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午坊
传记文学

首页 > 既要成功,也要成仁 > 03 理想照进市场

03 理想照进市场

  我相信市场是聪明的,有生命力的。因为市场是由千千万万聪明的、智慧的人的行为组成的。市场多数时候是千千万万聪明大脑的叠加,只有在少数情况下才会表现为集体的非理性。我们不要把市场看成单一的、不变化的,市场不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不撞南墙不回头的。

  无为而治

  做企业从来就没有固定的模式。在整个企业发展的历史上,企图找到固定模式,一劳永逸当个懒汉,是不会成功的。面对其他人的成功方法,简单机械的学习和模仿也是不会成功的。优秀的企业家一定是创造者,企业家是最具创造精神的一批人。

  坚信创造,但又要脚踏实地。一个具有创造精神的人不是空想家,也不是胆大妄为的冒失鬼。有一个雕塑家,他对世界上的石材、泥土、钢铁、塑料、纺织品等各种材料了如指掌,有着精深的研究。因此,他才能够做出最具创新性的雕塑作品。世界上最感人的美,往往已经潜藏在自然世界中,等你用慧眼来开发。在创造的范畴,最重要的是发现。

  企业家的创造性更是如此。为了发现价值,他们要随时随地依据周围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并且随时随地地调整自己的企业和自己的心态。任何经典的教科书,教你如何做企业,教你如何取得成功,最后都只能成为你的额外负担。成功的企业家一定是放松的,放松心态下才有智慧和幽默。紧张只能加大做事的成本,把事情办得更糟糕。

  我在刚学开车时,很紧张,手里出着汗,用术语说就是手潮。等开车技术提高了,人也放松了。做一个企业家也是同样的道理,要放松,不要紧张。有些人自从做了企业家之后就不会笑了,整天紧锁眉头。这样的人,他的企业很难管理得好,这也是一种“手潮”。

  在别人看来企业就是要赚钱,功利性很强。但是太把赚钱当回事了,太急功近利地想着赚钱,钱就离你越来越远了。

  在对企业的管理中,我比较推崇无为而治。最早我在老子《道德经》里看到无为而治的观念,但并没有切身体会。有一次坐飞机赶到香港,按会议的时间安排我必须要在西安中转。在西安停留的4个小时里,我去参观了汉代的陵墓。我已经记不清楚这个陵寝皇帝的名字了,只记得第一个皇帝第二个皇帝的陪葬品都是一些粗糙的瓦罐什么的,一大片堆在那里。而在汉朝初年文帝、景帝的时期,也就是汉朝的“文景之治”时期,他们实施了无为而治的管理,这时候汉朝就非常强大了。这一时期皇帝陵寝里面的陪葬品就非常好了,很明显地显示那是一个富庶的时期。“文景之治”是非常典型的无为而治,我面对那片汉陵,真切地感受到无为而治的力量,受到的震撼比看史书要大得多。

  “文革”期间,人们的思想、行为被管得很紧,人们就丧失了活力,经济也上不去。改革开放后,行政干涉减少,给大家更大的空间,让人们自主奋斗。在追求幸福的动机下,人们会自行寻找合适的方法,自行管理自己。所以改革开放以后,条条框框少了,人们有活力了,也变富裕了。

  我还慢慢发现,无为而治实际上就是把管理者变成一个空心的竹子,一个甘愿放弃自我的人。首先他相信世道人心,人不会轻易为恶,引发敌对。相信人们只要在生活,以追求幸福为出发点地生活着,都会是善意的。无为而治者对于表现自己的权力没有什么兴趣,因为他明白,权力是在关键时候用的,出现问题的时候用的。在平常,人们自然地生活,而生活本身会自动创造和管理,这是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个人周围的更为强大的力量和智慧。我们好像水上的小舟,依托流水的力量前行。我们要尊重它,感应到它,顺应着它。如果你以为你有一点权力,就可以无所顾忌地搞乱生活,是一定会受到惩罚的。

  顺应生活的力量,是无为而治者的行事依据,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和总结,在历史上也创造了辉煌。许多年来,我就慢慢把这种思想转化成我的思想,发挥到公司里去了。在办企业的过程中,我发现在一个高压的领导下,员工的活力会逐渐萎缩。老板总是骂人,制定各种纪律,这个干得不对,那个干得不对,今天加班,明天加班什么的,员工担惊受怕,怀揣怨言而不敢发,这样的公司是很负面的。即使老板很有才能,他的自我也得到最大的满足了,就像个皇帝一样,但员工的积极性和才能没有发挥到公司事务里面去,只是战战兢兢地执行。实际上这样的老板是很累的,迟早会崩溃。因为员工不舒服,可以跳槽,老板却没办法跳槽。你骂走了一批人,招来新员工接着骂。员工一茬一茬地走,你能坚持多久呢?骂人是很累的。无为而治的原理,也可以将老板从痛苦中解脱出来。

  无为而治,本质上是取消来自上面的高压,催生自下而上的力量,爆发公司全面的活力。有一些领导者最怕说到自下而上的力量,害怕这股力量将自己推翻,那是因为他还是老旧的独裁管理。你事无巨细,每一个环节、每一个领域都要去干涉,过滥的权力是一种破坏性的权力。你破坏了生活中善的秩序、公平的原则,当然要被推翻。就企业而言,法律保护私有财产,老板不会被推翻,但是要把公司办好,就需要所有员工齐心协力,努力工作。无为而治的原理,依然是鼓励自下而上的力量,为公司提供活力,这是公司发展壮大的唯一道路,这就需要老板做一个空心的人。

  好多公司常常把领导人的讲话贴到墙上,员工穿同样的衣服,按时上班,打卡,如果不打卡还会被处罚。注重这种表面上的东西,最容易流入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的误区。前面说过,无为而治要依据生活本身的力量,实施者其实也不轻松,须得随时保持着警觉,非常灵活地调整企业顺应主流,以打破随时出现的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

  在一个讲究无为而治的公司里,对员工的要求也非常高,尤其要求其具有自律性、创造性。但我们不能仅仅是单方面向员工提出要求,必须努力形成公司良好的环境,有一个主题鲜明、细节丰富的企业文化。这种文化应激发他们追求精神的东西,学习、上进,激发他们建立良好的磋商型人际关系。

  有人问过我,你现在公司这么大了,还像当初那样奉行无为而治吗?我想的是,我的公司有多大呢?没有国家大吧。老子还说过一句话:“治大国如烹小鲜。”我的公司或许现在做大了,作为我,依然坚持无为而治。当然我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干,当翘脚老板。我依然要做事,但只做一件事情,做船上的舵手,专注于及时、灵活地调整方向,不要像泰坦尼克号一样撞到冰山上,也不要搁浅。一定要顺势而为,抓住市场和经营最本质的东西。作为商人,最本质的就是这个社会上缺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所以大公司前面就要有一个灯塔,这个灯塔就是:市场需求。老板应该专心研究市场需求。

  我们公司目前业绩很好,最重要的原因是来自于几年前我们的一个决策。那时候我们看到,过去十几年时间,开发商不断建房子,注意力和资金全都集中在住宅的开发上,基本上一提开发商就是做住宅的,却忽略了商业办公楼。据统计,开发商中开发商业地产的连5%都不到。这里面有个巨大的供应缺口,所以我们这几年就把公司方向调整过来,瞄准即将出现的商业地产需求。当我们调整过来后,整个住宅产业就变成一个浅滩了,首先有“90平米70%”的限制,正好那个时候,政府出让的地块有超过80%的地是廉租屋、经济适用房,同样地段的商品房不可能去跟成本很低的经济适用房竞争。而我们的调整保证了良好的业绩,而这个好的业绩给我们传递的信息就是市场上需要它。

  市场中表现出来的需求就是人们在生活中的需求,其中有巨大的、遵循自身规律的生活的力量,所以市场管理尤其是需要无为而治的。经济学里面讲到“无形的手”,其实就是指市场本身的规律。这无形的手为什么被经济学家发现而不是科学家、政治家们发现呢?就是因为经济学家关注市场。市场中间,生活的力量是表现得最为明显的。现在你看看,我们的生活,没有通过市场的原理和方法去应用的已经非常少了。

  服务意识是王道

  在我们开发建设现代城的时候,曾到哈佛去参观,感觉他们没有多少管理概论之类的东西,都是案例,提供一个个案例让你思考。所以我想,出员工手册、出制度,不如给员工搞一本《投诉潘石屹·批判现代城》。不光让付给我们钱的人投诉,我们付给别人钱的,有服务不好的地方也应该投诉。当时我们公司的工程总监因为与部门经理闹矛盾,最后要离开了,他跟我说,我现在觉得窝火。我问为什么,他说你要是把我炒鱿鱼了,我心甘情愿;我现在窝火的是我是甲方,让乙方告状,乙方给我气受,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这种道理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就问他甲方乙方有什么差别。他说,甲方就是掏钱的人,人家就得听我们的。甲方乙方在《合同法》上是平等的,但商场上,乙方求着甲方,甲方是业主,乙方是施工方,是供应材料的。由此看来,在中国人观念中,服务意识上是不平等的:我给你掏钱,你就得求着我。这也就构成中国的独特文化景观:相互服务,还没有被一些人意识到这是新型社会关系的核心。服务于他人,成为没有面子的事,他们所谓的服务是令他人为自己服务。我一再强调,房地产开发商不能把房子卖出去就完事,更重要的是以后的服务。这个服务不是指表面上要有多殷勤。一个有生命力的机构、公司,不仅要注重产品质量,更要注重的是服务意识与服务质量。

  市场经济仍然需要“为人民服务”。我觉得社会发展到现在的阶段,服务于他人是一个很值得说一说的话题。人的美德有许多,比如团结、勇敢、诚实、创造力、同情等等。但我想,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服务精神”。服务于他人的精神是当今社会中任何人都应该具有的基本品德。

  过去我们公司衡量一个人,常常是按能力的大小、智力的高低去评判他,去给他安排职务和工作。但到了今天,我们意识到,服务精神是一个前提,有没有服务精神和服务质量高低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能力和智商。因为,如果没有服务精神,你的能力和智力就得不到发挥,甚至会起到反作用、破坏作用。

  作为一个商业公司,过去更多的是强调为客户提供服务。但社会发展到今天,仅为客户提供服务已经远远不够了。我们不能够只为付钱的人提供服务,而在花我们钱的人面前做大爷,做“甲方”;不能只是级别低的员工为级别高的员工服务,级别高的员工做大爷,发号施令。这都是违背服务的基本精神的。我们的员工、我们的公司不仅要为客户提供服务,还要为我们的材料供应商、施工单位、设备供应商、设计单位等提供优质的服务。为此,我们专门研究设计了两套意见征求表格:一套是征求我们客户的意见,比如购买了我们的房子有什么样的要求,我们的客户服务部门、租务部门、市场部门可以随时给他们提供服务;另一套是我们作为甲方为我们的“乙方”设计的意见表格,让“乙方”也可以给我们提出意见。两方面的意见对我们同样重要,我们希望通过与我们周围客户和所有厂家的反馈,不断提高公司每一个员工的服务意识和服务态度,这样才能让公司整体的素质提高。

  公司在社会中的价值和个人在公司的价值一样,只有你为社会提供了服务,为社会提供了价值,你的付出才能得到社会和公司的认可。过去,我们作为一家房地产公司,要跑许多政府手续,我们的员工受了不少气,吃了不少苦。现在,政府也在改革,例如土地的“招拍挂”,各政府部门配合把前期一半手续办完了,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服务是一个人的美德,不能因为前一个人对你态度不好,你就对后一个人态度不好,这就是孔子认为最不能原谅的人的缺点:迁怒。只有人人都提高自己的服务意识,把自己定位于服务于他人的角色,我们公司才能健康发展,整个社会才能和谐地向前运行。

  而对于将服务他人当做没有面子、失去“自我”的人来说,我要奉上一句:船锚要起作用,就必须埋没自己。

  用股东的钱做慈善,不是企业责任

  一个公司目标应该非常单一,那就是为社会创造价值。只有给社会创造价值,才有可能给社会更多的税收。对企业来说,成绩就是利润。如果给一个企业加上过多的东西,我觉得就会有问题。这么多年来,我们似乎一直在空谈企业的社会责任。作为一个企业,它的任务就是追求价值的最大化、利润的最大化,同时要遵守行业的标准。比如它是不是环保,这个当然要看标准:如果是在中国,你就遵循中国的标准;把产品出口到美国去,就遵循美国的标准。所以,一个企业遵守法律和规定应该是第一位的。至于做慈善事业、福利事业,这些事情不应该是一个企业的责任。企业是没有资格做这些事的,因为属于它的钱都是股东的钱,你不可以拿着股东的钱去做自己的慈善事业,一定要尊重股东的意见。企业要保护股东的利益,就要降低成本和创造价值。所谓企业的社会责任,并不是要企业离开自己的范畴去做另外的一件事。

  企业本身就是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它的存在与发展就是社会责任。就像我们说一个人,他自然健康,有爱心地生活着,就有社会价值。但非要把社会异化,把整体放到局部面前来要求局部再想想其他办法成为整体的一部分就很荒谬了。这就好像让一只手去对身体负责一样。实际上,一只手能动,能使用,它就已经对身体负责了。

  在我看来,首要是建立秩序,而不是高谈道德。建立良好的政治、经济秩序,使其中的每一个企业都健康成长,才是正道。比如我们现在尤其要注意环保,那么就去制定完善的环保法。企业讲环保,并不是特别高调地担当了什么社会责任,而是遵守环保法。

  企业的责任其实就是遵纪守法,创造利润。如果我现在拿着公司的钱去做慈善,这就是股民最忌讳的事情,也是股东最忌讳的。如果分红后,用自己的钱去关注教育问题、扶贫问题或艾滋病的防治问题,企业家自己去做,我认为才会有做慈善的真正快乐。

  没有上市的民营企业也一样。你希望做慈善和福利事业,这是企业家的问题,不是企业的问题。其实做慈善是每个人自己的愿望,应该用自己的钱去做。咱们常常把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和企业的社会责任给混淆了。

  只顾数钱的人最终无钱可数

  30多年前,我们还是计划经济,国家经济几乎崩溃。突然转到市场经济,要创造财富,就必须依靠创造财富的积极性,这就涉及到私有财产的保护问题,企业家的待遇问题。当时一切都是空白,人们的意识和法律都需要紧张忙碌地转型。因为没有先例,很多制度的建设,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企业家触及并引发的。

  邓小平说的“摸着石头过河”说得太形象了,水急,水花四溅,眼睛都睁不开,只能弯着腰,手在水里摸着一块石头算一个依靠,这个过程是我亲身经历过的。我在海南开砖厂时,只有做一个企业家的梦想与激情,但还不会做生意,最困难的时候给工人发不起工资,只能每天去买一袋大米交给工人。那时候还能想什么呢,拼命想销售,逮着任何一个人都问你要不要砖头,就这样还被人骂做“推销员”。那时候“推销员”是一个骂人的词,我们经过很长的时间才改变了人们对销售和服务的偏见。我的这个经历只是千千万万个早期下海的人的微小例子,事实上,当时“下海”的人遇到很多问题,而这些问题在过去是从未有过的。

  当时的企业家,他们尚不能肯定自己的身份。一方面得相信新的体制,新的价值观,新的市场经济,一方面又因为市场体系法律制度的不完善而受到制约。他们在朝向创造财富的每一步努力,都冒着触犯原有法律或道德的风险,如果事实证明企业家的行为对社会更有益,国家会修订法律适应企业家的行为,但那是后来的事情了。他们也会跑到法律和道德的空白处,那儿只有需求,其他什么都没有。这时候他们所做的任何事,都很难有什么政策依据。

  在这种情况下的企业家,不得不依靠传统的道德理念来保全自己,其中一点就是克制物欲,绝不个人占有金钱。即使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了大量财富,也绝不多拿一分。这是一种依靠道德力量的超脱。

  在第一代企业家中,我认为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有三个人:第一个是王石。我们当年到深圳的时候,万科已经做得非常大了,从开发房屋的套数来看,万科开发的套数相当于整个香港的开发量。可是王石占的股份只有零点二几。如果是没有从金钱的占有欲面前超脱的话,他也可能会成为转型期的牺牲品。第二个人是柳传志,联想集团现在做得非常大,把美国的ibmpc业务都收购了。这样的情况下,他在联想中占的股份也非常少。还有像张瑞敏,就是在一个国营企业,自己拿点工资奖金,再有点期权什么的,其他就没了。

  时代让这一代的企业家成功,企业家本身却可能没有赚多少钱。他们的私有财产跟后来的像我们这批第二代企业家比,太少了,可他们是中国市场经济中真正创造社会财富的奠基人。他们开创了整个市场制度,我们受惠于他们,他们是我们的兄长。

  我们这一辈权益合法化后的企业家,同样需要从金钱的占有欲中超脱出来。说到底从金钱中超脱就是从各种欲望中超脱。你不能因你有钱,任何欲望都去满足,你就放纵自己,或者利用金钱的力量伤害道德。道德是人类社会磋商出来的公约。你令他人丧失磋商权,他可能就会以暴力来表达不满了,会以恶对恶了。所以随时克制自己的欲望,或者从中超脱,是保命仙丹。

  我们在发展自己的企业的同时,必须关注和推动经济制度的建设和健全,否则,只顾数钱,最终会没钱可数。金钱、财富作为社会最重要的资源,其保护和管理都蕴涵着社会最大多数人的智慧和意见。而你,也必须积极参与磋商,最终要的是建立制度,完善环境。金钱身上的社会属性真是太明显和太强烈了,换一句话来说,你的钱最终还是社会的钱。你死了,钱不会赖在你身上不走。

  做一个务实的理想主义者

  想一想,自己从商时间不短了,但从来没有认真去思考过从商的技术问题,从商过程中所读的书籍,也基本都和从商无关。十几年来我几乎没有看过任何关于管理技巧的书籍,从我内心来讲,我并不认为一个好的商人需要追求过多的技巧,而是要从根本上去回答:为什么办公司?办成什么样的公司?经商的目的是什么?回答这些问题,其实就是公司对这个时代的贡献和理解的答案。

  中国的大背景是经济高速增长,城市化过程不断加快。未来中国的经济还会快速增长,中国将有几亿人加入到城市化的过程中。只有当你顺应了这些大趋势,你所做出的努力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才能得到市场和社会的承认,才能谈得上对社会的贡献。否则,大方向错了,南辕北辙,就是做了反功,适得其反。例如,今天再有人去办制造算盘的工厂,或者再去开生产bp机、录音带的工厂,就显然不合时宜,技术的进步一定会把他们淘汰掉。用句俗语就是:“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

  如果极端地划分,中国企业家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土老帽,或叫“土鳖”,也就是“技术含量低”的这一类。这一类属于经验主义,没有大方向,也没有大画面,就是外国人说的缺乏vision。但他们不固执,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了就往前走一步,摸不着石头,不知水深水浅时就另寻他途。这类企业家很容易成为机会主义者,但千千万万这样“技术含量不高”的企业家用这种办法成功了。中国在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中国制造”现象就是从这样一大批企业家手里产生的,他们的生命力惊人地顽强,可以在任何艰苦、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不光在中国的土地上,在世界各个角落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最简单的就是开一个中餐馆,等待机会,慢慢起步。

  与这一类企业家相反的是另一类,以“海龟”为代表,学历高,技术含量高,走南闯北,见多识广,不光会讲中文,英文、法文也都会。他们是最早走向国际的一批精英,给中国的开放带来了新的气息。但他们是过于空幻的理想主义者,甚至是戴着眼罩的自以为是者。自认为学习到了所有知识,参透了世界上所有的奥秘,最常用的词是“世界将因我们改变”、“我们为人类提供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对未来中国、世界几十年的走向讲得一清二楚,对股价、汇价、房价等走势的预测可以精确到小数点后几位。但这一类企业家在现实生活中却常常碰得头破血流。他们如果没成为企业家,而成为经济学家,预测结果常常与现实结果完全相反,就只能用“市场不成熟”、“有泡沫”、“人们不理智”来为自己辩解。如果说第一类企业家是有可能转变成机会主义者的经验主义者的话,这类企业家就是经常转换为教条主义者的理想主义者。

  借用毛主席说过的一段话就是: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的损失比经验主义严重得多,让中国革命的力量在白区损失了100%,在红区损失了90%以上。为什么会是这种结果呢?因为中国的革命和中国的市场非常繁杂,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任何人都不能100%地去掌握,还有许多未知的领域。就算最有知识的人、最聪明的人,也有自己不知道的盲区和自己不知道的东西。还不如干干脆脆,一闭眼,跳到海里去游,从细微处打开感觉,用皮肤感觉水的流向,这样游几次,可能你就赚到钱了。当代企业家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这与时代背景有关,与这个时代需要什么样的企业有关。计划经济时代,只有厂长,没有企业家,这种经济形式给我们带来了无尽的贫穷和落后。资本主义初期,企业家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贫困,不在本国制造贫困,就把贫困输出到别的国家去——这是马克思当年总结的观点,在今天看来还是适用的。那么,符合人类新文明的新的企业形态将会在什么样的国家诞生?不可能在欧洲,不可能在美国,也不可能在非洲,我认为只能在中国诞生。这种新的企业形态,要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关注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的平衡发展,要关注公平、正义,关注和谐平衡的发展。新的企业形态对中国的企业家提出了新的要求,他们既要有第二类企业家的远见、知识和理想,也要有第一类企业家的务实精神,要尊重未知的领域。两者都不能走极端,正确的道路是中庸之道,我想他们是一些务实的理想主义者。

  圆脑壳的世界观

  我们经常遇到两类人,一类人认为世界是不确定的,他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在探索中往前走。另一类人认为世界是确定的,戴着固有观念的眼罩,昂首挺胸地走,却总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不撞南墙不回头。

  汉文帝和他的儿子景帝推行“无为而治”,由此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繁荣和富强,被后人称为“文景之治”。因为他们摸透了事物总有不确定性的道理。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社会财富急剧增加。有一天我去看父母,父亲告诉我:1965年我们一家三口全年一共只吃了一斤菜油,他拿计算器计算我们全家每人每天吃油的数量少到小数点后面还有好几个零。短短三四十年时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开始愁钱多了怎么办,钱多了对环境的影响,钱多了对房价的影响。中国人解决了吃饭问题、解决了穿衣问题以后都开始关心住房,而且有几亿人想往城里走,想进城去!用官方的话说,就是城市化成为一股挡也挡不住的潮流。中国的经济发展得快,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对房子的需求太旺盛了,以至于中央银行要连续调高利息,压抑需求。出现今天这样的繁荣景象,都是沾了改革开放的光,要归功于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归功于改革开放的先辈们对世界所持的不确定的观点。

  我相信市场是聪明的,有生命力的。因为市场是由千千万万聪明的、智慧的人的行为组成的。市场多数时候是千千万万聪明大脑的叠加,只有在少数情况下才会表现为集体的非理性。我们不要把市场看成单一的、不变化的,市场不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一些所谓的专家学者总喜欢把有血有肉的鲜活的市场归纳成干巴巴的一组组数据和曲线,然后用它们来预测市场,用一成不变的确定观点来指导我们在不确定的市场中的行为,结果一定是荒唐的。

  我去四川,听他们批评人笨,说是“方脑壳”,我想聪明人可能就叫“圆脑壳”。“方脑壳”就是那些死板教条,不撞到南墙不回头的人;“圆脑壳”就是认为世界是不确定的,随机应变的人。

  我对公司的管理也实施“无为而治”的管理方式,常常被批评为不懂管理,但我想公司健康快速的增长证明我的管理方式是有效的。

  认同世界的不确定性,实质上是让我们对未知的世界要有一份敬畏。我们现在甚至连自己的身体都还没搞清楚,癌症、艾滋病还在危害着人类的健康,我们怎么可能把全世界的事都搞清楚呢?持确定性观点的人太固执了,我们要多怀一份敬畏之心,摸着石头过河。

  创新其实是精神进步

  “创新”现在可能是媒体和大众比较关注的事情,也是比较时髦的词。每个人都谈他们的创新,但有一个共同点:三句话不离本行,都没有脱离自己的产品。大家也都谈到了创新,都在讲一定要自主创新,别让外国资本主义掐断我们的脖子,也讲到我们还很落后,先把基础工作做好再创新,我们跟别的国家不能比。

  说句实在的,大家在谈论的自主创新,我有点不太能够理解。我不知道自主创新是不是就是每一个公司、每一个行业在内部自己做自己的事情,如果是这样,那实际上创新是很难的。创新是发现新的领域,常常是在那些跨行业的区域、没人关注的领域才会有一片新的天地。如果把自己封闭起来,只关心自己家的一亩三分地,创新起来就会非常困难。

  我想象的企业创新,首先要将视野投放到人类广阔的生活需求中去,还要以人类的精神进步为前提。创新最可怕的敌人是不能从根本上以精神的进步为前提,因为只有精神进步才能发现和创造美好,没有精神进步,创新就变成一句空话,所谓的创新产品也就是一些外表新奇却没有实际意义的花架子。这句空话,再被某些急功近利的人变成一句空洞的口号,那大家就会走到创新的反面。

  我一直认为人的灵魂、精神是可以得到启示的,而带来这种启示的有时可能是一本书,有时是与某人的一次谈话,或者是一件事,又或者是一幅艺术作品,是一首诗,再或者是佛教中的一个小故事,是阿难尊者的一个微笑。在禅宗中,这种灵魂的启示可能是出其不意地大喊一声,或是打你一拳,或是扫地的时候一个小石子撞到竹子上发出的声音等等。在某一个时刻,某一个特定的状态下,这些事件与人的心灵发生了共鸣,人的灵魂就得到了启示。无论如何,任何启示都是个人发自内心的活动,与旁人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旁人的经验也没有太大的用处。别人用一种办法得到了启示,对你来说就不一定行得通。所以有句话叫“自行见证”,模仿是没有用的,灵魂的启示是无法简单地去重复的。

  创新实质上是灵魂的启示,是精神的进步。我写的这本书,归结其主题,其实就是我从物质追求到精神追求的心路历程。一个人走着这从物质到精神的必由之路,我把企业当成一个人来看,也走着这必由之路。在企业中,既有奠定物质基础的市场方法、经营管理,同时又有着高层面的倾向于精神的追求。我们soho企业,工作是提供高质量的住房,同时又将我们追求自然、人性化、环保、人跟人相互和谐共处等精神理念灌注其中。通过我们的每一件产品,其实都能看到我们的理想。如果让我对我的公司下个定义,我愿意说我们是一个与社会大众分享理想的公司。

  企业生产理想

  我们做任何一个产品,都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的反映。物质产品是精神意识的反映。例如一些恶俗的建筑,贴金贴银,门口一个大狮子,每一个地方看起来都刺眼得不行,好多还都挂着大红灯笼。大红灯笼,天安门广场挂两个还觉得不错,但大街小巷都是大红灯笼,里面也贴金贴银,就显得特别颓废,没有精神的追求。这种腐朽风格,在我们的产品里是不合格的。我们的产品应该是人性的、自然的、环保的、健康的、向上的、人人平衡的生活方式的体现。无论我们做住宅、商住两用房,都倡导这样的生活方式。

  我常常跟大家说,你的客户跟你的关系就像钥匙跟锁的关系,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跟我们的价值观、审美情趣比较相同的人,一看我们的产品就会受到吸引,就会成为我们的顾客。所以我对我们销售员的要求是只需把产品介绍清楚就可以了,不需要过多用力。人的审美和需求各有不同,你的产品中的户型布局、材料特征、装修效果,实际上都包含着密码。如果客人身上的密码跟你的密码对应了,锁就开了,他就是我们的客户。他要不是你的客户,没有你的密码,任由销售员怎么跟他说,这是好房子,是豪宅,住进去肯定怎么怎么样,他也不会接受,就算买下了,入住以后也跟你闹别扭。

  我们现代城是北京第一个做居室里有落地玻璃的楼盘,因为我们觉得人应该跟大自然更好地接触,应该看到更多的阳光,有更加开阔的视野。我们的想法是一堵墙就应该是一面窗,应该有风景,应该让住户由此和自然联通。这一点现在的玻璃质量完全可以实现,安全和保温都没有问题。结果做完之后,很多人喜欢得不得了,但客户中有一个老太太见到我就跟我说:我买了你的房子,但你得退钱,因为我有恐高症,离落地玻璃一米的距离不是属于我的,我不敢去那个范围。另外,我记得为了让我们的房屋更有自然感,我们在走廊里面放上专门从郊区找来的青石板,没有磨光的那种,就是自然的青石板,放在高楼里,让人感到虽然是住在高楼,但也能接触到自然元素,有一些自由的感觉。有的人看了就觉得好,说这是后现代主义。但有一个老太太就质问我:“你去过香港吗?看看人家香港的豪宅,都是花岗岩,磨得亮亮的,亮得能照人,你怎么搞青石板?”这就是密码不对,如果密码没对应上,他就会从你的窗帘、色彩等等各方面挑你的毛病;如果你密码正确,那就胜过千言万语。现代城被一些人认为是提供给具有现代意识的人的理想的居住社区,却不能满足20世纪30、40年代的价值观。

  我们设计产品的时候,核心就是提供需求的满足,当然这种需求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特征。我们把握住了现代人的需求,并且把这种需求明细化、具体化,具体到颜色、落地玻璃等处的细节的设计。我们说到的企业文化,应该精心演绎在产品上,而不是跑出去到公众面前跳个秧歌什么的。

  社会是有各种各样需求的人的组合,人们千差万别,通过各种渠道寻求满足。我们只能找到其中一部分,挖掘他们对生活的理想,提供具体的符合理想的产品。所以我们做产品,要有创新,其实应该非常深刻地把握人们的内心需要。有很多符合人们理想的产品,被人们如明星一样地追捧着,例如苹果电脑、苹果手机、google的网络服务等等。人们不仅仅消费着这些产品的使用功能,还消费着它们新颖的哲学理念。这些产品体现了真正的创新,他们带动了时尚,驱动着生活发展出新的可能。因为这些优秀产品不仅仅提供了使用功能,还提供了某种精神的启迪,因此受到明星般的对待。现在有不少围绕这些优秀产品的使用而建立起来的朋友圈子,在网络上你能看到很多这样的圈子,这是眼下商业社会的特征。

  作为社会中各种组织形式中的一个,企业在当今社会显现出最强大的活力,是我们迈向理想生活的最直接的途径。就拿我们公司来说吧,我们生产房子,同时也生产理想与顾客分享。我们希望简单自然的生活空间,因此我们的社区建筑风格崇尚简单、自然。顾客入住也是因为他们喜欢这种风格。我们和客户,其实就是物以类聚,共同欣赏某种文化、某种品味、某个理想。在现代城,我们就集合了一群喜欢和欣赏简约主义的朋友。这时候,企业就成为某种具有领先性的文化的带头人了。

  在产品设计上我相信,企业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你有资金、有研发能力,必须走在前面。很多时候需求并非是来自市场的,厂家被动适应它,正好是反过来的,应该是由商家主动地引领它们。我举一个例子,设想40年前手机还没有出现的时候,我们去问大家,你有没有这个需求?大家会说没有这个需求,因为家里有电话就可以了。手机这个市场有没有,我需不需要买个手机?这个就需要引领,当商家把这个产品创造出来,人们就不断挖掘它,需求就越来越多。也就是说,企业更应该主动引领、创造需求,甚至企业本身就是时尚的、先锋的。

  最优秀的企业就是市场先锋,他们生产出符合理想的商品,他们推出的产品和服务有着令人叹为观止的创新。最优秀的企业创造需求以及时尚,次一些的企业去迎合需求,也可以活下去。微软就是一个先锋企业,windows系统影响了全世界。mp3的问世,改变了多少人的习惯,把多少行业消灭了:音响不需要了,因为mp3只要插一个喇叭就可以了;碟以后也不需要了,因为一个mp3里面就可以装26万首歌;歌曲从哪里找,通过网络下载就可以了,整个cd行业过不了10年就跟现在的算盘业一样古老了。可是,它又产生了多少个新的行业?这的确是创造性的产品力量发挥得最好的体现。

  cbd之梦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带着好奇的目光去了欧洲、美洲、澳洲和亚洲等地方,看到了巴黎的拉德芳斯、日本的新宿、新加坡的莱佛士坊、美国的华尔街和香港的中环。高楼林立的大厦令人向往,我被告知说:这就是cbd。

  北京什么时候才能有这样的建筑?什么时候北京现代化的面孔cbd才能形成?我们在建设北京的cbd中能做点什么?带着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我们形成了建设现代城最初的想法。在北京cbd规划的区域内,我们把北京二锅头酒厂建设成了今天的现代城。这几年的建设让我们的生活充实而又紧张。这几年来北京cbd的建设,与我们的理想、工作和公司的业绩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们一直在思考,我们建的房子如何吸收科技进步的成果?我们建的房子如何去适应市场?我感到一个新经济的时代到来了!

  即将进入21世纪时,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一大批从海外归来、自称“海龟”的学子,突然一改往日的郁郁不得志,变得热情洋溢起来。无论是在饭桌上、咖啡厅还是在我们家的客厅里,他们都滔滔不绝地谈论一个话题:网络。起初每当他们用一半中文、一半英文谈得起劲时,我都先睡觉去了,但随后我便觉得不对劲了。几年前这帮“海龟”们回到中国时都心灰意冷,号称要成立“猪八戒俱乐部”,因为在外国人们说他们是中国人,在中国人们说他们是不了解中国国情的外国人,如同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网络”为何令他们有如此之大的变化?很快,我发现,电视、报纸也都在谈着同样的话题:“网络”。这世界真是变化快,我意识到必须去外面看一看,看看这“网络”带来的新经济离我们还有多远。利用春节的假期,我们从北京出发,到了伦敦、波士顿、纽约、旧金山、硅谷和东京,绕地球转了一圈,最大的发现是,全世界的人都在谈论同一话题:网络。“网络”改变了世界,改变了人们的吃穿住行,肯定也会改变我们城市的发展和我们身边的建筑。其实我们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以“网络”的形式存在着,只是由于信息的不畅通,出现了不平衡和差异。为了能在信息不畅通的情况下运作,只能把社会分成许多等级,形成了金字塔结构。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一个更平等的网络社会显示出了它的原型。网络技术的出现消灭了传统经济中多余的中间环节,优化了各种资源,减少了在传统经济中人们习以为常的浪费。

  传统经济中,当商品经济发展到了极致,每个社会经济的细胞——企业内部组织严密,效率逐步在提高,企业内部能达到优化运作。但在生产出大量物质财富的同时,由于未能解决信息和知识共享,未能优化资源,又使得整个社会处于盲目混乱的状况,生产积压、库存增加,中间环节多,许多商品如食品和药品,因时间而失效,造成了许多浪费,对经济形成了打击。近100年前,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过剩会产生经济危机,解决办法是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道路。在信息、网络不发达的年代,无数需求和供应信息无法在很短时间内进行处理和优化。今天到来的网络经济把人们想了100年不能解决的难题就要解决了。当我们看到oracle功能后,我更确信了这一点,在这里让我们重复这家公司的广告词:“要么实施电子商务,要么无商可务”。

  当然,在网络技术应用的初期,也出现了一些狂热和泡沫,比如在传统经济中一元钱可以做的事,为了用网络技术就得一元二角。这些都是在传统经济中增加中间环节,误入歧途。但我们看到更多的是节约、是优化,是成本的降低和效率的提高。如美国的一家汽车运输公司,利用网络技术将汽车的空载率从50%降到了5%;有一家网站将书卖到了全世界,在美国国内24小时即可送到。有人发现,飞机临起飞前还有空的座位,电影开演时票还没有卖出去,却在最后的一分钟用网络全解决了??一个新经济的时代到来了。

  传统经济中人们根据信息、资本和权力的多少划分成了等级。城市也根据功能的不同划分出了不同的区域,如工业区、居住区、教育区、办公区等。传统经济中人们每天风雨无阻地上班、下班,每天清晨把自己通过交通工具搬运到工作地点,傍晚,再把自己疲惫的身体通过交通工具搬运到居住地点,这就是我们重复了多少年的“上下班”。新经济中,我们的工作数字化了,不能数字化的工作,逐级逐步地转移到了小城市、乡镇企业。有了畅通的信息网络,来回搬运的不再是人,而是工作,搬运工作比起搬运人更快捷、更经济,让人更舒适。人们可以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及时地将你的工作完成。这样一个在线中国,将极大地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使中国整个的经济效益空前提高。同时,也将彻底改变人们,尤其是大中城市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

  有人预测不久之后将不存在非internet公司,因为新经济下的任何商业运作,都离不开网络的支持。在新经济中城市功能划分、房子功能划分一定会随网络时代来临而改变。网络将改变人们工作的概念,我们应该重新审视住宅与办公室的功能;网络将改变人们购物的习惯,我们就应该重新审视商场、仓库和居住的功能。

  我们造就建筑,建筑也造就我们;我们造就网络,网络也造就我们。在传统经济中,尤其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商业社会发展到了极致,建筑就成为财富的象征。建筑越高大喻示着钱越多,与女人比钻石大小、男人比汽车大小是同样的心理。在技术允许的条件下,财富的竞争逐渐导致了建筑的竞高。美国的洛克菲勒中心一度成为美日两国资本家争抢的制高点,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让多少资本家倾家荡产。当年谁拥有了洛克菲勒中心,谁就拥有了荣耀和梦想。网络新经济中,人们将改变这种比高、比大、比荣耀的心理文化,取而代之的是网络精神的创新、个性、平等和共享。有个性的城市才是美丽的城市,有个性的建筑才是美好的建筑。

  纽约有个soho区,多少年前曾是工厂和仓库,现在变成了最有个性、最前卫、年轻人最喜欢住的地方。目前在美国加州,空间大、自由度高的旧仓库“loft”成为最抢手的物业,甚至在世界范围内,可自由发挥、随意改造的仓库都成了最酷的建筑形式。

  有一次,美国最大的女性网站oxygen.com(氧气.com)的ceo与我们一起吃饭,他们非常自豪地介绍说,他们公司的办公室以前是nabisco饼干厂,空间高达35英尺,可以想象他们在这种空间里工作是多么地自然而舒畅。我们在纽约和旧金山参观了许多.com公司,他们的办公地点大多在当年的工厂里。

  越来越多的大牌录音师和歌星也竞相以个性装点自己的工作室。加拿大流行歌星布赖恩·亚当斯(bryanadams)将一处废弃的工业建筑改造为自己的“仓库工作室”。外人很难猜想到,这个破旧砖墙的内部是个世界一流的录音工作室。日本著名音乐制作人小室哲哉在夏威夷的工作室是由一个餐馆改建成的。

  网络时代是没有权威和潮流的时代,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不再有统一的模式,不再有明显的界限,无论工作还是生活,都追求绝对的自由和随心所欲的选择,创造力至上,没有程式化的个性化是最富有魅力的。新经济中创新成为必不可少的精神。传统经济中许多重复性工作很快就被电脑所替代,如在传统经济中最有创造性的工作设计,在新经济中基本上被电脑设计(cad)所代替。所以,在新经济中任何一个人和组织如果被传统经济的条条框框所限,没有创新意识,很快就会被淘汰。

  房子是要符合人的行为的“大衣服”,人的生活和工作行为在新经济中变化,我们建的房子也应该变化。我们今天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建房子就要适应这个时代。如果我们简单模仿别人的经验,生硬地照搬,那样一定建不出好房子。网络技术使得现代住宅中居住空间和办公空间像丝带一样交织在一起,而且随着这两者的日益融合,建筑类型之间的界限也日趋模糊和淡化。

  在美国的硅谷,有的网络公司把办公室做成一个餐厅的式样,四周的墙都是白板,有了灵感可随即写在墙上。

  北京一家名叫“纽约音乐厨房”的餐厅,同时也可以当做歌厅、舞厅、电影院,咀嚼美味的同时也在享受着音乐、舞蹈和大屏幕,你本人也可以随时即兴演出。商店也不再是传统的你买我卖。一部分购物需要通过在线购买在网络上实现了,当我们家中的冰箱和衣柜都装满了时,购物的娱乐性就上升为第一需要了。国外的商家为了吸引顾客,不断有新花样推出,英国的牛津街su214、纽约的sony、芝加哥的niketown等商店现在不光购物,还有“风景”可观,已成为游客必去的地方。在英国,为了方便购物者,许多加油站已成为居住在附近的顾客存放物品的地方;在瑞典,一种新的尝试更加有趣:开发商在郊区建房子,会在每家门口放置一个大冰箱,你尽可以在商店里肆意采购,享受了花钱的快乐,又不必有携带的烦恼,大可轻装离去,商店自会安排物流公司送货上门,家中也不必有人等候,放进门口的冰箱里就是。有人打趣说,今后的马路上,走动着的都是物流公司的人。

  我的一个朋友在美国旧金山办了一家成功的etranslate.com,公司的总部只有80多人,却另有2万多人分布在世界各地,老板叫不出公司员工的名字,但能够保证每接到一个任务,相关信息会以最快的速度传达下去,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完成,只有在网络时代,我们才能尽享信息畅通之美。

  城市的本来面目就是网络结构,但在信息传播受到制约的传统经济体制下,只能将其商业功能的一部分抽调出来聚集在一起,由此形成了一个城市人口最稠密、最繁华的中心商业区,简称cbd(centerbusinessdistrict)。

  cbd起源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大城市,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资本发展的必然趋势。产业革命发展到一定程度促使金融资本发展到占据统帅性的地位,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以及咨询、服务等行业的发展促使第三产业发展,随着信息处理日趋频繁和商务办公需要与客户面对面地交流,cbd逐渐形成。可以说,“cbd是随着经济发展自然形成的,而不是规划师或建筑师事先规划出来的。”(邹德慈)传统cbd内,大公司、大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公司总部、政府部门云集,写字楼林立,与之配套的酒店、商场点缀其中,cbd犹如金字塔的塔尖,孤傲地挺立在一个城市的中心,而与商务无关的工厂或居住区则远离此地。于是,在世界各地,从纽约、伦敦到东京、香港、新加坡,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我们所熟悉的城市模式——高耸入云的大楼、密集的交通网、豪华的酒店、热闹的商场、衣冠楚楚的白领人士。新加坡的cbd非常典型,为了完善中心商业区的功能,政府将学校从此地迁出,停车场不断压缩,绿地减少,留出步行区域,增加商务人群的交往密度。传统cbd是资本和财富、权势和威望的象征。如纽约的cbd集中在曼哈顿,而华尔街又是曼哈顿的核心,能把公司总部设在寸土寸金的曼哈顿,绝对是公司财力与权力的象征。

  传统cbd由于地价高的原因,建筑形象多为高层高密度。随着财富竞争的日趋激烈,攀比建筑的“高”和“大”成为时尚。尽人皆知香港汇丰银行与中国银行“争高”的故事,中国上海的金茂大厦更是不甘落后,后来居高。这种时尚也造成了传统cbd内建筑形象呆板冰冷、缺少绿地、缺少开敞空间、缺少人情味。

  在世界各地cbd的建设过程之中,成功的cbd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这里交流方便,商业机会增多,吸引了大量的商家。同时,房子空置率不高,租金水平也不低,如新加坡的cbd以及美国加州一些城市的cbd。但也有一些失败的例子,不但没有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反而拖了经济的后腿,商家不愿意进去,房子空置率高,租金水平低。如巴黎的拉德芳斯和上海浦东的陆家嘴。拉德芳斯是政府为了建cbd而规划出来的,目的是要把巴黎城里的人引出来,而城里的人就是不愿意出来,几年过去了还是冷冷清清;上海在浦东建设了陆家嘴,想把浦西的人引过江去,但人们就是不愿过江,写字楼的空置率依然很高。cbd好与差区别在什么地方?一个好的cbd应该是一个24小时的区域,黑夜与白天一样散发着光芒,功能齐全,有吃、住,有办公,有娱乐。一个差的cbd是早8点到下午6点的区域,功能单一,只是单纯的写字楼。房屋空间、道路、停车场利用率忽高忽低不均衡,当然不会有人气。

  那么在新经济下,cbd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cbd的存在是不是与网络精神相悖?让我们看一看电话的普及。20世纪70年代初,当电信革命迅速发展时,一些城市学家预言:城市的中心将很快解体。但到了80年代、90年代,预言的结果并没有出现,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往并没有因为电话的普及而减少,反而是增加了,于是又有人说:其理论是正确的,只是低估了人的惯性。互联网的出现会不会也会像电话的普及一样不会减少人们面对面的交往呢?虽然网络信息时代的人们利用卫星通讯、因特网等信息技术的交流(tabletotable)取代了一部分面对面(facetoface)的交流,但是,由于大量的信息更多是呈现平均化,并不针对某一特定用户,因而越来越多的大企业或个人,为了迅速、正确地选择最恰当的信息而仍然把目光投向信息密度最高的中心商业区。也就是说,信息通讯的发达并不能取代企业的所有功能,反而在信息化社会中,人们面对面的交流越发得到重视。比如,日本东京的cbd丸之内地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因写字楼供给不足,有许多大公司外迁,但几年之后,随着智能大厦的建成,迁出的一些跨国公司为了加强与客户的接近和信息的即时性,又重新返回cbd。因此,可以说,互联网时代,cbd仍将继续存在。但是,新经济下的cbd已不能依照传统经济体制下的规划作为参照了。随着物业品种边界的模糊化和全球休闲化,新cbd内的物业将会是品种多样化的,一定是办公、居住、娱乐和休闲并驾齐驱的。只要我们以市场为导向,就不会犯错误,走弯路,因为在市场的需求中包含了人们的惯性。

  cbd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过去在我国的城市规划中没有cbd的概念。但是在北京生活的人都熟知“国贸商圈”,在此商圈之内拥有物业,一样能获得类似“曼哈顿”的优越感。自从国务院1993年将国贸周围的4平方公里区域规划为北京的中央商务区后,这片土地更加散发出诱人的光芒。

  曾经,北京cbd的情况颇难令人满意。写字楼过盛、空置率高,极少宽带网络,加上路网稀疏,已很难应对信息时代的要求。在新经济下,城市的cbd内到底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功能,才能在全球信息化的今天不落伍?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新课题。

  “在都市的发展上,我们已经到达一个转折点,因为这是有史以来,人类第一次在建立都市的技术上几乎没有限制;我们可以建造出任何城市,只要我们能够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詹姆斯·特拉菲尔)我们想要什么?这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我们可以很肯定地回答:我们想要在北京的cbd内建设适应新经济需要的新型物业。

  许多已经建成的cbd多以金融、办公为主,也有一些是因别的目的,如巴黎的cbd是为了保护一个古老的巴黎城而把现代化的建筑集中在远离城市中心的地方。

  我们认为:第一,北京的cbd应该是多元化的cbd。一是北京cbd地处涉外饭店、涉外写字楼和使馆集中的地方,自改革开放以来,大多数外资企业就是从这个区域进入中国市场并成长起来的。二是许多大的、以信息业为主的公司已在这里安家落户,如ibm、hp、motorola等。绝大部分的.com公司也在这个区域之内。三是传媒产业聚集,北京是中国传媒产业的中心,有80%的传媒产品在北京制作和成交。一些大的传媒公司也在cbd中,如新闻集团、北京电视中心等。

  第二,北京的cbd应该是24小时的cbd,是能留住人的cbd。cbd内的建筑样式不应该只是单纯的写字楼。一个好的区域应该有好的均衡性。如同北京人吃的炸酱面一样,有面,有酱,有肉,还有各种小菜,这样混合在一起拌均匀了才好吃,如果一碗是面,另一碗是酱,不可能好吃。如纽约的华尔街在下城,单一的写字楼品种,使得此地下班后非常地冷清,没有繁华起来。现在一些大的银行如摩根士坦利已由下城搬到了中城。

  第三,北京cbd应该有网络经济的特征,不追求高、不追求大,而是追求有个性、有智慧,能适合未来人的行为。

  第四,北京的cbd的建设是面向市场,是在市场经济这块土壤上自由茁壮成长起来的cbd。巴黎的拉德芳斯和上海浦东的陆家嘴应该成为我们的前车之鉴。

  第五,北京cbd要想像磁场一样地吸引住人,就一定要有街可逛。有连续的不间断的商业街,才能形成繁华的商业氛围。我们曾在北京cbd内做了一次尝试。1999年,我们在国贸往东一公里处,推出了soho现代城项目。我们的目标客户是那些活跃在信息社会、工作与生活自由度大的人群。它“有点另类、有点前卫”的风格,得到了追求个性、崇尚自由的现代人的认同,楼盘在破土动工之前即已基本销售完毕;但同时也招致了观念分歧者的“批判”,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广泛争议。

  无论cbd区域是大还是小,在新经济下,cbd中的房子一定是要变化的,如果不能适应新经济,必将遭到淘汰。我们建设的房子要想在未来不被淘汰,就得了解未来,用未来思考现在。建房子最大的浪费莫过于房子最本质的空间永远落后于人的生活和工作的要求。

  我们在做现代城项目时,与中国网通合作,它是全世界首次大规模、全网络使用ip\/dwdm技术,在两根光纤上全程17个城市开通80g全ip通道的公司。现代城已做到光纤入楼,为用户提供点对点宽带应用,它的大容量、高速、低价、优质的特征为用户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提供了空间和氧气。在这个电信系统日益取代通道系统,数字化信息溶解了传统的建筑式样的年代,房屋已不再只是庇护我们生命的砖石,它不仅需要与自然和都市的环境相协调,也必须与电脑环境相适应,最终形成一种能触动我们心灵的环境和空间。

  因此,新经济下的发展商应该考虑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在智慧的空间上,即宽带的、互动的、个性化的、有丰富的数据库支撑的网络环境的建立上,充满人情味的自然与人文环境的建立上。

  我的建筑理想

  今天我们正在经历着一场信息技术革命,电脑、internet、通信技术、卫星技术的发展对人们的工作和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也一定会对建筑产生巨大的影响。中国正处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建筑发展的鼎盛时期,这是百年不遇的一次建筑的机会。有人把这次大变革称为新经济、网络时代、信息时代,无论怎样称呼它,它将带给我们的是更加自由和民主的社会生活。封建社会所产生的建筑一定是体现封建皇权的建筑,从皇上居住的皇宫到神的寺院都是等级森严的集权建筑。在封建社会,人们要有天子,有了天子心里才踏实,社会需要集权,人们也需要集权,集权的建筑就诞生了。看看我们的故宫,那么多围墙、台阶,人们要见到皇帝是一件非常复杂和遥远的事情。皇帝、亲王、公爵、伯爵,每一个等级就是一段距离,一个围墙。封建时代的建筑,最明显的就是围墙太多了,形成一种相互隔离的状况。在工业文明的时代,整个社会的结构呈完整的金字塔结构,工人要听班长的指挥,班长要听厂长的指挥,严格的管理和纪律产生了工业文明前所未有的效率,推动了社会的进步。这种模式反映在建筑上也一定是集权的建筑,比起封建的建筑,只是应用了更多的钢筋水泥,更具有标志性和更夸张。攀比建筑的高度已经成为攀比城市财富的同义词。但美国发生的“9·11”事件,给了人们一些新的思考,这样的建筑符合我们的时代吗?这样的建筑安全吗?这样的建筑有效率吗?作为一个开发商,我一直在思考着修建符合这个时代的建筑。山本理显先生设计的建外soho建成后,再看看这组建筑,我得到很大的启发。建外soho没有装腔作势的建筑符号,没有象征财富和权力的标志,甚至都没有广场,没有围墙。所有的建筑单元都是平等的,住在建外soho里的所有人都是主人,都是平等的。山本理显认为符合中国人行为尺度的最小建筑空间是3米×3米×3米的小立方体,这就是构成建筑和城市的细胞,让这些细胞自由地成长,就构成了建筑、街道,融入城市成为城市有机体的一部分。建外soho在设计和建设过程中,以民主建筑为出发点,给未来的使用者足够的灵活性和各种可能性,不去限制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而是提供一个尽可能大的平台,让大家自由地发挥。

  从历史上看,任何一种想把人们统一在一种生活方式下的想法,最后的结果,都是人类的一场灾难。建筑作为人类生活空间里体积最大的人造物,通常都被统治阶层用作表达自己观点、张扬自己权势的媒介,无疑都有各种象征意味的装饰。我非常赞赏山本理显的去“意义”化的“贫困”思想,做减法,不停地做减法,一直减到不能再减,那最后的必须保留的东西往往是人们最为需要的东西。在西方后现代主义中有一种极少主义美学思想,主旨就是减去一切不必要的伪饰,直达本质。建筑的本质就是容纳,它应该洁净如一个玻璃瓶,对于人来说,这种洁净的空间,没有繁杂信息的空间,能给他真正的宁静。

  建外soho就是从集权的建筑思想中走出来的、为今天中国的民主社会设计和建设的建筑。它是对今天社会变化和集权式建筑给城市带来的危害进行思考的结果。民主的建筑将尽可能少地给城市带来压力,而成为城市功能有益的补充。它会让居住和工作于其中的人们享受到更多的阳光和流动的空气,享受工作和生活上的方便和高效率。民主建筑让生活和工作在建筑中的人没有了高高在上的自我封闭,也没有了等级制度给人的心理压力,获得了精神上的解放,得到了更多的发展空间和机会。它将接受各种考验,相信时间会证明一切。

  由建筑想到社区,再想到城市。曾有人让孔子用一个词来概括教育,孔子的回答是:互惠。这个词同样可以概括城市的本质。城市本来的意义和功能是提供聚居、提供交流、提供创造力的温床。人们聚在这里,就是互惠。新中国成立以来,一段时间里曾经是一个个单位相对独立的格局,城市由一个个彼此封闭的社区孤岛构成。这个单位的人不能去那个单位,如果必须要去的话要出具单位证明,开介绍信。城市的功能不是互惠,而是隔离,单位与单位隔离,城市与城市隔离,城市与农村隔离。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迅速拆毁了城市中的种种樊篱。因为市场交换活动需要人们频繁往来,阻碍往来的关卡都会被改革。市场中,有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无论是哪一种流,都需要流。对于这种流水一样的东西我国古代先贤大禹就有宝贵的经验:不能堵,只能顺。要建设一个能容纳生机勃勃的各种流动之物的城市,必须将注意力集中在怎么样使城市居民更好地融合而不是隔离。

  首先是功能的融合。送孩子去读书的人不能跑一个通城,卖比萨的人10分钟内能够跑到办公室里挨饿的人跟前,卡车能够迅速开到仓库门口。所谓的穷人和富人,也应该住在一起。住在一起这个城市才有效率,否则的话,这个区域只有富人,家里的阿姨、保姆、司机住在八竿子打不着的地方,这些富人也没法生活了。不同收入阶层的人们是互为市场的,为什么要用围墙围起来呢?围墙会导致犯罪率非常高,最高的是强奸率,黑灯瞎火的地方太多,女孩子都不敢走过,盗窃率也高。好的社区规划不应该有死角,都像建外soho这样,没有围墙,没有哪个地方是偏僻的,这样就不可能发生犯罪了。任何地方,来来往往的人都很多,你去哪儿强奸呢?你要是扒窗户,所有的路人都是你的保安,拿起电话就打110了。

  在我们的建筑社区规划中,我强调自然融合,以美好的大自然作为榜样,大自然就是一个融合的整体。我们中国道家最为推崇“水”的特征,市场的交换原则使得人们处在水一样的流动之中,他们不仅相互提供服务,还完成各种交流,并通过各种各样的磋商消除误解,达成共识。

  暴风雨之后更清新

  当年我在海南岛居住,每年的九月、十月份都有台风登陆,和台风一起来的还有暴雨。台风来之前,大小媒体都会不断通报着台风的位置、走向和风力大小的变化。全岛的人们都非常紧张,尤其是我们这些刚上岛时间不长、没有经过多少次台风的人心情就更紧张了。但台风之后,岛上的风光是最美丽的,空气绝对纯净,没有一丝的污染,原来空气中的污浊都被吹走了。地面上更是干净,没有了枯枝破叶,风和雨把大地洗刷得干干净净。台风过后的天气总是风和日丽的,我最喜欢在这个时候开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路上没有车辆,少有人迹,在公路上偶尔会发现有武警战士在清理被台风刮倒的树木。

  台风、暴风雨都是大自然的现象,其实在市场中也存在同样的现象。我们企业就如同自然界中的树木一样,经受着各种的考验,平时一次次的财务、税收等检查就会将一些不健康的企业淘汰。金融危机、新政策的忽然出台也犹如暴风雨一样,在它到来之前,由于信息的发达,总是像预报台风一样,大道小道消息一起来,搞得人心惶惶。在暴风雨到来时,总有一些树木处在暴风雨的中心,成为牺牲品,但更多的是考验,考验树木的根扎得深不深,树木生长得健康不健康。

  在海南的博鳌,我们在“博鳌蓝色海岸”种了许多树,我看到那里的红土地没有北方土地肥沃,就建议我们园丁多施一些肥,让树木长得更茁壮一些。园丁告诉我,这里紧邻海边,不能施肥,因为施肥后树木长得太高大,台风来了,就会把树连根拔掉,只有自然生长的树木,才能经得住台风考验。有些企业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拼命扩张,扩张的速度不只是施了肥的速度,而像是吃了激素一样迅速成长;有些更是拔苗助长,导致企业资金链条安排十分紧张,当经济波动到来时,金融危机和宏观调控新政策到来时,最先出事的就是这一批企业。这种企业太多了,无数案例在我们眼前掠过,死掉的企业比活着的企业多得多。还有一类是已经垂死挣扎的企业,经不起任何风吹雨打了,从机制上看,为社会创造价值的能力已经没有了,但因没有暴风雨到来,所以还在那里死撑着,浪费着资源,占据着空间。如有些房地产公司早已濒临死亡的边缘了,但名下还有许多土地在荒芜着、浪费着,只等待着一次暴风雨的清理。

  对于好的企业来说,暴风雨并不可怕,也许这场暴风雨之后,大地会更清洁,为那些健康成长的企业创造出更大的空间。

· 推荐:中国名人传记 红色经典 世界名人传记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

在线看小说 趣知识 人生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