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后转了一圈，我又回到了原点。菩萨还在原点。
“世界是由分子构成的，分子是由原子构成的”的理论也没有改变。但是在我的心里，原点是这样的美，这样的浪漫，这样的自然……
旧庙里的知识与饥饿
我小学的教室在一座旧庙里，学校的几十个学生全是我们村里的。有一次，我因为没铅笔，被老师赶出了教室，在门口站着。妈妈下地干活路过教室时看到了我，问我为什么被老师赶出来了，我对妈妈讲：“我的铅笔用完了。”妈妈看到我手中一段捏不住的铅笔？？她也很发愁，家里没有钱买盐和煤油，哪有钱买铅笔。我们学校的另一位老师潘林玉看到后给了妈妈一毛钱，妈妈跑到村上的供销社买了三支铅笔，又借了供销社的削铅笔刀，削好了一支，送给了我：“有了这么多的铅笔，今后要好好学习。”我点头回到教室。
过了不久，潘林玉老师带我们班的语文和政治课。在我的记忆中我一直就是个好学生，却不能参加红小兵，班上的同学都一批批地戴上了红领巾，我很羡慕，但我是不可能的，因为我的爷爷是国民党、奶奶是地主分子、爸爸是右派。国民党、地主和右派的概念对我一个小学生来说还不是很清楚，但我知道这些都是给我们带来灾难的坏东西。小学四年级时，在潘林玉老师的极力推荐下，我终于以“可教育好子女”的身份加入了红小兵，戴上了红领巾。潘林玉老师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文化程度，为了给我们教好课，他不断地自学。我们学校里文化程度最高的是一个看厕所的老大爷，潘林玉老师不懂的问题总是虚心地向这位老大爷请教。下课休息和课外活动的时间，大人总是不让学生乱跑，大家都吃不饱饭，不乱跑可以节约粮食。常常是潘林玉老师和我们一起听这位看厕所的老大爷讲故事。
突然有一天，我们在教室的黑板上看到潘林玉老师给我们写的一段话，原文记不清了，大概的意思是：我要离开你们了，你们要好好学习，要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潘林玉老师离开我们去任大队的书记了，他不是党员，成了书记也是件怪事，传说是在入党和任命书记的时间上做了手脚。从此，在大队的高音喇叭上天天可以听到他的声音，要抓紧抗旱之类。从我有记忆以来，我们的村子，年年缺水，年年抗旱。他动员全村人去川里村的地里捡白菜叶子，捡回来的白菜叶子可以做成酸菜，留到没有粮食的月份吃。我想潘林玉老师当了书记，村里的人一定就不会再挨饿了，但事与愿违，粮食更少了。也就在这一年，父母做出决定，为了生存，把我的两个妹妹送给了粮食比较多的人家。一年十二个月，每年的粮食最多只能吃七八个月。年年怨天怨地，总说是自然灾害。同样的天，同样的地，包产到户后，粮食都够吃了。
后来，我出于对启蒙老师的感激，请潘林玉老师来北京，在我家住了几天。我问他，当时你为什么不给我们当老师了，而去当大队书记？他告诉我：“一天早晨，天还没有亮，我睡不着了，在村口的大槐树下，看到村上有七户人家，去逃荒要饭去了。我就赶到公社去，要求当村上的书记，他们就答应了。”村上的人很要面子，去逃荒要饭也要在夜色下，怕人看到了笑话。也是这一年，村上有两户人家的媳妇，确实饿得不行了，去了陕西，等来年粮食下来后，她们才又回来。
北方的冬天很冷，又吃不饱饭，教室的桌子和凳子都是土坯砌的，没有火，教室就像一个冰窖似的。每年班上要让同学们打一些洋槐树籽，卖给收购站，换点钱，再买点柴火过冬。一天，我们四个同学，去邻村打洋槐树籽，被这个村的人发现了，不让我们打树籽，要拿走我们的背篓，最后双方打起来了。我们被他们打得鼻青脸肿，满脸是血。回到我们的村口遇到了潘林玉老师，这时他已经是我们村的书记了，问我们是不是和别人打架了，我们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
潘林玉马上让人带话给那个村的书记，让他们来给我们道歉，“否则，你们村的人就别想走这条路了”。我们村前有条路，是那个村通向公社唯一的一条路。没几天，这个村的书记给我们道歉来了，第一句话是：“我给你们大队装烟来了。”后来我才明白“装烟”在我们当地就是道歉的意思。
我不是小偷
上小学时，我们小学在一个小庙里。庙后面是一大片苹果园，每天中午都有同学“偷”苹果吃，我记着妈妈的话，不敢去“偷”。同学“偷”得多就分给我一些吃。年年如此，从苹果花刚落，一直“偷”到果子成熟。一天中午，我大着胆子去“偷”苹果，刚摘了两个苹果，听到看苹果的老大爷喊了一声，我忙丢下两个苹果就跑，老大爷又喊把摘下来的苹果拿上再走，我又急忙从地上拣起两个苹果，跑回了教室。这是我人生中唯一的一次“小偷”历史。
小学毕业后，去镇里上中学。镇离我们村有近5公里路，镇上的同学看不起我们从山村里来的同学。刚进校门不久的一天，放学后，我坐在教室里看书，后排坐着三个女同学在聊天，有位女同学要把本子放在抽屉里，另一个女同学让她拿走，免得丢了。这位女同学恶狠狠地说：“哪个山猫偷我的本子，我就剁断他的手！”我回头一看，除了她们仨人，教室里就是我一个人了，也就是唯一一个从山里来的同学，这不就是说我是小偷吗？这不就是要剁我的手吗？
我心里很难受，跑出了教室，跑出了学校。在回家的路上看到天很蓝，麦苗很绿，油菜花很黄？？我真想对着它们大喊一声：“我不是小偷！”
现代城的标准间建成后，我们希望能与我们的客户有同感、有共鸣，也能帮助我们进一步改进。有一天，我去了标准间，遇到了一个客户，也可能是客户的妈妈，或是客户的奶奶。她从我们宣传vcd上看过我的模样，像美国人打萨达姆用的图像定位的导弹一样，盯上我了，抓住我胳膊，给我讲：“现代城欺骗了我们！装修不豪华，太简单，设计不合理，显不出我们的档次！颜色太土？？”我真想再大喊一声：“我不是小偷！”
爷爷
前不久，我们去了欧洲，到了法国。在美丽的蓝色海岸，走访了海岸边上几乎所有的城市，并到了普罗旺斯的小山村。那里美好的景色和对历史的尊重让我感动。一件童年时期的往事，非常清晰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当时我还没有上小学，可能是五六岁多一点。我的亲爷爷在我出生前就去世了，爷爷的弟弟，我也叫他爷爷。一天爷爷被村里的民兵抓走了，去办学习班，家里人让我去给爷爷送馍去。到了大队部门口，民兵班长用枪口对着我，质问我干什么。我吓哭了，但不敢哭出声来，看到爷爷坐在一间黑屋子的地上。爷爷很慈祥地说：“是我孙子给我送馍来了。”我这才被放进去，见到爷爷就大声哭了出来。这样，在我的记忆里最早有了“枪”、“基干民兵”、“学习班”的概念。稍大一点，我问爸爸，为什么要把爷爷抓起来，爸爸跟我讲，县委书记提出要贯彻“以粮为纲”的政策，要把在地里生长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树都砍掉。你爷爷反对，就抓起来了。小时候地里的参天大树从此再也不见了，但村里粮食并不见多，反倒一年比一年少了，逃荒要饭，跑到陕西关中平原的人越来越多。
今天家乡的荒凉与眼前法国小山村里郁郁葱葱的景色形成很大的反差。后来我们在二锅头酒厂原址上要建现代城，1号、2号楼之间有一棵大树，我曾关照让工程总监李虹保护住。经过拆迁、钢筋、水泥、塔吊的摧残，不知它是否还活着，后来我去看过，尽管伤痕累累，但那棵树还活着，活着就好。
我在欧洲看到了许多美景，看到了许多花园，边看边摄像，全都带回来了，希望取回来的是真经，而不是皮毛。我们将与我们的园林设计师一起工作，把住在现代城的人们的院子建成一个美好的花园。也许园林建成后，如同我们现代城的房子一样，会有各种不同的意见，但我们用心了，用脑了，也用情了。希望儿时憧憬的美好景象，能在现代城再现。爷爷在我上小学一年级时去世了，到今天我还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打电话问父亲，父亲说：“你三爷名叫潘尔廉，字砺斋，逝世于1968年。他是饿死的，他死后，我们去他屋里，发现已经没有一点粮食了。”
疼爱我的爷爷。疼爱一草一木的爷爷。我多么希望你不是被饿死的！
我们家和鸦片的故事
关于中国西北种鸦片的描述，文学作品中比较多，两部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都有这样的描述。一部是陕西作家陈忠实写的《白鹿原》，另一部是四川藏族作家阿来写的《尘埃落定》。
我最初对鸦片这种毒品的了解是通过家里人和村里的老人讲给我听的，村里老人讲的都是我们家族祖辈关于鸦片的故事。那时我们的家族是个富有的大家族，这种富有我想也只是当时中国最偏僻农村的贫富标准，如果按今天的标准也只能算是一户温饱人家而已。但到了我爷爷的爷爷这一辈，家里的人染上了鸦片，村里人常常说，我们家有“十八杆烟枪”，意思就是有18个人在抽鸦片。家人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态也都因为抽鸦片慢慢垮了，家里的事也没人再管，家境很快就衰败了。
我的爷爷当时只有十岁出头，他在我们天水一个叫马跑泉的地方上学，是家里人唯一的希望。有一次爷爷回来晚了，爷爷的叔叔一直在等他，回家见爷爷还没回来，就跑到高崖上的场院边等他。等见到爷爷以后，对爷爷说：你今晚如果不回来的话，我也就不想活了，我就从这崖上跳下去了。家人被鸦片害到这种程度已经没法自己救自己了，只有靠爷爷给他们带来一丝生命的希望。后来，爷爷的叔叔把爷爷介绍给了一个姓丁的亲戚，这位姓丁的亲戚带爷爷一起到甘肃文县去收税。甘肃文县离四川九寨沟很近，只有四十公里的路程。有一年我去九寨沟时，汽车就从文县的县城境内穿过，我想到当年我爷爷就是从这里走出来的，于是就对车上在座的各位说：我的老家在甘肃，文县曾是我爷爷收过税的地方。接着旁边的一位导游说：九寨沟周边的妓女都是从文县来的。这句话真让人扫兴。爷爷在文县收了一年多的税之后，就到了北京，然后又到了广州，并上了“黄埔军校”，成了一名军官。我的伯父也跟随他一起成了一名军人。后来伯父在山西东条山与日本人打战时阵亡了。据村里人讲，伯父是为了救我爷爷而阵亡的。而爷爷一直活到解放后。
因爷爷是国民党的军官，我们家的成分就被划成了地主。据家里人说，其实我们家当时并没有多少土地，爷爷一生克勤克俭，对自己和家里的孩子们要求非常严格，据说他从来不用香皂洗脸，只用最便宜的肥皂。但无论在外面什么地方，如果见到天水人，都会给那位天水人十块大洋。所以到以后历次的政治运动中，老家周围善良的人们总是在保护着我们的家人。在那个特别的年代，有许多人都死于非命，而我们家虽然经过历次的政治运动，家庭出身又很不好，却没有任何一个人死于非命。
爷爷后来总结我们家族破败的原因是抽鸦片烟导致的，于是他要求自己的后代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不能吸烟。到今天为止，他的后代中有好几十人了，却没有一个抽烟的。同时他要求他的后代们无论在任何艰苦的环境中都不要忘掉和中断学习、读书。在他的孙子中，有好几个都是博士、博士后。
长大以后才发现，其实这是爷爷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好好做人，好好读书，不抽烟，不喝酒，不吸毒。最简单的道理，却让他的后代受益无穷。有人常对我说：你在商场上做生意，从来不喝酒，不抽烟，这生意还能做吗？我说：行。以做生意为由来抽烟、喝酒，都是为自己抽烟、喝酒找的借口。甚至有人为了能理直气壮地抽烟、喝酒找出各种各样的借口来欺瞒自己和家人。抽烟、喝酒这些不良的嗜好会影响到一个人的健康和精神。如果一个人有了这些不良的嗜好，他就不可能健康；如果一个家庭有这些不良的嗜好，这个家庭就不能兴旺。大到一个国家和民族也同样是这个道理。
张欣常对我说：做不做什么伟大的事情，有没有什么伟大的想法，都不重要，但最起码最基本的是每天要把自己洗干净，衣服穿干净，讲话和气、礼貌。如果坚持不抽烟和不喝酒，也就更容易达到老婆给制定的标准。
人人都盼着自己健康，家庭兴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这是每一个人的企盼，而实践证明，戒烟、戒酒、戒毒对健康和精力，对知识的扩展和头脑的敏锐都是有很大好处的。如果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每一个人都不抽烟、不喝酒，这个民族的体力、智力就会远远优于其他任何一个民族，想想看，那这个民族的复兴、国家的昌盛能没有希望吗？
狼的故事
我出生在甘肃天水，在历史上这个地方叫秦州。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这个地方属于陕西，与甘肃省更西北的甘州、肃州的风俗习惯完全不一样，近代才把秦州划分到了甘肃。我们天水的许多语言、风俗、饮食习惯更像陕西，天水与陕西的联系更紧密。秦州人从历史上就是给陕西人当“麦客”，而且去当“麦客”时，总是带上一袋的炒面。有麦子割时，吃陕西人的饭，没有活干的日子，就吃自己带的炒面。所以，陕西人把我们秦州人叫“炒面客”，而把整个的甘肃人都叫“洋芋蛋”，因为甘肃人的主要食物是土豆。无论陕西人如何看我们甘肃人，甘肃人心目中八百里秦川的陕西，是富裕的，是诱人的。
解放前，天水有一所国民党的骑兵学校，养了许多军马。据说马得病死了后，就把它们扔到我们村子对面的山里面去，马的尸体吸引了许多狼，方圆几百里的狼都汇集到我们村子附近，据村子里的老人讲自从有了骑兵学校，我们村子附近的狼成倍地增长。解放后，我爷爷回到了村子。据我父亲说，我爷爷常告诉他，当农民太轻松了，太好了，比打仗轻松多了，也没有任何危险。他在我们村子对面的山上开了一块荒地种土豆，这块地到现在地名还叫“狼窝里”，因为在地边上有一个狼窝，里面有许多狼。据我父亲说，他小时候跟我爷爷在地里刨土豆，地边上就是狼在跑来跑去，互不侵犯，相安无事。
我们村子对面的半山坡上有个小村子，叫河沟里。这个村子住着几户人，有一户人家的媳妇是从阶州娶来的。她有一个女儿，女儿很小时，她带着女儿在地里干活儿，狼来把女儿叼走了，阶州媳妇看见女儿被狼叼走了，一直追狼，狼叼着女儿跳下了几丈高的悬崖，阶州媳妇也跳下去，跳到了狼的身上，狼丢下她女儿跑了。多少年以后，我回到老家，很关心这个小女儿的下落，村里的人说，小女儿长大成人了，已经出嫁了，嫁给了镇上的一户富裕人家，现在日子过得很好。
我七八岁的时候，我家养了一头猪，这头猪不是我们当地的品种。喂猪的事情基本上全是我干，从小就盼望着猪长大，杀猪过年，这对小孩来说是最高兴的事情。天天喂猪，是件很累的事情，似乎和这头猪没有多少的感情。
一天晚上，一条狼跑进了我们家的猪圈，猪大叫，我爸爸冲进猪圈赶走了狼，猪的嘴被狼咬掉了一块肉，猪吓得全身直打哆嗦，紧紧地靠着墙。爸爸赶走了狼，我拿着煤油灯去给爸爸照亮，看看猪的伤口。从这件事后，我好像和这头猪有了很深很深的感情，在和狼的战斗中，我们和猪是一条战线的。过年了，这头猪被杀了，我们家过了一个高高兴兴的年，在煮好的猪头上缺了一块儿肉，妈妈说这就是那天晚上被狼咬掉的一块儿，这是我记忆最深的。
又过了一年，我们村子里突然出现了一条反标，大队书记把所有识字的人全都召集起来，要破案，昼夜不能回家，关了许多天，也不在地里干活儿了，写反标的反革命案也没有结果。最后，大队书记决定用投票表决的方式来决定写反标的反革命分子。一天深夜，我爸爸突然跑回家，跟我妈妈说，投票结果是他的票最多，可能要出事了，他告诉我妈妈，第一，反标不是他写的，无论到什么时候都要给他申冤；第二，一定要带着两个孩子活下去。在睡梦中我被爸爸妈妈叫醒了，爸爸又简单地跟我说了一下事情的经过，说他有可能成为反革命了。他说我是一个男孩儿，一定要像男子汉一样，要帮助妈妈和妹妹一起活下去，无论到任何时候都要活下去。他反复强调反标不是他写的，要为他申冤。当天晚上我感到了恐怖，比那天晚上狼钻进了我们的猪圈更恐怖。也是从那天晚上起，我发现我长大了，我身上有许多的责任，要保护我的妈妈和妹妹。最后我们村子的反标案件破案了，是耕读学校的一位老师写的。这位老师曾给我上过课。接下来的日子就是这位老师被五花大绑、游行批斗。他旁边总有两个持枪的民兵，我见到后很害怕，我怕民兵用枪把这位老师打死在我面前。
六妈
20世纪70年代初，我的家乡大旱，粮食收得很少。村子里的许多人都翻过秦岭去陕西要饭了。父亲常说，我们家的人饭量小，所以不用去要饭。政府隔几天发一次救济的食物，是从河南运来的红薯干，用开水煮着吃，也可以磨成面，做馍吃。我们从小吃惯了玉米面，觉得红薯面做的馍很难吃，吃了之后常冒酸水。但无论如何也要感谢河南人，这次大旱中，河南人的红薯不知救了多少甘肃人的命。父亲很少与村子的人打交道，遇到领救济粮的事，总是我去。有一次我去领救济粮，队长不发给我，说是有政策，不能发给地主家。我回来跟父亲说了没有领到的原因后，父亲去与他们交涉，终于搞清楚了政策界限，是不发给地主分子家。奶奶是地主分子，但已经与我们分家了。
我们家没有地主分子，所以政策容许我们继续活下去。领到了红薯干，回家的路上，我很高兴，但我发现父亲一直不高兴。回到家，妈妈很高兴地告诉我们说，中国的卫星上天了，还会唱《东方红》。奇怪的是父亲一直没有高兴起来。我大了以后，才看到有则典故“嗟来之食”，说的是春秋时齐国发生了饥荒，有人在路上施舍饮食，对一个饥饿的人说：“嗟，来食！”饥饿的人说，我就是不吃嗟来之食，才到这地步的。终于不食而死。父亲一定早就知道有这则典故。中国古代人宁可饿死，也不吃嗟来之食的骨气，真是让人佩服。
我们村子这一带，把婶子叫妈，把叔叔叫爸爸。妈叫妈妈，爸爸叫大大。六妈是死了第一个丈夫后改嫁到我们家的，嫁给了我的六爸。据妈妈说，六妈刚改嫁到我们家时，她和爸爸也刚回到农村，六妈长得特别地漂亮。六妈特别喜欢孩子，但她的命不好，生了几个孩子都病死了。在那缺医少药的年代，在我们村子里死小孩是经常的事。每个孩子的死对六妈的打击都很大，特别是一个和我同岁的儿子，名字叫克礼。克礼病死后，六妈哭得死去活来。六妈特别喜欢我，有一次，我去问六妈，刘少奇被打倒了，他还有饭吃吗？六妈说，孩子别担心，毛主席是好人，不会让刘少奇饿死的，至少一天能吃上一碗面条。我小时候总在想，刘少奇比我们吃得好。在我的心目中，面条可比红薯干好吃多了。
我们家进城后，我也出来上学了。六妈在我们家住了几年，说城里住着不习惯，又回乡下去了。我好多年在外上学，后来给城里人盖房子，回家乡的次数越来越少。前几年回到村子去，六妈请我到她家去吃馓饭，一种用玉米面做的食物。和六妈在一起吃馓饭时，我真有点不习惯，没有桌子，没有盘子，只有一只大碗和一双筷子。六妈住的房子没有任何的变化，房里的大方桌和花瓶也没有变化，但总感到房子小多了，没有小时候大。六妈问我，在北京城里能不能吃饱，吃的饭习惯不习惯？我说习惯了。六妈说，你小时候长得很胖，也很漂亮，现在瘦成这样了，以后要注意身体，多吃饭。我说，好！六妈，放心吧。
后来，六妈的女儿，我的姐姐到北京来，住在我家。她说六妈去世了。我说，你怎么没有告诉我？姐姐说，六妈不让。临终前她说，活着的时候，太给他们添麻烦了，死的事，千万不要再麻烦他了。听姐姐讲到这里，我流泪了。
疙瘩娃
小的时候只知道这个妇女的名字叫“疙瘩娃”（我们老家的习惯是把那些个子永远也长不高的人叫“疙瘩”）。“疙瘩娃”不知道自己的年龄，也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叫什么。她出生在甘肃省秦安县一个偏僻的山村里，很小的时候，父母都被饿死了，只有她和哥哥两个人相依为命。哥哥下地干活的时候，她就在地里拣野菜。有一天拣野菜的时候，她遇到了一个手里拿着菜团的陌生人，陌生人对她说：你要是跟我走的话，我可以天天让你吃上净面的馍。于是这个小女孩就跟着陌生人走了，从陇海线的渭水峪车站坐车，坐到了伯阳火车站。那是一个很小的车站，陌生人就把“疙瘩娃”卖给了伯阳的一户人家，得到了一块馍和一小块面饼之后就走了。“疙瘩娃”跟着这户人家并没有吃上净面的馍，每天吃的都是糠和野菜。过了没多久，伯阳这家人也不要她了，就把她送到了我们的邻村华南埠，但她的境况也没有多大的改变，每天仍然吃不饱，穿不暖，晚上甚至不能在房间里睡觉，而是睡在柴堆里，身上盖着柴就当被褥了。后来我们村子有一个妇女去华南埠串亲戚时看到了她，就对那家人说：这孩子，你们要不要？不要的话我就带走吧。就这样，“疙瘩娃”就到了我们村子里了。长大之后又与我们村子另外一个从外地逃难来的小伙子结了婚，并生了一个孩子。虽然有了家庭，有了孩子，但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疙瘩娃”并没有过得更幸福。“疙瘩娃”的孩子刚出生没多久的时候，有一天，爸爸正带着还很小的我们一起吃西北传统的早饭——馓饭，突然听有人喊：有人跳井了。爸爸马上带着一根绳，叫了三个小伙子从井里把这个跳井的人捞了上来，才发现这个跳井的人就是“疙瘩娃”。
很多年后有天中午，我跟妈妈聊起这事的时候，我问，是不是这女人生完孩子之后得了“产后抑郁症”？妈妈说不是，在那年代，可能“疙瘩娃”确实是没有活路了，没法活了，所以想跳井自杀。就这样，从爸爸和另外几个村的叔叔从井里面救了“疙瘩娃”一命开始“，疙瘩娃”跟我们家就结下了很深的关系。
之后饥荒结束的那一年，“疙瘩娃”带着一张信纸、一张邮票和一个信封找到我妈，说想找找她自己的村子，自己的家在哪里，想让妈妈帮她写一封信。
在第三封信发出去之后，终于有了消息，她的哥哥找到了她。尽管分别了好多年，但她一看到她哥哥就认了出来，哥哥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妹妹，也非常高兴。当时哥哥劝“疙瘩娃”：你已经结婚了，成家了，也有孩子了，就好好地过，等明年春暖花开的时候，你就回到秦安来，回到自己的娘家。但当时的“疙瘩娃”非常想回到自己的家乡。“疙瘩娃”的丈夫怕失去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就劝她不要回去。“疙瘩娃”说：你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父母，我还没有找到，我一定要回去，而且我也不会离开你的。于是第二年刚过完年，正月里她就带着自己的孩子，坐火车顺着陇海线西行到了渭水峪车站，下了车站，就一路打听着回到了自己的村子。
小时候，我们家非常穷，妈妈又常年瘫痪，“疙瘩娃”认定我们家是她的救命恩人，所以在每年春天野菜长出来的时候，她挖到的第一篮准是送给我们家。而我带着弟弟、妹妹经过她家去给妈妈取药的时候，经常会遇见她，我总是能从她的眼神中看得出来那份感激之情和对我们的关爱。这几年，爸妈回老家去的时候，她也总是做最好吃的东西带着来看望他俩。
当生活中没有了火柴
我记得“文革”之前，在农村购买火柴，也要凭“购货证”定量购买。所以火柴在那个年代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珍贵，而又不可缺少的东西。但“文革”时，城里人因停产武斗闹革命，火柴的供应也就突然中断了。所以，从相邻村子传递火种就成了我们几个小孩每天放学后必做的事情。因为，靠传递过来的火种，大家才可以烧水、做饭、烧炕取暖。
我们隔壁的村子叫“水沟里”，是一个比较大的村，离我们也有几百米的距离。放学后，我们四五个小孩就会每人手里拿着一把麦草，每隔100米左右的距离就有一个小孩，其中一个小孩把手中的火点燃另外一个小孩的麦草后，这个小孩就会一边用嘴吹着火，防止火熄灭了，一边往前跑，以便传递给下一个。但这传递常常会失败，最大的原因是，火着得太大，麦草着光了，下一个拿麦草的小孩没有接上。经常要传好几次，最终火种才能够传到我们村子里来，我们也才能够吃上饭。和奥林匹克传递火炬有点像，我想原始社会以后的人取火方式可能都是一样的，无论你是在中国，还是在希腊。
村里的老人们有抽旱烟的习惯，所以他们口袋里面总是装着一块石头。一块有点发白、发青的石头，是在小河边拣回来的，这种石头我们叫“打火石”。还有一种用铁折成的“弓”字形的东西，我们叫“火镰”。拿这个火镰撞击打火石就会冒出一些火花，当这些火花掉到准备好的旧棉花上，就赶紧用口吹，一直吹到有火苗出来之后，就可以抽烟了。但这个成功的概率也是非常低的，打十次能够着一次火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还有另一种保存火种的办法，就是夏天割一些野草晒干后做成一种草绳，这种草绳叫“火绳”，把火绳缠成卷，挂在房梁上，这个火绳保持常年不灭，就用它来点火、做饭、烧炕、取暖。但这种方法也最危险，如果火绳的火有时控制不住，一旦要着得大了，整个房子都会被它烧掉。在我的记忆当中，大人们也时常提醒大家：要看好火绳，别让火绳的火着得太大，让慢慢的阴火往上引。但我也从没听说过谁家的房子被这火绳引着烧掉的。
回到原点
我的小学是在乡村的庙里度过的。这座庙分两部分，一部分供奉菩萨的叫耕读小学，另一部分供奉家神的叫东柯小学。东柯小学是一所正规的五年制小学，耕读小学只有一位老师，姓李。在我刚上小学时李老师成了现行反革命，被抓走了，判了三年的徒刑，耕读小学也就黄了，房间空了，除了菩萨没有活人了。一天，有位姓吴的同学悄悄地告诉我，他在菩萨面前捡了一个苹果吃了，是有人献给菩萨的。从那以后，我经常一个人偷偷地去菩萨的屋子，看能不能捡点什么吃的，我的运气不好，每次都看到慈祥的菩萨面前什么也没有。
我们小学采用的语言是当地的土话，与天水市里讲的话差距很大，乡下的人很看不起天水市城里人讲的话，总觉得他们讲话不诚实。我也发现我们村里人讲话的速度比天水市人讲得慢，也没有他们讲话那样轻。与普通话的差距就更大了，当地把普通话称为“偏言”，只有来我们生产队的驻队干部才讲“偏言”，大部分人也听不懂。我记得有一次开批斗大会，驻队干部用普通话讲了一大堆，最后让被批判的老太太做检查，谈对自己错误的认识，老太太讲，你的“偏言子”我没有听懂，气坏了驻队干部。大队书记忙着解释，我们队上的群众水平不高，没有听懂领导的讲话，不要生气。有些像抗日电影中对付皇军的情景。
小学毕业后，因为公社中学给我们学校的名额很少，照顾贫下中农的孩子还不够，我的家庭是“四类”家庭，更是排不上号。我哭着去找叔叔，他在公社的中学当老师。走后门成功了，我上了中学。许多老师讲普通话，我听起来比较费劲。化学老师就是讲普通话。他说，物质世界是由分子构成的，分子是由原子构成的，原子是由原子核和核外电子构成的，老师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原子结构的图。世界是这样的？我带着疑惑去问叔叔，叔叔告诉我：“你现在最重要的不是了解世界是怎么构成的，重要的是你身体不好，得过肾炎，中学毕业回生产队已经参加不了重体力的劳动，要抓紧中学的时间学习一两门吃清闲饭的手艺。现在我们村里没有电，但是过几年一定会有电，所以，你要学电工，会接电灯，会装开关。还有，现在的社会政治运动多，墙上写的标语口号多，你要学习写仿宋体字和黑体字。”我后来苦练了一阵写标语口号，到现在仿宋字写得还不错，但是有了电脑，我的这点优势也显不出来了。
命运比我设想的好得太多。改革开放了，爸爸平反了，来了一辆解放牌的卡车，把我们全家人的东西拉进了城，瘫痪的妈妈没有担架，我和爸爸用床单临时做了一个担架。到了城里，我们借住在一位爸爸的老同事家，汽车开不进胡同，我和爸爸用担架抬着妈妈，一只手还拖着丢了鞋的弟弟。城里人都探出头来看我们这跟难民似的一家人，却没有人来帮我们，我感到城里人和人之间的距离。从此我们全家开始了城市生活。那年，我14岁。
《易经》中有“否极泰来”一句话，我想对应我们家的情形正好。
20年过去了，命运没有让我去当农村的电工。我已经开始给城里人盖房子，城里人叫“房地产开发商”。这种叫法绝不是抬举人，房地产开发商一般名声都不大好，如果有人叫你“房地产开发商”，尤其在电视剧里，十有八九是在骂你，远没有“盖房子的”中性一些。
小时候吃的苦，让我养成了一切从简的习惯。讲话不要讲废话，也不要讲永远正确的套话。干活别摆没有用的花架子，要有效率。建房子也少一些没有用的装饰和建筑符号。现代建筑中假惺惺地去模仿古代的建筑符号，中国的建筑去学习欧陆风情等等这些形式主义的建筑，我都认为是在无病呻吟，装腔作势。现代建筑中有一种思想叫“极少主义”“少就是多”，我能够理解并接受。近些年我们盖的房子最重要的思想是“极少主义”，尽可能少的线条，尽可能少的色彩。
世界本来不复杂，当有多余的东西出现时一定是发生了问题，比如癌症。
2004年的春天，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把我运到了我的老家。我始终没有在这里用我已经练好的仿宋字写一条标语口号。沿路还是有许多的标语口号，但是内容不再是“批林要批孔，斩草要除根”之类的口号，而是计划生育、退耕还林、“三个代表”的内容。漫山遍野的油菜花开了，从山头一直到山脚下，铺天盖地的黄，一直深入到我的心里。我从来没有发现我的家乡是如此地美丽。我想拿出高级的数码照相机，但是又想，再高级的照相机，也不如人的眼睛，我要用父母给我的眼睛和心，感受家乡这醉人的油菜花的美。
我去了我的小学校——那座供奉着菩萨和家神的庙。在我曾经上过课的教室，看到了我当年用过的土坯做的“桌子和凳子”，几十年过去了还在那里，老师告诉我，从我们年级用过后就再没有学生用了，改用木头的桌子了。一切都变化了，但是村里的人们把普通话叫“偏言”的叫法还没有变。车子经过村口的小河时，发现小河的两旁有了绿色，虽然看不太清楚，但我想一定有荠荠菜和斜蒿。小时候，放学了，我常采这两种菜让妈妈炝浆水吃。那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想了许多，眼睛有点潮，鼻子有点酸。我又匆匆地上路了，赶向一个我已经熟悉的世界，一个现代化的、财富的世界。但是我在这个世界所做的一切正确吗？
30多年后转了一圈，我又回到了原点。菩萨还在原点。“世界是由分子构成的，分子是由原子构成的”的理论也没有改变。但是在我的心里，原点是这样的美，这样的浪漫，这样的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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