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潘季驯评传 > 第七章、交友和著述 一、交友述要
潘季驯历仕凡40 年，所到之处，均有能声。他不仅治吏清廉，治河卓绩，而且在待人处事方面也堪称为倜傥君子。时人对他的评价是：公美须髯，顾瞻不凡。怀抱渊博，雅善吟咏。拒权珰干托，操守凛然，不可以利动；提携后进，推选贤能，时人赖公汲引之力者颇多；而劳谦自逊之度，有古君子之风；至救张居正母一疏，慷慨激楚，人以为祸，而公浩气中存，不惮系累。①由于其能干的才华，廉正的操行，乐于助人的品格和谦逊的风度，潘季驯一生中结交了许多朋友。其中与他交游最密者，有当时江南文坛和政坛上的著名人士王世贞、王世懋①、徐中行②、吴国伦③、李攀尤④、徐阶⑤、茅坤/PS⑥/PS>、董份、张佳胤⑦、陆光祖①、于慎行②、王锡爵③、申时行、凌云翼④等人。
① 参见韩仲文：《潘季驯年谱》，国立北平华北编译馆馆刊（1942 年）V.1no.1～3。
① 王世懋（1536-1588），王世贞弟，字敬美，嘉靖三十八年进士。好学善诗，文名亚其兄，世贞力推引之，以为胜已。潘季驯任江西巡抚时，世懋在其属下任分守九江道左参议，曾得其多方照顾荐举，王世贞曾写《宝墨亭记》一篇，详细记录了世懋、季驯二人在江西的交往情状。参见《江西通志·艺文志》。
② 徐中行（1517-1578），字子舆，号龙湾，自称天目山人，长兴人。嘉靖二十九年进士，授刑部主事。
入李攀龙、王世贞等诗社，为"后七子"成员之一。中行乃潘季驯的同年；季驯巡抚江西时，中行恰为江西左布政史；又由于同王世贞的关系，两人之间交往十分密切。中行性好官，卒于官，年六十二，人多哀之。有青萝、天目两文集。
③ 吴国伦（1524-1593），字明卿，号川楼，亦号南岳山人，湖广兴国人。嘉靖二十九年进士。为明"后七子"成员之一。
④ 李攀龙（1514-1570），字于鳞，山东历城人。嘉靖二十三年进士。为明"后七子"成员之一。于鳞早卒，未及见潘季驯治河平成之绩，只知潘公视学北畿时，两人往来密切，攀龙多次赠诗颂美耳。
⑤ 徐阶（1503-1583），字子升，松江华亭人，嘉靖二年进士，先后为福建延平府推官、江西按察副使、国子监祭酒、札部侍郎、吏部尚书，嘉靖三十一年入内阁，四十二年任首辅，隆庆二年七月致仕。史称徐阶性颖敏，有权略，器量深沉，虽长期研习理道良知之学，但"以躬行为实际，以经济为真诠"，业绩颇多，任内阁首辅后，他尽反严嵩弊政，注意选用和保护人才，如张居正、海瑞、王世贞、万恭、潘季驯辈皆其荐举，从总体上讲，他瞩于嘉靖年间封建统治集团中间比较正派的当政者。
⑦ 张佳胤（1527-1588），字肖甫，号居来山人，四川铜梁人。嘉靖二十九年进士。为嘉靖"后七子"之一。万历初曾任江西巡抚。
① 陆光祖（1521-1597），字舆绳，号五台，平湖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官至吏部尚书。光祖任吏部文选司郎中时，对话季驯升迁多有帮助。《留余堂尺牍》中录有多封与陆光祖的书牍，从中可知在诸友中，潘公与陆五台、王凤洲之交最为深厚，三人常以同仕搘拄国事相勗。如万历七年潘公在给王世懋的信中写道："仆去江右以来，颇无挂牵事件，独与二三知己则畚锸中不忘也。昨得龙湾兄左辖之报，喜而不寐。
兹拜手教，知公政通人和，津路相信，慰矣慰矣。??仆常言长公、五台与不肖同事一朗，或有可观，今信矣。"龙湾即徐中行，长公即王世贞，五台即陆光祖。由此可见他们的友情之密切，趣旨之相投。
② 于慎行（1545-1607），字可远，东阿人。隆庆二年进士。万历十九年他曾应潘季驯之邀为撰《河防一览叙》，对潘季驯的治河精神和功绩以很高的评价。
③ 王锡爵（1534-1610），字元驭，号荆石，太仓人。嘉靖四十一年进士。潘季驯第四次治河时，王锡爵曾为内阁辅臣，给潘季驯治河以很大帮助。季驯去世后，锡爵为之撰《潘公墓志铭》，对潘季驯的一生以很高的评价。
④ 凌云翼，字洋山，太仓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万历九年接任潘季驯职务，为治河总督，继续推行潘氏的治河政策，受到张居正的赞扬。后与潘季驯结为儿女亲家。
其他如张居正、李春芳⑤、戚继光⑥、袁黄⑦等人亦与公雅善。其中，王氏昆仲，及徐、茅、董、凌诸人还与潘季驯有"姻娅之谊"。⑧限于篇幅，这里仅摘要述之。
综览潘季驯所结交的朋友，按其性质和旨尚，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文坛和政坛上的朋友；还有一类属于治河事业上的朋友。
在第一类朋友中间，与他交往最密切的，要数当时著名的"文坛后七子"。
在明代文学史上，正德、嘉靖、隆庆年间，曾兴起了一个影响颇大的诗文学派"复古派"。这个学派的中人不满意长期统治文坛的"台阁体"诗文粉饰现实、歌功颂德的庸俗风气，树起了"复古"的旗帜，提出了"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此唱彼和，推波助澜，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文学运动，很快就取代了"台阁派"，在文坛上占据了统治地位。复古派分为"前七子"和"后七子"两个发展阶段。"前七子"以李梦阳、何景明、王廷相为首，主要盛行于弘治到正德年间；"后七子"以李攀龙和王世贞为首，辽包括了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等人，主要盛行于嘉靖到万历年间。①虽然"复古派"在明代文学史上的贡献不算很大，后人对其评价也不是很高，但他作为一个在当时社会上影响很大、持续时间很长的诗文学派，在明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却是不容抹杀的。况且复古派中的许多成员都是当时统治阶级队伍中比较正直的人士，都或多或少地揭露过一些当时社会的阴暗面，并且大多数人都表现出对明工朝前途强烈的忧患意识，在思想倾向上也形成了一个以经世致用的观点为特征的"实学"流派。
根据现有的资料来看，潘季驯与"后七子"当中的大部分成员都有着密切的友好关系。特别是他与"后七子"首领王世贞和王世懋兄弟之间，更是长期保持着一种友情加姻亲的特殊关系。潘季驯的女儿就直接嫁予王世贞子世琪①作妻子。因此"后七子"诸人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观念不可能不深刻影响着潘季驯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观念。在这里，我们先对王世贞的情况作一个大概的介绍。王世贞（1526-1590），字元美，号风洲，江苏太仓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王世贞与其弟世懋出身于"世家九卿"，他们的祖父王倬曾为南京兵部右侍郎，父亲王忬做过右都御史。王氏兄弟爱好诗词古文，尝加入王宗沐、李春芳、吴维岳等人组织的诗社，又经常同李攀龙、宗臣、梁有誉等人往来唱和，在当时的文坛上享有根高的声誉，素有"文坛巨子"之称。
王世贞从踏上仕途起，就属于明王朝内部比较正派的官员之列，同严嵩派势力一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早在嘉靖三十八年五月，其父王忬，时任总督蓟辽右都御史，被逮捕到京师，下镇抚拷讯。罪名是滦河兵败、指挥不力。
⑤ 李春芳（1510-1584 年），字子实，号麓，兴化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累官礼部尚书。性恭慎，屠政府，持论平恕，不事操切，时人比之李时，才力不及，而廉洁过之。万历七年潘季驯大治两河，筑高家堰，致仕在家的李春芳亲为撰文多篇，予以热情的赞扬。
⑥ 戚继光（1528-1587），字元敬，号南塘，定远人。明代中期抗倭名将。《留余堂尺牍》中有《与戚继光书》，表明在海防抗倭问题上潘、戚二人颇有交流。
⑦ 袁黄，字坤仪，吴江人。万历十四年进士。为潘大复的同年。史称袁黄博学尚奇，凡河洛象纬律吕水利戎政，旁及句股堪舆星命之学，莫不究涉。
⑧ 参见韩仲文编：《潘季驯年谱》。
① 参见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史》（第三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年版，第878 页。
① 王世琪，世贞子，潘季驯女婿，字烔伯，万历十七年进士，终吏部员外郎，亦能文。
刑部论罪，判王忬戍边。奏文上报后世宗手批曰，"诸将皆斩，主军者顾得附轻典邪？改论斩！"其实这个罪名就是严嵩父子构陷而成的。根据《明史》中的记载：初，严嵩屡构罪于王忬.而忬之子世贞又因语言不慎得罪了严嵩的儿子世蕃，严家门客看其主子脸色，又数以世贞家琐事挑拨于严嵩父子面前。
嘉靖三十二年，兵部员外郎杨继盛曾因上疏劾严氏父子而下吏部受杖，王世贞当时在刑部任职，见此冤情，曾悄悄进汤药给继盛。杨妻讼父冤，世贞又代笔草章。杨继盛被杖致死，世贞又亲自经纪其丧。这些行动更加引起了严嵩父子的恼恨，于是他们借王忬在滦河兵败，遂得行奸计，授命嵩党鄢懋卿上章弹劾。这才导致了上述冤案。
穆宗隆庆元年八月，王世贞、王世懋兄弟伏阙上书讼父冤、得到内阁首辅徐阶的帮助，恢复了王忬生前的官爵、王世贞也因言官的推荐而重新进入仕途，但仍不顺利。世贞见仕途艰险，遂于万历十八年从南京刑部尚书的位置上辞职回乡，并在该年冬十一月于家中去世，享年六十五岁。①王世贞在政治立场上倾向于改良主义的政治观。这一方面表现在他对朝廷内邪党势力的不懈斗争，对于社会上尖锐矛盾的大胆揭露；另一方面也表现在他对于朝廷内改革派政治家的同情和支持。前者的突出表现在他与严党之间的尖锐矛盾。据说，王世贞还把这段重要的史买写成了传奇剧本《鸣凤记》，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在中国文学史上，戏剧作品及时反映当时的重大政治事件，《鸣凤记》可以算是开风气之先的作品。②剧本通过描述朝廷内部严嵩集团与反严嵩集团之间的政治斗争，揭露了忠臣和奸臣的矛盾，也表现了在抵抗北方鞑靼和东南倭寇入侵等民族矛盾面前坚持抗战的民族英雄和为了私人利益破坏抗敌事业的民族败类之间的斗争。从而反映了当时比较广阔的历史生活背景，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后者的突出表现在于他对张居正改革活动的同情和支持。明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里提到王世贞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予心服江陵（张居正）
之功，而口不敢言，以世所曹恶也。"同书在另一个地方又记载了王世贞对张居正的评语说："江陵相业，吾始终不谓其非。"明代许多史籍中都记载，张居正同王世贞的关系并不好，张居正秉政期间王世贞也受到压抑。在张居正改革被万历皇帝全盘推翻以后，王世贞能够说出这样的公道话，不仅表明他的心胸比较开阔，同时也证明他在政治立场上是同情和支持张居正实行的改良主义政策的。
潘季驯同王世贞兄弟的友谊，根据现有资料，最少可以追溯到隆庆初年。
潘季驯丁父优家居期间，王世贞于隆庆三年四月抵湖州任知府，那时他们之间就来往甚密，尝携手登岘山，登飞英塔，吟诗作文，互相唱和。①在王世贞的著作中汇集了不少他与潘季驯交往的书牍诗文，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与潘中丞书》、②《赠大中丞潘公时良序》、③《贺大宫保大司空印川公治河功① 参见《明史·王世贞传》。
② 见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史》（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第891 页。
① 参见韩仲文编：《潘季驯年谱》，国立北平华北编译馆馆刊（1942 年）V.1.NO.1-3。
② 《与潘中丞书》，见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二五，《四库圭书》第1281 册，中华书局影印本，第111 页。
③ 《赠大中丞潘公时良序》，见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五九，《四库全书》第一二八○册，页五二。
成序》、④《寿宫保大司主印川潘公六十序》、⑤《御史大夫印川潘公七十寿序》、⑥《僦奄潘公墓志铭》①等篇。从这些书信中我们可以深深感受到王世贞对于潘季驯的治河才能和做人风范的钦佩与赞叹的心情。他用发自肺腑的语言写道："纯臣哉，潘公也！""不佞窃谓公之功一世功也，其言借水攻沙、以水治水则百世功也。"②一个声震江南的大名士对于一个普通河臣能作出如此之高的评价，这一方面说明潘季驯的治河功绩在当时确实是有口皆碑，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潘、王之间已决非是泛泛的应酬关系了。由于彼此之间互相敬慕，又有共同的政见和相投的脾性，因此当他们在一起时，可以毫不掩饰地指斥时事，交流观点，直述胸臆，甚至可以争得脸红脖子粗，③也就不足为怪了。
潘季驯所交结的第二类朋友属于治河事业上的知己。这其中既有同病相怜的总河官，如万恭、李迁、翁大立诸人，也有生死与共的助手和部属如江一麟、曹时聘、张誉、傅希挚、常居敬、冯敏功等人。
这其中有三位人物需要特别指出：一位是潘季驯第三次治河时最得力的助手江一麟。对于他，我们已在本书第五章作了介绍。
另一位是潘季驯第三次治河时曾任勘河给事中的常居敬。常居敬，字汝一，号心吾，湖广武昌府江夏县人。万历二年进士。后由江西南昌府推官选刑科给事中，历太仆少卿，官至浙江巡抚。万历四年常居敬在江西南昌府任推官时，就直接在潘季驯的手下工作，潘氏对他似乎特别垂青，曾多次上疏荐举。如在万历五年所奏的《保留府佐疏》中，潘季驯专门谈到常居敬，说他"丰仪端伟，才识优深，漱狱频年，衡鉴不淆，而神明共颂，摄府巨邑，奸蠹顿革，而风采殊观。"请求让他继续协助自己工作。万历五年十二月，潘季驯即将离任之际，又上疏大力荐举常居敬，说他"谳狱则奸蠹悉厘而心存平恕；查盘则侵渔尽发而事鲜依违。"①潘季驯的悉心保举使常居敬十分感激。后来常居敬升任刑科给事中，奉命于万历七年巡视潘季驯所主持河工，归朝后，他在一系列报告中对潘季驯的治河功绩作了非常精彩的总结和理论概括，对于促进朝廷支持潘季驯的治河工作起到了很好的介绍和沟通作用。
潘季驯也对此十分满意，后来他在亲自选编治河专著《何防一览》时，竟在第14 卷中一下子收录了常居敬撰写的七篇奏疏。可见他们在治河主张上的见解是多么的默契。第三位人物是当时致仕在南昌家中的原兵部左侍郎万恭。
由于万恭在明代中叶治河史上的特殊地位，以及他与潘季驯在治河思想上的特殊关系，我们在这里作一重点介绍。万恭（1515～1592 年），字肃卿，号两溪，江西南昌人，嘉靖二十三年进士。明人邓以赞在《两溪万公墓志铭》中介绍说：万恭很小的时侯，就以"弱冠就试乡学"，他的天质聪明给当时④ 《贺大宫保大司空印川公治河功成序》，见王世贞：《弇山人四部汇续稿》卷二七，《四库全书》第一二八二册，页三六三。
⑤ 《寿宫保大司空印川潘公六十序》，见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汇续稿》，《四库全书》第一二八二册。
⑥ 《御史大夫印川潘公七十寿序》，见王世贞：《弇山人四部汇续稿》卷三六，《四库全书》第一二八二册，页四八二。
① 《僦奄潘公墓志铭》，见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卷一一五，《四库全书》第一二八三册。
② 见王世贞：《贺大宫保大司空印川潘公治河功成序》。
③ 参见王世贞：《与潘中丞书》。
① 见《潘司空奏疏》卷六，《四库全书》第四三○册，页一一七。
任江西按察副使的徐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批他补博士弟子，仍时常在学习上"冠其曹"。嘉靖十九年才25 岁就"领乡书"成为举人。嘉靖二十三年登进士榜后授南京文选主事，历考功郎中。有一次寿王过南京，随行太监欲令诸官朝王妃，万恭独上前厉声斥之曰："礼不朝后，况妃乎！"此举遂止。
此事使万恭名声大振，就迁光禄少卿，入改大理寺。嘉靖四十二年北方鞑靼人兵寇通州，在首辅徐阶的荐举下，万恭升兵部侍郎代原任侍郎蔡汝捕，遂又代李燧任戎政左恃郎。万恭到职后，列上选兵议将、练兵车火器诸器，皆报可。后遭给事中胡应嘉劾，改任山西巡抚。刚到职，就遇"寇犯龙须墩，恭伏兵击却之。未几，寇五万骑至朔州川，恭与战老高墓，列车为阵，发火器，寇少却；忽风起，火反焚车，寇复大至；（恭）诸将殊死战，寇乃去。
事闻赉银币。巡抚故无旗牌，恭请得之。"万恭巡抚山西时，"滨河州县屈河套寇东掠，岁凿冰以防。恭为筑墙四十里，教人以耕及用水车法，民大利之。"①后于嘉靖四十四年丁母忧归。至隆庆六年春，方以故官总理河道、协助朱衡治水三年。又于万历二年四月被动，归家居20 余年，以后再未仕。
关于万恭与潘季驯的关系，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起源于如下一桩历史公案：究竟是谁在明代治河史上首先形成并提出了"束水攻沙"的治河理论？
前已述，万恭于隆庆六年春二月接替潘季驯任总理河道大臣。那可能是他们两人第一次直接交往。万恭治水三年，随后就写出了治河专著《治水筌蹄》，正是在这部著作中，万恭较为明确地提出了"以堤治河"、"束水攻沙"的观点。根据原水利电力出版社1985 年出版的《治水筌蹄》（影印本）
中编译者的观点，万恭的《治水筌蹄》成书及初次刊刻时间，"约在万恭任期以内"，现存最早藏本（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本）刊于万历六年前后。①根据这个线索，近些年来水利史界的有关专家几乎一致认为是由万恭首先提出"束水攻沙"理论，而由潘季驯加以实施和完善了的。②其实，通过前面音章对于潘季驯治河活动的介绍，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早在嘉靖四十五年潘季驯第一次主持治河期间，就提出了治黄保运的"复故道"观点，而到此时，万恭还从未涉足过治河事务；到了隆庆五年，潘季驯第二次总理治河期间，他在管河郎中张纯等人的协助下，已经通过认真的观察和总结，比较系统地提出了筑堤堵决、束水攻沙的观点，③而万恭从嘉靖四十四年丁母优回江西老家，直到隆庆六年二月方才离开家乡，以故官总理河道，协助朱衡治水，然后又于万历二年四月被劾，归家居20 余年，以后再未仕。由此看来，无论从治河实践的先后时间顺序，还是从有关治河观点提出的先后时间顺序上，万恭都决不可能在潘季驯之前。
当然，对于万恭的有关贡献，我们还是应当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应当承认，万恭作为潘季驯第二次治河的继任人，在实践上接受井进一步推行了治黄保运、"束水攻沙"的治河主张，在理论上也进一步总结并发展了潘季驯的有关治河思想，他的著作《治水筌蹄》在理论意义上也完全可以和潘季驯的《河防一览》形成姊妹之篇。虽然，《治水筌蹄》作为专著在书坊出版① 见《明史·万恭传》。
① 见朱更翎整编：《治水筌蹄》，水利电力出版社1985 年版，第3 页。
② 参见《治水筌蹄》整编说明，《中国水利史稿》（下册）等书。
③ 参见本书第四章的内容。
的时间可能要早于《河防一览》，④但是这并不能成为否定潘季驯在"束水攻沙"理论上首创地位的理由。
笔者认为，明代黄河治理问题上"束水攻沙"理论的首创者和最早实践者无疑都是潘季驯。万恭的地位在于进一步接受并在实践中推广了这个理论。万恭的《治水筌蹄》是在潘季驯的大力扶植下得以成书和刊行的。潘季驯晚年又在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这一思想。
还应当指出，尽管在万恭和潘季驯的治河著作中都没有谈到对方的影响和贡献，但是实际上两人之间确实有着相当密切的交往关系。其实，早在隆庆六年以前，潘、万二人就可能互有所闻。因为他们二人都算是前首辅徐阶的得意门生，都是由徐阶一手提拔起来的。嘉靖四十二年潘季驯从顺天府调入哀师大理寺任职时，万恭刚由大理寺少卿调任兵部侍郎，潘季驯对于万恭的为人不会不预闻；同样，潘季驯在嘉靖四十五年和隆庆五年两次总理治河的业绩，万恭也不会充耳不闻。特别是隆庆六年万恭接替总河职务之后，由于他以前没有搞过治河工作，更需大量借鉴潘季驯的有关治河经验，大量阅读潘氏留下的治河文件和档案。这样他无疑会对潘季驯其人其事有了更多的了解和敬意。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潘季驯隆庆六年以前所提出的治河见解和遗留的文字材料，实际上已经成为万恭写作《治水筌蹄》的直接素材。由于潘季驯、万恭之间有这么一段治河史上的交情，因此当万历四年潘季驯赴任江西巡抚之后，马上和住在南昌家中的万恭取得联系。两人会很快见面叙旧，谈起昔日治河的甘苦，河工上的旧人，河情的变化，乃至于交流治河经验，切磋治河方略，都应属自然之理。也许就是在这个时候，万恭萌发了总结昔日治河经验，编撰成书的念头。因此笔者认为，万恭的《治水筌蹄》不是在他主持治河期间写成刊印的，而是在他于万历二年被劾回家后，在江西的家乡里写作的。因为只有从这个时候起，他才有时间有精力去从容总结和整理自己治河三年的经验。而且笔者还推测，万恭《治水筌蹄》的写作手稿，一定经过潘季驯的审阅或修改。因为从书中表达的文字来看，许多观点和表达法部与潘季驯隆庆五年主持洽河时有关奏疏中的观点和表达法十分接近，两个人的思路也很容易衔接。因此我认为，万恭《治水筌蹄》的最早刊印时间下会早于万历四年，也许在万历五年的某个时候，而且刚一刊出，潘季驯就率先得到了万恭赠予的印本。这样，当万历六年潘季驯第三次赴任"总河"职务时，才会马上把这本同样代表了自己基本主张的治河专著托付给总河衙门里的下属官员，让他们作为本次治河的一本指导性工具书"重刊"印行了。
因为，如果没有现任总河潘季驯的点头应允和出面支持，决不可能由总河衙门里的一名官员出面，于万历六年公开刊行这样一本书的。①下面的几条史料，可以实际地证明在万历四年到万历五年的这段时间里，潘、万二人的特殊友好关系：史料一，万历五年十二月，潘季驯即将从江西离任之际，曾奏上一本《荐举人才疏》，其中特别荐举了江西的杰出人才万恭。文中写道："原任兵部左侍郎今听用万恭，高明爽朗之度，雄伟特达之才，论事真如指掌，投艰尤④ 《河防一览》的前身《宸断大工录》出版于万历八年，比《治水筌蹄》晚1-2年。参见本章第二节内容。
① 现存《治水筌蹄》最早印本（清华大学图书馆珍藏）下卷末页刻有"后学长洲张文奇重刊于南旺公署"。
据《山东全河备考·职制志》载,张文奇于万历五年至七年任"南旺分司"。此时正是潘季驯第三次主持治河期间，张丈奇乃其属可断犀。"显然，如果潘季驯对万氏没有熟悉的了解，是决不会作出上述评价，并专门荐举他的。另外，与万恭同时彼荐举的人中间，有原任广东按察司副使李才学，此君的儿子正是万恭的女婿。有原任南京刑部尚书李迁，他也是万恭的同乡和好友。潘季驯在疏文中称赞他们是："皆为江右杰出，所当荐扬者也，"①由此可知潘季驯在巡抚江西期间与万恭等人的交往是相当密切的。
史料二，潘季驯巡抚江西期间的奏疏文集《督抚江西奏疏》②于万历七年在王世懋的主持下第一次刊印成册时，文前就有李迁、万恭二人分别撰写的《序言》。其中在万恭所写的序言中，充满了对潘季驯治理才能的惊叹和赞美。他说：我与潘公相识在治黄的工作中，那时我就对潘公博大精深的"涣然之思"，视死如归的"浩然之气"，运筹帷幄的"汪然之度"感到十分钦佩。"余讶潘公技也，识也，固至是哉？"但在那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中，潘公没有能回答我的疑问，而是满怀冤屈默默地"返倬乎震泽，息揖乎霅溪，举余之所讶者尽弃之"。几年以后，天子复命潘公巡抚江右，那时的江西是盗匪横行，吏治不通，整个社会一片混乱。"大臣束手莫能治，小吏掩耳莫敢问。"但是潘公进入豫章之后，"日疏所以囹治安策闻于上，??逾年凡五十奏，制皆曰可，且下所部记录。"短短的一年时间，江西全境就恢复安定，社会面貌焕然一新。然后天子又召潘公大治河漕，潘公又使"饷道之安，复若江右之安。"万恭惊叹地说：按照人们的常识，"吴之舟不可以燕，晋之挽不可以越，尤不能使之驰，虎不能使之腾，技固有所不相通，识固有所不贯哉。"但是我现在所看到的却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潘季驯治国国安，治河河平，竟使不相通的知识和才能溶为一体，运用自如。"识者谓：潘公能以吴舟之燕，晋挽适越，又能以龙驰以虎腾，技涉乎相通之渊，识游乎相贯之原，非技亦非识，畿乎道矣！"对潘季驯的才识如此崇拜，把潘季驯誉为得道之人，这个评价可以说是相当高了。另外，潘季驯第三次治河的文稿汇编《宸断大工录》于万历八年第一次刊印时，万恭也是该书的首席参校人。
①这些史料说明他们之间不仅交往密切，而且思想观点也颇为沟通。如果潘、万二人关系只是平常，那么以万恭的身分、资历和个性，是决不会屈尊为潘季驯的著作写序言作校勘的。
史料三，万恭一生写了许多著作，可惜大多已散轶失传。其中有一部《洞阳子集》，大量记述了作者经世致用的珍贵思想材料，特别是详细记叙了从嘉靖到万历年间江西省实施"一条鞭"法改革的历史沿革。但国内几乎已见不到此藏本。本世纪30 年代，著名经济学家梁方仲先生在日本留学时，曾于日本宫内省图书宗见到此书，大为感叹："诚为天址环宝矣！"为此，梁先生大量摘录了此书中的原始材料，其中在《洞阳子集·再续集》卷一中，就有一篇《赠潘印川司寇序》，其中写道："万历丁丑（即万历五年），大江之西??吏又不能画'一条鞭'法，数议变更。百姓廪廪，莫必旦夕之命。
赈夫赈妇，又竟缘为奸，日以赝金撄人货，吏法令非行也。天子又亟出潘中丞治大江之西。逾年，定条鞭，严保甲，清驿传，通万历制钱法，??百姓① 《荐举人才疏》.见《潘司空奏疏》卷七，《四库全书》（影印本）第四三○册，页一八七。
② 《督抚江西奏疏》及其《序言》，明万历刻本，北京图书馆古籍部善本室珍藏。
① 参见《明经世文编》中所录《宸断大工录》。
为之谣曰：'条鞭遍天下，保甲甲天下，驿传传天下，钱法法天下。'诚德之也。"①文章大约写于万历六年初潘季驯彼任命为刑部右侍郎之时，是对潘季驯巡抚江西期间所作成绩的一个高度总结，其褒扬赞美之词跃然纸上。表明在改革朝政、推行"一条鞭"法问题上，万恭与潘季驯也完全是站在同一政治立场上，是潘季驯巡抚江西期间的坚定支持者。当然，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潘季驯与万恭的私人交情决非一般。
① 参见《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中华书局1989 年版、页一九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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