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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人力为本、人定胜天的唯物思想

  (一)对"天"、"神"观念的基本看法

  人定胜天,这个中国传统的唯物主义朴素思想反映了人类征服大自然的决心和对自然对象进行改造的胜利。它同时也是人类对于自身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自信心的一种表现,潘季驯之所以能在治河事业上"壮于斯,老于斯,朝于斯,暮于斯,"不懈的努力,无畏的进击,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正是由于他坚定地信奉了这个不朽的格言。他在晚年系统总结自己一生治河① 潘季驯:《刻河防一览引》。

  ② 万恭:《督抚江西奏议序》,见潘季驯《督抚江西奏疏》,明万历刻本,北京图书馆善本库藏书。

  经验的理论著作《河议辩惑》中,开篇即阐明了自己对于这个哲学问题的基本立场。它是通过对于"神"和"天"这两个古老哲学范畴的思考,以一问一答的辩说形式展开的。

  首先,潘季驯阐明了对"神"的看法:或有问于驯曰:河有神乎?驯应之曰:"有"。

  化不可测之谓神,河决而东,神舍西矣;河决而南,神舍北矣。神之所舍,孰能治之?

  驯曰:神非它,即水之性也。水性无分子东西,而有分于上下,西上而东下,则神不欲决而南,北上而南下,则神不欲决而北。间有决者,必其流缓而沙垫,是过颡在山之类也。挽上而归下,挽其所不欲而归于其所欲,乃所以奉神非治神也。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导也。

  道即神也。聪明正直之谓神,岂有神而不道者。故语决为神者,愚夫俗子之言,庸臣慢吏推委之词也。①我们知道,"神"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一个古老的哲学范畴,其中鲜明地体现出唯物思想与唯心思想、无神论与有神论观点的尖锐对立。在治河观上,唯心论者常常把"神"看作宗教崇拜对象的专有名词,是在冥冥之中主宰河流运动的最高精神实体。故他们称"化不可测之谓神","神之所舍,孰能治之?"这是一种宿命论的自然观。体现在治河方略上就是消极治河的方法,主张不疏淤浅,不堵决口,不筑堤防,只是任河流自然泛滥,迁徙游荡,还美其名曰:顺其自然,"以不治治之"。与此相反,古代唯物主义的治河家们却有着自己的不同理解:第一,他们认为"神"并不是什么控制万物的精神实体,而是客观的自然规律。具体在河流运动中,"神非它,即水之性也"。具体地说,河流中水流与泥沙的矛盾运动规律:水性就下,故有分于上下,而无东西;沙随水行,故流缓而沙垫,流疾而沙刷。

  第二,既然是自然规律,那就可以由人们去认识,去掌握。潘季驯说:"道即神也"。这里的"神"即是指已被人们认识并掌握了的河流运动规律,它是以主观形式反映出来的:"聪明正直之谓神,岂有神而不导者。"何谓"道"?"道"即是"导","导"就是治水的方略。而治水的方略就建立在对"神"的正确认识上。故曰:"禹之治水,水之导也。"第三,自然规律可以被人们认识和利用,但是不能被改造。"挽上而归下,挽其所不欲而归于其所欲,乃所以奉神非治神也。"这里的"奉神"就是顺治;而"治神"就是逆治,也就是违背客观规律的唯意志论。

  不难看出,上述论述巧妙地表达了潘季驯对于天人关系的辩证认识,其涉及范围几乎涵盖了人与自然界关系中的基本哲学要义。这种哲学观念无疑构成了潘季驯积极治河、勇敢创新的精神支柱。故他严厉地批评了把"神"这个范畴神秘化的观点,指出它在实践中只能成为悲观主义和无所作为思想的辩护词:"语决为神者,愚夫俗子之言,庸臣慢吏推委之词也"。

  然后,潘季驯又通过对"天"这个范畴的思辨,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基本哲学立场:① 见《河防一览》卷二。

  问者曰:"彼言天者,非欤?"驯曰:"治乱之机,天实司之,而天人未尝不相须也。尧之时,泛滥于中国,天未厌乱,故人力未至,而水逆行也。使禹治之,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人力至而天心顺之也。

  如必以决委之天数,即治则曰玄符效灵,一切任天之便,而人力无所施焉,是尧可以无忧,禹可以不治也。归神归天,误事最大,故驯不敢不首白之也。"这段话实际上强调了在尊重自然规律前提下,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

  本来,"天"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一个古老的哲学范畴。天与人,是信天命,还是相信人的实践力量?换句话说,是把自然界的现状偶像化,还是通过认识自然界的规律去能动地改造它?这里也同样体现出两种自然观的尖锐对立。

  治河观上的唯心论者把"天"看作统治人世间万事万物的神秘上帝,他们总是把自然现象的发生,如河道决溢,泥沙淤塞,通统"委之天数",而且把人类实践的成果也通统归咎为上帝的显灵,"既治则曰玄符效灵,一切任天之便。"与此相反,唯物主义的治河家们则认为"天"不过是客观的自然界,它根本不受什么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支配,它有自己的运行发展规律。

  例如在潘季驯那里,"天"的实际含义就是河流运动规律,所以对于"天"的问题不是谈不谈,而是应当怎样去谈?潘季驯说:"治乱之机,天实司之。

  而天人未尝不相须也。"这里的"天人相须",用现代哲学的语言来表达,就是人类在认识和掌握了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对自然界的改造运动,它的原始涵义类似于唐代哲学家刘禹锡的"天与人交相胜"说,以及宋代哲学家张载的"天与人有交胜之理"的观点。潘季驯认为,对于导致河道安流或者决溢的根本原因,当然要从自然河流本身的运动过程中去找,一要从它流经的地域条件上去寻找,二要从它的迁徙历史中去寻找,这两方面的变化之中总是会表现出某种密切相关的内在联系。但是,由于自然河流本身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在人的实践力量还没有改造它之前,它不会对人类社会做出多少有益的贡献,"故人力未至而水逆行也"。只有当我们通过劳动实践改造了河流以后,才能指望它为人类的目的服务,故"人力至而天心顺之也"。

  这里的"人力"无疑就是指人的实践能力;而"天心"显然指的就是河流运动的必然性。纵观古今,一部悠悠中国水利史,实际上也就是人类治理河流的实践史。从尧禹的时代起就是如此。如果抹杀了这个基本事实,把一切通统归之于"天数",那么"尧可以无忧,禹可以不治也",中华民族的历史就会中断。所以潘季驯十分痛恨治河观上的唯心主义天命观的说教,明确指出:"归天归神,误事最大"。他之所以要把澄清"神"、"天"观念上两种对立的认识观,作为总结自己一生治河经验的理论著作《河议辩惑》的卷首开篇语,其目的正在于肃清归天归神的消极态度,树立人定胜天的积极有为精神,为他具体阐述治河方略打下牢固的哲学基础。

  例如,在"塞决口"问题上,有人借历史上治水失败的事例辩称:"决口不可塞","塞决之难,难于升天",何必"好为艰难之事,自取劳苦哉?"主张留下决口,任决水自行冲刷成河,"以不治治之"。①潘季驯对这种消极治河的观点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首先指出,塞不塞决口,要看它是否有利① 见《河议辩惑》。

  ① 潘季驯:《两河经略堤决白》,见《河防一览》附存,民国版,资源委员会印本。

  于黄河主流的稳定运行,如果主流不变,可不塞;如果主流顺决口尽出,成为一条稳定的新河流,亦可不塞。但如果决口后一片汪洋,不辨正流,且妨害漕运、淹害民生,数百里间散漫无归,那就必须塞住决口。为什么?因为"水分则势缓,势缓则沙停也。"上游一决,下游必壅,"上愈决则下愈壅",下愈壅而上愈决,必然造成恶性循环。如果再以不治的态度侍之,那就会对国家的漕运和沿河百姓的生命财产带来更大的灾难。这样,治与不治,后果一目了然。①有人恐怕塞决筑堤,秋后洪水爆发,会引起新的溃决。潘季驯则针锋相对地提出,可以采用建减水坝的办法,"水至堤半,即任其滚出堤外也。??减水堤高出于岸,故只减盈溢之水,水落河身如故也。"②说明只要针对存在的问题,积极主动地采取有效工程措施,就可以控制河流,除害兴利。故当有人诘问他说:古代大禹"虽以治河称神",也未能整治住黄河,他死后,黄河"或南或北,迁徙不常。而驯欲以区区堤坝之工,遂为长久之策乎?"潘季驯坚定地做出回答说:"成功不难,守成为难。"难的是人类如何采取措施不断地保持和发展自己的劳动实践成果。"使禹之成业,世世守之,盘庚不必迁也,周定王以后,河不必南徒也。"而实际上,"人亡岁久,王迹熄而文献无徵,故业毁而意见杂出,又何怪乎河之无常也。"③不从人类的主观方面找原因,而怪黄河迁徙之无常,认为人类不可能治理黄河,这种消极无为的观点是不可取的。

  故当有人诘问他:"河既堤矣,可保不复决乎?复决可无患乎?"潘季驯断然回答说:"纵决亦何害哉?盖河之夺也,非以一决即能夺之。决而不治,正河河流之日缓,则沙日高,沙日高则决日多,河始夺耳。今之治者,偶见一决,凿者便欲弃旧觅新,懦者辄自委之天数,议论纷起,年复一年,几何而不至夺河哉?今有遥堤以障其狂,有减水坝以杀其怒,必不至如往时多决。纵使偶有一决,水退复塞,还槽循轨,可以日计,何患哉???故治河者惟以定议论,辟纷更为主,河决未足深虑也。"①可见问题不在实际存在的困难有多大,而在我们有没有信心去克服它,相信不相信自己的实践力量。

  "臣窃谓天下之事,不日益则日损,而夫人之情,不日检而日弛。"②干什么事情都是一样的,只要我们闻决不丧志,采取高筑堤防,综合治理的积极措施,千秋万代地实践下去,"世世守之,世世此河也。"这正是潘季驯积极治河,人定胜天思想的生动体现。

  (二)藐视鬼神、巧借鬼神的无种论思想

  众所周知,治河工作所面对的常常是复杂多变的动态运行的自然河流。

  封建社会落后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水平又为人们探索河流运动规律设置了重重障碍,因此在封建社会的治河活动中,拜神褐庙、祭祀鬼神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人们普遍认为江河变化无常暴涨决溢的灾害现象都是由水里的神灵决定的,人力根本无法抗衡。由此人们塑造了一个又一个"江神"、"河伯"、"海龙王",认为在这些神灵面前顶礼膜拜求得平安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且① 潘季驯:《两河经略堤决白》。

  ② 潘季驯:《河议辩惑》。

  ③ 潘季驯:《河议辩惑》。

  ① 《河议辩惑》。

  ② 潘季驯:《申明修守事宜疏》,见《河防一览》卷一○。

  不说早在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卜巫著作《周易》中就已经记载了君王率领民众进行抗洪活动之前先要祭祀王庙的史影;①也不说在春秋战国时期许多地方盛行的为"河伯"娶亲的习俗;亦不用说西汉初期因黄河瓠子决口20 余年,汉武帝亲率文武百官赶赴治河工地负薪堵瓠子决口,也要先行祭祀"河神",沉白马玉壁,以示恭敬;就是到了明、清时期,拜神庙祀河神也仍然被看作是决不可忽视的重要札仪。新来河官上任,先要统帅文武随从赴河神庙(龙王庙)贡献祭品,通报姓名,求得通融。一项治河工程举行开工典礼,也要由治河主官督率众人在河神塑像面前献上"三牲"贡品,再三祷告,求得谅解。这种情形在明清时期的河务活动中已经成为一种官方的礼仪制度,谁若轻视河神,违反了这个规矩,他就会受到上至衙门官员,下到普通夫役众口一词的指责唾骂。因此在中国古代水利史上虽然曾经出现了一个像西门豹那样敢于藐视河神,不许为"河伯"娶妇的著名人物,②但是在后世中,像他那样立场鲜明的无神论者仍然还只是少数。那么,潘季驯在这个问题上是如何认识的呢?

  前面我们已经介绍了潘季驯在晚年对于"神"观念的唯物主义见解。③其实这个见解的形成并不是他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有着长期的思想基础。

  因为长期的治河实践使他深刻认识到要想把治河工作做好,使河道安流漕运畅通,首先就必须面对客观实际,正确把握河流与泥沙相互作用的运行规律。

  只有抓住了客观规律,方能为己所用,达到治河的目的。所以尽管潘季驯不是一个哲学家,但是长期的治河生涯却使他能够自发地形成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立场。同时潘季驯的思想又不是固执的。作为一名杰出的河工管理专家;他十分懂得善于利用不同的激励手段来调节群众的情绪,调动广大河夫和督率官吏的积极性,其中甚至包括主动参加并制造祭祀神灵的活动。这种表现于世界观上的无神论立场和表现于具体实践活动中的尊神行为的奇特结合,常常使研究他的人们感到大惑不解。其实这正是潘季驯的无神论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下面仅举数例说明。

  隆庆五年八月,潘季驯第二次治河时所奏的《乞崇庙祭祀疏》,①就是这种奇特矛盾现象的典型表达。事情起因于对河神的态度。文章一开始就指出:臣谬承明命开复旧河,董率百执事于正月十六日兴工。或告臣日:"邳有金龙四大王与部将柳张支九诸将军,并武安王之神,实司此土,过者祷之,其应如响,兹大事宜有所叩。"臣素木疆,答之曰:"臣知奉国,不知奉神。

  且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计工立程,矢众惟谨。"所赖风日晴和,官夫兢劝,不一日而渠浚告完。

  这一段话可以说真实地反映了潘季驯当时的基本思想态度。迷信鬼神的人劝告他于工程开工之前先祭祀一下当地的鬼神,以求得神灵的保佑。而潘季驯却干脆地回答说:臣但知奉国,不知奉神;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治河能否成功,全看众人的努力,哪有什么鬼神显灵的事情?更有甚者,在工程进行的过程中,有一天河道忽然淤积,河塞不流,令人着急。潘季驯恼火之① 《易·涣卦》中有:"涣。亨。王假有庙。利涉大川,利贞。"其中,涣,指水流散乱,江河横溢。亨,祭祀。遇到江河决溢,君王先要去神庙祭祀,求得洪水早日平息,以利于出门。

  ② 见《史记·滑稽列传》。

  ③ 潘季驯的《河议辨惑》写于万历十八年,那一年他已年届70 岁。

  ① 见潘季驯:《总理河漕奏疏》《二任》卷三。

  极,竟挥笔写下了一篇责骂河神的徼文,令人送到金龙大王庙的神座前焚毁,"为文责神",当然河塞依然如故。

  根据明代野史中的记载,金龙大王庙乃当时邳地一座十分有名气的河神庙,历史上无论官民百姓无有敢不敬的。但是潘季驯就任河道总督之后,却一反前人习惯,公然对河神大不敬,不仅开工典礼时不祭祀大王庙,而且还敢得寸进尺,写文章指责大王神。这种非神非礼的态度在当时可能激怒了当地的士民,人们编造出种种谣言对他的非神行为进行指责。有一个谣言是这样讲的,说潘季驯"为文责神"后不久,他手下的一名书吏,因事过洪,天将暮时,书吏被小鬼擒以见神,神坐庙内,诘问书吏曰:"若官人胡得无礼,河流塞亦天数也,岂吾为此厉民?为语(潘)司空,吾已得请于帝,河将以某日通矣。若掌书不敬,当罚。"书吏诉不得,受扑去,以告司空。已而河果以某日通。于是司空抵事神益虔。①由于金龙大王庙地处当时的运河要道,为当地一大名胜,潘季驯此举影响很大,以至当时许多文人墨客都在自己的文集中记载了这件事情。

  但是在《乞崇庙祭祀疏》的后半部分,潘季驯笔锋一转,却带头提出了请额建庙、竭诚致祷于神的倡议。疏文中是这样写的:至二月二十三日,河流忽涨,势不可遏,纵水入渠,沉舰俱出。臣窃幸之。寻至二十九日,风雨大作,三日夜不止,平地水深数尺,东冲西决,莫可支持。嗣后不时水发,每至倾败。此固堤岸未成,河身沙垫,难免漫溢。而时未伏秋,风雨暴烈,若或使之,且形诸梦兆,降诸巫祝,人情汹汹不安。臣不得己,乃率郎中张纯??等竭诚致祷于神,且许以请额建庙,血食兹土叩拜。甫毕,忽有村童年可十余岁,舞蹈而前,大作神语,具言河决之由,与旧河必复之故,某日决塞,某日刷沙,某日河成,皆凿凿可听,而臣尤来之信也。自是人心稍安,作事颇顺,而所许时日,累有徵应。今幸漕渠通复,河水安流??。

  表面看起来这是很奇怪的现象,为什么在同一篇文章里会同时表露出两种对立的观点?难道潘季驯真的被河神显灵的现象所迷惑而转向有神论的立场了吗?其实,我们只要对上述文字稍作一些分析,就会完全明白,潘季驯的立场并没有改变,他只不过是玩弄了一些应付舆论、激励民心的小小把戏。

  本来,狂风暴雨,天气突变,洪水导致河流决溢,在潘季驯看来,完全属于正常的自然现象:"此故堤岸未成,河身沙垫,难免漫溢",用不着大惊小怪。但是对于无知无识,辛苦了半天的普通河夫和下层官员来讲,眼看他们艰苦劳作了数十日的工程被一场大水付之东流,人心浮动欲哭无门,赴庙拜神,也就成为唯一的安慰理由了。在这种沮丧的气氛中,对于潘季驯来讲,害怕的不是自然的灾异,不是鬼神,而是河工队伍的军心不稳,人心不齐,舆情"汹汹不安"。在这种情况下,"臣不得已",只好顾全大局,亲率百官祭神于王庙,做样子给大家看看。而实际上他心里很清楚,对于所谓"民间牧童"的那一派冒充鬼神的胡言乱语,"臣尤未之信也。"不过潘季驯的"拜神"行为也确实在客观上起到了很成功的安抚人心的作用:"自是人心稍安,作事颇顺,而所许时日,累有徽应。"由此看。来,作为一项大规模治河活动的领导者和管理者,及时了解群众的群体心理,并善于采取措施加① 见〔明〕朱国桢:《涌幢小品》卷一九:"金龙大王"。另外如王世贞的《弇州山人四部稿》,申时行的《潘公传》,以及《浙江通志》、《湖州府志》等史志书中都有此事的记载,足见其影响之大。

  以积极的引导,对于提高工程活动的生产效率是十分重要的。潘季驯在根本的立场上应当说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在具体策略上利用鬼神的威慑力量来安抚人心,团结群众。

  类似的情况还表现在其它一些疏文中。如万历六年他第三次主持治河期间,手下的夫役在黄淮文汇的清口附近挖出了许多"龙骨",结果在役夫当中引起了广泛的议论,有人就借题发挥,认为这一定是挖河筑堤,惊动了水中的蚊龙,龙借雷雨蜕骨而去。针对这个情况,潘季驯一方面亲自来到挖骨现场查验实请,另一方面又根据调查的结果奏上了《报水孽既除疏》。①他在疏文中指出:"臣闻之荀卿曰:'积水成渊,蛟龙生焉。'又闻之欧阳修曰:'泽养千年龙脱骨。'则龙之居于渊而能自脱其骨亦理所有然者。然以臣愚之见,言之其为龙与否,新蜕与否,若何而去,俱不敢以臆度之说告之君父之前,而总之水孽既去,水患自除,庶几自此可慰我皇上南顾之忧矣。"这里同样表现出潘季驯以人事为本,不近鬼神的无神论立场。在别人看来,挖出"龙骨"是灾异,是由于浚河塞决,破坏了地脉,惊动了蚊龙,蛟龙震怒,才腾飞而去,因此当务之急是停止有关的治河工程。而在潘季驯看来,"龙骨"显形是好事,它表明水下的妖孽被人类的治河壮举所骇怕,脱身逃跑了,这不正说明人力可以战胜灾害,正义可以压倒邪恶吗?所谓"先筑高堤以杀其势,既筑两坝以断其流,积水顿涸,蛟龙无以藏身,蜕骨腾身"而去,从此"堤防永固,地方永赖。"对于治河人来讲,不管挖出来的骨头是否"龙骨",也不管是否真有蛟龙升飞,这些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水孽既去,水患自除。"这才是大快人心的好事情。

  万历十八年六月,就在写下著名的《河议辩惑》的同一年,潘季驯又奏上了一篇《神功保护疏》。①从奏请的内容来看,是有感于关公显灵,屡屡保护高家堰堤防,当地官民情绪高涨,纷纷要求朝廷加封敕文,遣地方官赴庙祭祀的事情。其实透过表面的文字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潘季驯是如何聪明地利用鬼神偶像来激励群众的情绪,求得治河工程一举成功的。事情可以追溯到12 年前的万历六年,当时他正主持第三次治河工作,在经过了周密的实地调查之后,他认定黄、淮交汇之处的高家堰堤防工程为整个治理工程的关键,所谓"西障诸湖,东保淮扬;北通清口,并黄归海;运道生灵,命脉维系。"同时这一工程又是全部工程中最难修筑的工段,"堰长六十余里,从水筑堤,取土于数里之外.如燕垒巢。"因此工程进展十分缓慢,而且屡筑屡决。在这种形势下参加施工的大部分人员心情沮丧,思想混乱,各种谣言纷至沓来,"观望者龃龉龉愕,佥谓工必难成","告以必不可成者,万口一词,臣之心亦稍馁矣。"怎样扭转这种被动不利的局面,重新振作大家的积极性呢?首先,潘季驯决定将指挥部搬到工地,"躬往督之,茇舍而居,誓以不成勿归。"但这还不够,还应当有一个能振作起众人士气的精神支柱。

  到哪里去寻找呢?经过一夜的冥思苦索,潘季驯终于向众人宣布:"夜梦一大将军頳面欣髯,引臂题石示臣以必成之意,一老兵持帚扫地谓臣曰:'此云长关公也。'臣瞿然起曰扫者埽也,其谕臣以负薪乎?遂为席官举一像禋祀之,则宛若梦中所见矣。"语罢,"众皆鼓舞"。于是潘季驯趁热打铁,撤令所属司道分工并举,"以六十余里之决,弥月断流",高堰大堤很快筑① 见《总理河漕奏疏》(三任)卷二。

  ① 见《总理河漕奏疏》(四任)卷三。

  成,其速度之快连他本人都未料到。所以当时"司道诸臣与地方耄老,靡不合口乞臣题请封祭,臣以疏涉鸱张而幽怪之事,不宜陈于君父之前,"只是顺水推舟,与共事诸僚捐资建庙,岁奉香火,以示纪念。本来,关公就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负乾坤刚大之气的社稷忠臣,其忠肝义胆,万古如生,潘季驯对他敬佩得很。因此借用关公的形象来托梦,既可振奋众人的激情,又可表达自己为朝廷社稷肝脑涂地的决心。这种做法与其说是宣传神灵,不如说是表白心迹。这也就不难理解,12 年之后,当他在理论上对"神"做出纯粹唯物主义解释的同时,又会畅快地答应众人封祭夫公庙的再三请求,并代为具文上奏。用潘季驯本人的后来讲,他的目的,就是借用神灵,表明心迹,应付舆情,以俾国计民主,所谓"庶几神贶可酬,而人心自慰,堰工增重,而群力益奋矣。"总之,以上的介绍告诉我们,潘季驯的冶河思想中确实表现出很鲜明的唯物主义思想和较浓厚的无神论观念。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潘季驯是一个治河家,他的唯物主义思想和无神论观念主要不是通过理论上的逻辑演绎和系统阐述,而是通过他的治河实践,通过他对具体事务的处理过程表现出来。

  这就决定了他在理论思维水平上难以有更深入的分析,而在实践活动中亦常常会表现出一种似乎很矛盾的现象:即在世界观的表述上他坚信人的实践力量,坚信人定胜天;而在一些具体的行动上他又做出许多敬神祭祀的姿态。

  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使他的无神论思想蒙上了一层不彻底性的阴影。当然,对于这种思想和实践上的矛盾现象,我们只有站在他的全部治河思想的高度才能做出合理的判断并得出正确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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