成仇，因此我如履薄冰般地小心谨慎。父亲和卡特总统正在打冷战的时候，我和罗莎琳女士认真地聊了一下。当时卡特总统和龙山美军部队士兵们慢跑的画面，引发我国国民关注，而我就以慢跑为例，向第一夫人表达了韩国和美国的差异。
“看到卡特总统慢跑的模样，我国的国民们开始对慢跑产生了兴趣。”
“是吗？总统会这么健康，都是因为每天坚持慢跑。他不管去哪个国家，早上一定都会出去慢跑。”
“连我看了都觉得应该会对健康有很大帮助。有一定体力且健康的人，相信一口气跑好几公里都不成问题，但是对刚开完刀身体不适的人来说，过度的运动会不会反而带来负担呢？”
“说得没错，生病的人要是太急着慢跑，反而会对身体造成伤害。”
“我也是这么认为。然而，我觉得这个观念套用在国家上也是同样的道理。现在我国依旧处于南北分裂的痛苦之中，朝鲜南下造成整个国家巨大的创伤才没多久，目前朝鲜依旧时时刻刻在等待着机会南下，派送间谍、挖进攻用的地洞，甚至还派了特攻队突击过我们的青瓦台。”
“这么严重？”
“为了保护国民的生命和财产，当务之急就是从朝鲜的南侵中保护自己的国家，阻止战争的爆发，同时也得要加强韩国的经济发展，让那些饿肚子的人民脱离苦难。这就是韩国目前面临的最大课题。”
向美国前总统卡特说明韩国的现状和保留驻韩美军的必要性。
“我也很清楚韩国目前正在蓬勃发展。”
“现任的总统相当关心韩国的人权问题，也听说为了驻韩美军撤退事宜烦恼不已。人权问题固然重要，但就如同要让一个生病的人像健康人一样慢跑，反而会造成他身体的伤害一样，对于处于南北对立的紧张时刻、还得全力投入经济发展的韩国来说，和其他国家的状况确实有些不同，还希望您能了解这一点。”
“您说得很有道理，我一定会把您说的这番话转告给总统。”
据说卡特总统在当日的晚宴上，从总统夫人那里听到了我说的那番话。由于整场晚宴中他不停地向我提出问题、回答问题，以至于有人称那次的晚宴为“槿惠—卡特会谈”。之后卡特总统的态度大变，大家都感到非常惊讶。甚至最重要的驻韩美军撤回事宜，最后也决定取消了。罗莎琳女士在记者的采访当中提到，两位领导人的意见相差甚远，导致对话很难进行下去，但是后来她把和我聊天的内容转达给卡特总统后，就顺利地解开了那些争议点。
一个国家的外交实力并非一日就能积累而成。第一夫人时期和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建立的交情至今仍维持着。
父亲比任何时候都要开心地对我说：“槿惠这次立了大功，做得好。”经过这次的契机，我明白了其实国家间的外交也是由人来进行的，为了守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一个领导者的外交能力是多么重要。我坚信只要能给对方信赖感，找出适当的说话方式，就有无限可能来创造出令人满意的结果。
我沿用了母亲使用过的接见室——那是一个小而温馨的空间，简单的装潢很适合在里头喝下午茶——并保持母亲使用时所布置的饰品和窗帘。母亲当初选择的点点纹路窗帘就算用久了也不觉得过时，接见室的节俭之美也深受外国贵宾的喜爱。
执行第一夫人任务的时候，在青瓦台里接见的国外贵宾就相当多。有来自德国、美国、瑞典、英国、法国、日本的贵宾，还有新西兰副首相夫人、哥斯达黎加外相、突尼斯总务处长官、澳大利亚和泰国的大使夫人、危地马拉和肯尼亚的外相夫人、以色列和芬兰大使等，数都数不清。他们有时候看到我还会歪头表示不解。
“这位第一夫人怎么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年轻许多。非常感谢您的贴心招待，等我回国，我愿意担任介绍韩国的外交使者。”
每当听到这番话时我都会感到相当有自信。在与外宾的交谈中给对方亲切的感觉，对我们的外交也产生了相当正面的作用。除了聊文化、社会福利、经济发展等政治性的话题外，也会聊一些不为人知的隐秘话题。每个国家的第一夫人其实都有自己的烦恼，我们通过这种聊天方式，也解开过许多不容易解开的政治问题。
爸爸时常露出满意的表情说“托你的福，事情轻松解决了”。在国宾来访时和父亲一起出席会谈的机会变得越来越多。我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用轻松的话题化解僵硬的气氛。为了达成这个任务必须做好万全准备，就连一个小时的会谈，我都得花上更多时间做准备。只要是对外交有帮助的情报，我都会整理得一目了然，这时候代替母亲参加过大型活动所累积的经验，就发挥了它的功效。
偶尔我还会在父亲身旁担任翻译，在这个过程中学到的东西也不少。父亲时常会提醒我外交的重要性，他的外交哲学是很坚定的。
“日据时代把国家让给日本，对我们这辈的人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恨。眼看着我们的年轻子弟们被抓去日本当兵却无能为力，那种痛苦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发生‘6·25’战争这种悲剧也都是因为我国的国力太弱，现在为了要在这块土地上去除战争的恐惧，让我们的民族可以兴旺，最重要的就是搞好外交，无论如何都得把国家利益摆在优先。比如，我在越南派兵的问题上绞尽脑汁思考，甚至熬夜好几天之后下的结论就是：曾经帮助过我们的友邦国家有难，我们的确应该帮助他们，比起我们的牺牲，我们所能带来的益处会更大。”
正如画家父亲的孩子，会比其他小孩更容易启发美术天分一样，我借由总统父亲快速熟悉了外交的敏感度，也学会了和其他国家的政商人士保持良好关系的重要秘诀。
在担任第一夫人期间，我享受了与世界各国的顶尖人物和伟大的人物见面的机会，直到现在依旧和当时见面的人们保持着良好的交流关系。
外交训练并不是短时间内可以练成的，就像需要长时间发酵才能酿出陶醉人心的红酒一样，它需要时间和真诚的磨炼。虽然当时我并没有发现，但现在回想我在第一夫人的位置，不断透过反复地预习和复习，的确培养了外交的敏感度。
* * *
[1]驻韩美军。
温柔的领袖风范
父亲是懂得关怀周遭的人。对国家大事公私分明，但对私底下见面的人来说，他是一个光明磊落且拥有温暖关怀之心的人。
有一次全家人出去旅行的途中，父亲被飞虫咬了一口，没想到当场伤口整个肿了起来。因为夏天天气炎热，花草间会有许多飞虫，其中也有几种是毒性较强的。父亲马上叫来了身边担任保镖的护卫官，要他们赶紧把药喷在身上，怕他们会被虫子咬。他就是如此细心照顾旁人的一个人。
坐着海军军舰前往闲山岛的时候也一样，父亲看到久坐在船板椅子上的年轻海兵，担心他会不好坐，还特地过去自己试坐了一下。“像这种椅子坐久了，会坏了年轻人的腰，快帮他换成比较好坐的椅子来。”说完之后马上下令执行。
有一次一家人开心去真海度假，在船上看到的满月是如此美丽，志晚不停嚷嚷着要把那月亮拍下来留作纪念，可是日后把底片拿去洗才发现，当天的灯光不好，拍出来的照片都是模糊的。年纪还小的志晚看到后心里很难过，父亲看到他这么难过，就发挥了自己的油画功力，将当天晚上看到的风景完整重现到画布上，让看到这幅画的志晚开心不已。
父亲的兴趣是作画，每当休息日或有空闲时，都会把握时间作画。尤其在休假期间，父亲都会带着画本和水彩等美术道具，把印象深刻的画面画在画本中。和父母亲一起前往澳大利亚的时候也一样，父亲在飞机里拿出了画好的母亲肖像画给我看，那幅画里甚至正确地点下了母亲脖子上的那颗痣。
说要改裙子的长度、正在一针一线缝纫的母亲，看到父亲画好的画，意外地露出了失望的表情。
“这张画画得不怎么好看，看来你眼中的我就长这样子啊。”
听了母亲说的玩笑话，父亲幽默地回了一句：“你最美的就是下巴和脖子的曲线，我就再仔细地画给你看吧。”
画好后父亲还在上面签了“给英修！”的字样，送给了母亲当作礼物。父亲除了画画之外，也善于演奏风琴和钢琴、洞箫等乐器，也许是在闻庆担任教师的时候学会的消遣活动吧。
父亲这种优雅的生活习惯只有身旁的人看得到。尤其在母亲过世之后，父亲还把对母亲的思念写成一首首的诗，其中这两首是我最珍惜的。
猪岛的回忆
……日与月日复一日地升起又落下
浪潮声昨日今日一成不变地传入耳中
人已离开无处寻
随着那苍天的白云
走向天边的另一个国度
成为九万里长天银河江边的蓝色小星星瞭望着这座岛屿闪烁着
是那颗星星吗
应该就是它
岁月流呀流
岁月流呀流
花儿谢了又再来
但人生犹如浪人
短暂停歇离去后
就不会再回来了
父亲时常在我面前展露任何人都不曾看过的内心世界，大部分都是对母亲深深的怀念。对父亲来说母亲是一辈子的伴侣，也是最亲近的朋友。
“昨天你母亲到梦里来看我，穿着黄色的衣服，手里提着装满橘子的篮子。我高兴得大喊‘你去哪里了，怎么现在才回来！’结果反而吵醒了自己。就算是梦里也好，要是能常常见到她该有多好……”
礼拜天休息的时候，父亲会把那些哀悼母亲的相关新闻全部用剪刀一一剪下整理在档案夹里。父亲的房间也总是整理得干干净净，还说这是为了万一自己突然去世做万全的准备。
父母节当天，我们拿着用心准备的卡片和三朵康乃馨给父亲，结果从父亲办公室出来的弟弟哭了。我问他为什么哭，他说他看到父亲把花和卡片拿去放在母亲的照片旁边，听到他这么说也让我感到心痛。
1970年代中期开始，父亲开始准备离开总统职位。有一次是在他担任第九届总统还不到一年的时候，他问我：“你觉得谁适合担任下一任总统？”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看样子当时父亲应该是认为他梦想的祖国现代化事业已经差不多有一定成果了吧。
父亲为了让政权移交不产生混乱而做了一些具体的准备，他时常对我说等他卸任后，要到南方的小村里专心读书写字，想过一个安稳的晚年。有一天又说他想买下一座荒废的小山，然后在那里种植花草树木，过过清幽的生活。
“能养两三只乳牛也不错吧？每当放假的时候有一些孙子孙女来我家，热热闹闹的应该也挺好玩的。”
其实父亲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就有预感父亲已经下了决心。他想离开政治圈，想在一个安静的地方好好度过他的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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