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潘季驯评传 > 一、实地勘验与历史考察相结合的实证调查方法
（一）笃信"勘验"的实践家风格
作为一名杰出的水利专家，实地勘验的工作方法在潘季驯的治河思想中占有头等重要的位置。对此潘季驯是这样认识的："臣窃谓天下之事皆可以揣摩测度而得之，而惟治河一事，非亲自经历，足遍而目击之，则文移调动之间，终属影响。"①这段话深刻体现了潘季驯笃信"勘验"的实践家风格。
确实，从一个对于河流的特性一无所知，对于治河的方法更是一窍不通的普通政府官吏，很快转变成一个名声赫赫的著名治河专家，注重实证勘验，强调亲自实践，是他成功的重要秘诀。如他在回忆嘉靖四十四年第一次承担总河之命时，面对洪水散漫，泥沙淤塞的混乱局面，他"视之惶俱无措，道谋滋起，莫知适从。"这时，他首先树立的观念是："吾其问诸水滨乎？乃逆流而西，延袤荒度，故道新冲，炯然在目。所至则进田间老曳与长年三老而问之，乃知河性喜故。决而冲者，过颡在山之水也，非其性也，谓然叹曰：河在是矣。业有成议。"②不受舆论（"道谋"）的影响，将治河的良策问诸于水滨；延袤荒度，实地勘查；每到一地则进田间老叟与长年三老而问之。
这些活动显然都是朴实的唯物主义实践行为，在以后的治河工作中一直成为① 陈立：《我国科学技术不发达之心理分析》，《科学与技术》，1944 年，第一卷第四期。此处转引自袁运开等编：《中国科学思想史论》，浙江教育出版社1977 牢11 月版，第65 页。
②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商务印书馆1988 年第4 版。
① 汤川秀树：《创造力和直觉：一个物理学家对于东西方的考察》，日本讲谈社国际出版公司，1973 年英文版。以上国内外观点均引自《中国科学思想史论》。
① 潘季驯：《申明修守事宜疏》，引自《河防一览》卷一○。
② 潘季驯：《刻河防一览引》。
潘季驯始终不渝坚持的基本工作方法。
万历六年，潘季驯在张居正的支持下第三次担任总理河道大臣。"时黄决崔镇而北，淮决高堰而东，清桃塞，海口湮，而淮扬高宝兴盐诸郡邑则汇为巨浸，怀山襄陵矣。"面对如此严重的水灾形势，潘季驯上任以后所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亲临决河现场，全面踏勘被灾地区的实际地形，力求获得治理"两河"（即黄河和淮河）的真知的见。万历六年七月，他在向朝廷呈上的治河意见书《两河经略疏》①中，详细介绍了自己几个月来的勘查经过。
他说，虽然河道衙门中存放着大量历年来各方面的治河建议，自己也都认真阅读过了。但是他坚持认为，别人的意见虽然不无参考价值，但毕竟都是时过境迁的间接知识，对于治河者深入了解变化多端的河流特性来说是远远不够的。要想真正的掌握黄河河性及其治理方法，还必须亲自实践，实地勘查，这样才能搜集到第一手的事实材料。所谓"大端委官之言，决不足凭，务必躬亲，庶有真见。"为此，他决定"躬亲督率，沿河荒度"，开展一场大规模的河情调查。结果，"南朔维扬"，看到仪真一带运河淤浅，宝应一带湖堤圮坏，黄埔决口，淹及数邑，高家堰水射淮扬，清江浦长堤卑薄，柳浦湾一带无堤障御；"西穷凤泗"，看到全淮不下清口，日益甫徙；"北抵清桃"，看到崔镇诸决，水从旁泄，一望弥漫，正河浅阻，水行陆地；"东抵海口"，看到新挖的草湾河道，寻复淤塞，徐州到沛县以下的河道虽然河流复通，但不及故河的1/10.只是安东以下，河身渐广，河水东下，亦无阻碍。总之，这是一次范围广大的区域地理调查工作，北到黄河北岸的山东清（河）、桃（源）县，南临长江岸边，西抵淮河中游的凤（阳）泗（州），东达茫茫黄河入海口，足跨河、淮、江三大流域，走遍河南、山东、南直隶三个直省的数10 个州县，将"随处患害，一一查阅明白。"这样深入细致的调查工作对于封建时代一位授职正二品俸禄的高级官员来说，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二）重视历史经验的理论家素养
潘季驯在强调实地勘查的同时，也十分重视进行历史资料的调查。他试图通过这种办法来总结自然河流运动发展的规律和人类正反两方面的治河经验，为自己的治河实践提供借鉴。关于实地勘查与历史调查的关系，潘季驯是这样阐述的：事师古者罔愆，智不凿者乃大。孟子论智一章，首以禹之治水为喻，而论为政，则日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是大智者事必师古，而不师古则凿矣。故治河者必先求河水自然之性，而后可施其疏筑之功；必先求古人已治之效，而后可效其平成之业。
这段话直接了当地阐明了他对于科学认识过程中历史与现实、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相互关系的看法。
首先，他把借鉴历史经验（"师古"）与产生正确的科学观点（"大智"）
直接联系起来，认为"是大智者事必师古，而不师古则凿矣。"这个看法是符合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因为人的正确认识不仅来自个人亲身实践所得到的直接经验，而且也来自前人在书本上大量总结出的间接经验。从哲学的观点上讲，只相信书本上的古人治河之法而忽视对客观对象的亲身实践，那会走向教条主义；反之，只重视直接经验而忽视书本上记载的历史经验，那也容① 见《河防一览》卷七。
① 潘季驯：《两河经略疏》，见《河防一览》卷七。
易导致狭隘的经验论，同样是不可取的。直接的经验只有充分吸收历史上的认识成果才会产生普遍的意义；书本上的知识要与具体的实践相结合才会有活的生命力。潘季驯十分强调实地勘查的实证方法，同时又十分重视吸取古人的历史经验，认为这两种认识方法相互配合，并行不悖。这种思维方法较为正确地处理了历史与现实、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的关系，无疑包含着一定的辩证因素。
其次，潘季驯的论述中还包括了一层意思，就是"治河者必先求河水自然之性，而后可施其疏筑之功；必先求古人已试之效，而后可效其平成之业"的观点。这里不仅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阐明了正确思想形成的认识来源，而且还通过"明自然"与"通古今"的观点涉及到对于自然界客观事物的规律性认识与人类世代积累的历史经验这两方面的知识相互结合的关系问题。
那么，什么是"河水自然之性"？什么是"古人已试之效"呢？潘季驯对此有明确的指向。他在描述了"黄河自昆仑入徐济，历邳宿桃清至清口会淮，而东入于海；淮水自洛及凤，历盱泗至清口会河而东入于海"的行经路线之后指出："此两河之故道，即河水自然之性也。"他又描述了明初陈瑄"始堤管家诸湖，通淮河为运道，然虑淮水涨溢，东侵淮郡也，故筑高家堰以捍之，??而淮水无东侵之患矣；又虑黄河涨溢南侵淮郡也，故堤新城之北以捍之，??而黄水无南侵之患矣。尤虑河水自闸冲入，不觉泥淤，故严启闭之禁，只许漕艘鲜船，由闸出入，钥匙掌之都漕，??是以淮郡晏然，漕渠永赖"的成功历史经验，认为这就是"古人已试之效"。潘季驯通过这两个方面内容的具体说明，其实表达了他的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人们制定治河方略所遵循的理论依据，本质上应当是由两个方面的认识结果综合而成的。一方面是人们对河流自然规律的认识，在潘季驯的时代，主要是通过对自然河流运动的实际勘查得到的；另一方面是人们对于人类世代积累的治河经验的认识，它主要是通过对历史材料的占有、整理、分析、综合等一系列的主观考察过程而实现的。从实现的途径来看，前者主要是表现为感性的实践活动，后者则主要表现为理性的思考活动。从实现的目的来看，二者都是为了使人的目的对象化，使主观与客观达到统一。如果再从相互作用关系的角度来考察，任何实践活动的结果都会"沉淀"为经验，而任何有价值的经验都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物化"为现实的内容，所以说古往今来任何有价值的治河方略都离不开这两方面思想材料的支持。这就是潘季驯通过对于具体治河理论的诠解，向我们揭示的一个科学道理。
基于上面的认识，潘季驯在制定和验证他的具体治河方略时，专门下大力气从黄河奔流的自然历史和人类治河的实践历史两个方面做了若干重要的历史考察工作，其代表作就是我们在《河防一览》第五卷中所看到的《河源考》、《历代河决考》，和第六卷《古今稽正》中的全部文章。潘季驯自己在谈到进行上述历史考察工作的意图时说，"河源河决考，昭往鉴也。""古今稽正，备考核也。"①看来都是一个目的，就是为自己制定和验证治河方略，提供历史的根据，其实明白地体现出他所谓"求河水自然之性"和"求古人已试之故"的基本思维方法。
如在《河源考》中，就反映出潘季驯力求从空间拓展的角度真实了解黄河渊源的基本思路，以及在材料取合中所体现出来的实事求是态度。这篇文① 潘季驯：《刻河防一览引》。
章中引录了四段河源史料，第一段出自夏书《禹贡》，从时间上属于先秦作品，在内容上称黄河源"导河积石，至于尤门"，从对当时社会的影响来讲，属于儒家经典；第二段引自《汉书·西域志》，在内容上称黄河出西域"葱岭山下"后"潜行地下"数百里，然后"南出于积石。"这个观点比《禹贡》中的**又前进了一步，虽然同样不科学，却统治了人们的思想有1000 多年，一直到唐宋时期都没有突破；第三条史料是《山海经》上的，虽然成书于西汉初，但其内容上却称黄河源出自昆仑山下，距离又比葱岭远了许多，当然还是不科学的描述；第四条史料引自《元史·河源记》，是根据元代探险家都实的实地勘查报告撰写的，指出黄河源出自吐番"星宿海"。文中不但对星宿海的地形及黄河源的水系作了详细的介绍，而且探讨了以往历史上对黄河源做出不正确判断的认识论根源。这是当时封建社会历史上最接近于近代科学事实的河源考察结论，而且它第一次建立在亲身实地考察的基础之上，不像以前那样仅仅依靠传闻的材料。因此这个结论的提出不仅具有地理学史上的重大突破意义，而且在社会影响上也具有强烈震撼人们思想的作用，他可以使人们深深体会到儒学的"经典"，官修的"正史"，古代的圣贤之言也并非字字都是万世不竭的"绝对真理"，真正可靠的结论只能来源于实证观察。潘季驯本人当然没有明白他说出自己的感想，但是我们从他对上述材料中不同观点的取舍，却可以深深地感受到这个思想倾向。特别是他在编辑《河防一览》时，首先将自己所精心选绘的黄河《全河图说》排在全书的卷首，图中的地形完全是根据《元史·河源记》的考察结果绘制的，图中的文字说明也完全依据《元史》上的说法。这表明了潘季驯对于历史材料的求是态度：尊重历史，但不迷信古人，一切以符合客观实际为依据。
在《历代河决考》中，潘季驯力求从时间过程的角度真实了解黄河变迁的历史和规律。在材料的取舍上，也体现了他的同样的治学态度。如文章中对于历代黄河决徙资料的取舍情况，两宋以前很简略，而自两宋以后，所辑录材料明显增加。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别？原来两宋以后，是黄河泛滥最厉害的一个历史时期，无论是河道的自然变迁，还是人类的治河实践，都对明代的河势带来巨大的影响，故潘氏对这个时期的黄河历史作了格外仔细的研究。从对材料的记录中可以看出，潘季驯有追求黄河南移会淮的根本原因的意图。因为通过阅读这些材料，我们起码可以得出这样几点很深的印象：第一，黄河的冲决游荡，是自古以来就不断产生的客观自然现象；第二，自从宋神宗十年（1077 年）黄河从河南荥泽决徙南流，到明万历六年潘季驯治河为止，黄河汇淮已成为一个不可抗拒的自然历史事实。任何个人都决无回天之力，使河北徙，只能顺应黄河大势，尽量减少损失；第三，明代中叶以前的治河史说明，"多穿支河，以分水势"的治河方略不但不能稳定黄河河势，反而会带来更大的淤塞和游荡。所以潘季驯在"嘉靖三十七年"史料的结尾处评语说："然分多则势弱，势弱则并淤之机也。"第四，潘季驯鉴于历史经验，一反旧规，采取了"以堤束水，借水攻沙"的方略治河，结果取得了初步的成功，并在治河史上谱写了新的一页。总之，如果将《河源考》和《历代河决考》结合起来阅读，我们就会感觉到，潘季驯进行这样的历史考证，其实正是试图从时间和空间二个方面对黄河运动的自然历史作一个全方位的调查，并试图从中探寻根治黄河的措施。因为如果仅仅考虑到保护漕运的需要，他就根本没有必要去考证黄河源，也没有必要对于起自周定王以来的数千年黄河变迁史产生浓厚的兴趣。
最后，从《河防一览·古今稽正》卷中我们看到的则是直接为他的思想作论证的历史材料。如为了论证他的筑高家堰以障淮汇黄的方略，潘季驯引述了宋代欧阳修撰写的《泗州先春亭记》，并加按语说："阅此则知淮涨于泗（州），自古为然，又何咎于高堰也。"为了论证"复故道"方略的必要性，他又引述了元代欧阳玄的《贾鲁河记》，并加按语说："阅此，则见鲁之治河，亦是修复故道，黄河自此不复北徙。盖天假此人，为我国家开创运道，完固凤泗二陵风气，岂偶然哉？"这当然是一种借历史为现实服务的比附手法。同时它也表明，封建时代的科学家们由于历史的局限性，还不可能自觉运用近代意义上的科学理论和科学实验进行论证。为要证明自己的观点，并让众人普遍地接受，他们只能采取：第一，使自己的观点尽可能真实地符合感性的现实世界。这样，他们就必须广泛地调查研究，以力求获得第一手的经验材料。第二，把自己的观点尽可能的与历史记录挂上钩，以便证明自己的方略不过是历史经验的延续。为此他们就必须大量地考证历史资料。甚至不惜采用比附的方法来寻找有利于自己的历史根据。第三，把自己的观点尽可能地纳入古代皙学思维的范围，以便证明自己观点的普遍意义。
为此，他们不借大量借用古代圣贤的言论来为自己的观点作注释。而潘季驯就是通过这样一个传统的认识程序，较为合理地处理了"求河水自然之性"与"求古人已试之效"之间的辩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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