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潘季驯评传 > 三、整体思考、统筹兼顾的系统思维方法
潘季驯作为中国水利史上的著名治河家，他的思想中还显示出可贵的整体思考、统筹兼顾的系统治河观念。这种系统治河观念集中地体现在他对于"上游"与"下游"、"创筑"与"修守"、"运道"与"民生"诸关系的正确处理上。这几对范畴关系的着眼点都在于治河，但是"上游"与"下游"的关系是从空间角度谈治河，着眼于面上的扩展；而"创筑"与"修守"的关系是从时间过程的角度谈治河，着眼于程度上的深化；至于"运道"与"民生"的关系则是从社会效益的角度谈治河，着眼于工程效益的全面性。治河的内容和方式有多种多样，从空间范围的角度来讲，可以从全流域的范围谈治河，也可以只着眼于一个局部河段谈治河；从时间过程的角度来讲，大动干戈，改变河流现状的大型活动是治河，修修补补，维持现状的小型工程活动也是治河；从社会效益的角度来讲，保护漕运的工程活动属于治河，保护民生的工程活动也属于治河。唯物辩证法在处理这些自然和社会活动的矛盾关系时，主张在空间上，在全流域与局部河段综合治理的基础上，更要注意全流域的治理；在时间过程上，主张在大工程与小工程相结合的基础上，特别注意平时小工程的作用；在社会效益上，主张在兼顾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和行业利益的基础上，更要把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
那么，16 世纪的治河家潘季驯是怎样认识和处理这些矛盾关系的呢？让我们在下面作一些分析和介绍。
（一）对"上游"与"下游"关系的深刻认识
这里"上游"与"下游"的概念都打了引号。因为潘季驯的著述中所指的"上游"和"下游"都是具有特定含义的，"上游"主要指徐州以上（"徐北"）河南境内的黄河河段，还未包括山陕以上的河段；"下游"则是指徐州以下（"徐南"）山东和苏北地区的黄河河段，包括黄河入海口。在潘季驯那个时代，由于人们对黄河认识的局限性，再加上封建朝廷的严格约束，还谈不上对黄河进行全流域治理的规划，治河活动还主要是为了保护漕运，因此还基本上集中于华北冲积平原，即现代意义上的黄河下游地区。真正认识到黄河全流域的治理问题并做出相应的整体规划，那已经是20 世纪以来的事情了。因此我们在分析潘季驯关于"上游"与"下游"关系的观点时，不能下首先做出上面的区分和界定。
如前文所述，潘季驯在治河期间十分重视对于黄河作全面的考察。虽然历史条件的限制使他还不能提出全面治理的观点，但是全面认识的思路却是早已有之，像《河源记》、《历代河决考》、《黄河全图》等文章和图表，都反映了他在这方面的基本认识。由于观察的全面性，使潘季驯对于河流上下游河段的制约关系比起他同时代的人能有更深刻的认识。如他在分析河道壅积现象的时候并不就事论事，而是明确地指出："盖上决而后下壅，非下壅而后上决也。"①这是用上游河段的决口来说明下游河段的壅积。他又指出："下流既壅，上流自溃，此崔镇诸口所由决也。"②这是用下游河段的壅积说明上游河段的决口。其实上游河段的决口与下游河段的壅积确实是一个相互制约和相互影响的反馈关系，上游决口，河水旁泄，水流挟沙力减弱，必然导致下游泥沙壅积；而下游淤塞，水位壅高，河床承受不下，必然导致上游① 潘季驯：《河议辩惑》，见《河防一览》卷二。
② 潘季驯：《两河经略疏》，见《河防一览》卷七。
河水决堤旁泄。所以说潘季驯对于自然界多泥沙河流的这种反馈现象认识得相当深刻。他曾明确指出："臣等乃恩欲疏下流，先固上源，欲遏旁支，先防正道。"因为"盖筑塞似为阻水，而不知力不专则沙不刷，阻之者乃所以疏之者也。合流似为益水，而不知力不宏则沙不涤，益之者乃所以杀之也。"①这些观点说明潘季驯在认识和实践能力所及的范围之内，很注意站在全局的立场上用联系的观点考虑问题。
鉴于这种认识，潘季驯十分重视对黄河"上游"地区的河防工作，他的著述中有相当一部分重要文章都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其中鲜明地展现了他的善于从全局的角度观察事物的远见卓识。
明代中叶，"借黄济运"，主要指从江苏淮安的清口到徐州的小浮桥这500 里长的一段黄河水道。再顺流折向南，进入淮河水系的里下河地区；如逆流折向北，则进入山东境内的"闸河"。当时的封建统治者虽然也都十分清楚黄河对于保运的重要性，但是各种政治和经济的利益，使他们目光短浅，往往只注意治理直接通运的这500 里黄河水道，而极少注意与漕运关系不大的上游河道。潘季驯主持治河以后，曾多次率员到"上游"实地勘查，深感治理"徐北"黄河的迫切重要性。更痛心当政者只图眼前，不谋远利的短视政策。故尔，他先后奏上了《黄河来流艰阻疏》、《申明河南修守疏》、《申饬徐北要害疏》、《恭陈远地修守当严疏》等一系列文章，详细陈述了自己对"徐北"黄河河防工作的担忧。特别是万历六年第三次主持治河期间，正值"两河"工程刚刚开始施工，朝野上下，人们都把注意力放在徐州以下黄淮文汇处的清口地区。潘季驯却独具慧眼，把目光投向徐州以北的河南境内，提出，黄河决口的最大危险是在人们所不注意的"徐北"地区。因为这一段黄河近几十年来还未出什么大问题，所以人们往往心安理得，以为再不会有什么危险了。（按：明代嘉靖初年以后，黄河的河患重点已逐步下移到徐州周围地区；万历初，又逐渐下移到江苏的宿迁一带--笔者注。）但是潘季驯是一位善于观察和很有远见的治河家，他并没有因为徐北地区的相对安流而放松警惕，也并没有因为人们对这个地区的忽视而放弃自己的责任。他经过多次实地调查后，发现这段河道的堤防情况很糟，险工险段很多。因此他于万历六年七月奏上《黄河来流艰阻疏》①，请求朝廷在重视下游漕河的同时，也能够对于上游的河防工程给予支持。他指出，自己的这个意见并不是随意提出来的，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论："臣等??昼夜思维，欲求万全之策，??食不甘味，寝不贴席者三月矣，而卒未能快于心也。"是什么原因呢？他说：今之谈河患者，莫不大谈特谈"徐邳河身垫高，水易溢也；崔镇堵口未塞，桃清浅阻也；高堰黄浦淮水横流，淮扬之民久为鱼鳖也；淮黄之水漫无归宿，海口沙垫也。"其实这些都是人们容易看到的灾害现象，早已在实际的治理过程之中了，因此也早已不在他的思考范围之内了："此徐州迤南之患耳，耳目之所睹记，运道之所必资，故人人得而言之也。臣等已于前月（按指万历六年六月，--抄者注）合本具题陛下。俯从臣请，两年之内，或可脱淮扬昏垫之苦，免运道梗阻之虞??。然其大可优者不在此也，敢敬陈之。"他详细介绍了自己的实地勘查过程之后，尖锐地指出："夫黄河并合汴、沁诸水，万里湍流，势若奔马；陡然遇浅，形如栏限；其情必怒，① 潘季驯：《工程告成疏》，见《河防一览》卷八。
① 见《河防一览》卷八。
奔溃决裂之祸，臣等恐不在徐邳，而在山东河南也。止缘徐州以北非运道经行之所，耳目之后，人不及见，止见其出自小浮桥，而不考小浮桥之所自来，遂以为无虞耳，岂知水从上游决出，运道必伤。"在这里，他特别批评了治河工作中的目光短浅者，只见眼前的局部利益，却不善于从全局考虑问题，"只见其出自小浮桥，而不考小浮桥之所自来"。
只以保漕运为要务，却把治河救民的大事抛在脑后，"非运道经行之所，耳目之后，人不及见。"结果上游黄河一决，下游漕运必伤，不仅丧失了长远利益，连眼前利益也没有保住。因此他大声疾呼朝廷督促上游沿河各县掌印官员加紧堤防工作，防河患于未然之中。
上述例子说明，潘季驯在治河问题上确实体现出整体思考、统筹兼顾的系统治河观念，其中突出表现在他已敏锐地注意到了黄河的"上游"与"下游"河段的相互制约关系，能够不受局部环境的制约，站在全局的高度观察问题。这样就使他的治河思路比别人站得更高一些，看得更远一些，具有更深远的预见性。
（二）对"创筑"与"修守"关系的正确处理
创筑即是创新，修守即是保守。潘季驯对它们之间的关系有着明确的观点，一贯认为："成功不难，守成为难；"①"创筑不易而保守尤难。"②他把着眼于"创"，立足于"守"，看作是保持河道相对稳定，保证河防工程长治久安的一个重要原则。他举例说："使禹之成业，世世守之，盘庚不必迁也，周定王以后，河不必南徙也。"①正是由于"人亡岁久，王迹熄灭而文献无微，故业毁而意见杂出，"才导致了黄河游荡不居的现象。议河者不从人类自身的主观方面找原因，"又何怪乎河之无常也？"因此，当议河者攻击他"欲以区区堤坝之工，遂为长久之策乎，"反对他积极筑堤的政策，主张对河流变迁"任之而已"的时候，潘季驯针锋相对地指出："河南为城廓所拘，徐邳为运道所籍，堤而束之，势不得已也，世世守之，世世此河也。"由此可以看出，潘季驯注重修守的"守成"思想，是与他的创新改革思想相辅相成的。潘季驯主持治河后，一反过去治河者只知分河以疏水的陈规旧矩，果断地把立足点建立在筑堤束水使水沙并治的基础上，并且旗帜鲜明地提出："古所称下策，则今上策也。"从而开创了治河史上全新的一页。这是他在思想和实践上坚持"创新"的一面。但他同时又认为，"创"而不"守"，则与不创同。在继承和发展的意义上，"守成"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唯有在"守成"的基础上，才会有"创新"的开拓。故潘季驯又经常将自己的治河主张与古代大禹、孟子、贾让等治水人物的有关思想相联系，认为自己的观点不过就是对古人的继承。这里又体现了他在思想和实践上对"守成"一面的重视。
潘季驯的"守成"思想不是保守，不是一成不变的守旧，而是发展，是在相对稳定基础上不断的量变。他常常强调"重修守"，修与守是密切相关的两种行为，修守与创新也是密切相关的两种状态。无修则无守，要守住河堤，就要不断地修修补补，修便是补充，便是发展，修的日月久了，积累的多了，便发生质变，成为创新。例如，潘季驯所提倡的堤防技术，便是在不① 潘季驯：《河议辩惑》，见《河防一览》卷二。
② 潘季驯：《乞留贤官疏》，见《总理河漕奏疏》（二任）卷三。
① 潘季驯，《河议辩惑》。
断巩固和加强的修守过程中，逐步完善，实现创新的。开始，他只知道沿河建筑"缕堤"，但缕堤迫水而建，易于冲决；后来，他第二次主持治河时借鉴历史经验，提出要于缕堤之外，再建"遥堤"，形成"重门御暴"的堤防措施；万历十六年以后，他鉴于加强遥、缕二堤之间联防的稳固性的想法，又进一步提出了建"格堤"的观点并付诸实施；在观察使用格堤的过程中，他又发现了淤滩固堤的现象，并进而设想出了弃缕守遥，"淤滩固堤"的可行性方案。正是在这种不断变化和发展的修守过程中，潘季驯实现了他的堤防设想由借堤束水攻沙的方略向借沙束水攻沙方略的变革，大大丰富了他的治河思想。故他强调指出："臣惟治河有定议而防河无止工，工之不可止者，乃所以成其议之一定而不可扰也。何也？治河之道，惟有救偏补弊之法，必无一劳永逸之事也。不然，则禹之治水，可称万世永赖矣，何不数百年，至商之祖乙而都圮于河，荡析离居，遂有盘庚之迁也？盖禹法不守，而河防久弛也。"①这里的"救偏补弊之法"其实便是积极有为的修守，它与"一劳永逸"的消极保守态度，自然是针锋相对的。
根据上述原则，潘季驯对一切轻视"修守"工作的观点进行了不懈的斗争，甚至一度"犯上"，把批评的矛头直接指向万历皇帝。万历十七年秋，明神宗朱翊钧降下"圣旨"，要求河道官员"务一劳永逸，勿劳民伤财。"实际上就是要求治河者们一次治河而成万世之功，反映了封建统治者轻视修守，企图毕其功于一役的一贯政策。接此"圣旨"后，潘季驯马上奏上《恭诵纶音疏》①，在对万历皇帝关心河工的行为表示赞颂的同时，也对他的上述观点进行了委婉的批评和抗争，他指出："治河之法，唯有慎守河堤，严防冲决，而圣谕经理防御倍宜加慎之外，再无它策。舍此而别兴无益之工，即为劳民，舍此而别为无益之费，即为伤财，然总之在于得人而已。臣自六月至今日，与司道诸臣叮咛告诫，唯以修防为事，??直至河南阅视之后，渺无它道可寻，故益信防御之当慎矣。"你看，一个要求"一勤永逸"；一个则主张"惟以修防为亭"，表示要慎守河堤，世世防御之，这里实际上就已经反映出他们在治河政策上的根本分歧。因为治河在封建王朝的经济活动中一直是一项沉重的负担，仅万历六年的治河，就筹集白银达80 余万两，按当时的官价计算，每石漕粮折银五钱，那么全部河工经费就是100 多万石漕粮，几乎占当时漕粮总数的1/3。②如果你再坚持每年进行河防修守，那就必须由户部每年从国库额外拨款，这对于经济调弊、入不敷出的明主朝来说，是一项极不情愿支出的生产性经费。因此封建统治者常常乞求一次治河而成永逸之功。而这种短视政策又常常导致了这样一种奇怪的经济现象，即大运河在明代经济活动中所占的十分重要地位与封建工朝所拨给的河防经费极不相称：治河经费的数额与修防经费的数额极不平衡。由于平时很不注意修守，常常导致已建成工程年久失修，功亏一篑，造成更多的资金财物和人力的浪费，形成恶性循环。这其中的矛盾，似乎只有关心河事，愿将毕生精力尽献河工事业的治河家潘季驯才深深体会到了。
（三）对"运道"与"民生"关系的统筹兼顾
重视民生，体恤民情，历来是中国古代进步思想家和政治家所推崇的优① 潘季驯：《申明修守事宜疏》，见《河防一览》卷一○。
① 见《河防一览》卷一一。
② 见潘季驯《勘估工程疏》中的工程预算，《河防一览》卷七。
良传统。宋代哲学家朱熹有一句名言："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①说明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事务中"民生"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个道理只是被当作一种宣传口号来使用，它在封建统治者的私欲面前常常显得软弱无力、没有地位。因此这时候就往往会有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勇敢地站出来，对统治者的私欲提出大胆的批评，并利用自己所能调动的有限权力尽可能为人民的疾苦呐喊、呼吁，谋些利益。潘季驯就是这样一位进步的治河家。
潘季驯治河，有一句名言："治河之法，当观其全。"他批评那些只从眼前的利益出发，一叶障目，不辨全局的短视者是："人一其见，则一其言。
淫潦一番，勘议一番，劳费一番，未知何所底极，"②确实，面对黄、淮、运三河河流交叉的复杂自然地貌，面对治河活动中护皇陵、保漕运、救民生三种尖锐冲突的社会矛盾，潘季驯没有从孤立的对象出发把各种自然和社会矛盾对立起来，扬此贬彼，而是力图把它们联系起来，统筹兼顾，全面思考，力求从中找出使各方面都感到满意的解决办法。
例如当时在对待护陵、保漕、民生三者之间的关系时，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权威观点，就是只从封建王朝的私家利益着眼，只强调护陵和保漕，而严重忽视沿河百姓的民生问题，认为："以淮城较运道，则运道重；以运道较祖陵，则祖陵尤重。"①用这种观点来指导治河，就把治黄、治淮和保漕对立起来，主张先保祖陵，先通漕运，然后再谈疏通河流，堵塞决口，拯救民生。更有甚者，还有主张为保运道之利，可以放纵黄河漫流，"当冲郡邑，作堤障之，不坏城廓已矣，被灾军民，免其租役，不致流徙已矣。"②但这种观点遭到了当时许多治河家的反对。尤其是潘季驯，他认为，护陵、保漕与民生，治黄、治淮与治运，必须统一起来进行考虑，决不能割裂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搞非此即彼的推论。虽然潘季驯的治河活动在封建王朝的支配下仍不得不把护陵和保漕放在首位，但是在护陵和保漕的前提下，他尽可能地注意到了沿黄地区的民生问题。在先后四次担任总理河道大臣期间，他经常深入灾区，调查民生，对灾区人民的悲惨遭遇有着深刻的体会。他说："臣等受事之初，触目惊心，所至之处，子遗之民，板舆号泣，观者皆为陨涕。
萧县地方，一望弥漫，民无粒食，号诉之声，令人酸楚。"③所以，他坚持要把拯救民生作为治河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再三强调治河工作必须同时"于祖陵、运道、民生有裨"，必须"为国计民生深长之虑。"①在这种"于祖陵、运道、民生有裨"的综合治理方针指导下，潘季驯特别强调了治河与保运的不可分治关系，认为："黄河之与淮河，其流虽二，其为运道相维系贯通者则一，未有黄不治，而可以治淮，亦未有淮不治而黄可以无事者也。"②"通漕于河，则治河即以治漕；合河于淮，则治淮即以治① 见《宋史·宋熹传》。
② 潘季驯：《上阁下书》，见《留余堂尺牍》。
① 参见《祖陵当护疏》，见《河防一览》卷一四。
② 上述观点参见《明孝宗弘治实录》卷七二，明孝宗朱弇樘给治河总督刘大夏的敕谕。引文参见刘天和：《问水集》卷二中所引睢人蔡石岗之言。
③ 潘季驯，《河工告成疏》，见《河防一览》卷八。
① 参见《祖陵当护疏》，见《河防一览》卷一四。
② 参见《派遣大臣治河疏》，见《河防一览》卷一三。
河；合河淮而同入于海，则治河淮即以治海。"③主张要"以治河之工而收治漕之利"，获"一举两得"之功。④虽然这个方略从具体技术措施的角度来讲，还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是潘季驯在其中表现出来的整体规划思想和统筹兼顾国计与民生利益的大思路却是十分清晰的，体现了中国古代人本主义思想和科学思维方法的基本特点。
总之，由于潘季驯所坚持的运道与民生两利的治理方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自然和社会的实际情况，因此在他担任总理河道大臣期间，黄河与运河的治理工作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上有济于运道，下有裨于民生，"⑤"民获安堵，漕得顺利，已逾八载，其功昭昭在人耳目。"⑥
（四）普遍联系、系统运行的有机自然图景
以上，我们从成对范畴相互联系的角度对潘季驯治河思想中的科学思维方法进行了若干分析。如果再将上述内容按其内在的逻辑关系综合起来进行研究，我们就会发现在他一系列文章的具体表述中实际上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宏伟壮观的自然一社会有机图景。这个包含了众多要素的宏大图景，有秩序、有层次，而且又处在动态运行之中，可以说相当深刻地反映了这位著名治河家对于客观世界整体面貌的辩证思考。下面就是我们经过理论抽象以后所看到的这幅有机自然图景，它起码包含了三个相互制约的基本层次：其中，第一个层次，水流、泥沙、堤防、河床这四个自然因素的相互作用关系，构成了黄、淮、运等相关河流运动变化的内在矛盾，以及人类进行综合治理的客观依据。潘季驯说："（水）分则势缓，势缓则沙停，沙停则河饱，河饱则水溢，水溢则堤决，堤决则河为平陆，而民生之昏垫，国计之梗阻，皆由此矣。"①就极为清晰地表达了这一层次各种因素的相互制约关系，以及它的运行对于其它层次的基础作用。
第二十层次，黄、淮、运等自然河流的相互制约关系，它们既受到第一个层次水流和泥沙矛盾运动的支配，同时又反过来对第一层次的矛盾状况产生影响；同时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协调与否，也直接影响到第三个层次，即朱明祖陵，国家漕运、人民生活、政治稳定等社会运动的正常运行。例如，"通漕于河，则治河即以治漕，合河于淮，则治淮即以治河，合河淮而同入于海，则治河淮即以治海。"这里实际上讲的就是第二层次内部各种河流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而合河于淮，"逼淮注黄"方略的实施，又会起到"以清刷浑"的作用，直接对黄河的水流泥沙关系产生重大影响，所谓"黄淮分流，淤沙罔涤，云梯关入海之路，坐此浅狭，而运道民生俱病矣。"①反过来，使"全淮之水尽由此（指清口）出，则力能敌黄，不为沙垫。"②这里讲的是第二层次对第一层次，以及第三层次的影响关系。
至于第三个层次，漕运、民生、明祖陵，这些社会因素的相互矛盾关系，同样也会反过来影响第二个层次的制约关系，并通过这个层次影响到第一个层次的矛盾运动。例如，在治理黄河对策问题上的"分""合"之争，究竟③ 引自《行水金鉴》卷三二。
④ 潘季驯：《河议辩惑》，见《河防一览》卷二。
⑤ 潘季驯：《河上易惑浮言疏》，见《河防一览》卷一二。
① 潘季驯：《泰颂纶音疏》，见《河防一览》卷一○。
① 潘季驯：《河工告成疏》，见《河防一览》卷八。
② 潘季驯：《申明修守事宜疏》，见《河防一览》卷一○。
是分流好，还是合流好？在明代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往往并不是根据自然河流本身的要求，而是取决于它对漕运的影响，取决于封建王朝的根本利益。
有人曾明白指出，整个明代的治河就是为了保漕。这个评价并不过分。潘季驯的进步之处就在于他在执行这个钦定政策的同时，还极大地注意到了"民生"问题，认为漕运、祖陵和民生诸问题都是同等重要而不能随意舍弃任何一个方面的，所谓治河工作必须"于祖陵、运道、民生有神"即是此意。正是由于这些复杂社会因素的相互牵制和要求，才导致了明代借黄济运、黄淮合流、黄淮运诸河交叉的复杂自然格局，并导致了上述诸河流中水流、泥沙、河床、堤防诸自然因素的十分复杂关系。这说明在人类的治河工程活动中，社会因素的介入和干扰从来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总之，潘季驯在他的丰富的治河著述中，通过对一系列重要河工范畴之间内在联系的描述，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宏大的、体现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普遍联系特征的复杂图景。在这里，一切要素都在与他物的关系中发生着自己的特殊功能，每一个基本层次都是在不停的矛盾运动中发挥着自己的重要作用。尽管它们在细节和精确度方面还显得很幼稚、很粗糙。这里的情况正像哲学家恩格斯所具体描述的那样："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①通过对潘季驯治河思想的剖析，我们所看到的不正是这样一幅壮观的有机自然图景吗？！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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